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在丛林法则时代，历史往往是在失衡的状态下发展。一个国家的兴起，往往以另外一群国家的削弱为基础。秦在商鞅时代的兴起，是以削弱谁为基础呢？以削弱魏国为基础。

    吊诡的是，商鞅的行政经验极可能是在魏国获取的。但商鞅变法，伤害最深的却是魏国。

    商鞅为何伤害魏国？因为当初伤害商鞅最深的，就是魏国。

    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分析。

    缘起：魏国的冷暴力伤害了才俊商鞅

    当商鞅还叫公孙鞅的时候，他只是卫国的一个穷小子。卫国盛产人才，人才都往外面跑，商鞅跑到魏国混。混得还行，居然当上了魏国国相公叔座的侍从官。这是一段行政实习期，商鞅每天在行政长官鞍前马后跑，跟着处理各种内外行政事务，一日日地在长进，而他的璞玉本质也一日日地被雕琢显露出来。公叔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个爱才的国相，可能在某一个工作会餐的餐桌上，或者在午间休息的片刻，公叔座很真诚地说：“阿鞅，你干得不错，很有才华，我会推荐你的。”

    商鞅所有的前程和希望，都系在公叔座的这一番推荐上。实习期间，他赔尽多少小心，跑尽多少门路，做了多少实际工作，等待的就是老国相的推荐。

    然而，商鞅想错了。国相的推荐并没有打开商鞅进入魏国权力核心的门路。公叔座病重了，想到的是荐贤，他只推荐了商鞅。推荐方式很独特，他对魏惠王说：要么举国听从商鞅，要么就杀掉他。

    我想这应该是公叔座对商鞅的一种包装方式，因为商鞅是卫国的一个庶子，身份低微，想要让国君引起注意，必须得把话说重了。于是公叔座往两个极端的方向包装宣传商鞅：自己用则是利器，别人用则是祸根。总之一条，商鞅是个有分量的人物！

    然而，魏惠王在公叔座病床前那种敷衍不屑的脸色，让公叔座直觉到他的包装宣传白费了，史记“王色不许我”。公叔座是个诚实人，马上为自己的言语后悔，通知商鞅快逃。

    商鞅听到这番话，可谓冷到骨子里去了。他所有的抱负和多少年的期待，在这个国家落空了。他说：“魏王既然不听你的话重用我，当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为啥？因为魏惠王根本没把他当成一盘菜。

    商鞅料得不错，魏惠王听完公叔座的话，转身对大臣们说：“公叔大人真是病昏了头，居然叫我举国听从商鞅那个穷小子？”

    可以设想，如果魏惠王真的听从公叔座的话，将商鞅抓起来杀掉，商鞅心里可能还好受些。因为如此一来，至少说明魏惠王还真的把他当一回事。可从这种情况来看，连杀他都是抬举他了，干吗要抬举你一个穷小子呢？

    这样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实是对才俊的一种冷暴力。杰出而高傲的人才，不恨你杀他，就恨你冷漠他。人才，人才，靠的就是才，才是他的支柱，你却忽视他的支柱，他能不计较吗？

    商鞅在离开魏国国境的路上，或许有好多个不眠之夜，他可能想起同是卫国老乡的吴起，五十多年前也是这么在魏国的冷暴力下逃离出去，前往楚国。吴起还曾经进入过魏国的权力核心，他商鞅却只是在权力的边缘打了几个圈，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不对，魏国的管理核心连扫他的兴趣都没有。

    冷暴力也是一种力，也是有反作用力的，也是有报应的。

    后果：商鞅给魏带来最大伤害

    商鞅去了秦国，他终于受到重视。秦孝公就像公叔座说的那样，举国托付给商鞅这个穷小子。这其中的曲折没必要重复了，而检验商鞅变法的重要指标就是：能否削弱魏国。

    从客观上而言，秦国与魏国相邻，魏一进，则秦萎缩；秦一进，则魏萎缩，中间没有缓冲空间，两国不可能同时伸胳膊展腿，制定这个政策是必然的。然而，从感情上而言，在这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很难说没有商鞅个人的感情色彩掺杂在里面。

    有例证在。公元前340年商鞅带兵伐魏。魏国太子公子卬率军抵挡。商鞅写了一封信，邀请公子卬赴宴，言和。公子卬来了。为什么来了？公子卬傻吗？我想不是，而是商鞅的信写得太感人了。为什么感人？因为商鞅曾经爱过魏国，寄希望于魏国，如今又深深地恨着魏国。有那么真的爱，那么殷切的期望，有那么深刻的恨，所以他在对公子卬进行感情欺骗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要感人才能骗人。可以想象，商鞅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如何地爱恨交加，咬牙切齿。

    公子卬被俘虏，魏国大败，丧失了河西之地和首都，往东边萎缩，迁都大梁。魏惠王叹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是恨没有用商鞅，还是恨没有杀商鞅？且看后面分析。

    从心理看商鞅：孤傲、冷峻、易受伤、难讨好

    不少人中豪杰的内心很孤傲、冷峻。他们站在众人所不能及的高峰上，既蔑视周边的一切，又希望周边的人物重视他、力捧他。所以，这种人，很难讨好他，却很容易伤害他。

    商鞅就是这种性格。变法之初，商鞅跟甘龙辩论时说：“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肯定遭到俗人的非议；一个人如果有独特的见解，肯定遭到俗人的诋毁。这话虽然说是要打消秦孝公变法的顾虑，但是也不难看出商鞅以“高人之行者，独知之虑者”自诩。在他的眼里，众多的百姓和百官只是变法的操作机器，他才是操作人。

    变法之初，有上千的秦国人反映变法不便；十年后，秦国大治，这些人又跑来为变法唱赞歌。商鞅却说，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刁民，充军边疆。这折射了商鞅的孤傲心理：我所做的肯定是对的，是好的，用不着评价我。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被诬陷造反，遭到通缉。商鞅逃回了魏国。我们且想象一下，此刻的商鞅对魏国秦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他不再是一个穷小子，他的才能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魏国如果不计前嫌重用他，秦国的今天可能就是魏国的明天。

    二、商鞅在秦国主政数十年，掌握了秦国多少资料、情报和机密？如果带着这些投身到魏国，后果如何，还用仔细想吗？

    可惜的是，魏国人用全国的力量来记住商鞅对他们的伤害，“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他们拒绝了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强国机会。

    商鞅与魏国互相伤害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这是个不会变通的国家，不会变通，就难强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魏惠王说后悔没用公叔座之言的意思，就是指没有杀商鞅。

    吴起，一代奇才，也是魏国冷暴力受害者。他受魏文侯重用，使魏国一度称霸，却在魏武侯时期受猜忌，始终不能进入魏国管理层核心。魏国贵族疏远他，搁置他，逼得他去了楚国。结果一到楚国，楚国就强盛起来。

    刘哥曰：把一个性格孤傲的人才放在一个不能发挥才华的位置，不闻不问，冷漠到甚至连排挤都轮不到他，这其实很伤人的。伤害人才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某电视台的一些人才长期被冷置，结果愤而出走到江苏卫视，搞出一连串大动作来，终于动摇了某电视台的娱乐至尊地位。

    不要过多地要求人才去与社会磨合，被磨合了还叫人才吗？而是要对那些性格冷傲的人才进行心理关怀，重视之，重用之，也必然像秦国那样，得到丰厚的回报。

    魏国不懂吴起、不懂孙膑、不懂商鞅，因此在争霸中玩完。

    抄底高手董卓死于套现过早

    读三国读到董卓，总会想起曹操，读到曹操，又会想起董卓。这两人的经营手法有点相似：抄底汉王朝，挟天子以令诸侯。只不过董胖纸没把这个手法打上自己文章的标题而已。

    经营手法一样，收获却大相径庭。董胖纸被点了天灯，其声名和功绩都成了一肚子脂肪，被历史愤怒的火焰燃烧成一堆碳化物。而曹阿瞒功成名就，美誉享尽，等人们想鞭尸时，却连坟墓都找不到了。曹阿瞒在历史的星空中，狡黠地笑着，“冢中笑尔书生气”。

    遥想董胖纸还不是胖纸时，也曾是神勇潇洒的边城大侠，所谓“侠”，首先是在武艺上，那时候的董卓同学，估计肚子上还没那么多脂肪，体格健美，要不然，怎么能身带两把弓，在飞奔的骏马上左右射击？“膂力少比，左右驰射。”其次还表现在度量气魄上。有好酒好肉大家一块吃喝，不独占，敢分红。

    董卓同学年少时就有侠义风采，“少好侠”，认识了西部边城一带各路人马的大佬。他的家境似乎不太殷实，还得自己耕地种庄稼。某年，西部边城的豪杰们上门拜访，家里没啥招待的，咋办？董卓同学舍得呀，将自己赖以为生的几头耕牛宰了待客，断了自己的生路，只为博得江湖朋友的高兴，虽不能说是“侠”之大者，却也是“侠”之豪爽者。

