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窦武率群臣向身为储君的刘宏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刘宏感到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汉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了北宫。第二天，刘宏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是为汉灵帝。
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一个皇族旁支已经落魄了的亭侯子弟，摇身一变而为万乘之尊。
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
刘宏能登上帝位，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汉桓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凄凉怨婉的末世哀歌。
东汉自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虽然登上了皇位，但12岁毕竟还是个懵懂的年纪，朝政自然得由窦太后把执。论功策勋，窦太后的父亲窦武被封为闻喜侯；兄弟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堂兄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一轮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稍稍有了些变化。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等被禁锢的名士，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于是，陈蕃与窦武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这时，大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和太后的身边宫女，向窦太后献殷勤，又取得了窦太后的信任。结果，窦太后对窦武和陈蕃的密谋一直犹豫不决、反反复复。迫使陈、窦二人决定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就激起一件大事变来。
公元168年农历九月初七，宦官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又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陈蕃、窦武举荐提拔起来的清流士大夫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自然又被统统罢免，永不录用。朝廷大权，再一次到了宦官手里。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瑨、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
汉灵帝刚刚当上皇帝，就碰上了这么一场政变。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又来自外藩，从没有生活在皇宫，哪里能明白这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宦官曹节等指控“党人”图谋不轨的时候，小皇帝还不知道“不轨”是什么意思。不过刘宏看到周围人头纷纷落地，也觉得挺害怕的，从此甘愿把大权交到宦官手中。他周围的张让、赵忠等十名宦官，都曾担任中常侍，封为列侯，号称“十常侍”。这些宦官本是在皇帝身边的伺候之人，见皇帝年幼，也甘愿给他寻找各种新鲜玩法，好让他寻欢作乐，不理国事，方便自己弄权。汉灵帝见这些宦官如此知心知意，就更加宠幸他们了。
宦官们作了皇帝的“爹娘”，从此大权在握，其父兄子弟、姻亲宾客遍布天下，专横跋扈、贪婪放纵，大肆抢掠财物、损害百姓，甚至连他们造的宅第都模仿宫室的样子。他们怕灵帝登台看到，就骗刘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天子登高，百姓就会失散。”灵帝对宦官言听计从，从此就不敢再登台榭。
宦官连皇帝都糊弄住了，对以往的宿敌清流士大夫，就更不肯放过。公元169年，宦官侯览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结果又起大狱，有好几百人死在狱中，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经此两番折腾，朝野正直的政治力量也就算被折腾完了。公元175年，汉灵帝又下令：“宦者可以为令。”也就意味着身处禁中的宦官们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参与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政府管理机构之中，而在此之前，宦官们只能通过影响皇帝的方式来间接地操控帝国的政府。这样一来，宦官们没有了制衡的力量，此后更加肆无忌惮。灵帝一朝，也就成为东汉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昏聩胡闹，卖官鬻爵；荒淫无度，
纵情声色；横下暴敛，农民起义
昏聩胡闹，卖官鬻爵
汉灵帝把朝政交给了堪比“爹妈”的宦官十常侍，他自己就不再为这些事情烦心。刘宏此时还是一个少年，正是贪玩爱动的时候，也不会在后宫里天天睡觉，总要给自己找一些消遣的方式。说起来这位皇帝还很有经济头脑，刘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买卖。
汉灵帝之所以对做买卖感兴趣，也与他的出身有关。刘宏本是一个小小亭侯的儿子，属于落魄的皇族，与大富大贵的当朝权贵相比，自是家境一般。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当于民间一个小地主。再者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刘宏的母亲董氏，一向嗜财如命，看到人家暴富，就心里冒火，恨不得把别人的家产全抢过来据为己有。刘宏在母亲的熏陶下，对金钱、财产有着极大的占有欲，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捡到钱。
刘宏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刘宏很喜爱广收天下珍宝。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美其名为“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上书规劝道：天下财物，都来自阴阳配合，全是陛下的家产，怎么会有公私之分。而今，宫廷御库房“中尚方”搜集各郡珍珠玛瑙，奇珍异宝。宫廷御用署“中御府”堆满来自天下各地的绫罗绸缎。况且“西苑”御花园金库的金银已堆积如山，各郡各封国应缴中央政府的田赋捐税，却要先缴“导行费”到深宫之中，增加人民的困苦，浪费多而收获少，贪官奸吏从中下手，人民更因此受到伤害，以至民不聊生……
灵帝看此奏章勃然大怒，没有看完就将奏章掷在地上连说：“可恨！可恼！”张让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
汉灵帝大收“导行费”，给自己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便在西园设置了一个小金库把这些钱存了起来。他有了丰厚的本金，财大气粗，就开创自己的商业事业，在后宫设列市肆，建造了一条“商业街”。仿造外边的街市，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所“卖”的东西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热闹非凡。皇帝自己就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玩得不亦乐乎。
皇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群众演员”也不含糊。这条“商业街”里不少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去了不少，她们甚至为了攀比谁偷得多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也不要紧，从全国各处搜刮来的钱财，自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小金库。本钱如此充足，这些小损失，也就不会放在他“大老板”眼里了。就这样，汉灵帝白天与宫女们贸易，夜里抱着宫娥妃嫔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说，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汉灵帝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到底还是没有改变他小地主的本色：手里有钱当然好，但还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实。于是，刘宏搜刮来的大量钱财，除了开办“商业街”，还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地产投资。他还蛮有忧患意识，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做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
皇帝的买卖越做越大，光靠区区“导行费”就不够了。于是汉灵帝开动他的经济头脑，想出各种各样搜刮的办法。他贴心的“爹妈”张让、赵忠也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来钱也来得太慢了，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刘宏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官位。
卖官这个“绝招”实际上是灵帝的生母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户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膨胀到了极点。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叫来儿子商议。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西园设置了官爵的专营店，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做天字第一号大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
汉灵帝将“商品”——官爵分为两种，一种公开张榜，对于郡守级以下的官爵明码标价。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可出半价或者三分之一；家资富裕者可先行交钱，一时交不起的也可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另外，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另一种买卖方式是暗中寻价，也就是通常说的“黑市交易”。这是针对国家高级官吏三公九卿而言的。所谓暗中寻价，就是有一参考价：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但根据买官人的情况，可高可低，因人而异。比如：名士崔烈就以“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而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曹操之父）家境极富，买太尉就出钱一万万，高出参考价十倍。如此一来，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皇帝热衷卖官，社会上层层仿效，一时间官场风气恶至极点，以至于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于是，竟然出现了如下一些怪现象：一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一些州郡官吏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前文说的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在他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灵帝这才眉开眼笑起来。“戏说”一下，中常侍大概是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肯轻易买官，说明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崔钧对他说：“父亲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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