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概说

    一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其游牧民族的思维与文化对当时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后统治者转变观念，吸收汉族文化，用怀柔和严酷兼顾的政策进行统治。生产力迅速发展，城乡经济一片兴旺，文化也相当繁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国家辽阔而富裕。但是，清朝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1840年，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志士仁人为了拯救社会、国家、民族，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最终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清朝灭亡也标志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灭亡。

    清代是古代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从本质看，清代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主流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故表现乱世儒家思想与感情的杜甫和杜诗，自然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与喜爱。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整个古代都是诗的时代，清人仍然普遍喜欢诗，自然也会从诗的角度研究诗圣杜甫和杜诗。清代学术鼎盛，像杜甫这样伟大的人物，自然也会受到大量学者的重视与研究。这样，巨变的时代并没有冷落杜甫和杜诗，杜甫学反而更加热门与繁荣，自然也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

    清代杜甫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顺治时期至嘉庆时期，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一时期。

    清代杜甫学与明末的杜甫学高潮一脉相承，可以说清代一立国，杜甫就形成热潮。学术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钱谦益对清代杜甫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刻印，及稍后的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出版，大大激发了人们研究杜甫的热情，研究杜甫成为风气。该风气一直持续到嘉庆。这是清代杜甫学的高峰时期，清代重要的杜甫学学者和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杜甫学看做是万历至明末时期杜甫学的发展和延续，把两个高潮合并为一个时期，把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看作杜甫学的一个大高潮。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是杜甫学最昌盛的时期。

    从道光开始，至清末，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二时期。

    这一时期杜甫学依然很热。就杜甫学的著作数量而言，以时间来平均，和前期是差不多的。但著名的杜甫学学者与著作却很少，特别是没有高水平的杜甫注释著作。著作以诗话、评点、考证、札记、论说为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常期。杜甫学未能突破前期的成就，掀起新的高潮，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清代整个学术在乾嘉之后出现某些衰退，杜甫学也出现某些衰退，是很自然的。（二）清代杜甫学第一时期水平很高，第二期要超越，当然会非常困难。（三）道光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一个学者的杜甫的研究，需穷二三十年时光，方有较大成就。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能如此投入的学者较少。（四）学术需要创新，而只有新的时代，才能带来崭新的学术创新，根本的学术创新。道光以后的清代，仍然是封建社会，尽管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但并非一个本质变化的新时代，一个有着崭新思想的新时代，杜甫学自然也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天地。

    三

    清代杜甫学著作非常丰富。如果将其分类，大致可分三类：（一）杜甫学专著。主要是杜甫(包括文集)的研究著作，包括年谱、考证和札记。（二）杜诗评点著作和诗话著作。清代这类著作甚多。（三）杜甫作品的选本和相关研究性著作。很多著作都对所选的诗(包括文)进行注、解、批点，其实是专门的研究著作，有的选本则是普及性读物，有的则是学术研究与普及性结合。现将清代有特色的重要的杜甫学著作和作者简要论述于后。

    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二十二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四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陈式《问斋杜意》(《陈问斋先生杜诗说意》)二十卷。陈式(1612—？)，字二如，号问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年过五十，应试不第，抛弃举子业。做过府署幕僚，也讲学授徒。陈式酷好杜诗，“日咀月咏，寝食都捐”，“居恒呐呐不出口，一言及杜，则掀髯掔膉，辩论纵横，闻者莫不勃然兴，肃然敬”。该书始撰于康熙三年，成书于康熙六年。书名“说意”，故解说就以谈杜诗的基本思想为主。陈式《读杜漫述》谈自己解说杜诗的理念：“注杜大旨则谓注意，止可发明诗人之意，不过执己见。一执己见，则凿矣。”这就是根据杜诗本身文字所传达的内容信息，阐明诗的思想。这样的理念是正确的、高明的。陈式是在总结过去杜诗解说中穿凿弊病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谈自己的理念。他又反对蹈袭前人，表示“予是编从不暗袭人片言只字”。总之，他的理念就是反复研究杜甫诗，把杜甫诗的原意解说明白。《问斋杜意》解说杜诗主要解说诗的主要内容，简明畅达，平实妥帖。因为陈式本就“不过执己见”，故新见较少。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记载知己或相识者的评语，人数多达七十多人。这些评语学术价值不高。该书有陈式《读杜漫述》四十八则，是“注杜诗偶有感想，偶有记忆”的成果。内容广泛，而伤于杂乱。总之，《问斋杜意》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杜诗研究著作。

    吴见思《杜诗论文》五十六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远《杜诗会萃》二十四卷。张远，字迩可，萧山(今浙江萧山)人。康熙中由贡生为缙云县教谕。著有《云峤集》《蕉园集》《梅庄集》。书之名曰“会萃”，即博采众家性质的著作。该书的特点是有注有解。注释综该众作，而直接利用前人成果。主要利用钱谦益笺注和朱鹤龄辑注，而能去其弊端，补其不足，有所前进。该书《凡例》云：“少陵诗注不下百家，得朱长孺而备美，然渗轶尚多，止窥半豹，兹更详为采掇，庶不至挂一漏万。钱虞山笺注以唐史证唐事，当日情事毕见。然多牵合傅会，取其确切者著于篇。”该书广泛引材料注释，不作引申论说。其解说则是对全诗进行总的评述。而长篇则分段，各段之后论述大意。简洁之中见广博，平允之中见功力。《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采诸家之注而成，故曰‘会萃’。分析段落，训释文意，颇便初学。”其实，《杜诗会萃》不仅是便于初学而已。

    卢元昌《杜诗阐》三十三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卢震《杜诗说略》一卷。卢震(？—1704)，字亨一，奉天(今辽宁沈阳)人。贡生，官弘文院侍读学士，内秘书院学士。授巡抚。被杀。著有《悦安堂诗草》、《抚偏檄草》、《抚偏疏草》。《杜诗说略》刊行当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为评论性著作。该书的目录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等，共二十四项。该书正是从宏观的诗的艺术理论来关照杜诗，又将杜诗的成就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论述。作者有自己的研究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见解，有的地方也新颖、深入。但由于作者的艺术理论不够高，不够精，如“扫除”、“游涉”作为理论术语，实在不高明，影响了对杜诗论说的质量。

    汪灏《知杜堂读杜诗》二十四卷。汪灏，字紫沧，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任侍读督山西学政。《知杜堂读杜诗》为注解性的著作。多综述诗意，对诗进行评论。在体例上很有特点。作者在自己认为的创新之处，明确标出“另眼”、“参榷”、“着意”，表明创新的情况。关于此三项的含义，作者说：“与旧解全不相袭者曰‘另眼’，偶有数语别解者曰‘参榷’，逐字体会虚神者曰‘着意’。”此颇便读者阅读。但杜诗研究创新极难，而作者事实上的创新也不多，故其创新则明显表现在体例上。作者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也确有一些创见，这就很不错了。

    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四十卷。周篆(1643—1706)，字籀书，号草亭，松江(今上海松江)人。处士，著有《蜀汉书》《草亭先生集》。《杜工部诗集集解》虽名“集解”，其所集他人之解并不特别多。所集多黄鹤、钱谦益、朱鹤龄数人之注。有时引朋友顾小谢语。该书主要是解杜诗，所解不求全面，而力图解得有见地。故其解有时注释，有时评论，有时也有串讲或分段讲说。该书有时也确有自己的见解。

    浦起龙《读杜心解》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江浩然《杜诗集说》二十卷，卷末一卷。江浩然(？—1750)，字万原，一字孟亭。嘉兴(今浙江嘉兴)人。一生未仕，在各地教学，居济南时间最长。著有《北田文略》、《北田诗臆》、《曝书亭诗笺注》。一生酷好杜诗，晚年始成《杜诗集说》。该书虽名“集说”，其实兼有集注与集评的性质，也阐述自己的见解。《例言》云：“兹编合众论以参稽，期去非而存是，偶或附以己见，以备取资。标题‘集说’，亦不敢掠美前人云尔。”《杜诗集说》编次依朱鹤龄辑注本，而注释主要采自仇兆鳌详注，其余如赵汸、单复、张、周篆、王嗣奭、朱瀚、朱鹤龄、顾宸、吴见思、浦起龙亦有注评采择，又采有张孝祥、李梦阳、査慎行、邵长蘅、申涵光、姜宸英的评论，所采较广。每篇均在疏解文字之后，列出各家评论，有时也列出作者自己的见解。

    夏力恕《杜诗增注》二十卷。夏力恕，字观川，孝感(今湖北孝感)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编修。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山西正考官。辞官归乡，后主讲江汉书院。著有《四书札记》、《菜根精舍诗》。《杜诗增注》几乎不注释语言和典故，而着重诗的评讲。该书评讲或讲内容，或讲艺术，或二者皆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整齐划一。其评论有自己的心得，有时还有自己的创建。对杜诗偶尔有所批评。

    张甄陶《杜诗评注集成》四十四卷。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一字惕庵，福清(今福建福清)人。乾隆十年进士，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广东鹤山、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等知县。于云南昆明为官，因事罢。先后主讲云南五华书院、贵州贵山书院，晚年主讲福建鳌峰书院。著作甚多。有《四书翼注论文》、《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庵杂录》等。《杜诗详注集成》是在仇兆鳌《杜诗详注》基础上增删而成的。该书所增评语很广，有李光地、何焯、王士禄、王士禛、浦起龙、蔡世远、陈兆伦、方苞等，也附有自己的见解。张甄陶云：“取仇沧柱先生详注，删其繁复，尽录李(光地)何(焯)二公及国朝诸名公前辈评论于上方，其圈点选次甲乙一依西樵阮亭二先生之旧。间有不惬，亦时附己见，以听读书人之定论。”该书对诸家评论多有批评，其解说时有发明。

    翁方纲《杜诗附记》，本书有专节论述。

    杨伦《杜诗镜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刘浚《杜诗集评》十五卷。刘浚，字质文，号寓槎，监生，海宁(今浙江海宁)人。该书刻于嘉庆九年，有作者自序，故推知刘浚为乾隆嘉庆时期人。《杜诗集评》辑录有关杜诗的评论。评论家为清人，作者说明所录者为十五家。这十五家是何焯、宋荦、陆嘉淑、申涵光、俞玚、吴农祥、许昂霄、许灿、王士禄、王士禛、钱灿、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査慎行。眉批中尚有邵长蘅评语。作者明确表示“不参己见”，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其学术价值正在于辑录了众多的评论。

    史炳《杜诗琐证》二卷。史炳，字恒斋，溧阳(今江苏溧阳)人，为咸安宫官学教习，选兴化县教谕，又为泾县教谕。生活在乾隆嘉庆时代。著作有《大戴礼正义》、《句俭堂集》。《杜诗琐证》是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对历来杜诗注释名物、语词等和系年的错误，进行厘正，故名“琐证”。史炳自序云：“余自少习公诗，妄有考订数十百条，皆泛览群书时随录者，是以诗之先后都不诠次。今兹长夏无事，偶取删定之，其目则仍旧贯焉，命曰‘杜诗琐证’。”作者阅读杜诗注本多，长于考证，故该书颇有精彩处。其佳处往往批驳旧注错误有力，其创见亦令人信服。该书的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附会穿凿。

    李黼平《读杜韩笔记》二卷。李黼平(1770—1832)，字绣子，又字贞甫，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为昭文县知县。后主讲东莞宝安书院。著有《易刊误》、《毛诗细义》、《文选异义》、《花庵集》、《吴门集》、《南归集》等。《读杜韩笔记》为读杜甫、韩愈之作的笔记，主要是对杜甫(这里略去韩愈不谈)诗中，作者有见地的部分进行笺释和评说。其曾孙李云俦跋说该书“推阐诗法，穷其源委，尽其甘苦”，“独超众说，通其神旨，非唯学绝，抑亦识精也”。敬祖之情，难免生溢美之词。而该书确实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施鸿保《读杜诗说》二十四卷。施鸿保(1804—1871)，字可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多次应乡举不中，中年后在江西、福建为幕僚，客死福州。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有《春秋左传注疏》、《炳烛记闻》、《可斋诗文集》、《闽杂记》。施鸿保尚有《读杜随笔》八卷，学术界多未见，推测可能改写后成果已入《读杜诗说》中。《读杜诗说》为一部纠仇兆鳌《杜诗详注》之失的书，也是一部展示作者研究杜诗心得的书。作者在肯定《杜诗详注》的成绩的同时，对仇兆鳌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批评。作者说：“读之既久，乃觉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专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侗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作者反对穿凿附会，认为应按杜甫的本意来解释杜诗。作者对仇注的错误纠正甚多，对赵次公、张、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黄生等之说亦有辨证。很多纠谬和辨证都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有时还能有自己的创见。该书有时并不驳仇兆鳌，而是阐述自己对杜诗的见解。张慧剑说：“我们也尽可以把这部书看做是施氏记录自己多年研究杜诗的心得的一部札记。”当然，该书也有一些错误。有时用传统的错误去看待仇兆鳌注，如《游龙奉先寺》就用前人的“天窥”之说去纠“天阙”，反而造成自己的错误。有些地方自己也牵强附会，造成错误。

    郭曾炘《读杜札记》。郭增炘(1855—1929)，字春榆，别号匏庐，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光绪丙午进士，为礼部侍郎，典礼院掌院学士，实录馆总裁。著作有《匏庐诗集》、《五臣本〈昭明文选注〉校误》、《施注苏诗订讹》、《邴庐笔记》。其《读杜札记》为读杜时的心得。评论杜诗的重要注家蔡梦弼、刘辰翁、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顾宸、浦起龙等的注解的得失，订正他们的讹误，有时也发表自己的意见。作者对杜甫研究甚深，所论多有学术价值。

    四

    清代学者非常擅长文献学，在杜甫学的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里着重谈谈清代杜甫集的注释。杜甫集历来就很难注，虽经宋元明学者的多方努力，完成了基本的注释，但仍存在三大问题：（一）有一些生僻难注的事典和语典没能注释。（二）注释较粗糙，有一些该注释的典制、时事背景等没有注释。（三）单一的专著的注释较少精品，未注的地方较多，错误也不少。清代杜甫学者在继承宋元明注释成果的同时，克服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把杜甫集的注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术如登塔，总是自下而上，所见更远。首先，有所突破，将宋元明未注释的事典和语典等基本都进行了注释。宋元明未注释的地方，虽然数量并不大，但由于较生僻，非常难注，需要非常高的学识和很大的精力投入。难注之处的基本解决，是整个清代杜甫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注释的发明散见于很多杜甫学的著作中，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等则比较多。其次，有较明确而完备的体例，完善了宋元明杜甫学者注释不够完善的诗的时事背景、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注释。第三，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注释精品，如前面提到的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张溍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注释比较完善、精炼，较少错误。

    清代杜甫学者对杜甫文进行全部注释。杜甫作品的研究，历来特别重视诗，文则受到冷落。就注释而言，注家只注释诗，几乎不注释文。在清之前，宋代的吕本中、杨长孺注过《三大礼赋》，也有人零星注过单篇的杜甫文，至于全部的杜甫文，则一直没有人注过。到清代，朱鹤龄注完了全部的杜甫诗和全部的杜甫文。这是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部注释，也是杜甫集的第一次全部注释。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释，与诗的注释一样，质量很高，在杜甫的注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张溍又在《读杜堂杜诗注解》中对杜甫文进行注释和评论。张溍的注释有自己的特点，和朱鹤龄注释比，相对要简略明白一些。而他的评论则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对杜甫文的第一次全面研究，在杜甫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铨》都将张溍关于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全文收录，可见清人对其高度重视。总之，清人对杜甫文的注释和评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杜甫之学识博大精深，古人一直叹杜甫集难注。难注的原因，除注者不具备杜甫所具备的一些知识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如杜甫时代的典籍大量散佚，一些俗语已无人知晓，一些史实也难知详情，杜甫作品本身在流传中造成的错误也无法校勘。这些都使杜甫集留下了一些无法注释的东西。社会在发展，学术在变化，随着一些文物和新发现的文献问世，有些不可注的东西，也许会变得可以注释。而清代杜甫作品注释的诸多缺陷，还有清人未注到之处，为后人更好地注释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们相信，超越清人的、新的、集成式的、有创造的精湛注释之作，一定会在不太久的将来问世。

    五

    清代是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思想，而新的民主色彩的思想已经滋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渐渐传入中国。这种情况自然对杜甫研究产生巨大影响。清代研究杜甫的学者，政治思想差异很大，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差异也很大。其研究杜甫，视角与观点也大相径庭。顾炎武、申光涵为明代遗民。钱谦益为贰臣，由明降清，而暗有复明之意，思想复杂。金圣叹为狂狷之士，本质不离儒家思想，而又有某些叛逆行为。仇兆鳌为正统的官僚。潘德舆虽为布衣，却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背景，对杜甫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清代杜甫研究，虽带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却是百花齐放。

    在杜诗内容研究方面，清人对很多诗篇的主旨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钱谦益、金圣叹、浦起龙新见尤多。钱谦益解杜甫《收京三首》其二，认为肃宗汲汲御丹凤楼下制，是篡位，认为诗“‘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盖讥之也”，认为“玄宗内禅，故目之曰‘帝尧’。史称灵武使至，上用灵武册，称太上皇，亦可谓殆哉岌岌乎矣。公心伤之”(《杜工部集笺注》卷一〇)。其解便与众不同。浦起龙解杜甫《剑门》云：“夏客云《剑门》诗，因《剑阁铭》而成，用古而能胜于古者。愚按，孟阳之铭，是一篇喻蜀文，有德不在险意。故其词曰‘凭险作昏，鲜不败绩’，为反侧子告也。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之德意，故其词曰‘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为当宁者告也。翻古而非用古，夏客误矣。”(《读杜心解》卷一)其解与古人异。清代学者敢于冲破传统的观点，在杜诗的内容研究方面大胆探索。

    儒家思想仍然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指导思想。在研究的时候，清人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深入阐发杜诗的深刻内涵，阐发杜甫的思想境界和崇高人格。像前代学者一样，清代学者认为杜诗的核心价值在于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认为杜甫的言行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很好体现。但是清代学者的阐述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细致得多，可以说清代的研究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潘德舆谈杜甫的忠君爱国，说：“黄氏生曰：‘杜公屡不第，卒以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虽前后铺陈时事，无所不备，而于当时荒淫失国，唯痛伤而不忍讥，此臣子之礼也。说者不得公心，影响附会，辄云有所讥切。此注杜大头脑失差处，妄笔流传，杜公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称其一饭不忘君，发为言辞，无非忠君爱国之意，至于率尔咏怀之作，亦必牵就为说，子美之诗，益不白于世。’此论最通。夫杜即爱君，岂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琐琐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凿也。黄氏之说，剧得杜意，然黄氏亦有所本。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已讥唐人咏杨妃者，为无礼于君矣。此等处有关名教，学诗者之开宗明义章也。顾黄氏谓杜公‘献赋受明皇特达之知，故感慕终身不替’，此论亦陋。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何关穷达事！使明皇不赏《三大礼赋》，子美将肆其诋耶？抑肃、代二帝于子美无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发论不本于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礼。然则，‘大头脑差失处’，黄氏亦未能免。子美诗云：‘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斯言也，乃纯臣之言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认为杜甫的忠君爱国是出于天性，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因而是最纯洁、最高尚的。潘德舆对于杜甫忠君爱国的认识不仅超过前代学者，也超过清代的前辈学者。潘德舆对杜甫的交游，也用儒家思想进行了评论。他说：“王氏应麟曰：‘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李实类此。杜、韩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亦不独于鲜于京兆、张博士也。《投哥舒仆射》诗云：‘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而《潼关吏》则云：‘哀哉潼关卒，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无学哥舒。’何其前后违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检处。而置之集中，不肯删其少作，又见古人朴实，不讳过也。然于翰等，犹可解曰：前时败阙未见，自不应逆探其恶而斥之。若王维、郑虔，大节已玷，犹从而美之曰‘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反复归圣朝，点染无涤荡。’何其深加惋惜乃尔！至称维曰天下‘高人’，称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为少陵解矣。予尝反复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爱贞洁，岂于此大节而反忘之？只缘于朋友一伦，长厚太过，有悱恻缠绵之仁，而无刚健断决之义。见维之取痢称瘖、作诗志痛也，则以为心尚可原。见虔之潜以密章达于灵武也，则以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伪署，市令之求摄，皆法之所不得宥，而义之所必当绝也。故太白之可谅，在于辞官而逃。维与虔之难逭，在于已污伪命。少陵混视为一，虽无损于己之节目，然已增后学之疑矣。”“且朋友，以义合者也。友如未污，则当辨其冤于‘伤心’‘严谴’之时，友如已污，则当绝其交于功罪核实之日，此非硁硁自好也，义也。今也知其污而不得鸣冤，又痛其穷而为之饮泣，此温良而不断之失也。乃曰‘不以成败论人’，交谊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为天地之常经，岂非疑误后人之极者哉？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教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论述既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非常有深度，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

    清代研究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考据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的方法结合，来阐扬杜诗的主旨。以意逆志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也是古代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在运用时往往没有客观的依据，实际上是凭研究者的感觉来操作，故非常容易堕入穿凿附会的深渊。杜甫的很多诗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政治内容，而清代有朴学的传统，学者们便搜寻与杜甫作品相关的唐代史料，来与杜甫作品内容比勘研究，以史证诗，或以诗证史，即所谓诗史互证。从更高的层次，以意逆志地来解读杜诗，深入挖掘杜诗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挖掘杜诗丰富的内涵。这样，可以使人们更多了解杜诗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更深刻地认识杜诗的伟大社会价值。当然，在诗史互证中，特别是在以意逆志中，难免有把无关的史实硬与杜诗扯到一起的地方，难免有郢书燕说、曲解杜诗的地方。

    清人对整部杜甫集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杜甫一生完全践行了儒家思想，而表现杜甫一生言行的杜甫集堪称经书。潘德舆将杜甫比作孟子，将杜甫集隐然比为六经。龚鼎孳说：“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杜诗论文序》，《杜诗论文》)将杜诗与经书相提并论。金圣叹更将杜诗称作最高经典，说：“读先生诗，真如闻无上甚深之经典，使小儒意见都尽。”(《秋兴八首·别批》，《杜诗解》卷三)经书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是封建社会人们思想与言行的指南。清人把杜甫集评为经书一样的著作，是高度肯定书中所表现的纯粹的儒家思想，是高度肯定杜诗所能起的伟大的教育作用。