    董同学的这次风险投资行为，得到丰厚的回报。西部边城的豪杰们回去后都大加赞叹：董哥仗义啊！于是，豪杰们报之以千余头牛马羊，“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同学以几头耕牛打新股，收益率几乎达千倍。

    后来董卓同学加入军界，给东汉王朝打工，在并州做了笔大业务，平定叛乱。朝廷给了他一笔奖金：九千匹缣。我们且依照东汉的物价水平进行换算。在当时，市场上一匹缣能换成东汉货币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钱，那么九千匹缣就是一千多万钱，把这些货币换成其他的实物看看：当时的牛价每头为四千至八千钱，那么这笔奖金可以买到约一千五百至两千七百头牛。把这至少一千五百多头牛往草原上一摆，你就知道董同学有多么富有了。然而，董卓拒绝了这样的诱惑，他把这些财富全部当成分红资金，全给弟兄们了，还说了一句很给力的话：“为者则己，有者则士”，功劳虽是我的，享受功劳的却可以是弟兄们。想想当今的“铁公鸡”们，你们连董卓都不如。

    无论是打新还是分红，董卓都表现得有智有仁，他成了经营边城的优秀经理。有了雄厚的资本，还得善于持有，不能被吞并。中平五年，即公元188年，朝廷对董经理不放心，要他把苦心经营多年的资本——西凉军，交给皇甫嵩打点，然后来京城就职，主管少府，就是替皇帝看管奢侈品之类的事务。董经理坚决拒绝这种恶意并购，他写信给中央：我本来打算上路了，哪晓得广大的边疆人民群众拦住我的车子，拽着我的方向盘，不让我走，“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中央又写信催，董经理又拒绝。

    正在中央与地方胶着的时节，市场形势变了，抄底机会来了。

    董卓的抄底机遇，不是他要来的，而是实权人物大将军何进写信邀请他进京。何进企图借助董卓这家外来的大公司，来洗荡被宦官“十常侍”盘踞着的中央管理层及董事会。

    机会是中央给的，拿到抄底门票的董卓经理，该怎么操作呢？当时的行进速度是很难把握的。如果早了，帮雇主何进摆平了中央管理层，功劳再大，终究还是个打工的，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要是抗命，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迟了，其他的势力早已介入中央，估计连京城都不准进。

    董经理不知道是命好还是算计到位，在到达洛阳的那一刻，东汉帝国中央政府正处于触底的一刻，两点正好合拍，这种合拍就是抄底。从我方来说，雇主何进没了，被十常侍干掉了；从敌方而言，十常侍也没有了，被袁绍曹操这帮典军校尉给干掉了；从敌我双方共同的雇主而言，天子不见了，正在野外跟着萤火虫找路呢，整个管理层一片空白。雇主没了，我就是雇主；敌人没了，正好省事；天子走失了，谁捡到就是谁的。没有了雇主和敌人的董卓，正好是只早起的鸟儿，趁着外部势力还将醒未醒，来不及介入的当口，进了洛阳；路上又捡着狗屎运，在北芒捡回来走失的天子和陈留王刘协，刘协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这两百年难逢的底部啊，这无数散户和英雄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底部啊，就这么被踩在董卓经理的铁蹄下面了！

    在《三国演义》的描述中，董经理是个大浑球，一天到晚就是杀杀人，喝喝酒，泡泡妞。其实不然，董经理进入最高管理层之后，还是做了些实事。

    首先是提拔人才。为了让西凉军政权顺利转变为全国性政权，他选用的全是本集团外的人才，例如骁将吕布就是董氏集团以外的人才。而且这个选拔要和民间的情绪合拍。怎么合拍呢？天下人恨谁，我就打击谁，当时天下人最恨阉官，我老董就打击阉官，其实也不用打击，已经给前面的人收拾完了。天下人爱谁，我就提拔谁，天下人当时爱的是那些在“十人帮”横行时期被扣帽子被无情打击的干部，好，统统提拔，而且都放在显要位置上。

    历史遗案对于前人来说是笔不良资产，但对于后来人来说，却是笔财富。因为后来人与此案毫无瓜葛，处理起来不会碍手碍脚，又很容易替自己加分。所以，当前任领导给你留个麻烦，千万别生气，其实他是留给你一个加分的机会。

    当时文化界有个大牛人，叫蔡邕，是才女蔡文姬的老爹，立志要写“大汉帝国四百年”。董经理提拔他进中央，但蔡邕不想跟这个外星人一般的外省人合作。董经理吼了一句：“不来？老子灭你全家。”这话虽糙，效果却不糙。蔡邕来了，结果三天之内连升三级。

    而对于自己在西部时期的亲信，他几乎一个也不提拔，职位也不过将校而已。估计老董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想做全民老大，消除政权的西部色彩。

    比善待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仇人。善待人才是情理中的，善待仇人是情理外的，人最容易被情理外的所感动。

    老董的仇人是谁呢？皇甫嵩。前面说过，老董好不容易把西凉军养肥了，中央却要把它转给皇甫嵩，这当中难道就没有皇甫嵩本人的意图？世间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昔日仇人成了今日下属。某日，皇甫嵩上班，到董经理办公室报到，董经理开始晒自己的得意：“服不服呀？”

    皇甫嵩老老实实地说：“当初我也没料到你是只潜力股。”董经理继续调侃：“也难怪，我是鸿鹄，你是小麻雀，凭你小麻雀的那点眼光，跟你很难解释鸿鹄的志向。”皇甫嵩针锋相对：“我不是麻雀，我也是鸿鹄，只不过阁下变凤凰了。”这话既不降低自己身份，也抬高了对方。董卓被架上去了，发作不得，于是哈哈大笑，两人正式和解。这段史书有载的佳话，既有皇甫嵩的机智在里面，也有董卓的大度在里面。

    收纳贤才，化解旧怨，董老大其实做得还行。《后汉书》也赞美他“忍性矫情，擢用群士”，意思是说董经理努力克服自己残暴的本性，大力提拔贤才，他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终归还是做了。

    看历史人物，不能只论本性如何，而是看做了什么。

    董老大做了些善事，善用了不少人，却不得善终，在哪个环节掉链子了呢？就在套现这个环节上。

    不少管理者，总想要在国家或者公司的历史中，给自己留下漂亮的看得见的一笔，这就是一种政治式管理套现心理。再说明白点，就是想在历史的长河中给自己树碑立传。呜呼！殊不知历史上很多事情、很多人物，坏就坏在想给自己树碑立传上。例如袁世凯，他恢复帝制，自称皇帝，就是要套现自己的政治私心、野心。

    董卓想套现什么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董卓抄底成功后，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要改变国家元首。理由是当时的天子刘辩傻不拉唧的，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而陈留王刘协机警聪明，能说会道，而且还长得讨人喜欢，额头宽广，下巴尖尖，天生一副领导相。

    这些说法能成理由吗？董经理到底哪根筋不对，犯得着为了这个和全天下过不去？这可能就是政治套现心理在作怪。董胖纸可能抄底抄得太容易了，没干什么活，手痒痒地犯贱，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显示自己的历史地位。而废立天子则是一笔很漂亮的业务，当年伊尹、霍光软禁或更改国家元首，不成千古贤相了吗？董胖纸可能这么琢磨：若干年后，史书上记载某某天子是我扶植起来的，那我的名号该多么光鲜啊。就这个想法，一下子把他打入历史的粪土堆，至今他老人家还埋在里头，臭烘烘的。

    按照中国传统，一个王朝的老大不是不可以换，但有个底线：必须是这位老大混账得不行了，经常半夜鸡叫收印花税，若不换，散户们都得死。但如果只是平庸而已，行情虽不大涨，但也不至于大跌，若如此，就不能换，换人就是换大盘，换大盘就是找死。董老大触到这个霉头了。

    最先反弹的就是他亲手提拔的那帮地方大员。例如韩馥，蒙董经理的提拔，任冀州刺史，可才到任就扯起反董的大旗。这让董老大很焦躁，他掏心掏肺地怒吼：“我听了你们的建议，任命这些人为地方大员，没想到尽是些白眼狼，不要怪我不客气，是你们先对不起我。”于是杀了荐举人，旋即却又后悔起来。但天下诸侯已经不接受他的后悔了。

    政治上的套现导致天下巨大的反弹。众所周知，公元190年，针对董氏集团的最大的反对党成立了，党魁就是政治世家出身的袁绍。“倒董”联盟从东部往西部猛烈攻击，董氏集团在东线遭受一系列不利，于是在东部地区割肉清仓，既然我做不了全民政权，就回西部去长安。然而，董老大的割肉却是割散户的肉，割了洛阳城无数市民的财产、性命，西进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统治者割肉的刀不会落在自己身上，都落在老百姓身上。

