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逝天涯远，孤岛恬然妪

    在没有赖雅的日子里，时间快得来不及细数。她每天都将自己封闭在房中，孤零零地享受着书本所带来的快乐。

    她喜欢看书，喜欢沉寂在作家编织的梦里。她也喜欢写作，因为那是她放纵思想的唯一方式。那个时候的张爱玲，彻底将自己囚禁在孤岛中，恍如古时的清雅才子，大隐于市。

    1968年的世界一点也不太平，她所爱着的祖国正经历着一场浩劫，欧洲、美国，也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变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对她造成怎样的影响，她的思想依旧活跃，文笔也未消退。

    晚年的张爱玲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红楼梦魇》上，她有时也会修改一下旧作，或是整理以前的旧照片和文存，并积极地为一本叫《对照记》的书做最后的汇编。

    多年后，《对照记》成了她的绝笔之作，也成了史学家们研究张爱玲最为重要的材料。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光扫过那一行行清丽的文字，慢慢品读下来，竟有如沐春风的畅然，也有秋风落叶的凄凉。

    难怪，她在写自己晚年的生活时，用了这么一段话来形容：“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无期。”

    时光流转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人生来就有死去的那天，她也从未想过不生不灭。但是，时间过得那么快，让她艰于呼吸，让她没有办法安稳地完成每一天的工作，让她渐渐迷失了方向，却又是意料之外的。

    47岁，并不算老，甚至还未过半百，在无数七老八十的名家眼中，她只是一个小姑娘。她大可以再次绽放，就像每年都要盛开的花朵，伴随着清香，温暖人心。

    然而，精神的隐退，注定让她无法一如既往。

    自从赖雅走后，漫长的独居生涯，成了她生命中最传奇又最落寞的时光。

    黎黑的夜色，空荡的皓月。

    即便四周伸手不见五指，也总有一个地方清辉漫洒。

    因此，只有一个人不去怨恨生活，也不去埋怨天理不公，才是最好地活着。她就是这样，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迎来了多年来的又一个春天。

    1966年4月，《怨女》在台湾出版。

    这是一部几经残喘，也是张爱玲为之付出很多心血的作品。它最早叫《金锁记》，改英文名为Pink Tear《粉泪》，后来又改成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等英文版被翻译成中文后，再次更名为《怨女》。

    《怨女》在台湾出版后不久，香港的《星岛日报》也紧接着连载。一时间，张爱玲热再次被掀起，很多张迷们也是从此时慢慢成型的。

    张爱玲之所以在从台湾东山再起，与一个人脱不开干系。他叫平鑫涛，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大老板。乍一听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但提起平鑫涛的妻子，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妻子正是台湾赫赫有名的言情小说作家——琼瑶。

    多年后，当有人问及琼瑶的写作灵感时，她还是会不经意地提起，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很显然，那时的张爱玲不仅仅影响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生活，也直接成为台湾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平鑫涛是1927年生人，比张爱玲小整整七岁。

    他从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一直到大学毕业，仍旧十分迷恋她。后来有一个机会，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并在宋淇的介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张爱玲。

    很快，他开始和张爱玲探讨出版事宜。不过，当时张爱玲在华盛顿，因为照顾赖雅，根本脱不开身，所以就让夏志清代签了合同。直到如今，每当平鑫涛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旧禁不住地说：“觉得又亲切又高兴。”

    在他眼中，能出版张爱玲的作品，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况且，他很早就是张爱玲的书迷，也曾在无数个夜里幻想着认识她，接触她。只是没想到，美梦来得有点快，竟让他措手不及。

    从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卖给了皇冠出版社，而所得的稿酬，也成了她在美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也许是上天的疼怜，她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再也不用为生计犯愁，也不用四处安家。多年后，她很感激平鑫涛，曾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必然，也是她应得的回报。数十年来，她一直在追梦的路上苟延残喘，或是被人践踏了理想，或是被人消磨了志气。可即便如此，她那一颗执着的心也从未变过。

    她常常告诉自己，无论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也必须在第二天醒来时忘掉。因为她知道，从哪跌倒就要从哪爬起来。若一直沉溺于失败的阴影中，只会摔得更疼，摔得更惨。

    1954年，平鑫涛创办了皇冠杂志社，1965年再创皇冠出版社。《怨女》出版发行时是1966年，那时的皇冠出版社才成立仅仅一年。

    自从出版了《怨女》后，张爱玲热在台湾即刻风靡起来。皇冠出版社抓住了这个时机，陆陆续续又出了《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8）。时隔八年后，他们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天才梦》等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张看》。

    那时，文艺青年的枕边必然放着一本张爱玲的作品。即便不是文艺青年，需要佯装一下的，也会以看过张爱玲的作品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他们或是于清晨醒来时慢读，或是于黄昏暮色下详读，抑或是于烛火微微下快读。总之，每个时间段读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皇冠与张爱玲的合作很频繁，但并不代表她每次都会出席合作洽谈。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让宋淇做代理人。纵然平鑫涛没有见过她，也未曾与她说过一句话，但他对张爱玲却格外尊敬。许多年后，他写文章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有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节选自平鑫涛《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一个在汪洋大海的东岸，一个在汪洋大海的西岸。

    许多年的相识，让两个人的信笺穿越了沧海，穿越了红尘，也穿越了历史。一般来说，平鑫涛的信往往寄到张爱玲住所附近的一家杂货店里，直到她去那里购物时，才有可能收到。

    尽管如此，平鑫涛仍旧没有放弃过。写信，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他与张爱玲交流的精神寄托。他早已不在乎信的收到与否，仿佛只要寄出去，心里就是莫大的安慰。

    1969年，赖雅已经走了一个多年头。她的生活还要继续，未来的路依旧迷茫。

    所幸，在好朋友夏志清的帮助下，她收到了来自加州伯克莱大学的邀请函。原来，加州伯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希望她能来此研究大陆政治术语。这算是张爱玲来美国后的第三份工作，也是一份极其荣耀，又充满了挑战的工作。

    曾经，这个职位是由夏济安教授担任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张迷，早年曾向弟子们推荐了很多次张爱玲的小说。1957年，张爱玲所写的《五四遗事》，最初也是发表在了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

    很多年过去了，纵然两个人见面次数很少，但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后来，夏济安于1965年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张爱玲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沉重，她在给宋淇的信中专门提到此事，还表达了心中的哀伤和苦恼。

    1965年，接替夏济安空缺的是他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正信，庄正信和夏济安一样，都很崇拜张爱玲。因此，不论是在哪个课堂上，只要涉及有关文学的轶事，他都会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张爱玲的影子。

    兴许，师徒两人已不是单纯的崇拜了，竟将其推到了神的位置上。

    1967年7月，庄正信任期已满。当他与夏志清讨论起接位的事情时，两人竟意见统一地认为，让张爱玲来担任是再合适不过的。

    随即，一拍即合。

    虽然这次夏志清帮了张爱玲大忙，但是他却不敢邀功，反而心平气和地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夏志清说得有些隐晦，也许，他不愿将张爱玲的不好讲出来，总觉得那是一种罪恶吧。然而，在研究所的那段时间里，她依旧不会做人，甚至很“过分”。

    张爱玲的助手陈少聪曾说：“张先生自从来过陈（世骧）家两次之后，就再没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尔以电话致候。”

    请也请不动，喊也喊不来。

    这，就是张爱玲。

    或许，在大家眼中她的架子很大，有向别人耀武扬威的意思。但知道她的人都了解，她只是不愿沦为世人“把玩”的商货。她不想让每一个饭局都成了她的巡回表演秀，也不愿看那些丑陋的嘴脸，说得好听，做得阴险。

    1969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仅在美国，就有数个世界奇闻。

    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旧金山等地共计百万人参与反战游行，抗议尼克松政府侵越；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迈出了人类的一小步，成就了世界的一大步。

    登月，古老的东方很早不久实现了吗？

    那个叫嫦娥的美丽女子，飘飘然而来，卷过淡雅迷人的香气。古时说她住在广寒宫，有玉兔为伴，还有一个叫吴刚的每日每夜地砍桂花树。

    年小时的张爱玲常常在院子里铺一个凉席，躺在空旷的草地上，抬头看向那一片浩渺的天空。皎洁美丽的月色呀，被一团氤氲的白云缠绕着。不过，她依然能看到圆月上的黑斑，依然可以幻想着那位美丽的女子，坐在青色的石凳上，一个人缄默不语。

    她也是一个爱做梦的小姑娘，往昔不知多少次幻想过与嫦娥见面的情景。所以，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写月亮的文章，全是溢美之词，全是述不尽的感慨。

    而今，美国人就要登上月球了，就要看到她所钟爱的嫦娥了，怎能不激动呢？

    那天下午，她站在加州圣保罗大街的一根电线杆下面，微仰起头，像小时候一样看向那片熟悉的天空。

    月，如旧圆。

    人，已苍老。

    只是，那个叫嫦娥的人，却依旧活在她的梦里，良久良久，挥之不散。

    陈世骧开车路过时，恰好看到她专注地发呆，就问她在干什么。张爱玲回答得很干脆，在等公交车，正思考着要不要买个电视机，晚上回家好看登月转播。

    陈世骧不曾想到，高度近视的张爱玲竟把电线杆当成了公交车站牌。她是如此的销魂，没有一丝察觉，一个人很凄凉，又很坚强。

    我们不知当时的陈世骧做何感想，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一定笑不起来。

    试想，一个冷寂的黄昏，月上梢头，大地沉静。她孤苦无依地停靠在电线杆下，无人理会，无人搭话，不知有多难过呢。可她又爱一个人，因为自从赖雅走后，再没有一个人可走进她的内心。

    她是如此的冷傲，又是如此的超凡脱尘。

    不只是陈世骧觉得称奇，加大的很多同事，一样觉得她不一般。他们一致认可，张爱玲是“办公室的灵魂”。

    何为灵魂？

    让人看了一眼，就深深沉迷？

    抑或是，说了一句话，就让人欲罢不能？

    也许都有吧。

    张爱玲的美虽未体现在样貌上，却分毫不差地表现在了穿着打扮，以及温柔冷漠的眸子里。她就像一头山羊，看起来很温顺，但若受了刺激，一样会用犄角给人一击。

    她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娇弱羞赧，她只是不想引起是非，因为平淡的一生，远比任何大起大落都来得幸福。