    清人研究杜甫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借研究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借杜言志。杜甫怀王佐之才，忠君爱国，却流离颠沛，坎坷不用，引起很多士人的同情与共鸣。怀才不用，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借研究杜甫，抒发自己像杜甫一样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表达自己像杜甫一样怀才不遇的苦闷，宣泄自己像杜甫一样困顿的牢骚。有时更是推开来，就研究者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抒发的方式各有不同。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无我的境界，只谈杜甫，不谈自己，而将“言志”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对杜甫的论述中；另一种是有我，在研究杜甫中，找合适的机会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金圣叹解杜甫《蜀相》诗：“丞相不可见于今日矣。然当时若非三顾草庐，丞相并不可见于昔日也。天下妙计，在混一不在偏安。丞相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是如是也。‘死而后已’者，老臣所自矢于我，捷而后死者，老臣必仰望于天。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则可必。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似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见者，体其心而为言也。当日有未了之事在，今日长留未了之计，未了之心。”(《杜诗解》卷四)其解新颖而细致。接下来议论与感慨云：“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该议论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观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史，指出社会中很多士人都有安邦治国的大志和韬略，但绝大多数都无法实现，最终抱恨终生。这其中也包含着金圣叹自己。这种借研究杜诗来言志，不仅抒发了研究者的思想感情，而且从更广阔、更深刻的层面阐释了杜诗。

    清代的杜甫研究，穿凿附会比较多。流传到现在的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都有不少明显的穿凿附会之说。一方面清人对前人的穿凿附会深恶痛绝，一方面他们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钱谦益说：“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杜工部诗集笺注·略例》)取笑黄庭坚解《春日忆李白》“何以异于此乎”。而他自己对有的杜诗的解说，其穿凿可笑，丝毫不亚于宋人。浦起龙说：“杜之祸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读杜心解·发凡》)称之为祸，可见穿凿附会的普遍与严重。就是浦起龙自己，也在所难免。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所致。首先，在研究杜诗时，人们总认为杜诗有政治含义，有微言大义。其次，用以意逆志作为基本研究方法，而这个方法实际上难以捉摸，以意逆志成为了想当然。而传统的比兴说诗的方法与以意逆志相表里，最终把研究者引向穿凿附会的道路。第三，一些研究刻意求新求深，最终也走向怪，走向穿凿附会的邪路。实际上，造成穿凿附会的原因，在古代各个时代都存在，就是学术风尚最盛的清代也无法克服。因而造成这种情况：一个时代在摈弃前代穿凿附会的同时，自己又在制造新的穿凿附会，最终无法走出这个怪圈。

    清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

    清代学者研究杜诗的艺术，着力探讨杜诗艺术的主要特点、艺术的“窽要”，试图解开杜诗艺术的秘诀，寻求杜诗艺术的规律。翁方纲的《杜诗附记》就是主要探讨杜诗艺术的。翁方纲说：“吾所欲读杜者，何为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辑词藻也，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杜诗附记》)意思非常明白，就是想通过探讨杜诗艺术的特点，进而掌握诗歌艺术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尽量熟悉全部杜诗，综合思考，融会贯通，努力寻求艺术的诀窍，寻求艺术的规律，摆脱了前人印象式的研究，即兴式的论说、灵感式的论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艺术研究。

    研究杜诗的艺术需要很高的诗歌理论。清代很多学者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他们用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杜诗，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有自己的发明。沈德潜用格调说，王士禛用神韵说，翁方纲用肌理说来解杜诗，多有创见，使人耳目一新。尽管有时失之奇异，失之褊狭，但总能给人启迪。其余如仇兆鳌、杨伦、浦起龙、金圣叹、査慎行、何焯、朱彝尊、潘德舆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给人很多教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时尚。清代研究杜诗艺术，喜欢用立意、结构、语言这一类的模式来研究，甚至直接用当时的时文——八股文的理论起承转合的模式进行研究。这样的艺术研究方法，明代已有一些学者使用，已具备雏形，至清代而发展完善，成为新的研究方法模式。其创造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陈醇儒、金圣叹和吴见思。陈醇儒笺注杜诗自叙说：“因不揣固陋，先取七言律讨论批驳，凡令一诗之前后起承转合，并牵连以及三首、五首、八首，首尾开阖照应之处，一一拈出，成八万余言。”(《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其注重诗的篇章结构的研究，“每章必先指明曰前四句，后四句，庶使知首尾来去各有分别，虽云琐细，所不嫌也”(《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则言》)。金圣叹则进一步将杜甫的诗大多都以四句为一解，进行研究，说“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分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唱经堂杜诗解》卷一)，然后用“起承转合之法”(清张芳《与陈伯玑书》，刘大杰、章培恒《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引)进行分析。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凡例》将其研究分为五部分，即总论、章法、句法、字法、余论，足见其研究艺术以研究章法、句法、字法为根本。总起来说，这种艺术研究方法的模式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杜诗的立意，主要是研究艺术构思；第二部分，研究杜诗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篇章结构，主要是进行起承转合的研究，或章法研究；第三部分，研究杜诗的语言，主要是句法和字法研究，而其根本为研究结构和语言。这样的研究模式是很有新意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具有相当的程序化和操作性。这种研究模式在清代杜甫学中形成一种潮流，运用的学者甚多。顾宸、章咏、万俊、鲁一同等均大致使用这一艺术研究模式。新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像起承转合这样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用后代作时文的方法来研究变化莫测的杜诗艺术，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但艺术的根本原理是相通的，有些研究也颇为奇妙。

    清代杜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细致。其重要表现是研究理念与方法的细密。卢震《杜诗说略》的目次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胎骨、体裁、品格、章法、声律、诗眼、诗情、诗典、诗史、诗病、浅深、虚实、生熟、平奇、雅俗、大家、扫除、游涉、参悟、神化，计二十四种。可以说是作者研究的二十四个方面。大多数都是艺术研究，足见其研究思路的缜密。万俊《杜诗说肤》目次是原情、式法、炼字、审音。四章皆涉艺术。其《式法》分三部分：（一）章法，列一气顺成法、首尾相顾法等多种方法；（二）句法，列实眼句、虚眼句等二十七类；（三）对法(对仗法)，列走马对、流水对等十八类。研究真是细致。像卢震、万俊的研究也许有些繁琐，分类也许并不严密，乃至混乱，但正是细致使他们的研究深入，有许多发明。

    清代还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特别是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大诗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继承了自先秦至唐朝杜甫时代的优秀文化，包括向同时代的诗人学习。潘德舆说：“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丘师兄》叙闾丘均云：‘晚看闾丘意，妙绝与谁论？’《哀故相公张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于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于六朝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论述虽较简略，但却很全面。事实上，杜甫正是吸收了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作为营养，作为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元素，才创作出伟大的诗歌的。

    关于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清人认为杜甫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忠君爱国，是诗歌的中兴。潘德舆说：“宋氏祁曰：‘甫混（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饫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按仇沧柱谓‘《旧唐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唐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遒劲，颇类欧史笔意’。愚谓宋氏此赞，简则有之，括未能也。‘千汇万状，兼有古今’，第言其体繁变词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独厌余’也。又以能切时事，千言不衰为诗史，则杜诗之足贵，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陆象山曰：‘诗学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者也，《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作而《骚》几亡。黄初以降，日以澌矣。唯彭泽一源，与众稍趋，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家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不愧。”(《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虽是引用陆象山的话来论述，但潘德舆的观点更鲜明，更深刻。他从儒家的诗教立场出发，认为只有把杜甫定为诗歌的中兴者，才是对杜甫最恰当的评价，才是对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最准确、最公正的定位。潘德舆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清代研究杜诗的风格和成就，沿习明代分体研究的方法，但高屋建瓴，综合细致，很有见解。如论杜甫的七言古诗，潘德舆说：“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沉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核。予考弇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于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于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知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余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一一审查了历来关于杜甫七古的代表性观点，皆有批驳和吸收，提出杜甫七古与李白相敌的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研究杜甫的接受史。杜甫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极大，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杜甫条件最好，时间、空间最广阔。清代很多学者都对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做过研究，对杜甫的接受史做过研究。其中，王士禛的研究尤为突出。其研究接受史特点有三：第一，研究涵盖了杜甫身后所有的时代，即对唐、宋、元、明、清都进行了研究。研究人数众多，论述的人数在三四十人之上，很多古代受影响的重要诗人都论述到了。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接受史研究，颇像一部接受简史。虽然他的论述是散见于其著作中的。第二，别致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主要是研究七言的杜甫接受史。他把诸家七言长句中善于学习杜甫的代表性作品抄在一起，供人们研究。他下这样深的功夫来研究接受史，其论述自然独到而精彩。第三，关于同时代的清代著名文人的杜甫的接受史的研究更值得重视。他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与文人，他对同时文人的接受史的论述，有特别的分量。特别是关于钱谦益、其兄王士禄的论述，更有价值。总之，清代研究杜甫接受史，大大超过前代，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所拓展。

    二钱谦益

    一

    钱谦益(1582一1664)，字受之，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后削籍归。农民义军攻陷北京，明臣议立君江宁。钱谦益阴推戴璐王，与马士英议不合。福王立，俱得罪。上书诵马士英功，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阮大铖遂以之为兵部侍郎。清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钱谦益迎降，命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钱谦益诉辩，得放还。以著书自娱，越十年卒。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大文豪，大学者。与吴伟业、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家富藏书，藏绛云楼中。晚年归心佛教。其文集曰《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因乾隆皇帝睹其诗文语涉诽谤，斥为反复小人，诏令毁板(事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本传等)。

    钱谦益非常喜好杜诗，后半生研究杜诗甚力，积三十余年始成《杜工部集笺注》（又名《草堂诗笺》、《钱注杜诗》），倾注了大量心血。钱遵王云：“此我牧翁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着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纩，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季振宜《钱注杜诗序》)足见钱谦益对《钱注杜诗》的珍爱和出版的重视。

    钱谦益最早研究杜诗的著作是《读杜寄卢小笺》三卷和《读杜寄卢二笺》二卷。其成书和卢世的交往有关。钱谦益云：“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谬伪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太息而止。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余，俾为其序。……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因《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月，虞方老民钱谦益上。”(《读杜小笺自识》)《钱注杜诗》则是一部系统笺注的巨著，可以视为《读杜寄卢小笺》和《读杜寄卢二笺》的全新发展。《钱注杜诗》原稿本拟和朱鹤龄的杜诗研究合写成一书出版，由于朱鹤龄对钱谦益的笺注删削过多，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和声名之争等原因，钱谦益决定将《钱注杜诗》稿索回，以后独立出版。钱谦益云：“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纰缪，旧注之踌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藏诸箧衍，用备遗忘而已。吴江朱长孺苦学强记，冥搜有年，请为余摭遗决滞，补未逮。余忻然举元本畀之，长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定其名曰朱氏补注。’”“然长孺心力专勤，经营惨淡，令其久锢不传，必将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则莫若听其流布，而余为凭轼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俱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立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字句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若夫类书谰语，掇拾补缀，吹花已萎，哕饭不甘，虽多亦奚以为。今取笺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称塞学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补者续者，则听客之所为。道可两行，罗取众目，瑕则相资，颣无相及，庶几不失读杜之初旨，而亦吾党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此千古通人之论也。因循遵王之请，而重为之序，以申道余始终不敢注杜之意。”(《草堂诗笺原本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谦益借钱遵王之口对自己《钱注杜诗》所作的崇高评价。《草堂诗笺》的写作有很复杂的个人政治背景。钱谦益在明朝做高官，投降清朝仍为高官，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但他内心很复杂，降清后又暗中与当时的反清势力联系。郑成功攻南京失利回师，钱谦益拟杜甫《秋兴八首》作诗124首以抒发感叹，说明他心中仍然眷恋着明朝。有的学者认为钱谦益投降清朝时充当卧底，是为了反清复明。而通观钱谦益一生的政治表现，他并非一个有操守与卓识的人，故我们不取反清复明志士之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着故国之思的贰臣。钱谦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作《草堂诗笺》，虽未明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于笺注中。钱谦益说：“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钱注杜诗·例略》)所以，钱谦益正是借《草堂诗笺》表现自己投降后对明朝的忠贞，表现自己失掉气节后的操守。这实际上是借注杜以明志，不过做得很隐秘，从《草堂诗笺》字里行间很难看出端倪来。只有了解他的经历和思想，只有了解《草堂诗笺》的写作目的和背景，才能从《草堂诗笺》中体味出来。

    二

    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杜工部集笺注》）是杜甫研究史上一部非常有分量、非常有影响的著作。

    《草堂诗笺》体例完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附录。（一）精选唐宋时诗话，作为有关杜甫和杜诗的重要评论参考资料。（二）辑录唐代有关杜甫的“唱酬题咏”，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三）诸传集序：元稹作杜甫墓铭、旧唐书本传；樊晃、孙仅、王洙、王淇、胡宗愈、吴若等序跋。（四）《少陵先生年谱》。前有杜甫世系，所作杜甫生平系年比较平实准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事”一项，将当时发生的国家与社会大事进行系年，与杜甫的生平对应参照，可以使人了解杜甫生平和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同时，年谱还列诗系年一项，将能准确系年的诗进行系年，使人们可以看出杜诗“诗史”的特色。这样的体例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第二部分是正文。（一）对正文进行校勘。（二）注。（三）笺。

    现在我们着重谈谈其校、注和笺。

    《草堂诗笺》选用底本很好，校刊也精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杜诗读本。钱谦益经过认真比较，选用宋版吴若本为底本。他说：“杜集之传于世者，唯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钱注杜诗·略例》)钱谦益学识渊博，藏书极富，他选吴若本为底本，确实是有眼光的，是正确的。同时，钱谦益照录原吴若本的校语，又做了一些新校。《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钱注杜诗》卷一，以后略去书名)“珊瑚”校：“一云三珠。”“春寒野阴春景暮”校：“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是征路”校：“一作引归路。”“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校：“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易晞露。”“照”校：“荆作点。”在全诗的结尾，有校云：“一本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书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我拟把袂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露。深山大泽龙神远，花繁草青风景暮。仙人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寄裴施州》(卷六)“此”校：“一作比。”“衡”校：“英华作珩。”“感”校：“晋作减。”“羔”校：“一作丝。”“龙蛇”校：“刊作蛟龙。”“辞”校：“一作辟。”“后来况接才华盛”校：“英华此句下有遥忆书楼碧池映七字。”《草堂诗笺》不仅在正文中有校，注中有时也有校。《天育骠骑歌》(卷一)“守天育”注：“胡仔曰：东坡书此诗，作‘字天育’。郄昂《马坊颂碑》：唐初得马于赤岸泽，命张万岁傍陇右驯字之。从‘字’为是。”《赠卫八处士》(卷一)注：“近时胡俨曰：常于内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以书和碑来校，足见钱谦益对校勘的重视。从版本上说，《草堂诗笺》确实是一个好版本。

    《草堂诗笺》的注非常有成绩。它对以前的注进行了清理。他说：“注家错谬，不可悉数。”并举例：曰伪托古人，曰伪造故事，曰傅会前史，曰伪撰人名，曰改窜古书，曰颠倒事实，曰强释文意，曰错乱地理。他对正确的注进行了吸收，对伪注、错误的注，或有部分错误的注，进行改正，还自创了很多新注。

    钱谦益的注有四大特点：

    第一，注释比较准确，引证材料信实丰富。《遣兴三首》(卷三)其二“南望马邑州”注“马邑”：“唐志：马邑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隶秦州都督府。《中州集·祝简廉夫诗说》云：鲍钦止注此诗云：马邑州在成州界。旧注，马邑州在雁门，与子美作诗处，全无关涉。”引《唐书·地理志》注马邑州，非常有力，又引《中州集》说明宋人已有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间之注，并说明旧注马邑州在雁门的错误。《戏赠阌县秦少公短歌》(卷二)“多才依旧能潦倒”注：“潦倒：《北史·崔瞻传》：魏天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焉。此正用《北史》语。能潦倒，犹言其蕴藉如故也。”不泛注“潦倒”的一般含义，而引有关“潦倒”为“蕴藉”之意的书证，专释其蕴藉之意。所注确切、精炼，不枝不蔓。

    第二，考证性地注，对所引材料的错误加以辨析，力求注释准确、深入。《醉时歌》题下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注：“郑虔：《旧书》：天宝九载，国子监置广文馆。《唐语林》云：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士，郑虔久被贬谪，是岁始还京师参选，除广文馆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执政谓曰：广文新置，总领文词，故以公名贤处之，且令后代称广文博士自郑虔始，不亦美乎？遂就职。按，广文馆于国子监增置，故云不知曹司所在。《新书》云：久之，雨坏厩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非实录也。《长安志》：韩庄在韦曲之东，退之与孟郊赋诗，又送其子读书之所也。郑庄又在其东南，郑十八虔之居也。《通志》：郑庄即郑虔郊居，李商隐有过郑虔旧隐诗。”注指出新书言郑虔寓国子监之误，而考出郑虔之居在长安韦曲之东南，这对于我们阅读杜诗“石田茅屋荒苍苔”的诗句颇为有益。《寄裴施州》(卷六)注：“裴施州：裴冕。宝应元年以右仆射充山陵使，坐附李辅国，贬施州刺史，数月移澧州。大历中，复征为左仆射。元载撰冕碑云：以直遇坎，牧蛮夷者二。大历四年冬，复诏入相，薨于长安，按，冕自施召还，当在大历二年之间。二年二月，史已载左仆射裴冕置宴于子仪之第，碑但记其入相之年也。史称自施移澧，碑不详其先后，以公诗考之，冕盖久于施州，当是自澧移施也。史于移官先后，如高适彭蜀，严武巴绵之类，每多错误，皆当据公诗考证之。”根据杜诗和史料比勘印证，认为裴冕是由澧州刺史改任施州刺史，而非如史言由施州刺史改任澧州刺史，所言颇为有理。这对于阅读杜诗非常有益，同时还可以纠正史书记载之谬。像这样的注，无论其注的态度、眼光、方法，都远远高于一般注家。

    第三，注非常注意利用唐代有关材料，突出其有关唐代现实方面的内容。杜诗是表现唐代现实的，故用唐代有关材料来注，最为贴切，最为得体。《北征》(卷二)“寂寞白兽闼”注：“白兽闼：《三辅黄图》：未央宫有白虎殿。《王莽传》：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北虎门。《山堂考索》：开元中，鹡鸰集白虎庭木，则唐亦有白虎之号也。颜鲁公《康使君碑》：父国安，直崇文馆，大学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唐代宫廷有白兽门，殆由白虎演变而来。用颜真卿所作碑“白兽门”注杜诗“白兽闼”，非常准确。《九成宫》(卷二)注：“九成宫：《寰宇记》：在麟游县西一里，本隋仁寿宫。开皇十三年，杨素于岐山北建。平山堙谷，馆宇相属，督役严急，作者多死。高祖不悦。及幸新宫，游观乃喜。贞观五年复旧宫，以备清暑。改名九成宫。”“迹是雕墙后”注：“雕墙：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序》：九成宫，隋之仁寿宫也。冠山杭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辉。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这些注使读者对唐代九成宫的来历及盛况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杜诗写的九成宫兴衰形成鲜明对比，增强兴衰之感。本来，“雕墙”一语勿须注，但钱谦益用魏征《九成宫醴泉铭·序》注后，使杜诗的内涵更丰富了，这就是钱注的高明之处。

    第四，非常重视对有关政治时事的注。杜诗的最大特点是对社会生活和国家大事的迅速反映。钱谦益注重视诗所表现的重要时事政治，非常有利于对诗的政治时事内容的理解。《洗马兵》(卷二)“中兴诸将收山东”注：“收山东：十月，广平王统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城之新店，官军与回纥夹击，大败之。安庆绪自苑门夜遁，走河北，保邺郡，广平王入东京。”“独任朔方无限功”注：“朔方：《旧书》，玄宗大阅六军，南趋关辅，至彭原郡。房琯败于陈陶斜，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常思仙仗过崆峒”注：“崆峒：《雍录》：崆峒山，在原州高平县，即筓头山，泾水之所以发源也。《元和志》，陇山在陇州，陇山之北即灵州，灵州即灵武也。肃宗即位灵武，南回至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銮之地矣。《南部新书》：崆峒山，在松州，属陇州西北界。蜀破，后路不通，即古之空桐也。”“成王功大心转小”注：“成王：乾元元年三月，广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为皇太子。”《哀王孙》题下注：“《旧书》，六月九日，潼关不守。十二日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国忠与贵妃及亲属，拥上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既渡渭，即令断便桥。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通鉴》：上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夜飞延秋门上呼”注：“延秋门：《雍录》，玄宗幸蜀，自苑西门出。在唐为苑之延秋门，在汉为都城直门也。既出，即由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雍录》有汉唐要地参出图，唐禁苑西北，包汉长安故城，未央宫，唐后改为通光殿，而出即延秋门。”“东来橐驼满旧都”注：“橐驼：《史思明传》：禄山陷两京，以橐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朔方健儿好身手”注：“朔方，哥舒翰将河陇朔方兵及藩兵，共二十万拒贼，败绩于潼关。”“窃闻天子已传位”注：“传位：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安禄山事迹》：禄山深宫高居，残虐日恣，酷如狼虎，百姓骚然，间牒日至，士庶潜议亡归。知肃宗即位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人皆奔走。市肆为空。”“圣德北服南单于”注：“南单于：《光武纪》：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藩称臣。开元中，玄宗使郭知运讨逐回鹘，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域一千七百里。肃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与回鹘和亲。二载二月，其首领入朝。”从这些注释我们可以了解杜诗的内容与当时政治军事局势之间的关系，深刻认识杜诗的现实主义内涵。同时，这些注与笺的内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笺证都有少见的材料和不同寻常的见解。《潼关吏》(卷二)“慎勿学哥舒”注：“哥舒：初，哥舒翰请坚守潼关。郭子仪、李光弼亦谓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不可轻出。玄宗信国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关。然则潼关之失守，岂翰之罪哉。公诗曰‘慎勿学哥舒’，其意归责于趣战者也。”其材料与看法都与一般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

    《草堂诗笺》的注也有未谛处。首先是注与内容不合。《九日寄岑参》(卷一)“畴能补天漏”注：“天漏：《梁益记》：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寰宇记》：邛都县漏天，秋夏常雨。僰道有大漏天，小漏天。”用“漏天”注“天漏”，不确切。杜甫时在长安，尚未入蜀，对蜀中是否有漏天这样的故事并不一定知晓。这样注杜，是不能令人首肯的。当然这只是沿袭前人的错误。有些注不够详细。《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健步闻旱魃”注：“旱魃：《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走行如风，名曰。注曰：俗曰旱魃。”杜诗是否用此典，很难说，至少此典与杜诗含义有不一致处。而旱魃即旱鬼，杜诗即用此意。《诗·大雅·云汉》：“旱魃为虐，如惔如焚。”《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止不雨。”虽不是僻典，但注出来似乎更完整些。有些注有曲解文意和牵强附会的地方。《洗马兵》(卷一)“鸡鸣向寝龙楼晓”本是颂扬肃宗向玄宗问安，而钱注却认为是讽刺肃宗对玄宗虚情假意，不能尽子道。其注云：“问寝：肃宗即位，下制曰：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道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朕愿毕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兴庆宫。肃宗请归东宫，不许。此诗援据寝门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喻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颜鲁公《天下放生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云：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谏也。《高力士传》：太上皇至凤翔，贼臣李辅国诏收随驾甲仗。上曰：临至皇城，安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辅国趋驰末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动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所注虽不错，却与杜诗本意背道而驰。