    董老大清仓割肉缩回西部，从此，他的套现滑入很低的境界。他将自己的政治资产套现在固定资产上，建起高耸的城堡，名曰“万岁坞”。物资供应上，“万岁坞”里积存了可供三十年食用的粮食。董老大宣扬：“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你瞧瞧，这分明是一个土财主的套现宣言！当年将奖金全部分红给部下，说出“为者则己，有者则士”那番豪言壮语的董少侠哪里去了？当年那位在西部边城宁可饿肚子，也要宰杀耕牛招待朋友的好兄弟哪里去了？套现心理就是一堆堆脂肪，困住了他曾经威武雄壮的躯壳和雄心。

    当一个老板只盯着自己保险柜里的现钞时，他基本要完蛋了。董少侠变成董胖纸，悲哉悲哉！

    有套现的老大，就有套现的马仔。瞧瞧董卓那支西凉军，为何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为何“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一支为套现个人眼前利益而战斗的部队。

    董老大一次次的套现，导致他下滑成政治负资产，负资产没有长久存在的道理。东边的反对党收拾不了他，自然有身边的王允、吕布收拾他。于是，曾经的抄底高手董卓，被清盘了。

    董卓套现，完了；袁术套现，完了；曹操吸取他们的教训，摒弃套现路线，坚持长期持有，熬到曹丕，换了庄家，成了。

    刘哥曰：为何历史上那么多英才在创业期间足智多谋、雄才大略，一到上位却龌龊不堪、狼狈收场？从套现心理去分析，我就明白了。原因就在于他的雄才里面，裹着一颗急于套现的心，拿着本应很光辉的事业，去套现自己的荣华富贵。

    上帝要让谁退出历史舞台，就让谁提早套现。

    能不能不那么着急要成绩单？能不能不那么着急要好看的数据？成功不必在我，只是淡定地按照规律长线操作，慢慢地在事业和历史的舞台上开花、结果，让幸福长久地升值。若如此，幸甚，幸甚。

    曹植因醉驾沦为垃圾股

    三国时期，老曹家的太子岗位是暗地里实行竞聘制度的，只怪家族基因太优秀：曹丕、曹植、曹冲，哥仨个个都是潜力股。选谁？老曹当年很纠结。

    聪明小子曹冲被老天爷清盘，剩下两只潜力股：阿丕和阿植。曹植曹子建会写诗，文化界和民间粉丝一大把，经常一不小心，一夜之间又增粉丝数千。而曹丕曹子桓的诗才虽然稍稍在子建之下，他却善于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暗中吃货，收买关键人物的选票。两人走势很接近。行情不好比，就比谁不出事。有时候，不出事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曹子建出事了，一下从潜力股滑落到垃圾股。关于曹植出事，大家都知道，然而，从潜力股滑落下来时，父子兄弟各方面的心态，还是值得分析的。

    曹子建第一次出事：

    在皇家大院醉驾，从潜力股滑落垃圾股边缘曹操最伤心最顶不顺的是哪一年？是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这一年工作不顺利，十二月在赤壁大败；家庭不顺利，聪明儿子曹冲于五月病故，才十三岁。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不了从头再来，可这么聪明的儿子没了，就不能是从头再来的事了，那么好的智商，那么好的天分，老天爷未必能再制作一个出来。因此，一向不信天命，不后悔自己所作所为的曹孟德，为这个最心爱的儿子，违背了自己长期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求天求地求神仙，“太祖亲为请命”，曹操也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悔杀华佗。”老曹本想以曹冲为继承人，曾经在多个公共场合当着广大干部的面，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有欲传后意”。

    然而，老子的不幸，却是其他儿子的大幸。对于当时二十二岁的曹丕而言，等于少了一个竞岗对手，剩下的对手只有十七岁的四弟曹植了。当然，阿丕还是装得很伤心的，写祭文哀叹：老天爷呀，为何让我的俊才弟弟过早凋零？他的生命像朝露一样短暂，“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呜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然而，他老子曹孟德是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穿了阿丕的假心假意。

    有一回，老曹又为阿冲的死伤怀不已，阿丕过来安慰他。老曹被儿子恶心得不行了，干脆回了一句：“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太子职位的竞岗活动，已经退出一个，剩下的是老二和老四。这哥俩都是聪明人，只是阿丕不外露，阿植喜欢外露而已。曹操似乎喜欢外露的聪明人。这也难怪，做爸妈的，哪个孩子嘴巴乖巧一点，得到的宠爱自然多一点。加之有杨修、丁仪这样一帮文化人给搞策划、做包装，曹子建在文化界和民间的人气很高，粉丝很多，其行情可谓一路看好，岂止是潜力股，当时已经是绩优股了，曹操当时也说他“儿中最可定大事”。有诗为证：“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这正是行情走高时的生动写照。抬手追高，能射中飞奔的猴子；俯身抄底，能射破马蹄形的靶子。射啥就中啥，样样都能得手，这正是行情上涨，一路看好时的写照。

    而当时的老二，其实已是老大的曹丕，走势没四弟高。但是，行情低一点有低一点的好处，可趁机吃货。竞岗太子，选票不在民间，也不在文化界，而在宫廷内部的工作人员当中。所以曹子桓偷偷吃进的货，就是宫廷内部人员的支持率：自己装乖，多给办公室干部分红，将行情暗暗拉上来。曹植的行情在巅峰上已经很难冲高了，曹丕的攀升空间却很大。老曹不可能跑到民间去听取立太子的意见，还不是每日里听办公室同志们的絮叨？听多了，行情就可能改了。

    两种行情的胶着，让老曹纠结了，处于“狐疑”阶段。但是，他的心还是偏向子建多一点，有好几回差点立了曹植，“几为太子者数矣”。

    当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竞选经验告诉我们，当竞选行情进入胶着状态时，左右支持率的不是竞选人的优秀面，而在“安全”二字上。比的不是优秀，比的是谁不出事。谁一出事，行情立马就滑落。

    当时的老曹，稍稍偏心于曹植，他很担心自己喜欢的儿子因为“任性而行，饮酒不节”闹出事来，于是事先打招呼。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六十岁的曹操南下出差打孙权，让曹植留守邺城。他对二十三岁的儿子很不放心，反复叮嘱，还留帖子说：“我二十三岁时，因坚决维护首都治安，得罪高干子弟，因此被贬到地方当县长，但是我为我的青春无怨无悔（无悔于今）。你也二十三岁了，但愿你好好干，也有一个无怨无悔的青春（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话里面深含一位慈父的良苦用心：子建啊，你可千万别出事，辜负老爸我的一片栽培之心。聪明如老曹，他隐隐感觉到曹子建会出事。

    果然，曹植出事了。一路走高的曹子建，并没有一路走好，在训诫后的第四个年头，建安二十二年十月，首都中央政府发生一起醉驾事件，醉驾的事主就是曹植。这不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更是一起政治事件。曹植酒后坐着马车，一路冲到只有国家最高领导人行驶的道路——驰道，冲撞只有国家最高领导人才能出入的大门——司马门。

    这起事件对曹植的行情，对曹操的心理，打击都很大。

    第一，当时跟曹植一起坐在马车上的还有鼎鼎大名的文化人——杨修。这对铁哥们一手拿人头马，一手挥舞，一边喝一边飙车，座驾闯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大院，占用元首专用跑道，还直冲元首专用门户。杨修是曹植竞选团队的策划人，这起事件等于将整个曹植竞选团队的酒后丑态曝光给了权力中心和首都市民，在当时首都的官员和市民当中引起的反弹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不要说在等级森严的君主时代，就算在民主时代，这也是极其恶劣的事件。假设一下，如果英国首相候选人在白金汉宫酒后飙车，你猜后果会好到哪里去？

    第二，此事对六十三岁的老爹曹操打击很大。他伤心地说，自这次醉驾事件后，他再也不相信儿子们了，他再也不会特别宠爱哪个儿子，不会再将某个儿子永久地当为心腹了，“不可恒使吾以谁为心腹也”，句句都是针对曹植而发的。

    醉驾事件让曹植的行情直线下滑，“植宠日衰”，一路滑落到了垃圾股的边缘。就在事件发生的当月，曹丕被立为魏太子，行情终于攀升过了曹植的头顶，登上巅峰。两人行情从此错开，不再僵持。走高的不如吃货的，要低调啊！

    然而，此时的老曹，却还不忍心给自己最爱的儿子戴上“ST”的帽子，他要把阿植的行情拉一把。而拯救他行情的主要办法，就是给他一笔好的主营业务。

    曹子建第二次出事：醉酒丧失最后机会，沦为垃圾股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关云长从荆州起兵北伐，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中原地区一片惶恐，连老谋深算的曹操都思量着要迁都。曹植的老叔曹仁，此刻正被围困在樊城，谁去救？曹操想到了曹植，此举体现了曹操作为慈父的一番良苦用心，他把援救樊城这项高风险业务给曹植，就是想通过这笔大业务，将曹植的行情急剧拉抬上来。这样的好爸爸，哪里去找呀？

