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著书少帅传，誓登青云梯

    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她和赖雅也再不必为衣食住行犯愁。

    然而，这样的生活就是她想要的吗？还是，她要一辈子碌碌无为下去，决定在此完结一生？

    不！

    一路走来，她从未忘记那个远大又浅薄的梦，而居住此地，只是她一个短暂的决定。因为除此之外，她还要一步步实施那个酝酿了很多年的计划。

    不久之后，她要一定重回故土，去看看曾经被风霜雪雨淹没的旧人旧事，去看看那些散发着古色韵味的老城，也去完成一本英文传记小说《少帅传》。

    遥远古老的中国，终究是她一生的梦，也是一个披着华丽的外衣，在霓虹灯下跳着热烈又浪漫华尔兹的梦。

    其实，早在两年前，她的脑海中就曾翻腾过这个想法。那天，她去办理入籍护照手续，却在不经意间听说了一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

    蓦然，她的心间就这样荡漾开一袭暖流，仿佛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那时，她的脑海只有一个念头：买一张飞机票，乘飞机飞往中国。

    可当时一张飞机票就是天价，竟要到1000美元，她囊中羞涩，如何吃得消？

    转眼已过数载，而今的她生活安逸了，手头也有一笔丰厚的钱财，可写作的梦想却与她渐行渐远。曾经很多华丽的梦都变得支离破碎，以至于后来再也不现实了。

    不过，她从未想过放弃，即便前途一片荆棘，她仍旧选择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当几部英文短篇小说在英国和美国惨遭滑铁卢，1959年底辛苦写完的《怨女》无处出版时，她在家沉沉地思忖了很久，决定将心中所想告知赖雅：她的东方之旅势在必行，如今已到非去不可的地步！

    在张爱玲的规划中，第一站先到达的是香港。

    在此之前，她曾答应宋淇要为他们公司写一部剧本。可她长年以来旅居海外，香港的风土人情早已忘得七七八八。况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标记，她至今已不知道香港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一去，也算搜集素材，寻找灵感。

    她第二个要去的地方是台湾，一个软禁着她的偶像——张学良的地方。

    也许，如果不是为了写一部英文小说《少帅传》，可能她至今仍未有去台湾的念头。可是，张学良在氤氲的历史中留给她的魅力，还是像紫罗兰一样收了她的心。

    那么美，又那么摄人心魄。

    她常想，如果《少帅传》能得到张学良的认可，并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她就有信心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中站稳脚跟，也有信心为中国文坛书写一抹新的篇章。

    她越想越激动，甚至有了立马起航的打算。

    然而，当这个消息飘到了赖雅的耳朵里时，他却突然变得极度恐慌起来。

    她若走了，还会不会回来？

    从此，天险路遥，他又年纪已大，不日既是陨落的一天。

    若她走了，此后的岁月里，他应该如何是好？

    想着想着，赖雅脑海中飞过无数个画面，最后竟无可奈何地认为，如果一旦放走张爱玲，他便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因为他的年纪大了，无法陪她天南海北地游。而她还年轻，未来仍旧一片光明。

    那晚，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好，我很满足现状，她却要改变！”

    也许，一个人转身就是彼此一辈子的擦肩而过。张爱玲明白丈夫心中的积虑，所以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将整件事说得清楚明白。

    不过，赖雅终究无法完全同意，他只是面上肆意微笑，心里却千疮百孔。

    多年来，他一身老病缠身，也不知哪日化仙而去。而张爱玲的离开，无形之间像在他胸口刺了一把刀，还不忘再拧两下。

    在两人作别的岁月里，她希望丈夫能留在旧金山，让培根和爱丽丝过来照顾他。而一向自尊心强烈的赖雅哪会同意？他立刻伏在案上给霏丝写了一封信，企图将行李托运到她那里。随后，又向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申请。

    在赖雅眼中，张爱玲肯定是要远走的。她毕竟年轻，若遇到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或许会再嫁。而他，如今成了迈入黄土的糟老头，一辈子很快就过去，她要舍他而去，也是应该。张爱玲无法说清楚心中所想，面对赖雅的怨气和固执，她只能冷冷地苦笑，任他而去。

    是夜，冷风穿过玻璃窗，伴随着皎洁的月色漫进屋子里。两个人互不搭理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他们都要走了，只不过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赖雅认为，隔着大海，也许再浓的感情也会变淡，就像一望无际的海岸线，终究会溶于天空的一片蔚蓝。而张爱玲却很坚定地相信，距离再远，永远挡不住心底的思念。她走是为了追梦，亦是为了生计。若归来，定然为了爱，为了一个死而无憾的家。

    她爱赖雅，已经深到骨子里，怎会说抛弃就抛弃呢？

    几日后，赖雅向基金会提出的申请被驳回了。霏丝得知父亲的处境后，在她邻近的公寓找了一所房子，让他暂时搬进来。她等赖雅的一切都安顿好后，才很踏实地拉着行李箱，尾随着一片血红的晚霞向飞机场走去。

    暮色，黄昏，一派萧条和凄怆。

    她走在冗长的小道上一步三回头，多希望赖雅立马追上来，送她到机场。

    然而，直到走了半个小时，她仍旧没能看到他的身影。哪怕是一句挽留，一声哽咽，都未曾听到。

    当来到行人穿梭往复的飞机场门口时，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挺着啤酒肚，满面茫然的老头。岁月赋给了他沧桑，而他却赋给了她一生的爱。倏然间，她迎上去，一个拥抱，彼时，温暖的泪划过眼眶，湿了心潮。

    夕阳渐沉，圆月初升。

    他目送她登上舷梯，而她却泪意潸潸地看向他。直到他的身影随着舱门的关闭而消失时，她才从思念的罅隙中醒过来，竟止不住地大哭起来。

    1961年10月13日，张爱玲顺利抵达台湾。

    下了飞机，阳光像金色的麦浪汹涌过来，掀来一阵清风，温暖着她那颗热血澎湃的心。当她看见在飞机场接她的麦卡锡时，忽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就仿佛回到了彼此初见的地方，各自几分羞赧地一问一答。

    如今的麦卡锡早已今非昔比，他此时正担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文化专员，还负责美国新闻处的工作。张爱玲一早就知道他很有能力，只是没想到仅仅六年就使他改变这么大。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多少随风而逝的故事，终成了山河间一片缥缈的云色。因此，即便有些东西很美好，很向往，也只是远观，不可亵玩。她眼看好朋友一路高飞，又想到自己步履维艰，在兴奋之余，竟也有几分艳羡和落寞。

    麦卡锡的大别墅坐落在阳明山公园附近的巷子里，路过的人无不被别墅豪华的装饰所吸引。也许，这就是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个男人取得成就的体现。她知道，麦卡锡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

    而她，这次来台湾，亦是否要满载而归呢？

    早年，“张爱玲”三个字像一团火焰在台湾燃烧起来。那时，大家还沉寂在她和胡兰成凄美的爱情故事中，所以对她的文学关注度并不高。

    在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的推波助澜之下，张爱玲的文学价值骤然被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张爱玲”，甚至有不少作者企图模仿她独特的创作文风。

    夏志清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中曾说道：“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是近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从此而后，一大批“张迷”如雨后春笋般从台湾这块小土地上崛起，大家争相找来张爱玲的书看，仿佛没看过张爱玲书的文青都是“伪文青”。

    次日晌午，麦卡锡夫妇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设宴，一来为张爱玲接风洗尘，二来有意让台湾的作者与她见个面。

    麦卡锡请来的陪客，有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戴天、殷张兰溪等。他们大多数都还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也是一群迷恋文学的热血青年。在那个春光烂漫的年纪，他们有太多想法和创意，也曾创办过《现代文学》杂志。

    很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著名的作家，也完成了生命中一次质的飞跃。而初见张爱玲的那一抹记忆，却如烙印般留在他们心里，无论经历多少个春秋，每当回忆起来时仍清晰如昨。

    中午12点，陪客们早早就到了。他们对张爱玲格外敬重，所以无一人迟到。这时，麦卡锡和张爱玲还没有来，屋子里突然变得沸沸扬扬起来。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揣测张爱玲到底长什么样子。

    陈若曦问白先勇：“你想她是胖还是瘦？”

    白先勇若有所思地回答：“她准是又细又瘦的。”

    陈若曦并不赞同地瞥了他一眼：“我觉得不是，她一定既丰满又性感。”

    陈若曦下这个结论，主要源自于她早年看过张爱玲的一本书《流言》。她记得书的扉页曾有一张张爱玲的小照，纵然流光早已将这段记忆从她的脑海里冲刷掉了，但每当她回忆起来，仍会想到一位生命力旺盛又孤高清傲的女子。

    当众人向麦卡锡询问张爱玲的近况时，没想到却听来一个最不愿听到的结果——张爱玲生得肥胖，平时很邋遢。

    众人都知道，麦卡锡与张爱玲的关系非同一般，既然他有了结论，也便是对张爱玲最中肯的评价了。所以，此言一出，所有前来拜见张爱玲的学生们无不感到失望，脸上即刻浮现一抹淡淡的不悦。

    暮霭黄昏，血红色的夕阳划过晶莹的玻璃窗，给沉寂的房间镀上一层艳红。

    没过多久，她从门外走进来。

    彼时，一件素净的旗袍赫然浮现在众人眼前。柔和的光亮，一刹那间笼罩了这位超尘脱俗的女子。纵然她的美丽无法用天女下凡来形容，却依然有着远离尘嚣的美。

    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她就是那朵永不凋零的花。直到今日，依旧盛开在阳光明媚的时刻。也许，她的美丽由内而外，浑身散发着特殊的气韵。仿佛从远古走来，带着淡雅迷人的芳香，惊醒一个个沉睡中的人们。

    蓦然，众人适才顿觉。

    原来，麦卡锡并非真的贬低张爱玲，他只不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让众人在失望之极时，突然迎来黑暗中的一抹阳光。

    白先勇坐在张爱玲的一侧，在那段如沐春风的时光里，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那一袭紫色夹衣所编织的梦里。他余光微笼，瞥见张爱玲透明的手背上暴露的青筋，一根根血管就像纵横交错的山壑。

    众人借着梦中氤氲的气息，感受着她美而不喧的声音。

    她说话的语调很轻，就像蜻蜓点水般，在大家心中荡开回味无穷的涟漪。她的谈吐洒脱，每一句话，一个字，都是思想和情感的流露。

    在参加聚会之前，她曾在《现代文学》上看过王祯和写的《鬼·北风·人》。在那个星光黯淡的晚上，她的思绪仿佛飞进了书中，伴随着作者精心勾勒的场景，尽情徜徉其中。

    那时，她是快乐的，也是无比兴奋的。她恍若看到了少年时那座古老神秘的院落，任晶莹的星光穿过高耸的灌木丛，于黎黑的长夜中交织着美轮美奂的梦。

    王祯和得知她有参观老房子的想法后，当即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用“限时专送”寄了过去。他为了能陪张爱玲欣赏完所有的风景，还特意向学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期。

    在王祯和眼中，她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令他着迷的女性。他说不出张爱玲哪里吸引了自己，但他的心中永远蔓延着敬重，仿佛与她走得越近，他的尊敬就越强烈。

