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上生日月，天涯作别离

    胡兰成说，她喜欢在阳光漫洒的清晨用透明玻璃杯泡一杯红茶。然后，躺在茵茵青藤下的长椅上，一个人长时间缄默不语。

    彼时，流光从记忆深处开了花。她喜欢看向遥不可及的天空，或是低下头俯视一只只穿梭往复的蚂蚁。

    年轻时的张爱玲，像极了刚沏好的红茶。

    她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爱女。

    在良好家庭条件的熏染下，她从小就热衷于读古典文学作品，也擅长绘画、钢琴和英语。

    那些在墙壁上斑驳了的时光，一片片剥落了她的青春，一片片剥落她的过往。

    二十多岁，她踏着矫健又青涩的步伐初涉文坛。凭借一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短篇小说，在世界大都市上海一炮走红。

    随后的时光里，她的每一次落笔都惊艳了文坛，每一次发表都绽放了青春。她宛如万花丛中盛开的牡丹，带着淡雅迷人的香味，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

    从此，她开始游弋于文学的海洋中，笔耕不辍，写下不可胜数的佳作。然而，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放荡不羁。

    他叫胡兰成，比张爱玲大14岁。

    如若他不是在夕阳倾泻下的紫藤椅上看了那篇《封锁》，也许他至今都不可能认识张爱玲。然而正是那一次巧合，才使他发疯一样地追寻她的踪迹。

    从一页页跳跃着热情与浪漫的短篇故事，一直追寻到她的住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在命运的拼凑之下，他们见了面，并于黎黑的长夜中畅谈了五个多小时。

    她爱上了他的拘谨含蓄，他爱上了她的冷傲情深。

    然而，爱情之于他们不过是天涯边来往的鸿鹄。

    在鲜花烂漫的季节里，于最美的年华相逢，又于最难以割舍的年纪别离。

    胡兰成的爱来得汹涌，去得急促。

    他爱张爱玲时曾说：“我只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皆成为好。”不爱她时，却一边勾搭年轻的寡妇范秀美，一边用张爱玲的钱养护士小周。

    于张爱玲来说，当爱上一个人时，她曾付出全部的真心。掏心掏肺，哪怕明知被骗，也心甘情愿。

    然而，时间久了，千疮百孔的心也会碾碎成泥。

    她终究做出了抉择，离开胡兰成占据的堡垒，寻找另一片充满阳光和爱的岛屿。

    分手时，张爱玲给他留下一笔丰厚的钱财，并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离开了胡兰成，她仿佛脱离了黑暗的束缚。在泪和恨的翻涌下，她写下了《十八春》、《小艾》等作品。

    1952年，张爱玲乘着轮渡划过绵延的海岸线，来到香港。

    她深居简出，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了很多外国名著，也在空闲的时间里博览群书，以消磨一个人沉闷无趣的时光。

    1954年，没有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小说成了她此生唯一的希冀。

    她有过消沉，有过痛心。但想到世上还有一个执着的梦，还有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她突然又从迷茫中清醒过来。

    这一年，她34岁，不老，也不再青春。

    1955年深秋，黄昏渐近，夕阳晚照。

    张爱玲一个人踏上奔走异国的征程。她还不知道，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生活又将带给她怎样的挑战。上次离开，也是同样的黄昏。但不同的是，那时她风华正茂，满怀一腔热血。至少远行，终究有回来的一天。

    而今，当她坐上“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轮渡，遥望愁云凝重的海陆。突然，几分失落，几分感伤。虽然要去的地方是美国，一个世界上很发达的国度，但那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浪漫唯美的文坛，更没有志同道合的笔友。她想起生死未卜的以后，就觉得像是无形间被放逐，到另外一个地方流浪。

    站在甲板上，扶着粗壮的桅杆，她的心被黑如暗夜的潮水吞噬。在清风徐来的时刻，她忽然想起爱因斯坦临死前说的话，一字一句，仿佛针扎。

    ——如果一个人在30岁之前未达到科学上的成就，那他永远都不会有。

    永远都不会有？

    她如今35了，已过了30岁。文学上依旧庸碌无为，未有拿出手的成绩可言。一辈子就这样沉沦下去，做一个流浪海外的漂客？

    她不甘心，也不愿服输。

    张爱玲一直固执地认为，美国将是她实现梦想的舞台。不假时日，她可以载誉而归，不用再躲躲藏藏。而世上的人，也终将抬起头来看她，不再是贬到尘埃里的蔑视。

    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让张爱玲开心的。她即将离开之时，宋淇夫妇来到渡口送她。黄昏的秋风吹起张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在一声声泪语的告别中，她渐行渐远，而宋淇夫妇仍旧在原地遥遥相望，传达着无尽无穷的思念。

    大海，黄昏。

    一生有多少梦被揉碎在遥远无垠的海岸线？连同她小小的执着，一起随着海鸥漫过波澜不惊的海面。

    她从没想过，当签下难民法后，自己将如何过活。“克里夫兰总统号”并非一个“游轮”，它承载着张爱玲一生的命运，如今若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953年，美国曾颁布了一条法令，也就是世人常说的难民法。张爱玲，正是在危急关头，于查理德·麦卡锡的担保下，签下了主宰她一生命运的合约。从今而后，她要长居海外，永生永世留在美国。

    彼时，梦也好，泪也罢，忘不掉的，忘掉的，都已不重要了。

    遥望远方，湛蓝色的是海，赤红色的是天。浮华的红尘早已将她的心掏空，所剩的不过是还能经受住风吹雨打的躯壳。

    一阵长叹后，她闭上眼睛深吸大海的气息。蓦然，清爽、舒适，一切忧愁都随着轻飘的浮云渐行渐远。

    回到船舱后，张爱玲心中忽然泛起了太多的渴望。她铺开一张崭新的信纸，决定要和最好的朋友分享一路上的喜悦。信的开头，她亲切地写道：“亲爱的文美。”

    但写完称谓后，她却突然止笔了。一声浅浅的抽泣，不响，也不沉闷。好像船外泛起的海花，那样轻，又那样漫不经心。

    原来，虽然刚刚离开，她却已经止不住地想念了。

    这封信从离开香港写起，走走停停，断断续续，一直写到美国。每到一处地方，每见一幅画面，每遇到一个人，都成了她和文美最美好的谈资。就这样，一封洋洋洒洒近六页的信，被张爱玲生动地写下。

    她颇有感伤地写道：“也许你会想我是受恐吓，怕许久不写信你就会不回信，所以赶紧写了来。事实是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就写下来。你们一切都好？代替双十节的放假，出去玩了没有？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1955年10月24日，张爱玲收到了邝文美给她写的信。在墨香犹存的信纸上，仍旧跳跃着文美一声声叮咛。她在百感交集之下，竟有说不完的激动。顿时，她觉得美国也没有那么远。因为大家都在牵念着她，纵使天涯海角，也有一种灵犀。

    张爱玲的心是炙热的，仿佛冬天洒过的阳光。越是寒冷，越是温暖。她和宋淇夫妇相交二十多年，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想来，也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旅程。

    后来宋淇曾回忆说：“廿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资料来自于宋淇《在香港》，《永远的张爱玲》，P211）

    1955年11月，“克里夫兰总统号”在美国的旧金山入境。她下了船后，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一座城市的繁荣，就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潮，乘船到了旧金山50号码头。然而，她没有休憩，又坐上异域风味浓厚的出租，来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纽约。

    在繁华的纽约，她看到了耸立的高楼，看到了喧闹的港口，看到了错落的街道，也看到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汽车……

    虽然很美丽，也虽然被繁华充斥着，但却透露着美利坚文化独有的符号，可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所以，一向外冷的张爱玲很自然地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她遇到了一群陌生的人，也开始了一段陌生的生活。然而，炎樱的出现，就像一朵梅花悄悄在寒冷的冬季送来一抹暗香。

    在美国初次见到炎樱，张爱玲仿佛被青春上身，蓦然想起在香港上大学时的点点滴滴。那时两个人一块嬉笑怒骂，又一块天南海北地胡侃。她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熟悉的校园，进而辗转到远离亲朋的海外。也未曾想到，多年后的相见，竟早已被时光狠狠欺骗，彼此已然人近中年。

    被晨曦萦绕的炎樱是开朗的，仿佛一个没有经历过沧桑、落寞的孩子，随处可见朗朗的笑容。

    而她呢？

    命运好像总爱与她开玩笑，让23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应谶成真。12岁时，张爱玲写过一篇《不幸的她》。

    文中大体上说，一对相亲相爱的姐妹，阔别十年再聚首。然而物是人非，她们不再风华正茂，也不再秀丽俊美。岁月的洗礼终让一个人幸福美满，另一个人飘零无依。所以，当一切华丽地谢幕之后，炎樱生活得很快乐，她却独在美国流浪。

    现在，她就是那个无处安身的飘零客。

    因此，张爱玲是感性的，对于往事，她有自己独到的回忆方式。不论朋友也好，亲人也罢，都在她回旋往复的思念里轮回。那些老去的年华，不仅没有从她的心田中洗涤尽，反而像酿成的美酒，飘来醇美的香味。

    张爱玲初到纽约之时，还没有地方栖息。所以，暂时投宿到炎樱家中。在她的眼中，寄人篱下的滋味是极其不好受的。虽然她和炎樱关系很好，友谊也平淡中见真情，但张爱玲的性格是独立的，当年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她们就很经济分明，况且是住在朋友家，并未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