    曹操任命曹植为实质意义上的征虏将军，催促他南下救樊城。我想，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心里一定在说：子建，我最爱的儿子，你这次一定要努力啊，爸爸就给你这一次机会了。为怕曹植误事，他还特意打招呼，要戒酒，“有所敕戒”。

    面对老父亲的帮衬，曹子建在干吗呢？在睡觉，在酒后酣睡。真是死性不改，有人说是他那位居心叵测的哥哥曹丕在临行前逼他喝酒，灌醉了他。

    哎，作为一个有君命在身的男儿，怎能连两口黄汤都拒绝不了呢？子建啊子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睡觉呢？你知道吗？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是千万不能打盹睡觉的，甚至连眼皮都不要眨，机会有时爱在打盹的时候来，就看谁熬得住。

    老曹心碎了，从此不再琢磨去拉升曹植的行情，“悔而罢之”，垃圾股就垃圾股吧，自找的！曹植从此沦为政治垃圾股，至于以后打骂曹丕使者，只是加速滑落行情而已。

    曹子建有一个好爸爸，却没有一个好哥哥，没有一个好侄子。没有了爸爸的曹子建，好惨好惨！他的哥哥侄子爷儿俩轮番修理他，而整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停地调动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点。刚刚装修完房子，买好家具住下来，一声令下又得挪地儿，也不怕累死这位大才子。此刻曹植的心态是明显的垃圾股心态，他说自己是“无益之子，无用之臣”，业绩方面，“无德可述，无功可纪”。

    曹植写的《吁嗟行》这首诗很能反映他的心态以及他的政治前途走势：“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本来以为自己行情一路走高，上了青天，前途无量，没想到一下子跌落到深渊！跌宕的走势，跌宕的人生。

    为了摆脱沉沦在垃圾股行列的困境，228年，他这个做叔叔的，厚着脸皮给当皇帝的侄子、自己当年暗恋的情人甄氏的儿子——曹睿写了封信，要求复出参加工作。他在这封名为《求自试表》的信里面强调了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臣昔从先武皇帝（曹操）”，跟着你的爷爷我的爸爸参加过南征北战，见过打仗的场面，所以工作会很快上手的，不用临时培训。至于工作的职务，不敢要求太高，能当个营长，带四五百个兵就行了。至于业绩嘛，也不敢奢望能抓住孙权诸葛亮，“虽未能擒权馘亮”，但总能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总之要洗刷我垃圾股的耻辱，在三国的大盘上重振雄姿，“以灭终身之愧”。

    子建啊子建，你早干吗去了！当年你六十五岁的老父亲给你一笔大业务，你醉酒不做。如今再在小字辈面前讨工作要业务，晚矣！

    对叔叔诚恳沉痛的复出要求，侄子曹睿很礼貌很冷漠地回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叔叔，您太谦虚啦，“何乃谦卑”。您关于边防的建议，侄儿我都听到啦，希望您还说点别的吧，“朕敬听之……思闻其次”。意思很分明，您的意见，侄儿我都听着，再多一点都没问题，至于复出工作嘛，没门。彻底将自己的叔叔压在垃圾股里。

    在垃圾股里待久了，曹子建连身体状况都呈现出垃圾股的特质。侄子曹睿发了条微博问候这位倒霉的叔叔，装作很关心地问：叔，您肠胃还调和吧？一餐吃几碗饭呀？吃几块肉啊？见叔叔您这么瘦，“吾甚惊”，叔叔你“宜当节水加餐”，要少喝酒多吃饭。看了这张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条子，我总疑心曹睿这小子是在提醒他叔：叔，你快不行啦，去死吧。

    我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从曹丕父子给他的配置就看得出来。既然将曹植当成垃圾股了，那么就给予垃圾的配置。从级别上而言，曹植好歹是个王，是要配置警卫和勤务兵的。

    看看中央政府给他配备什么样的警卫兵力。曹植有一年给中央打报告这样诉苦：“现在我的警卫、勤务兵，都是老弱病残。其中躺在床上喘息，没了牙齿只能喝粥的有三十七人；得了风瘫，眼睛瞎耳朵聋的有二十三人；原来配备了一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你们也不放心，全部撤走了。留着这帮孩子，虽说不能保卫祖国，但帮我除一除杂草，驱赶一下鸟雀也好呀。如果说彻底将我当成平民看待，让我曹子建去生产劳动养活自己，也行；但既然中央给了我级别，那还是恳请政府给我应有的人员配置。”曹睿大概觉得虐待叔叔到了实在说不过去的地步，于是将那群几乎是孩子的勤务兵和警卫遣回了曹植的单位。

    可怜曹子建，活生生从一只潜力股、绩优股，滑落成一只工作上、生活上的垃圾股，一直到死。曹植死后，似乎有反弹迹象。政府恢复其名誉，收回了对他生前的一切指控，并将曹植同志的著作收入国家数据库。

    而更大的反弹在后面，曹子建在政治上堕落成垃圾股，他的儿子曹志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了绩优股。我想曹植一定是很后悔自己当年的孟浪行为，于是将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教训总结起来，用来教育后人。曹志在父亲极度下跌的行情下，缓缓拉升起来。他结交了一个叫司马昭的铁哥们，二人一见如故，彻谈通宵，司马昭也很重用他，后来在晋朝混到了散骑常侍的职位。在这走高的行情里面，除了曹志公子本人的素质以外，也和司马昭刻意拉拢政敌曹家中受打压的一派不无关系。

    风水轮流转，曹植下半辈子行情受打压，没想到在儿孙手里触底反弹。世事无常，在最倒霉的时候也要坚持再坚持啊。

    刘哥曰：曹植死后百余年，有个叫谢灵运的才子，将天下的才气进行量化，总结说：天下的才气，共有十斗。曹子建占八斗，我占一斗，剩下的大家去分。而我们这些连剩下的一斗都没资格去分的人，也没有资格去评说八斗才子的教训，只能感叹一句：才华很重要，但不犯错误、不出事，有时更重要！

    那些能玩到最后的赢家，不一定是最强的俊杰，不一定是最棒的英雄，他过关的最后诀窍就是：憋着，不犯错误，不出问题。

    人事的奥妙，一言难尽。

    巴山夜雨其实是人鬼对话

    如果让女生给唐朝诗人设一个排行榜，我想，排行第一的应该是李商隐。

    因为女性喜欢浪漫，浪漫源于爱情，爱情就是一种纠结。而李商隐的诗，在唐诗里最浪漫、最爱情、最纠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李商隐的一生，一直都很纠结。尤其是他的职场，在关键时候站错队伍，抱错大腿。因此，他的职场生涯，在纠结中走向失败，而他的诗歌，在纠结中走向辉煌。他不懂职场，幸运的是，他懂爱情，懂文学，懂艺术……

    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纠结的心，从巴山的那一场夜雨开始吧。

    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职场如同迷离雨夜

    随着唐诗的地图，沿长江西上，穿越重重险阻、惊涛骇浪的三峡，落脚在山城夔州的江面上。

    这是唐朝大中六年，即公元852年，可能是七月到九月的某一个夜晚。当时坐镇江山的，是至圣至明、具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辅助他的国相中，有一个就是世家大族出身的令狐绹。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炙手可热的令狐国相的一个朋友，此刻却冷冷清清在一条漂泊的船上。贤明天子没有照顾他，一代国相也没有眷顾他，只有巴山上空的积雨云，在浓浓的夜色中倾泻下来。落在巴山上，打在江面上，敲在船篷上，落在他落寞的心里，纠纠结结，连绵不息，涨满秋池，溢满心怀。

    李商隐的人生确实如迷离的雨夜，从走入仕途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没晴朗过。他想从事业职场的风雨中走出来，此次乘舟西行，就是去西川寻找“风雨后”的阳光。哪晓得自然界的风雨，也欺负他，戏谑他，在他的头顶满满地倾泻下来。人在落寞时，那些愁风愁雨，总爱跟着跑。

    李商隐被包围在冷色调中。他思念着暖色调：远在长安的家，西窗前摇曳的蜡烛，美丽的烛花，比烛花还美的人儿，比烛花还温馨的对话，冷暖的交战，让他hold不住了，于是在淅淅沥沥的漫天雨幕中写下《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在雨中想家，在异乡想她。她是谁？这费了很多专家的考据，或者说是北边的朋友，或者说是家中的妻子。然而，读诗不是研究诗，读诗要感受。在西窗边和你共剪烛花的，不是家中那位，不是孩子他妈，还能是谁？我愿意理解为李商隐的娇妻——王氏。

