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坼的黄土地，带给陈超的是一个短暂而孤单的童年。红色年代，陈超的童年也有小小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是孤单。儿时的陈超和其他同龄的小伙伴一样对身边发生的事更多的是好奇，他们当时最高兴的事就是喜欢“爬卡车”。在那个年代，包括陈超在内的青少年是如此的痴迷那些解放牌的绿色大卡车，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穿上草绿色的军装、挥舞着红旗，乘上飞速奔驰的卡车去革命……曾经有一段时间，陈超经常和其他四五个要好的小伙伴去爬卡车。看着卡车开过来后，他们这些小家伙就拿出吃奶的劲飞速追赶着卡车然后借助惯性抓住卡车的后车沿，然后将腿搭在车帮上，也享受一回“飞翔”的快乐。而当陈超为此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母亲正愤怒地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赶。而年幼的陈超哪里在乎和懂得母亲的担心与苦心，在他年幼的记忆里，破败的灰砖墙上粉刷的红色标语“不怕大风大浪，勇做革命红闯将”永远留在了童年斑驳的记忆深处。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的陈超只有八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串联、造反，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没有小小陈超的份儿，他只能“遗憾”地望着那辆满载着革命青年的红色列车在轰响中开走，但是，在一个孩童的记忆中，那个疯狂的年代和失去理性的青年却以特殊的难以泯灭的方式定格、放大。那是怎样一个红色的年代，年轻的一代人曾经是如此的疯狂，如此充满理想主义的冲动与激情，但是，当政治风暴吹散，留下的只能是无尽的被愚弄的创伤与血痕。小小的陈超也不能例外。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陈超当上红小兵连长。在一次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上，陈超和其他同学开始批斗王老师。王老师在当时被扣上了种种罪名，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而连她一贯微笑、慈祥的表情都被看成是别有用心的“克己复礼”。在批斗王老师的时候场面相当混乱，年幼的陈超因为高度紧张而一时忘记了事先备好的台词，小脸憋得通红，而此时正弯腰赎罪做“喷气式飞机”状的大汗淋漓的王老师，却艰难而痛苦地转过深埋的脸悄声对小陈超说：“孩子，慢慢想，别着急”。这难忘的一幕同样刻在了陈超的记忆里，在那个动乱年代，王老师那句安慰的话让陈超茫然，因为他只觉得王老师是个好人，很像自己的妈妈……暴风雨下没有一个安静的鸟巢。文革时期，在山西省委工作的父亲同样没有避过那场政治灾难，整日整夜地受到批判，写检讨，而母亲此时也无暇顾及小小的陈超，所以陈超被送到河北的奶奶家。而当时幼小、懵懂的陈超还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更不能理解父母的灾难与痛苦，他一心向往的只是燕赵大平原的一草一木和乡下慈爱的奶奶，他高兴的是没有人再约束、管制自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在一场还未消融的大雪中，喧嚣不已的高音喇嘛，漫天飞舞的红旗和穿着草绿军装的红卫兵增添了太原火车站的温度，一辆火车由太原缓缓开往河北，连同一颗尚显幼稚的童真，“令我羡慕的红色列车开走了/为爸妈想，我也装出凄然。/可我的心早已欢跑在奶奶的田野，/‘再也不用读书啦，我要一个人串联’”。老式蒸汽机喷出白色的烟雾，尖厉的汽笛长鸣，没有人能够看清前方的路……陈超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翻天覆地的“文革”中度过的，他的青春岁月是敏感而脆弱的，一代人被无情地卷到海岸，而更多的人则被卷入到无边无际的海水中，被吞噬了青春，淹没了人性。
出生于平民家庭的陈超却酷爱读书，而书籍也成了陪伴他的最好的朋友。幼小的他会独自一人走出阴暗窄仄的胡同，踩着冬日里僵硬的车辙印去一个小书铺去租一本两分钱租金的黑乎乎、油腻腻的小人书（连环画），每次都乐此不疲。父母在“文革”时期偷偷藏下了十几本书，而《红楼梦》尤其是其中的诗词成了陈超文学启蒙的老师，陈超最初的文学练笔也是从格律诗开始的。一九七〇年，陈超进入太原铁路一中读书，陈超兴趣广泛，热爱文艺，成为文艺宣传队队员。陈超嗓音洪亮充满迷人的磁性，而他的歌声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二〇〇三年非典肆虐的时期，由于我当时正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书而滞留在秦皇岛，不能按时返回石家庄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在其他同学完成答辩的那个夜晚我才克服种种困难赶到了石家庄，在阔大的华北平原上我感受到了空前的寒冷与荒凉，尽管此时已经是五月。当时河北师大校园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未经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学院领导的批示我是不可能进入学校的。但是令我感动的是陈超、郭宝亮、马云、张俊才、崔志远等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却不管什么非典不非典，让我参加了其他同学毕业答辩之后的聚餐。其间，陈超鼓动我唱一段唐山老家的皮影，而陈超则以一曲高亢、婉转而又缠绵悱恻的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而技压全场，引得很多女生在多年后还念念不忘那个令人热血贲张的场景。