    她在心中挣扎和乞求：我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需要一处僻静的院落，而非在他人屋檐下过活！

    直到后来，张爱玲找到了一间职业女子宿舍。虽然房子很破旧，天天被形形色色的贫困女人环绕，但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她觉得还不错。

    张爱玲满怀一腔热忱来到纽约，准备找好时机大干一场。没想到，在炎樱家住了一星期后，却等来一个极其振奋的消息。

    炎樱要带她去见胡适，一个在中国政坛和中国文坛都响当当的人物。

    1949年4月，曾经在中国政坛显赫一时的胡适黯淡了光彩。

    他不再过问时局动荡的政事，也乘着豪华的客船，在碧海蓝天下，随着一群追求自由的海鸥来到了美国。

    曾经有多少豪情壮志被揉碎在浮藻间，沉淀成了彩虹似的梦？

    如他，一身才华和思想被埋没，只得远渡重洋，从此开始了飘零闲居的生涯。

    早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多少政界、文化界的人视他如恩师。抗战以后，他又担任驻美大使，集万千骄傲于一身。

    而今，繁华荣耀转瞬即逝。

    他丧失了挥金如土的钱财，也不再有高高在上的官衔。

    他晚年生计清苦，竟连佣人都请不起，一直依靠拿笔的双手操持家务。在夫人江冬秀来纽约之前，所有的大事小事，他都要亲力亲为。

    纵然有时劳累，有时清闲，但少却了红尘中的负担，一心扑到《水经注》的研究上，也为他的生活增色不少。在与晚辈友人的一次畅谈中，他颇具感慨地告诫他人：“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他是在告诫他人，又何尝不是慨叹自己？

    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衣食无忧，到如今竟连一份像样的差事都谋求不到。尽管年轻时他曾荣膺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

    但若想在人才济济的美国谋职，仍旧困难重重。直到1950年5月，胡适在百般努力之下，才从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求到小小的管理员职务。然而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没能维持多久，也于两年后华丽落幕。

    张爱玲来寻访胡适之前还不知这些，她的脑海里依旧是那位洋溢着孩童般烂漫的笑容，眼睛弯起来好像月牙的老师。

    她一直认为，不论时光怎样蹉跎，胡适在她心中的大师地位永不可撼动。

    当天中午，在炎樱的陪同下，张爱玲来到了东城81街104号的公寓。这是一座被白色的水泥方块砌成的房子，四周种满了花花草草，俨然一副农家乐的样子。

    炎樱告诉她，胡适先生就住在这里。多年来，有不少投书的文人来找他，只为求得一字一句中肯的评语。张爱玲听后很钦佩地说：“胡适先生的确是很多作者精神之导师。”

    当从喧闹的街道走进不高不矮的门洞时，蓦然抬头，忽见一排排高楼梯突然铺陈开来。张爱玲很熟悉，这正是港式独有的建筑。彼时，她仿佛回到了刚上大学那会儿，又想起一路走来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两人上了楼梯，一股檀香气味飘过。转眸间，一张张红亮的桌椅，一个个靛青色的花瓶，犹如梦境般将她带回到古色古香的中国。

    张爱玲才半分清醒半分痴醉地想起来，原来这里是胡适的家。

    而今，胡适带给她的是怎样的感觉呢？

    张爱玲也不知，只是觉得在文学路上迷茫困顿时，总需要一盏明灯指引。而他，正如黎黑的长夜中的灯火，即便天涯海角，也能看到零星的光芒。

    小时候，她就疯一般地爱上了胡适点评的书。《海上花》、《醒世姻缘》，每一本都写得平淡中见自然。她爱这种文风，长大后也极力向这种文风看齐。

    而今，胡适已经62岁。即便脸上依旧挂着憨态可掬的笑容，却也早已看不到青春的踪迹。他身穿一袭长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见到张爱玲时很亲切地迎上来，俨然一副正派恩师的样子。

    至于胡夫人，在端茶送水间，透露着大家闺秀的和蔼。纵然圆圆的脸上也浮现了苍老，但却依然掩盖不住年轻时娇美的锋芒。胡夫人是安徽人，一上来就给张爱玲带来很亲切的感觉。

    彼时，夕阳如静水倾泻而下，洒过胡夫人白皙的脸庞。张爱玲在时光的轻叩下，听到了胡夫人仿佛泉水叮咚般的呢喃声。

    张爱玲从未想到能在异国他乡听到纯正的安徽口音，就像从冬天一下子来到了春天。那些被流光斑驳了的往事，也如潮水般打过来。这是她从小就听熟了的老家女佣的乡音啊，此时怎能不让她感慨万千呢？

    2.秋风悲漂客，再见胡适之

    江冬秀与胡适是旧式婚姻中少有的幸福例子，两人从未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世俗羁绊下，犹如两只天南海北遨游的大雁，终将寻觅到一处安稳之所。

    张爱玲的到来，让这栋沉寂在风尘中的公寓焕发了生机。

    她捧着江冬秀沏的绿茶，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当嗅到淡淡的清香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吐出。

    蓦然间，她轻声自语：“好香！”

    若非来到美国，尝尽人影萧索的凄凉。她也不会产生梦归故里的错愕，以为这便是古卷温存的中国，所有的事物都是关乎美的表达。

    在时空交叠的黄昏里，朱红色的落日渐入西山。她听着胡适侃侃而谈，思绪竟被带到二十多年前。

    小时的张爱玲常常到父亲的书房中闲逛，她喜欢清晨的朝阳拂过那扇透明的格子窗，而后洒过莹莹寸光，打在一卷卷泛黄的古书上。

    彼时，在父亲的向阳窗下，摆放了一摞厚厚的不入流的书籍。而《胡适文存》恰好放在最中间，于所有书籍中独树一帜。

    在父亲的眼中，《海上花列传》本就是庸俗不堪的小说，但凡文人都不屑细读。然而看了胡适的考证后，他还是经不住诱惑买了一本，并存放在烛光微摇的枕边，每入眠之前必然阅读。

    文学的力量总是那么伟大，让人在不经意之间被拉近距离。不论是蜻蜓点水的浅显，还是刻骨铭心的深邃。但凡陷入一片片被涟漪晕开的时光里，总会有万千愁思飞扬，徜徉在梦幻和现实交相辉映的城堡中不能自拔。

    很多年前张爱玲曾听姑姑说，她和张爱玲的母亲与胡适一桌打过牌，交往密切。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的牌友如今分隔两地，在绵延海岸线的衬托下，一个年老色衰，一个踽踽独行。

    命运，仿佛一柄利剑划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在记忆的海洋中，有的能掀起海啸狂风，有的却晕不开半分涟漪。老去的时光虽然不待人，但每当姑姑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旧禁不住地自语：“胡适之长得太年轻了，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出年纪。”

    多年后，当抗战胜利，胡适踏着溶溶月色归来，举国各大报刊纷纷登出他回国的照片。那时张爱玲年纪尚小，早已记不清照片到底是下飞机还是下船时拍的。不过，胡适的一抹笑容她一辈子都忘不掉。在褶皱的黑白报纸上，跳跃着激情与浪漫。

    姑姑看到报纸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胡适之这样年轻！”很多年来，她对胡适的评价似乎永远只有两个字“年轻”，除了这两个字以外，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

    如今，白发和皱纹爬满了他长相稚嫩的脸庞，即便再次唇角微扬，依然无法留下年轻时的笑容。张爱玲很清楚，64岁的胡适老了，青春和热血的年纪也在岁月的磨砺下荡然无存。

    夜幕降临，月上梢头。

    临别之时，胡适笑着告诉张爱玲，如若下次有时间可以再来看他，闲来聊几句文章，烦闷时发发牢骚。

    在陌生的国度遇到熟悉的人本就不容易，况且遇到文学上惺惺相惜，生活中同生共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她笑着点头答应，上扬的唇角荡开了幸福，浪漫了流光。

    回来的路上，霓虹一片尚好。

    炎樱无比兴奋地告诉张爱玲，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遇到中国鼎鼎大名的胡适。为此，她还特意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想得知有关胡适在海外的一切动态。

    然而，陌生和茫然有点让她心灰意冷，胡适的名气不算太大，至少有一大部分人没听过他的名字。他就像春天飞扬的白絮，轻轻而来，轻轻而去。

    炎樱如实地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的名气在美国不算太高，没有林语堂出名，不大有人知道。”

    纵然炎樱说得轻描淡写，但张爱玲依旧坚持认为，林语堂之所以名声渐旺，全在于他下足功夫推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而胡适未曾致力于此，名气小也是自然而然的。

    也许世上之人大抵如此，忘却了不该忘却的人，只能记起了岁月中匆匆而逝的过客。

    在梅雨纷飞的时节，她的呐喊犹如海浪般拍过来，想击打一块块坚如钢铁的磐石，唤醒一个个沉睡执迷的中国青年。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张爱玲饱含深情地写道：“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也许，在海鸥掠过的那片故土，至今仍有不少人沦落为大时代下随波逐流的附属品。他们陷入时光制造的迷雾中，每当看到微不足道的光芒，就会一股脑儿冲过去，也不管前方是否有铜墙铁壁。直到撞得头破血流，直到内心最后一丝希望成了泡影，他们才从危难中缓过神来，然而那时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最后的最后，救国救民的“英雄”就这样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即便他们的鲜血凝聚成了涓涓河流，一样洗不干净一片被污水侵染的土地。或许，他们从未想过，哪些光芒能推进文化的进步，哪些光芒又让坚不可摧的国度沦陷丧失。