    职场不顺，在外找出路的男子，当然会想念家中的妻儿。事业场上不给你温存，当然就想念娇妻的温存。四十岁的李商隐在漂泊的船上，对时空做了一次变形，一下子穿越到将来：“何当共剪西窗烛。”将自己和妻子拉到将来的时空，一起在家中西窗前剪烛花，刚剪着烛花，又将时空拉回到当下：“却话巴山夜雨时。”时空交错，是对未来甜蜜聚首的期待，是对当下寂寞的排遣。现在凄凉一点不要紧，等回到家中，聚首话旧时就变得甜蜜了。

    我们过去对《夜雨寄北》的理解，到此结束。然而，谁曾料到，这一切甜蜜的预期，却是建立在一个虚无悲凉的基础上：李商隐写此诗前一年，他的娇妻王氏已经去世。想娇妻，娇妻已死，念前途，前途渺茫。公元852年夔州那一个雨夜，那一条扁舟，那一位诗人，就这么彻底困在纠结中。

    而李商隐的纠结，从娶娇妻王氏开始。

    君问归期未有期：奔走在功名路上没有归期

    如果截取李商隐结婚之前的历史，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前途无量的后生。他出身苦，年幼丧父。为了糊口，他给人抄书，给人舂米，然而出身苦并不是功名路上的拦路石。唐朝是一个给人机会，允许励志哥存在的朝代。李商隐一面苦读，一面想办法找关系。

    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唐朝的穷苦读书人想要有出路，就得送帖子给达官贵人看，这个叫“行卷”。感谢大唐帝国的文化底蕴，那时候的官员还是有文化的，会看帖子，懂得从专业角度去看帖子。十六岁左右的李商隐发的帖子，让当时的天平节度使令狐楚看中了。于是，幸运的李商隐进入了令狐总司令家族的势力范围，几乎成了令狐楚的干儿子。“拼爹”是一种永不磨灭的时尚，有个好爹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李商隐“拼爹”这道程序完成了。

    令狐楚是个好“爹”，虽然自己是一方军事行政长官，但并没有仗势让李商隐三岁就有小学学历，十三岁就读完大专。他手把手地教李商隐怎么写好看的文章，写时髦的文章：骈体文。他还给李商隐积累人脉的机会，凡是令狐家的朋友，都是李商隐的朋友，这当中包括令狐楚的公子：令狐绹，后来的宰相。领导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这前途还用说吗？

    李商隐很快尝到甜头。837年，二十五岁的李商隐第四次参加大唐“高考”。主考官是令狐绹的铁哥们，他问令狐绹：你有什么铁哥们要照顾的？问了三次，令狐绹次次回答：李商隐。领导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前程还用考虑吗？OK，录取。套用现在一句话，地球人已经阻挡不了李商隐的职场成功之路。

    然而，政治的游戏就是站队的游戏。晚唐时期实行“两党制”：牛党和李党。当然，这两个党派没有竞选纲领，不拉选票，而是尔虞我诈，暗中捅刀，是一种劣质的党争政治。牛僧孺和李宗闵是牛党党魁，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李党党魁，而李商隐的恩公令狐楚则是牛党的骨干党员。

    李商隐可能思想上不是牛党党员，然而，外界却将他贴上了牛党党员的标签。贴上这么个标签也无所谓，有恩公令狐楚和好兄弟令狐绹罩着，做牛党也无所谓。李商隐同学，你可要站稳啰，一旦站不稳，那可风大浪大呀！

    然而，李商隐还是有点站不稳。就在他中了进士，前途一片光芒的那一年，恩公令狐楚去世。在这节骨眼上，李商隐似乎做了一件“坑爹”的事：令狐楚尸骨未寒，他就娶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王氏。而王茂元是李党党员，是恩公令狐楚的死敌。

    李商隐站错队伍了！也许他只是个逍遥派，也许只是爱情使然。然而，在政治战争中，永远没有逍遥派，爱情永远是政治的死敌。李商隐那太过于脆弱的党员忠诚度让牛党成员愤慨，报复紧接而来。

    政治打击从来都是立眼现报。李商隐虽然已是进士，但要戴上乌纱帽还得经过选拔考试。在第二年的人事选拔考试中，李商隐初试过关，但把持复试面试的牛党，二话不说就把李商隐同学刷下去了。通过复试灭人太容易了。

    一次站错队伍，终生不得翻身，李商隐从此戴上职场失败的魔咒。我们来数数李商隐职场上的纠结。

    839年，李商隐总算通过选拔考试，当了个秘书省校对。不要小看校对，这队伍里头卧虎藏龙，王昌龄、白居易、杜牧、钱起、元稹和朱庆馀全是校对出身。不过，以上诸公当完校对后，都是朝上发展，李商隐却是一根线黑到底。他当了一阵校对，在地方当一阵县尉，混得遍体鳞伤；三年后又回来当校对，职位却比三年前低了半级，三年前是正科，三年后杀回来却成副科。

    晚唐似乎也玩两党轮流执政。就在李商隐当副科的时候，李党又拿回执政权，李德裕春风得意执政了，早已被贴上李党标签的李商隐应该要出头了。结果李妈妈就在这时撒手人寰，按照大唐法令，母死子女要守三年孝。就在这三年，李德裕总理辅助唐武宗，做得风生水起，李商隐只能做个局外人，看着，欣赏着。命运似乎觉得打击还不够大，就在这三年当中，李商隐唯一的政治资源——岳父王茂元，也没了。

    等到守完母丧，该出来了，可又一轮政党更替上演了。李党下野，牛党上台。李商隐的政治作息规律正好与两党的轮替错开，见过命运这么开玩笑的吗？

    既然在中央混不开，那就去地方混。广西还有个叫郑亚的哥们，是个实权派，也是李党党员，咱去广西找组织去。五千余里，千辛万苦，李商隐到了桂林，在郑亚手下混，总算混到代理太守的程度了。事业地平线上的太阳刚刚露出头，乌云就来了。这块乌云就是牛党，具体到人就是他当年的好兄弟——令狐绹。

    令狐绹着手实施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好哥们郑亚自个也保不住了，被贬到惠州，李商隐的代理太守也泡汤了。在这样的打击中，李商隐实在无法保持最后的矜持了，他写信给旧日的哥们——令狐绹，哀求，哭告。令狐绹大发慈悲，恩赐给他一个县尉的官职。

    二十七岁是县尉，兜了一圈，三十七岁还是县尉。正所谓“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见过命运这么开玩笑的吗？

    从在职场上遭受的一路挫折来看，李商隐似乎站错了队伍。站错队伍源于他娶了李党党员的女儿，然而，我们却不能说他娶错了老婆。这位王姑娘应该是位温柔贤惠、体贴人意的好妻子。

    李商隐第一次参加选拔失败，她就马上致信慰问，还劝他说功名不要紧，回家才是王道。李商隐每次出外寻求功名，王氏都是眼泪汪汪地替他整理衣服。

    李商隐也没有因仕途上的坎坷波折而归罪于其父亲是李党阵营的王氏，职场上的不如意不影响夫妻的感情。李商隐这样赞美妻子：“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翻译过来就是：老婆老婆我爱你，你就是刚照上屋梁的那轮朝日，你如出水的花朵那般美丽；荷花做你的衣裙，翡翠做你的首饰；你来的信那么情深义重，你细长的眉毛如此紧锁，锁满相思离恨之意。

    李商隐是个好男子，却没有好的事业；王氏是个好妻子，却没有好的命运，过早地凋零了。公元851年的初夏，李商隐永远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妻子。这一年的冬天，李商隐又得上路了，去四川寻求政治前途。再也没有人替他整理衣裳，再也没有人与他共剪烛花，凄凄惶惶乘舟西行，偏偏遇到巴山那断魂的夜雨。

    人生的境况，总有一场大自然的景观来做一场总结。哪怕你微渺如蝼蚁，老天爷也会为你洒一路得意的阳光，或洒一场伤心的雨，让你感性地去体会人生的滋味，正所谓景为情设。老天爷的这种安排，只有有心人才感知得到。

    李商隐的人生境界，就在这巴山夜雨中有了一场情境上的总结。他的职场与爱情，就是一叶扁舟，困在重重的夜雨中，那一头的长安，不再有人剪着灯花等他。他打开妻子旧日催他回家的信件，动员自己的想象，将已是白骨的娇妻，又复活到长安家中西窗的烛光下，想她还活着，想她还想着自己，想她还可以将来叙旧，倾诉今日巴山夜雨中的思念……

    可怜冢中枯骨，犹是李商隐想象中活生生的爱人，人生之凄凉无助，莫过于此。

    这样地解诗，似乎太悲凉了。然而，翻开李商隐的人生地图，实在找不出一点暖色调来为《夜雨寄北》做解释。李商隐在妻子亡故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四川，从来没有在巴山下停泊过。公元848年，三十六岁的李商隐有过一次远行，他乘着舟船南下桂林，后来漂泊至荆州，可能接近过湖北重庆交界的地方，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在当时入蜀。