    笺是钱谦益对杜诗深刻内涵的阐释。特别是对杜诗涉及政治时事的内容，阐释尤多。其特点是引据史实，结合诗的内容，说明杜诗真实、深刻的含义，也抒发自己的见解与感情。《哀王孙》笺曰：“至德元载九月，孙孝哲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驲等八十人，又害皇孙二十余人，并刳其心，以祭安庆宗。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兄弟虽在婴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当时降贼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皇孙妃主以献者，不独如孝哲辈为贼宠任者也。故曰‘王孙善保千金躯’，又曰‘哀哉王孙慎勿疏’。危之也，亦戒之也。有宋靖康之难，群臣为金人搜索，赵氏遂无遗种。读此诗，如出一辙。”通过钱谦益所引的史料和对此问题的阐述，使我们对诗所写的时事背景、诗的主旨、其深刻的内涵都有深刻的了解，进而对亡国之君的家族大遭杀戮这一历史现象有所认识。这样的笺无疑对读者阅读杜诗非常有益。《塞芦子》(卷二)笺曰：“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首言五城荆杞，惜其单虚，无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怀卫。秀岩自大同与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贼欲取太原，长驱朔方河陇，而长安西门之外，皆为敌垒，故曰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也。急驱塞芦子，言塞芦子而疾驱长安，非壅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风，关辅响应，取道扶风，与景仙合力，则收复尤易也。故曰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此公之深意也。王深父以为不当撤西备而争利于东，宋人又有塞芦子以拒吐蕃者。荆公极推深父，不应无识至此，此诗所论，乃至德二载未收京时事，与留花门似非并时之作，或事后追记之也。”钩微抉隐。阐述安史之乱中，杜甫分析当时形势，提出用精兵一万，从塞芦子取长安的军事战术。这也就是《塞芦子》的主旨。《入奏行》笺曰：“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弊。高适为蜀州刺史，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请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之不急之城，稍以灭(减)削，疏奏不纳。公以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亦请罢东川兵马，悉付西川，与适议合。而是时适在成都，与公往来草堂，则罢西川捐三城之奏，适盖与公谘议而后行也。此诗云‘此行入奏计未小’，盖适以此疏托侍御入奏。故题曰入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隐括入奏之语。‘江花未落’以下，望其奉圣旨以苏蜀民，相与沽酒相贺。白饭青刍，下及马奴，宴喜之至也。”深刻揭示了诗的内涵，阐释了杜甫的军事和政治主张，表明了诗的重要意义。

    笺中也有很多穿凿附会的东西。最典型的是《洗马兵》。《洗马兵》笺曰：“《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依然。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异。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王侯，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谗罢去，镐虽既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辞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必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侍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筹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芝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收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臣壮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亦邈矣。呜呼伤哉！”其实，《洗马兵》表达的思想是在扫荡安史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希望彻底平息战乱，实现天下太平，国家长治久安。说“《洗马兵》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完全是想象之辞，没有丝毫根据。如果诗果真是刺肃宗，那“成王功大心转小”又作何解释？而且《洗马兵》的题目完全与“刺肃宗”的用意无关。所以，钱谦益说《洗马兵》是刺肃宗，完全是穿凿附会。可惜的是，这种说法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称道，说明穿凿附会往往是能迷惑人的，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异的学术审美需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一)：“三山老人曰：此诗讥切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纲纪文章也。虞舜苍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食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笺曰：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悟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程嘉燧曰：玄宗游宴，贵妃皆从幸，苍悟云正愁，暗指二妃之事，故以瑶池日晏惜之。”钱谦益继承前人比兴说诗之说，加以发挥，有些地方将政治时事强行类比，仍失之穿凿，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诗句的解说，穿凿得近乎荒唐，如“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之类。而这首诗的真正主题是表现杜甫对盛世隐含各种危机的忧虑，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钱谦益的笺对杜诗主旨的把握是不大准确的，因而有时对具体诗句的笺释也就乖离本意甚远。钱谦益在笺中所运用的阐释方法，主要是以史证诗的方法。所谓以史证诗，即用历史事实来阐明自己对杜诗解说的正确。杜甫的诗充分反映了现实与时事，以史证诗，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杜诗。以史证诗的方法产生得很早，宋人已用来研究杜诗。但钱谦益运用得更多，更系统，更纯熟，更精微，因而成为他笺注的重要特色。然而，以史证诗是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以史证诗必须建筑在对诗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一旦对诗的理解有误，以史证诗也会使笺走得更远。学术研究需要才、学、识的结合，只有才、学、识俱佳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完美的学术著作。钱谦益的才和学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思想复杂，人品不高，来研究杜甫这样一位品德高尚、儒家思想淳厚的人及其作品，自然会有很多谬误和偏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来有些见解就离杜诗的本意甚远，用史一证，就更荒唐。浦起龙说：“老杜天姿惇厚，伦理最笃。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读杜心解·凡例》)赵翼说：“余读《钱谦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诗所云‘儿女’者，自己之儿女，钱以为指肃宗与张后而言。则不特心术不端，而且与下文‘双照泪痕干’之句，亦不连贯。善乎黄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诗，所以独绝千古者，为其即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节节皆以为有所刺，则少陵之诗扫地矣。’”(《瓯北诗话》)正是由于研究者思想的原因，造成《草堂诗笺》在笺和注方面都有很多错误。

    但是，总的来说，《草堂诗笺》是杜甫学术史上水平非常高的一部杜诗注释著作。事典语典、人物地理、典章制度、史实时事，皆注释的确，引证富赡，论证精详。而有关对杜诗的理解的笺和注，则有不少瑕疵，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黄生说：“钱牧斋笺注杜诗，引据该博，矫伪伪，即二史(按，指《新唐书》和《旧唐书》）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余力，诚为本集大开生面矣。”(《杜诗说·聂耒阳》)潘耒说：“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择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其斥旧注之病数条，尤为切当。但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冰(《武卫将军挽歌》其二，钱引《左传》杜预注)，塞芦子非雍塞之塞，以‘煎胶续弦’为美馔愈疾，以范叔归秦为欲去国忠，以关张耿邓为自喻，以‘前后三持节’为杜鸿渐，种种曲解，皆迂僻难通，所谓目睹秋毫不能目见其睫也。然文义小失，犹无大害，唯其自矜独得，所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者，乃谓少陵不满于肃宗，多所讥切，《洗马兵》、《收京》诸作皆刺诗，‘鹤驾龙楼’，朱虚商老，两宫警跸，一德兴王，文公赏从，禹功命子，种种无非讥讽，此则伤教害义之大者。谬说流传，或至坏人心术，余故一一标出，欲读者毋味其甘而忘其谬也。”(《书杜诗钱笺后》，《遂初堂文集》卷一一)评价非常允当。

    钱谦益生在明末清初，在当时文化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的《草堂诗笺》对清代的杜甫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开清代杜甫研究风气之先。激起很多学者对杜诗研究的强烈兴趣，很多学者希望通过杜诗研究来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并借杜诗研究来表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思想。

    （二）对清代杜诗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其注和笺的方法对清代的研究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影响尤大。不仅影响了杜诗的研究，而且对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其研究的成果为清代杜甫研究学者所运用和借鉴，几乎清代重要的杜诗研究学者，都吸收和借鉴了其杜诗研究成果，推动杜甫研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前发展。

    三卢世

    一

    卢世(1588—1653)，字德水，号紫房，晚年自称南村病叟。祖籍河北涑水，改监察御史，督漕运。入清，拜监察御史。征诣京师，以病废归辞。卢世嗜饮剧谈，善为诗文，作品收入《尊水园集略》。

    卢世自青年时学诗，案头常有杜甫诗一部。一生读杜四十余遍。与人会晤，辄谈杜诗。在所居尊水园建杜亭，设杜甫像祀之，自号杜亭亭长。其杜甫研究著作有《杜诗胥钞》十五卷，《余论》一卷。后又将《杜诗胥钞》的《大凡》与《余论》编为《读杜私言》。卢世是一位有建树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杜诗胥钞》的得名缘于杜甫的诗。卢世云：“子美《别李八秘书》有句云：‘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余不敏于子美，无能为役，第谨操觚管充胥史(吏)之任而已。”(《杜诗胥钞大凡》)《杜诗胥钞》其实就是杜诗有选择的抄本，明白地说，就是杜诗的一个选本。然而，它也是一部重要的杜诗研究著作。其《大凡》和《余论》是卢世长期研究杜诗的心得，发明很多。因此，《杜诗胥钞》是杜甫学术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我们先谈选。

    《杜诗胥钞》是一部巨型杜诗选本。所选诗占杜诗总量的十分之七八。卢世云：“余钞杜诗，止去十之二三，视诸家选本，最为繁富。”(《杜诗胥钞大凡》)选这样多的作品，在杜甫选本中是仅见的。选本占作品总量这样大的比例，在选本中也非常罕见，这正表现了卢世对杜诗的珍爱，不忍轻易割舍。卢世选诗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标准，不随波逐流。《同谷七歌》是公认的杜甫的优秀作品，他就是不选。“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盖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芟，奈何难言也。第使称诗者取《同谷七歌》与《曲江三章》潜心絜度，而思过半矣。”(《杜诗胥钞大凡》)卢世的做法有他的道理。这样选出来的作品表现出选者鲜明的倾向与理念。《杜诗胥钞》共十四卷，第一至五卷为五言古诗，第六至七卷为七言古诗，第八至十一卷为五言律诗，第十二卷为七言律诗，第十三卷为五言排律，第十四卷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杜诗胥钞》按体编排，再按年编排。卢世认为“(《草堂诗笺》)编次最有法，盖取子美作诗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一展卷而历履了然”，故取《草堂诗笺》为其系年的主要依据。总之，《杜诗胥钞》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杜诗选本。

    现在谈谈卢世的杜甫研究。

    由于卢世长达数十年进行杜甫研究，又由于他的研究成果是附丽于《杜诗胥钞》的，故其研究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以诗的分体为视角，将整体研究、分体研究、群体研究、个体研究结合起来，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所谓卢世的杜甫研究，其实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对杜甫的全面研究；其二是对杜甫作品的全面研究。二者是有区别的，又是有机结合的。“《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括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杜诗胥钞余论跋》)

    卢世认为杜甫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忠厚恻怛”，“浩气独完”。关于这些，他在论杜诗的时候有详细论述，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也放在论诗部分论述。

    卢世对杜甫的性格有很多独到的论述。他认为杜甫是大侠，“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跌，卒老峡外，可谓为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而成《史记》，与天地相终始。自发秦州以后，诸作泣鬼疑神，惊心动魄，直与《史记》并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杜诗胥钞大凡》)。从侠客是奋勇救人于危难之中来说，杜甫确实堪称大侠。此观点新奇而不失为有据。卢世的论述也非常好。因救房琯而贬官，进而造成漂泊的一生，确实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卢世认为杜甫狂肆、傥宕。“子美最傥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谓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自东方朔以来，斯趣仅见。载观其《遣怀》、《壮游》诸作，又谓许身契稷，致君尧舜，脱略时辈，结交老苍，放荡齐赵间，春歌冬猎，酣视八极，与高李登单父台，感慨骏骨，龙媒赋诗，流涕上嘉吕尚傅说之事，来碣石，万里风至。于闺房儿女悲观细碎情状，尽写入《北征》篇中，与经纬密勿，收京平胡参伍错杂，不复知有旁观，固是笔端有胆，亦由眼底无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杜诗胥钞大凡》)论述非常精彩。杜甫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正缘于他的自信和创新，这与他的性格确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卢世用一个“辣”字来概括杜甫的性格。“子美性极辣，惜未见诸行事。《雕赋》一篇，辣味尽露。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类大臣正色立朝之义。可谓善于立言。《义鹘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题，遂不觉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际，何其撇脱，几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矣。高鸟奇文，并传不朽。”所谓“辣”，就是敢作敢为，富有激情。这样的性格在杜甫的作品中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卢世对杜甫性格的论述是独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充分表现了他对杜甫不同寻常的深刻研究。而对杜甫性格的研究，对于理解杜甫的作品非常有益。

    下面谈谈卢世对杜甫作品的研究。

    卢世非常重视对杜甫思想品格的研究。他对杜甫思想品格的论述往往与对作品的思想论述联系在一起。卢世是从儒家的思想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的。他特别推崇杜甫所具有的淳真的儒家忠爱仁义的思想、忠厚恻怛的精神。关于杜甫的忠爱与仁义，前人论述颇多，卢世往往有新的视角。“《赴奉先县》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从读者共鸣的角度来说明，杜诗强烈的忠君爱国感情，必然会感动读者，令人耳目一新。卢世认为，杜甫是诗人中最仁的人，最具仁爱之心，故他的诗也最温柔敦厚。“《语》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今观子美诗，犹信子美温柔敦重，一本之恺悌慈祥，往往溢于言表。他不具论，即如《又呈吴郎》一首，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七言八句，百种千层，非诗也，乃人音也。恻隐之心，诗之元也。词客仁人，少陵独步。”(《杜诗胥钞大凡》)从杜诗最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说明杜甫在诗人中最具有儒家仁爱之心，角度也非常独特。卢世确实非常善于阐述杜诗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儒家思想，论述杜甫是儒家思想淳厚的伟大诗人。

    卢世善于对杜诗进行分类研究，故在内容研究方面也往往有创新。卢世提出，杜甫的诗俨然是一部游记。“夫子美之诗而诗也乎哉！从发秦州至万丈潭，从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入天穿水，万壑千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娱可忆之状，触目惊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诸掌上。嗣是金华观，去通泉十五里山水，凿石浦、空灵岸、花石戍，晚州、衡州，莫不随处点缀，尽妙佳领，统成少陵一部游记。”(《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在记录时代的政治军事大事的同时，也记录自己漂泊的经历，说他的诗是一部游记，完全符合实际。卢世认为在杜诗中常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遁世无闷的精神。“至其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则‘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又曰：‘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又曰：‘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又曰：‘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频幽独。’又曰：‘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岁。’又曰：‘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诸如此类，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尘埃之外。遁世无闷者，子美也。子美其犹龙乎？”(《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古诗》)在人们印象中，杜甫是一位恪守儒家思想、关心国家与社会、热衷政治的人，卢世却为我们揭示出他为人的另一面——空明狂爽，又高又真，多少有些隐逸之情，真是发人之所未发，使我们对杜甫有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卢世对杜甫的技艺诗(主要是论马与论画诗)有精彩的评论。“若夫马之为物，倜傥(榷)奇，高僧爱其神骏。画之一道，氤氲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于斯二事，往往观天而洞微，约略题咏者，有都护骢马，天育骠骥，韦曹画马，又有瘦马，画则奉先刘少府山水，王宰山水，韦偃双松，丹青引，特赠曹将军霸，而少府两儿郎，亦俱拈出，莫不妙极形容，斩新活现。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关至极者，曰‘顾视清高气深稳’，曰‘卓立天骨深开张’，此相马之秘密也。至‘与人一心成大功，与人同生亦同死’，‘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欷歔震荡，终古彷徨。其曰：‘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曰：‘意匠惨淡经营中。’此观画之骨髓也。至‘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则由艺会道，形神俱佳，即不展图开卷，胸中自有万顷烟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昭昭乎进乎象矣。”卢世认为杜甫关于马和画的诗写得好，是他谙熟相马和画的技艺，并能由此而会道。诗要作得好，很多功夫在诗之外。卢世的研究是深刻的，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杜甫和他的诗。

    卢世还从诗的角度，对杜诗的风格和特点进行了论述。诗歌有各种体裁，杜甫在运用诗歌体裁时往往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这些体裁，形成自己的特点。卢世论杜甫的七言古诗云：“歌行之有子美，岂非天哉！涉入不得其门径，迎随不见其首尾，世所以题评者亦云殚矣，唯子美自题一语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为简当。盖尽少陵七言古诗，皆即事也。自撰题，自和声，自开世界，自隆堂构。无古无今，即今即古，其坐断古今在此，其融会古今亦在此。”“中间无妙不征，有奇必畅，所谓‘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虫臂鼠肝，俱成龙文犀彩。伟哉诗乎！从有天地以来，仅一子美。”(《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论述有真知灼见。杜甫七言古诗往往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多有创新。内容的创新导致形式的创新。因而杜甫的七古在题目、篇章结构、声韵、语言、技巧上都与传统的七古大不同，但它又继承了传统的七古形式与表现技巧。卢世论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至盛唐诸家而声音之道极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矣。何言乎有用？感天地，动鬼神，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蒿目时艰，动恤民隐，主文而谲谏，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所谓有用文章，乃工声律者所未尝讲，而子美氏之所独饶也。”“准绳最密，神理纵横，淘练极清，奇葩焕发，时而优游雪淡，下泪偏多，时而跌宕风流，关情更笃。分明古训，降作律诗。以至造化权舆，阴阳昏晓，飞潜动植，表里精粗，但经弱毫微点，靡不真色毕呈。先生自云‘下笔如有神’，良不妄语，他人岂能赞一语哉！只可焚香默诵而已。超前绝后，只古单今，将人世无限情境，俱蟠曲于五言八句，犁然宽然。嗟乎！此杜律也。”(《读杜胥钞余论·论五言律诗》)论述确实高人一筹。杜甫的五言律诗好，首先是它的内容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内容广泛而深刻，其次是诗律技巧多样，精微细致。卢世论杜甫的五七言排律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者犹未足为奇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余，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坐，绝不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佚，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净洗排当之洗，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定局从斯转矣，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揭示杜诗排律成功的秘诀，非常精到。

    卢世对杜甫的诗歌艺术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论述。理论来自实践，但又高于实践。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歌艺术理论必然有超越普通诗人之处。卢世重视对杜甫诗歌理论的发掘，并结合杜甫的诗进行研究，颇多创新。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云：“其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最关痛痒，从来论文，当以此语为首唱。”(《读杜胥钞余论·论摘录》）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杜甫认为作家对自己文章的得失了解得最清楚，其说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卢世充分肯定其价值和意义，表现出过人的学术见识。卢世论杜甫的诗细的理论云：“自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子美一生只受用一‘细’字，不止晚节为然，盖诗不细不清，不敢纵横也。‘细’之义大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细”就是精微。艺术只有细，只有精益求精，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卢世论杜甫的诗缓的理论云：“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蓄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作)诗之门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把“缓”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联系起来，认为缓能充分表达精神，使诗有力量，分析非常深刻。卢世论杜甫的清省的理论云：“至其只句，则有‘阴何尚清省’。夫‘清省’原系诗家要诀，故再三提掇，既以之赞曲江，复以之美阴何焉。”(《杜诗胥钞余论·论五七言排律》)杜诗中多次用到清省，确实是杜甫一个重要的诗歌理论术语，即清妙精炼之意，实是诗歌创作与评论的重要标准。卢世论杜甫的新理论云：“《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盖句不新则诗朽，句徒新则诗亡。苟非有新之学问，日新之识见，而唯务新其皮肤，反至面青黄，此又与于陈腐之甚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认为诗的创新非常重要，而诗的新，最重要的是意新，刻意求语言新，有时效果适得其反，可能使诗速亡。卢世对杜甫诗歌理论的论述很多，如前面已经引过的“即事非今亦非古”，“意匠惨淡经营中”，“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未谈到的还有很多。他完全把对杜甫诗歌理论的研究和杜诗艺术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杜诗的艺术的研究颇多创新。“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既伤其临老陷贼，又困阙而为面别，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云：‘万里伤心严遣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仓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真可使暑日飞雪，午时鬼泣。在七言律诗中尤难。末径云：‘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乃知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崔氏东山草堂》、《暮归》、《晓发公安》三首，皆拗调诗之绝佳者。‘爱汝玉山’前半篇高爽清鲜，操胜于人耳目之外，只可气听，不容言诠。后半篇又直款近情，诙谐有趣，诗之顿放宜如此。‘霜黄碧梧’，全首矫秀，原是悲诗，却绝无一点悲愁溽气犯其笔端，读去如竹枝乐府。《晓发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摇曳洒脱，真七言律中散圣，题云‘数月憩息此县’，而感慨系之矣。《宾至》、《客至》二首，别有杼机，自成经纬，见为衰惫实挺动，见为恭谨实放肆，见为坦率实矜局。总由胸中眼中，酣恣空净，而笔底又有千钧力量。故只当家常说话，而人不知觉。”(《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律诗》)对于诗的艺术的具体分析往往与内容结合，深入而有高度，非常精彩。

    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卢世有很多细致的局部研究。如研究严二别驾其人及与杜甫的关系：“《相从行赠严二别驾》，观黄昏叩门，俄顷胶漆，则严二是一新相知。内云‘紫衣将炙绯衣走，铜盘烧蜡光吐日’，则严二之豪俊可想。继之曰‘神倾意豁真佳士’，又曰‘似君须向古人求’，不啻豪俊，更具肝肠。严氏溪放歌，想即是严二水庄，盖高宴既终，复游别业，子美喜得佳士周旋，故与之长夜语。又思许身相就，松根同煮茯苓，则严二真可敬也。”(《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用考证的方法，论述杜甫与严二的交游，说明杜甫的交游态度与状况，非常深入。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序与诗俱登神品，盖因临颍美人，而溯及其师，又追想圣文神武皇帝，抚时感事，凄婉伤心，念从风尘洞以来，女乐梨园，俱付之寒烟老木，况自身业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颜，则五十年间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澜莫有阔于此者。”(《杜诗胥钞余论·论七言古诗》)挖掘思想内容与艺术，都深刻而新颖，有利于读者深刻理解。

    四朱鹤龄

    一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吴江(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初专力词赋，笺注杜甫、李商隐诗，作品亦颇受杜甫、李商隐影响。明亡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于是自号愚庵。自我评价说：“嫉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著《愚庵诗文集》。主要学术著作有《杜诗辑注》、《李义山诗集笺注》、《易广义略》四卷、《尚书埤传》十七卷、《诗经通义》二十卷、《春秋集说》二十二卷、《读左日抄》十四卷、《禹贡长笺》十二卷。文集有《愚庵诗文集》。

    二

    朱鹤龄与钱谦益因研究杜诗颇有一段恩怨。朱鹤龄曾在钱谦益家教家塾，曾以晚辈学者的身份向钱谦益请教杜诗的研究。其时朱注杜诗初稿成，钱谦益授以己稿，欲与朱稿合为一书出版。朱鹤龄整理后，请钱作序，钱未见稿而作序。等后来见朱稿，发现朱稿与自己观点多不同，大为气愤，索回书稿，与朱鹤龄各自出书，两行其稿。不过后来二人都比较冷静，关系又缓和了。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先出，朱鹤龄《杜诗辑注》后出。钱乃为朱书作序，朱在钱逝世后仍对钱在杜诗研究方面的关心表示感激。朱《杜诗辑注序》云：“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抄，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才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壬寅，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钱谦益《吴江杜诗辑注序》对朱注进行了褒扬，并云：“杜诗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粃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其实，钱、朱二书若糅合一书，互相掣肘，二人观点才力均不能充分展示，于杜甫学术未必是好事。而二书分出，两位杜学研究大家各展其才，读者得睹两种杜诗研究名著，实在是天公促成的美事。