    曾经，她有一个如水晶般纯洁又高尚的梦。

    她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而不仅仅局限于神秘和落后。她希望天空飘扬的是管弦丝竹的声音，而不再是喧闹无味的爵士乐。她的渴望如繁星一般悬挂于暗黑的天空，静悄悄地等待月华朗照。

    而今，在所有人的冷漠和无视中，她再也沉寂不下去了。她需要爆发，需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不仅仅拥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还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都源远流长的文化。

    回到家中，明亮的灯光充斥着整间“饱受争议”的屋子。张爱玲坐在书桌前，看向楼下霓虹交错的花花世界。蓦然，她发现，原来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她。

    在这所华丽又温馨的房中，她被冰刀温柔地宰割一颗追求自由的心。抬头巡视，房子再美丽也只属于炎樱，不曾镌刻她的名字。她只是这片繁华大都市下无处安身的漂客，仿佛一片片零落的秋叶，凄冷怆然。

    在回忆的罅隙中，她看到了身穿长袍的胡适翩翩而来，脸上带着如孩童般纯真的笑容。当闭上眼睛的一刹那，她又看到一袭华美旗袍在身的江冬秀，在朱红色的沉香木桌上，为她沏一杯沁人心脾的清茶。

    彼时，柔光如清风拂过来。她仿佛脱离了黑暗，感受到了冬天最温暖的阳光。

    初次拜访胡适尽管很顺利，但张爱玲却有很多话未曾向他开口。

    她拥有仙韵缥缈的气质，也拥有孑然独立的个性。若她很敬佩一人，断不会在别人面前抛出所有的话。

    因此，初次见面，她和胡适若即若离，未有一刻心意相通。

    然而，张爱玲终究不甘于落寞。她想把积攒内心的话都说出来，想把她的思想她的抱负原封不动地告诉胡适。因为在整个美国，除了他，别无二人能懂她。

    她挣扎了数天后，决定再次来寻胡适。

    这次她一个人前来，没有带着炎樱，只是单纯的以学生的姿态，向“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讨教文章。

    她知道，以胡适目前的状况根本无法给予她太多帮助。即便她想谋求一份差事，寻找一处住所，也需要自己努力，而非叨扰他。

    此时的张爱玲怀揣着一个更大的抱负，她要向胡适请教在美国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也要向他咨询当一个人陷入人生中的困境时，应该如何自救，如何寻觅到黑暗中的一缕阳光。

    她把他当作亦师亦友的亲人，他们成了多年后仍旧牵挂对方的忘年交。

    自从上次张爱玲离开后，胡适便一头扎进书堆中，他特意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寻了很多有关两家来往的故事，才将胡家和张家的关系一一梳理清楚。

    在他的邀请下，张爱玲走进了这间弥漫着清香的屋子。彼时，柔光如雨，胡适向她说起那段埋葬于风尘中的往事。两个人就像坐在电影院中，观看了一场有关各自家族的电影。

    原来，早在光绪七年（1881），胡家就与张家有了很深的牵连。

    胡适颇为动情地告诉张爱玲，她祖父曾经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

    当年胡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便登门造访张佩纶，希望他能帮自己铺一条路。得知胡传的遭际后，张佩纶二话没说，随即给身边的“清流”朋友写信，向有权有势的富绅官吏推荐胡传，并为他繁花似锦的前程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多年后，张佩纶身逢罹难，遭遇贬谪的困境。胡传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于千里迢迢之外，写下洋洋洒洒的信函，并寄来200两银子。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何况，张佩纶帮胡传的并非“小忙”，而是决定他以后鲲鹏之举的大忙。庆幸的是，这份恩情没有被历史的风沙埋没，也未葬送在冷漠的人情世故中。风光时他们彼此谦逊往来，失意后，又惺惺相惜，从未因悬殊的位置差异而蔑视对方。

    张佩纶颇为感动，曾在日记中特别记录了这段往事。

    蓦然，清风如歌，吹落了多少往昔。

    那些在记忆深处晕开了的过往，总会勾起惦念的人无限的回味。

    清晨，阳光划破薄纱似的云层，慵懒地射进典雅别致的书房。听完曾经的故事，她先是惊诧，而后又陷入绵绵地沉思中。

    如果当真存在那些往事，那他们的相逢竟成了命运的巧合？抑或者，他们本就有缘分，异国他乡的再见只是生命中一段不可或缺的浪漫之旅？

    借着沁人心脾的茶香，她再次抬起头看向胡适，余光划过一叠叠恍如高山的文件夹子。蓦然间，张爱玲心中竟激起千万朵浪花，在晌午最美的时刻拍打到灿如黄金的沙滩上。她渐渐感受到深陷困境后如沐春光的窃喜，也聆听着大时代下一个伟人的谆谆教导。

    张爱玲的目光时不时扫过书桌上一沓沓的文件夹子，她不知道一位学贯中西的洋博士到底有怎样读书的习惯，难道他喜欢将每本书中最精华的部分摘取出来，从而供他反复阅读？还是在别个作者的一再请求下，他要为之写下一段段书评？

    然而不论如何，张爱玲对他依旧敬而仰之。

    自从来到美国之后，胡适的书房便再没有藏书。曾经他很喜欢收藏古籍，有了兴致必会一页页翻阅。每当读到开心的地方，他有时会大笑不止，有时会浅笑摇头。

    而今远在美国，比不得古韵盎然的中国。他常常搬家，那些珍贵的书籍也在一次次的流浪中渐渐丢失。后来，他再也不存书，只是将他感兴趣的段落摘录下来，放进一沓沓的文件夹子中。

    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竟与他出奇的相似。

    她也不喜欢存书，身边只是放着最爱看的那几本。她无比热爱《红楼梦》，她认为这本书要读一辈子。所以，不论她漂洋过海也好，还是在中华大地上遨游也罢，身上总要带着这本历经风霜雪雨的奇书。除此之外，凡是她看过的书，有些记在脑中，而有些看过却记不住的，说明那本书也没有太大的价值，便没必要留存。

    在这间狭窄又精巧的书屋中，每当两个人谈到读书之乐时，各自都有各自不同的体会。张爱玲告诉胡适，她初来美国，并不知道去哪里借书，也不知道哪里的藏书丰富，哪里的环境优雅。

    胡适听了她的疑惑，颇为淡然地笑笑说：“你要是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里的书很多。”

    很多？看来他经常去吧。张爱玲在心里想着，嘴角不禁浮现浅浅的笑容。

    在炎樱家居住的这段时间里，她经常去市区的图书馆借书，但却从未去过胡适口中的哥伦比亚图书馆。在张爱玲眼中，这样的图书馆很神圣，也充满了神秘性和庄严性。若以后有了时间，她定会一头扎进哥伦比亚图书馆，看那些让自己热血沸腾，也让自己汲取到无限营养的书。

    只不过，她如今食不果腹，无处安身，哪有闲情雅致去哥伦比亚图书馆看书？

    阳光透过晶莹的玻璃窗，洒在沉香木桌上。两人的谈话如同一阵春雨，在渴望生长，追求自由的季节焕发出勃勃生机。彼时，胡适像一尊金佛，突然成了她最独一无二的信仰，也成了她文学上冲破黑暗的领路人。

    她说话那么小心翼翼，生怕一字一句出错，从而引起他的反感。她又那么爱沉默，不是不愿意回答，只是不知道以何种方式脱口而出。

    在流光的潮汐中，胡适变得越来越敏感。他若发现自己的话让张爱玲微蹙眉梢，抑或缄默不语，就会如蜻蜓点水般绕过无趣的话题，进而一张一弛地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之中。

    在胡适眼中，她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需要人疼、需要人关心的少女。纵然她身上捆绑着如钢铁般坚硬的躯壳，却仍旧挡不住风刀霜剑的袭击，挡不住岁月流逝的摧残。

    她把青春赠送给了爱情和文学，把所有的希冀交付于蔚蓝的天空，涓涓细流。她爱祖国的山川大河，也爱深山中的袅袅炊烟。

    她原以为爱情是生命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却不想，最后陪她走下去的，只剩下一篇篇精美的文章，一部部悲情的小说。

    她是一个感性且怀旧的人，而胡适，懂她。

    当张爱玲问起书桌上一沓沓的文件夹时，胡适毫不避讳地告诉她，这是研究《水经注》的材料。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他把毕生心血都倾注于《水经注》的研究上了。他喜欢中国古典而有价值的东西，他希望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分享给更多人，包括自傲又自负的美国人。

    听了他的话，张爱玲仿佛从黎黑的长夜中渐渐苏醒。她很坚定地再一次向胡适表示，有机会她一定会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传》翻译成英文。她要让中国的小说文化深入到世界文坛的每一个角落，也要用最强有力的声音告诉他们，广博浩大的中国一样有耐人寻味的名著。

    张爱玲的豪言壮志让胡适颇为欣慰，他没想到在花甲之年，在异域他乡，还能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友。他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眷顾。不然，他和她的先人怎会很早就相识，而她又为何能在美国找到他？

    胡适鼓励张爱玲，既然有了这个想法，就应该大胆地去尝试。若在此期间遇到任何困难，他都会提供最无私的帮助。

    张爱玲不由微笑——初来乍到，被人这样呵护，她既感动又开心。

    胡适见了，若有所思地怔了一会儿。突然间，他竟忍不住地露出笑容，就像一个猫脸的小孩。自从他看了张爱玲的书后，就对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扎实的文学领悟能力所钦佩。