    千多年后的我们，无法牵强诗人的行踪，更不能牵强诗人的感情寄托对象，把它说成是对朋友的思念，实在对不起李商隐的那一份用心。

    那一场巴山夜雨后，李商隐不再有爱情，他到死不续弦。李商隐也不再有事业，他在四川凄凄惨惨待了四年，回到长安，谋了个闲职，最后回到家乡，默默地死去，离他妻子去世不过七年。

    “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这条春蚕吐出的丝，一直绵延千年，犹未能尽。

    刘哥曰：什么是成功？我想，我们自己所追求的、所要的成功，有时候并不是社会和历史所能给我们的成功。也就是说，我们给自己的期许和历史给我们的期许，有时不是合一的。

    李商隐一生都没追求到他心目中的成功。然而，当我在中学时代，看到班上的女同学小心翼翼虔诚无比地将李商隐的诗抄在笔记本上，并洒之以香水，贴之以彩纸，几乎顶礼膜拜时，我就知道，李商隐真的成功了！

    唐朝官员街头买小吃丧失政治前途

    央视播的《舌尖上的中国》，俨然中华民间美食大全，惹得一帮吃货半夜起来流口水，这个节目给了我们一个诠释文明的新角度：味觉。

    一个讲究味觉的民族才是有味道的民族，有味道的民族才是有人情味的民族。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作快餐磨蚀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味觉，导致他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味道”。

    我想，如果回溯过去的文明，除了那些斑驳的古画，暗黄的古籍，苍老的雕塑和宫殿，是不是应该将味觉作为一个工具呢？文物已经褪色，但食物则是鲜活的，用古典的烹饪去操作当今的材料，让魏晋风流、汉唐气魄、明清韵味从你的舌尖深情地掠过，然后通过味蕾渗入你的感性世界，这样的怀古是不是更鲜活呢？

    而在味觉的世界里，却还有官场的、职场的规则。什么样的该吃，什么样的不该吃，还得看身份，如果不懂这个，例如一个朝廷官员在大街上吃大众食品，就会……

    我们去唐朝尝尝吧！

    吃货的悲喜剧：宰相贪路边小吃，也有因此丢前程者

    第一个吃货：宰相刘晏。让我们来到公元8世纪70年代的长安城。五鼓时分，即拂晓4点左右，街道上冷空气弥漫，天空连蒙蒙亮都说不上，国相刘晏的车驾就上街了。在唐朝做中央干部不容易，4点就洗刷完毕，去朝廷值班了。估计这位宰相大人还有点睡眼蒙眬，味觉却不朦胧，什么香味？是街道边的饼店飘出来的香味，“势气腾辉”，热腾腾，香喷喷。那种饼，叫胡饼，西域传过来的。

    堂堂内阁总理被个街边的胡饼吸住了，哈喇子飞流直下三千尺，遥见胡饼在前边。

    唐朝那时代官吏平民有别，不可能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亲自去打包买广东美食。刘晏自己是朝廷大官吏，不好意思下车去买，于是吩咐生活秘书下车去买了几个，“使人买之”。刚刚出烤炉的饼，炙手可热，就跟刘国相当时的权势一样。刘晏不敢裸手拿，就用袖子包起来，也不顾大唐中央干部的面子，就着啃，带着满嘴满脸的饼渣，乐呵呵地对一起等着去上朝的同事们说：“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这则美食故事来自唐朝韦绚写的一部谈话记录《刘宾客嘉话录》，据说都是诗人刘禹锡侃大山的全程记录。作者韦绚是长安人，刘禹锡也是有身份的人，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从人之初、性本“馋”的天性去推测，应该八九不离十。

    到底这胡饼怎么个好吃法，让堂堂国相不顾脸面？翻阅《唐语林》，有豪华版胡饼的生动记载，请吃货们务必忍住口水，看下面的记录：用羊肉一斤，一层一层铺在和好的麦粉当中，“隔中以椒、豉”，就是在饼的隔层中夹放椒和豆豉，“润以酥”，用酥油浇灌整个巨无霸饼，然后放入火炉中烤，烤到五成熟的时候就取出来吃。麦香、羊肉香、酥油香、椒香和豆豉香喷薄而出，强大得连一代国相也招架不住。

    刘晏领导吃路边小食，大为失态，倒也无事。不过上溯回半个世纪到武则天时代，一位叫张衡（注：并非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干部就没他幸运了。

    张衡先生是朝廷的四品官员，本来不是正规国家干部，带点编外的性质，不过终于熬到要转公务员编制，升三品的地步，“合入三品”，档案也放到提升一档里面去了。升官之前最紧要的是不要出事，张衡也小心翼翼地不做出格的事。然而，还是出事了。且说有一天，张大人退朝回来，经过长安的商业区，路旁饼店一批蒸饼刚出炉，“路旁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心中在做着天人之争：不行，我是国家干部，跟这些个小商小贩交易，岂不是失了国家的体统？哎呀，熬不住啦，实在太香啦，不就吃一个蒸饼吗，又不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对我的前程又有什么影响呢？

    最后，舌尖的欲望战胜国家的体统，张先生下马买了几个香喷喷的蒸饼，美滋滋地骑在马上啃起来，“遂市其一，马上食之”。殊不知，张大人的政治前途就止于这几个饼子了。他好歹是个公众人物，朝廷大员在大街上买蒸饼吃的非先进事迹传开来了。没想到街边买零食的事，大唐政府的纪检委员也管，专门负责纠风的御史在武则天面前奏了他一本，我猜意思大概是：你张衡作为大唐政府的有脸面的干部，居然不顾身份，跑去路边混到群众中去吃垃圾食品地沟油，你对得起国家给你的待遇吗？

    武则天也觉得挺丢脸，马上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编外干部出身，不准进入到三品大员的阶层，彻底丧失政治前途。你知道这损失有多大吗？

    在唐朝，宰相也才是三品，他丧失了进入最高行政管理层的机会。这个吃货，真是舌尖上小不忍就断送前程。不过，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好吃才是王道，什么三品官衔于我如浮云，但愿张衡先生能如是安慰自己。

    这则美食故事出自《朝野佥载》第四卷。

    美食传奇：汉堡包比房子大，马鞍垫能做成美食

    有吃货就必然有满足他们愿望的好厨师。令人拍案称奇的是，除了专业的厨师，自唐始各朝代的政界和军界都有一批善于烹饪的大师级人物。

    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将军，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尊姓大名，但记载了他吃货的行径。这位将军以美食家的眼光看待天下万物，他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每说无物不堪吃”。

    他自己开饭馆膳堂，什么都可以用来做菜。烹饪原料多元化的程度，足以让人“碉堡”：居然能将马鞍下面的旧垫子，还有用过的箭壶，加工一番，放到厨房里居然捣腾成了美食，还挺可口的，“修理食之，其味甚佳”。不知道这位将军在吃马鞍垫子和箭壶的时候有没有壮志凌云地说：“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马鞍垫子和箭壶。”据说马鞍垫子在那时叫“障泥”，还有箭壶，都是熊皮和鹿皮做的，想必比明胶安全。这是来自《酉阳杂俎》的美食案例。

    风险提示：马鞍垫子成美食的做法似乎已经失传，各位车主切勿模仿，将自家车垫拿来下锅做菜。

    《北梦琐言》记载，在唐朝灭亡后不久，四川有个叫赵雄武的官员，当过好几任地方官员。赵大人廉洁奉公，官当得很干净，同时食品也做得干净漂亮，“严洁奉身，精于饮馔”，是一位清官美食家，尤其善于做大饼，人称“赵大饼”。他从来不请厨师，饮食方面他自己操作。当然，凭他的手艺也没人敢到他家应聘厨师，打下手的倒有十五个。助手们都穿着窄袖子的工作服，而且衣着一定要干净，“皆着窄袖鲜洁衣裳”。

    赵大人是位敬业的美食主义者，哪怕家里只请一个客人，也要各色菜肴俱全，山珍海味样样不缺，哪怕是王侯之家都赶不上。

    且说他造的大饼，每一张大饼需要三斗面粉做料。不知道是不是膨化的效果，饼出来后有几间房那么大，“大于数间屋”。个头大，味道如何呢？据说皇宫里头举行宴会，豪宅大院举办宴席，都要买他做的饼，比房间还大的汉堡包堆在宴会上，那效果也够喜感的。宾客们剖分而食，赞不绝口。

    这饼是怎么做的？对不起，历史没记载，只能归咎于赵大饼知识产权意识太重，哪怕最亲密的亲人朋友，都不能得知他制饼的秘籍。哎，这张大饼永远画在历史的天空，再也造不出来了。