    三

    《杜诗辑注》是一部以注释为主的全面研究杜诗的著作。其内容包括：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诗的编排与校勘；注释；对杜诗的研究。

    关于《杜工部年谱》。

    朱鹤龄《杜工部年谱》是在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明。考杜甫生平，认为杜甫弱冠时曾游晋地。朱鹤龄云：“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方为吴越之游。”对游晋系年，填补了历来年谱的空白，系年也较为具体，大致可信，对研究杜甫早期的生活与创作有重要意义。朱鹤龄还驳《新唐书》及一些年谱说杜甫依高适为无据。“宝应元年壬寅：或曰：《新书》本传：游东蜀，依高适当在此时。严武入朝之后。按，严武还朝，适领西川节度，公方携家往东川，其时并无一诗与之，不得云依高适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后章彝。彝为留后，可知适未尝兼领东川，而谓之依高适可乎？”(《杜诗辑注·杜工部年谱》)考证详确，所言甚为有理。朱鹤龄作年谱重视材料的依据，所系年多可信。但有时也因调和不同材料，疏于鉴别材料，而出现错误。如：“大历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卒。传云啖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按，《旧唐书》本传云其孙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偃师，《寰宇记》载甫坟在耒阳县北二里，则公卒在耒阳审矣。唯元微之志云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当是卒于耒阳，迁柩岳阳，后乃归葬偃师也。只汲公《诗谱》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訔、黄鹤谱谓卒于潭岳之交，秋冬之际，其说皆未可信，辨详诗集。”杜甫殡于岳阳，当为其孙所言，当可信。殡之地应即其所卒之地。从情理看，杜甫无卒于耒阳而移柩殡于岳阳之理。朱鹤龄首鼠两端，其说实不足取。

    关于编与校。

    朱鹤龄编杜甫诗集主要受蔡梦弼《草堂诗笺》的影响，即大致将诗系年，而将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作品系在一起。其《辑注杜工部诗集凡例》云：“唯草堂诗笺觉有伦理，今略仿其意，前后以时事为排比。……而于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庶几编年之法，而无其陋云。”应该说，杜甫一生多游历漂泊，用这种方法编排，可以较好地确定杜诗写作的时期，考察杜诗创作发展的脉络，是比较科学的。

    校勘版本较好，校勘比较细。主要用一些宋本及《唐文粹》、《文苑英华》校勘。“今遍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如《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一作向)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西郊口(今按，当为“虏”)正(一作骑)繁”，“至今犹(一作残)破胆”，“应(一作犹)有未招魂”，“近侍(一作得)归京邑”，“移官岂(一作远)至尊”。校勘非常细致，可惜未标出所用的版本，这就降低了它的价值。

    关于注释。

    注释是《杜诗辑注》的主要工作。作者对前代杜诗注释的成果广泛搜罗，删刈粗陋，汲取精华，纠正错误，新增注释。朱鹤龄云：“今为翦其繁芜，正其谬乱，疏其晦塞，谘诹博闻，网罗秘卷，斯亦古人实事求是之指，学者所当津逮其中也。”(《辑注杜工部集序》)

    注释取材广博，比较精确、细致，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多创新。《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卷一)注“韦尹丈人”：“《旧唐书·韦济传》：天宝七载，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唐会要》：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韦济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道通孝义桥，公寄诗当在其时。”用新的材料，并加以考证，颇有新意。《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卷四)注：“《唐会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后，即正卫殿也。《唐六典》：在宣政门内，殿东有东上门，殿西有西上门。按，东上门，门下省在焉，西上门，中书省在焉。公时为左拾遗，属门下，故出左掖。《汉书》注，掖门在两旁，若人之臂掖。”注诗题细致，准确。《晚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卷一一)注“摩诃池”云：“《元和郡县志》：摩诃池在州城西。《通鉴·注》：《成都记》云：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今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注摩诃池准确而简明。相比之下，旧注云因萧摩诃而得名适见其浅陋。《上兜率》(卷一〇)“栋宇自齐梁”下注：“按，王勃《郪县兜率寺碑》：‘兜率寺者，隋开皇中之所建也。’此云‘自齐梁’，疑未详考。”以王勃碑考据，疑“自齐梁”有误，所注甚好。

    解释文意符合历史背景，解释多准确，有新意。《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三)注云：“此诗‘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注诸注皆指吐蕃。按，《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此在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正月丙寅，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沁，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在去秋也。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其早到凉州，安甿黎而按城堡也。”考证史实，准确地解释“去秋群胡反”的准确时间及事件的情况，阐明了诗的写作背景及内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卷一一)“黄老真如律，青袍也自公”下注：“《唐会要》：天宝四载十一月，敕御史依旧置黄卷书阙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内下改转曰褒贬。按，《唐·志》：‘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上元元年制，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公时已赐绯，而此云‘青袍’者，以在幕府故耳。旧注谓青袍九品服，误矣。‘真如律，也自公’，言幕下之体，亦同于朝廷也。”解说幕府也有考核制度，体制大致同于朝廷，对于了解杜甫的诗意非常重要。

    不破不立，多指出旧注之非。杜诗注解甚多，错误也多，不廓清旧注的影响，新说就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任其谬种流传，必然误人子弟。《杜诗辑注》指责前人的错误之处甚多。《八阵图》(卷一二)云：“《东坡诗话》：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能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此说甚长。按，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平生遗恨。东坡之说殊非。潘鸿曰：蜀自昭烈亡后，未尝有吞吴之志。晋所灭，失不在此，此亦非东坡之言，当削去。”所谓“东坡诗话”，其实非东坡所著，乃伪东坡注。《杜诗辑注》所驳甚是，同时阐明了杜诗的本意，可谓拨乱反正。《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注“三止锦江沸”云：“‘三止锦江沸’是指柏中丞与崔旰相攻时事，黄鹤指讨平段子璋、徐知道及崔旰，非也。子璋反东川，与成都无涉。次公谓宝应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旰反，大历三年杨子琳以泸州反，考子林入成都，公当去蜀已久，柏中丞亦不闻反复迁蜀，安可妄为之说哉！”驳斥旧说之误有充分的根据，很有说服力。《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卷一)驳陆游东蒙为终南山峰名之说云：“按，公同太白访范隐居诗‘予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此在鲁郡作也。《昔游》诗‘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正指元逸人言之。陆放翁谓东蒙乃终南山峰名，引种明逸诗‘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为证，乃喜信之说，不足信也。”用考证说明杜甫所到东蒙为山东东蒙山，元逸人所隐亦应为此处，驳斥有力。正是在驳论的同时，《杜诗辑注》进行了新的注释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论述。

    研究杜诗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正确理解杜诗，汲取思想与艺术的营养。所以，《杜诗辑注》非常重视对杜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对于长诗还分段解说。“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今于考注字句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古律长篇，汗漫难读者，则分章会解之。若诗语易晓，概不赘词。”(《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对杜诗在总体上有正确的把握。他认为杜甫敦笃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艰难困苦中仍然拳拳忠爱，儒家思想已化为他的性情，而这种性情充分表现在他所有的诗中。他说：“子美之诗，非徒学也，夫诗以传声，节族成焉。声以命气，底滞通焉。气以发志，思理函焉，体变极焉，故曰诗言志。志者，性情之统会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质以委思，役才以适分，随感以赴节。虽有时悲愁愤激怨诽刺讥，仍不戾温柔和平之旨。不然，则靡丽而失之淫，流漓而失之宕，雕镂而失之琐，繁音促节而失之噍杀，缀辞愈工离本愈远矣。子美之诗，唯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踬，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唯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用儒家思想去观照杜甫与杜诗，得出了正确而深刻的结论。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他整体的杜甫研究和具体研究，自然成就突出。

    《杜诗辑注》对诗篇内容和艺术的解说比较准确，有新意。《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卷一)云：“此诗前后乃陈情也。韦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踆踆去国之思，今犹未忍决去者，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终不可回，当如白鸥之远泛江湖耳。意最委折，而语非乞怜，应与昌黎上宰相书同读。范元实但称其得体，未为知言。”准确地解说了陈情的内容特色与表现曲折的艺术特色，最符合杜诗的实际。《塞芦子》(卷三)云：“此诗首以五城为言，盖忧朔方之无备也。高史二寇合力攻太原，克太原则渡河而西，即延州界，北出即朔方五城，朔方节度治灵州，灵距延才六百里尔。灵武为复兴根本，公恐二寇乘虚袭之，故欲以万夫守芦关，牵制二寇，使不得北。景仙从扶风出兵，捣长安之不备，所谓芦关扼西寇也。‘塞’字仍作壅塞解，时太原几不守，幸禄山死，思明走归范阳，势甚岌岌，公故深以为虑也。‘谁能叫帝阍’，即《悲青坂》所云‘安得附书与我军’也。此本陷贼时诗，诸本多误解，故次在收京之后。”从文本出发，认为《塞芦子》就是告诉抗击安史叛军的军队统帅，要守好芦子关，防止叛军攻破太原，从延州进攻灵武。并将诗系在收复长安之后。纠正历来一些注家的错误之说，更可见杜甫高瞻远瞩的军事才能。《杜诗辑注》像这样的闪光之处甚多。

    《杜诗辑注》虽名曰诗注，其实是包括文的注释，是全集之注。在《杜诗辑注》之前，还没有杜甫的全集之注。完全可以说《杜诗辑注》是杜文注释的开山之作。朱鹤龄说：“子美文集，唯吕东莱略注《三礼赋》，余因为广之，钩贯唐史，考正文义，允称杜集备观。”(《杜诗辑注·凡例》)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有两大特点：（一）整个注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注，即注事典、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还注语典，有时对难懂的地方和含义深邃的地方进行解说。极少对杜甫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评论。（二）注总体而言比较贴切，比较正确，比较详明，较少错误，较少穿凿附会。其表现出来的注的水平与诗歌部分是一致的。

    朱鹤龄的杜甫文的注是开创性的注，也是古代最详细的注，也是质量非常高的注，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杜诗辑注》有以下特点：（一）取材极为广博，凡古代与杜甫和文集内容有关的材料以及有关的研究材料尽量网罗。从唐人的材料直至作者当代的材料都努力搜寻，这为辑注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对材料认真分析，进行考证。不管是从信前人的材料和结论，还是另立新论，都下一番鉴定考据的功夫，力求做到无征不信。（三）做结论时非常谨慎。众说纷纭，难以作结论时，则罗列众说，供读者选择。《杜鹃》(卷一二)“云安无杜鹃”下注云：“夏竦曰：四句乃题下甫自注耳，误以为诗。黄希曰：《白头吟》：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此诗起法或本此。吴曾《能改斋漫录》：《乐府·江南词》：鱼戏蒲(应为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赵曰：连用四杜鹃，正《诗·有酒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势(式)，岂是题下注耶？此四句特记杜鹃有无，其下云‘我昔游锦城’至‘哀哀叫其间’，则以成‘西川有杜鹃’之句，下又云‘君可有情鸟’至‘泪下如迸泉’，则以成‘云安有杜鹃’之句。诗之引结甚明。”对于“西川有杜鹃”四句是题下杜甫自注，还是诗的正文，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作者只是罗列众说，而未表态。对于杜诗应注而无材料可注之处，往往存疑。《壮游》(卷一五)“枕戈忆勾践”下注：“‘枕戈待旦’乃晋刘琨语，此作勾践事用，未详。”不可解就用“未详”说明，而不强解，显示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四）广泛利用前人的成果，成集成式的集注之作，又有大量有创见的新注和新解，是一部有创造性的注释之作。特别是关于杜文的注释，更有开创之功。钱谦益晚年虽与朱鹤龄有矛盾，但仍对朱鹤龄注杜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与赞许。其《杜诗辑注·序》云：“其刊定是编也，斋心祓身，端思勉择，定一字如数契齿，援一义如征丹书。宁质无夸，宁拘无偭，宁食鸡跖，无噉龙脯，宁守兔园之册，无学邯郸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骚之逸，选之善，罔敢越秩。近代攻杜者，觅解未憗，又从而教责之，章比字栉，俨然诗资。长孺蹙额曰：不知群而愚，那用故谤伤。鹤龄虽固陋，忍使百世而下，谓有师心放胆，犯蚍蜉撼树之诮，如斯人者乎？”

    《杜诗辑注》也有明显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是对杜甫作品的注释和解说都有明显的错误。这在清人的一些著作中，都有指正。有的解说不够正确，不够透辟精到。《望岳》(卷五)“箭栝通天有一门”下注：“按，地志诸书并不云华山有箭栝。《韩非子》：秦昭王令王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王与天神博于此。《水经注》：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从北南入谷七里又屈一祠，出一里至天井，井才容人行，迂回顿曲而上，可高六丈余，山上有微涓细水，流入井中，上者皆所由涉，别无别路，出井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此与天通一门语甚合。所云‘列柏’，岂即‘箭柏’耶？《初学记》事类亦以‘莲峰’对‘箭柏’，则‘箭栝’乃‘柏’字之讹耳。李攀龙《华山记》又云：自昭王施钩梯处西南上三里许，得一峡如栝，曰天门。岂后人因杜诗附会乎？”其注解详而不得要领。其实，杜诗正用《韩非子》以松柏之心为博箭之语。用松柏作为箭栝，自可用箭栝指松柏。朱鹤龄过分拘泥，说“箭栝乃柏字之讹”，迂曲而无据，反致错误。

    《杜诗辑注》是一部极见功力的著作，是一部集成式的富有学术个性的著作。以注释为主，兼及多方面的研究，集众家之长，而建树颇多，是杜甫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杜诗辑注》与钱谦益《杜诗笺注》齐名，盛行于清代，对于开启和繁荣清代的杜甫学，功绩甚伟。

    五金人瑞

    一

    金人瑞(1608—1661)，一说本姓张，名采，字若采。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金人瑞明末为秀才。入清后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学问广博，才思敏捷，狂放不羁。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评点《水浒》与《西厢记》，有新见，流传非常广。金人瑞有反清思想，诗《塞北》云：“塞北今朝下教场，孤儿百万出长扬。三通金鼓摇城角，一色铁衣沉日光。壮士并心同日死，名王卷席一时藏。江南士女却无赖，正对落花春昼长。”描写了清军的屠杀和表现一些士女对亡国的麻木，具有明显的爱国思想。清世祖去世时，金人瑞因参与逐吴令而惊世祖灵，被杀抄家。金人瑞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批评家和诗人，有《沉吟楼诗选》。

    金人瑞把杜诗列为“六才子书”之一，称第四才子书，对杜甫非常崇敬，研究杜甫甚勤，把对杜诗的研究看作一生重要的事业。“继批杜诗，以为能将诗圣之诗，句解明晰，则杜诗一日不灭，句解亦一日不灭也。宵深不寐，勤心从事，乃伏案三月未终一卷。”(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以为计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金昌《叙第四才子书》)金圣叹批杜诗二十余年，未批完即被杀，未能实现他的杜诗研究规划与宏愿。身后，学人将其杜诗研究成果结集成《杜诗解》四卷。虽非完璧，却是杜甫学的重要著作。

    二

    金圣叹研究杜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准确地掌握了杜甫的思想，在研究杜诗时，始终注意根据杜诗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准确而深入发掘杜甫在诗的艺术形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金圣叹与杜甫在为人与思想上虽有巨大的差别，但在根本之处却非常契合，最突出的有两点：其一，讲忠孝；其二，有政治抱负。因此，金圣叹从根本上对杜甫有准确而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者的研究要么停留在杜甫艺术形象表达的意义的表面，见解浅薄而寻常，要么离开杜诗文字传达的信息，随意穿凿附会。金圣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力求读懂杜诗文字信息背后的含义，通过剖析艺术形象，把杜甫的真实思想具体加以分析，使读者真正领略杜诗的真谛。由于金圣叹往往能比普通的研究者更深一层看到杜甫作诗的本意，人们往往觉得他的研究见解新，见解奇。金昌说：“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万亿漩陀罗尼三昧，唱经亦如之，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刳心抉髓，悉妙意之闳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纵之剀挚。盖少陵，忠义士也，非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历其藩翰，况于壸奥！”(《叙第四才子书》)《羌村三首》诗意本非常明白，但经金圣叹一解，觉得在明白的背后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其二：“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金圣叹解云：“此解用意最曲，不说不知，说之便朗如日月之在怀也，既归后，忽然自想早岁出此门去，岂不自谓致君尧舜，返俗黄虞，功成名遂，始奉身退，壮矣大哉！快乎乐也！乃今心短计促，迫为偷生，窜身还乡，昔图总废，咄咄自诧，又何惫欤！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四句总是曲写万不欲归一段幽恨。”其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金圣叹解云：“父老一问，直得无言可对。何也？先生远行，专为普天父老，然则父老欲问，我只须各自问：特地出门五年十年，而俾父老耕地无人，羞杀也！愤杀也！先生妙笔，全在无字处如此。从来人读此以为平平。”诗：“苦(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金圣叹解云：“既用上解意，又反复申明之。先生被父老一问，方在无言可对，乃父老反为酒薄自愧，说出无数絮叨，句句曲解酒薄缘故，句句热剥先生面皮，真异样奇笔。”诗：“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金圣叹解云：“我贻汝以艰难，汝报我以深情，真正愧杀也。前父老问，竟到底不答。至此但请为歌。歌即歌‘艰难愧深情’五字也。歌罢浩叹，虽父老皆作殷浩咄咄矣。”(《杜诗解》卷一)金圣叹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在解说诗表现的情景时，展现了杜甫的心理活动理与内心世界。这样，杜诗的意境就非常完美、非常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给读者以全新的印象。金圣叹研究杜诗，善于阐释诗中杜甫的形象，阐释杜甫的思想、襟抱、品格，这样就抓住了杜诗的本质与灵魂。《春日江村五首》本是郊游题材，无甚特别之处，而金圣叹却能透过杜甫所写的江村景象和杜甫的所感，解说诗所表现的禹、稷之心，杜甫关心苍生社稷的伟大胸怀。金圣叹题下解云：“极似良辰无事，逍遥原野题。及读其诗，江村之大计如彼，春日之皇皇如此，叹先生一肚皮禹、稷，非雕虫小儿所知也。”(《杜诗解》卷三)诗其一：“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金圣叹解云：“此眼便是禹、稷。看先生劈头提起‘农务’二字。题是一村，诗忽云‘村村’，盖一村急，即村村不可缓也。于是先生放眼再思：一村急即村村急，今纵横万里，果得村村皆已急乎？或连兵漫野，或受甲不归，其若之何？念至此，便不胜己溺己饥之痛。然而一生之心，至今不试，时序又春，百年眨眼。我如苍生何？苍生如我何？真乃暏此茫茫，百感交集者也。”诗：“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金圣叹解云：“‘艰难’，说苍生。此非无家语。承上‘乾坤万里’，有田不耕如此，我奈何独以家为？盖非无茅屋，不少桃源，遭时艰难，甘就漂泊，正即大禹三过不入一副心肠也。读此诗，相先生何等人！”(《杜诗解》卷三)金圣叹所解说的确实是游江村的杜甫，所解说的思想是真实的杜甫的思想。这使读者加深了对这首诗的认识，也加深了对杜甫的认识。《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的解更别致。诗：“地偏初衣袷，山拥更登危。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金圣叹解云：“人徒知万国戎马，故泪垂，即岂复成诗者耶？万国戎马，而此独酣歌，是以不得不垂泪耳。我见题中有‘诸公’字，便知先生是日必无好气也。如此读断‘泪垂’字，是则圣叹所以奉赠后贤者也。读毕，始知寒花开尽。”(卷三)金圣叹之解确实与众不同，乍一看，觉得惊奇，细细一想则令人叫绝。金圣叹确实解出了杜诗的阃奥，解出了杜甫的深衷。它不像一般穿凿附会的解杜，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像一般的人云亦云，有解与无解无异，它使人如入桃源，看到一片新的景象，新的思想天地。

    金圣叹解说杜诗，着重阐说杜甫安邦济世的政治思想和忠孝仁义的道德思想。应该说，这是千百年杜诗研究的传统主题和主流思想。但是，金圣叹是一位狂怪的人，也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人，一位有叛逆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又杂糅释家和道家思想。故而他解说杜诗既传统又怪异新奇。《空囊》解说杜甫的操守与品格。其一解云：“衣食二者，无一日可以暂辍，乃小人偏于此卤莽，君子偏于此艰难。‘卤莽’‘艰难’，字法妙绝。……此非君子不畏饥寒以杀身，而无奈以礼处身，以义处心。吾守吾道，之死无二。不能学当时小儿，甘者即食，卑者亦餐。卤莽觅活，腼颜人世也。”其二解云：“前一解，是先生自写骨力。后一解，是先生自写襟怀。……夫人至于通宵彻夜，饥寒备极如此，他人已不知有几许悒郁侘傺，先生却有闲胸襟，自戏自谑。”(《杜诗解》卷二)分析非常透辟。金圣叹在解《孤雁》时，提出杜诗都是忠孝切实之言的观点，并援引道教与释家思想加以说明。其解说云：“余尝谓唐人妙诗，从无写景之句。盖自三百篇来，虽草木鸟兽毕收，而并无一句写景，故曰‘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字，从言从，先生集中，都是忠孝切实之言，往往有所寄托而愈见其切实，如《孤雁》诸篇是也。庄生书，通途解向幻忽惝怳一边，殊不知其开口说鲲说鹏，便是一片切实道理。……《法华》龙女成佛必于南方，故曰‘徙于南冥’。如此说来，有一字不切实否？因读先生咏物诗，附见于此。”(《杜诗解》卷三)用《庄子》和《法华经》来帮助阐释杜有所寄托而愈见其切实，有些勉强，可是颇为新鲜。“忠孝切实之言”之说，表现了金圣叹对杜诗的思想的最根本的看法，表现了金圣叹对杜诗的高度评价。金圣叹为人狂放，而对杜甫极为尊敬，一再表现对杜甫的仰止之情，尊杜诗为经典。《〈秋兴八首〉别批》其四云：“读先生诗，真如闻无上甚深经典，使小儒意见都尽。”(《杜诗解》卷三)这样评价杜诗，在古代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别致的。

    艺术也是金圣叹杜甫研究的重要内容。金圣叹对文学艺术理论有深厚的修养，又深入研究过“六才子书”，因此，他的杜诗艺术研究非常精彩，发明甚多。

    金圣叹杜诗艺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用清代时文的理论去观照杜甫诗的艺术，去准确探求杜诗的风格，探求杜甫的诗篇艺术的创新，探求具体的表达特点。所以金圣叹的杜诗研究往往是细致的、透辟的，见解往往是独到的。