    他坚信，这个梦，只要张爱玲愿意做，就一定能实现。

    11月末，当萧瑟的秋风拂过凄凉的街道时，感恩节就这样不经意地到来。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月华朗照，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温暖又惬意的氛围之中。张爱玲推开卧室里的天窗，看向这座洋溢着幸福的陌生城市。

    她仿佛一片落叶，找不到生她养她的灌木，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安生。也许，命中注定，她一辈子终究要漂泊天涯了。

    感恩节的晚上，炎樱约张爱玲去一个美国女人家吃饭。若是以往，这天大家应该聚在一起吃火鸡。然而等张爱玲来到房中时，才闻到一阵烤鸭的香味迎面扑来。

    她紧挨着炎樱坐下，本想拿起酒杯大闷一口。但当看到四周围坐的异乡客，听到喧闹又风格迥异的音乐时，她的心竟有一股股鲜血在窜动。

    他们都是流落他乡的人啊，在风雨颠簸的岁月里，已被西方文化同化。

    他们开始说起英语，过起洋节，甚至吃起西餐。张爱玲没有在他们的瞳孔中发现哀伤，也没从他们的言语中捕捉到思念。

    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一个地方，既来之则安之吧。

    蓦然间，她感觉很孤独，仿佛与屋子里的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如果说，当张爱玲坐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站在甲板上仰望碧海蓝天时已失去了人生的方向。那么，而今坐在陌生的人群中，竟连举杯都不知道与谁碰的张爱玲，则早已彻彻底底陷入人生中的绝望。

    她心疼，她憔悴，她有太多话不知与谁述说。在欢乐的氛围中，只余她饮下一杯杯烈酒，吃下一块块鸭肉。

    宴席散去，长夜漫漫。

    张爱玲独自走在回去的路上，或是看向玻璃橱柜上散发着的莹莹寸光，或是抬头平视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冗长的灰色街道。她像一个灰姑娘走进了大都市，一边蹦啊跳啊地舞蹈，一边怀念着与之似曾相识的过往。

    那年冬天，旧上海雪花纷飞。她一个人走在冷寂的长街上，寻觅一家家关了门的衣服店。她不为买衣服，只为在冷风砭骨的冬天，伸手触摸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橱柜。她喜欢看偌大的橱柜里站着的模特，也喜欢看一件件穿在模特身上却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衣服。

    当年霓虹交错，所有的一切都像昨日。

    而今，她再也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也再体会不到冷风下一个人的快乐。

    她只有落寞，只有无家可归的凄凉。

    倏然间，她的胃一阵剧疼，犹如被蝼蚁撕咬了一口。然而，这条街快走到了尽头，炎樱的家就在前面，她还能撑过去。

    回到家中，她立马扎进卫生间，将晚上吃的饭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暗金色的墙壁像是为她哀伤，也像是劝她珍重。张爱玲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想使自己清醒一下，却不曾想，外面的风比洗漱间的水还凉，她终究陷入似梦似真的环境中无法自拔。

    正在她万般感慨的时刻，炎樱说胡适打电话找她。这天是感恩节，她原以为所有人都将她忘记了，不曾想胡适还记得她，就像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殷切关心。

    胡适在电话那边笑着告诉她，如今天寒了，他希望张爱玲能与他的家人一块吃中国馆子。毕竟美国比不得中国，初来的东方人一点都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况且，她如今远在异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胡适明白，她有时是一个女人，而有时又是一个女孩。

    而女孩，终究需要关心。

    听到胡适对她的关心，张爱玲一颗感激的心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以往，她从未向任何人哭述过，即便受了再大的委屈，她也会放在心中不与任何人述说。而今，她尝尽了异域他乡的苦，受尽了百般折磨的累。她心倦了，竟将吃完烤鸭后，又着了凉，不停呕吐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胡适。她还说，如若自己身体没有出现状况，一定会应约一块吃饭，只是如今身体微恙，她再无法赴约。

    胡适没有催她过来，又在一阵关心后才挂了电话。

    虽然没有吃上那顿饭，但张爱玲的心里却溢满了感动。她红了眼眶，花了浓妆，原本冰冷似针扎的胃也渐渐回暖了。

    如若长期寄人篱下，即便别人不说，张爱玲心中也感到惴惴不安。她不是害怕被人驱赶，而是自尊心的挑唆让她不得不做出裁断。贫穷，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字眼儿，有时在友谊和风度面前会显得很脆弱。

    她不想让帮助过她的人为难，也不想让曾经留给她美好回忆的人难做。她思前想后，只有狠下心搬出去，过一个人清静的日子，才是所要追求的生活。

    张爱玲从炎樱朋友那里打听到，原来他们有人曾经住过一个职业女生宿舍。这个职业女生宿舍是救世军办的，就坐落在哈德逊河畔，是一个接济难民的住所。她有了差不多的了解后，便在别人的介绍下住了进去。

    然而，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她感觉自己住进了地狱，每天都能目睹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

    彼时，流浪汉、酒鬼的叫嚣声，胖太太、小老头的垂死挣扎声，还有婴儿呜呜咽咽的哭泣声，一时间漫卷过整个宿舍，渗进黑暗又深邃的长廊中。

    这样寒酸的地方，谁来到这里都会排斥，然而她除此之外再无住所。即便曾经有一个住进奢华院落的梦，也在现实的层层打压下被磨得无棱无角。

    她如今虎落平阳，怎能像幼时一样讲究呢？

    在那段并不美好的日子里，胡适突然来到这所公寓。他抬头看向一间间破落的房子，或是闭目聆听四周喧闹的叫喊声和婴儿的啼哭声。

    倏然间，张爱玲觉得很窘，就请他去了客厅闲坐。空旷的房间足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而且四周黑漆漆的，残存的光亮洒过来，可看到最前面有一个讲台，讲台上有一架钢琴。台下则是空空落落的旧沙发，沙发上布满了灰尘，看样子不怎么有人来过。

    当然，张爱玲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胡适来看她，也许她永久都不会进来。两人缄默了一会儿，张爱玲看着胡适满面释然的模样，竟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她在为自己的窘境而冷笑，也在为拿不出一样待客的东西而自嘲。

    不过，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参观了很大一会儿，竟连口赞叹说：“还不错，很好，很好啊。”坐了一会儿，他又起身往四周看了看，嘴角仍旧发出称赞的声音，并不像宽慰张爱玲。她在心中默默暗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张爱玲很清楚，胡适之所以说好，正是为了夸她没有虚荣心，宁可住在一间破落的房屋中，也不愿委身他人篱下。她有强大的自尊心，远比铜墙铁壁还坚硬。

    他们在这间破旧的客厅中尽情地畅谈古老的旧时文学，或是激情澎湃，或是心神荡漾。她蓦然发现，屋子里的一切物象竟与他们的谈话相得益彰，成了那段记忆中最美好的陪衬。

    暮色渐晚，夕阳如血。

    他起身走，踏入江风如雨的长街上。张爱玲送他，两人站在台阶上仍说了不少话。

    胡适穿了一件黑大衣，裹着厚厚的毛巾，整个脖子缩进了黑衣中，成了一尊庄严的雕像。张爱玲发现，他的视线总是望向房屋前面的赫贞江，仿佛有太多心里话难以启口。

    她也痴痴地看向那片大江，想发现胡适眼中优美的景色。然而等时过境迁后她才知道，原来那次的离别，竟成了一辈子的不再见。

    多年后，张爱玲用沧桑的笔墨写道：“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膀，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节选自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

    张爱玲对著名人物的评价向来苛刻，如果一个人走不进她的心里，她断不会以这样一段看似平淡又深入人心的文字记载那段过往。

    然而，当一个人走到人生尽头时，才会体会到有多少美丽的梦在渐渐支离破碎。胡适老了，他比张爱玲更能意识到幻灭感。不过，令胡适未曾想到的是，她也有过幻灭，而且是比普通人更猛烈，更早的幻灭。

    自那日一别，直到此后的很多年，张爱玲只是与胡适保持着书信上的往来。

    1956年2月，张爱玲离开了纽约，去了新英格兰。在此期间，她给胡适写过信，还曾告诉他结婚的事宜。

    1958年，一个雾天的早上，张爱玲读报时看到胡适返台，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那天，她嘴角轻扬微笑，不自禁为好友开心。

    1962年，当胡适在一次宴会上做演讲时，心脏病猝发。几天后，他于百般挣扎下，安详地闭上眼睛。那时，张爱玲一身贫苦，正被生计压迫，在报上看到新闻，也没有太悲伤。只是在合上报后，突然觉得心神惘惘，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

    也许，胡适这样的伟人既是她的偶像，也是一个活在她精神世界里的哲人。至于他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泯灭掉他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

    张爱玲曾说道：“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转眼已过数个春秋，当张爱玲稳定下来，生计负担不再沉重时，突然有了翻译《海上花列传》的打算。然而在她拿起笔的那一刻，脑海中蓦然浮现出胡适灿如桃花的笑容。

    他终究是去了，逃离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伤，作别了一个他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

