寇准由于受书香门第的熏陶，自幼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十九岁时就赴京应试，一举中第，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
寇准性格正直、诚实。当时宋太祖殿试取人，常常到殿前平台上看着应试者提问，对年纪轻的人，常常不屑一顾。因此，有人让寇准增报年龄，他回答说：“我正准备踏上仕途，怎么能欺骗皇上呢？”他在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由于寇准为官期间政绩突出，有利于宋王朝政权的巩固，故受到宋太宗的信赖，连连升迁。当时，恰逢太宗下诏，让百官上书直言进谏，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众卿都建议与辽国讲和，而寇准却大胆直言，反对讲和，并据理陈词，力排众议。宋太宗见寇准胆识过人，才干超群，因此对他尤为器重，拜寇准为枢密院直学士。还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因说话不合太宗心意，太宗大怒而起，欲退朝回宫。此时寇难并未因太宗发怒而罢谏，相反，却上前扯住太宗的衣角，让太宗坐下来，继续听他直言陈述，直到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当即决断之后，才肯罢休。寇准这种为国计民生之大事，敢于在威怒之下的皇帝面前，不怕丢官，挽衣强谏的精神，与前朝名相魏征不相上下。所以，当太宗息怒之后，仔细想来，寇准能如此忠勇直谏，实属难得，对他颇为赞许。太宗对近臣说道：“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征一样。”
在两次废立太子的重大事件中，寇准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和善断大事的品质。一次是废楚王赵元佐太子。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由于营救太宗之弟赵廷美没有成功，得了心病，行为变得粗暴残忍。身边的人稍有过失，他就用残酷的刑罚处死。太宗多次训诫他，始终未见好转。重阳节那天，太宗设宴招待众王，元佐因病刚愈没有让他参加。到了半夜，为了发泄愤懑，元佐竟把妻妾关闭起来，纵火焚烧宫室。太宗因此大怒，意欲废掉元佐，另立太子。当时寇准在郓州做通判，太宗召见他问道：“你试着为朕决断一件事情，太子的所作所为太无王法了，日后必定有夏桀、商纣一样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拥有兵甲，恐怕因此会闹出大乱子。此事如何是好？请您替我筹划一个万全之策。”寇准说：“请陛下找个机会，命太子代您主持某项典礼，他左右人员必定随行，然后陛下派人往东宫仔细搜查，果真有不法的事情，等太子回来拿给他看，把他废除。到时候只要一个太监的力量就够了。”太宗接受了寇准的计策，趁太子外出，派人从他的宫中果然搜出了许多刑具，有剜眼睛的、抽筋条的、割舌头的等等。在大量物证面前，元佐只好低头认罪，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废黜了，没有发生任何风波。另一次是立襄王元侃。那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当时太宗已近暮年，为立太子事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加上身患脚疾，疼痛难忍，真可谓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此前，有冯拯等人上疏，请求早立太子，太宗盛怒之下，把他们都贬到岭南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立太子的事。但太宗毕竟年事已高，立太子继承皇位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此时的太宗，亟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与他为伴，向他一吐衷肠，以求得心理平衡，并共同谋划另立太子之事。太宗想起了被他贬到青州的寇准，想起了他直言进谏、为国尽忠的种种好处，不免有所悔悟，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下诏书召寇准回京。当太宗闻报寇准上殿进见时，便急忙宣入。待寇准参拜已毕，太宗先让他看看自己的脚病，随后赐坐，并问寇准：“爱卿为什么来得这样迟缓？”寇准回答：“臣不见您的诏书召还，是不敢擅回京师的。”太宗对寇准的回答并不介意，只想尽快听到寇准关于确立太子的意见，便马上转换话题。他问寇准道：“爱卿看我这些儿子当中，谁可以继承皇位呢？”寇准此时虽然心中有个人选，但不知太宗心中倾向于哪一个，因此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于是他只给太宗提出一个选立太子的原则。寇准回道：“陛下为天下人选择君主，与妇人、宦官商量，是不行的；与近臣商量，也不行；只要陛下您自己选择能符合天下人所期望的人，就可以了。”太宗听罢，低头思之良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你看襄王元侃可以吗？”其实寇准心中所想的也是襄王元侃，于是连忙说道：“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您当即决定。”立太子的事，君臣二人就这样决定了，太宗从此了却了一桩心事。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宋太宗正式立襄王元侃为皇太子。当太子到宗庙参拜行礼回来，京城人民夹道观看，欢呼雀跃，有人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甚是不悦，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怕太宗改变主意，便急中生智，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听寇准如此一说，觉得自己在臣民心中的地位仍属于太子之上，便马上高兴起来。又入后宫，把此事说给皇后、嫔妃知晓，后宫的人又都出来庆贺。太宗乘兴命人摆宴，与寇准共饮，待醉方休。