    张爱玲的眸子是深邃的，很多人都不敢与她对视。也许，他们害怕看到犀利的锋芒，进而刺得自己遍体鳞伤。也许，他们自觉浅薄，无法用同等的眼神迎上她。

    但不论怎样，她在神坛上的地位，无人可撼动。

    在加州伯克莱大学的那段日子里，她总喜欢穿着旗袍，走在葱茏的校园中散步。有时，她会穿进树林中，坐在洒满落叶的石凳上看书。有时，她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电线杆下，看着工人们忙上忙下地疏通电路。也有时，她会坐在校园的草地上，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天空发呆。

    没有了赖雅的日子，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而且，她的收入越来越多，而支出却越来越少。后来，她开始大批量地买衣服，各种各样的旗袍堆满了屋子，像开了一家唐装店。

    每天上班，她都会穿不一样的旗袍。有时是灰色的，有时是紫色的，有时是淡青色的，有时又是素色的。她对旗袍的布料很有研究，大多选择丝质的料子，而且配以传统的滚边。所以，在艳红的夕阳下，同事们常常会看到被百花簇拥的张爱玲款款走来。她虽是不苟言笑，却依然征服了很多人的眼睛。

    因为，她太有气质了！

    晚年的张爱玲很孤单，浑身上下散发着高冷的气息。她皮肤白皙，宛如一块精心雕琢的美玉。平时出门会化妆，但绝不是妖艳的舞娘妆，只是淡淡的，像在脸上轻轻一点。

    不论是路人还是同事，只要看到旗袍，大老远就会知道是张爱玲来了。这么多年来，在异国他乡的日子，纵然是衣服换了，地方换了，但那一寸思乡之情，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她穿着旗袍的样子，高傲，又带着目下无尘，不论过了多少时日，终究会让人记得——她从上海来。

    在众多的回忆录和采访报告中，无数传记工作者都曾引用过一个文献，就是“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中的另外一个人——陈少聪的一篇回忆文。

    他是张爱玲的助手，也似乎成了她的秘书。在陈少聪为数不多的文章中，这篇名为《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描写得最为真实：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陈（世骧）先生为她接风的晚宴上，陪客还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张爱玲的身上，那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她所有著作我没有不读的。在她身边我变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尽管我的内心万般希冀着能与她接近，与她沟通，当时我却连话也不会说，也不敢说。

    “那天张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不主动找人说话，好像总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时脸上带着浅浅的礼貌性的微笑。她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后来她一直都穿颜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岁，身材偏高，十分消瘦。中度长短的鬈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色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至看人时总是眯着眼，眼光里仿佛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着你。

    “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时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尔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着地板。只闻窸窸窣窣、跌跌撞撞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的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即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释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做好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子上，上面加上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到图书馆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隔着一层板壁，我听见她咳嗽，她跌跌撞撞的脚步声。我是张爱玲周边一名蹑手蹑脚的仰慕者。方圆十尺之空间内我们扮演了将近一年的哑剧。我是如此渴望沟通与相知；而她却始终坚守她那辉煌的孤绝与沉寂。”（节选自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在大多数同事眼中，张爱玲是冷漠的，是高傲的。但在陈少聪眼里，她有的人情味是别人所不知，所不懂的。

    有一次，张爱玲感冒了，每天上班都会打喷嚏，偶尔也会咳嗽几声。后来身体欠佳，就向陈世骧请了假。陈少聪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经常打去电话问候，又大老远跑到中药房给她抓了几副草药。

    他知道张爱玲的癖性，不喜欢与人交流，眉宇间透着淡淡的冷漠和哀伤。于是，他只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方按下门铃，将药放在门口扬长而去。

    过了一段时间，张爱玲又来公司上班了。她身体虽好了，但精神还是没有多么大的变化，仍旧不喜欢说话，只是闷闷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

    令陈少聪很诧异的是，此时他的桌子上却意外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谢谢”。纸条上方还压着一瓶香水，是市面上很流行的“香奈儿五号”。

    他买的草药远没有这瓶香水贵，而张爱玲还他的，也并非是等价的回报。因为有时，一个人真真正正的关心，远比虚情假意的人际面子要好太多。张爱玲还他的香水很名贵，也是想证明，陈少聪真心实意的关心，值得她送这样一瓶香水。

    晚年的张爱玲很钟爱香奈儿五号，她不仅送过陈少聪，也曾送过水晶。当年，水晶在《夜访张爱玲》中曾提到：“她早已准备了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购买了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让我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东西送给她。”

    这年是1971年6月，张爱玲已经51岁了。她到了暮色黄昏的年纪，却仍旧偏爱年轻女孩儿的东西，可见，她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外表。

    多年后，我们从《对照记》中看到了一个不染尘寰的张爱玲。

    纵然岁月无情，时光蹉跎，她也不再风华绝代，流光照人，甚至即将步入老年。但她那风韵盎然的神姿，气质出众的模样，不论是谁看到，都会惊叹一句：她是如此的年轻。也许，这样的生活习惯，与她极高的精神追求是分不开的吧。

    在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工作并没有张爱玲想象中的那般好，她不善经营人际关系，很多时候都是我行我素，有时也会找各种理由拒绝陈世骧的邀请。

    可见，对于她来说，若想一个人安安稳稳地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况且，这个世上冷漠和拒绝，永远也换不回别人的理解。陈世骧就是这样，他起先对张爱玲报以热忱，只是因为她的名声在台湾大噪，如今到了学校能撑起一片天。

    然而经过时间检验，即便张爱玲拥有无可挑剔的才华，也无法帮他实现满足虚荣心的愿望。他心灰意冷，也不再奢望。

    终于，两个人的战争爆发了。

    轰隆一声的巨响，断送了一份维持不长的友谊。

    1969年6月10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回了一封信，用很沮丧的语调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叫写glossary（词语汇编），解释名词。刚巧这两年情形特殊，是真没有新名词。……Ctr（研究中心）又还有别人专做名词，把旧的隔几个月又出个几页字典。所以结果写了篇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附两页名词。”

    一番言语之中，透着极度的无可奈何和哀伤。

    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即便掘地三尺，也无法找到。然而，陈世骧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命令张爱玲继续修改，一次、两次，直到第三次，报告仍旧不满意，她改得也心力交瘁。

    一段友谊，也就到此而终。

    在旋涡中挣扎的人际关系，终究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她渴望的是自由，追求的是安逸。她希望能躺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或是任一道斜阳漫下来，温暖一张渴望重生的脸庞。

    在伯克莱大学工作的期间，庄正信帮她找了一所住处。房子位于伯克莱城杜兰街，是一间半的小公寓。

    虽然面积不大，但张爱玲很喜欢。

    一片雪白的装饰，不染尘埃，也未被尘世俗气所污染。推开门，一排落地长窗赫然眼前，她轻拉开白色的纱幔，任柔和的夕阳洒满整间屋子。

    远处，梧桐树摇曳生姿，鲜花在草丛中烂漫。

    海水蔚蓝，天际澄清，几只海鸟划过波澜不惊的海岸线，向着遥不可及的前方遁去。

    公寓的设备很简陋，纵然基本生活保障能做到，但却少一个写字台。只有床前放着一个小茶几，她每天就是在这个小茶几上写作，很吃力，也很累。

    夜幕降临，天色渐晚。

    每当清辉如雪时，她往往轻拉开纱幔，一个人静静地遥望月色。

    那时，她仿佛一只薄翼的蝉，正寻觅黑色中的光明。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她要的光明，永远只有那一轮圆月可给，而且给得很彻底，很浪漫。后来，大家送了她一个雅号——“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2.迟暮夕阳红，清辉洒蝉翼

    在加州的日子很散漫，不过她也很自在。

    张爱玲很少出门，也不去打电话。她依旧喜欢写信，也喜欢伏在案上写日记。她早年曾与宋淇有过间隙，两人还大吵一架，决定不再与对方往来。然而，没想到最后还是冰释前嫌了，他们又开始了通信，而且一直持续到死去那天。

    她从未想到，安静的日子也会有不安静的时候。

    她从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也不喜欢见客，但却有一次破例。

    来求见张爱玲的人叫水晶，他是地地道道的张迷，甚至可以用“超级张迷”来形容。多年后，他写过一本有关张爱玲的书，叫《夜访张爱玲》。文中所提及之事，也多半来自那日访谈。

    水晶本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他与张爱玲一样，都同属南方。在台湾读大学时，水晶就很崇拜张爱玲的文风，常常在同学面前夸她的作品。时间一长，他看得多了，有时竟能大段大段背诵。可见，这人已痴迷张爱玲到了极点！

    当王祯和在台湾接见了张爱玲后，水晶更是羡慕，时常从王祯和口中套有关张爱玲的各种事情。喜欢归喜欢，但他却不敢访问。因为他总觉得张爱玲很高冷，只适合在神坛上仰视，不适合走近了解。

    直到有一天，他有了一次拜访她的机会。曾经的疑云，也在拜访后不复存在。

    1970年9月，水晶获得了一次去伯克莱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正是这次机会，让他与张爱玲有了唯一的一次交谈。两人从晚上7：30开始聊起，前前后后竟聊了七个小时。

    多么惊人的谈话，可以说是秉烛夜谈，也可以说是彻夜欢聊。她生平最不爱见人，更未和任何人有过过长的交流。可那次，竟成了她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年张爱玲51岁，跨越了半百，正步入夕阳。

    水晶见到她的第一感觉就是瘦，而且瘦得离谱，也很让人心疼。若不是长年累月地写稿，若不是没有充足的睡眠，也许她的生活会好些，人也不至于皮包骨头。

    然而张爱玲是固执的，她若喜欢某个习惯，就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这样，她的血液幻化成了文字，从纤弱的身体里流出来，滋润着每一部有生命的作品。

    水晶眼中的张爱玲如胡兰成所说，脸庞很大，眼睛也很大，而且炯炯有神，深邃难测。这世上不论是谁，都无法从她眸子里看出任何破绽，因为她的心思，只有她自己懂得。

    两个人谈论的话题很随意，也很深入。那是水晶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张爱玲所带来的温暖。

    她知道水晶从南洋而来，所以提前给他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水晶说不会喝酒，她立马给他开了一瓶可乐。当时的张爱玲很瘦弱，开个易拉罐双手都要哆嗦一会儿。水晶害怕极了，恨不得抢过去帮她。然而他知道，张爱玲从不喜欢让别人帮忙，若是他越了线，很有可能会引来张爱玲的反感。