    午饭过后，慵懒的夕阳漫上来。

    在陈若曦的陪同下，她在街上精心挑选了几块布料，以用来作为送给王祯和母亲的礼物。

    回来的路上，两人坐上山轮车，慢悠悠地走在蜿蜒的小道上。她仰头望去，远处青草摇曳生姿，清风柔和如雨。曾经，多少美丽的梦，都在这座小岛上生根发芽。她自己，也曾做了很多梦，设想过无数个画面。

    在美国的那段时光里，不少友人向她描述过台湾的景象，她每一次看，都能从中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而今，她终于亲自来到了这里，吹着轻盈的风，做着圣洁的梦，心底竟突然涌上一股感动。

    陈若曦看到了与席间不一样的张爱玲，她很健谈，也对时尚有独到的见解。她们之间不断讨论着中国的老式发髻，也对服装、发式、衣料和颜色等都有相同的看法。

    虽然她们只相识了半天，但陈若曦却深深铭记了半个世纪。张爱玲，仿佛像魔一样迷住了她。无论何时，每当提及张爱玲，她都会上扬唇角，脸上即刻浮现一抹自豪之色。

    后来，陈若曦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以世界人自居，超越地域。她是一个天塌了也面不改色的人，每个动作迟缓而稳当，极具有耐性。

    “她是个极不拘小节的女子，有人认为是迷糊，我想她完全是豪迈，率性，超越繁文缛节，最具赤子之心。

    “无论走到哪里，张爱玲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的敏感和率真造成她的不平凡。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虽然同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却丝毫不曾令我失望。”（节选自陈若曦《张爱玲一瞥》）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轻起来或许只有一瞬的记忆，而重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不能忘怀。

    陈若曦知道，这辈子能遇到张爱玲，终究是她最骄傲也最自豪的事情。她宁可用尽所有笔墨，也要将心中所想倾覆而出。

    毕竟，有些感情，不吐不快。

    宴会后的第二日，王祯和陪着张爱玲来到花莲。

    这里就是他在《鬼·北风·人》中所描写的地方，张爱玲初来乍到，就已经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了。

    两人下了车，走在花莲县城的中山路上。遍地的油菜花像金子一样悄然盛开，弥漫的香味飘然而去，远隔千里，亦能嗅到淡淡的气息。

    不远处，一座地道古老的台式建筑蓦然乍现。

    她举目望去，只见深深的庭院锁住了开满喇叭花的梧桐，一道道斑驳的墙壁上也爬满了青藤。若不是王祯和轻声呼唤，她误以为走进了李煜的词令世界里，回味着“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韵味。

    王祯和的父母曾受过日式教育，早年父亲去世，他和母亲孤苦相伴，所以，他的小说中处处流露着自传色彩，而小说主人公也多半是小人物。

    张爱玲看了《鬼·北风·人》之后，除了对花莲充满了浓厚的趣味，也对王祯和大量使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感觉新奇。相较之她的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王祯和的现代主义手法明显让她感受到文学的勃勃生机。

    王祯和的母亲知道张爱玲为花莲而来，因此，她很早就做好了花莲特有的点心、小吃。彼时，三个人坐在木椅上，任霞光滋润着喜悦的脸庞。

    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记忆早已物是人非。然而此时，她却仿佛再次找到旧上海“家”的味道。只不过，那些消失在历史年轮中的流光，已然不复曾经。

    老太太颇为感伤地告诉她，再过一段时间，王祯和的干姐姐就要出嫁了。到那时，偌大的房间恐怕只剩下她一人。

    张爱玲深知孤独的滋味，尤其当看到老太太泪眼汪汪的模样时，更增加了几分同情。她顿了很久，才用悲伤的语调回应：“那你应该比较寂寞。”

    寂寞，何止？

    多年后，当年迈的她依靠在旧棉被上，侧过身望向看似喧闹实则落寞的电视机时，又会不会想到今时今日的场景？

    当最爱的人死去的刹那，当所有的希冀扑了个空，美丽的梦，能否带着她抵达彼岸，带着她奔向那充满花香，洋溢着快乐的地方？

    或许，会吧。

    她住在花莲的日子，也许是这辈子最闲暇的时光。每天清晨，可以对着旭光伸个懒腰。傍晚时，又能陪着王祯和与他母亲闲聊家常。

    她突然爱上了这种生活，也爱上了恬静中透着浪漫，温暖中流露亲情的岁月。

    王家在花莲经营一家杂货店，店门虽然不大，但却垄断了附近的商行。每当大家走进店里时，但凡看到张爱玲，都会误认为是王祯和领来的女朋友。

    那年，王祯和21岁，而张爱玲却已经41岁了。

    在那个年代，女人过了40岁，早已是明日黄花。而她，却能混淆他人视线，使人误认为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可见，当时的张爱玲该有多年轻！

    王祯和一点也不介意邻居称张爱玲是他的女朋友。那时，他对张爱玲的痴迷，也已经上升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多年后，当很多人都已老去，而他的那段记忆，却如同繁花盛开，越是日久，越是娇娆。

    王祯和曾乐此不疲地说道：“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轻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里，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哪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节选自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

    张爱玲的好奇心一直很强烈，仿佛从小时起就已经滋生。

    当王祯和偶然向她说起花莲的“大观园”时，蓦然间，她对那个地方来了兴致。要知道，她是地地道道的红迷，任何与《红楼梦》沾边的地方，她无一不往。

    岁月在流沙中静淘。

    某个黄昏，翻开尘封的相册，即便泛黄的纸张，也掩盖不住那双灵动的眼睛。

    来台后的张爱玲，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冲撞。她变得越来越开朗，抑郁沉闷的心情也得到了释放。

    也许，有种美源自于内心，也源自于表露无遗的思绪。

    某个黄昏，夕阳躲进了云海中。

    王祯和带着她参观了附近的景点，却不巧于陋巷中看了一场妓女卢小姐跳的“曼波舞”。遥想当年，她曾和赖雅去美国的酒吧看脱衣舞，但相比之下，来台看到的这场艳舞倒让她倍感新奇。

    王祯和是个细心的年轻人，她说得每句话，他都记在心里。哪怕是张爱玲轻微的情感波动，都被他敏锐的目光抢得分文不剩。

    翌日，王祯和找到了他的四舅，几经周转，才安排张爱玲走进了当地有名的“红灯区”——大观园。

    这是一所酒家聚集之地，坐落在南京街和仁爱街的转角处，王祯和送给此地一个好听的名字——“甲级妓女户”。

    夜幕沉沉，箫声如雨。

    灯红酒绿的小巷如旧洋溢着笑声，月光洒在彩色的玻璃窗上，干净的光芒穿不进屋子半分。她穿着一件轻薄的花衬衫，衣服款式很随意，脖子下方的两颗扣子没有扣上。在王祯和的舅舅看来，她就像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热情开放极了。

    张爱玲游走在喧嚣的街市上，当视线掠过觥筹交错的艳女时，竟会心一笑。

    她扪心想着：那些喜欢在夜场出现的酒娘、嫖客，是否想过一夜欢好后的凄凉？或是被熟悉的人于背后嘲讽，或是被亲人怒斥，抑或是身边相拥的人来来回回地换，当独余一个人时又无比的怆然。

    她们的快乐被肉欲的表象占据，而空空如也的躯壳，只是守望明天的暂栖地。等到年老色衰，再无任何姿色卖弄。彼时，她们终将沦为岁月的奴隶。

    张爱玲的浅笑，并非鄙视她们，却在平白间添了几分同情。她有些想不明白，如此风华正茂的年纪，安安稳稳做一份工作有何不可？

    难道填不满的欲望之海，真就那么令人着迷吗？

    在王祯和的陪同下，她从南到北地漫走，高傲的姿态睥睨着坐在酒客腿上的艳女。直到一只脚磨破后，她才顿悟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了。

    她脱下另一只脚上的袜子，穿到磨破了的脚上。这一个动作，无形之间，竟引来众人瞠目结舌的目光——在他们眼中，张爱玲保护自己的姿态，竟被误认为是由美国席卷而来的流行风尚。不少艳女甚至想着，要不要明天也尝试一下这样的穿法。

    走到“红灯区”的尽头，在夜色的掩映下，一座古色古香的城隍庙赫然于世。

    两人进了门，一股焚香的味道迎面扑来。她紧闭眼睛，仰起头任月华流照。王祯和问她房中四根柱子上的对联做何解释，她想了许久，很开心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

    不过，她终究没有告诉王祯和柱子上对联的意思，而王祯和也未再追问。

    在王家居住的那段时间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总会往脸上涂很多水。也许，正是那么多护肤品，才使得41岁的张爱玲依旧青春常驻。

    王母很不理解，用闽南话轻笑着问王祯和：“不知是什么东西？”

    那晚，清辉如雪，晚风迎袖。

    她和王祯和一块去了花岗山，欣赏了阿美族的“丰年祭”。

    在台湾，“丰年祭”是阿美族最重大的民俗活动。节日当天，本地居民往往钻木取火，点燃兰芭叶子，煮熟糯米饭后，摆上米糕，用来祭祀祖先。

    她置身于野性又原始的人群中，随着载歌载舞的居民应声高歌，不知不觉间，迷失了执着的自己。彼时，她忘却了自己的身份，也不去想曾经的辉煌。她完完全全被原始的世界征服，感受着大自然造物的独特的美。

    演出到了中途，明亮的广场突然漆黑一片。蓦然间，大风飞扬，卷起细小的沙粒。众人一阵惊怕，纷纷往光亮处逃窜。席上，唯独张爱玲泰然处之。灯亮后，她受到了当地县长的热情款待，本想邀请她落座贵宾席，却被她拒绝了。

    王祯和与她谈了很多有关中外文艺的问题，两人也粗略谈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不过，张爱玲似乎对于这一类作家并不认同，她很淡然地评价，作家们都按一种Formule（模式）来写作，因此不会产生多么伟大的佳作。

    早年，王祯和就曾拜读过她的小说《金锁记》。他认为，张爱玲的这部作品很经典，有着全球性的广泛意义。而写爱写情的《倾城之恋》，则将新时期的爱情推到了制高点。从今而后的电影，即便如何浮夸地拍摄，一样无法表现小说中最独到的精髓。

    农历十月十五日，张爱玲随着王母和王祯和来到一家“金茂照相馆”，三人要拍照留念。对于照相，一向很注重自己形象的张爱玲怎会马虎？她在房间中足足收拾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装扮满意了，才颇为羞赧地走出屋子。

    摄像师也很小心，他反复地摆弄三人的姿势，满意后，才按下快门，成就了这张珍贵的相片。如今，当我们翻开合照，依旧可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张爱玲居中，王祯和与母亲分布两侧。而相片上方，则写着“张爱玲小姐留花纪念50、10、15”几个大字。

    这是王祯和与她唯一的一张合照。

    后来很多年，时过境迁，人老人去，然而定格了的画面，曾经来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情，却依旧无法更改。

    我们无法知晓当时的她到底带着怎样的心境，是开心，还是紧张？是淡然，还是重视？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她还算年轻，轻挑的眉宇间，洋溢着洒脱和自信。