    在具体研究中，金圣叹最重视对杜诗的结构研究，也就是对诗的起承转合的研究。其理论云：“大抵圣贤立言有体，起有起法，承有承法，转合有转合之法。非如后世涂抹小生，视为偶然而已。吾不信天下事有偶然又偶然也。”(《杜诗解》卷三《秋兴八首》)理论并没有特别高明处，不过是八股文的理论。但杜诗艺术所以伟大，其结构卓绝是其重要因素。金圣叹研究艺术往往从结构对内容表达的视角来研究，因而可以看出杜诗不同于其他诗歌结构的独到之处。同时他研究细微，往往可以阐发出杜诗结构的精妙。金圣叹解《柟树为风雨所拔叹》，题下云：“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丑，大风拔木，此诗岂纪实耶？又是年四月，严郑公薨。读起曰‘草堂’，结曰‘草堂’，知为郑公，不为柟树也。”结尾云：“看通篇结构，‘草堂’起，‘草堂’结，知为草堂不为柟树。先生于是乎思去草堂矣。”(《杜诗解》卷三)诗题是写柟树，而金圣叹认为草堂是诗的结构之本，进而从结构之本探索诗的深意，其艺术研究视角独特，别开生面。很多时候，金圣叹对艺术的解说是融在内容解说中的。在金圣叹看来，离开内容，是无法解说艺术的。而对艺术的精湛解说，往往是通过对内容的深透剖析来实现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对前半首的解说：“欲说荆门有明妃村，先着‘群山万壑’句，用形容寻龙问穴之法，大奇！高耸起则为山，跌下则为壑，耸起则又为山，无量劫来，天地如此其浩浩也。于其间有楚，楚山楚水，起伏无数，遥遥直走千里万里，而后有荆门，而后荆门有村，而后村中有明妃。然则明妃真为天地间气特钟可知。今明妃往矣，村则尚有。‘尚有村’者，言但有村而已矣。三四承上‘村’字，言明妃当日虽生长此村，而后不复为村有者，为入汉宫也。乃至明妃既入汉宫，并不复为汉宫有者，则为去紫台也。夫明妃而去紫台，明妃之踪迹尚可问也。明妃去紫台，遂连朔漠，明妃之踪迹则不可问也。”(《杜诗解》卷三)这里固然主要是解说内容，但同时也是对艺术的精妙解说。谈诗的起、承和语言，都很有发明。事实上，在金圣叹的解说中，内容的解说与艺术的解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金圣叹非常重视对杜诗语言的研究，解说语言新意颇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解说好了，艺术的研究也就深透了。金圣叹特别注意研究杜诗语言的新异和精妙。特别注意研究杜诗语言的表现力和美。《蜀相》解云：“三四，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二语，是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第七句‘未’字、‘先’字妙，竟是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见之者，体其心而为言也。”(《杜诗解》卷二)这些分析都非常精彩，颇有新意。《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批解都以论语言为主，真正能发杜诗语言艺术之奥妙。其上半首解云：“‘雷声喧’者，见其雨大，是昨夜如此。‘动微寒’者，春寒多雨，见天未及晴也。莺极怕雨。鹭，水鸟，不怕雨。‘黄鹂’句，承‘春城’句。‘白鹭’句，承‘江浦’句。莺于林木为宜，鹭于野浦为宜也。‘并坐交愁’，妙，‘群飞太剧’妙。‘并坐’者，当是雌雄相并也。‘剧’即是戏。‘太剧’者，喜其羽毛得干也。此二句，寓二种意在：若依黄鸟，只好坐在家里。若依白鹭，又好走出门去。先生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去，写来不觉直如戏语。诗到此，岂非化境！”下半首解云：“‘诗律细’‘酒杯宽’，用一路逼法，逼到路十九身上去。路十九爱先生，是爱其律之细也。却偏以‘清狂’二字替之，妙绝。不然，便是以诗为酒杯地也。今云‘酒杯宽’者，算来只有一个路十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闷，除路十九，更到谁家？‘百遍相过’者，我两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顾有雨无雨。一遍不止，两遍不休，即至百来遍，亦无不可。何以故？度君爱我之意，正未阑也。路十九家，真是遣闷之地。是日雨中，性急要去，语语作相逼之势，是为‘戏呈’也。”诗的语言的最高境界是最艺术、最完善地表达诗的意境，即用最佳的文字最真实、最生动地表现诗人所要表现的事物和思想感情，而诗的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客观、最完全地体会诗人的语言妙处。而要达到这样的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必须对语言本身有深透的研究，必须有自己运用语言的高超的能力与体验。从金圣叹对《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解说看，他对杜诗语言的研究达到了极高的境界。金圣叹解杜诗之意往往是建立在解杜诗语言基础上的，而在解说杜诗语言艺术的时候，也往往伴随着对意的解说。他解说杜诗语言艺术细致、准确、新颖、别致。

    在杜诗研究中，借杜甫和杜诗以言志，表现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抒发自己的郁闷与牢骚，也是一股小小的潮流。在这样的研究者中，金圣叹无疑是杰出代表。他是一位狂狷之士，他表现的思想明显有某种叛逆性，大胆而旗帜鲜明，论述自己的思想透辟而饱含感情。在《杜诗解》中，金圣叹首先表现出对封建专制的某种不满与反感。解《三绝句》云：“此《三绝句》，非写三事，乃独刺殿前兵马也。却为‘殿前兵马即盗贼’一语，投鼠尚忌器，岂可唐突便骂？故分作三绝句以骂之。第一绝，言盗贼即理当淫杀如此。若不淫杀，亦不成为盗贼。第二绝，言普天下人酷受淫杀之毒，我只谓都受群盗之毒。第三绝始出正题，言近则闻道殿前兵马乃复淫杀不减，竟不知第二绝是受群盗毒，是受官军毒？谁坐殿上？谁立殿下？试细细思之！”(《杜诗解》卷四)语言含蓄，意思却非常明白，金圣叹认为皇帝应为殿前兵马的淫杀负责。金圣叹的话是完全符合道理的。金圣叹解《洛阳》云：“后半首写天宝天子虽幸得归，不为万民所惜也。”(《杜诗解》卷三)这里金圣叹完全曲解了杜诗“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杜诗本意是万民为再见天子而高兴，金圣叹却反着说，万民不愿见天子。从曲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圣叹对神圣的君权的某种蔑视与挑战。金圣叹借杜诗研究来表达自己关于君权的态度和思想，无疑提高了杜诗研究的学术性和价值。

    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表现最强烈的是对封建社会戕杀与糟蹋人才的批判。解《黄鱼》借题发挥，说自古以来淹杀豪杰无数。题下解云：“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是独沉屈者。后来颇颇见有此事，始悟古来淹杀豪杰万万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纪，磊磊百十得时肆志人，若取来与淹杀者比较，乌知谁强谁弱？嗟哉痛乎！”结尾解云：“呜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则诚才之为贵。若才子以才而终至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卷三)认为古代绝大多数人才都被掩杀，所用者只是极少数。金圣叹所论，完全符合实际。故而言辞激烈，情绪愤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杜甫本意并非咏怀才不遇，而金圣叹题下批云：“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遇者十分痛惜！”明确把咏怀才不遇作为诗的主旨。金圣叹认为古代怀才不遇的根源在有弃才之主。此首后解云：“从上转下，转出从来弃才之主一面照胆镜来。真才贵于确知确见，原无按图索骥之事。况元帝以汉天子择美妇人，则后庭春风之面，何难以一一尽见？一一尽识？而顾凭画工之手以为进退，可鄙也！”见解非常卓越。的确，古代怀才不遇的终极原因，就在于君王不重才，君王弃才，君王懒于见才识才，金圣叹还大胆地写到自己时代的怀才不遇，就是无由让皇帝了解有才的人。《吾宗》解云：“今日经书满腹者，君臣之际，往往难言，始信先生此事不可不读。”(《杜诗解》卷三)为何“难言”？意思很明白，还是因为皇帝弃才，不重才，不然，有什么难言的？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大叹自古的怀才不遇，其实最终是落到谈清代统治者不重才，最终落到自己怀才遭弃，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关于古代怀才不遇的研究是非常深透的。

    金圣叹的杜诗研究成就是巨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金昌赞美说：“乃其所为批者，非但刳心抉髓，悉妙义之闳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机之剀挚。”(《叙第四才子书》，《杜诗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金圣叹的说法，不少现代学者都赞同金圣叹的一些创见性见解。

    六卢元昌

    一

    卢元昌，字文子，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诸生。著作有《杜诗阐》。

    二

    《杜诗阐》是一部研究性的杜甫学著作，最大的特点就在“阐”字上。所谓阐，就是阐释，就是论说，其旨趣在阐释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充分展示杜诗的魅力与精妙。《杜诗阐》也有注释，但注释不求完备，而力求发掘新的与内容有关的社会背景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利于表现杜甫生平和行踪的有关材料，对杜诗的内容加以注释。与此同时，又利用这些注释的材料来对杜诗加以阐释和论述。这样，全书将事类与义理结合，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

    卢元昌的杜甫学研究方法是，以杜诗文本为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结合杜甫时代的社会背景、典章制度、历史事实，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丰富意蕴和深刻内涵。卢元昌云：“予于难者芟之，使归于一。于凿者核之，使确。于繁者约之，使不多旨而乱视。于陋者泽之，使雅。于简者栉比而遍识之，使不挂漏。而又加以熔铸组织之功焉，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词，曲传纸上。”(《杜诗阐自序》)（一）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走弯路。（二）针对杜诗政治思想性强和诗史的特点，充分运用社会背景材料，站在当时社会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来研究，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三）研究材料丰富，视角多样。不凿空分析，不单调，表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四）新材料，新视角，加上精细，其阐释常有新意。卢元昌的研究方法是高水平的，在他那个时代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

    在诗意的阐释上，具体操作别出心裁。其思路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握杜诗的旨趣，严格按杜诗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不枝不蔓，忠实而晓畅地解说。其方法颇类似用白话意译古文，通俗易懂而又不离作者原意。所阐释的诗包括杜甫所有的诗。第二步：在解说之外，如果作者有对诗的进一步的理解，有独到的观点，有助于深入理解杜诗的社会背景和其他材料，则在对全诗阐释之后，另外列出。一般用“○”(圆圈)隔开。这种阐释只是一部分诗有，很大一部分诗没有。如果作者对诗的意思理解完全正确的话，第一步与第二步阐释的结合，往往既能正确地解说杜诗的基本意义，又能进一步解说杜诗的深刻含义或言外之意，使人们真正理解杜诗的精髓。《新安吏》(《杜诗阐》卷七，以后略去书名)，卢元昌云：“我行新安道，点兵之道，一何喧呼。问之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县小无丁。不得已，点中男行也。顾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绝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况中男中，其瘦而无母者，为更苦。此时送者行者，莫不恸哭。但闻白水呜咽，东流不还。青山遥隔，哭声犹在。眼枯矣，泪纵横矣，谁知天地无情。岂以恸哭，可免斯役哉！幸毋然哉！所以点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当九节度围邺，垒城穿堑，壅水灌城，自冬涉春，庆绪食尽，人咸谓克在旦夕。岂意史思明引兵趣邺，抄掠四布，官军出，辄情难料如此。至今日退军修备也。先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今就粮，只因故垒耳，食不乏也。先是围邺时，贼兵抄掠，官军牛马人车，日有所失，今练卒亦依旧京耳，非远戍也。先是壅水灌城，军士有筑垒穿堑之役，今掘壕力省，牧马役轻，无前此之劳矣。先是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军中苦乐不闻。今王师既顺，抚养分明，有一体之谊矣。我劝送者行者，不必恸哭，为此之故。况仆射子仪，恩同父兄。行矣戍矣，慎守王城，勿以相州之役，逗留不前也。”阐释杜诗，基本符合杜诗之意，而又非常周全。但卢元昌意犹未尽，又将当时战争的态势、征兵之制和唐太宗时罢征中男之事加以综合分析论述，说明当时征中男的局势，以加深人们对此诗的理解。故卢元昌又云：“相州之役，正丁战死，因及次丁。考之周礼，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故致余子。守王城，大故也。按太宗点兵，并点中男，魏征谏，乃罢。祖制，中男不点。今日中男之点，虽非得已，时事可知。时郭子仪军中，尚有六、七万粮，故有就粮固故垒句。”综合两条阐释，卢元昌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说明杜甫从根本上反对征中男，对中男的被征表示悲哀与同情，但又认为征中男是从军事局势出发，迫不得已，故又安慰和鼓励中男，充分表现了杜甫爱国与爱百姓的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分析非常细致而全面，非常到位。《剑门》(卷一〇)，卢元昌云：“险不可以人设，唯天设险。如剑阁者，实为天下壮观。山控西南，以卫其内，石向北角，以距其外。两崖之倚，宛若崇墉。刻画之状，分明城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原天设险，取隔绝无取相通。不知何时，使珠玉之宝走于中原。岷峨之气，便已经凄怆。五帝三王时，道里未通，即鸡犬之声，不闻中国。自秦凿岷峨以通蜀，务为柔远，遣人□修职贡，太古淳朴之道已丧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险固而富饶图王者，思并吞，争霸者欲割据，极力图谋，不肯相让，亮（谅）天应悔多设此险也。计唯铲此崖嶂，以平其险。既不能，然又恐诛求职贡，使并吞割据者，究复而起，能无临风嘿然，独自惆怅也已？”“蜀在天隅，安史不到。中兴以来，朝廷军需皆责之蜀。蜀遂困矣。先是，明皇荔枝之役，置驿传送，日不暇给。公他日居蜀，作《病桔》诗曰：‘惜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作《枯棕》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作《甘林》诗曰：‘于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于诛求，如此类者，不可胜数。其《打鱼》一篇曰：‘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风雷。干戈兵革斗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已知民穷走险，在所不免。未几，段子璋反绵州，徐知道据剑阁，崔旰、杨子琳作乱成都。篇中‘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公盖隐忧之。其曰‘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岂非悲蜀民竭蹶输，朝廷犹征艺无厌乎。结曰‘恐此复偶然，临风嘿惆怅’，则已□言其有乘机窃发者。”第一步，对诗的原文作了忠实的阐释；第二步，说明诗的主旨是杜甫希望朝廷减赋税，以防不轨之徒乘机割据。作者引用大量史实说明杜诗主旨产生的背景和重大意义，说明杜甫的先见之明。历来的注杜者，要么穿凿附会，要么不做阐释，像卢元昌这样运用丰富史料，准确深入阐发杜诗主旨的非常少。《送灵州李判官》(卷一〇)也阐释得很好，其文云：“乱起禄山，腥闻已久。回首一望，只叹茫茫。盖腥闻为血战，而茫茫以氛迷也。侧闻主帅，能专策略，此间幕府，更多才良。况今中兴之主，赫然命将，专领朔方劲兵，与贼决战于河阳。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举。我为中兴之主贺，兼为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间，李光弼领朔方兵，与史思明战于河阳。诸将齐力致死，呼声动天地，斩首无算，思明遁去。史言河阳之战，真为确斗，非李光弼督诸将致死，不能决胜。‘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正谓此也。”从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印证诗所写的内容，揭示诗的主题，非常分明，非常有力。《天河》(卷八)，卢元昌云：“天河常时，听其显晦，一当秋至，分外分明。岂无微云，掩其光彩？然于永夜，终自常清也。况含星浮，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伤沦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于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风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有常耳。”本是咏物诗，作者解说符合文意。但此诗体兼比兴，明显有言外之意。故卢元昌第二步阐释云：“诗意谓君子处遇显晦随时，亮节耿耿，时穷弥见，不犹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最分明乎？虽有小人流言，暂掩其光，乃其常明之体，终不为其所敝，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乎？含星动双，天河近而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边閟，天河远而有耀，君子自安遐弃，亦犹是耳。况世自风波，吾尝安止。彼天河映水结体，牛女虽渡，风浪不生，亦由其体恒定也。黄鹤云，公为小人所间，出华州，故咏此。”卢元昌认为诗以天河自比，言自己不管晦显，始终保持自己耿耿的高节，结合诗作于因救房琯而贬华州的背景，则看得更明白。这样的阐释真正揭示了杜诗的本旨与意蕴。卢元昌这样分两步对杜诗进行阐释的方法在体例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创造。第一，严格按杜诗语言本身的文意来解杜，把杜诗文字所含的本原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读者真正感到杜诗文字所传达的思想，避免穿凿附会，而把解说者的思想强加给杜诗，从而误导读者。这种解说法是唯物主义的解说法。第二，作者在对原文进行客观的解说后，又提供材料，深入发掘诗语言文字之后更深的含义，有利于读者深入认识杜诗的微言大义，即杜诗真正的思想。这样分两步阐释后，解说者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即使第二步解释是错误的，第一步解释总是正确的，不致造成根本性的错误。对读者来说，可以将第一步解说与第二步解说加以对比，综合分析，做出判断。这样，读者只将第二步的阐释作为参考，可以接受第二步的阐释，也可以不接受第二步的阐释，读者有广阔的思索和选择的空间。因此，这样阐释杜诗，看似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是重大的变革。用这种阐释方法将杜诗的本来面目在第一时间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一扫历来穿凿比附说杜的流弊。同时，作者又能充分提供研究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使阐释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以意逆志解诗，从理论上说是对的，而实际上却非常容易出偏差。卢元昌解说杜诗也有不少不准确和穿凿的地方。本来，古代解说诗歌，受今文经学穿凿附会的影响和比兴说诗的影响，往往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深刻，以穿凿性的解说为时髦。而古代的诗歌理论又要求诗人作诗要有“兴寄”，客观上也要求解说者用比兴说诗的理论来解说。而比兴说诗本来很玄，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思路，一不留神，就会滑入穿凿附会的泥潭。故而卢元昌也不能幸免于穿凿附会之失。《曲江二首》(卷六)其二：“《韵略》曰：点水，生子也。然则穿花，即求耦也。”所解杜诗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本是写景，而附会为写性，写爱情，荒唐可笑。《成都府》(卷一〇)：“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卢元昌解云：“旧注以初月比肃宗，众星比史思明之徒，殊谬。即曰有托，初月，是太子俶，众星，是兴定二王。”其实，杜诗二句仍为咏景之作，以比兴解之，即是方法错误。旧注自然误，卢元昌新解亦误。像这样的谬解，《杜诗阐》尚有很多。这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杜诗研究之普遍现象。好在阐释的主要部分基本没有这些瑕疵，这就使《杜诗阐》总体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杜诗阐》也重视对杜诗艺术的研究。其研究有以下特点：（一）将艺术研究与内容研究结合。（二）偏重于对结构和语言艺术的研究。（三）研究有自己的创获。《新婚别》(卷七)，卢元昌解云：“一篇中，‘君’字凡七唤。首曰‘结发为君妻’，下数‘君’字，皆从此出。为君妻，则暖君床。席不暖君床，凡以君有行也。为君妻则随君去。既不得暖君床，又焉得随君去。为君妻得为君洗红妆。为君妻，则与君双翔。君行矣，君往矣，不得与君同去矣，红妆已洗也。相望则与君永，凡以为君妻也。七个‘君’字，一呼一泪。” 分析杜甫用“君”字的作用，用“君”字的艺术很有新见，也非常细致深刻。《曲江对酒》(卷六)，卢元昌解云：“花落鸟飞，本寻常物色，却于‘逐’字‘兼’字写得出色。‘逐’字‘兼’字，亦未深微，‘逐’曰‘细逐’，逐得有情。‘兼’曰‘时兼’，兼得无意。”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杜诗艺术细微而独到的感受。

    《杜诗阐》也有注释。它注释的最大特点，只注自己认为是注家该注而没有注的地方。不像一般的杜诗注释著作，求详备，太繁琐，它的注释非常简明。《伤春五首》其四(卷一六)：“《平准书》：‘上北出萧关。’”以注“萧关迷北上”的语典，甚确。《山寺》(卷八)注：“按《天水图经》，东柯谷南麦积山有瑞应寺，阁道萦旋，上下千余尺，故诗云‘山园细路高’。上下水纵横可涉，故诗云‘乱水通人过’。又《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故诗曰：‘悬崖置屋牢，高槛可以眺。’故诗曰：‘百里见纤毫。’”引《天水图经》和《玉堂闲话》认为诗所写的“山寺”即麦积山瑞应寺，虽不能必，但可备一说。有考证，也有新意。不仅对阅读《山寺》有好处，也为杜甫在天水的行踪提供了新线索。《杜诗阐》对事典语典、名物制度注释较少，而注释最多的是与诗内容相关的政治时事、社会背景材料。不少注和诗意的阐释融为一体。《所思》(卷八)注“郑老身仍窜”云：“郑窜已久，曰仍窜者，乾元元年六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问未毕者，毕释之，贬降者续处分。公冀郑得邀恩典归，竟不可得。故曰仍窜。”注出朝廷敕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诗写作的背景，理解诗的内容，非常有益。《巴山》(卷一六)注云：“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车驾至华州，幸鱼朝恩营。辛巳方至陕，时吐蕃焚劫长安，欲掠城中士女，整众归国，又还至凤翔，逼城请战，是‘还奔突’。车驾逗留，尚未发陕，是‘恐未回’。初，上出幸，官吏藏匿，至华容，奔散无复供职，故曰‘群臣安在’。”材料与诗对应，可以把诗理解得更为透彻。《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三)云：“蜀自上皇还京后，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疲于调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藉为兵者，无宁岁矣。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将士大掠为害。蜀民既苦寇，又苦兵。为吏者，李若幽、崔光远拊循乖方。读公《枯棕》等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蜀民长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营农醵钱作社。严武镇蜀西川兼摄，蜀民始稍苏息。公是年《说旱》云：‘中丞下车，军郡之政，罢敝之俗，已下手开济矣。凡百冗长者，又已革削矣。’合之此诗，严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见。又本传载公住浣花里，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此诗既曰‘邀我尝春酒’，再曰‘遗拾能住否？’又曰‘盆中为吾取’，‘欲起时被肘’，狎荡之趣，大是可想。”所注的关于严武的材料，关于杜甫在成都与野老狎荡的材料，对于阅读全诗、理解诗的主题，都非常重要。作者注释不单纯罗列材料，而是边列举材料边阐释，充分发挥了材料对诗的解说作用。这也是《杜诗阐》与一般杜诗著作的注的重要区别。

    《杜诗阐》是一部体例有创造的杜诗研究著作。它克服历来穿凿的弊病，对杜诗作了基本忠实原文的阐释，又用以史证诗和以杜证杜的方法，对杜诗作了深入的研究，笃实厚重。其间虽也有一些穿凿，而正确的创见不少。鲁超云：“卢文子潜心杜学二十余年，所著《杜阐》一书，穿穴钩擿，直取古人精意于千百载之上，举前此诸家巵词曲说，牵合附会之陋，一扫而空之。事类意义，两者兼尽，可谓至当而无遗议者矣。”(《杜诗阐序》)虽然赞美太过火，可也不是瞎吹捧。《杜诗阐》确实是一部“事类意义”兼善的杜甫学著作。

    七张溍

    一

    张溍(1621—1678)，字上若，直隶磁州(今河北磁县)人。顺治九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淡于做官，以母病乞归故里。家居二十余年，静坐书斋，著述自乐。《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后汉书》皆批注数次。特别喜欢研究杜甫，有《杜诗注解》二十卷。又有文集《读书堂集》十卷。