    最终，他没动，而她却欣然看他吃。

    张爱玲告诉水晶，她特别迷恋民国初期的章回体小说，尤其喜欢看张恨水的那几本。她认为这类小说很容易使她放松，每当心情不好时翻阅慢读，倒有一种relaxed（松懈的，随意的）的感觉。

    水晶顺着她的爱好往下谈，提起了一本名叫《歇浦潮》的书。此书是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系的代表作。这本书的作者叫朱瘦菊，笔名为“海上说梦人”。

    小说还原了上海十里洋场的众生相，将一群妓女、嫖客、新剧艺术家等人描写得惟妙惟肖。这对于从大上海土生土长的张爱玲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她当然看过，而且认为这本书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水晶见她很喜欢，就略带评价了一下。没想到，他的评论引起了张爱玲的共鸣，她对水晶说：“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好，更值得做。”

    慢慢地，两人聊得越来越广，开始从《歇浦潮》发散，进而过渡到《海上花列传》。水晶知道，张爱玲一直在做《海上花列传》的翻译工作。所以，她对这本书的理解，远比别人要深些。当水晶问及她对这本书的看法时，张爱玲颇为形象地用手比了一个圆圈，笑着说：“像红楼有头没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

    水晶是张迷，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谈张爱玲作品的机会。他抓住时机，对《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进行分析评论。

    也许太爱张爱玲了，以至于每本小说的细节，每本小说的优缺点，水晶都了如指掌。就连张爱玲自己，也很赞叹地说了一句：“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停顿了一会儿后，她又接着说道：“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他们没有只局限于谈通俗文学，也对“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做了评价。她很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甚至毫不避讳地告诉水晶：“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当谈到老舍时，张爱玲却没有大书特书。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但认为老舍的短篇很精彩，值得一看。

    还有一位现代作家，也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人——鲁迅。谈起他，张爱玲自有理解，她很钦佩地说：“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是啊，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作家真的看清了各自的创作之路？

    他们或是为了钱，或是为了名，又或是为了一时的“安定”。曾经，中国出了几个大胆的作家，也探索出了一条正大光明的路。但更多的作家却是安于现状，守旧和迂腐。他们无法升华自己，更无法将中国文学拿到世界的文学史上。

    文过饰非，说得多么精辟呀！

    当谈话接近尾声时，水晶问起了她的作品流传问题。她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去厨房斟了一杯速溶咖啡，不放糖，只放牛奶。出来时，也给水晶端了一杯。

    她是那么爱喝咖啡，而且只要喝上一口就不会停下来。平静下来后，张爱玲给了自己的作品这样一段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了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节选自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

    我们无从得知她的困恼从何而来，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中国文坛的确被那些“五四”以来的作家所垄断。张爱玲就像一株求生的小草，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难怪她自己没有把握，甚至有了不确定性。

    若她知道，多年后的今天，张爱玲的书迷就像浪花般扑过来，声势浩大，犹如海啸时，该会有多高兴，又是否会很欣慰呢？

    在大风大浪面前，她从容不迫，依旧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即便所有人都在描绘大上海的富丽堂皇，色彩缤纷，她也会毫不客气地写出了暗淡破败，写出了人心险恶。她心中的上海，就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永远沉到了深海之中。

    张爱玲是顽强的，也是固执的。

    她身体里流淌的血液，犹如翻滚的江河，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挣扎。有时，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身后有无数的作家像她一样，垂死于荒冷的冰山一隅。有时，她又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除了她，无人可登上那一座高峰。

    水晶走的时候，已经到了凌晨2：30。他仍旧依依不舍，甚至想再聊一会儿。然而张爱玲早就疲乏了，况且她身体也不舒服，不适合通宵畅谈。但是，两人的谈话就像一场华丽的聚会，还没有到谢幕的时候，而水晶的激动之情，良久良久，从未平息。

    临行前，张爱玲送了他一本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水晶手捧着书，沉思了很大一会儿。他知道，这是很大的荣耀。因为有无数张迷想得到她的亲笔题赠书而不得，他却有幸。

    张爱玲说，这次谈话十年难得一次。而朋友间的会面，有时则是终身才得一次。

    同样都是难得，同样都是不舍。

    也许，她心中很惆怅，既想有朋友来看她，又怕他们来看她。她是一个矛盾的人，而这样的矛盾困扰了她一生。

    她又是一个孤独的人，喜欢处于安静的环境中，又想飞跃内心的落寞。

    水晶的造访，成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开怀畅谈。

    从那以后，再未有过。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张爱玲又参加了一次“亚洲年会”。相较于前些年，如今的她自然随和不少。在波士顿，她见到了夏志清、庄正信、於梨华，并和三人吃了午餐。

    席间，於梨华曾小心翼翼地提议，希望她能去加州大学，给学生们做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那时，於梨华从未奢求过她能答应，因为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做事自有裁断，别人无法揣度。

    令於梨华吃惊的是，她居然答应了，而且干脆利索。

    这是张爱玲一生之中唯一一次演讲，从前她不敢于人群中讲话，不敢在人海中张望。她的害羞和腼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如今却肯买於梨华的账，可见她对於梨华的重视程度。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於梨华知道她喜欢黄昏，便挑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时间点。当天清晨，於梨华极度紧张，她顾不得时间还早，立刻赶赴机场迎候。张爱玲没有来，飞机也未到站。她坐在机场的咖啡屋中一口一口品着黑咖啡，彼时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那时，一个极坏的念头划过她的脑海：若等不来张爱玲，只有一个不好的结果，飞机出事了。

    20分钟后，於梨华才从胡思乱想中抽离出来。因为此时，张爱玲已从机场走了出来。她穿着灰色的薄呢裙装，肩上装饰着一条紫红色的丝巾，并没有戴眼镜。显然，她的打扮时尚又典雅，肯定是做了某些“精雕细刻”的。

    若论一眼望去，也许未有惊艳的感觉。然而，於梨华却被张爱玲的气质所吸引，曾充满深情地回忆：“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没错，就是世上再不曾有，也不多见。

    两个人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迟了十几分钟。若是别人，此刻恐怕紧张得不得了了。然而此时张爱玲却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她要去洗漱间整理一下，因为她还不甚满意自己的模样。

    镜子中的张爱玲很优雅，一缕青丝垂在肩上，淡红色的唇角分外庄重。也许，她来之前就不知对着镜子梳理了多少遍，而今还要梳理，定是怕被人捕捉到一丁点不好的样子，遭逢耻笑吧。

    站在讲台上的张爱玲很特别，未有平时的冷漠，也不曾寡言少语。她演讲的题目叫《奇异的西方人：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

    在台下的学生眼中，她的英语说得很流畅，字正腔圆，颇有英国人的味道。原本，她打算脱稿演讲，也想多与台下的学生互动。然而到了后面，她又不得不开始念稿，也许担心时间来不及了，念稿总比肆意迸发思想能抓住时间。

    一下午的演讲，让一直沉溺于自身世界里的张爱玲有了一丝欣悦。不论怎样，出来与陌生人谈谈文学，终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比较文学系专程为她准备了茶点，想留她吃一些再走。她却说要赶飞机，恐怕来不及了。

    其实，哪里是来不及，她只是不想去而已。

    或许，在她心中一直很排斥与不认识的人一块吃饭，那些不自在的场合，她从来都不喜欢。

    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商量了很久，才决定到学校附近的咖啡厅坐坐。

    在美国的这些年里，咖啡成了她每天必备的饮品。其实，她从前并不爱咖啡，只喜欢喝茶。然而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她也就作罢，开始习惯喝咖啡。

    那天在咖啡屋中，张爱玲没有点咖啡，却点了一杯香草冰淇淋苏打。当服务员端着饮料走来时，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杯子，只等放下后，才迫不及待地拿起吸管，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快乐地喝着饮品。

    那是可爱的张爱玲，处处透着孩童的天真。

    她没了清高，没了孤傲，也没了一个人的凄凉。

    原来，她也会笑，而且笑得很纯真，笑得很烂漫。彼时，於梨华很诧异，但片刻后又很释然。因为她知道，所有人眼中的张爱玲并非是真正的张爱玲，而真正的张爱玲，应是一个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普通大众。

    喜怒哀乐，一应俱全。

    在伯克莱大学的工作，是她一生中最后一份工作。任期满后，她就开始了漫长的隐居生涯。她爱月亮，就像一只蝉，喜欢趴在树干上静沐月华。那些日子里，只要有月色挂满枝头，她就像一个少女般倚在窗台畅想。

    或许，梦总比现实要美好很多。

    在加州的工作没了，她亦不愿在此常住。她在给朱西宁的信中曾说：“来加州后，尤其去年十一月起，更瘦成一副骨头。”（节选自朱西宁《迟复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

    可见，她并不适应加州伯克莱的生活环境。这里天气终年稍冷，张爱玲动不动就感冒，身体根本吃不消。曾经，她很喜欢纽约，打算离开伯克莱就赶赴那里。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犯罪率猛增，治安条件很差。最终，她放弃了，才选择了加州的洛杉矶。

    在庄正信和他的妻子杨荣华的帮助下，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区找到了一套房子。她确定后，说搬就搬，没有片刻犹豫。那间公寓设备齐全，所以她没有什么好带的，思前想后，只带了一个铜制落地灯。

    搬家那天，庄正信和杨荣华都去了。那是杨荣华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惊诧之余，更甚怜惜。原来，她看到张爱玲的手掌上有一大块瘀青，就像被人勒了一下，颜色很深。

    杨荣华还没来得及问，她就道歉似的回答，说是捆绑行礼时绳子勒的。还说自己笨手笨脚的，做什么事都做不好。

    后来，杨荣华在《在张爱玲没有书柜的客厅里》曾说道：“她露在无袖旗袍外的两条臂膀是那么细，走在路上又是那么勇往直前，目不斜视，使我忍不住跨到她的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有车来为她挡车，有风来为她挡风。”

    那是怎样的娇弱，使得杨荣华都疼惜起来。

    她们都是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彼此都是弱小的。然而，杨荣华竟甘愿为她挡风，为她挡车，甚至为她甘做护花使者。由此可见，那时的张爱玲真的很需要有人保护，需要有人分担生活的重担。

    然而，她就是一个孤立的人，自赖雅走后，任凭是谁都无法闯入她的世界。她习惯了每天一个人的日出日落，也习惯了房中沉静如死的氛围。所以，无论庄正信夫妇多么友好，在忙完后，她仍旧说了一句：“就当我住的地方是老鼠洞吧。”言下之意，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她。