    彼时，她穿着一件一字领的花衬衫，白皙的肌肤如晶莹的玉雪。那一头简单利索的短发，则伴随着她清冽的目光，散发着摄人心魄的美丽。

    在梦与现实交织的世界里，她终于向王祯和说起来台湾的目的。

    原来，她要为电懋公司写一个电影剧本《红楼梦》，而影片的故事，恰恰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情事。在那个还算开放的年代，爱情成了人们唯一的寄托，也成了灵魂中最脆弱的宣泄。

    可她并不想只重商业而忽略文艺的内质，因为她的骨子里，一直流露着与众不同的潜质。她想让更多的人读自己的作品，也想让别人领悟自己独一无二的思想。

    这些，王祯和一概不知。

    在他眼中，此时的张爱玲很淡漠。她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之后方转移到别的话题上。

    20年后，当王祯和回忆起与她在一起的时光，仍旧欣喜地笑着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艺》，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25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不久后，她要离开花莲，赶赴台东。

    临行前，她非要给王祯和的舅舅买个礼物。王祯和则一再强调，舅舅什么都不缺。她颇为幽默地打趣说：“A man who has everything（一个全能的人），是很难买衣物的。”

    两人在街上逛了很久，直到走进一家书店，她才停下脚步，信手买了一支钢笔。

    离开时，某个晚报的记者才得知张爱玲来花莲的消息。但当时的报媒上，只简短地写了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也许，她所说的亲戚，正是年纪尚轻的“王祯和”吧。

    也许，她想从花莲搜寻到大陆上存在的一点一滴的记忆，而浓浓的乡愁，恰恰是那血浓于水的情感迸发。她要拜访的亲戚，也自然是过去剪不断理还乱的回忆。

    虽然张爱玲只在花莲待了一个星期，但她却给王祯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瑰宝。多年后，王祯和曾自豪地说，是张爱玲教会了他三件事。

    首先，她教会了他说标准的国语。以往，王祯和f音和h音分不清楚，常常给人造成聆听的错觉。但自从听了张爱玲的意见后，他每次说话都先从大脑中过一遍，而后才脱口说出。

    其次，她让王祯和认识了文字读音的重要性。很早之前，他常常将“噱头”读成“剧头”。在张爱玲的一番调侃下，他每次写文章遇到不确定的字，总要查一遍字典才罢。

    最后，她让他彻底改了文艺腔的毛病。上次去花岗山，王祯和与当地人碰杯饮酒，很随意地说：“他们表情很忧伤。”张爱玲没听懂他的意思，一直询问下，王祯和才用英语告知她：“Sad。”她听后，很淡然地回应他，说他说话略带文艺腔。从此，他说话再也不文艺，反而平淡中透着要点，常常一语中的。

    在花莲的那段日子纵然不长，但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她从未忘记自己来台的目的。实际上，她之所以来台湾，就是为了采访张学良，然后写一部有关他的鸿篇巨著《少帅》。

    她想以1936年西安事变为背景，描绘出张学良一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也想通过这部《少帅》，成功打开欧美市场，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可，现实真如常所愿吗？

    还是冷冷的，如秋雨般凄楚？

    或许，命运总爱与她玩笑。

    最终，她未能见到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只能带着一生的遗憾远赴香港。

    司马新在1996年出版的《张爱玲与赖雅》中曾说道：“张爱玲在台北中途下机，准备对她计划阶段中的小说《少帅》做些资料研究。这篇小说是以众所周知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历史为背景……当时张爱玲十六岁，在这一感受力极强的年龄，一定把西安事变当作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今她决定将这段历史经戏剧化后写进她的小说中去，而以少帅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为主线……蒋介石撤到台湾时，把张学良也挟持而去，并仍旧软禁起来。看来张爱玲曾要求能与元帅（这时年纪已经不轻了）面谈一次，以期弄清西安事变的细节作为她小说的材料，但是这个要求未被接纳。”（节选自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

    即便不能见面，至少来了一次台湾，看了宝岛的风土人情，她多少也有了丝丝欣慰。

    1956年，她就有了写《少帅》的念头，但直到1963年才动笔。她从产生这个想法，一直到最终出版，竟历经了半个世纪。

    如今看来，《少帅》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与《小团圆》一样，都成了张爱玲投沉大海的遗作。即便如此，数十年来，张迷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小心珍读，仿佛越是不完整的作品，就越具有迷人的魅力。

    当年，她想用《少帅》扭转自己的命运，所以通篇以英文创作。然而，繁多的中国人名和历史背景，还是未能打动她的经纪人。最终，这部仅仅三万字的小说夭折了，她直到死去那天，也未能创作完成，搁浅至今。

    那段尘封的往事，如今拿出来回忆，却如美酒般醇香。

    假如，她当时遇到了张学良，将心中所存的疑虑尽数抛出。而后的岁月，《少帅》又是否能写完呢？

    毕竟，张学良是她多年来最崇拜之至的英雄，若是相见，她必然会多了写下去的勇气。

    只是，现实没有如果，错过，终究是错过。

    2.台湾生臭虫，命运或成痴

    在台湾的那段时间里，她渐渐忘却了在美国时的穷困潦倒。张爱玲沿途走来的路上，云月相伴，和风细雨。曾经被流光掩埋的阴郁，也随着明朗的色调逐渐清晰。

    然而，这样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支撑多久。很快，她接到了一个远渡重洋的电话。彼时，蓝天白云下仿佛遍布了乌云，骤然间，笼罩了她那颗担惊受怕的心。

    麦卡锡告诉她，远在美国的赖雅再次中风，如今正在医院抢救。

    生活的窘迫，就这样无形间降临她的身上。她忽然想起来时的画面，赖雅站在夕阳倾泻的玻璃窗外送她，那个曾经无比刚强的男人，竟也会落下泪来。

    他是如此不舍得，那么深，又那么刻骨铭心。不过，他也知道，张爱玲一颗去意已决的心，是无论如何也拉不回来的。

    他只有黯然神伤，也只有无可奈何。

    当窗外的微光洒进屋子，他轻睁开眼睛，倦怠瞬间被思念洗净时，才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他深爱的女人还未归来。

    半夜的钟声响起，又是一天，又是新的开始。

    月光之下，赖雅常常夜不能寐，他多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的一刹那，张爱玲就站在身边，温柔地抚摸着他消瘦的脸庞。

    只是，奢望终究是奢望，他无从知晓张爱玲在台湾到底有多焦灼。

    若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她或许会在游完花莲后，从台东去屏东参观矮人祭，随后搭乘金马号去高雄。

    然而，遥远的思念，终使她断了一切游玩的心绪。

    她告知王祯和以及陪同而来的舅舅，原先的计划必须彻底取消。如今，她只有一个念想——即刻赶赴台北，找到麦卡锡问清赖雅的近况。

    在相思的煎熬和打击下，她的肠胃出了毛病，每晚都要经受肚子疼的折磨。王祯和劝她去药店买些药，却被她拒绝了。原来，她害怕台湾的药店卖的是假药。

    王祯和的舅舅看不下去，就找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载着她去医院看了病，另拿了几服药。回来的路上，舅舅陪着她逛了一遍草药店。当地医生告诉她，她的腿脚不大好，需要一些草药护理。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张爱玲没有听取规劝，她不敢买，生怕吃出病来。

    夕阳暮晚，霜红叶残。

    台东车站熙熙攘攘，不少旅客穿梭往复，却没有人知道，如今的她心里到底有多复杂。王祯和的舅舅依依不舍地挥手，目送两个人坐上开往高雄的客车。蓦然间，他那颗历经沧桑的心，竟也会小小的悸动。

    这个世上，没有人会喜欢离别。毕竟，大家从陌生走到熟稔很不容易，而灿如烟花的邂逅，更是梦与现实交汇的产物。他们匆匆一晤，又匆匆一别，美好的时光就这样稍纵即逝，该有多么伤感呢？

    可是，即便再伤感，她也不能留下。因为台湾再美也只是台湾，并不是她长居之地。

    她的心中还有强烈的牵挂，还有一个日思夜想的人。所以，当王祯和与她刚到高雄市时，两人又马不停蹄地搭乘夜车到了台北。

    那晚，麦卡锡专程派人开车接了他们，之后，王祯和在新生南路下了车，而张爱玲依旧留在车上。

    一袭清辉，薄雾漫飘，整条路突然寂静萧条得可怜。

    王祯和立在路灯旁愣住了，久久望向坐在车后座，身穿一抹靛蓝色旗袍的张爱玲。须臾，他仿佛被时光抓住了尾巴，任凭如何抽身闪躲，一样动不了半分。

    蓦然间，他的心底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预感——而今一别，将是一辈子的不得见。直到很多年后，王祯和才体会到，当时浅笑如风的张爱玲，其实内心已经千疮百孔。

    因为，她担心赖雅，快疯掉了！

    在没有见到麦卡锡之前，她那颗忐忑的心一直悬得很高。直到听了麦卡锡的述说，她才颇为释然地长吁一口气。

    原来，电话是霏丝打来的。麦卡锡告诉她，就在她启程去台北的一个星期后，赖雅也动身乘巴士去了华盛顿。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刚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比佛瀑布市，就意外得了脑中风，被人送到当地医院抢救。

    所幸，如今赖雅无事，早已从死亡的边缘迂回过来。

    然而，她却无法立刻回到他的身边，因为她没赚到钱，就连买一张前往华盛顿的机票都是奢侈。在现实面前，她只能妥协，只好屈服于生计的淫威。

    张爱玲思索再三，决定前往香港，找她的老朋友宋淇。

    当时，宋淇曾邀请她写《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而《红楼梦》一直是她心中最珍贵的瑰宝，她求之不得。况且，宋淇给她的稿酬也很诱人，约有1600～2000美元。

    她做下决定后，说走就走。

    香港，一个充满冒险和文化碰撞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张爱玲的青春时光中充满欢笑和泪水的地方。

    细算起来，她离开香港整整有六年之久。只是如今再次回来，竟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当时置身此地的感觉了。

    也许，她老了，早已无法回到那段青葱的时光中了。

    也许，香港依旧繁华，而她的心却不得不归于安逸。

    这个世上，每个人的命理定数，谁又能说得准呢？

    几经辗转后，她在宋淇家附近的东亚旅馆找了一个房子，暂时住了下来。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即刻投入到创作中。

    在钱财面前，所有人的荣耀与执念都被打磨得分文不剩。也不知道，到底是人变庸俗了，还是生活太过于艰难。

    相比较六年前的自己，如今的她不再是一个人。纵然她的肩膀很弱小，扛不动大风大浪，但为了卧病在床的赖雅，她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

    后来，视线模糊了，眼睛流血了，直到于灯光下再也看不清稿子。她才顿觉，忙碌了很多天，眼疾又犯了。

    她多希望，在深陷迷途时有人能搀扶她一把，哪怕是一句轻声的慰问，也远比一个人的承受要来得受用。

    有时，她想停下脚步，去外面听听雨声，看看渐渐沉落的夕阳。

    可念想终究是念想，被打回现实后，她只能不得已地埋头苦干。每天十点钟，她准时坐在书桌前创作，一直到凌晨一点钟，才倦怠无神地倒在床上大睡。

    除了眼疾以外，她的腿也有毛病。大概因为她乘飞机来台湾时，落座经济舱，由于飞行时间长，座位又狭窄，从而引起了双腿浮肿酸痛的顽疾。况且，她长时间坐在木制椅子上创作，腿脚无法得到锻炼，从而使得双腿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恐怕这也是引起腿部疾病的重要原因吧。