    二

    《杜诗注解》倾注了张溍的半生心血，历时二十四年方才完成。“自言于是书起于己丑，迄于癸丑，阅二十四寒暑，五易稿而成，盖用心之勤如此。”(宋荦《杜诗注解序》)它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杜甫学著作。

    《杜诗注解》有以下特点：

    （一）从读者的角度来作《杜诗注解》。杜诗自来就号为难读，尤其难注。一些学者就是有感于杜诗太难读而注杜的。研究张溍的笔记(张榕《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杜诗注解》)，知道张溍作杜诗注解的过程，也是他自己真正读懂杜甫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张溍作杜甫集的注解，自然与一般为杜甫集作注解的注释者有所不同。一般为杜甫作注的人，是站在学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学术上才最完善。而张溍则是根据自己的体验，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该注解和怎样注解，读者才能完全读懂，收获才最大。注释的角度和理念不同，《杜诗注解》的体例和内容自然也与很多杜甫学著作不同。

    （二）著作形式是读书札记。如前所述，张溍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作杜甫研究的，而其著作《杜诗注解》实际上是他多次阅读杜甫著作和杜甫研究著作的读书笔记。其自记云：“今夏以长洲许君自昌校刻千家注披阅一过，心目爽然，似有所得。”“合修远五七律注，孝辕注及文庄旧注，参以己意，酌裁楮上，解悟较多。”“照钱牧斋又阅杜一匝，疑者解十之九，不特知其用意佳处，即率笔晦笔具得其故。”“兼采朱长孺杜注，疑难尽豁。”(《杜诗注解》附《先大夫批注杜集卷末遗笔》)这种读书札记的性质，决定了《杜诗注解》有两大特点：其一，集注性质与心得体会相结合。一方面，张溍集录了大量前人的重要的注解，利用前人的成果，带有集注性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自己的思索，自己新的注解。因此，张溍的注解既不同于一般的集注，也不同于完全自己进行注解的著作。其二，体例颇为特殊。初看，《杜诗注解》整个体例混乱，并非按正规的注文所需的体例排列。细看，注解是按张溍读书顺序先后排列，再按所注作品应有的注解次序与体例大致排列的。看清了它的特点，对它的体例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对杜甫之文全部进行了注与解。《杜诗注解》其名虽是“诗”注解，而实际注解却包括了诗与文两部分。古代杜甫集的注解著作汗牛充栋，但所注解皆集中在杜诗上，对杜甫文的注解，却付诸缺如。在整个杜甫学史中，将整个杜甫文集的诗与文全部作注和解的，只有张溍一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张溍在杜甫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在张溍之前，朱鹤龄为全部杜甫之文作了注，其功甚伟，可惜的是他未对杜甫之文作解，未作解说与评论。对杜甫之文作注又作解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张溍肩上。张溍关于杜甫之文的注解问世后，很快受到很大关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未对杜甫之文作注与解，而将张溍之注解载于书后，以成杜甫文集注解之完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溍的杜甫之文注解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四）注解呈现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首先，张溍力求注解周全。凡是费解的地方，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都尽量进行注解，以便读者真正周全准确地理解杜甫的作品。杜甫的作品是非常难以注解的，有些注家会有意回避一些特别难注解的地方，而张溍则尽量注解所有应该注解之处，不放过任何应该注解的地方。其独到之处，是对很多作品文意看似非常明白、容易理解，实则真实文意与字面非常不同、甚至相反的地方进行了注解，使读者不致误入歧途。其次，注解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直接切入，不旁征广引，钩奇炫博。为了节省篇幅，很多时候甚至不注典故的原始出处，而只概括讲述典故的大意。解运用流行的批点方法，力求短小精悍，文约意丰，给读者以启发，不故弄玄虚，故作高雅。第三，注解多有新意。张溍学识广博，善于独立思考，其注解的角度又与一般的学者不大同，故其注解创获颇多。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一般注者不注，张溍则尽量注解。有些前人有注有解的地方，他则提出新的注与解。特别是在解得方面，发表了很多很好的个人见解，创新尤多。第四，注解平实。学术讲究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张溍基本上是无征不信，无征少言。他的注解力求笃实可靠，避免华而不实。他的注解较少穿凿附会的东西。因此，张溍的注解形成了这种周全而简明、平实而创新的学术风格，这是一种良好的风格。

    《杜诗注解》确实是清代初期一部颇具学术功力的有创新性的、有特色的杜甫学著作，在当时即受到很高的赞誉。宋荦评论说：“原注能疏瀹千家之蹖驳，弃瑕而存瑜。评点往往独标新隽，间亦欲助以近代诸名人，可谓稡诸家之长而擅其胜者。韩愈氏有言用功深者其名也远，则是书之传亡疑。”(《杜诗注解·序》)阎若壉说：“先生灵心慧眼，标新抉异，其措辞尤温润静好，读其书，每想见其为人。于旧注不苟同，亦不尽废，斑斑然错落于行间。”(《杜诗注解·序》)评价完全符合实际。而学术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杜诗注解》也有贬斥的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多依傍旧文，尚未能别开生面”(《别集类·存目一》)，近乎完全否定。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推其贬斥的原因，除学术偏见外，恐怕是评论者并未细读此书，仅凭浮光掠影的印象，就妄下雌黄。因《杜诗注解》辑有前人的注，很容易得出“多依傍旧文”的结论。因其注解较简洁，较为平实，乍看显得平庸，就对它的创新视而不见，产生“尚未能别开生面”的论断。《四库全书》在学术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贬斥之说自然会产生不小的影响，至今仍有学者追随其说。然而，决定学术著作生命的，是学术著作本身的质量，谬评虽能一时使好的学术著作受到伤害，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掩盖其光辉。自《杜诗注解》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仇兆鳌、杨伦、浦起龙皆推《杜诗注解》为杜甫学的重要著作。《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皆大量采录张溍的注解，《杜诗详注》更是全文附录《杜诗注解》中文的部分，作为文的注解。清范辇云《岁寒堂读杜》二十卷，实际上是《杜诗注解》的删改本，即将其中集注部分删去，对张溍注解作一些改动(此说根据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清顾庆淳的《杜诗注解节抄》，则是《杜诗注解》的删节本。这些事实说明，《杜诗注解》在清代始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

    《杜诗注解》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即《杜氏世系考》和《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二）杜甫诗注解。（三）杜甫文注解。现在我们就分别对这三部分的研究成就、研究方法与特色进行论述，以期从根本上扫除前人《杜诗注解》谬评的影响，让《杜诗注解》不断放出自己的光辉和热能。

    现在先谈杜甫世系和生平研究。

    《杜氏世系考》对自杜甫远祖杜预至杜甫父亲一系的父祖血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母亲一系及兄弟姊妹也进行了考证。考证精确、详细，用图表表示，非常清楚、直观，代表了当时杜甫世系研究的最高水平。其间有自己的发明。杜甫出生地，一般皆认为是河南巩县，而张溍则认为是长安杜陵。《杜氏世系考》云：“杜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至公时又居京兆之杜陵，岂依艺(曾祖)为巩令，故徙河南，闲为奉天令，故徙杜陵邪？然则公实生于杜陵。”(《杜诗注解》卷首)其说虽未详细列出证据，但不无值得重视的价值。

    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

    研究杜甫的生平，要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研究与杜甫有关的人和事，研究杜甫本人。杜甫的作品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材料。张溍对杜甫作品的研究全面深入，尤其是对杜甫文的研究更为独到，而杜甫文中有关自己生平的材料更具体，也多，这就使他对杜甫生平的研究较一般的杜甫学学者更为深入，成就也更为突出。明白地说，《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杜甫年谱。作为年谱，《读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胜过它以前的绝大多数年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年谱。其优点有三：一、年谱列时代背景，背景材料具体、简明、扼要，背景与杜甫息息相关，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所生活的时代，进而解读杜甫。二、全面。现举两年系年为例。“丁酉，至德二载。……公年四十六。在贼中，间至东都。四月，公脱贼中，谒帝行在，拜左拾遗。会房琯罢相，上疏救琯。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镐救之，获免。时公家在鄜州。八月，奉诏自凤翔还鄜州。十月，扈从还西。”“戊戌，乾元元年。……公年四十七。是年春在谏省。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系事精确到月，一年的行迹非常清楚。而如“在贼中，间至东都”，“作《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进灭寇图状》”，“冬晚离官，以事之东都”则是多出一般年谱的系事内容，为一般年谱所少见。文系年，也为一般年谱所少见。就年谱系年的准确和细致而言，张溍的年谱在很多方面超过古代一般的年谱。张溍对杜甫生平的研究水平，超过古代一般的杜甫学学者。

    四

    现在来谈诗的注和解。

    张溍在诗的注释中有不少发明。首先是补注了一些应注而未注的名物与典故等。《重过何氏五首》(《杜诗注解》卷二，以后略去书名)其一：“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在阐释中，将“休沐地”一语加以注释：“以休沐而作野人居，正形将军忘势而耽幽。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以譬山林。”故杜诗的休沐地，即“古诸侯朝于京师，有休沐地”之休沐地。这样的注说明了“休沐地”的特殊内涵，对读者准确理解原文非常有益。《丽人行》(卷二)注“蹙金”：“蹙金：……如今之累丝金也。”用清代的用语来注，使读者明白“蹙金”的含义。《玉台观》(卷一○)“浩劫”，张溍注解云：“浩劫，大塔也。塔一级二级为一劫二劫。”称大塔为浩劫的并不多见，完全有补注的必要。其次，补注了一些语典。《严公仲夏枉驾草堂携酒馔得寒字》(卷八)“自识将军礼数宽”注：“《廉颇传》：不知将军宽至此也。”将“宽”字的语典注出，顿觉杜诗的语意丰富深厚了很多。《丽人行》(卷二)注“炙手可热”云：“唐时进士荣贵，长安市语：郑杨段薛，炙手可热。”炙手可热本是成语，张溍的注告诉我们它又是唐代的俗语，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杜诗的“炙手可热”就是用当时的俗语，使我们对杜诗俗的一面有更新的认识。第三，注出典故背后隐含的事实与意义。诗文用典故，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是用古人和旧事来写事实。既是一种隐喻，在一些情况下，是极难理解的，因为作者本身就没有明示。自然，要理解杜甫的一些典故所写的现实内容，更不容易。因而理解典故的真实含义需要深入研究，需要想象。否则，即使对典故烂熟于心，而对它所表现的实际内容却茫然不知。因而，在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非常隐蔽的时候，注出典故所表现的现实内容，是相当必要的。《玉台观》(卷一○)“彩云萧史驻”，张溍注解云：“萧史句：观中或有公主遗迹。”“文字鲁恭留”，张溍注解云：“鲁恭王制宫室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滕王必有诗文遗迹在焉。”“萧史”“鲁恭”并非僻典，张溍或不注，或简注，而重点注明诗写玉台观有公主遗迹和滕王诗文遗迹。不看张溍注，恐怕很多读者未必体会得出。而体会诗的现实含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两句诗重点在写玉台观与最高地方长官和唐王室的密切关系，从而展示玉台观的崇高社会地位。故张溍的注释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杜诗难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杜诗大量用典，而另外一方面也在于杜诗中很多看似寻常语，人们却难于准确把握它的含义。张溍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探索注释杜诗中寻常语的准确含义。《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卷一)“迹籍台观旧”有些难于理解，关键是“籍”。张溍注：“籍，典籍所记也。”读此注便觉诗句之意豁然贯通。《卜居》(卷一六)，张溍注“着处”：“着处，犹随在也。”《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卷一一)，张溍注“上”：“上，谓之官也。”和一般用“上”字不同。《寄董卿嘉荣十韵》(卷一一)，张溍注“黄图”：“黄图，疆宇图，犹今黄册。”又注“月窟”：“月窟，言宫殿高如月窟也。”《小至》(卷一五)，张溍注“五纹：五色线也。”又注“教儿且覆掌中杯”的“覆杯”：“覆杯，饮尽，干杯也。”《楼上》(卷一九)“皇舆三极北”，张溍注“三极”：“天地人为三极。”从这些注解可以看出张溍力求让读者完全理解杜诗的良苦用心，也可以看出张溍注解的深厚功力。

    在杜诗文意可作多种理解时，张溍作注解引导读者做符合杜甫原意的理解。《饮中八仙歌》(卷一)“天子呼来不上船”，张溍注解云：“正以扶曳登舟状其酒狂，非真不上船也。”这样的解说，看似画蛇添足，实则很有必要。没有此注，普通读者都会按字面进行理解，造成对杜诗的误读。《客从》“哀今征敛无”，张溍注解“征敛无”云：“征敛无：言今之重征，民已一无所有也。公诗往往有此闷句。”注解迂曲，看似与诗意相反，而统观全诗，才明白张溍的注解最符合杜甫的本意。

    在注释中，张溍也对前人的错误进行分析指正，以加强自己注释的影响力，以正本清源。《杜位宅守岁》(卷一)“守岁阿戎家”，张溍注云：“钱云：旧注以阿戎为王戎，位乃公从弟，不应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东坡与子由诗‘头上银幡笑阿咸’，又‘欲唤阿咸来守岁，林鸟枥马斗喧哗’，正用此诗也。今按，《南史》，齐王思远，小字阿戎，王晏之从弟，清介有识，尝规切晏，晏贵盛，不知避，果及祸。子美诗用阿戎，当出此。注改阿咸，亦非兄弟。东坡偶误用耳。”张溍以王思远字阿戎注杜诗阿戎，其事较为贴切。而钱谦益擅改杜诗“阿戎”为“阿咸”，本已犯注家大忌，而阿咸又不切杜诗兄弟之意，显然是错误的。张溍否定钱注，另作新注，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咏怀古迹五首》(卷一五)，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张溍注解云：“他本评群山万壑似生长英雄，起句未合。不知杜正谓山川灵秀，产一明妃，故诗中深惜之。”地灵人杰，山川灵秀，不但能产英雄，照样能产美女。在批判前人的错误见解中，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正确见解。

    张溍的学术作风严密谨慎，实事求是。他在提出新的见解和创作新注时，如果自己没有绝对把握认为是正确时，往往列出异说，以供读者参考和抉择。《小至》(卷一五)，张溍注云：“至前一日为小至。原注：或云阳为大，阴为小，冬至阴极，故曰小至。”张溍认为，小至就是至日的前一天。又引前人注，说小至就是冬至。二说有异，读者可以研究和选择。遇到杜诗难解之处，张溍往往提出问题，或存疑，或作推测性的解释，不轻率下结论。《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卷二)，张溍注云：“‘承’字作何解，当系讹。”“膳部默凄伤”，张溍注云：“‘膳部’句，公因大父审言而发，非此，将作何解。杜诗每切情事，凡不解处，必有他故。失注便茫然，不能强释，此类可推。”张溍对杜诗中有疑惑的字句的处理和注释态度是正确的，而正确的态度又来源于正确的学术理念和对杜诗的深刻研究。

    关于杜诗的解。

    所谓解，就是解说，就是论说。张溍对杜诗的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诗的内容的，一是关于诗的艺术的。相对于注释而言，解更有创造性，更有学术特色。

    张溍的解，完全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诗经》为最高准绳，来论说杜诗的思想与艺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结合诗的时代背景，对诗作具体分析；在分析内容时，有时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在分析艺术时，有时也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努力分析各首诗的特点。有时也加以引申、概括、总结，论证杜诗的特色与魅力。其解是用评点的方法，往往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画龙点睛。

    张溍关于杜诗的内容的解，有两大特点：（一）善于钩微抉隐，揭示诗的深刻含义。（二）高瞻远瞩，牢牢把握杜甫忠君爱国、忧世忧民的根本情怀。《寄贺兰二铦》(卷一○)“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张溍解云：“着‘震荡’于‘欢娱’之后，寓意甚深，正叹此时朝内以逸乐酿祸也。非杜诗不能发此语。”表面看，“朝野”句与“乾坤”句的意思是平行的，实际上是因果关系。“欢娱”为“震荡”之因，“震荡”为“欢娱”之果，二句正说明朝廷以逸乐酿祸。本来很含蓄的表达，经张溍的解一揭示，便洞若观火。逸乐酿祸，本是杜甫一贯的思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有这样的观点。安史之乱前，“朝野多欢娱”，杜甫就感到非常忧虑，认为可能会酿成天下大乱。故张溍此处的解完全符合杜甫的原意。《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卷八)“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张溍解云：“百行以孝为本，乱离至使人不能养父母，则天下事可知。首二句多少感慨。”张溍的分析非常深刻。一个社会已发展到战乱的地步，家庭遭破坏，没有亲情，还能叫社会吗？杜甫的诗确实表现了无限的感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卷一一)，张溍解云：“是一则致治宝训，不当作诗读。”这本是一首交游题材的诗，而张溍的解却揭示了它深刻的政治内涵，对读者非常有启示。《客从》(卷一九)，张溍解云：“此公因朝廷征求皆民膏血，哀其穷困而作，用意深挚之极。”这本也是一首交游题材的诗，张溍认为它是写朝廷征敛的重大主题的诗，是杜甫哀伤百姓因赋敛而极度贫困的诗，提醒读者仔细体会杜诗的深刻含义。这样的解释是很高明的。《诸将五首》(卷一一)，张溍解云：“从陵墓朝廷最大处说到临边，又从天下大事说到蜀中一隅，总见无御寇之人，以致焚劫蹂躏。至此终忆严武，因其有破吐蕃之功，且知己之感存焉。五首纵横开阖，反复唱叹，爱国忧民绸缪警戒意极笃至。然往往蕴藏不露，深得比兴遗意，与三百篇并存可也。”分析诗的创作思路，分析诗的比兴艺术，而突出分析的是诗“爱国忧君绸缪警戒”的根本思想，分析极为中肯，极为透彻，对读者非常有启发。

    张溍在艺术方面的解亦颇有特色。他善于运用儒家的审美思想，结合诗的内容，来论述杜诗的艺术创造。既分析杜诗具体的创作技巧，也论述杜诗独特的创作方法，阐发杜诗高超的艺术境界。《丽人行》(卷二)，张溍解云：“通篇皆极口铺张作赞，却句句是贬，真三百篇之旨。此诗言诸姨出游之盛，‘后来鞍马何逡巡’始及国忠之同游，而致其微辞。盖国忠实张易之子，冒姓杨(今按，言杨国忠为张易之子，有待考证)，是无根之杨花落而浮水上之浮萍也。又‘杨白花，飘荡落谁家’为北魏淫词，用来甚切。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衔红巾，则几于感帨矣。曰覆曰衔，总见溷乱之状，绸缪之状，隐曜甚妙，真令本人看之亦无可怒。”将艺术论述与内容分析融为一体，而在艺术方面着重分析其以赞美作讽刺，深于比兴的特点。《行次昭陵》(卷一)对艺术分段评论，非常具体。“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张溍解云：“二句括隋末多少情事，‘庸主’二字更贬得当。”“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张溍解云：“六句开创、缵成、辅翼意俱有。”“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张溍解云：“四句写出盛朝慎重平易气象，不独思古，正以伤时。‘半老儒’，‘不崎岖’，开国盛事已尽，真史笔。”结合诗的内容，对杜诗概括力、褒贬、铺叙、写实、暗寓感慨的具体写作手法一一表出，结尾概括整首诗的特点：“庄重浑含，如《典》《谟》，如《雅》《颂》，是大手笔。”非常有见地。《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卷一一)，张溍解云：“风格之老，神韵之豪，针线之细，可谓千古绝调。”指出这首杜诗的特点是豪雄严密，苍劲老道。而又进一步分析说：“杜诗咏一物必及时事，感慨淋漓，今人不过就是填写，宜其兴致索然耳。”杜诗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能由小及大，从身边琐事写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事，敢于抒发自己的感情，发表自己的感想。这正是杜诗高于一般诗的重要方面。而正是这样独特的内容，造就了杜诗独特的艺术。张溍从这样的角度来评论杜诗的艺术，正抓住了杜诗艺术的独特之处。这也表现出张溍艺术研究的过人之处。

    五

    现在来谈谈张溍的杜甫文研究。

    张溍注释杜甫文，像注释杜甫诗一样，力求让读者准确完全地理解杜甫作品的含义。对一般读者不懂的典故，略述典故梗概，一般不说明出处。而对一般人较熟的典故，则不加注释，或只概括地说明其含义。重点在于说明杜甫文深刻的或真实的含义，对那些看似寻常而不容易真正理解的文字语言，也加以说明。《雕赋》(文卷一)，张溍文中注释如下：“伊鸷鸟之累百”下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固先系于利嘴”下注：“谓此以化诱之。”“挥拘挛之掣曳，挫豪梗之飞翻”下注：“谓条碹以驯之。”“夫其降精于金”下注：“金，天杀气。”“立骨如铁”下注：“爪刚如铁。”(今按，以“爪刚”解“立骨”不完全符原意。“立骨如铁”即筋骨如铁之意，形如铁塑之意。)“此鸟已将老于岩扃”下注：“卒伤此鸟之不得见试，盖以自喻。寓意可感。”张溍在文后注：“杨杙：《长杨赋》：杨嶻嶭而为杙。杙，橜也。乌攫：《黄霸传》：吏出食于道旁，乌攫其肉。空回斗星：《元命苞》：瑶光星散为鹰。”从学术的角度看，张溍注释典故有些未详细列出处，有些未全引原文，降低了注释的一些学术品位和质量。但其注释的着力之处，在于让读者准确全面把握杜甫之文的内容。文献注释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境界正是让读者准确全面地了解所注作品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张溍的注是非常出色的。他的注简洁明白、平实准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将张溍的注与朱鹤龄的注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张溍注的特色。朱鹤龄的杜甫文注释基本上是注释典故、典章制度、名物舆地，其特点是破解疑难，注释富瞻详细，精审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朱鹤龄是拓荒者，注释已达到很高的境界。而张溍作为后来人，其注释别辟蹊径，以疏通杜甫文文意为主，形成自己的特色。像杜诗一样，杜文很难懂，张溍的注释在帮助读者读懂杜文上下功夫，抓住了注释的关键，在朱鹤龄注释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典故语词、典制舆地的注释方面，也有新的创获。

    张溍对杜甫文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杜文的内容、艺术，也涉及和内容、艺术相关的诸多方面。

    在内容研究方面，张溍善于抓住杜文的主旨，加以精炼明白地论述，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雕赋》，张溍解云：“始终借雕自喻。公后为拾遗，丰裁可以想见。”表面看，《雕赋》所写为雕，完全是咏物之作，而张溍却认为《雕赋》运用比兴手法，借雕表现自己。雕的形象，正是杜甫的风采。张溍的评论尽管非常简略，却完全抓住了文的主旨，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当然，在张溍之前，学术界已看到《雕赋》是用雕自比。不过，张溍的解更为深刻。他认为雕就是杜甫人格的化身。杜甫做拾遗时，其风采就像只雕。张溍的解给人很多启发。《朝献太清宫赋》(文卷一)，张溍认为是祀老子之文：“此当是祀老子之文。明皇追祖老子，号玄元皇帝，天宝二年加号太圣祖。”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读者明白此文为祭祀之文，就能很好地掌握此文的内容，进而探索杜甫的思想。《封西岳赋并序》(文卷一)，张溍解云：“登封颂功，中藏讽谏正义尤难。”说明此赋是封华山而赞美皇帝功德之作，但同时指出其间含有讽谏，含有正义。这就使读者了解了本文的主旨，明白杜甫进献之赋，并非像一般流行的进献之赋多为奉承阿谀之作，而有着正义的思想、针砭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溍在研究杜甫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杜甫，研究杜甫的行迹、思想、品格、才能。