    后来，她给了庄正信自己的电话号码，却又补充说：“不会接任何电话。”

    她是何等固执，又是何等不近人情。这种“过河拆桥”，又没有人情味的做法，世上，也只有张爱玲能做出来。

    那晚，从她的新家出来，庄氏夫妇突然生出一丝哀伤。不是因被人伤了心而难过，而是对张爱玲一个人的生活略有担心。她那么弱小，若出了事该怎么办？家里没有男人，碰到坏人该怎么办？她如此固执，生了病却不愿就医，又由谁来照料？

    想着想着，杨荣华越来越心疼，止不住的泪水顿时划过眼眶，与这凄冷的月光相映成彰。她也不知是因为同情还是因为心疼，但心里终究不是滋味。

    过了一段时间后，庄氏夫妇要搬家了，就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告知。没想到，还未等两人缓过神来，她的电话便打了过来。原来，她真诚邀请两人来公寓坐坐，还叮嘱杨荣华，别忘了带全家福。

    全家福？

    她是要看看别人家幸福的生活，然后对照自己的悲惨孤独吗？

    还是，她喜欢看别人的热闹，听别人的故事？

    或许都不是，或许那只是过去较郑重的交谊方式。又或许是，因为她的确太孤单了。

    庄正信夫妇来到她的家中后，发现客厅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太多装饰品。在一个不算高的柜台上只有一台电视机，竟连个书架都没有。

    她那么爱写作，又那么喜欢看书，为何没有书架呢？可能是漂泊惯了，家搬得多了，书也丢得七七八八，到后来干脆再也不存了。

    从杨荣华手中拿到相册薄，她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遍，就像大眼看过了别人的人生。而后，她也把自己的相册薄拿出来给两人欣赏。泛黄的相片，破旧的装帧，也不知存了多久。可张爱玲就是拿着它像宝贝一样供着，因为那些相片像是记载了她成长的履历，镌刻着一生的印记。

    庄氏夫妇看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让他们敬重的女作家，一辈子竟是如此的波澜壮阔。庆幸，他们看到了这些相册，此后的日子里，即便时光荏苒，也带不走弥留的记忆。

    半夜三点多，马路上断绝了车鸣声。外面依旧霓虹交错，但却少了喧嚣的声音。

    安静，死一样的沉闷。

    张爱玲就喜欢这样的时间，无人打扰，无人来往。而庄氏夫妇却很排斥，因为他们终究到不了归隐的境界，仍旧是花花世界里的一株草，一束花。

    第二天一早，杨荣华从商品店买了一个精致的大照相薄，为了不打扰她，就托公寓管理人转交给她。毕竟，那么重要的相片却被一个破旧的相簿装着，实在有点让人看不过去。

    我们无从得知，她看到如此精致的相簿会做何感想，至少会流露出一丝欣喜吧。毕竟这个世上还有人那么关心她，那么惦记她。

    不过，幽居的日子终究是她最喜欢的。因为脱离红尘，远离俗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她住的好莱坞东区的Kingsley公寓是一个长条形的建筑，放眼望去，整栋房子很古老，犹如一位安详又历经沧桑的老人。公寓门前有一棵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像是古时的羽扇。彼时，白色门墙上爬满了青藤，阳光漫下来，犹如披上了青色的敞衣，格外美丽好看。

    这里是南加州，比她当年去的北加州温暖些。不过，此地并不适合居住，因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从这里浮现了出来。然而张爱玲并不在意这些，她只在意是否能守住隐私，不让外界的任何风声吹进来。

    恰好，这里对个人隐私有绝对的保障。她住得舒心，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况且她已经五十几岁，也没有多少个十年可以过了。以往她常搬家，而今却落户不搬，想来也是一种依恋吧。

    那些年里，张爱玲彻底消失在大众的视线里。

    她到底在干什么，又遇到了哪些新奇的事情，别人无从得知。不过，皇冠仍旧在出版她的新作，就像雨后春笋般，越发茁壮，大量涌现。

    如今，张爱玲离我们越来越远，她的痕迹，也葬送到了历史的长河中。但从她往昔出版过的书中可知，那段时间里，她一直沉迷于修改旧作中。

    1978年，《相见欢》、《色·戒》、《浮花浪蕊》在皇冠杂志上刊登。到了1983年，皇冠又集结了她的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多少恨》等短篇，拟名为《惘然记》出版。

    在这本名叫《惘然记》的书中，她曾作序说道：“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集结时提名为《惘然记》。”

    有多少人会对30年前的故事仍旧满意的？

    她却钟爱，而且爱得不得了。想来，这三个故事对她影响很深吧。即便不是亲身经历，也一样可以铭记一辈子。

    她又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蓦然间，我的脑门被猛击了一下，像是着了魔，又像是中了蛊——她到底在说给谁听。

    多年来，她的爱情恍如一块水晶，却又不是特别清透的一种。因为很多人都知她第一个爱上的人是胡兰成，第二个是赖雅。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她到底爱哪一个更深一些。

    那些被历史的潮水冲上岸来的往事，只得靠她自己拾起，自己遗忘了。

    别人终究是揣度，无法接近她的本意。

    她讨厌索隐派，也不喜欢别人刨根挖底地看一件事。世上有很多事都没必要说得明明白白，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外人又何必自作多情？

    然而，不少人还是喜欢索隐，尤其当张爱玲发表了《色·戒》后，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小说的女主人公叫王佳芝，她以色诱的方式接近汉奸，而后试图谋杀汉奸，结果却惨遭迫害。有些人考究过这个故事，大多数认为，这就是改编自大汉奸丁默邨的轶事。更有人认为，提供给张爱玲材料的人一定是胡兰成。他可是当时汪精卫手下炙手可热的汉奸，故事中的细枝末节，也独胡兰成最清楚。

    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觉得《色·戒》更像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关露的故事。当时，宋淇也参与到小说原型的争议中来，他言之凿凿地告诉公众，张爱玲的整个故事来自于他早年告知她的北大学生的故事。

    有时我真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要为一个小说原型争论不休？难道仅仅是为了还文学一个真实，还是所谓的借张爱玲之名攀高枝？

    我总觉得，那些有所图的人，才会抓住某个热点，使别人关注自己。殊不知，有些自说自话的人是很讨人嫌的。

    张爱玲很清楚自己的创作态度，她写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献身革命的英雄的缩影。这个世上，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无拘无束的，思想飞到哪里，故事就停顿在哪里。有时候，就连原本想好的结局也控制不住。

    他们的感情，就仿佛是东去的流水，踏着稳健的浪花，四处冲撞。

    迸发，激烈。

    尤其当从山崖上倾泻而下的时候，犹如开山劈石的闷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激起千万朵追寻自由的水花。文学亦是如此，从生活中而来，到生活中而去。她不反对那些寻找缩影的人，却反对无数个曲解故事的局外人。

    后来，在一阵阵探轶的热潮中，她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文章来反击。若不是有那么多人陷入《色·戒》制造的迷雾中无法自拔，她也许不会挺身而出。而这篇文章也是张爱玲继《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后，唯一一次替自己辩解。

    她要向公众澄清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词“汉奸”，而这个词竟像恶魔般伴随了她一生。但凡认识张爱玲的人都知道，胡兰成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一个出卖国家、背信弃义的负心汉。

    汉奸，成了胡兰成的代名词，却也成了她永久挥之不散的阴影。她是要向大众说明白，她也是受害者，而她却没有失去民族大义。

    “看到十月一日的《人间》上域外人先生写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觉得需要阐明……

    “此外域文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域外人先生甚至于疑惑起来：也许，张爱玲的本意还是批评汉奸的？也许我没有弄清楚张爱玲的本意？

    “……我最不会辩论，又写得慢，实在匀不出时间来打笔墨官司。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节选自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

    也许她太生气了，不然，不会在文章中用了这么多义愤填膺的词句。在域外人先生眼中，张爱玲曾爱过胡兰成，就一定对汉奸有所留恋。甚至，他认为在张爱玲的世界里，胡兰成永远都是最美好，最不容别人玷污的。

    殊不知，她的恨远比爱更强烈。

    因为，谁一辈子都有可能爱错人，而当时爱上了又有什么法子？如今，她的创作早已过了那个不明就里的年纪。她懂得国仇家恨，也懂得民族大义，又怎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写出出卖国家的言论呢？

    后来，张爱玲在集结《惘然记》出版时，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弥撒’还有它的魅力。”（节选自张爱玲《惘然记》）

    她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所以一生只写了两篇回应反对者的文章。她也不是一个小度量的人，不然就不会在人人污蔑的境况下，淡然以对了。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严谨的文学创作之路上，她又不得不说明白，不得不让更多的人了解她的创作初衷。因为以讹传讹，只会让腐朽的思想蔓延，于她，于大家，都不是好事。

    她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绝容不下一丝污秽。

    所以，她每天都会洗澡，每天都要做护理，每天都要消毒。

    她又那么爱清静，那么喜欢一尘不染的世界。

    所以，幽居，闭关，成了她一辈子最爱的事情。

    可偏偏世上总有那么几个浑浊的人，明明自己已经腌臜不堪，却还要往她身上泼脏水。

    她恨透了，也恼怒了，甚至不得不洗掉污渍，重新开始。

    多年后，《续集》出版上市。她在自序中这样说道：“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装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

    她也是这样，信奉单独生活。

    因为她知道，出了静谧的深林，到了浊世之中，沾着人就沾着脏。

    3.青丝倏成雪，流光漫吟诗

    曾经，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每个男人一生大概都会爱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当你得到红玫瑰，她便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就成了床前明月光。当你得到白玫瑰，她便成了衣襟上难看的白米粒，而红玫瑰则是胸口永远的朱砂痣……”

    她说得那么贴切，又那么深情，就仿佛亲身经历，深深打上了“张爱玲”的专属。其实，每个女人的一生，又何曾不会爱上两个男人？一个是千年酿成的毒，一个是万年配制的解药。

    早年，即便是毒，她也会义无反顾地饮下，而后强颜欢笑，任唇角划过肆意妄为的鲜血。那时，爱情之于她是神圣的，也是不容侵犯的。

    因此，她宁肯背负天下人的骂名，也愿陪他走一遭。

    刀山火海，地狱天堂。

    然而，错就是错，若一个人的心变黑了，就永不可能有变白的一天。

    胡兰成的自负和多情，让她伤痕累累，千疮百孔。

    她唯有离开，唯有遁逃，除此之外，别无二法。

    彼时，她默然希冀，天涯海角，只愿再无那人讯息。

    自从遇到赖雅，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她的心，也像春天的花儿悄然复苏。她又一次品尝到爱的味道，不是早年的酸甜，反而有了历经沧桑后的平淡。