    那时，她多想有一双宽松的鞋子。因为那样，臃肿的双脚就不再用承受无由来的折磨，她也可以安心投入到创作中。可拮据的生活还是让她彻底放弃了买鞋子的想法，她只能忍着剧疼，一天挨过一天，想着哪天商场大折价时再买。

    每当夜晚快要来临，她独自站在玻璃窗前，俯瞰楼下的一抹霓虹灯光。有时，她常常幻想，赖雅就住在楼下的某个房间里，而他们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当夜晚的冷风吹乱她的发髻时，张爱玲才醒过来，打个寒战后，又被现实狠狠地拽回屋子中。

    彼时，她的心不是不疼，而是针扎地，微弱地抽搐。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赖雅写了六封家信。如今看来，信中的每个字都流露出她捉襟见肘的窘境。

    “试试看找一个小巧便宜的公寓吧，暖气不是问题，但不要爬太多楼梯；厨房呢，最好可以用餐桌延伸到另一个房间。我现在起得早，所以没有时间冲突的问题。况且我现在可以很快地出门了（因为眼睛的毛病，我不能戴隐形眼镜，也不能用化妆品了）。只要天气好随时可以出去走走。据我所知，我们的运气会在六三年中好转，可是我却为了如何度过六二年而失眠。美国航空不直飞华盛顿，所以得在纽约换机，我原想顺便到彼得堡去拿我的箱子，带回华盛顿去拍卖，不过所花的旅费可能超过那口箱子的价值，所以作罢……甜心，爱你，期望三月初能回到你身边。如果能赶上二月三十日的班机的话。你还疼吗？告诉霏丝我爱她。”（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这封信写于1962年1月，若不仔细看，我们无从察觉她的异常。直到，当我们看到2月30日的字样时，才恍然大悟，原来2月根本没有这一天。

    难道是她弄错了，还是刻意为之的玩笑？如若是不经意间的错误，她又为何将前五封信的地址写乱了？

    也许，她太累了，故而在某个赶稿的夜晚匆匆写下这封信。

    须臾，落笔，释然。

    她抬起头，望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远方。蓦然间，她才顿觉，在香港的日子终究漂泊无定，而回归美国的时间，则遥遥无期。

    赖雅曾半开玩笑地告诉她，她在信中言之凿凿的班机起航日期，不过是拖宕他的借口。未来，他不再对她的到来抱之任何幻想。而今，赖雅的病逐渐康复了，他打算定居华盛顿。若张爱玲不再回来，他便想在此孤独一生。

    赖雅在霏丝的帮助下，在她家的附近找了一座比较满意的公寓。后来，赖雅曾在信中向张爱玲描绘了房子的蓝图。

    原来，在没有她的时光里，赖雅开始变得坚强，不再沉迷于思念的罅隙中。他对张爱玲的爱依旧汹涌澎湃，只是那种深刻的爱已经潜移默化到了骨髓中，并非世俗中肤浅的表象所能尽数表达。

    后来，张爱玲给他回信说：

    “你的来信加上那张蓝图真让我开心，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上星期天终于完成了第二集，可是眼睛因为长时间工作，又出血了……我预计可在三月十六日离开香港。不过到时候情形跟现在的可能差不多，因为不可能马上拿到稿费，所以我的钱要留在身边付机票的预付款。你可以维持到三月二十左右吗？……医生已安排了一个十二支针剂的疗程，治疗我眼睛不出血的毛病。为了填满这几天的空档，我替MCGARTHY出版社翻译短篇小说，一想到我们的小公寓，心里深感安慰，请把钱用在持久性的用品上，不要浪费在消耗品上，如果你为了我去买些用品，我会生气的，不过，一个二手的柳橙榨汁机不在内。我最需要的是一套套装、一套夏天的西服、家居服一件、一副眼镜，大概不超过七十美元，可是得等两星期才能做好，又得先付钱……”（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为爱情奋不顾身的张爱玲。

    她太爱赖雅了，以至于每句话，每个字都经过精心揣摩。她知道，赖雅以往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如今到了没入黄土的年纪，他仍旧不改，而后他也不定能改。

    然而，她却没有严厉呵斥，只是以一句“请把钱用在持久性的用品上，不要浪费在消耗品上”轻描淡写地告知他。

    一个“请”字，在两夫妻之间，竟变得那么生疏。她为何要这样小心翼翼，难道怕赖雅不高兴吗？

    那段时间里，她用血泪换来微薄的薪酬。而远在美国的赖雅，却不懂得疼怜她，只是信手妄为地买东西。仿佛，那一笔钱财，本就是很容易赚到的。

    这辈子，她一共爱上两个男人。

    如果说胡兰成给了她一段青涩的爱情，还未开花就结了果。那么赖雅，就是帮她重塑完爱情美梦后，又将之毁灭的破坏者。他对待张爱玲纵然一心一意，但他却给不了她独一无二的爱。

    后来，当赖雅在美国收到这封回信时，还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真好，她喜欢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电影缠住了，不得不等着拿到钱后才回来。她已经很累了！又孤单又疲惫，想回家，她说最迟3月中旬会回来。这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无论是收到爱玲的信还是寄信给她，都是一种快乐。”

    不论历经多少岁月，他都会等下去。因为他知道，在遥远的东方，始终有一个人想着念着他。有时，在无人的夜里，他常冥思苦想：也许她被凡尘庸事所叨扰，故而抽不开身吧。

    他爱张爱玲，爱得近乎疯狂。所以他的等待，会经得起时光考量。

    远在香港的她，一样思念赖雅得紧。她在上封回赖雅的信中说，打算把存放在彼得堡的古董卖掉。而这一次，她又很委婉地告诉他：“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啊，她若只顾自己，就不会没日没夜地工作，害了眼疾，伤了腿脚。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勤勤恳恳，只想予他一个美好的家，守候一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纵然每天的辛劳已让她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抹干眼角的残泪，浅笑如风地说：“甜心，快乐些，吃好点，健康点，很高兴你觉得温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壁炉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爱给你。”

    温暖的话语，就像一抔花瓣洒过来。清香之余，亦带着满满的爱。

    她若不是赖雅的妻子，旁人乍看，定会误以为是母亲对儿子的关切。张爱玲就是如此，充满了母性和至诚，她用满腔热忱，融化尽赖雅心间的寒冰寒霜。

    在华盛顿的那段时光里，没了她的存在，赖雅徒余一个人的凄凉。他生得高大肥胖，光秃秃的头顶也不见一寸毛发。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黄昏渐近的老头。

    他所居住的公寓在第6街105号，名为“皇家庭院”（Regal Court）。虽然名字听起来很高端，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简朴的容身之所。

    年迈的赖雅走不了远路，只得在公寓附近活动。还好，国会图书馆就在附近，他每次都会绕过不同的路线，去看看别样的景色，感悟另类的鸟语花香。看书，成了他等待张爱玲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成了他日后岁月里，永不凋零的花。

    1962年初的一个黄昏，夕阳拉长了他佝偻的背影。在国会图书馆的山下，清风漫过荒草，扑向戴着扁帽，一派欧洲绅士模样的赖雅。如果不是岁月赋予了他长长的皱纹，只看晚霞下的剪影，竟让人觉得是二十几岁的小伙。

    也许，在别人眼中，他博学杂识，又成熟稳重。但在张爱玲的心里，赖雅永远也长不大，总是带着小孩的稚嫩。

    当他看到张爱玲的回信时，一直对那个愚人节似的玩笑耿耿于怀——2月30日。多么可笑的日期，即便等到咽气的那天，他亦然无法等来。他像孩子一样苦述自己的等待，甚至略带嗔怪地告诫她：“这是无期限延后。”

    钱，如此庸俗的字眼儿，终究跳跃到赖雅的心里。

    他发疯似的追问，是不是张爱玲花光了钱，在香港那边迫于生计？他还想给她寄过去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倔强的张爱玲怎会应允？

    十天前，张爱玲因支付医药费和生活费，迫不得已向宋淇借了一些钱。在漫长的等待稿费的日子里，她又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借了几次，直到最后，宋淇宁死也不借。另一方面，她与宋淇夫妇就稿费的事情也发生了冲突，维持了十几年的友谊，就这样出现了裂痕。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她断不会留在香港这么久。若是以前，赖雅未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她对香港多多少少还有些留恋。但面对冷傲的电影公司老板，面对供奉了十几年，却依旧因钱徒生间隙的好朋友。她突然很失望，也受够了这个地方，竟想立马回到赖雅身边，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而这一切，是她始料未及的。

    她太累了，近乎绝望，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香港，纵然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但她却容不下半分。生活穷困、人际冷漠、事业不成，恍如恶魔一样缠绕着她。清晨天还未亮，她就被噩梦惊醒，进而再也无法安眠。

    翻看那张沉入历史山谷的信笺，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是因为要多赚八百美元——我称它为‘有回报的两周’。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那是因为一边等，一边修改的缘故，为了省时间，所以许多剧本会在最后一分钟完成。刚完成第三和最后部分的大纲，并且刚要送去宋家，想在农历年前给他完成审稿，因为过年期间他会很忙，加上一个星期的诉讼案，根本找不到他的人。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能找到这么适合，这么便宜的公寓，真惊讶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不认为你是浪费的，然后逼你只能买家用品，你的弱点加上我的小小的恨意。目前请不要对我如此超级敏感……为了一九六三年的运势，我简直要急疯了……”（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她对赖雅说话总是那么“客气”，每次开口，必然要加一个“请”字。也许在俗人眼中，若他人对自己客气，定有疏远彼此关系的意思。但张爱玲与赖雅却恰恰相反，因为她太爱赖雅了，以至于讲每句话都要小心斟酌。

    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日子里，她太累了，快疯掉了，整个人都跌入到了低谷。如今没有赚到多少稿酬，若要再受到赖雅无端的折磨，她肯定会痛苦死。现在，她心中积聚的压力，足可以开山劈石了！

    在海岸的另一端，水晶收到了她寄过来的信笺。张爱玲几分玩笑地告诉她，在香港住的地方能听到鸡鸣。水晶马上把信递给王祯和，有点不服气地说，她曾在香港住过，繁华的大都市里是不可能养鸡的。

    然而，对张爱玲百分之百崇拜的王祯和却不服气，非要找证据辩驳。也许，他从那时起就开始像追星一样迷恋着张爱玲，任何说她坏话的人，王祯和都会反驳过去。

    几个月后，她从香港回到美国，专程给《记者》杂志写了一篇游台观感。那是她在故土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就像浮游在蔚蓝天空上的白云，美丽又动人。

    杂志上市后，她曾给王祯和寄过去一份。当水晶看到那一串醒目的英文标题时，突然愣住了，指着“Back to the Frontier（译为《回到边疆》，也可译为《回到前线》）”的题目说，张爱玲怎么能说台湾就是边疆呢？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她不仅提到了“frontier”，还说起了台湾有臭虫。沉寂在张爱玲文学世界里的王祯和并未注意到“臭虫”的字眼儿，他只是觉得整篇文章行云流水，颇有大家之风。直到他听到水晶的抱怨后，才有几分忧虑地蹙起眉头，决定将一篇骂张爱玲的文章寄给她看。