    政界和军界的官员跻身厨师界，高官的老婆也有从事饮食制造业的。

    贞观年间有个名相叫马周，这小子发迹之前爱喝酒，得罪地方官一大把，混不下去了，来首都长安找前程。他投靠一家馅饼店的女老板，女老板介绍他进入政界，认识了一位名叫常何的将军。马周当了将军秘书，其才华掩盖不住，被唐太宗赏识，一路青云到大唐帝国国防部长。不知道是温温柔柔的女老板感动了他，还是女老板甜甜美美的馅饼打动了他，或者两者兼有，富贵后的马周娶了这位馅饼西施。这个故事来自《定命录》。

    其实，马周夫人在长安饮食街是颇有名气的，当时的风水界名士袁天罡和李淳风都吃过她做的饼。可能太好吃了，两人大肆吹捧馅饼夫人：“这位女士看相富贵不可挡，怎么会屈尊在此卖饼呢？（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由此不难推测，马夫人在当时的长安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很可能是凭自己的影响将当时的男朋友马周引入政界。这是饮食界和政治界混搭的典范。

    由此可见，其故事真可以写成一部大唐版《爱情面包屋》，多事者完全可以据此拍一部电视剧，或名《大唐馅饼夫人》。讲落魄才子马周与唐朝馅饼西施合手，在长安饮食街大展身手，然后从饮食街进入政界，收视率应该不俗。

    笑料：皇帝强人所难吃乳酪，吃坏爱卿肚子

    皇帝自然是吃货。著名的三郎唐玄宗，喜欢用鹿血煎鹿肠吃，此菜名为“热洛河”。天子与臣下同乐，觉得不应该独食，因此又赐给安禄山和爱将哥舒翰吃。

    有些皇帝比较重口味。例如有“小唐太宗”之称的唐宣宗喜欢吃游牧部落的乳酪饼，美其名曰“银饼”。当时的翰林学士韦澳很受他的待见，后来成为长安市最佳市长。

    有一年，唐宣宗在太液池避暑，忽然想起要关照这位亲信。于是把韦大人和另一位学士孙宏叫过来，谈了一会工作学习，宣宗高兴起来，就赐给两位干部吃乳酪饼。他老人家以为自己重口味，人家也是重口味。

    韦大人本来就厌烦这油腻的东西，可如今皇恩浩荡不得不吃。结果肠胃受不了这重口味食品，加之当时太液池皇家疗养中心用的不知是什么空调，大暑天却“寒气逼人”，肥腻食物加上冻人的温度，两位大学士腹泻好几天，真是圣恩消受不起。唐敬宗也是个吃货，喜欢米饭里面加乳酪。

    皇帝好吃，随从也免不了。大唐王朝皇家卫队都是吃货。《卢氏杂说》记载，皇家卫队每次随从，任务完成之余，最喜欢的就是吃，尤其喜欢吃鸡鹅。

    当时的市场价格是两三千钱一只鹅，派人到市场上按人头数买鹅，用火去毛，又去内脏，往里面填上肉和糯米饭，用五味调和。别以为是把鹅直接烹饪，还得杀一只羊，也去毛，用火燎干净，再去肠胃，把鹅放羊身体里，至于每只羊放多少只鹅，未交代。缝好羊皮后，烧烤，“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一熟，马上解开羊取出里面的鹅，用手捧着吃，羊肉却不吃，大概是味道已经渗透到鹅肉上去了。这道菜的名称如今听起来很洋气：“浑羊殁忽。”吃货们看到这里千万别流口水。

    刘哥曰：其实，一个人对某个地域，某个群体，甚至某种感情的留恋，很多时候是站在味觉角度进行的。刚来广州念书，半夜思念家乡，是从舌头开始思念，不想家乡的山，不想家乡的水，也不想家乡的人，就想家乡的干烧辣椒。记得每回用餐前省事不想做菜，于是将青红辣椒放在煤火上烤，烤得云烟氤氲，烤得辣气蒸腾，然后用菜刀刀柄碾平烤熟的辣椒，撒上盐，和着米饭大嚼，胃口大增。在暨大念书时，最想家里这道菜。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弹弹口水还是可以的，口水流吧流吧不是罪，这个能不能称之为舌尖上的思念？

    傍大款毁了唐伯虎政治前途

    曾想做一个调查，问70后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工二代、农二代、师二代的朋友们，你们在跨过三十岁这道门槛，生命进入第一万个日子的时候，你们在欢喜些什么？在痛惜些什么？索求些什么？舍弃些什么？

    三十岁，学校留给你的东西越来越远离，社会留给你的经验似乎还不太够用。你是一位彷徨歧路的将军，朝中无人，四面狼烟，率着一支准备与命运血战的孤军，还不能完全确定哪里才是你胜利的战场。你必须得做决定了，要么化龙而去九天，要么继续做一条无欲无求的小鲤鱼。然而，江湖风大浪大，做小鲤鱼比做龙还难，纠结啊。

    街边大排档子弟出身的唐伯虎，江南第一才子，当他在三十岁前后时，他是怎样的心理？

    当初：光辉岁月，曾经是那么唾手可得

    我案头摆着一封信，写于五百一十二年前，写信人是唐寅，即唐伯虎，收信人是文徵明。写信人和寄信人加起来，占了大明弘治年间江南才气的一半，江南另外一半的才气由祝允明和徐祯卿霸着，即所谓“江南四才子”。

    一千二百多字读下来，读的不只是才气，读的还是一个跨入三十岁门槛不久的男子，与一种命运决绝的痛苦、心酸。一个自小生在明媚江南，“笑舞狂歌”、“花中行乐”的风流才子在信里头却是这么一种形象：脖子上、手上、足上都戴着枷锁，被一帮虎狼似的明朝执法人员踢来打去，以头撞大地，满脸铁窗泪，“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我们不得不佩服明朝司法的力量，任你何等玉树临风般的才子，枷锁一戴，惊堂木一拍，棍子一夹，全部打回原形。

    唐伯虎信里头透露的遭遇发生在写信的前一年：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那一年，唐伯虎三十岁，他是一位秀才和举人考试连续第一的江南才子；那一年，天下会考，在北京。

    三十岁了，是选择继续做一个小鲤鱼，还是化龙腾跃而去的关键阶段。唐伯虎的才气当然不会答应自己做小鲤鱼，天下人也不会答应。

    唐伯虎的爸爸准备好了。别以为阿虎出身书香门第，巨贾大富，他在信中交代自小的生活环境：“居身屠酤，鼓刀涤血。”从小住在屠宰行和大排档，每日里看杀鸡剖鱼污血横流的营生。唐爸爸和唐妈妈就在吴县阊门内开大排档。唐爸爸不想让阿虎跟他一样当小市民，于是重金请名师教阿虎，专门进行明朝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培训；唐爸爸还有素质教育意识，他请经常来自己大排档来吃烧烤喝啤酒的美术教授周臣，给阿虎当美术教师。唐爸爸也不忘培养阿虎的劳动观念。十二岁的时候，阿虎还得给大排档跑堂，帮着干递盘子、开啤酒、烤鸡腿之类的活。

    唐伯虎也做好了准备。十三岁那年“闭门读书，与世若隔”，在寺庙的钟声中伴着寒灯苦读。闭户两年，立竿见影，到十六岁去苏州府参考，考中当地秀才第一名。这个成绩惊动四海，不要小看秀才，范进老师考到五十多岁才考上；再过十三年，唐伯虎二十九岁，赴南京考试，又是举人中的第一名：解元。烧鹅店里飞出金凤凰，阿虎在应试教育这一关是没得说了。

    天下人也做好了准备。在阿虎中秀才第一名之后，当时的苏州刺史曹凤就说：“这不是条小鱼，尾巴上点火，就要升到天上变龙去了。”地方省厅级干部看重，中央来的领导也看重。阿虎参加举人考试，南京方面主考官梁储是太子嫡系，看了阿虎的文章，一句话定调：“这不就是现成的解元吗？”于是，唐伯虎是解元了。好运似乎还没截止。梁储回到北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部委级高官、天子的辅导老师——程敏政，激动地说了自己在南京主考的感受：“有个叫唐伯虎的，是江南考区的尖子生，程老师，拜托您多关照。”锦上添花的是，程敏政刚接手主持全国会试的工作，偏偏他老人家又凑上这么一句话：“我也听说过，唐伯虎同学是江南考区的优异生呢。”梁储马上草拟三道命题作文，交给唐伯虎去做。阿虎飞速地做了，上交到北京，领导看了很满意。

    从中央到地方，一顶桂冠已经为唐伯虎定制好，只要通过一道法定的考试，就可以戴到头上了，而唐伯虎同学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唐伯虎在这封信里对当时的盛况有交代：“岐舌而赞，并口而称。”大家恨不得一个舌头变成两个舌头来赞美他。

    三十岁这一年，唐伯虎来到北京参加考试，那一年的考题特别的古怪，考得天下英雄束手，却有两份考卷异常的优秀。主考官程敏政拿起这两份试卷，在不知道考生姓名的情况下说：“这两份肯定是唐寅和徐经的。”徐经是谁？是唐伯虎的好友。