    或许，那种感情就像一杯白开水，品不出味道，却很透明，很清澈。在世人眼中，比起胡兰成的捉摸不透，赖雅终归是一个好归宿吧。

    而今，她的两个男人都死了。一个是心死了，一个是人死了。若一个人心死了，即便还活着，也一样不复存在。而若是人死了，那即便是死去了，一样也活着。

    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心事包裹起来，而后封藏于装满孤寂、厌世的屋子里。以后的风清月朗，以后的花开花败，只要关乎风月，都与她无关。

    遁世洛杉矶的20年里，她潜心修改旧作，也全身心投入到研究《红楼梦》和翻译《海上花列传》上。

    时至今日，《海上花》也许早就被人遗忘了。然而，当我们想起张爱玲，当看过她踏过的痕迹，还是会禁不住地翻开这本书看看。有时，我宁愿相信这是爱屋及乌的诱惑，而非作品本身的魔力。

    如今，市面上的《海上花》分为两册，一个是《海上花开》，一个是《海上花落》。光是冲着名字，就有一种温暖人心的感觉。

    春暖花会开，秋冷花易落。

    一年四季的轮回再生，有了生命，也就有了希望。

    只是，一个人的一生，又是否能像花一样，享受轮回呢？我们宁愿相信有轮回，因为有了轮回，也就能看到张爱玲的再生。不过，我们也希望，她重生时再也不要历经那么多磨难了，就这样安安稳稳的一辈子，比任何经历都来得实在。

    张爱玲很喜欢《红楼梦》，为之付出了大半辈子心血，终于写成了《红楼梦魇》一书。然而，当我们拿起《海上花》来看，又似乎从中发现了什么。

    原来，书中大量运用了白描的手法。白描，就是以不写背景、不求细致、不尚华丽的特点，对作品进行创作。

    张爱玲在《海上花》的白描手法，细读之下，惊艳非常。其实，这种写作手法并不是她的独创，只是承袭了《红楼梦》的风格。然而，张爱玲的聪明之处在于，她不仅仅会借鉴，反而也学会了升华。她的《海上花》要比《红楼梦》淡远得多，甚至有种平淡而近自然的意境。若说她为何这般创作，恐怕与胡适脱不了任何干系吧。

    在《海上花》译后记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她的白描手段，很高明，也很凝练：“《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淑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淑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做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在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张爱玲醉心《红楼梦》，在整个文艺圈，已经不是新鲜的事儿了，然而，她读《红楼梦》的年纪，恐怕比一般人要早得多。

    20世纪20年代末，七八岁的张爱玲第一次读《红楼梦》。在那个懵懂的年纪，大多数孩子还沉浸在逃学和玩耍的世界里。她却很诧异地扪心自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何不好看了？”

    若能品出不好看，可见她看得该有多细，领悟能力该有多高。即便如今的成年人再看《红楼梦》，恐怕也不定能说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到底哪儿存在问题，哪儿不好看。

    1954年，她第一次从香港看到研究《红楼梦》八十回之后故事的专著。买下几本后，竟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但凡市面上有新的解《红楼梦》的书，她都会买来看，而且有“惊喜交集，石破天惊”的感觉。

    在她没动笔写《红楼梦魇》之前，曾把整本书的大纲给宋淇看过。同样是红迷的宋淇看过后，却没有以文人相轻的语调挖苦她，反而很惊喜地说她写得很新奇，前所未闻。从那以后，偶有时间，宋淇就会问她，《红楼梦魇》写得怎么样了，他想看看。

    这本书直到1977年才写完，也是她生平唯一一部学术著作。全书一共十万余字，收录了《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五详”<红楼梦>》等七篇论文。张爱玲的视野独特，不像其他红学家般，打着探轶，抑或者解密的口号。她走的是红学中考据派的路子，侧重于考证文本和版本。

    她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站在小说作者的角度上，以作家的身份来审视这部作品。相较之以往，红学家们只是搞学术研究，而忽略本真的缺点，张爱玲的大胆尝试，明显充满了独特性和唯一性。

    不过，读者们似乎对《红楼梦魇》评价不高。在他们眼中，张爱玲永远是小说界的天后，如今突然转行做了学术研究，还真让人有点不适应。也有不少人曾提出，这本书的行文过于散漫和沉闷，读起来并不舒心。

    然而，这些并不是读者们最关心的，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张爱玲的小说，害怕她扎进《红楼梦》中无法自拔，从今而后，只能是“十年一觉迷考证，赢得红楼梦魇名”了。

    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张爱玲也是人，自然也会有。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她对于《红楼梦》的着迷，完全是因为小说所创造的巨大吸引力。自《红楼梦》成书以来，它就像魔一样迷着无数的读者。大家对这本书的热忱，也在经年之后，越发喜爱。

    张爱玲曾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

    如此看来，《红楼梦》成了她疗伤的药，也成了那无数个日夜中，最温暖，最纯真的期许。她曾在《论写作》一文中这样谈道：“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个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为何说“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了？

    我想，此时的张爱玲已经蜕变了，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女了。人总是要长大的，也总是要历经各种困难险阻。世人都说《红楼梦》是一本百科全书，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人能从中看到不同的自己。

    张爱玲老了，看惯了人情冷暖，也历经了红尘俗世。所以，她眼中的《红楼梦》是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也就毋庸置疑了。

    当两个工程浩大的作品即将接近尾声时，张爱玲还是控制不住双手，又写了一部《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中篇小说。这是她晚年唯一一部完成的小说，也是一部书名怪异，不同于她早年小说的作品。

    若是只看书名，相信很多读者都不知取自何处，更有甚者会以为，这并非张爱玲的作品。其实，这本书的书名还真有来历，源自于杜甫的《秋兴八首》中的句子：“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多轻肥。”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多轻肥”在说：“当年那些白衣翩翩的同窗或是挚友，如今都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想而知，当杜甫脱口而出时，该是怎样的凄凉呢？

    张爱玲借杜甫之口，说尽自己晚年的处境，想来也是一种无奈，一种哀伤。或许她在暗讽，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本就没有贵贱等差之分。可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会让人地位悬殊。因此，有的人能乘风破万里浪，而有的人则只能卑贱一生，无依无靠。

    小说的故事从教会学校的四个女生入手，其中有两个女生叫赵钰和恩娟。在学校时，她们的身份没有任何差别，一块上课，一块下课，一块玩耍，一块吃饭。然而随着毕业，两人慢慢踏入社会，却意外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恩娟遇到了“贵人”，嫁得好，所以进入了上层社会。而赵钰恰恰相反，却沦为平庸，天天为生计犯愁。

    曾经，她们都那么普通。

    而命运的捉弄，又让彼此不再一样。

    一个是有婚姻没爱情，一个是有爱情没婚姻。

    也许，这就是差别，也是宿命的安排。

    有人说，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可是，我们降生了这么多年，却仍旧不明白，我们为何而活，怎样活下去？

    在这本小说中，张爱玲首次尝试跨度大的创作方式。

    这次，她不再局限于某个短暂的时间段，反而将战线拉长40年，从20世纪30年代写起，直到70年代终止。小说的背景也不只单纯地设定在上海，她把从美国漂泊的亲身经历杂糅了进来，从上海一直写到美国。在性的描写上，她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甚至将同性恋这一敏感禁忌的话题也写了进去。

    只不过，小说写成后，她没有急着发表，甚至发现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动。于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就压在了宋淇手中，在她生前一直没有发表。直到2004年，张爱玲去世近十周年后，小说才在大陆和香港陆续问世。

    那时，她的传奇性，早已无可复制。

    20世纪80年代是张爱玲热最疯狂的一个时期。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台湾，所有张迷都翘首企盼着她能荣归故里。然而，她却一直沉寂在自己精心打造的“老鼠洞”中，一晃就是十余年。

    山高路远，海阔水深。

    而她，依旧不染尘寰，不理尘世。

    那些被她遗忘了的旧作，那些她如今都不会翻阅的小说，现在却成了无数年轻人心中永奉的经典。

    港台的电视电影业看到了商机，争相套拍张爱玲那些经典的短篇小说。于是，周润发、叶玉卿、陈冲、赵文瑄等人，成了张爱玲笔下活跃在银屏上的人物。

    即便如今，这几个明星的势头仍旧不减，更何况当年他们都还年轻，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我在想，当年看张爱玲电影的人会很多吧，而票房肯定也是空前绝伦的。

    若是拿到现代来看，张爱玲一定是畅销书榜的老大。在这个大IP的时代，她的作品更是会被网络剧、微电影、大电影、电视剧等媒体轮番轰炸。

    我不禁想起1990年三毛编剧，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世人都说，这部剧就是映射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当我于黎黑的长夜中一个人观看，从沈韶华被父亲关在房中郁郁不欢，拿着毛笔胡乱书写，到她遇到人生中第一个最爱的男人，也是她的读者章才能，再到奋不顾身地爱上他，甚至毫无怨言。

    蓦然间，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说也奇怪，我看完后纵然很感动，但却不是为剧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那时，我脑海浮现的是现实中的张爱玲。

    孤苦，无依。

    没有子嗣，也没有亲朋。

    她就像逃离红尘的僧尼，又像销声匿迹的隐士。

    可越是远离，就越让人心疼她的生活。因为一个人即便生活得再清静，也不定能照顾好自己。尤其到了年老的时候，身边最需要一个伴。

    然而，她的伴在哪里？

    或许，都化作一抔黄土，随风而逝了吧。

    1979年，一个天大的喜事飞进了张爱玲的耳朵里。原来，她的姑姑张茂渊结婚了，丈夫是她60年来苦恋的情人李开第。

    这一年，两位老人都已经78岁了。流光易老，故事未完。

    张爱玲清楚记得，当年姑姑有一个淡红色的霞帔。在那个条件富裕的年代，姑姑曾有无数的奇珍异宝，而唯有那件霞帔是她最疼惜，最不舍的。有时张爱玲很纳罕，甚至一点都不理解：“姑姑不重视珍宝，偏偏爱一件破衣，是不是疯了？”