一九七一年，这时的陈超十三岁，正在太原铁路一中读书。一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老师将陈超等几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留了下来，传达区教育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让这些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集中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集中节目排演，并与其他区的宣传队抗衡。这个消息使陈超整个晚上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快到凌晨的时候才辗转入睡。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青少年而言，包括陈超在内，社会对知识的漠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教条使得他们都沉浸在知识之外的喜悦当中，而能够和一群有艺术特长的朋友们一起唱唱跳跳，在舞台上赢得掌声确实是相当令人幸福和激动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陈超就和其他的宣传队队员一起到新校报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但是在那个红色年代，一个个热血贲张的少年和青年不能不以特殊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课间休息的时候，来自不同学校的十几个男生齐刷刷地跑进厕所。当时的厕所就是一排溜的蹲坑，要是到了夏天，身后是成群成群的苍蝇，而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会冻得人屁股发麻，牙都哆嗦得咯咯响。而陈超他们这些十几岁的男生进厕所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吸烟，在他们看来吸烟就是长大成人的一个标志，甚至一个漂亮的吸烟动作和喷出的好看的眼圈，都能够成为人前炫耀的资本。当这些大孩子在厕所一字排开，陈超掏出八角五分钱一盒的“红玉”，自己叼上一支并分给旁边的同学，而其他的同学抽得更多的则是二角八分一盒的“战斗”，这盒当时看来已是相当昂贵的“红玉”也成了满足小小陈超的虚荣心的“法宝”，要知道这盒烟是陈超从父亲那里偷来的。但是也是这盒“红玉”和其他同学对陈超的羡慕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在陈超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被一个来自铁路小学的膀大腰圆的外号叫“棒子”（当时小有名气的唢呐手）的人给叫住了，不容分说，“棒子”朝陈超猛一挥手，险些碰到陈超的鼻子，然后佯装整理自己的军帽，而这正是当时流行的表示鄙夷和挑衅的动作。如果陈超此时默不作声，那么今后就只能俯首称臣，唯“棒子”马首是瞻。还没容陈超反应，陈超的哥们甘宏已飞快地转到“棒子”身后，用双膝撞击双膝，“棒子”一下子跪在了操场上。陈超趁机上前对准“棒子”的头部接连猛击，“棒子”软了，服了。从此，陈超无形中成了“头头”。对于陈超他们这些正处于萌动期的少年来说，宣传队的女同学无疑有着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每个人都找出了自己钟情的“对象”，大家一起互相化妆、帮忙，一齐打饭甚至偷偷地约会。和陈超要好的“对象”是一个很文静的弹中阮的女生，他们俩显然比其他的人更安静，更纯真，也够情投意合。那段在一起的日子，留下了“初恋”的美好记忆。在关于文革的电影叙事中，尤其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中反复出现红色经典电影《红色娘子军》的音乐，那一个个带有红色年代印记的中国式芭蕾舞也多少成为那一代年轻人暧昧的两性憧憬。而陈超在文艺宣传队的日子，在批资反修的革命的火热声浪中，那颗鼓胀的青春火焰也在那个难以想象的禁欲年代悄悄地燃烧。那天陈超他们照例外出文艺汇演。演出结束后，其他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还要进行徒步拉练，而幸运的是陈超和他的“对象”负责乘卡车押运道具和乐器。那个年代，这小儿女的情感是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道德禁忌的。当两个人在朦胧的月光下，在行驶的卡车上，在徐徐的晚风中单独相处、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都是如此的紧张，面孔潮红，连军大衣下面的心跳都失去了节拍，但是他们仍极力克制着情感的潮水的冲荡，痛苦的眩晕啊！当卡车驶上一个陡坡时，因为惯性她和陈超撞在了一起，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终于抱紧在一起，嘴唇和嘴唇在慌乱地寻找，而他们的身边就是红旗、小号、战鼓、军装，革命时代的情感就是这样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戏剧性，“唇和唇慌乱地碰在一起/红色情欲中的陷落是更刺激的越轨的陷落//已望到电厂的散热塔/颓废的时间还剩三分钟的路程/吴琼花逃亡的身体在努力加速/他的手畏葸地撞到她红军军服下无辜的乳房//修就修吧，热泪迸涌/纯洁，请原谅他们再起义三分钟/当虚弱的心在黎明的湿漉中警醒/悔愧的他们已彼此回避着犯罪的眼神”（《回忆：赤红之夜》）。正常的爱的冲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无异于“犯罪”，这次小小的“冒犯”让我们感受到疯狂的年代是如何压制和泯灭着正常的人性。这种当时看来“修正主义”的举动尽管是短暂的，但是真挚的情感冲动是最真实的，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但是这段青涩、清纯的情感也有浓浓的感伤，初恋可能总是以感伤结束，陈超也不能例外。当这个女孩得到被南京军区歌舞团招文艺兵入伍的消息时，她和陈超既喜悦又忧伤。临行前的那个晚上，风很大，夜很冷。她和陈超有一步没一步地走着，最后他们在铁轨枕木厂的仓库后门告别。分别之际的忧郁和伤感笼罩着他们，他们只能用拥抱来安慰彼此颤动的心。临别前，她送给陈超一块蓝色的手帕，里面是她弹琴用的“指甲”。而这次分别竟成了陌路。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陈超他们的这支文艺宣传队又被集体调到太原的另外一所中学，陈超他们已经能够整场整场地演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样板戏了，而且《洗衣歌》、《毛主席的光辉照祁连》、《丰收舞》、《风雪小红花》、《雪里送炭》、《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等舞蹈已经是远近闻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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