    唐伯虎，面对未来的光辉岁月，你准备好了吗？天下很多人都准备好了，尤其是妒忌你的人。

    惊变：陷入一场考场弊案，涉足政治的深水

    就在那一年，在北京各大街和胡同里，在大明王朝的山山水水和大街小巷，传着一条这样的信息：今年的新科状元已经内定，就是吴县烧烤店老板的儿子唐伯虎。群众的眼睛不仅是雪亮的，也是血红的。唐伯虎的信里头这样形容读书人的情绪：“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大家都捏起拳头要打他，好似面对着杀父仇人一般，认不认识唐同学的，都对他竖起中指吐口水。

    消息被有个叫傅瀚的高官听到后，事件性质起了变化，成了一起政治事件。因为傅瀚瞄着程敏政这个位置很久了，等岔子等很久了，感谢唐伯虎同学，给了他一个打击政敌的突破口。于是傅瀚指使一个叫华昶的小官向弘治帝打报告，弹劾皇帝的老师泄露试题。报告里将泄题情节描叙得十分恶劣：三场考试还未入场，题目就已满大街都有了。考生唐伯虎和徐经昏了头，拿着试题到处炫耀，简直给我大明盛世脸上抹黑，“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居然要靠着泄露试题来博取功名？开什么玩笑，哪里掉链子了？

    金銮殿里的弘治帝也不明白。万岁爷倒不怎么看重江南才子的名节，他看重的是自己老师的清白。于是将告密信下达礼部处理，礼部报告很快出来了：华昶的告密乃空穴来风，建议查卷。当然，程老师是要避嫌的了。主持查卷的是当时大师级别的人物：李东阳，也是个文艺青年，当时茶陵诗社俱乐部的老大。当然，这次查卷和他诗人的身份无关，他主持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查阅，最后得出结果：程敏政审阅过的考生中没有唐伯虎和徐经。

    老师的清白得到证明了，弘治帝松了口气，然后对告密的人和涉嫌人勃然大怒，居然出动了国家安全机器——锦衣卫。就在当年三月，唐伯虎蹲班房了，告密者华昶也下了班房。唐伯虎的信这么交代：“天子震赫，召捕诏狱。”

    唐考生、徐考生，居然玷污国师清白，打；华昶，一个处级干部，居然诬告国师，也要打。真不敢想象，锦衣卫里的弟兄们，一个个甄子丹、李连杰那样的身手，两腿下去，能将桌子踢断。那拳脚皮鞭落在文质彬彬的唐伯虎身上，会是怎样的结果！

    华昶毕竟是官场老手，知道一旦交代就会将牢底坐穿。他扛住了，没有交代幕后的主使——傅瀚，也没交代真正的告密人。在明朝当官，还真得皮糙肉厚呀。唐伯虎毕竟有烧烤店的功夫，扛住了，当才子也得皮糙肉厚啊。徐经，这个千金之子，皮娇肉嫩，却经不住打，招了。招的什么？招的是他确实向程敏政打听过试题，程老师还给过他一份模拟题。

    这回，轮到弘治帝头大了，本想证明老师的清白，顺便揪出告黑状的，结果把老师也逮进去了。程敏政进去了，一番审问，还是没有泄题的证据，于是放出来。但别以为没有罪证就说明你是清白的，有些事情，只要你一卷入，就宣判你清白的死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涉嫌强奸，后来证实是子虚乌有，然而，他却也混到了尽头。“涉嫌”是一桶脏水，挨着它就洗不清了。最后，程敏政因此次打击病亡。

    幕后的黑手，那个叫傅瀚的，终于坐上了程老师的位置。

    全身充满艺术灵气的唐伯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涉及这么深的一潭水，事关国师的荣誉，事关朝廷位置的变换，事关天下人对科举的信心。他只是参加一场考试而已，却没想到考试这么复杂、这么艰险，他根本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唐伯虎考生，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

    探源：交富贵损友，一生清白全透支

    要把镜头往回放，回到唐伯虎进北京的当初。当时，唐才子是坐船北上的，同船有个叫徐经的考生，这人不怎么有名，他的后人倒挺有名——徐霞客。不怎么有名的徐经考生想傍一下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因为增些名气可为考试加分；不怎么有钱的唐伯虎是不是也想傍一傍有钱的徐同学呢？不得而知，徐同学是江阴望族，钱多，书多，人也不傻，考了个举人第四十一名。于是，有名的唐伯虎和有钱的徐经，相得益彰地在游轮上吃着火锅唱着歌，一路到北京。

    有才的人和有钱的人混在一起，想不嚣张都不行。徐大公子手下有一帮大明王朝的一线艺员歌手，每日每夜从这个夜总会混到那家夜总会，邀请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来聚会，见面就介绍：“这就是未来的新科状元唐伯虎同学。我徐经呢，是新科状元的挚友。”唐伯虎同学大概也默认了。当时的京城干部梁储也放出这样的风声来，大力营造气氛。

    风光来得太早，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奏。唐伯虎的信里这样总结：“侧目在旁，而仆（我）不知。”有钱又有野心的人，必定要生事。据不太可靠的材料，徐经曾经找到程敏政的随从，重金买题，而且买到手了；还有一个材料，说是徐经曾找到程敏政，说是请教如何应试。厚道的程敏政出了几道模拟题，徐经如获至宝拿回来，又让唐伯虎做。这个算不算泄题呢？就看你有没有捅出去，一旦公众化就难说了。

    不幸的是，这事捅出去了。捅出去的人，就是唐伯虎。唐伯虎做完模拟试题，兴奋得不行，转而告诉另一个考生——都穆。阿虎的意思大概是说：今年的试题可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跟高考猜题差不多，是猜题还是泄题，就看利益的角逐了。

    都穆考生去一个姓马的官员家蹭饭吃，忽然部里来人，都穆回避。人回避了，耳朵没回避，听到部里头的人这么句话：“考生唐伯虎此次又是第一（唐寅又举第一矣）。”一个考生最不喜欢听到说另一个考生考得好，羡慕忌妒恨的都穆告密了……

    接下来的事，朝着有利都穆的方向发展。当年录取在前面的考生全部考试成绩作废，名次往后推移，本来落榜的都穆入选。华昶被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招出来的告密人，就是都穆。然而，有着雪亮眼睛的群众，总能找到蛛丝马迹，这位仁兄从此没法混了，一直被人唾弃到死，居然找不到一个愿意替他写碑文的。良心发现的都穆曾想和唐伯虎和好，有一回他委托人安排唐伯虎一个饭局，然后都穆在饭局上突然出现，正想道歉，唐伯虎“神色俱变”，从楼上一跃而下，闪回家，破口大骂：贱骨头，还想逼我原谅他？

    剧变的那一年，唐伯虎虚岁三十，是做鲤鱼还是成龙，没什么悬疑了。朝廷已经把他这条龙打回成小鲤鱼：永远取消考试资格，降格为事业编制，前往浙江工作。徐经亦如此。

    这件发生在而立之年的事件，成了唐伯虎人生和人生理想的一个分水岭。他的人生如何？“愧色满面，夫妻反目”，第二任妻子和他离婚。秋香呢？大家不要迷恋秋香，秋香不是唐伯虎女朋友，而是他同学的女朋友。唐伯虎连死的心都有了，但想到弟弟“弱不任门户”，还是屈辱地活了下来。人生理想呢？他坚定了要死心塌地做一个文艺青年的决心。他要把自己对文化、对艺术的感悟，整理记录下来，传给对这些有兴趣的人，藏到深山里，“传之好事，记之高山”。

    就在那一年，唐伯虎决定做一个艺术家的唐伯虎，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唐伯虎。他的决定也许对了，因为凭他的那张大嘴巴，真的很难在官场混。

    第二年，唐伯虎给挚友文徵明留下一封信，拒绝去浙江做那份屈辱的工作，走了。没有秋香陪伴，只有人世的沧桑，只有对艺术的执著，陪他走入庐山，走入洞庭湖，从16世纪的艺术长廊走来，走了五百年了，越走越光明，越走路越宽，似乎还未走完。

    刘哥曰：唐伯虎考试的悲剧在于，他的落榜既不能归结于他的才华不够，也不能归结于考试制度不合理。他是冤枉的，可他的冤枉又不能靠司法还他以公道。人生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些无法去抗争的“局”？这些“局”算不上陷阱和陷害，却能制造你人生的悲剧。

    我们没有资格去责怪唐伯虎的轻狂，试想吧，你是一个才子，一帮商贾界的巨头用钱砸你，一帮政治界文化界的大佬用荣誉捧你，一帮莺歌燕语的美眉歌星用绯闻黏你，作为一个正常的文艺青年，除了轻狂，你还能选择什么？是不是如唐伯虎所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轻狂，也许就是一种看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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