    王祯和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向张爱玲抗议一下。

    在故土的诸多作家中，居住香港的徐訏是最不喜欢张爱玲的一个。恰好，王祯和寄给她的文章正是徐訏写得。

    没想到，当她看到那篇抨击自己的文章后，却没有产生多么大的情感波动。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给王祯和回了信：“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

    显而易见，她已经向王祯和说明了原因。那些“臭虫”，正是自高自傲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许，她还在为没能见到少帅张学良的事情而耿耿于怀。也许，她一直想为自己的偶像抱打不平。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张爱玲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从未变过，一直以来，都充满了不屑或不满。

    很多年过去了，她老了，再也没有青春的容颜。而王祯和，仍旧死缠烂打地崇拜她。彼时，他对张爱玲的痴迷，已经超出了喜欢，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在零星的时光里，但凡他能捕捉到与张爱玲有关的人和事，都会第一时间告知她。那时，绵延悠长的海岸线仿佛没能阻隔住两人的交流。他们的距离，也因思想的融合而越来越近。

    大学毕业后，王祯和曾在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坐飞机去一趟美国根本不是难事，而在他心中最难的事情就是见一面偶像张爱玲。

    夜色渐深，四周归于安逸。

    他沉思了很久，才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王祯和几分恳求地告诉她，他想去波士顿看她。没想到，他还未从忐忑的情绪中缓过神来，张爱玲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很开心地说，很欢迎，但她的地方很小，恐怕不能安排他住下，所以只能让他屈身于小旅馆了。

    若能见到她，小旅馆又何妨？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去异域他乡见一个很崇拜的人。然而不巧的是，当王祯和来到纽约后，却意外在长途车站迷路了。他翻来覆去地在地图上寻找“灰狗”巴士站，又接二连三地拨打张爱玲的电话。

    也许是命运的挑拨，也许是上天的捉弄。最后，他未能找到任何有关她的讯息，而那次海外之旅，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后来，张爱玲曾给王祯和写信说，她一直在家中苦等，到第二天，头疼了一天。看到这些字，王祯和格外内疚，他常常扪心自问，若当初没有从海外匆忙回来，而是再努力寻找一下，说不定就能见到她了。

    不过，他没有就此灰心，他坚信未来的某天一定能见到她。

    数年后的一天，王祯和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要去爱德华国际工作室做一次调查研究。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未安稳下来，就马上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说想立马去见她。

    然而，此时的张爱玲已经人老珠黄，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也深深烙上了岁月的痕迹。她是一个那么重视自己样貌的人，更不许最好的朋友在她年老色衰时见到她的模样。

    她想在别人心中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就像一朵不凋零的花，即便到了秋冬季节，依然可以骄傲地盛开。所以，她没有答应王祯和的要求，只是回复了一封信：“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起初，王祯和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意思，而且时常思忖，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直到多年后的一个黄昏，他才在夕阳晚照的湖畔顿悟：“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87年，王祯和坐在“台视”的录像室中，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地讲述了他心目中的张爱玲。而那时，距离他初见张爱玲，已经整整过去25年。

    往昔的故事，就像一幕精彩的电影。他深深陷在里面，也带领无数的观众走进那段青葱的岁月之中。大海那样蔚蓝，天空那样澄净，就连浮游的一抹云霞，都美得难以言表。

    他彻底掉在了时光的罅隙中，不自禁地慨叹一句：“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温暖……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或许，张爱玲在他心中成了神，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谁都无法挥去那抹记忆。她的笑，她的冷，她的一举一动，终将汇聚成流光中最美的画面。

    3.不忘梦归处，轻利重别离

    张爱玲很要强，就像一朵孤傲的梅花。即便天空飘满了白雪，大地结满了寒冰，她也不会怨天尤人，反而会坚强地战胜一切挫折。

    那时，赖雅是她最强大的精神依靠，因为除了他，这个世上再没有人能让她体会到人间的温暖。她没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赖雅能健康地活着，一直等到她回美国那天。

    可遥远的距离，还是让他们产生了猜忌。赖雅无比恐慌，每个夜里都在揣度，那个长发轻飘的东方妻子，会不会踏着溶溶月色而来？还是，真如他人所说，她一去，竟不再归来了？

    想着想着，他沉沉地在梦里熟睡着了。

    往昔，那些破碎了的故事，仿佛被施加了魔力，居然奇迹般地缝合好了。

    她写累了，伏在案上轻闭上眼睛，一阵阵鼾声恍如沉闷的笛音。赖雅悄悄走到她身边，为她披上一件外套，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客厅，承担起家中所有的俗务——购物、记账、寄信、交房租、换保险丝等。

    也不知从何时起，最风流、最逍遥的赖雅变了样。他不再是一位世人谣传的花花公子，反而担当起家里的所有杂事。相较之以前，他不知要快乐多少。

    或许是张爱玲的到来，才让他渐渐懂得了情为何物。

    纵然赖雅白发赫然，无法像小年轻一样为了理想奋不顾身。但是，他却从未放弃心底最执着的坚守。他不想死去的那天，只是化作一缕青烟，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他一直窝在书桌前，每日每夜地奋笔疾书，只盼有朝一日能写完《克里斯汀》。然而，这个愿望就像一个梦，他渐渐睡死在梦中，直到再也没有醒来。

    在众多“张迷”的心中，赖雅是张爱玲爱错的第二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相比较胡兰成的“狼心狗肺”，赖雅明显要绅士很多。只是，他除绅士以外，还有一个挥霍无度的毛病。

    也许，那是他年轻时种下的祸根，所以直至老态龙钟，依旧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一个人一旦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很难改变。

    世人都说，张爱玲在美国的穷困与赖雅脱不了干系，因为若不是为了照顾他，也许张爱玲会生活得更好。

    然而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清贫是相对的。虽然他们无法与大富大贵的人相比，但却比小资们的生活好太多了。

    赖雅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他曾在本子中记下了平时的食谱。当我们翻开那些旧文旧事，依旧清晰看见当初张爱玲生活的点点滴滴。

    借着流光的剪影，拉开那张长长的菜谱——葡萄酒、汉堡包、鸡肉派、意大利比萨、蛋糕、沙拉、意大利菜肴、牛奶加麦片、鲜煮咖啡……

    种类丰富的食物，多种多样的菜肴，不论是谁，只看起来就有吃的欲望。

    且不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单单是如今还算富裕的中国都市居民，也不一定吃过赖雅列的清单上的所有食物。

    可见，他们的生活并非一贫如洗。而那些极端放大张爱玲清贫的人，又是否能客观准确地看待她的一生呢？这世上，生活就是生活，没有小说中写得那么凑巧，谁都不会碰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好，亦不会碰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坏。

    至少赖雅对她的爱是纯洁，亦是一心一意的，他们爱得那么轰轰烈烈，而我们又有什么好抨击的呢？

    农历年快到了，电懋公司的明星官司也总算有了眉目，眼下一切趋于安稳。不过，张爱玲却没有等来那个好消息——电影《红楼梦》开拍。

    对于这件事，宋淇一直持着搁浅的态度。张爱玲不知他心中所想，但凭宋淇口风大体可揣度，电影《红楼梦》已无望开拍。

    首先，他曾告诉张爱玲，邵氏公司要抢在他们前面拍《红楼梦》。其二，宋淇又私下请了一个姓李的编剧吃饭，这不明摆着有换掉张爱玲的意思吗？

    如果换做别个电影剧本，也许她不至于这般心力交瘁。但《红楼梦》是她无数个日夜凝聚出的精华之作，她满心欢喜地等待孩子的降生，却在某天知晓孩子夭折，身为母亲的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呢？

    到了2月底，她顺利写完了新剧本。电懋公司的老板看到后，大为欣赏，说要留她在香港多待些日子，还想让她多写几部电影作品。

    然而，这座浮华又奢靡的城市，早已不是她心向往之的桃花源了。朋友、爱情，像玻璃杯一样落在地上，摔成了水晶般散乱的梦。

    原本，她曾有无数的期许，而今却被现实冷冷地打回原形，直到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她想离开，想回到有赖雅的那座城市，想陪他走完人生中的最后几年。然而，窘困的生活终究让她妥协，让她屈服，直至无能为力。在月色渐沉的寂夜中，她恨不得定下3月2号的飞机票，立马逃离这座让她厌透了的城市。

    可是一想到未来食不果腹的生活，她的心就微微一怔，两颗晶莹的泪痕止不住地下坠。借着幽暗的天空，她扪心自问，若就这样一走了之，赖雅的后半生将如何照顾？

    这个世上，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终于，她在轻叹一声后，答应了老板和宋淇的要求，决定暂留两周。

    那时，她没能拿到《红楼梦》电影剧本的稿酬，而且身上所余的钱财亦不多。若不是为了给风烛残年的丈夫一个好的将来，也许她早就甩手而走，不再复来。

    张爱玲提出，要去宋淇家将就数日，两周后就回美国。对于要强又自尊心极度强烈的她来说，这一个决定是最充满了挑战的。

    可是，她又有什么法子？

    朋友之间生了猜忌，彼此间再没有往昔的信赖。这样的敌人，远比陌生者更可怕。然而，她在香港已经无依无靠，寄居宋淇家，要比露宿街头好得多。

    长吁一声后，她咬牙搬了进去。

    后来，张爱玲曾几度惶恐地回忆这段往事：“对我和宋家都是一场灾难。”

    蓦然间，阳光洒满的房间顷刻间遍布了乌云，她期许的穿破长夜的光芒，终究被电闪雷鸣所取代。一个人的萧条，一个人的落寞，也是一个人的凄凉。

    潇潇暮雨中，她独坐在屋檐下听那清脆的淅沥声，怅然的心绪，不自禁被哀伤的画面勾起——她爱得死去活来的丈夫老了，被时光冲淡的婚姻即将破灭。人过中年，她仍旧租赁公寓，央求别人赐予工作。有时，竟连生活费都要依仗别人。她倾付一生的梦啊，是否从今儿起，仍旧遥遥无期呢？

    须臾，她从回忆的罅隙中缓过神来，任悲凉的冷风扫过那张焦黄的脸。

    元宵节的前夜，月华朗照，星辰闪耀。她站在东亚旅馆的阳台上，静静眺望天空中唯一一轮似玉盘的亮红月色，落寞之感，难于言表。

    书桌上，那封墨迹未干的信仍旧放着。多年后，当我们穿过历史的天空，执起那张泛黄的信笺细细品来时，几行凄楚的话，就这样跃然纸上：

    “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

    “……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下集。当我提议回美国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

    “我无法入眠，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夜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不过我会从如此恶劣的交易中存下几百元。我打算再留两周，跟他们协商后续问题，按原定计划三月十六日离开。”（节选自西岭雪《张爱玲传》）

    或许，美国才是她的家，而香港在她心中，早已化为挥之即去的白云了。这一次东方之旅，终究随着她心潮的低落而宣告失败。

    多年后，她一举成名，台湾的《中国时报》想邀她赴台一见，张子静也写信劝她来上海看看。然而，当一颗心随着流光逐渐冷却后，即便再加温，又怎是当初的温度呢？

    她不想再回去，也不想看到那些旧物旧人。她想放逐自己，在海浪绵延无垠的另一端，静静走完此后的岁月。

    3月16日，张爱玲从香港出发，中途在旧金山转机，直到18号才能顺利抵达华盛顿。彼时，春风如同一首温暖的歌飘荡在赖雅心中。他太激动了，当夜开心得竟辗转难眠。

    17号的清晨，他再也按捺不住焦灼的心绪了，也不顾霏丝的劝阻，急匆匆赶赴机场。也许，久别后的相逢，不论对谁来说都溢于言表吧。况且，赖雅对张爱玲的依赖已深入骨髓，如今，他早已离不开这个黑发黑眼睛黄肌肤的妻子了。