    也许在天堂，他过得一样很好，正向更多他的学生授课，或与先哲们讨论《水经注》去了。

    张爱玲眼眶湿润，泪没来由地滚下来，打湿厚厚的纸背。她从未想到，多年前胡适死去时她未有半刻伤心，而今再次想到他却频频落泪，频频哀伤。

    她突然后悔，没有于几年前翻译《海上花列传》。不然，当时可让胡适推介，而且他也应该无比高兴。想起最后一次见他，张爱玲倏然一惊——“这才真正觉得胡适之先生不在了”。

    曾经在赫贞江畔，老人身穿黑色大衣，脖子上裹着厚厚长长的围巾。他举目远眺水天相接的地方，有太多梦和现实的幻灭，起于远方，逝于远方。

    张爱玲为之心疼，也为席卷心底的一丝暖意而感伤。而今，她再次临江远眺，除了寒风凛冽之外，别无二样。

    她在想，那心中的一袭暖流，也许终究被他带走了吧。

    3.欢娱文艺营，误怀良人子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建立于1907年，由美国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所创立。

    文艺营坐落在风景别致的新罕布尔什州，整栋建筑物占地420英亩，由四十多栋大小房屋、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建筑群构成。

    站在建筑物最高点举目四望，苍山与绿水相间，大地与白云亲昵。

    在美国文人眼中，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俨然是一处世外桃源，也成了文人们相互交流、举办文艺活动的绝佳场所。

    这里没有世俗的叨扰，也没有战争的洗礼，只为容留一个个四海飘零的落寞作家。

    在美国生活了不到一年，张爱玲依旧没有任何收入。她不像好友炎樱那般幸运，至今仍是大海中的浮萍，漂泊不定。

    1956年2月到了，按照先前的规定，她必须搬出职业女子宿舍。可离开这里，她还能去哪里？

    这座孤独的城市，处处流露着资本主义的丑态。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利益进行，让她举步维艰。

    曾经，有人劝张爱玲不妨先写一本畅销书试试，既可以奠定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又可以解决生计问题，以后的诸多路也都能铺陈开来。还有人向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好的题材，只要她动笔写，就能收到丰厚的回报。

    然而，张爱玲却异常坚决地回答他们：“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

    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开始效仿美国作家，向写作基金会求助。

    1956年2月13日，张爱玲在她的美国出版代理人莫瑞·罗德尔女士的提议下，正式向爱德华·麦克道威尔提交了入驻申请信：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布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10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它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敬启

    （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如果说来美国之前的张爱玲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那到美国之后，她的生活竟连底层工人都不如。信中提及，她希望在冬天结束以后继续留在文艺营，很明显带了点恳求的色彩。

    她是何等高贵的人，又是何等孤傲，不入凡尘。

    而今，她却为了一箪食、一豆羹委身卑词，不禁让很多喜欢张爱玲的人唏嘘。

    然而，在那个只看重钱财和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生存，她又能有何种选择呢？

    作家，一个可以上入天堂，下达地狱的职业。若依靠版税和其他职业养活不了自己，就只能依靠资助过活。

    而张爱玲，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

    她在莫瑞和另外两名文坛名宿的担保下，于3月2日收到了文艺营的回信同意接纳她。

    3月中旬，张爱玲怀揣着一颗归属文学的心，一个人踏上贯穿纽约和波士顿的火车。下了车后，她又在附近找了一辆大巴，一路向北开往新罕布什尔州，慢慢驶入彼得堡镇。

    前往文艺营的路好遥远，她满身疲惫，想依靠在座椅上熟睡。然而，冷风吹来，渗进她单薄的衣衫中，不禁让她打了一个寒战。

    黄昏，一抹稍纵即逝的凄凉。她紧了紧衣服，抬头看向即将没入西山的残光。冷寂萧索，一切都在悄悄归于暗夜之中。蓦然，一滴横泪盈满眼眶，想要落下，却在清风的抚摸下花了浓妆。

    依旧是漂泊不定的日子，她还要历经多久？

    难道在美国，她要这样孤独终老，颠沛流离一生吗？

    她，不愿！

    当大巴开到郊外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时，天空已暗沉下来，星辰和月色皎皎，却不如故乡明。下了车，她借着幽幽清辉，还有四周明灭可见的灯光，终于看清了她的“新家”。

    原来，这里这样美！

    宽大的玻璃窗像极了一块块晶莹剔透的水晶，一抹月华倾泻而下，照在构造巧妙的房顶上，焕发着勃勃生机。婆娑的风声，夹杂着虫鸣声淡然而来，就像演绎一场大自然优美的协奏曲。28所独立的艺术工作室或建在草坪上，或凌驾于灌木丛中。

    悠然安逸，不入凡尘。

    她仿佛感觉来到了仙境，又仿佛入住世外桃源，与世无争。

    张爱玲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卧室，还分到了一间独立的工作室。

    山上比不得山下，尤其到了晚上，温度直降到零下34度。她来自南方，自幼过惯了气候适宜的生活。而今，望着皓空朗月，竟开始思念家乡了。

    真有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味道！

    还好，屋子里一直供着暖气，她的身体也没那么冷了。

    在文艺营稳定后，她马上投入到小说Pink Tear的创作中。这本书是《金锁记》的拓展本，也是一次思想和艺术的升华。她想凭借这本书当年在上海的风靡程度，企图打开美国的市场。

    在张爱玲心中，林语堂是她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在美国，林语堂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他本人也深得美国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

    这条路洒满了阳光，花香和草味迎面扑来。她坚信，只要足够努力，某天就一定能抵达洋溢光明的城堡。而今的文艺营，正是她滋长才情，肆意创作的绝妙场所。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充满了欢乐，也遍布着自由和浪漫的曙光。

    每天清晨，作家和艺术家们簇拥着去吃早饭。在餐桌上，他们尽情地挥洒自己的创作思路，仿佛相互之间既是听众又是老师。用完早餐后，又伴随着一道道暖阳，各自回到工作室潜心创作。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心的创作环境，午餐是各吃各的。服务人员会提着一个放满饭菜的篮子送到他们的工作室门口，由人自取。

    每天下午四点钟之后，文艺营允许大家自由活动。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或是小酌几杯，或是聊天娱乐。等用完晚饭之后，又扎堆聚在一起，相互之间天南海北地闲聊，也为彼此打开了宽广的创作思路。

    张爱玲喜欢这样的聚会，她喜欢聆听不同人的故事，喜欢品味每一首小诗，每一段音乐，也喜欢坐在人群中缄默，两眼弯成月牙似的低头冥想。

    若是写累了，她常常站在工作室的玻璃窗边，舒心地远眺新罕布什尔州空灵的群山，还有山下依稀可见的万家灯火。

    纵然是异域他乡，她一样能体会到，每家都有各自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偶尔，玻璃窗前的小树上会蹿过一只小松鼠，而后朝着清辉暗洒的远方欢乐地奔去。这时，她总会追着小松鼠的背影傻傻地看，良久良久才从发怔中缓过神来。她知道，这里不是上海，再安逸的氛围，再多姿多彩的生活，一样换不回故乡的明月。

    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永远忘不了那天。

    那是她的第二春，距离1944年2月初见胡兰成，整整过去了12年！

    12年，一道轮回，她庆幸等到了。

    在一间被阳光倾洒的大厅中，他从人群中走来，一袭整洁的西装，仿佛遮盖住了沧桑的年纪。

    他——就是赖雅。让张爱玲爱了11年，也为之倾尽所有的男人。

    他没能拥有中国古代公子儒雅的模样，也不曾风流倜傥，气质如兰。相反地，他却顶着一个偌大的啤酒肚，体重达八十多公斤。那张皱纹爬满的脸上布满了花白的胡子，而举手投足间竟像极了圣诞老人，每次演讲都能博得大家一阵一阵喝彩。

    初见之后，张爱玲成了他独一无二的听众。

    每当赖雅在文艺营展开妙趣横生的演讲时，她总会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乐此不疲地听他讲完所有的故事。

    他像一位浪漫诗人，为每个戏剧披上一层朦胧的白纱。渐渐地，张爱玲悄悄走进他的世界，又在不知不觉间敞开12年来未曾流露的心扉。她温柔婉约，有江南女子的空灵之美，也有诗韵犹存的含蓄之美。她说话不多，也不喜欢在人群中表现自己，就像一朵盛开在漫天雪海中的梅花，自有暗香来。

    认识的第二天，赖雅与张爱玲有了几分钟的小叙。当得知张爱玲在美国的遭遇后，赖雅对她大加赞赏，并于当天写下日记，赞她庄重、和蔼可亲。

    两天后，一阵暴风雪漫卷而来，掩盖住整座荒凉的山脉。曾经绿草萋萋的文艺营突然披上了一件白纱衣，像极了正要出嫁的姑娘。

    赖雅和张爱玲相约在回廊中，谈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寒冷。彼时，在清雪的辉映下，她看到了面前这个男人独一无二的笑容，竟恍如摄人心魄的鬼魅，偷走了她含苞待放的心。

    到了3月底，他们经常去对方的工作室做客。偶尔聊聊创作，偶然一块去房外散散步。然而，从4月1日开始，他们俨然成了一对情人，结伴去大厅用餐，又在文艺营各处出双入对，无话不谈。

    张爱玲喜欢分享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她把写了一部分的《粉泪》请他指教。在她眼中，赖雅不仅仅只是一个难得的朋友，也成了她文学创作上的老师，指引她一步步往更高更远的未来迈进。

    很显然，这个老师是合格的。

    赖雅帮她梳理了《粉泪》的创作构架，给她提供了一系列有创建性的意见。他的博学和豁达，让对才子倾慕不已的张爱玲深深沦陷。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独来独往。