    如前所述，杜甫的文很多对杜甫自己的生活有较为具体而细致的记叙，张溍结合杜诗和其他材料，对杜甫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生平的研究的最突出成果是《杜工部编年诗文谱目》，关于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散见于杜甫诗文的注解中，就不再赘述，这里只谈谈张溍在杜甫文的研究中对杜甫品格和才能的研究。

    张溍在研究人物时非常重视人物的品格研究。他很推崇杜甫崇高的品德。他特别表出杜甫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文卷二)，张溍解云：“语藻而气质闲处叙事尤真，古人一饭之德不忘，杜陵有焉。其法足法也。”杜甫幼年丧母，养于其姑家。杜甫在为其姑作墓志时，表现出深深的感激。张溍特表而出之。张溍还认为杜甫有期朋友以义方的品格。《杂述》(文卷一)张溍解云：“进叔卿以谦退，规巢父以阔大，公真益友。”从文的内容来分析杜甫的思想品格，确实是研究的深化。

    杜甫是否具有真正的政治军事才能，历来是杜甫学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学者相信两唐书的说法，认为杜甫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认为杜甫是一个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夸夸其谈的人，并无实际才能。张溍在研究杜甫的有关政治军事之文后，驳斥了这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杜甫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杜甫有关政治军事之文就是最好的佐证。《东西两川说》(文卷一)，张溍解云：“公意在诸羌分党各属，而统以汉将，其末归于散兼并择委任，可谓御边之妙策。”“洞中机宜之文，即少陵之经济可知，谁云迂阔少实用。”杜甫的两川说，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的安定边疆、繁荣边疆的政治军事策略，事实证明这些策略是正确的、实用的、高瞻远瞩的。《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文卷三)，张溍解云：“遣帅分兵，犄角互进，算无遗策，谁谓公不长于经济。”杜甫分析当时敌人的形势，提出分兵成犄角互进的战略，确实是高明的战略。杜甫有关政治军事的对策之文，是研究杜甫政治军事才能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张溍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杜甫具有杰出的经邦济世之才，是符合实际的。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提出杜甫具有很高的治国才能，而张溍通过分析杜甫之文加以论述，角度是非常新颖的，而证据也是最有力的。

    张溍对杜甫之文的艺术也有独到的研究。他以汉代和汉前之文为文的最高典范来衡量杜甫之文，来研究杜甫之文的艺术技巧、风格、成就，研究杜甫之文在文坛的地位。他的研究是深入的、细致的。其特点是研究艺术不脱离内容，分析从具体的文本出发，既有对章句艺术的细微阐发，也有对篇什技巧的精辟归纳，也有对整个杜甫之文的宏观理论论述。《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文卷二)“甫昔卧病乎我诸姑”至“感者久之”一段，杜甫写自己母早亡，养于姑之家。杜甫病，而巫言“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将居屋之东南的自己的孩子挪开，让杜甫居住。张溍解云：“此段尤叙得明切入情。”说杜甫的叙述非常生动、精炼，又饱含感情，评论非常准确精彩。该文张溍总评云：“谁能叙闺中事人如许深致语！少陵之文，本自过人，反为诗掩。”张溍从杜甫作墓志反映出的巨大表现力，反映出的叙事写人的真切、明晰、生动、深刻，认为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雕赋》，张溍解云：“始终借雕自喻。……中铺叙有法，景真语警，即置汉赋内亦可。”《东西两川说》，张溍解云：“文之迂古，似断实续，酷肖西京。”《秋述》(文卷一)，张溍解云：“古拙曲折，似西京以上文。”《封西岳赋并序》，张溍解云：“此序逼真汉人，宜公每以相如枚乘自命。”从具体作品入手，论述各个作品不同的艺术特点，说明其共性则是具有汉代和汉以上散文的韵味，达到了古代散文艺术的最高层次。张溍的评论语言精炼，但又准确而深刻，是真知灼见。《朝享太庙赋》(卷一)，张溍解云：“骈丽繁富中有朴茂之致，胜宋人多矣。”《唐兴县客馆记》(文卷一)，张溍解云：“以质见姿，似拙似滞，而有古致，总不欲堕流利尖巧一家。后人学此种笔力不佳，往往有画虎之弊。”认为杜甫之文在具有时代流利繁富的作风中，又朴茂古致，因而杜甫之文是后世无法企及的。这些看法都别具眼光，颇能给人以启发。《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文卷二)，张溍解云：“时含时露，用意婉至，此少陵第一首文。盖人遇知己，其情既笃，其文自佳。”又云：“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议，为禄山所畏，公深推慕。复以救琯左迁，乃生平最大之事，故此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认为此文为杜甫最佳的作品，很有见地。而探求此文艺术的高妙着眼于杜甫的思想与感情，表现出张溍文学的艺术理论的深厚与独到。

    八吴见思

    一

    吴见思，字齐贤，武进(今江苏武进)人。据其《杜诗论文》序言“年且五十”，而序作于“康熙辛亥冬”(1671)推断，当生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前后。祖父吴中行曾任编修。侍讲学士，父吴襄为南平令、沧州知州。明亡后，吴见思绝意仕进，读书著述。“齐贤闭户著书，不赴铨政。故于一饭不忘君父之余，扬扢其焦劳忧愤而不失其和平温厚也。”(龚鼎孳《杜诗论文序》)著有《史记论文》一百三十卷，《杜诗论文》和《杜诗论事》。

    《杜诗论文》和《杜诗论事》是研究杜甫的姊妹书。《杜诗论文》是杜诗的论文之作，《杜诗论事》是杜诗的注释之作。《杜诗论事》一书今不存，是否写作完稿也不得而知。董元恺《杜诗论文·序》云：“成《论文》一书，更将与吴先生搜讨旧闻，网罗故实，续为《杜诗论事》，以救从来纰缪穿凿之病，使天下之读杜诗者，适还杜诗之本然而已。”(吴见思《杜诗论文》)《杜诗论文·凡例》云：“千家之注，或自成一家，或各宗一说，莫不以人握隋珠，家藏荆玉。然其中舛谬亦多。是者存之，非者去之，未备者补之。共补一万余事，参古今之诗论，另著《杜诗论事》一编，续出。”综上所言，可以看出：（一）吴见思早年研究杜甫时，就计划写作《杜诗论文》与《杜诗论事》二书。《杜诗论文》先成书，后写《杜诗论事》。（二）《杜诗论事》当是集注性质的书。到《杜诗论文》完成时，为论事所备的材料已非常充分，光补前人未备的材料即达一万多条。（三）人们对《杜诗论事》写作的情况不甚了了，《杜诗论事》是否写成，现在尚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就《杜诗论文》进行研究。

    二

    《杜诗论文》是一部有创造性的著作。其创造性首先就表现在体例上。历来杜甫学著作都是将注和释结合在一起，而《杜诗论文》则将注另成书，专门阐释，专门论文。吴见思云：“杜诗而曰论文，止就其文义稍加衍释，校之钩深凿空者，庶明白简易焉。若事实考订，诸家笺注已备，除公自注者不录。”(《杜诗论文·凡例》)明白地说，吴见思著书的本意就是忠实地阐释杜诗，使读者真正能明白杜诗。基于这样的目的，不列笺注，就很自然。但也有激烈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笺注典故，所以明文义也。论事自论事，论文自论文，是以两无据矣。”(《杜诗论文》提要)从根本上否定了《杜诗论文》。论事与论文，本是两条学术分枝，分而为之，有何不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学术惯例认为论事与论文必须合为一体，未免胶固，《杜诗论文》实在是一种成功的探索。

    《杜诗论文》共编诗一千四百四十八首。全部采用按杜甫生平活动系年，以诗系于相应年份之下的方法，再将诗分为五十六卷。对所有诗都进行了系年，故为编年体。吴见思认为杜诗都可系年，其言：“诗不如是学也，即如杜甫，其生平所遇之境，亦甚不一，而恶乎漫学之？吾见有悄然以悲者矣，艴然以怒者矣，蓦然以委顿，而蹙然以愁思者矣，而皆莫不有岁月时事之可按。至于游览阅历，宴会赠答，或以人，或以地，或以事，亦莫不有所感会，而后通于诗。”(潘眉《杜诗论文序》载)但他对杜甫的生平和杜诗系年并非特别用功，主要利用前人的成果。自云：“杜诗必用编年体者。玄、肃、代三朝，事实不同，即古、律、绝各体，亦连属不断，上下俱有承接，时代不可改易也。编次即有少差，前人未必无据，悉依旧本。”(《杜诗论文·凡例》)对前人的成就进行去取，形成自己的编排成果。其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将诗系年，便于研究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好处甚大。而杜甫的诗并非每首都能系年，强为系年，难免牵强。而系年须对所有的诗一一研究考证，贸然用前人的成果，也难免会蹈袭前人的错误。

    《杜诗论文》在论述杜诗内容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杜诗的文本出发，做出符合杜诗本意的阐发，不求过深。《负薪行》(《杜诗论文》卷三四，以后略去书名)云：“夔州处女，发已半华，顶发半华。无夫家，正见处女也。因丧乱无人，而嫁不能售，故一生抱恨耳。况土风坐男使女，使之应当门户，负薪觅钱者，十有八九。所以双环垂颈，而插有野花山叶，便不与银钗并重。且登危而樵，集市而卖，更苦者盐井劳作，拼死射利，其艰苦如此。即有妆饰，亦与啼痕相杂。而利既僻，衣又单，困顿石根之下，更可怜也。夫巫山之女，粗丑如此，而地有昭君村，何耶？寻出一人，为处女处色。”阐释紧扣诗的内容，近乎串讲。论述也就内容本身而发，不探求所谓“隐秘”，以免偏离杜诗原意。《独酌成诗》(卷七)云：“昨日灯花之喜，已许还家。今日绿酒相亲，依然为客也。一醉已消客愁，诗成若有神助，顶‘绿酒’句。况兵戈在眼，正用武之时。儒者迂阔，岂有谋身之术。而又被微官羁绊，不能自由，反愧田野之优游耳。”论述简洁明白，符合杜诗原意。读了论述，理解杜诗变得很容易了。如果反复回味，理解就更准确而深刻。

    《杜诗论文》对长诗往往要分段分析，段末简单归纳段意，在论文的开始还要归纳诗的主旨或特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括概全诗云：“此诗是咏怀之作，故目中所见，胸中所怀，无端无绪，一时序出。”将诗共分八段，并述段意。“一段，自序。”“一段，序其耻干谒。”“六句是自京赴奉先县。”“一段，序游幸。”“一段，言滥赏。”“一段，序诸杨。”“一段，言路途之苦。”“一段，序到家以后之苦。”“下又推开一步(又一段)。”全文就杜诗本身敷衍成文，一气呵成，插入分段和段意，文字极简洁，毫不影响文气的贯通。诠释准确，生动，通俗易懂。历来的杜诗诠释家很少把杜诗注释得这样符合杜诗原意，这样细致明了。

    《杜诗论文》在论述时，注意发掘杜诗的意境，注意从意和境两方面去阐释杜诗，因而有利于对杜诗意境的深入理解。《夏日李公见访》云：“居在远林，暑气微薄，故公子适来游耳。贫居实类村坞，而僻近南楼。惟其僻，故邻家淳朴，而所愿易求。唯其易求，故我沽酒，从隔壁借问，而墙头已递过矣。于是展席清流之上，清风旋绕，客意经秋，正见远林暑气薄也。我居僻，故巢多众鸟，叶有鸣蝉，喧聒相仍。唯有水花晚色，庶足淹留耳。然邻家之酒无多，村晚无由更觅，故预恐其尽，而更为谋也。”仔细分析杜诗所写的事、所写的景，仔细分析杜甫的心态、感情，杜诗的意境也就豁然显现。读者对杜诗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深刻细致多了。

    学术极需创新。由于《杜诗论文》竭力把握杜诗的本意，很多时候他对杜诗的认识理解也就与众不同，颇有新意和见解。《新婚别》(卷九)云：“兔丝而附蓬根，不得所附，故引蔓不长。嫁女而与征夫，不得所归，故不如弃路旁也。四句比兴，引起结发而为君妇。恩义已深，乃暮婚晨别，无乃太匆忙乎！婉而悲，是新婚人语也。虽云君行不远，守边河阳耳，但妾初入门，百事未谙，何以事姑嫜乎！因言父母养我之时，令我避人，所以百事不谙。及出嫁之时，虽鸡狗亦得携去。爱我如此，孰知今日委弃如此，岂父母生我之意乎！所以君当生死之地，沉痛迫于中肠。虽欲随君同往，则携家而行，去就反为不便。不如决绝前往，努力事军事耳。即我同往，则妇人在军，兵气为之不扬，不敢以私害公也。又念贫家之女，即一罗襦，久而方就，其难如此。乃自今不复更着，而红妆尽洗，以绝君念。因叹百鸟无不双飞，而人事乖离，与君相望而不相见，哀哉。通篇皆新婚之言。”解说很细，“鸡狗亦得将”则有新意。

    《杜诗论文》非常重视艺术的论述。在《凡例》中用很大篇幅谈论杜诗的艺术，在具体诗篇中又对艺术加以具体评论，说明吴见思对艺术的研究超过一般的研究者，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吴见思对杜诗艺术的研究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形成了自己明确的理论体系。他说：“读诗之法，当先看其题目。唐人作诗，于题目不轻下一字，亦不轻漏一字，而杜尤严。次看其格局段落，其中反复照应，丝毫不乱。而排律更精。终看其句法，前后相合，虚实相生，而诗之能事毕矣。”(《杜诗论文·凡例》)事实上，他评论杜诗是有法而无定法，用艺术创造最根本的理念去解读杜诗的艺术创造。他说：“杜诗纵横尽变，必有一定之法求之，是胶柱之瑟，刻舟之剑也。”(《杜诗论文·凡例》)因而他论杜诗的艺术精髓，是从篇题入手，进而论述其章法、句法、字法。而以此为纲，综合论述有关艺术理论问题，或加以引申，论述相关的一些具体艺术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清人中无疑是高明的。

    在评论中，《杜诗论文》有很多新颖的见解。如论述杜甫以文体作诗：“有以文体作诗者。如剑南纪行，《龙门阁》、《水会渡》诸诗。湖南纪行，《空灵滩》诸诗，用游纪体。如《赠王评事》‘我之曾老姑’一首用传体。如《八哀诗》八首，用碑传墓志体。如《北征》、《壮游》诸诗，用记体。”以文为诗，本是杜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从文体方面论述杜诗以文为诗，很有创新。如论杜诗句法的创新与美妙。论杜诗用重复的句式：“叠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用丈人真’，两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两句中顿挫感慨。”分析杜诗用叠句表达思想感情的凝重和感慨以及诗句在重复中的变化，非常有见地。论杜诗语意的创新：“翻新之句。如咏广文，而曰‘寒毡’，贫矣。反曰‘坐客无寒毡’，寒毡且无，况其他乎？如对月思家，而曰双照，苦矣。必曰‘双照泪痕干’，泪痕且不得双，何况乐乎！”比一般诗人论杜甫更深入一层来描写，故能出新，对杜诗艺术的认识较深刻。用与句意相反的词来表达思想。“反形之句。极荒凉处而以富丽语出之，如‘野寺残僧少’也，而曰‘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益见其荒凉。极贫窘事，而以富贵语出之，如‘乔木村墟古’也，而曰‘登俎黄柑重，支席锦石圆’，愈见其贫窘。极悲伤事，而以欢快语出之，如北征初归，‘老夫情怀恶’也，而曰‘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而益见以前之悲伤。”从反面来写，正是匠心独运之处，不仅能达到正面描写的效果，而且视角独特，含义丰富。论杜诗从侧面描写：“借用之句，如‘辛苦贼中来’也，而曰‘所亲惊老瘦’，借旁人眼中看出，而己不知。如‘生还偶然遂’也，而曰‘邻人满墙头’借邻家感叹写出而愈悲也。”诗忌直说，从侧面描写，转换一个新的视角，给读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杜诗论文》的这些论述都是很精彩的。所论述的实际上不仅是语言的范畴，也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技巧。论杜诗的语言锤炼，论用字的精彩：“点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国破山河在’，‘在’字则兴废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字则荟蔚满目矣。用一字而景物毕肖者，如‘雨行秦树直’，‘直’字方是秦中之树。‘万点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细动迎风燕’，‘细’字写燕，并写大江中燕。‘轻摇逐海鸥’，‘摇’字写鸥，并写急流中之鸥。用一字而反衬者。如‘山河扶绣户’，‘扶’字，借山河而写绣户之高。‘乾坤绕汉宫’，‘绕’字借乾坤写汉宫之大。如‘楼光去日远’，‘去’字不写日远，而写楼之峻。‘峡影入江深’，‘入’字不写江深，而写峡之高。”对杜诗用字的研究，非常深，非常细。论杜诗在一首诗中大量使用同一类名词：“用重字，诗家之病也。而《赠韩谏议》一首，如星宫之君、北斗、羽人、赤松子、南极老人，并麒麟、凤凰、芙蓉、旌旗、琼浆、烟雾、纯用神仙事。《魏将军歌》一首，如星缠、天驷、天河、欃枪、荧惑、钩陈、玄武，纯用天文事。《舍弟观到江陵》第一首，用荆州、峡内、沙头、硗关、寒江、黄牛，八句而用六地名。前题第二首，如庾信、罗舍、蒋诩、邵平，八句而用四人名，反以相犯出奇。而不复见其使事之迹。”(以上均见《杜诗论文·凡例》)论述杜诗敢于打破传统的理念，以相犯出奇，正见出杜诗的创造性，见出杜诗的功力。

    在诗篇的艺术性研究中，《杜诗论文》往往结合内容分析艺术，往往只抓住一两点论述，非常精辟。《垂老别》(卷九)云：“乃竟介胄而来，长揖上官，以强壮激烈语，写衰迈痛苦之情，其悲亦甚矣。下乃收转。”很能抓住杜诗的特点，分析其非同寻常的创新之处。

    《杜诗论文》认为杜诗风格多样，对中晚诗人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凡例》云：“即就唐人而论，杜公已掩有众长。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则元白也。‘客醉挥金椀，诗成得锦袍。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则温李也。‘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眼穿当落日，心死着寒灰’，则贾岛也。‘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则钱刘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荷花本自双’，则韩偓杜牧也。‘王即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长鲸跋浪沧溟开’，太白无此雄放。‘太常楼船声嗷嘈，向兵刮寇起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遁逃’，长吉无此奇杰。出奇余绪，已足衣被一代。”杜诗在艺术上集大成，开启中唐，对后世唐人诗风的形成确实产生了重要作用。《杜诗论文》的论述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杜诗论文》的研究也有不足。由于作者也用“以意逆志”的方法理解杜诗，有的理解未能完全避免穿凿，有的论述也嫌肤浅。对艺术的论述，有的太简单，有的太浅。如“诗成若有神助，顶‘绿酒’句”(《独酌成诗》，卷七)便没有多少意思。

    总的说来，《杜诗论文》的作者鉴于历来研究杜诗多穿凿附会、强为臆说，或曲征博引、释事忘义的弊病，开辟一条旨在以杜论杜，专门研究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的道路，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杜诗论文》是明代单复、邵宝以杜解杜的道路的继续与发展。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兴祚云：“今学杜与注杜者，皆泥乎诗之见，所由失之愈远也。独家齐贤诵其诗能会其心，其所为文，即以文章之法次第疏导之，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但学晦者如揭，塞者以开，血脉贯通，而神气盎溢，则不待易其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载之活杜公出矣。”(《杜诗论文序》)龚鼎孳云：“虞山宗伯笺注，尊重艺林，殆非一日，今吴子互相发明，虞山论其事，吴子论其文，文既剖析无晦，事更可考而知矣。”(《杜诗论文序》)钱谦益名重一世，当时看，对吴见思的评价似乎太高。世易时移，今天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九仇兆鳌

    一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号章溪老叟，鄞县(今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四十三年，仇兆鳌将所著《杜诗详注》献给康熙皇帝，受到赏识。为翰林院检讨，总裁纂修《方舆程考》。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

    仇兆鳌一生从事杜甫研究，搜集了大量杜诗版本和材料，辑为《杜诗详注》，历时二十余年。书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杜诗详注》的《凡例》中说：“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集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止十数家耳。其所未采者，尚有洪迈之《随笔》，叶梦得之《诗话》，罗大经之《玉露》，王应麟之《困学纪闻》，刘克庄、楼钥之文集。……今备采编中。”(《杜诗凡例》)书出版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进行增订。他说：“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史、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后《今按》)可以说，《杜诗详注》是一部惨淡经营的杜甫学巨著。

    二

    创作学术巨著，首先要有高远的研究理念。仇兆鳌高瞻远瞩，他不把杜甫仅仅看作一位著名的作家，而是看作一位政治与思想的伟人。因此，他特别注重站在儒家的立场，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杜甫、杜诗的研究。研究从实际出发，将当时的社会与杜甫和杜诗参照研究，知人论世。同时将杜甫作为古代忠义的代表来研究，揭示他人格的社会意义。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也从大处着眼研究，而不单单“较诸词句之工拙”。故其《杜诗详注·原序》说：“盖其(杜甫)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在研究杜甫的艺术思想、方法和体裁上的创造与成就时，往往能从历史的高度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评价大多准确而深刻。因此，我们说仇兆鳌对杜诗的研究比一般研究者站得高得多，研究的领域也广得多，成果也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内容丰富，结构宏大，体例严密。仇兆鳌多角度、宽领域对杜甫和杜诗进行研究，又用严密的体例使他的研究成果条理化、规范化。从体例上说，《杜诗详注》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诗文进行详细的注与评。仇兆鳌说：“先挈纲提领，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醸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诗论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杜诗详注·原序》)其二，有关杜甫的资料附录，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仇兆鳌搜集的有关杜甫的遗诗及相关情况。（二）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和诗集的重要资料。主要有杜甫诗集(包括所注集)的序，杜甫寓所记、墓志和有关资料。（三）历代咏杜的诗。（四）历代对杜甫的评论。都是提供有关杜甫和杜诗宏观研究的材料。仇兆鳌用这样宏大而严密的体例，把自己有关杜甫的研究心得和历代有关杜甫的成果(包括注释)，精心梳理组织，精心阐发，奉献给读者。

    诗的注与评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也有严密的体例，以规范和展示作者的成果。现作细致的论述。