    又是一天，朝阳初升。晨辉穿过透明的宽大玻璃窗，倾泻在这位头顶光秃，胡须苍白的老人身上。他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战，叫醒半睡半醒的霏丝，很激动地说：“霏丝，她该来了，我一会儿就能见到她了。”

    中午时分，天空突然暗下来，大风飞扬，卷起马路上的尘沙。赖雅几分担心地蹙起眉头，他害怕张爱玲出事，也害怕飞机中途遇到问题。

    那时，他的心除了激动以外，更多的是担心。

    不一会儿，在出站口金光的遮蔽下，他看到了一位身穿旗袍，戴着墨镜的中年东方女子。张爱玲摘下眼镜，像少女一样张开双臂。他扑上去，也不顾及别人的目光。

    温暖，一如当初的温暖。赖雅默默噙着泪花，自顾自想着：她没有变，还是那个让他百般着迷的才女，也是那个让他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东方爱人。

    彼时，霏丝的眼眶也湿润了。她不知为谁而哭，或许，她的泪不只是为一个人，而为一段情。一份跨越年纪、跨越国籍又跨越世俗的情。

    再次回到这里，她仿佛解脱了般，猛然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赖雅在信中精心描绘的房间远比她想象中要好，而且环境优雅，构造既简单又幽静，很适合创作。赖雅还颇为兴奋地告诉她，房子附近有一座图书馆，叫国会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1800年建造的，藏书量已过亿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书都有。

    张爱玲无比开心，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看书，而如今的家刚好满足了她小小的愿望。她很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归功于赖雅。若是没有他，也便不会有那么多既现实又即将实现的梦。

    稳定下来后，她去国会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剩下的日子里，她想好好创作英文小说《少帅传》。他们申请的看书座号挨着，所以每天清晨，两人都会结伴来图书馆看会儿书，下午时分，再去集市逛逛，看看有没有要买的蔬菜瓜果。

    若是到了周末，便是两人最欢乐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常常光顾电影院，将近期上映的电影大补恶补一下。

    因此没过多久，他们就把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丑陋的美国人》、费雯·丽主演的《人约黄昏后》等多部电影看完了。

    赖雅年轻的时候就是好莱坞知名的编剧，对于电影，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然而张爱玲亦不是门外汉，她也给香港电懋公司写过不少剧本。只不过有差别的是，赖雅的诸多剧本原创性极高，而她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巧妙地改编了不少美剧而已。

    年轻的时候，赖雅有很多文学朋友。多年后，他们都功成名就，只剩他至今碌碌无为。其中，布莱希特就是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那天，他曾带着张爱玲看了布莱希特的名剧《三便士歌剧》。在剧场，他还饶有兴致地告诉她，布莱希特还有一个有关中国农村题材的剧，叫《四川好人》。

    赖雅说，布莱希特从未到过中国，他自幼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宜外出旅行，所以读书创作成了他唯一的兴趣。小说名字之所以取为《四川好人》，极有可能与他博览群书的习惯有关。

    张爱玲很钦佩赖雅口中的布莱希特，但她却不知道，布莱希特就是赖雅最好的朋友。他只字未提那些往事，而张爱玲也不便多问。

    直到有一天，他那张洋溢笑容的脸紧绷，沉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张爱玲才从他的遗物中发现，原来他和布莱希特写了那么多信，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寒暄。

    垂暮之年的赖雅彻底老了，走不了远路，也做不了剧烈的运动。此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缅怀故友，回忆那些被时光揉碎的故事。

    他喜欢坐在书桌前，打开一封封信笺反反复复地诵读，也喜欢翻开破旧的影集，用老茧纵横的手抚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

    那些人，或是死去了，或是正在赶往天堂的路上。而他，不久后也将去找他们，只是他不知道朋友们在那头是否还认识他。

    从往昔的思绪中沉思了良久之后，他才默默地念想着：路远天险，但愿一切安好。

    这一年，赖雅70岁。

    他似乎察觉出了生命的脆弱，又似乎对某一天的离开充满了恐惧。如今，他对张爱玲格外依赖，即便偶然的一次外出散步，他也会小心郑重地记录下来：“走向他的家，他的爱，他的光明！”

    那段日子里，他生活得很快乐，也胆战心惊。

    有一次，张爱玲外出办事，很久都没有回来。他担心极了，在房间来回踱步，以作家固有的思想天马行空地揣度。他太爱她了，所以才显得那么在乎。直到那一扇紧闭的门打开，张爱玲抱着一个崭新的毛毯走进来时，赖雅才释然地露出笑容。

    原来，她是去买毛毯了，并不是离家出走。

    当天晚上，他盖上张爱玲新买的毛毯，一边倚着枕头，一边随意翻阅杂志，不知不觉间，竟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在他的梦里，张爱玲幻化成了一只蝴蝶，不论他走到哪里，蝴蝶都轻拍着翅膀跟随。

    那晚，是他步入晚年后睡得最踏实的一夜。

    张爱玲不喜欢去霏丝家做客，她不喜欢当别人的后妈，更不喜欢认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做女儿。也许，在她的童年阴影中，后妈是一个可怕的身份，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多年后的自己竟也变成了这个角色。

    霏丝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平时很关心父亲的健康状况，所以隔三岔五地打过来电话。赖雅经常去霏丝家做客，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不过，张爱玲却不爱去，她常常一个人闷在房中煮点东西随便吃。

    直到有一天，霏丝打过来电话说，想请她和赖雅来家中参加一个家庭派对。她本想拒绝的，但热情的霏丝接二连三地邀请她前来，最后，也便答应了。

    那晚，偌大的房中聚集了很多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或是打闹，或是吵嚷，抑或是在房中来回追逐。当紧闭的房门打开，灯光洒过来，映着她那张白皙如玉的脸。彼时，所有人都惊住了。他们没想到，已过了40岁的张爱玲竟如此年轻，又如此风韵犹存。

    她穿了一件用母亲的大围巾改成的斗篷，走进洋溢着笑容的人群中。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若不是霏丝介绍，那些第一次见她的人竟认为是某个好莱坞影星。

    确实，那时的张爱玲像极了20世纪50年代的当红女星。她的美丽，她的妖娆，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永远定格在那天。

    张爱玲不是一个冷漠的后妈，也并非厌恶和排斥霏丝一家。她只是觉得身为长辈，总应该为晚辈做些什么，而不是让晚辈长年累月地照顾自己。况且她还年轻，年纪也与霏丝相仿。所以，她那膨胀的自尊，是不允许任何人践踏的。

    然而，此时的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她和赖雅的生活举步维艰，虽然算不上“举家食粥酒常设”，但也能用“三餐无荤”来形容。在这样的家庭境况面前，她怎会不对霏丝不愧疚呢？

    1962年7月26日，赖雅迎来了71岁的寿辰。

    他们自结婚以来，张爱玲从未用心给赖雅过过生日，即便她自己的寿辰，也是赖雅一个人张罗。那时，她一门心思扑在创作上，尘世间的琐事俗事，也似乎与她无关。

    自上次东方之行以后，她才深刻体会到情之可贵。她时常想，有些梦可以慢些实现，但有些人却是等不得的。毕竟赖雅老了，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过了。她若再执迷于未有曙光的梦，日久天长，等赖雅走了时，有她后悔的！

    当天清晨，还未等朝晖洒进屋子，她早早起了床，一把揽住赖雅的脖子，问他要怎样过这个生日。两人商议了很大一会儿，决定去华盛顿附近的小城巴尔的摩吃海鲜。

    在他们穷困的日子里，去吃海鲜俨然成了一种奢侈，就像旧中国时期穷人家过年吃上饺子一样令人兴奋。

    两人坐上大巴，任和煦的风轻轻划过彼此的脸庞。那时，温暖的不只是阳光滋润的皮囊，还有他们相互关照的心房。一路上，阳光、清风、绿草地、树林，像梦境一般飞进他们的眼中，仿佛演绎着一段段浪漫唯美的电影。

    他们再也不算计生活开支，在市中心的饭店点了“帝国蟹”和“软蟹”。实际上，这两种海鲜都是赖雅喜欢吃的，这天是他的生日，张爱玲愿意为了他而妥协。

    吃完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即将没入高耸的大楼，向一片汪洋大海中沉去。赖雅在餐厅意外碰到了老友克兰，克兰见两人初来乍到，便开车载着他们围着整个小城转了一圈。

    彼时，笑声、歌声、风声，像优美的音乐围绕在三人身边。张爱玲已经记不得多久没出来玩了，而今她和赖雅就像在一场梦中走了一遭，怎会不开心呢？

    4.赖雅卧病榻，驻校迈阿密

    1962年12月，一场无形的灾难降临到赖雅的头上。他患了疝气，必须要进行一次手术。那天中午，张爱玲在手术室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看到护士推着手术车从房中走出来。

    在门外等候的时间里，她很怕老天开一个巨大的玩笑，从她手中夺走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毕竟赖雅的年纪很大了，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

    直到昏沉的房门大开，一道亮光袭来。在舒缓行进的手术车上，她看见他微微眨着眼睛，手指还有知觉。那时，张爱玲才松了一口气，竟像中了大奖般释然地笑了。手术花了四百多美元，而这笔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赖雅心疼极了，他在住了几天院后，也不等好利索，就立马和张爱玲商议出院的事宜。他一直都明白，如今家中的生计全压在张爱玲的身上。他不想让她太累，也不想让她没日没夜地操劳进而垮了身体。

    从那以后，张爱玲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试想，一个曾在文坛上呼风唤雨的女作家，突然有一天归于平庸，像其他女人一般洗菜做饭，还要与商贩讨价还价，应是何等的身份落差？

    可是为了赖雅，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况且，早年她与姑姑一块居住，本就是一个人生活，任何苦任何累她都挺了过来，今时今日，亦没有觉得委屈。

    张爱玲很爱干净，也很注重自己的装扮。每天晚上，她照旧涂抹各种护肤水，有时还会烫发，让赖雅打下手。到了白天，若是忙得不可开交，她常常会碰到各种磕磕绊绊的倒霉事。

    要么碰掉了冰箱门，要么把钥匙忘在了家中，抑或是买东西算错了钱……

    她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但在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即便是一个正常的人，也总有变得不正常的一天吧。

    1964年6月20日，一架民航客机在台湾中部失事。这件看似与张爱玲无关的事情，却像梦魇一样把她拉到了人生的低谷中。

    原来，客机上乘坐的人叫陆运涛。他是电懋公司最大的投资者，也是新加坡某财团的总裁。他的离世一下子让正处于壮年时期的电懋公司乱了军心，也使张爱玲断了收入来源。

    宋淇本是电懋公司的制片人，曾在影坛叱咤一时。可公司如今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他又无法掌控大局，故而不得不另谋出路。