    赖雅总会给张爱玲讲起他曾经的那些趣事，从小时候的淘气，一直讲到中年时的鼎盛，再到老来时的安逸。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也是美国好莱坞的职业编剧。那些被岁月冲刷而后渐渐被遗忘的故事，经他的笔墨滋润，成了妙趣横生的电影。

    对，听他讲故事就像看一场情节跌宕起伏的电影！张爱玲深深沉迷其中，竟不由自主地赞道：“他，不愧是好莱坞最具才华的编剧。”

    爱情的到来，让张爱玲那片长满荒草的心里忽然发出了绿芽。此时，赖雅给了她依靠，也让她找到了下半辈子的寄托。

    从此，她不用漂泊，也不用于无人的夜里一个人入眠。

    5月12日，在两个人相处了仅两个月后，他们就一块同榻同眠了。她已将终身交付，他也把她当女儿小心呵护。后来，赖雅在日记中写道：“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去房中有同房之好。）”

    这一年，张爱玲36岁！

    她早已不是青涩懵懂的小姑娘，也不再是岁月的奴隶。有了上次爱情的教训，这次她答应赖雅，可想而知，心中曾经受过怎样的折磨！

    可最后，赖雅还是征服了她，就像一枚种子，在她心间悄悄开了花。

    那么，这个已经65岁的男人，到底用了怎样的手段，才俘获一代才女的芳心呢？

    斐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一个美国最才华横溢又特立独行的作家。与张爱玲的邂逅，让他一下子陷入一场华丽的梦境中。他不可否认，在即将迈入黄土的时候仍能被人爱被人疼，这辈子，早就足矣。

    赖雅生于1891年的费城，父母都是德国移民。从小时候起，赖雅的家庭教育就出现了两极化。父亲对他极为苛刻，而母亲却对他百般纵容。

    他自幼就是奇才，很小的时候就能当众吟诵诗歌，被人们称为神童。

    1912年，赖雅顺利考入哈佛大学，读文艺学博士。毕业后不久，即入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赖雅在读硕士时曾写过一个《青春欲舞》的剧本，没想到威廉·尼尔逊教授看了后大为赞赏，并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谋了一个教职。

    然而，一个天性浪漫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锁不住的，赖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喜欢追求自由，喜欢周游列国，喜欢无拘无束的散漫生活。

    所以，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仅仅一年，他就辞了职，转而跑到《波士顿邮报》当起了记者。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他像一枚雄赳赳气昂昂的炮弹，奔往了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

    那是他第一次站在死亡的边缘上，也看到了人民的疾苦，战争的无情。

    一战结束后，赖雅又做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索性不再做任何工作，住进了格林尼治村，当起了一名清闲自在的自由撰稿人。

    1917年，赖雅认识了女权主义者吕蓓卡·郝威琪（Rrbecca Hour wich），两人不久后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喜欢浪漫和追求自由的赖雅怎会被婚姻约束住？

    他开始不停地来往于欧洲不同的国家，很快，全世界各地都有他最要好的文学朋友。

    他给美国的各大报刊投稿，从诗歌到小说，甚至到烹饪、衣食住行等的小窍门，应有尽有。

    他受到那个时代挥金如土风气的影响，花钱大手大脚，不为生计考虑，只为性情使然。

    然而，妻子吕蓓卡也是一个不顾家的女人。她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远大的理想。年纪很小时，她就曾参加过街头运动，旨在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结婚后，随着赖雅全世界各地地跑，她也开始了自己的追梦生涯。

    1926年，这段维持了仅仅九年的婚姻宣告破裂。

    原因很简单，他们都不是顾家的人，聚少离多，自然会面临这一天。然而此时的赖雅并未体会到这点，他仍旧沦陷在自己制造的华丽丽的梦中无法自拔。如果没有遇到张爱玲，他或许会“执迷不悟”到老去那天。

    如果说结婚后有一个家曾牵绊着他，那离婚后，他便再没有任何顾忌。他依旧热衷于周游列国，偶尔也会给杂志社写文章赚一些维持生计的稿酬。

    直到1931年8月，赖雅的命运才发生了奇妙的转折。

    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导演约翰逊·休斯顿。

    从今而后，赖雅开始了他12年电影编剧的生涯。他思路宽广，是这个行当的天才。渐渐地，很多电影制片人和导演都邀请赖雅编剧，而他那精彩的台词和跌宕起伏的剧情，也受到了很多观众欢迎和追捧。

    当时，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曾一口断言：赖雅会一夜成名。

    然而，文坛名宿的预言不见得就是正确无误的。赖雅没有在最美好的年华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他反而变得越来越随意，总是跳槽，也总是出入高档的酒会餐厅。

    1927年，赖雅于柏林认识了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是伟大的剧作家，他当时在美国的名气远不及赖雅。为了帮助好朋友打开美国市场，赖雅拼尽心力帮布莱希特在美国宣传。

    自此，他们两个成了莫逆之交。

    20年后，布莱希特功成名就，他的锋芒盖过了赖雅，成了史上最具传奇的剧作家。然而，名气的高涨让他对老朋友多有怠慢。1950年的某天，赖雅满心欢喜地来到欧洲，本打算与布莱希特再次展开一次合作，可那天布莱希特的态度极其冷漠，让赖雅气愤不已。

    后来，他拂袖而去。曾经的友谊，也在重返美国的路上支离破碎。

    1943年，狂放不羁的赖雅摔断了腿，又曾轻度中风。到了1954年，他的身体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因中风不得不入院治疗。

    彼时，曾经的辉煌竟像一个玻璃杯，风一吹落在地上，摔成了一块块玻璃晶片。

    他老了，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一大半。此后的日子里，他虽然还在写，却有很多作品未曾出版。

    直到他申请进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来，直到认识了张爱玲，一个陪伴他走过11年的东方女子，他才从错愕的时空缓过神来，紧紧拥抱已经拥有的爱情。

    张爱玲曾自述说：“当童年的狂想褪色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有天才的乖僻缺点。”

    问世间情是何物，不自觉老泪黯然。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和他的爱情故事依旧被人津津乐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她本是年轻模样，却嫁给了年迈肥胖的老头。

    世人常淡笑以为，张爱玲在美国窘迫之极，之所以选择投怀送抱赖雅，正是看中了他在美国文坛曾经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他“价格不菲”的身价。而赖雅的想法，亦有依靠张爱玲维持生计的打算。要怪只怪，两个人都打错了算盘。他早已过气，她未曾成名。

    更有学者以为，张爱玲想在迷茫的路上赌一把，她压的赌注是青春，她想赢得在美国扎根茁壮的机会，终成为像林语堂一样的大作家。

    也许，在世人眼中，有太多情感都被利益蒙蔽了。

    她若真心有做一笔交易的打算，为何在赖雅濒临死亡时，仍旧不弃不离，竟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11年？

    很显然，赖雅的童心和睿智俘获了张爱玲的心，他是一位精神上的富翁，也给张爱玲带去了温暖和安全。于她，亦不是一名薄情的女子。但凡她爱上的男人，若不被辜负，必然会追随那人一路到底，至死不渝。

    张爱玲曾在给朱西宁写的信中这样谈赖雅：

    “Ferdinand 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付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 am good company.’因为Joyce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以后有空找到照片会寄给你。”（节选自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

    张爱玲说，他们之间已经到了“一句话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的地步。

    到底是怎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他们这样相守？以至于在眉眼相对间就已经洞悉了彼此的意思。

    如果跨越近30岁的年龄障碍已属不易，那走到相知相许的一步更是很难。但再难他们也坚持下来了，而且一晃又是十几个春秋。

    张爱玲将一生奉献给了她所挚爱的小说，曾出现在她笔墨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她生活中的影子。

    冬天，北风呼啸，大雪漫飘。

    她和赖雅靠在一个小小的火盆旁，朱红色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就像涂了一层红粉，又像羞赧得红了脸颊。

    多年后，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留情》中写过这段过往：

    “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而后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了灰。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色的。”

    如果说树的生命有两次，死后化作炭，炭燃烧后化作灰，那她的生命不也是这样么？

    她在中国的那段时光里，岁月如歌，青春无限。那时的张爱玲就像茁壮生长的小树，没有一丝一毫对未来的担惊受怕。而她如今来到美国，一切不尽如人意，就像树木死后幻化成的炭，剧烈燃烧，发出最微弱最红艳的光芒。可等潜力耗尽，就只剩下一抔炭灰，再没有任何价值。她害怕就这样死去，如果不留给后人一定的精神财富，她一辈子竟是白活。

    5月14日，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留宿的最后时光就要到来。

    她早知道这天会来临，却仍旧万般不舍，像是被人挖去了一块肉。好在赖雅获准了去纽约州北部的耶多文艺营寄宿的机会，张爱玲不必为他的生活担忧。

    此后的三天里，两个人像往常一样靠在火炉边。然而这次，他们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取而代之的是离别的感伤。

    黎黑的屋子里，火盆中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她不说话，只是瞪着红红的火光发怔。赖雅看向她的眼睛，黝黑深邃的眸子中挤出泪滴，在火光的映照下成了红色。

    蓦然间，他想起了张爱玲写的小说《粉泪》。那是一个纯中国人的故事，也许他并不能完全吸收。但想到有的眼泪会夹杂着鲜血涌上来，由无色变成红色，那必然是心疼和不舍所促成的。其实在古代中国，也有一种眼泪叫“红泪”。