    如今，当她拿到当年在香港大学充当她监护人的李开第寄来的信笺时，整个人突然泪意潸然起来。原来，李开第要娶姑姑，而姑姑等了他整整52年。

    52年，大半辈子啊！

    一个女人竟如此坚守，不娶不嫁，也不与任何男人暧昧。这份情，不论在哪个年代都是很值得颂扬的。

    张爱玲才赫然大悟，姑姑奉若珍宝的淡红色霞帔，其实就是李开第送她的定情信物。

    52年她都一个人走过来了，而曾经的信物，又怎会丢弃呢？

    这一年，张爱玲收到了阔别大陆27年后，姑姑寄来的信笺。不久后，她也立刻回了一封，而且在信中自称“煐”。没错，那是她在上海时的名字，也只有在最亲近的亲人面前，她才会称这个名字。

    张爱玲太想念姑姑了，想得有点心疼，甚至想立马飞过去看她。

    “姑姑：

    今年2月我吃了五十年的埃及草药忽然失效，去看医生，医生向来视为一种毒瘾，不戒就不受理的。（结果还是自己想法子改变煮药法才好了。）检查身体，发现有一种infertion——‘aproteusor-ganism’，我问不出什么来。吃了药马上就好了。可能是住了两年旅馆染上的，与皮肤病不相干。当时以为是跳蚤变小得几乎看不见，又再住了两年旅馆。此外只查出吃的东西胆固醇还太高了些，虽然早已戒了肉、蛋。费了好些事去改。3月间过街被一个中南美青年撞倒，跌破肩骨，humerusfracture。这些偷渡客许多是乡下人，莽撞有蛮力。照医生说的整天做体操、水疗，累极了。好得奇慢，最近才告诉我可以不用开刀了。右臂还不大有用，要多做体操练习。皮肤忽然蔓延到‘断臂’上，坏得吓死人，等手臂好了再去看医生。眼睛也有毛病，好几个月了，要去看。有一两个月没去开信箱，姑姑的一封挂号信没人领取，被邮局退还。这些时没消息，不知道姑姑可好些了，又值多事之秋，希望日常生活没太受影响，非常挂念。前些时就听说现在汇钱没用，汇来也无法买东西，一直想写信来问可有别的办法。上次来信伤臂写字不便，只写了个便条。姑姑千万请KD来信告诉我，让我能做点事，也稍微安心点。我等着回音，两星期去开一次信箱。KD好？念念。

    煐八月二十日”（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晚年被恶疾缠身的张爱玲。她的身体状况很差，眼睛、皮肤不再完好，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然而，她在一面强撑着生活的同时，心里想着念着的，无不是远在故国的姑姑。

    那个曾经待她如亲生女儿的人，那个让她一生惦念的人，那个为了爱情半世不嫁的人，如今可好？

    张爱玲知道姑姑生活艰难，曾想过各种法子给予姑姑帮助，甚至想立马汇给她钱。但是，当时美元在大陆并不能用，即便汇过去也是枉然。后来，她想到了一个好的法子——她在大陆出版作品的版权交给李开第。

    有了这笔钱，也许两个人就能过完余生了吧。想到这里，她的心里多少有几分释然。

    早年的家庭阴影，让她恨透了家中人。父亲、后母，每一个人都像恶魔般出现在她不眠的夜里。或许是那些忘不掉的曾经，才使她对自己的弟弟也狠了心。

    张子静的一生跌宕起伏，自从生下来就没人爱，无人疼。所以，他常常过着父不疼，母不爱，姐不亲，姑不怜的生活。

    少年时想逃离那个晦暗的家庭，便抱着一双球鞋找到了在姑姑家居住的母亲。然而，母亲的话很冷淡，只说负担不起。就这样，他连在姑姑家吃一顿饭的资格都没有，又折回家中。

    他见不到姐姐，也搭不上话。直到某天，姐姐离家出走，终究未告知他一声。那个秋风正紧的黄昏，他推着自行车走在萧索的小巷里，一个人默默地抽泣，任无情的秋叶划过葱白的脸。

    孤单，落寞。

    在时光荏苒间，堆积成了一辈子。

    1981年底，在《文汇月刊》上刊载了一篇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一文。身处大陆的张子静无意间看到了这篇文章。

    彼时，他太开心了，整个人都像年轻了十几岁。要知道，那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文化领域正在革新，而当时张爱玲的名字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隆重地出现在大陆的舞台上。

    为了寻觅到姐姐的踪迹，张子静在台湾的亲戚和远在美国的朋友帮助下，很顺利地联系到了张爱玲。他还一再给张爱玲写信，劝她回到故国看看。然而，她终究没有答应，内心仍旧固执得如同一块玄铁，又硬又冷。

    或许，她不回来，自然有她的道理。

    毕竟，上次台湾之行彻彻底底伤了她的心。即便如今地位不同了，读者群更加壮大了，她也不愿带着伤经受当年的折磨。

    1989年1月，她给张子静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小弟：

    你的信都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Dick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煐一月二十日，一九八九年”（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仅仅简短的数百字，我们就看出了张爱玲的凉薄。

    这是姐弟自大陆一别后第一封回信。从信的内容上看，张子静应该有求于她。不然，她不会在信中说“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那时的她，仍旧像一叶浮萍，不知往何处飘，也不知在何处安生。

    两姐弟之后又写过几封信，但由于她的漂泊不定，也只维持了两三次的通信，结果又断了消息。从此，他唯有在报刊上看姐姐的信息，每一次卒读，都备感温馨。

    在一个秋风凄凉的午后，他的思绪再次飞往1943年。

    当时张子静辍学在家，闲来无事，便准备和几个同学合伙办一期杂志。杂志的名字叫《飙》，有冲破黑暗，给中华大地席卷一场暴风雨的意思。

    迫于销路的考虑，同学们一致希望他能找张爱玲约稿，那样的话杂志肯定会火起来。张子静十分了解姐姐，她性格乖僻，又捉摸不透，找她约稿能成的概率几乎为零。

    果不其然，张爱玲听说他们几个同学办了杂志，言语中有几分不屑。她是如此清高，如此孤傲，真会将作品放在连二流都算不上的杂志上？

    不过，她亦没有就此回绝了弟弟，反而送他一幅自己的素描画，权当杂志的插图。

    显然，张爱玲的号召力绝不容小觑。即便是一张插图，也一样可以引起读者的争相购买。那时，《飙》的销售还不错。

    后来，为了给杂志打开市场，张子静又在同学们的怂恿下，写了一篇有关张爱玲的文章《我的姊姊张爱玲》。全文不长，也仅有1400字。

    但是，我们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张爱玲。张子静从衣服说到电影，又从电影谈及绘画、读书、学英文等各个细节。他终究是张爱玲的弟弟，一字一句，都能将尘封于往事中的记忆勾勒出来。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直到膝盖。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轻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节选自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

    她就是她，最独一无二，最与众不同的她。

    如果说做点特别的事就是她的人生哲学的话，那在滚滚红尘中辗转的岁月里，她的确做到了。

    这篇《我的姊姊张爱玲》刊登在1944年10月《飙》的创刊号上，张爱玲送他的那张素描做了插图。而那次，也成了姐弟俩唯一的一次合作。

    从那以后，天高路远，海岸延绵。彼此想见一面都是憾事，更别提合作了。

    1995年，时隔50年后，张爱玲于洛杉矶的家中离世。消息传到了张子静的耳朵里，哀伤之余，竟又勾起绵延的回忆。他将这篇文章加了个头，再次发表。

    姐姐的身影，就像暗夜中浮动的竹影。每当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感到孤独和凄凉。

    他终身未娶，姐姐后半生孤苦伶仃。两个人，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当真隔海相望了。

    翌日，台湾作家李季按图索骥，找到了位于上海江苏路的张子静，并把一本《张爱玲全集》和许多剪报交到他的手中。他颤颤巍巍地翻开书，没想到第一篇映入眼帘的文章竟是《弟弟》。

    彼时，多少感伤，多少凄凉，顷刻间蜂拥而上。

    他几度落泪，几度潸然，太多的情感无处安放。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节选自张爱玲《弟弟》）

    从思念的罅隙中缓过神，张子静有了一个想法，要给姐姐写一本书。于是，他和李季两个人共同商议，决定好好筹划这件事。

    此时，张子静已经写了一两万字的手稿，两人又在一问一答中，凑够了3.5万字。终于，一部名叫《我的姊姊张爱玲》的书横空出世。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的家庭变故，人世沧桑。

    彼时，多少恨也罢，多少爱也罢，都随着昨天逝去的云霞，永远葬送在过去。

    张子静不自禁落泪，提笔写了代序《如果我不写出来》，文中写道：

    “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姊姊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姊姊写点东西。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以讹传讹，更为破朔迷离，神秘莫测。

    “姊姊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姊姊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里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姊姊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谜。”（节选自张子静《如果我不写出来》）

    或许，那些未了的记忆，那些儿时的痛，也成了他缅怀姐姐最好的片段。

    想着想着，他再也控制不住倾泻而下的泪水，在交错的时空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他的呢喃：“‘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不管姐姐当初待他如何，也不管曾经是恨还是怨。张子静一直记得，他们流着一样的鲜血，始终是一家子。

    当所有人都在埋怨，张爱玲在弟弟困难时未能资助，死去时也未将所有财产交给他，反而给了宋淇夫妇（两个与张爱玲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时，他仍旧很厚道地替姐姐解释：“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有时我在想，若张爱玲还活着，听到了弟弟这番言论，又会不会后悔将财产给了宋淇夫妇？毕竟，她并非一个无情的人，张子静说到底都是她的弟弟，这个世上唯一一个最亲的人。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许忘了那个出现在她生命中的弟弟。然而，曾经很想念姐姐的弟弟，仍旧以他的宽容和大度静候姐姐的到来。

    只是，他没等到那一天，就于1997年10月12日仙逝。

    那是张爱玲走后的第二年，他紧跟着姐姐的步伐，也迈向了遥不可及的天堂。

    我们期许着两人再见，彼时，画面一定很美，而我们深爱的张爱玲，肯定也露出烂漫的笑容。因为，在尘世中徘徊这么多年，她很累，很忧伤，急需要一家人团聚。

    4.一袭华美袍，质洁还洁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爱玲热到了鼎盛。

    《倾城之恋》开始在《收获》杂志发表；夏志清教授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发行，并对张爱玲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在《收获》和《读书》杂志上发表。