寇准主张执法公正，断案如鉴，反对徇情枉法，以权谋私。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春，大旱无雨，又闹蝗灾，加上前一年火、蝗、旱三灾并发，所以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召集近臣进殿，询问他们处理朝政是否有不当之处，因而触怒了上天，大臣们都说这是天意如此，我朝朝政并没有什么错处。然而寇准却回答说：“《尚书·洪范》说，天人之间，互相感应，如影随形，如响随声；现在出现了大旱之灾，证明我朝施用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听后不悦，转身退入宫中。过了一会，太宗又召见寇准，问他什么事情处理不公平。寇准说：“请召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大臣前来，我就说。”于是太宗下诏，召二府大臣进入内宫。寇准说道：“前不久，祖吉、王淮皆因违法受贿而被治罪。但祖吉贪赃少却被杀了，而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虽然侵吞自己主管的国家财物多至千万，反而只受杖刑，又官复原职，难道这不是不公平吗？”太宗问王沔，此事是否如寇准所说，王沔无可辩驳，只好叩头谢罪。太宗又狠狠地斥责了王沔。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宋真宗任寇准为宰相。同年九月，辽军有小股游骑侵犯宋边境，作战稍有不利，就急忙引军退却，似无大举进兵与宋军交战之意。寇准接到此一军情报告，料定此为辽国兴兵南下大举侵犯的前兆，故立刻上奏真宗说：“辽军此举是想麻痹我们。我们应当加紧训练部队，任命将帅，并且要选派精锐部队占据军事要地，以防辽军大举进犯。”在寇准的建议下，宋军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果然不出寇准所料，同年十一月，辽军大举南下。辽国萧太后、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大将萧达揽率军二十万直进中原，军情十分危急，宋廷惊慌失措。一个晚上竟有探马飞报五封军情机密文书送达相府，而身为朝廷重臣的寇准却十分镇定，他对紧急军情文书连拆也不拆，照常饮酒，谈笑如常。第二天，有人将此事奏报真宗，真宗大惊，责问寇准为何如此？寇准回答说：“陛下想了结此事，不出五天定见分晓。”真宗问寇准有何退兵良策。寇准提出要真宗御驾亲赴澶州（今河南濮阳）坐阵，这样必能克敌制胜。他认为皇帝大驾亲征，宋军必定团结和睦，士气高昂，军威振奋，而敌人自然会闻风落荒而逃。否则，宋军人心涣散，敌人乘胜而入，大宋天下难得太平。朝内群臣见寇准提出要真宗御驾亲征，感到事情重大，也怕随驾前往，因此个个胆战心惊，纷纷准备退朝，以免皇帝怪罪。寇准见群臣如此委缩退却，心中甚是不悦，便严辞厉声制止。真宗皇帝也感到十分为难，想要回到内宫，然后再议决此事。寇准一看真宗皇帝有不愿亲征之意，一旦回宫，这件事就难办了。就对真宗说：“陛下一进去，群臣就再难见到您，那就要误大事了。请您不要回宫。”真宗在寇准的强谏之下，万般无奈，只好同意讨论是否亲征事宜。
当时朝廷大臣对御驾亲征一事意见不一。寇准和毕士安等人，力谏真宗亲自率军征辽。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大臣陈尧雯等人，则力劝真宗南迁避乱。王钦若是江南人，他主张真宗南迁金陵；陈尧雯是四川人，他力劝真宗驾幸成都。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问寇准怎么办？寇准心知王钦若、陈尧雯都在为自己打算，他假装不知道，说：“谁个为陛下筹划如此下策，其罪当斩。陛下神明英武，将臣团结和睦，如果大驾亲征，敌人自然闻风丧胆。即使不亲征，我们出奇兵来挫败他们的阴谋，或者坚守来疲劳他们的士兵，持劳逸之势，我们也能稳操胜券。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去金陵、成都？”寇准这一番话。义正词严，合情合理，真宗亲征的主意才决定下来。
同年十二月，真宗亲率大军行至澶州南城，当时辽军气势正盛，众人都请真宗住下，以观察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进止。而寇准则坚决请求真宗继续前进。他说：“陛下如果不过黄河，则人心更加恐惧不安，不能壮我军威以压住敌人的气焰，乃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况且，现在我军有王超率领的精锐部队驻扎中山，扼杀咽喉要地；又有李继隆、石保吉分别领兵于两侧布成大阵，控制左右要冲；再加上各方援军陆续抵达，陛下为何还生疑虑而不敢前进呢？”寇准见自己陈说利害、促驾前行势单力薄，故退下找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商量。寇准问高琼说：“太尉深受国恩，今日何以报效国家？”高琼回答：“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寇准很高兴，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高琼听，然后两人一起去见真宗。