    清辉如雪，洒了一地。

    他们相互依偎着，回忆着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

    往事，好像一抔花瓣撒来，而后落进了东去的小河中。

    风轻轻吹，水缓缓流。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会比此刻的拥有更珍贵的呢？

    1956年5月12日，张爱玲再次把自己完整地奉献给赖雅。她想轰轰烈烈地爱，不想蹑手蹑脚、畏首畏尾。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到底是睥睨还是不屑，她只想拥有一个怀抱，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变冷的怀抱。

    那晚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就像窗外的白雪，纯洁又神圣，也像洒在雪花上的月华，发出皎皎冷色，送给大地一片光芒。

    第三天清晨，一抹鱼肚的斑白在天际若隐若现。

    她很早很早就起了床，坐在镜子前化了浓妆又擦掉，贴了花黄又取下。一颗忐忑的心在举手投足间被放大，她从未感觉到绝望，而那一刻特别强烈。

    张爱玲从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送赖雅出来，一直追随到火车站站台。她穿了一件紫色滚黑边的织锦外衣，配上艳丽的装扮，竟比以前更多了几分美艳动人。

    行人如流水般穿过两个人身畔，她痴痴地看向赖雅，将自己在美国的处境尽数告诉他。张爱玲还把代理人、出版商和书的销路问题也做了简短又细致的描述，她希望赖雅知道，离开他以后，她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一个曾为她遮风挡雨的精神支柱就这样突然抽离，她竟无法坚强起来了。

    张爱玲也告诉赖雅，她如今的生活很困难，身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近段时间来书籍都压着没能出版，也没捞到版税。

    尽管她手头拮据，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是奢侈。但她知道赖雅更穷，比她更需要钱。况且路途遥远，若路上遇到别的事情，钱总是能解决的。

    在火车就要检票前，张爱玲将身上所有的现金都交给了赖雅。这是她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她害怕赖雅不要，所以直到现在才拿出来。

    早年，他曾挥金如土，从不知道没钱的滋味。而今，当看到前途莫测的张爱玲竟如此体谅自己，眼眶不由得红润起来。

    他很感动，也很心疼。

    他不知道以后她瘦弱的肩膀将如何扛起自己的生计，也不知道如今的离别又会等多少个日夜才能重逢。

    一切都是未知，他倏然落泪。

    赖雅到了耶多后，思念愈加，几乎每天都给张爱玲写信。

    而她，于沧海中沉浮的心也有了着落。

    她不再漫无目的地飘摇，她想靠岸，想有一个家。

    7月5日，赖雅收到了张爱玲的一封信。

    没想到他还没有看完信，整个人就激动地跳起来。他几乎想告诉全世界的人，他是这个世上最幸福，也最快乐的老头。

    原来，张爱玲怀孕了，孩子是他的！

    不过，冷静下来后，赖雅又陷入一阵愁苦之中。

    30年前，他曾因一颗放荡不羁的心无法收回而离了婚，那时他有了第一个孩子。一路走来，他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女人，也不知道说过多少情话。他从未想过，若一个习惯了大海的人突然靠岸会是怎样。或许，对于一个冒险家来说，那是致命的抉择。

    他说自己过去是“闯了祸就跑了”的人，他从不愿对任何一个女人负责，也总觉得负责将会给他的人生带来累赘。

    而今，他跑不动了，心也疲了。

    终于，他在一个人的小屋中来回踱了数百步，随即做了决定：他要娶张爱玲，要给她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家。

    当天，他兴奋地写了一封求婚信，也顾不得外面大雨倾盆，撑着一把伞，怀中夹着信急匆匆跑到邮局。直到看见信顺利投递出去，他才舒心地从邮局走出来。

    4.人老风华殁，爱情终于此

    第二天，张爱玲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当时信还没有邮到，她还不知道赖雅的求婚。在隆隆的杂音吵扰下，她没有说太多，只是很坚定地抬高嗓门：她要来，见面详谈！

    那晚，赖雅一宿未合上眼睛。他幻想着张爱玲的一颦一笑，幻想着来之不易的久别重逢。

    又一天，天微亮。

    赖雅提前来了车站，没想到张爱玲竟把时间弄错了，他提前到了好几个小时。在极度惶恐和不安下，他于火车站内焦灼地徘徊，生怕她路上出什么事情。

    终于，他们在人海中相见了。

    他的“新娘”身穿一件明黄色的呢子大衣，乌黑的秀发在人潮中越发亮丽，恍若九天而下的玄女。

    倏然间，赖雅热泪盈眶。

    他知道，这样的装束一定是她精心装扮过的。若不是为了见他，何需到理发店梳理头发？况且，这样的发式在理发店收费很高，她当时囊中羞涩，肯如此精心雕刻，应是何等的重视啊！

    彼时，她的爱像一道金光，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的身上。

    火车站口，他们相拥，盈泪。

    太多情话无从说起，因为一个拥抱足以说明了一切。

    赖雅从旅馆出来时曾告诉旅馆老板娘，说要去火车站接一个东方新娘。没想到张爱玲刚抵达旅馆，就看到两个老太太迎面走来。她们笑容祥和，仿佛比赖雅本人还高兴。

    千里迢迢而来，能被人这样重视。张爱玲突然很感动，心窝袭上一股暖流。

    当天傍晚，赖雅带她去了一家极富情调的餐厅。他特意买了一枚戒指，虽然并非昂贵的金银首饰，但却代表了他对她独一无二的爱。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应声单膝跪地，向她再次求婚。

    他告诉她，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一切还未安定，况且她年纪已大，生孩子亦有风险。

    张爱玲也很坚决地告诉他，从未想过生个孩子。

    她知道，若以后有了牵挂，一颗在文学上准备突围的心，就无法再收回。

    风尘中，百花争艳。

    她成了最特别的一个女子，别人无法用常人的眼光看她，而她也不愿归于庸俗。

    翌日，他们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任冷风拂过两张兴奋异常的脸颊。

    他们除了谈及婚姻以外，也对今后的创作有了大体的规划。张爱玲黝黑的眸子里闪过精光，很亢奋地说，她正准备写两部中国古代题材的故事，一篇叫《僵尸车夫》，另一篇叫《孝桥》。

    赖雅看着她那双闪烁光芒的眼睛，不禁欣慰地笑了笑。他知道，这辈子文学注定要随她一生，而他也愿意为她保驾护航。

    匆匆一晤，再次分别。

    至少已经确定了婚姻大事，两个人再没有任何顾虑。

    临走前，张爱玲硬塞给赖雅300美元。她知道，以赖雅强大的自尊心，断然不会接受。所以，她半开玩笑地说，作为这次她来镇上的花费。

    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赖雅怎能不知她的心意？然而那天，他不过只花了十美元，张爱玲却给了他300美元，可想而知，她有多爱他！

    张爱玲回到纽约后，未过多久，赖雅便来看她。

    如今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肚子明显大了起来。无奈之下，她找了一个愿意“非法行医”的男医生。在双方斡旋之下，男医生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支付400美元。第二，赖雅不能在场。

    当时她快四十了，早已经不起折腾。她原本担心手术的风险性，男医生居然没有丝毫犹豫，也肯做。

    原来，钱，在某些人眼中，总是一个好东西！

    医生出了公寓后，赖雅拿着斧头走进来。刚才他在门口看到了这把劈柴的斧子，正好可以用来杀人。他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怕，若那个狗娘养的害你出了什么事，我就杀了他！”

    疼！

    如同千万把刀子在肚子里来回搅动。

    她来不及掉泪，也来不及呻吟，整张脸一抹煞白。

    男医生用的打胎药是古老的“药线”，直到他走后好几个小时才发作。从黄昏挨到深夜，他紧紧攥着她的手，愁眉不展地望着她那张被痛苦缠绕的焦黄的脸。

    仍旧不需要说话，她的痛他懂。如若可以分担，他会毫不犹豫地抢在最前面。因为一个人承担太痛苦了，他不愿看着最爱的女人抹泪。

    深夜，胎儿在一片血海中钻出来。

    张爱玲曾在《小团圆》中写道：“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幸好，她无事。然而胎儿却被鲜血包裹着，好像一个偌大的肉球，她闭着眼把“血胎儿”扔到了浴室的马桶里。最后，她还是看到了，那是一个男胎，足有十英寸长。

    在极度恐慌之下，她扳动了旋钮，伴随着一阵阵“哗哗”的水声，胎儿消失在暗黑色的洞里。多年后，张爱玲曾这样说道：“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消失了，那么快，又那么急！

    她亲手杀了她的孩子，一个五个月后即将出生，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

    后来遇到炎樱，她曾说起这段过往。炎樱却不以为然地说，肯定是她小说写多了，进而出现了幻觉，还说她平白无故被骗去400美元。

    幻觉也好，被骗也罢。

    然而，她和赖雅的孩子，终究随着一阵水声死去了。这一点，她无比坚信。

    长期的奔波和不安定让张爱玲无法收心，那段时间里她的产量很少。但量少不代表没有收获，她于这年秋天得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原来，她的英文短篇小说Stale Mates在美国的一个双周刊上发表了。另外，台北《文学杂志》的主编夏济安也向她抛出橄榄枝。张爱玲立刻将这部英文短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寄过去，并于1957年1月上刊。这部作品，就是后来的《五四遗事》。

    古人说，厚积而薄发。

    张爱玲凭借一腔热血，以及她对小说的无限热忱，终登上中年之后的创作高峰。这本小说她为之酝酿了很久，小说立意也不落窠臼。仔细想来，也算实至名归了。

    不过，这部作品由于延续了她后期本土创作的“枯瘦”风格，所以并未引起大众读者的好评，只是在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成了一部经典。