    一时间，“张爱玲”三个字被骤然放大，无数的读者和书迷像蜂窝聚集，五湖四海，无一幸免。

    在大陆，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各大出版社开始疯狂地印刷张爱玲的书。这一类书，大多都是未经授权的。张爱玲当然不满未经授权的书出版，然而那时的李开第已经八十多岁，早已管不过来了。

    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的《传奇》。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的作品。七年后，安徽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张爱玲文集》。此时，“张爱玲热”像海啸一般席卷而来，在祖国大地开了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她的书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即便她想力挽狂澜，阻止盗版，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之下，她唯有继续整理旧作，并于1987年出版了《余韵》，1988年出版了《续集》。这两本书都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的。

    那是一个繁华锦绣的年代，她的生活应该好过才对。

    然而，张爱玲却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期频繁搬家。至于原因，当是张爱玲研究中又一个无头公案——躲跳蚤。

    曾经年轻时，她在《天才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而今到了晚年，她果然在躲蚤子，而且躲得很狼狈，也很揪心。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仅仅三年半的时间，她却每隔一个星期搬一次家。这是怎样的概念，细算下来，她搬家的次数竟然高达一百八十多次。如果当时张爱玲去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恐怕夺冠也不成难事。

    当时，在一封她写给夏志清的信，无形之中也能看出端倪：“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同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了你1985年以来的来信。我这样莫名其妙，望你不会见怪。你来信问我为什么不趁目前中国出版界女作家热振作一下，问题在于我得了慢性病。虽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医就是两年多，目前还在紧急状态。收到信，只看账单和紧急的业务信，你，还有久不通信的炎樱的信，都是没有看就收起来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废了日常功课。”

    原来，那段时间里她生了病，而且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从信中可知，炎樱也给她写过信，只怪当时忙于应酬，竟不得闲拆开看。

    倏然间，这不禁让人惊诧道：“她的生活到了何等地步，居然会夹杂着落魄和无奈？”或许，她太“洁身自爱”了，以至于世上任何的污秽都融不进她的眼中。

    在她躲蚤子的那段日子里，庄信正一直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就把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介绍给了张爱玲，这人就是陪她走完最后一段时光的林式同。

    林式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也是一位建筑商。他对文学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张爱玲的大名。在他眼中，这位孑然一身的老妪，只是庄信正托付他的责任罢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很独特，没有看到彼此的脸，却是在门口隔空对话了两句。

    那时，张爱玲住在Kingsely公寓305室。林式同为了给她送东西，在路上开了40分钟车，中途还被开了罚单。然而等他来到家门口，敲了两下门后，才听到一阵微弱的声音传来：“非常抱歉，我没穿好衣服，你把信放在门外就请回去吧。”

    彼时，林式同一阵惊诧，他未想到这个人如此难沟通，一点也不通情达理。然而，张爱玲毕竟是好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要照顾的，他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林式同与张爱玲再次见面是在一年之后。当时张爱玲要搬家，主动打电话约他在汽车旅馆的会客厅见面。实际上，这才算作两个人第一次会面。因为此时，他们才真真正正见到彼此的脸。

    张爱玲头上包着一个灰色的毛巾，身上套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穿着浴室里用的毛拖鞋。林式同乍一看，竟有一种“了无声地飘过来，水一般的亮丽自然”的感觉。

    她告诉林式同，搬家时丢了证件，所以申请房子很困难，目前只得住在汽车旅馆，若下次想再搬家，就需要他的帮助。

    其实，为她服务，本就是林式同分内的事情。他只是不知道，张爱玲在以前的公寓住得好好的，为何要搬家。对于这个问题，张爱玲的回答很简短，也很直接。原来，她曾经的公寓里有跳蚤，而且源自于南美洲，生命力特别旺盛，即便是杀虫剂，也不管用。

    灭不了，只能躲。

    她不愿将时间浪费在对付跳蚤上，也不愿此生将就着过活。她有自己生活的标准，即便住得寒酸，也必须要干净。

    最后的七年里，她从不接见任何外来人。

    然而，1988年，还是发生了一件震惊文坛的“记者与垃圾”事件。

    这件新闻的制造者名叫戴文采，她19岁就开始崇拜张爱玲。那年，戴文采32岁。而此时的张爱玲已经68岁，整整大她两倍有余。

    戴文采在台湾某报社的资助下只身来到洛杉矶，与房东说，必须住在张爱玲的隔壁。直到十多天后，她才等来这样一个机会，便毫不犹豫地搬了进去。

    与张爱玲毗邻，是一件多么美好，又多么让人亢奋的事情。

    每天晚上，戴文采都会趴在墙壁上听张爱玲屋子里传来的电视机的声音。

    那声音，很空灵，很嘈杂，也很凄冷。

    或许，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张爱玲自己，即便电视仍旧喧嚣着，也填补不了这一份冷清。然而，她就是喜欢这种仿佛来自闹市的声音，也愿意让屋子里飘荡起人气，因为这样就能掩盖住她内心小小的寂寞。

    她很少出门，生怕从外面带进来细菌。也不再经常换洗鞋袜，只穿着一次性的拖鞋，脏了就扔了。不再打理发型，只是带着假发头套。也不再化妆，却一直用着很好的护肤品——伊丽莎白雅顿的超时空胶囊。

    纵然年纪大了，身体乏了，人也懒了。但她依旧爱美，依旧喜欢用很好的护肤品，生怕岁月太匆匆，而她却老得吓人。

    戴文采与张爱玲毗邻了一个月，她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碰到这位老妇人。然而，只有在张爱玲倒垃圾时，她才能穿过草丛瞥见一眼。

    也就是每天的那一瞬，让她一辈子铭记于心。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著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棱棱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榇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著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经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著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宇，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怯伶，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装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踩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匆匆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著像一卷细龙卷风，低著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著翻找著，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浆白了的浅灰棉裙子与垃圾桶参差成优雅的荒凉，我与张爱玲在那大下午的巷里，皆成了‘最上品的图画’。”（节选自戴文采《我的邻居张爱玲》）

    如果在不了解戴文采之前，也许她掏张爱玲的垃圾，还能得到别人的谅解。然而事实上，戴文采一面堂而皇之接近张爱玲，又一面小心翼翼地网罗她的私密之事。试问，哪个人敢留这样的人在身边，岂不是自找苦楚？况且张爱玲从不喜欢别人太留意自己，她常常搬家，也正有躲避闲人的意思。

    可是，戴文采并不理会这些，她的亢奋劲头良久未消，因此写下了一篇著名的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她还想通过“潜伏”的岁月大赚一笔，将写好的稿件寄给《联合报》副刊，请求刊登。然而，戴文采并没有等来期待已久的结果，却迎来了痖弦冰冷的回答：“我们要等到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发你的稿子。”

    原来，《联合报》是想用戴文采的稿子做“讣闻版”。然而，兴奋过头的戴文采哪里等得了，她恨不得有报纸立刻刊登她的作品。

    所以，她又将稿件寄给了《中国时报》。

    恰好，当时《中国时报》的副刊编辑是李季。当他得知了戴文采的意图后，也断然拒绝了稿子刊登。

    原来，戴文采不仅想继续做“卧底”，还想让《中国时报》支付她新闻稿酬以及在洛杉矶生活的所有费用。李季一向有原则，他知道晚年的张爱玲很需要清净，而戴文采的到来，无疑给张爱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于是，李季马上给庄信正打了电话，并想让他转告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经搬了家，而戴文采也悄悄离开。

    这场沸沸扬扬的“记者与垃圾”事件，到了此时也便告一段落。

    不过，张爱玲并非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她在得知了李季的行为后，于1988年圣诞节前夕，给他写了一张贺卡。贺卡上清晰地写着七个字“感恩所有的一切”。

    1990年，在《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之际。李季联系到了张爱玲，诚挚地邀请她担任“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的决审评委。

    意料之中的是，张爱玲拒绝了。不过，她也写了一封信聊表歉意：“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深交的情义，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冀鉴谅。”

    张爱玲就是从此时开始与《中国时报》建立了不可割舍的缘分，一直到1994年《对照记》在台湾出版上市，他们又一次撞了个正着。

    1994年9月，《对照记》获得了“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

    那天，她虽未能上台领奖，但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这篇文章，就是张爱玲有生之年最后一篇公开的文字——《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

    她这辈子里，一共写过三篇贺文。前两篇都是为了面子而写的，但如今的最后一篇，却是怀着感谢与感恩的心情写下的。

    李季曾颇为感慨地说：“许多人批评张爱玲冷漠。冷漠无涉道德。……张爱玲并非冷漠，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与！”

    或许是吧，张爱玲的晚年，活出了自己的模样，也活出了淡泊，活出了安定。要说幸福，可能这样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张爱玲曾几度搬家，基本都是林式同的帮助。直到1991年7月，她才真正安稳下来，在西木区罗彻斯特公寓（10911rochesterave#206）一住就是四年。

    一个人的落寞岁月里，林式同偶来看她。两个人或是闲聊两句，或是各忙各的。有时，林式同不明白张爱玲的意思，也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常常有鸡同鸭讲、不知所云的感觉。

    那段日子里，写信成了她宣泄自己情绪的方式。虽然张爱玲年纪大了，但审美却依旧很时尚。她每次去书店都要挑一些贺卡，而后存起来放在抽屉里。那些贺卡大多是卡通形象的，色彩分外艳丽，也很时髦。

    在她写的众多信中，最让人感动的应是一封写给姚宜瑛女士的信。当年，姚宜瑛的散文集《春来》出版了，张爱玲曾很动情地写道：“《春来》真感动人。同一局面，结果总是疏离，没有足够的爱去克服两个世界间的鸿沟。有这样的母亲才有你这样的女儿。有这样的母亲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女儿。两个人真运气、福气。值得祝贺。”

    原来，姚宜瑛与母亲分隔了三十余年之久，直到老人年迈时才得以团聚。

    而张爱玲呢？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如今想来满满的都是泪。

    1991年是多事之秋，很多她认识的，或是最亲近的人，都渐渐陨落。

    噩耗先是从台湾海峡飘来，曾给她写过信，邀请她看《滚滚红尘》的三毛自杀了。随后，她的好朋友炎樱去世了。9月份，这个世上最亲爱的姑姑张茂渊也于上海去世，遗嘱上交代，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撒向四海有风的地方。