    那时，张爱玲曾给电懋公司写了一个改编自《呼啸山庄》的电影剧本《魂断离恨天》。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电影的拍摄也随之投沉大海。

    两个人的生活，再次跌入暗黑的地狱。

    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张爱玲痛定思痛，打算搬进“肯德基院”。这个地方位于黑人区，是政府为贫民特意腾出的廉价房租赁地段。可即便是便宜，他们也必须交房租。因此，扣掉房租，再加上平时用的、吃的、穿的，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那时，他们早已没有多余的存款了。

    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挣钱，已容不得她考虑。在几经打听之下，张爱玲找到了麦卡锡。此时，麦卡锡正在美新处工作，就住在华盛顿。他帮张爱玲物色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美国之音”编写广播剧剧本。

    此后的三年里，她改编了很多剧本，从莫泊桑、亨利·詹姆斯的佳作一直到苏联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无一不所涉猎。

    那段时光里，她读了很多书，有的是被迫读的，而有的则是喜欢读的。如果说写广播剧只是为了赚钱，那读书则是为了充电。因为世上的任何一个作家都需要厚积薄发，她也不例外。

    张爱玲在“美国之音”栏目的负责人叫高克毅，是一个生于美国的美籍华人。他对张爱玲第一次交稿时的样子记忆犹新，多年后曾在《请张爱玲写广播剧》一书中这样描述两人初见时的画面：

    果然是一位害羞、内向的女作家，她不肯涉足我们的办公室。我接到外边接待处的电话，出来迎迓，只见一位身段苗条、身着黑色（也许是墨绿）西洋时装的中年女士，在外厅里徘徊，一面东张西望，观看四壁的图画。那天我回家告诉太太，梅卿说：“啊呀！爱玲是我在上海圣玛利的中学同学呀。”当时我们就跟她接头，要请她吃饭聚一聚，可是被她委婉而肯定地推辞掉。（节选自高克毅《请张爱玲写广播剧》）

    1963年7月，赖雅再次被送进医院。

    原来，那天他在去国会图书馆的路上摔了一脚，致使股骨碎裂，还引起了中风。张爱玲得知消息后，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全身心投入到照顾赖雅的工作中。

    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她应该早就预料到了。

    赖雅近乎瘫痪在床，很多事都做不了。她腾出了大床铺给他，自己则在行军床上将就着睡。每当黑夜来临，她常常先给赖雅按摩，看着他入睡后，自己才休息。

    如果说曾经的她是左手爱情，右手梦想，那么今时今日的她则全身心扑到家庭和工作上，至于梦想，早就因俗事的耽搁而搁浅了。

    赖雅虽然不能动，但却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恨不得立刻死掉，省得为她增加负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那张红润的脸变得越来越憔悴，身心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可即便如此，她依然守在赖雅身边，不离不弃。

    蓦然间，他想起一年前在日记本中写的话，如今看来恰合处境：

    死亡，沉重的心重击，

    身体在发抖，睡眠成闭眼，

    已经是长眠了，

    而且不再醒来。

    原来死亡来得这么汹涌澎湃，明明还是昨天的事情，今日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或许这个世上的谶言真的很灵，只是有时他不相信罢了。

    1965年的圣诞节来临了。原本是阖家欢乐的节日，在张爱玲眼中，却成了孤独与落寞的集合体。这天的中午，他们的小房子里来了很多人，都是霏丝带过来的孩子们。有她的三个儿子，还有大儿子的女友安琪。

    赖雅依旧躺在床上，再也不像以前般与他们戏耍了，甚至连说话都很吃力。孩子们给他带来了玩具，也陪着他天南海北地聊。那时，赖雅第一次感到恐慌。他原是不怕死的，而今却怕得要死。

    在简陋公寓里，心灵脆弱的安琪没能控制住自己，双眸中竟夺出泪来。霏丝赶忙轰她出去，生怕悲伤的氛围影响到赖雅。

    可他还是看见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从此，赖雅开启了长达两年的瘫痪生涯，最严重的时候，大小便也失禁了。很显然，他再也好不了了，而且变成了活不活死不死的植物人。

    1964年3月，张爱玲与高克毅见了最后一面。

    当时华盛顿正在举办“亚洲学会”，邀请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文人名士参加。其中，夏氏兄弟也位列其中。完会后，高克毅的同事吴鲁芹说，夏氏兄弟此番来还有一个夙愿，就是想见见一直以来行踪神秘的张爱玲。

    高克毅很守信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说了很多话，才把张爱玲从家中请了出来。原来，那天要见她的不只是夏氏兄弟，还有高克毅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陈世骧。

    谈起夏志清与张爱玲的渊源，很多人都会想到他曾在1961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对张爱玲的极高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一筹。”当文章谈到《金锁记》时，更是竖起了大拇指，很直接地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这么高的评价，直接让她的锋芒盖过了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大家。或许，那时夏志清从骨子里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值得这样的称颂。夏志清写这本书时并不认识张爱玲，他们只是在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44年夏天，他去庐江大学一个朋友家中玩耍，碰巧见过了满面清秀，又羞赧寡语的张爱玲。

    转眼间，时间已经定格在了五年后。

    再次见到她，夏志清格外兴奋。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天原本喜庆的氛围骤然被夏济安打破了。

    原来，很早以前，夏济安就知道张爱玲不善交际，甚至很腼腆。如果在场的人很多，她往往不喜欢说话，时常一个人沉闷着发愣。

    夏济安为了让她放轻松，特意用英文说了一句话：“I’m your competitor， you know.（你知道，我是你的竞争者。）”

    这样一句话，不仅没有起到玩笑的作用，反而使得氛围更加沉重。张爱玲不知如何回答，别人又不知怎样接下去。蓦然间，沉寂，如死，一根头发丝落地的声音都清晰可听。

    “呯”的一声，一只酒杯落在地上，碎成了无数块玻璃晶片。

    彼时，所有人的目光开始转向吴鲁芹。也许大家太紧张了，以至于在玻璃碎后，仍旧心有余悸。不过，也正是那一阵“晴天霹雳”的声音，才让原本僵化的场面瞬间融化。

    这一个画面，直到20年后，张爱玲依旧记忆犹新。或许，无论历经多少个时日，在场的人也都无法释怀吧。

    那时的张爱玲除了照顾赖雅，有时也会受邀奔波于各大文学交流会议。她不仅参加了“亚洲学会”，也参加过1966年6月在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

    那天，阳光像金子一样刺眼。

    她怯懦地走上舞台，大眼扫视了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不觉间浑身上下被惊慌笼罩。她也不知为何如此害怕，就像世人谣传的那般，她本就是一个腼腆羞赧的人。

    直到所有的噪音都沉淀下来，台下一片安静，她才笑靥如花地谈起来。

    张爱玲的讲课更像是谈话，并不像其他教授那般宣读论文。她从香港的电影业说起，又加入了自身的体会，一时间，引起台下所有人的欢呼。

    张爱玲的英语很好，略带些英国口音，有时很幽默，有时又郑重，令台下的人听得如痴如醉，均被她神一般的气质所吸引。当时有两个年轻的“毛头小伙”还硬着头皮去她住的旅馆求见，没想到一向冷漠的张爱玲竟请他们到了屋子里，三个人就文学谈了一下午。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庄正信和刘绍铭。那时，庄正信是“印大”的研究生，而刘绍铭则是威斯康辛大学的驻校讲师。两个人，算是年少成名。

    他们很早就看过她的作品，对张爱玲更是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在两个人的印象里，她是一个寡言又安静的女人，也是一个思想和文学修养很高的智者。

    除了庄正信和刘绍铭以外，胡耀恒也是张爱玲的书迷。他们三个成了她晚年的忘年之交，也帮了张爱玲很大的忙。

    当时，生活穷困的张爱玲急需要一份工作，于是就找到了这三个小伙，希望他们能帮自己留意一份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若不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若不是为了瘫痪在床的丈夫，她自己一个人，怎样过不是活？那些零零碎碎的梦，纵然摔得无一完整，但拼凑起来，又怎会没希望呢？

    在美国找份工作，还真是她第一次大胆的尝试。即便她之前曾为“美国之音”写剧本，那也只是一种兼职，并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打算。

    为了帮助张爱玲，刘绍铭不断地向美国各个地方推荐她，也写了很多长信。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就这样有了回音。

    原来，刘绍铭曾经的老板“John Badgley”教授很欣赏张爱玲，也同意让她来迈阿密大学任教。当初刘绍铭在迈阿密大学任教时每个月仅有600美元的酬劳，而John Badgleg却给张爱玲开到了1000美元，而且许她在此工作七个半月。这份工作对于张爱玲来说，就像干涸的土地下了一场雨，太及时了！

    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刘绍铭已经知道了她的处境。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在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大文学家，竟穷得连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

    刘绍铭不愿意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多年后，他曾在《落难才女张爱玲》一文中这样写道：“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原来，她落魄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也早已成了美国华人圈中公开的秘密。不过，那时从没有人瞧不起她，也从未有人落井下石。大家诚心诚意地帮她，只因她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女作家。

    在搬去迈阿密之前，张爱玲曾在纽约住了一个月。

    谁也不知道她为何要去纽约，也不知道那里究竟有什么吸引着她。

    夏志清和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曾专程拜访过她，还想请她去附近的一家上海馆子吃小笼包子和蟹壳黄。

    可彼时的她心神恍惚，整个人的魂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哪还有心思享受？

    后来的再次相见，她的情绪略有好转，与夏志清和於梨华有说有笑，谈了很久。他们一块去了百老汇91街的中餐馆吃早点，她随着於梨华点了扬州汤包，另要了一份冰淇淋苏打。

    在於梨华的眼中，张爱玲吃扬州汤包时很慢，但喝冰淇淋苏打却很快。那时，於梨华的第一感觉就是，她恍若不是来自中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或许，自从认识赖雅后，她所有的故国记忆都断了，就连曾经的爱好和饮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喜欢上了吃西餐，只是当再次吃到中餐时，只觉得莫名的恶心。

    后来，於梨华给她写信，问她要不要回台湾看看。她却近乎坚定地说：

    “我到台湾去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有很多好处都是我不需要的，如风景、服务、人情之美。我需要的如Privacy（隐居），独门独户，买东西方便，没有佣人，在这里生活极简单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难……”（节选自清秋子《爱恨情仇小团圆》）

    显而易见，她所追求的是自由，也是一种安静祥和的生活。她不喜欢尔虞我诈，也不喜欢奢华富丽。她只想拥有一个浪漫温馨的家，不需要有人伺候，只需要有最爱的人陪着。

    她从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也不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她就像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干净得看不到任何杂质。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一个让人疼又让人怜的女子。

    1966年9月，张爱玲来到了迈阿密大学所在地——俄亥俄州的牛津市。

    这是一个全新的征程，她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然而，一件极不好的事情，还是在她刚到大学的那天晚上发生了。

    原来，当迈阿密大学的校长得知张爱玲要来任教的消息后，即刻说要为她接风洗尘。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高级酒店里，她来得很晚，而且风尘仆仆的，穿得也没有那么正式。