    1956年8月14日，赖雅和张爱玲举行了简约又浪漫的结婚典礼。

    美国法律有规定，结婚必须请到两个证婚人。为此，张爱玲请来了炎樱，赖雅请的是玛莉·勒德尔。

    遥想当年，张爱玲第一次结婚，炎樱就是做的她的伴娘。而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仍旧做她的伴娘。她多希望这是张爱玲的最后一次婚姻，也希望一辈子的友谊如现在一样，散发着浓浓的雅香。

    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炎樱仿佛看到了对张爱玲许下一世情话的胡兰成。

    当初，他们三人多么快乐，在旧时光里成了最刻骨铭心的剪影。当张爱玲致信与他正式离异时，炎樱还曾收到胡兰成写的求助信：

    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唯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的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唯冀爱玲日以一杯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

    炎樱根本看不懂信，半文半白的文章她最头疼了。当她把这封信交给张爱玲时，她却淡然地笑了笑：“别理他。”从今而后，胡兰成彻底消失在张爱玲的世界里，炎樱也不再提及。这个让她牵挂了十几年的男人，终究随着流光的潮汐渐渐变淡。

    而今，她有了赖雅，也有了一生要惦念的人。

    那些过往她或许都不记得了，即便记得也不曾刻意回想。

    只有炎樱，在她结婚时还想着念着，她多希望张爱玲能幸福，多希望这次的牵手就是一辈子的白头。

    婚礼举行得很成功。

    天空浮游着淡淡的白云，一辆辆汽车疾驰而过，喇叭声仿佛在为他们奏响新婚协奏曲。

    蓦然，白色的裙摆圣洁如雪，她蹁跹走来，将纤纤玉手交到他的手中。

    在教父的询问下，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他亦然。

    那天的婚礼是张爱玲一辈子的记忆，虽然参加的嘉宾不多，但都是她最好的朋友。婚后，两个人执手将纽约逛了一遍，当作一生一次的“蜜月旅行”。

    其实，有他在身边，比任何东西都来得珍贵。

    张爱玲远在伦敦的母亲听说了这个消息，即刻给赖雅寄来280美元。黄逸梵心里很清楚，只要女儿开心，她也便无所牵挂。

    爱情，本就是两相情愿。

    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跟着世人的癖好而爱上一个人。不论是谁，都有突破窠臼的时候，也终要摆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的桎梏。

    张爱玲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莫瑞·罗德尔既兴奋又感伤地说：“这下子爱玲可衣食无忧了，但是，我们的女儿还没嫁出去，却无端招来一个穷鬼女婿。”

    是啊，赖雅就是一个穷鬼。

    他年纪很大了，况且，至今仍旧没有事业，不少生活费用全需张爱玲接济。然而，爱情之于他们，亦像脱离尘世的鸿鹄。钱财，不过是吃进来又吐出去的东西，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也许，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对他们不理解的也大有人在。

    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晚年无比痛心，他将罪魁祸首归结到赖雅身上：

    赖雅同张邂逅期间，他曾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知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再者，张于婚前即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节选自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

    张爱玲所追求的爱情是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的，她圣洁得如同一抔雪花，不会夹杂任何世上的污秽。至于爱上赖雅，她仿佛找到了生命中的航线，从今而后，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赖雅于她，更像是父亲对女儿的呵护。

    他坚决让她堕胎，只是为了对她负责。他不想让两人在物质最匮乏的时候有了孩子，到时不是欣喜，而成了双方的累赘。

    他坚决娶她，更是想给她一个家，给她能够长期留在美国的绿卡。

    张爱玲多次告诉赖雅，她厌倦了漂泊，一辈子那么短，她想好好珍惜来过的每一段光阴。一个人的孤独，她真心累了。

    这次与赖雅的结合，她早已打定了相濡以沫。

    这一年，赖雅已65岁，张爱玲仅36岁。

    皓月，在孤寂的夜空中发出冷冷的光晕。

    一切，来于浩瀚，归于安逸。

    10月这天，他们乘着火车驶往麦克道威尔。她像小女孩一般倚在他的怀里，侧过身，看向窗外皎洁冷寂的月华。

    她多渴望，一直平平淡淡地走下去。

    然而，他们还没能完成徜徉田园之乐的梦时，赖雅却意外中了风。这一次，远比以往的病情更严重。他的脸部完全麻痹，整个人不停地哆嗦，就像受了惊吓无处藏身。12月19日，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张爱玲不得不送他住院。

    从此，她每天都守护在赖雅的病榻前。

    借着医院昏沉的灯光，她仿佛看到了一双求生的眼睛。她知道他不想死，因为他们才刚刚结婚，未来的路还很长。

    很小的时候，张爱玲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那时她被迫训练每天早晚的祷告。从此，祷告成了她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也成了她每天必然逃避的功课。

    而今，看着卧病在床的赖雅，她那颗柔软的心突然被刺疼。她从未如此虔诚地祈祷一件事，也从未相信世上会有神灵。

    可除了相信，她还能做什么？

    她闭上眼睛，任思绪飞往更高更远的地方。曾经，那透过斑驳的树叶投射下黄金般梦的地方，而今她再也回不去了。倏然，她仿佛听到了校园里的钟声，仿佛看到一片绿荫下站着的四五个修女。她们虔诚地双手合十，闭目凝神，向着阳光的方向祈祷。

    她正学着她们的样子，默默在心里流下一滴滴泪水。家远路遥，梦醉情痴。她心里常想：若世上真有神仙，那该多好！

    赖雅出院那天正值圣诞节。彼时，白雪如花瓣般散落一地，铺成了一条冗长的小径。

    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迈出圣诞节的第一个脚印。她说，雪花是纯洁的。在中国，但凡冬天大病初愈的人都要于第二天的第一场雪中留下脚印。而且脚印留得越早，病痛去得就越快。赖雅相信了她，竟像个孩子在雪堆里来回踱步。他想早点康复，想和她一起谱写未来的浪漫。

    圣诞节的当天夜里，张爱玲出去买了一大堆过节用的东西。赖雅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非要帮她做点事情。

    他们在自己的家中点满了蜡烛，没有开灯，就像营造一个关于烛光的梦。

    张爱玲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了很久，终于做出了一桌丰富的晚餐。彼时，香气如同清风扑面而来，慢慢卷进赖雅的鼻子里。

    他从未吃过中餐，只是听她在闲聊中提及过。而今，他突然感觉很幸福，因为有一个女人肯为他做饭，肯放下高傲的架子，肯将自己剩余的50年换他步履蹒跚的20年。

    这一份情，他无论怎样都报答不了。

    张爱玲的真诚打动了赖雅，也打动了铁石心肠的苍天。数日后，病魔知难而退，赖雅的身体也逐渐康复起来。

    在外国，圣诞节是空前盛大的，而新年却从不被人重视。

    1957年是猴年，刚好是张爱玲的本命年。若是在家乡，她一定会穿着红色的长袄，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漫舞。

    可是今日她却跳不起来，甚至连一件红色的长袄都没有。

    赖雅不知她的心思，他正在策划一场远行，因为频繁的中风让他已知去日无多。他想在活着的时候去看看那些老朋友，哪怕只见上一面，聊聊这些年来的大事小事，也完了心中的夙愿。

    1957年1月20日，在张爱玲的陪同下他来到了波士顿。多年未见，他很想念自己的兄弟爱恩斯托。没想到两人刚见面，就陷入了长聊中，直至下午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下午，她搀扶着赖雅去了波士顿最大的百货公司，买了平时要用的生活用品，也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会儿。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她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鸟，仿佛认识所有的物品。

    赖雅几分失落地垂下眸子，他在为自己囊中羞涩，无力为她买件像样的礼物而黯然神伤。她似乎看出了赖雅的心思，话锋一转，温柔地告诉他，曾经在上海时，她总会一个人于寂静的夜里走出来，望着关了店门的玻璃橱柜发呆。她不是想拥有橱柜里的东西，而是喜欢欣赏一种近在咫尺而又得不到的美。

    赖雅懂得，她把心疼当成了浪漫，不愿让他自责堕落。

    然而，赖雅常想：给不了她幸福，终究是一个遗憾。

    3月里，两人一起去了纽约，看望了深居简出的炎樱。在炎樱的陪同下，他们还在纽约最大的商场买了一双约翰·华德出品的皮鞋，一副意大利产的真皮手套。那双散发着绅士气息的皮鞋送给了赖雅，而透露着时尚与妖娆的手套则送给了张爱玲。那天她无比开心，因为这是她结婚以来收到的唯一一件奢侈品，想好好珍藏。

    一周后，张爱玲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找到了戴尔公司，她想问一下书稿的出版事宜。然而，公司的负责人却告诉她，书稿正在审核中，至于出不出版尚未定夺，两周后才能告知她结果。

    听到这个消息后，让原本有点激动的她突然变得很落寞。赖雅为了让她开心起来，带着她去了一家自助饮食店。两人在举杯谈笑间，度过了一个浪漫的晚上。

    回来时，毛毛细雨飘然而下。赖雅抱紧她，撑着一把伞，走在清凉舒适的街道上。

    那时，她心里的委屈仿佛被这场雨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有个肩膀无比宽大，将她牢牢锁在怀里，再冷再刺骨的寒风也进不来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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