    死亡，突然变得没那么可怕。

    她向来不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所以姑姑死去时，未能回家奔丧。当年，母亲病重，她同样没去英国看望；东方之行时，赖雅发病，她亦未归。

    在张爱玲眼中，同是哀伤，同是难过，见与不见，终究免不了流泪。其实，她的心里一直放着那些最爱的人，永永远远不可能摒弃。只是，她把有形的礼仪形式，幻化成了无言的悼念罢了。

    当年三毛之死震惊文坛，一阵浩浩荡荡的悼亡活动在台湾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这样声势浩大的死法，当真不是她想要的。在张爱玲心中，姑姑的一切从简、洒脱自在的死法，才是她辞世的方式。

    1992年2月，张爱玲给林式同写信，确定他为遗嘱执行人。她还曾调侃说：“免得有钱会充公。”遗嘱很简单，一共两条。

    一旦弃世，所有财产赠予宋淇夫妇。

    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内陆，骨灰撒在任何广漠无人处。

    多年后，林式同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旧觉得诧异和感伤。他在《有缘识得张爱玲》中说道：“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可是在张爱玲看来，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许，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

    此后的每个日夜，她总能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或许，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有淡淡的哀伤，深深的恋世。然而，张爱玲却从不让悲观情绪主导自己，她永远都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也永远都会提前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

    从1991年7月开始，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校订完了整部《张爱玲全集》。

    试想，这个世上还有谁会在有生之年校订完自己全集的？

    或许，她不想给尘世留下遗憾，也不想让后来之辈帮自己校订。那些属于她的文字，那些漂浮在时空里的哀伤，终究是她自己的，别人帮不上一分。

    然而，张爱玲没有厌恶这样枯燥的工作，反而每天过得很快乐。她还特地为这卷浩大的全集做了总结，也就是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

    《对照记》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图文集。如今当我们翻开看，不免有阅尽人世的感悟。

    看老照片最让人伤感，却又夹杂着温馨和浪漫。

    在秋窗大开，夕阳正红的午后，她肯定一个人反复看过那些照片。一张张被时光冲淡的照片，就这样轻轻翻过去，突然像是翻过了流年。

    一辈子，短得有点离谱，而她还未活够。

    1993年7月30日，张爱玲给平鑫涛写了一封信：“《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吧。”

    到了10月8日，她又写信叮嘱自己：“欣闻《对照记》将在11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再会对读者食言。”

    我们看得出，其实《对照记》只是她一生相片的累计，而《小团圆》才是一辈子的自传。她要写完，要告诉世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张爱玲。也要让大家知道，这么多年来，幽居、脱尘的张爱玲，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

    12月10日的信中说：“《小团圆》明年初绝对没有，等写得有点眉目了会提早来信告知。不过您不能拿它当桩事，内容同《对照记》与《私语》而较深入，有些读者会视为炒冷饭……”

    看得出，当时平鑫涛肯定催过张爱玲。他想及早出版《小团圆》，恐怕也担心张爱玲某日辞世，再没有机会出版了吧。

    这一延宕，竟再没有写完！

    实际上，《小团圆》有两稿，前一稿是20世纪70年代动笔并写完的。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早在20世纪60年代，她以英文写完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易经》，只怪当时未能找到出版社，所以只好作罢。

    1964年，朱西宁曾想以胡兰成口述为张爱玲立传，也许基于这个原因，她才从《易经》中抽取了一段，用了十个月时间改成了《小团圆》。这就是《小团圆》的第一稿，她如此匆忙，恐怕不想让别人评价自己的一生吧。尤其是胡兰成，那个她最恨，也最不得见的男人。

    第一稿《小团圆》未出版，张爱玲还曾在1992年给宋淇的信中说：“《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1993年，她又开始写《小团圆》，但第二稿未写完，张爱玲就仙逝了。如今的出版机构变着花样地出版，却不知到底发行的哪版。

    直到2009年2月23日，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小团圆》终于揭开了面纱，开始在海峡彼岸正式发行。

    彼时，无数的张迷欢呼雀跃，他们等了20年，也憧憬了20年。

    一路走来，多少人的20年都老了，而《小团圆》却没有老。如今，仍旧像它的主人那样，扬起高傲的头，傲视整个中华文坛。

    《对照记》从1993年11月开始在《皇冠》杂志连载，后来，张爱玲又亲自加了副标题《看老照相薄》。1994年6月，《对照记》出了单行本。1995年，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

    当老人听到这个可喜的消息后，也不忘去照相馆拍照庆贺。当这张被岁月浸透的照片远渡重洋，飘到台北后，我们才得以看到人生中最后时刻的张爱玲的模样。

    她很老了，迈不动步伐了，整个人越发消瘦。

    《对照记》再版时，她特意将照片放在最后一页，并写了一段深情的旁白：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节选自张爱玲《对照记》）

    一笑，灿若春红。

    她希望如一只蹁跹蝴蝶而来，也如一袅青烟而去。

    死亡，只不过化去了形迹。她的文字和精神，恍如春花般开在每个张迷的心里。

    一年四季，轮回再生。

    她不是三毛，从未想过自杀。甚至她很爱惜自己，用最好的护肤品，经常去看医生。

    如今老了，身体各项器官都不行了。而死亡，也成了必然。

    她不再害怕，不再恐惧。

    就这样悄悄地，在一间陋室中，静静等待死神的降临。

    尘世中所有的一切，她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张爱玲全集》校订完了，《对照记》获奖了。

    她扪心自问，一生中，可还有遗憾？

    终究，无憾了。

    于是，她把所有文件整理好，一辈子不希望麻烦别人的张爱玲，临死前也不愿。身份证、遗嘱，全都收拢到了一只黑色手提包中。然后，放在开门处，让人一眼便能洞悉。

    晚年的她从不爱做家务，可如今就要走了，应该打扫打扫。不能等她死后，让闯进来的人惊诧一句，张爱玲好脏！

    她一直惧怕跳蚤，年轻时恐，年老时惧。所以，又拿起杀虫剂喷了一遍。

    这次，她想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蚤子污净身。

    可是，屋子里还是很黑暗，她想看到光，想让笼罩大地的太阳打在身上。据说跟着光走，就能找到天堂。

    她要去天堂，要让风和阳光漫进来。

    若是还有，便是喧嚣的市声。

    不过，灰尘呢？她一辈子干净极了，死了也不能被灰尘玷污。

    终于，她关上了窗户，又打开空调。

    顿时，她安静了，也舒心了。

    她躺在床榻上，斜靠着被褥，静静地看起了电视。那是唯一一个与世界交流的平台，每当看到外面的境况，她就会欣慰一笑。

    那双流泪的双眸还是合上了，只是在闭上的刹那，她仿佛看到了光。

    没错，是来自天堂的光。

    有母亲温暖的怀抱，有姑姑温柔的叮咛，也有赖雅，一辈子的呼唤。

    她还是那个小煐，在大上海颠簸了数十载，在异域沉浮了半世的小煐。

    如今，就要回去了。

    突然，很温暖。

    1995年9月8日，中国的“中秋节”前一天。

    林式同在房东女儿的呼喊声中，惊慌地来到张爱玲住的公寓。

    他没能走进屋子，被警察拦在门外。透过缝隙，一丝冰冷漫过来，没了温度，也没了心跳。他那时才顿觉，张爱玲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还好，他拿到了张爱玲生前留下的包裹，里面装满了信件和文件，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保管，因为这是张爱玲一辈子的心血，他毁不得。

    火葬前，殡仪馆的人让林式同签字。

    他才从茫然中缓过神，原来在这里，张爱玲已经没有亲人了。

    可是，没有见到遗体，怎能就草率地签了？

    走进沉闷的屋子，看到她微笑的仪容。

    整个世界，又一次安详。

    她就躺在房中唯一的一张行军床上，电视机却被人关掉了。

    身上穿着一件褐红色的旗袍，身下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

    她的头发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眼睛紧闭着，神态却很安详。

    或许，她没有痛苦，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的降临。

    但是，那一袭华美袍，无不想告诉我们。

    她仍旧是中国女人，即便死在异域他乡，一样来自中国，归于中国。

    据法医鉴定结果可知，张爱玲死于六七天前，或是9月1日，或是9月2日。至于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从未想到，这个经常抱怨牙疼、眼疾、皮肤病的老妪，竟会死在了一个自己并未留意的病上。

    清理房间那天，林式同为了方便，特意请了一位朱小姐帮忙。

    若不是闯进这间封闭了许久的屋子，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张爱玲竟过得如此“狼狈”。

    墙上空空如也，没有悬挂任何装饰品。靠近窗户有一沓纸盒，这就是她的“写字台”，并伏在上面创作完了《小团圆》和《对照记》。

    她没有家具，就连电视机也是放在地上，每天依靠在床上看。厨房中零散分布着纸碗和刀叉，每次吃完饭后，随即扔掉，因为她懒得刷，也可能是刷不动了。

    她的浴室很乱，没有放置毛巾，到处都是扔掉的纸巾。这可能是她不愿洗东西，抑或是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了。

    在张爱玲另外租的小仓库中，有一个三英寸的空间。仓库中堆满了她的文学著作和打字手稿等。而所有的一切，都被她放在了一个手提袋里。最后，这个手提袋漂洋过海，寄给了远在香港的宋淇夫妇。

    这些遗物大多都是手稿，有《少帅》、《上海闲游人》，还有未完成的《小团圆》、《描金凤》等。至今，除了《小团圆》外，其余的书稿仍旧是个谜，从未公开发表。

    9月19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

    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75周年。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这一天是她的75岁冥诞。林式同在一群好友的陪伴下，乘船来到茫茫大海。众人对着骨灰一拜再拜，仿佛永远也不想起身。

    然而，当主持者的简短祭文诵完后，他们才在一阵船笛沉闷的哀声中，将骨灰撒向了一眼望不穿的太平洋。

    彼时，风轻轻吹，太阳慢慢洒，一抔红白掺杂的玫瑰花瓣，也从林式同等人手中飞出。它们仿佛不知人事的孩子，欢乐地奔向化成飞烟的主人身边。那样温柔，那样单纯。

    蓦然间，大海中有白玫瑰，也有红玫瑰。

    而张爱玲的魂兮，将永封于大海。

    自此，她飘零的一生，又恍如浮萍，重获自由。

    如今，只要有大海的地方，我们就仿佛能听到那个沉沉的声音：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2015年7月30日完稿于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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