    在别人看来，她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落座后，又是一阵安静。

    张爱玲一直沉默寡言，不喜欢与别人交流，也很少谈起自己的事情。那天饭局原是为她而办，却不料成了一群人的聚会。

    9月20日，她在给刘绍铭的信中曾写道：“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

    原来，她不是有意为之，实因为当时生了病，身体不舒适。况且，她生来就不爱应酬，而今突然要她为了人际关系改变自己，怎能不是难事呢？

    在迈阿密大学教书，虽然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工作，按月也能拿到工资，但对于自由惯了的张爱玲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今的都市白领，大多都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即便不是为了工作，也当是消磨时间的一个手段。张爱玲则不同，她曾说：“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整齐，走一里多路到MaCracker 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到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

    很显然，她一点也不适应office女郎的工作，也无法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待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像一阵风，又像一只大雁，喜欢湛蓝的天空，喜欢无垠的大海。她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文学，也把一辈子的孤独无依献给了爱情。

    她的一辈子恍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多姿多彩。可鲜有人知道，即便是一幅无可挑剔的传世名画，也有色调灰暗的一隅，而晚年的张爱玲，正是那一隅最凄惨的冰花，冷艳，孤傲，无人问津。

    在教书的岁月里，她曾无可奈何地说：“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

    虽是做不来，但并不代表她肚子里没有墨水。

    在家庭重担的打压下，她哪里还有思忖的余地？只得登上讲台，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学生，怯懦地谈着文学。说实话，那时真有“逼上梁山当贼寇”的味道。

    傍晚回家，房中静悄悄的。

    孤灯，陋室。再没有往昔的欢乐，也无人做好饭等她来吃。

    赖雅侧过身对着墙假寐，即便他知道张爱玲回来了，也不会做出多么惊喜的表情。他已经时日无多，他是清楚的。只不过，他从未料想，如今到了这个份儿上，张爱玲依旧不离不弃。这份爱情，这份坚守，出乎了他的预料。

    那些天，女儿霏丝的话像针扎般钻进他的心里，若说不疼，肯定是假的。为了这件事，他不知哭了多少天，也不知流了多少泪。这个世上，亲生女儿都不要他了，一个非亲非故，又比自己小29岁的东方女子，却义无反顾地坚守着。

    他有时在想，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老天才给他派来一个这么善解人意的妻子。想着想着，他淡然笑了，蓦然间，很知足。

    张爱玲依旧嘘寒问暖，问他还疼不疼，哪里不舒服，晚上想吃什么东西。有时，她也会像往常一样，扶赖雅半坐起来，帮他按摩周身的穴位。

    相比霏丝的无情，她的无微不至简直无人可比。

    在来迈阿密之前，张爱玲曾想让霏丝暂时照顾一段时间的赖雅，没想到，这个当初很“孝顺”的女儿竟说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话：“不只是你，我也要上班，而且我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要照顾。如果父亲也搬进来，家里肯定会乱的。况且，当初你与他结婚，早就该知道他有这个病的。如今，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而后就一走了之了。”

    那时，张爱玲才清楚，霏丝对赖雅的孝心，远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好。

    至于当初温暖的画面，也仅限于双方相安无事而变得美好。等到大难来临，大家都是各顾各的，没有谁会大公无私到连累自己。

    在冷冷的现实面前，她无能为力，一怒之下，只得带着赖雅住进了迈阿密的公寓楼。从此，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丈夫。

    离开那天，她没有通知霏丝，其实也没必要通知。

    若一个人的心是冷的，就像千年冰山，又岂是一股小火能融化呢？况且，她也不愿意去融化霏丝，因为她孤独惯了，也一个人惯了。

    有时，即便她为了某些事迫于无奈的妥协，也只是在别无二法的情况之下做的决定。而今，她至少还有退路，还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法子，又怎可能为了一个不一定实现的目标，反而做个低三下四的女人呢？

    她不愿，也不甘。

    直到霏丝再来探望，才发现屋子早已人去楼空。只有一个长条桌上还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

    霏丝打开箱子一看，惊讶地发现，里面全是父亲的日记和手稿。而那个令她无比反感的“东方女子”却称之为“垃圾”，这该是怎样的侮辱？

    她生气极了，恨不得立马找张爱玲理论。但她却没有考虑过，这些手稿都是赖雅最后的“遗产”，也是他一辈子的精神结晶。张爱玲之所以将这些宝贝悉数交给霏丝，就是想很明确地告诉她，当初选择嫁给赖雅，她没有任何企图，完完全全是因为爱。

    1966年10月份，校内刊物《迈阿密校友会》上刊登出了这样一篇文章《一流的中国女作家：迈阿密驻校作家》。

    在这个醒目又刺眼的标题上，我们看到了校方对张爱玲的“尊重”。他们称她为一流的中国女作家，而且洋洋洒洒说尽了好话。虽然这样的评价本身就是实至名归，但也不乏有为之制造声势，进而熏陶学生的目的。所以，他们的评价一点也不纯粹，甚至多少带点目的性。

    不过，此报道一出，还是在全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倏然间，大家都想认识一下这个中国女作家老师，也想一睹她的芳容。

    然而，令所有人扫兴的是，她一直“在校园中不肯露面”，就仿佛只有其名，未有其人。她也不参加学校里的社交活动，更不出席会议。她留给大家的只是一个很东方的名字，还有那些写在刊物上的阅历。

    张爱玲很低调，也很孤傲。

    她不论取得多么大辉煌，都不会第一个拿出来向别人炫耀。她总是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欣赏来时路，有窃喜，一个人笑，有悲伤，一个人承担。彼时，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圣洁单纯，又让人为之疼惜。

    在迈阿密大学授课的那段时间里，她没有放弃曾经的梦。几经辗转，她通过夏志清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申请，请求资助她完成《海上花列传》的翻译。

    这是她许多年以来的梦，也是初次见到胡适时提及的梦。还好，上天总算待她不薄，申请得到了批准。

    翻译工作很枯燥，她每天都要坐在书桌前，直到很晚才起身。不过，她从未因为繁忙而忽视了赖雅，甚至经常给他搓澡，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有时写累了，她会给赖雅读一些新闻。而赖雅若见她闷闷不乐，则会讲一些好莱坞的小段子与她听。他们成了彼此的天使，用各自的温暖守护对方。没有吵闹，没有怨恨，只有单纯的爱，单纯的坚持。

    或许，这些对于二人来说，也便够了。

    然而，艰涩的生活还要继续，学校里不喜欢的工作也必须坚持。她很清楚，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其余的任何事都与她无关。

    后来，张爱玲在给刘绍铭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不管我多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

    没错，她太劳累了，天天要承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也许在别人看来，一心扑到文学创作上的张爱玲多少有点不务正业，也有点不顾全大局。

    可这就是真实的她，没有任何掩饰，也不必像他人般整日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她不喜欢被世俗玷污了的人际关系，进而向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生活。

    如此看来，她竟是身在闹市，心遁远方了。

    在迈阿密熬了半年多，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她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的赖得克里夫大学朋丁学院做“独立研究”。这份工作乍听起来相当有分量，而实际上，这只是她为《海上花列传》的翻译寻找的暂栖地。

    1967年4月，她没通知任何人，独自安排了一辆车，把赖雅安顿在车后方宽敞的座位上，又帮他盖上衣服，方在一阵轰鸣声中扬长而去。

    从那时起，她不再向任何人哭诉，也不愿向任何人讲起她和赖雅的近况。

    她就是这么倔强，也是如此固执。

    在张爱玲眼中，真正关心他们的人没有几个，而想要全心全意帮助他们的，更是少之又少。她虽然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但却看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情冷暖。

    她想着，从今而后但凡遇到点事，都要依靠自己的双手，也似乎只有自己，才能在大海中掀起一片波浪。

    赖得克里夫大学在美国有很大的来头，有哈佛大学“姊妹花”之称。尽管这里风景优美，人文思想浓厚，但却无法给予赖雅一个养病的好环境。

    自从来到赖得克里夫大学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整个人也越来越消瘦，那张原本带有血色的脸逐渐焦黄，进而苍白。

    张爱玲开始渐渐意识到，丈夫的大限将至，而今她要做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送赖雅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

    那段日子里，不少朋友寄来信笺，询问她和赖雅的情况。若是一年前，她或许会像小姑娘一般写下凄楚的话，赚取朋友的同情。但是现在，她再也不会写了，更不会向任何人述说每日每夜的苦难。

    这个世上，谁都会遭遇低谷的一个时期，灾难、困境，何曾少？

    可是只要一咬牙，紧握心爱人的手，挺过去不也是轻而易举吗？

    张爱玲很坚强，在重压之下，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坚韧。而此时的赖雅，也没有让她失望。即便病痛侵蚀了他的人，却搞不垮他的心。

    有一天，赖雅的表嫂风尘仆仆来看他，还给两人带来一些补品。当年，赖雅和张爱玲结婚时，曾向表嫂借了一些家具。而今十多年过去了，竟徒生了物是人非的慨叹。

    此时的赖雅早已枯瘦如柴，除了张爱玲之外，别人都未见过他的面容。即便是这位曾经帮过他们的表嫂，也只是坐在屋子里聊了一会儿，才颇为悲伤地离开。

    自从生病以来，赖雅常常喜欢侧过脸去，正对着墙壁，脑袋缩进了被子里。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将死的模样，即便是很亲近的亲人，也不愿意。

    所以，从那以后，张爱玲成了他的挡箭牌，不论是哪个亲人过来探望，都一一被她拒之门外。其实，赖雅早就想好了临死之前的打算。

    他希望安安静静地死去，在闭上眼的一刹那，张爱玲就在身边，而且紧紧握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呼喊他的名字。

    半年以后，在一间几十平的陋室中传来一阵撕心裂肺地呼喊：“赖雅……”

    他走了，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丝挣扎，甚至带着微笑。

    这天是1967年10月8日，天还有些热，但却已经到了秋季。

    两个月前，赖雅刚过完76岁的生日，却不曾想两个月后成了他的忌日。

    他闭眼的时候，张爱玲一直在身边。

    在那间曾经洋溢过欢笑的陋室中，她不停地哭，不停地呼喊，然而，那个人却再也回不来了。也许，从今而后，这个世上真就只剩她自己了！

    台湾学者周芬伶曾说，赖雅一辈子没有白活，他在中西方文学中，各扶助了一位绝世的文学天才，如今看来，也是够传奇的一个人物了。

    赖雅的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张爱玲将他的骨灰交给了霏丝，让她去安葬。

    那年，他76岁，她47岁。

    他们1956年结婚，直到1967年阴阳相隔，前前后后，竟相互搀扶着走过了11个年头。11年，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于张爱玲来说，真的不算短了。

    曾经，她身边来来回回换了很多人，就连第一任丈夫胡兰成，也只是相处了几年的光景。自从与赖雅认识后，她才真真切切体会到爱情，也体会到家的味道。

    倏然间，她想起了好多零星的画面，想起了赖雅给她讲的好莱坞段子，想起了两个人在黄昏时分去公寓外散步，想起某个晚上钻进电影院接连看好几场新上映的电影，想起赖雅去飞机场送她时依依不舍的眼神，想起……

    往事太多了，回忆却变得那么残酷。

    她越是努力回想就越难过，泪水也就自然地往外迸。

    自从赖雅死后，她的心也便死了。

    爱情之于她，只有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浅浅的，微微的，在她心中萌芽，生长。

    而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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