寇准说：“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何不问问武将高琼的意见？”高琼立刻抬头上奏说：“寇准的意见是对的，望陛下采纳。”寇准不等真宗开口，又对高琼说：“机不可失，应催促皇帝马上出发。”高琼便命卫士备好车辇，于是真宗渡过了黄河，来到了澶州北城的门楼之上。远近的宋军望见帝辇的华盖，无不欢呼雀跃，军威大振，其声音数十里之外都能听见，而辽兵听到宋军的欢呼声，个个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真宗到澶州后，委托寇准全权处理军务大事。寇准治军号令严明、处事果断、指挥有素。士卒既畏惧又心悦诚服。不久，辽军数千骑逼近城下，寇准命令士卒出击，斩杀活捉了一大半，扭转了被动局面。后来，辽军统帅萧挞凛亲临战场督战，宋军威虎军头张瑰守用床子弩，一箭射中挞凛前额，挞凛中箭身亡，辽兵只好退去。宋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北城之上坐镇指挥。过些时候，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但见寇准正在饮酒、下棋，歌声、戏谑声、欢呼声，不绝于耳。真宗得知后，高兴地对左右说：“寇准如此从容镇定，我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辽国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太后只好派使前来澶州，请求罢兵议和。辽国提出要宋朝把关南的土地让给它。宋真宗说：“辽国使臣所说割地一事，毫无道理。若只索要金银玉帛，对朝廷大体倒无甚伤害。”但寇准却不愿给辽国金银玉帛，而且还提出要辽国向宋朝称臣，并献上幽、蓟二州的土地。他向真宗献策说：“只有这样，才可保边境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之后，戎狄又起贪心了。”真宗急于求和，对寇准说：“数十年后自然有守土尽责之人，我不忍心百姓生灵涂炭，姑且按辽国提出的要求讲和算了。”并立即派曹利用前往辽方谈判。真宗对曹利用说：“实在不得已，就是百万钱也行。”寇准得知此消息后，召曹利用到帷幄之中，对他吩咐道：“虽有圣旨，但你答应辽国如超过三十万，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到了辽国，最终以白银十万两、丝绢二十万匹为代价与辽方达成和约而还。辽国派遣阁门使丁振带着盟誓条约来宋，以兄礼事奉宋真宗，引军回北方去了。这一次，寇准虽然未能彻底改变宋朝给辽国输送金银玉帛的结局，但却保住了宋朝的北方领土，并且使经济损失控制在一定的限度。
澶州之战，宋军大胜辽军，首功当归寇准。宋真宗对他特别厚爱，寇准也十分得意。但王钦若因当初请驾南迁一事，当众遭到寇准痛斥，故对寇准怀恨在心，总想借机谗言陷害寇准。一天，真宗召见群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走一步，真宗目送着他离去，久久地看着他的背影。王钦若一看时机已到，便乘机进言说：“陛下如此尊敬寇准，那您看他是不是匡扶社稷之臣呢？”真宗说：“当然是了。”王钦若说：“澶州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还把它当成寇准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不觉愕然惊诧，忙问其中缘故。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而陛下为万乘之主，与虏订盟于城下，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真宗愀然不乐。王钦若又进谗言说：“陛下知道赌博吗？博者赌钱非输光不可，常常罄其所有以做抵押，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您成了寇准的‘孤注’了，这是很危险的呀！”真宗听了无耻小人的谗言，逐渐疏远寇准，罢了他的宰相之职，降为刑部尚书，外任陕州去了。
寇准，作为一名忠臣良将，才华出众，刚直果决，他有勇有谋，能为国家效力，有胆有识，能为百姓造福，堪称国家股肱之臣。但他终于没有逃脱忠臣遭谗、良辅被贬的厄运。除了遭王钦若的谗言，被贬陕州外，他又被自己的门下参知政事丁谓谗毁，连连被贬，最后死于雷州。丁谓起初对寇准十分恭谨，有一次，寇准在中书省吃饭，胡须沾上了汤羹，丁谓看到后，赶紧站起来给他轻轻擦拂，寇准笑着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为惭恨。后来，寇准对宋真宗说：“丁谓是个谗佞之人，不可以让他辅佐少主。”宋真宗听纳了。此事本来别人都不知道，但寇准自己有一次喝醉酒泄漏了出去，让丁谓听到了，于是丁谓竭力罗织罪名，挑拨是非，不断向皇帝进谗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寇准被罢相后，又相继三黜，再不得复起。
寇准于贫病交加、心情抑郁中去世后，宋仁宗调任他为衡州司马的诏书才下到雷州贬所，可惜寇准再难从命赴任。其妻宋氏请求将寇准尸骨归葬洛阳，宋仁宗准奏。在寇准灵车北归洛阳的路上，沿途官府百姓都设祭哭拜，并在路旁遍插竹枝，上面悬挂着纸钱。一个月之后，插在路旁的竹枝上都生出新笋，百姓纷纷议论，寇公之死，感天动地，插竹生笋，乃是寇公高风亮节感化上天所致。为此，百姓又为寇公修祠筑庙，并年年按时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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