    （一）广列异文，详细校勘。《杜诗详注》所用校勘材料非常丰富，除不同的杜诗版本外，总集、诗话、碑刻、字幅皆在所用之列。《天育骠图歌》(《杜诗详注》卷四，以后略去书名)“图”(《英华》作图，别本作骑)。“吾闻天子之马”(《艇斋诗话》作天马之子)。“鬃”(从赵作鬃，别作骏)。“缥”(《英华》作骠)。“矫矫(一作矫然)龙性(一云矫龙性逸)含”(蔡云：东坡书作含，《英华》同，一作合)。“监”(一作考)“攻”(一作收，一作神)。“字”(胡仔云：东坡作字，《英华》作守)。“骏”(一作俊)。大量罗列异文，可供阅读参考。一些重要文字的校勘，往往是在正文中出校语，在注中作考定，在附考中辩证。《游龙门奉先寺》校：“天阙”(《正异》作窥，姜氏作开)。注：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陆倕《石阙铭》：假天阙于牛头。朱注：《丹阳记》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见《文选注》，禹疏伊水北流，两山相对，望之若阙，见《水经注》，皆确据也。况此本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钱笺：“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此即杜诗注脚也。”注释既是释天阙之意，也是确定本文应为天阙的理由。用附考对异文加以否定，说明定本应为“天阙”。“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笺、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苟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冷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关’，俱未安。据文翔凤《药溪谈》：伊阳之北山，即鸣皋之派，长殆百里，如云卧然。龙门南直卧云，故云然耶。”所列异文达八种，并列各家持此文的理由，可供读者研究。这样做校勘，非常详细，体例也是一种创造。

    （二）提供诗的写作背景材料，尽可能对诗系年。《杜诗详注》往往在诗的题目下注出诗的写作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以及诗人的情况，这对于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很有益处。《夏日叹》题下注：“此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此久旱徙市，云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豹狼’等语正合。”注提供了当时大旱和战争的社会背景，使读者知道诗“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豹。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完全是纪实，而对于杜甫“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的感情和思想也理解得更为深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古人称杜诗为“诗史”有更深刻的理解。《杜诗详注》对前人系年的错误，或对诗内容理解的错误也进行了辩证，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杜诗。《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五)集朱鹤龄注：“去秋群胡反，赵次公、黄希诸注，皆指吐蕃，非也。《唐书》：至德元载，吐蕃陷威戎等诸军，入屯石堡，在此陇右河鄯等州，而河西凉州未尝陷。《通鉴》：至德二载，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威武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威武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贼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此云群胡反，正指其事。曰去秋者，讨平在正月，而发难则在去秋。是时武威虽复，而余乱尚有未戢者。故欲早到凉州，安黎甿而按城堡也。”原来注家认为此诗“去秋群胡反”指吐蕃，朱鹤龄则认为是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之乱，朱鹤龄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三）分章解说。分析每章的内容、具体词语的含义、诗人的思维脉络、具体的艺术表现、篇章结构。仇兆鳌分《北征》为八段。一、“首段从北征问家叙起。”二、“次述辞朝恋主之情。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三、“此历叙征途所见之景。既逾越阡陌，复回顾凤翔，自此而过邠郊、望鄜畤，家乡渐近矣。”四、“此备写归家悲喜之状。裋褐以上，乍见而悲，极夫妻儿女至情。老夫以下，悲过而喜，尽室家曲折之状。在贼四句，缴上起下，所忧在君国矣。”五、“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事，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六、“此陈专用官军之利。是时名将统兵，奇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朱注：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七、“此借鉴杨妃，隐忧张良娣也。许彦昭曰：祸乱既作，唯赏罚当，则能再振，否则不可支矣。陈元礼首议诛国忠太贞，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奏匡复之功，故以活国许之。欲致兴复，当先去女戎。”八、“终以太宗事业，望中兴之主。当时旧国思君，陵寝无恙，其光复在指顾之间矣。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为谏官，外恐军政之遗失，内恐宫闱之遗失，凡辞朝时，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于斯。此其脉理之照应也。若通篇构局，四句起，八句结，中间三十六句者两段，十六句者两段，后面十二句者两段，此又部伍之整肃也。”研究文学应该像研究建筑一样，既要从整体和宏观上观察，也要从结构与细部研究。仇兆鳌的分章分段解说，正是从结构的角度对诗篇的内容与艺术进行细致的剖析，深入诗的内部体会诗的妙处。即便不太长的诗，也有具体解说。《登兖州城楼》本是一首律诗，仇兆鳌解说云：“公至兖州省亲而咏南楼也。通首皆登楼所见。‘海岱’‘青徐’属远景，故以‘纵目’二字起之。‘秦碑’‘鲁殿’属近景，故以‘临眺’二字结之。仍上下四句分截。”下并引他人的解说以补充。“赵汸云：三四宏阔，俯仰千里，五六微婉，上下千年。曰‘从来’则平昔襟抱可知。曰‘独’则登楼者未必皆知。”以分析结构为中心，具体详说诗的内容与艺术特点。

    （四）注解详明。《杜诗详注》的基本内容是对诗中有关的人名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名物、事典语典、难辞僻句进行注释。总之，一切需要说明的地方，一切需要提供阅读材料的地方，《杜诗详注》总是尽量注解，让读者尽可能充分理解杜诗，研究欣赏杜诗。

    （五）集诗歌评论，对整首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阐发。有的还从诗歌发展的历史角度，对杜诗的创造和地位进行评论。《兵车行》列评论五则：“单复曰：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先言人哭，后言鬼哭，中言内郡凋敝，民不聊生，此安史之乱所由起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王道俊《杜诗博议》：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故托汉武事为刺。此说是也。黄鹤谓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泸南，制大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前，故有牵衣顿足等语。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壮士，南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蔡宽夫曰：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虽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海宁周甸曰：少陵值唐运中衰，其音响节奏，骎骎乎变风、变雅，与骚同功。唐非无诗，求能仰窥圣作，裨益世教，如少陵者鲜矣。胡应麟曰：六朝七言古诗，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读未大畅。至于唐人，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阖，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又曰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老杜往往得之。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俱相去悬远。乐府奇伟，高出六朝，古质不如两汉，较输杜一筹也。又云：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厘毫；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这些评论对《兵车行》的写作时代背景、立意命题的创造、有益于社会的创作主旨、对风骚乐府创作精神的继承发扬、对七言体(或者说乐府体)的贡献与地位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读者阅读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六）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或与前人的论点商榷。一部学术著作，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形成体系，才算一部高水平的著作。仇兆鳌在长期对杜诗进行集注的过程中，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心得表现在对杜诗的分章阐释中，而有些他认为好的见解也放在诗后。《戏为六绝句》(卷一一)，仇兆鳌说：“少陵绝句，多纵横跌宕，能以议论摅其胸臆。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杜甫的有些绝句确实以议论为主，纵横捭阖，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仇兆鳌的评论是很精彩的。有些考证也很有力。《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说：“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诗：‘我觉秋兴逸，谁言愁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烟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段成式《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授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仇兆鳌之说甚是。杜甫未做过补阙，故李白的诗不是赠杜甫的。而杜甫的诗与李白的诗在内容上无关联，故杜甫的诗也不是和李白的。仇兆鳌的考证破前人谬说，有利于李白、杜甫关系的深入研究。《卜居》正本清源，力破众说之谬。仇兆鳌说：“公《壮游》诗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羡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花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非愁叹语。诸说纷纷，总于诗意不合。张谓东向山阴，意在访郑虔也。按公崎岖入蜀，方构草堂，岂能舍妻子而远寻故人？其说迂矣。周珽谓欲东归洛阳，须从山北阴处上船而去。按成都无山，不当以溪畔为山阴，其说凿矣。顾宸谓公欲万里而至山阴，则冕之为人可知。此似作憾冕之词。按公至成都，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次年三月，以李若幽为成都尹，时公方卜居，而裴亦将去矣，焉得有不足之词？其说亦无据也。”仇兆鳌对《卜居》的理解是正确的，力破旧说，虽无新意，但使人们不为谬说所蔽，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也是对学术的贡献。

    《杜诗详注》是清代朴学盛行的产物，是民族诗歌研究方法的结晶。一方面，作者尽量汇集历代关于杜诗研究(广义的研究，包括注释)的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成果，汇集各种有关杜诗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杜诗详注》集注所用的原著，有的已经亡佚，这些所存的集注之文，就弥足珍贵。)同时作者进行新的注释，包括对前人研究错误的甄别与批评，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它是一部包含着著者鲜明学术创新的、以阐释为中心(或者说以集注为特点)的、汇集历代杜甫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集成和创新在这里达到了很好的结合。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的高峰。就内容的丰富而言，就影响的巨大而言，在它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著，在它之后，也还没有产生过能与之比肩的巨著。

    当然，《杜诗详注》也有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因为作者并非清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学识方面还没有达到宏博精深的境界，一方面也因为这样一部包罗万汇的著作，难免出现很多错误。故而《杜诗详注》一方面很受推崇，一方面也颇受指责。杨伦《杜诗镜铨》和浦起龙《读杜心解》对《杜诗详注》都有批评与纠正，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更是一部批评《杜诗详注》的专著。我们认为，《杜诗详注》主要有以下缺陷：

    （一）解说和注释存在大量错误。到清代，已经有大量的杜诗注释存在，这对集注来说很方便。然而，《杜诗详注》却将有些错误的注解采入集注中。《阆水歌》“巴童荡桨欹侧过”，解说者没有读懂原文，本来是巴童在船上荡着桨欹侧从江上走过，而解说者误解为“桨欹侧”。“巴童荡桨欹侧过”与“水鸟衔鱼来去飞”两对，句式完全一样。“水鸟衔鱼来去飞”的“来去飞”的是水鸟，而不是鱼在来去，那么“巴童荡桨欹侧过”的“欹侧过”的是巴童，而不是“桨欹侧”。同时，阆中的嘉陵江非常宽，“桨欹侧”，人在岸上是难以看清的，而船工荡桨侧身的姿态却历历在目。同时，船工欹侧荡桨，姿态优美，富有诗意，而写桨欹侧则味同嚼蜡。《上水遣怀》“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仇兆鳌说：“太平指天宝以前，戎马，指至德以后。”其“太平指天宝以前”即不符合杜甫原意，应包括天宝时期才对。实际上，杜甫是说安史之乱前，我不为世所用，身心衰惫，安史之乱后，我奔窜逃难，身体多病。这说明仇兆鳌对杜诗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正确精微的水平。

    （二）有些见解浅薄，评论卑陋。研究杜诗，应该有伟大的胸襟、非凡的学识，才会有高明的见解。关于李白与杜甫，仇兆鳌往往从抑李扬杜出发，不顾事实，乱发议论。《冬日怀李白》(卷一)，仇兆鳌：“今考：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惜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考的前半部分说李白赠杜甫的诗“无甚出色”，已使人不能信服，而后半推测如果李白天宝后见到杜甫诗当如何倾倒，则更加无聊。明知不是事实，说来有什么用。《羌村三首》(卷五)，仇兆鳌评：“杜诗每章各有起承转阖，其一题数章者，互有起承转阖。此诗首章是总起。次章，上四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三章八句为承，中四句为转，下四句为阖。此诗法之可类推者。”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羌村三首》是他的名诗，艺术上有很多创新。而仇兆鳌用作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方法来评论杜诗，将一篇奇妙精彩的诗评得只剩起承转合四个枯骨。这不是在阐扬、评论杜诗，完全是在亵渎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仇兆鳌评论说：“今按，《北征》诗尚带率语，如‘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将真情真事信笔写来，黄彻谓如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亦未窥其远大者耳。若此诗(按：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愁激切，而语皆雅饬，更无疵句议矣。”本来，仇兆鳌所举的《北征》中的六句诗，运用细节描写，表现杜甫安史之乱回到家中与家人见面的惊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现战乱中别离的人们还家的景况，极为真实生动，非常富有艺术创造性。而仇兆鳌以传统的“雅饬”为标准，来进行评论，便显得尴尬与矛盾。既肯定它，又带有否定；认为它是“率语”，又承认它“如转石于千仞之山”，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深说透，故将对《北征》的主要评论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三）见识不高，别裁不精，有不少冗杂的注释和辑评，也有一些当注、当详者没有注释和辑评。杨伦曾说：“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杜诗镜铨凡例》)《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卷三)“应是雨催诗”集注：“赵曰：东坡诗‘飒飒催诗白雨来’句，本于杜诗。”作为注释，实在多余。《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诗末集评：“苏轼曰：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而后寂寞无闻。欧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又‘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驾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鼓角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露布朝辞玉关塞，掉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矣。”苏轼的评论并无高见，且主要谈宋代诗歌，辑入辑评中已嫌不够格，而仇兆鳌更在苏轼基础上引申，大谈宋诗的雄伟激壮：“今按：米南宫《浙江潮》诗‘天排云阵千军吼，地涌银山万马奔’，陆放翁诗‘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又云‘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又云‘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皆雄伟激壮，可参唐人佳句。”这样的辑评对阅读杜诗没有益处，只是徒增累赘而已。相反，有些应有注释的，却未注释。《北征》(卷五)“仗钺奋忠烈”的“仗钺”只注了出处：“《书》：左仗黄钺。”应有疏解。又《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欲知世掌丝纶美”的“丝纶”也只注了出处：“《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应有疏解。《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一〇)是杜甫的名诗，前人多有评论，而《杜诗详注》却没有辑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四）对前人材料梳理不够，集注引用材料有不少失误。集注理应引用最早的、完善的注释作为注释，而《杜诗详注》对前人的注释钻研、熟悉不够，往往抛弃最早的注释，而用后代的注释。《悲青坂》(卷四)的“青坂”，郭知达本已有注释，钱注本用郭知达本注释。《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释而用钱注，显然错误。《不见》(卷一〇)的“匡山读书处”的“匡山”，郭知达本注释颇详。《杜诗详注》不用郭知达本注，不用宋人注，而用明代杨慎《丹铭录》之说“《丹铭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真是舍本逐末，很不恰当。

    《杜诗详注》作为古代杜甫学的巅峰之作，却有如此多的缺陷，称不上精湛之作，这是令人遗憾的。这表明杜甫研究确实非常难，与此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一〇王士禛

    一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时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擢礼部主事，迁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迁为侍读。为国子监祭酒，迁少詹事。任兵部侍郎，调户部。迁刑部尚书。后罢，归故乡。王士禛是清代著名诗人，又以博学著称于当时，著述甚富。主要作品收入《带经堂集》。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果散见于其著作中。

    二

    王士禛是大官僚，又是文坛领袖与文艺理论家，他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就形成了他独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从儒家的观点和官僚的立场出发，王士禛对杜诗的思想性评价非常高，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虽是“戏论”，却堪称的评。所谓“圣语”，就是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为人们的指导思想，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指南，这样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可谓最高评价。

    杜甫之作为“圣语”，在王士禛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其一，杜甫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化为了诗的气骨，贯穿诗的一切方面；其二，感时纪事，本之于诚，使其诗成为诗史。他说：“独是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冠古轶今，则人有大成之号。不有拟古浮辞，而风谣俱归乐府。不有淫佚艳靡，而赠答悉本风人。故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三〇)忠爱之说，乃为人所常道，史诗之说，也是早已有之。但王士禛论述深刻，而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也是他创新的地方。王士禛还特别强调杜甫之作的“诚”，他说：“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这里的诚实非一般的诚实，而是“气”的“诚”。它是事实的诚、思想的诚，也是内容的诚、艺术的诚。也就是说，杜甫做到了内容最大的真实，达到了一般人没有达到的艺术真实的境界。王士禛用“诚”来提升他对杜诗表达忠君爱国和杜诗是诗史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杜诗内容评价的理论体系，论述非常完整和深刻，也是有创见的。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论述很多，也很精彩。从宏观上说，他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一位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能集大成，也善于创新。关于集大成，前人论之已多，王士禛所论又有创新。他借汪洪度的话说：“纵观载籍，由汉魏以迄于今，大而塞乎无垠，细而入乎无间，集古今之大成，敻万象而独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圣，诚莫与京矣。”(《居易录》)一般说集大成，是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而王士禛所谓的集大成，是集一切文章技巧之大成，集一切文化之大成，其见解又进了一大步。而这个说法，更能反映杜甫集大成的实际。对于杜甫的创造，其论述甚多。不仅称赞其语言技巧的创新，尤为称赞其格调和体裁的创新。“至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特别强调杜甫的“变”：“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师友诗传录》三)“李杜始大变其(指其古换韵法)格。”(《师友诗传录》一三)所谓变，就是创新之意。正是集大成和大创造，形成杜诗伟大的艺术魅力。“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虽所论为七言大篇，实际上适合一切体裁的诗。的确，王士禛的话非常有见地，正是因为杜甫最善于继承和创新，杜诗才有那样无可比拟的巨大艺术力量。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秘诀也在于此。

    王士禛认为杜甫诗的风格是高浑典厚、苍凉悲壮，而其基本艺术方法，就是以赋为主，而兼比兴，即将赋比兴结合运用。“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雅，四曰颂，五曰比，六曰兴。夫六义之序，以赋次风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则，于是乎托，比兴之音，于是乎俪。故讽喻抑扬之音以寓，涵蓄消停之义以存，是真风雅之正则也。流极其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辞博诞绝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纤毫之内。祖构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终。’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教之白太傅讽喻诗《秦中吟》之属，及王建、张籍新乐府，倍觉高浑典厚，苍凉悲壮。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以贯六义，无遗憾矣。”(《师友诗传录》二六)王士禛以传统的文艺理论来观照杜甫，对杜诗的风格和艺术方法的把握非常准确，论述非常深刻。

    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具体论述。他认为杜诗长于议论和叙事。“至于议论和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师友诗传录》五)王士禛还认为杜甫的语言是最美的，“句法杜老最妙”(《然镫记闻》七)。

    从各种体裁诗的成就来说，王士禛认为杜甫很多体裁的诗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谈七律云：“学诸家七律(指王维、李颀等)，久而有所得，然后取杜诗读之，譬如百川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论七古云：“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评价极高，但非常公允。

    对具体的诗的艺术，他也有精彩的论述。如谈杜甫《登高》和《滟滪》二诗：“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双鸟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带经堂诗话》卷三《真诀类》)论杜甫《高都护骢马行》云：“《高都护骢马行》：此子美少壮时作，无一句不精悍。”(《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谈杜甫《子规》诗云：“常爱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又明初人诗‘数家茅屋临江水，一路松风响杜鹃’，写蜀江风景宛然在目。”(《带经堂诗话》卷一二《佳句类》)

    王士禛熟精杜诗，用神韵派领袖的眼光来研究杜诗，确实有很多高妙的见解，对杜诗的内容与艺术的论述都有独到而精微之处。翁方纲说：“杜之神理，亦唯渔洋能识之。”(《渔洋论诗精髓》)

    王士禛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最具特色和最精彩的是，王士禛以游宦的机会，来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对杜甫的生活经历、作诗的地点、环境与诗的关系和杜甫的遗迹等进行实地考察，进而研究杜甫和杜诗，实地体验杜诗的内容与艺术。他对于巴蜀的杜甫行踪和杜甫遗迹考察尤详。所考察经历处主要有落凤坡(德阳境内)、阆中、鹅溪(盐亭境内)、潼川(今三台)、涪江(在绵阳)、徐州(今宜宾)、奉节、白帝城，此外尚有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下牢溪、松滋渡、石壕、洛阳、济宁等。王士禛记云：“保宁府治阆中县，东北过灵山，昔蜀王鳖灵登此。又有玉台观、滕王亭子，皆滕王元婴遗迹。泊舟城南阆中山下，山一名锦屏。……山上旧有少陵祠堂，遥望半山一亭，芜陋甚，无楼观台榭，盖乱后废久矣。”(《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对于阅读杜甫的有关阆中的诗有益处。“蜀盐亭县有鹅溪，县出绢，谓之鹅溪绢，亦名东娟，子美诗‘我有一匹好东娟’是也。”(《池北偶谈》卷一八《东绢》)“鹅溪在城北，人家以绢为业，坚洁异他处，文与可诗所云‘鹅溪绢’也。杜诗‘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县有德星、春郭二桥以此。出南门，渡梓橦江，缘光禄山行，即杜《光禄坂》诗所谓‘山行落日下绝壁’者也。”(《蜀道驿程记》卷上)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杜甫的《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光禄坂行》等诗。王士禛还有一些考证。如考证杜甫的瀼西住宅的位置：“卧龙山下里许至少陵祠，有石碣题‘唐杜工部子美游寓处’。堂三楹，祠中有沔阳陈文烛修祠旧碑，宋治平中知州贾昌言常刻少陵夔府诗为十二碑，建中靖国元年运判王遽又刻十碑于瀼西果园，今‘昆明池水’一篇独完。盖后人别刻《秋兴》八碑，非宋之旧矣。此地在宋为漕司，即少陵瀼西宅址。”(《蜀道驿程记》卷下)考证瀼西住宅位置甚详。同时辨巴东西瀼杜甫宅之非。“过西瀼，记称少陵亦尝居之，有草堂遗址。考少陵年谱，以大历二年居夔州瀼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三月即至江陵，秋移公安，未尝淹留巴东，复有西瀼之宅。盖土人以山间之流通江者，道呼为瀼，瀼西名适相类，因傅会耳。”(《蜀道驿程记》卷下)这些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对于我们研究杜甫的生平很有用处。追踪杜甫的行踪来阅读和研究杜甫和杜诗，可以加深对杜甫和杜诗的了解，学术上有更多的发现，不失为一条研究杜甫的重要途径。前人已有不少运用，如苏轼、陆游等，但不够多，不够系统，像王士禛这样大量的还很少见。

    王士禛还有一些有关杜诗的名物的考释。如考多罗树：“吉贝多树枝干皆左旋，甚奇古，望之如画枯木。二月叶始生。三月作花，五出，如木笔，边白，内黄外紫，气馥郁，略如栀子，瓣亦左旋，其叶较菩提尖而大，纹理如绣，可作书。按《酉阳杂俎》云：贝多出摩伽陀国，有三种：一多罗婆力叉贝多，一(二)多黎婆力叉贝多，三都阇婆力叉贝多。即西域之多罗树也。杜诗：‘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考浑脱：“乐府有《浑脱舞》，《明皇杂录》《历代名画记》皆云：公孙大娘善舞西河剑器、浑脱，故杜诗云云。注家多不详浑脱之意。朱中丞《浣水续谈》云：‘唐长孙无忌以乌羊为浑脱毡帽，时人效之，号赵公浑脱。予于役三关，次太子滩，隔岸群彝来见，乱流而渡，见有骑一物浮水面者，问之，曰浑脱也。盖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气管吹之，宛然羊也。彝人乘以渡水，若壶然。盖浑脱其骨肉而制之，故以为名。赵公之帽，义亦应尔。’愚因忆南卓《羯鼓录》载，杜鸿渐尝于嘉陵江楼，见岸上群羊皆低昂盘旋舞，应节奏。则舞名浑脱，亦当以羊取义。顷闻奋威将军王进宝自河西恢复兰州时，贼尽拘船于河东，王乃缝羊皮为囊以济师，须臾飞渡。盖中丞所见即此制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六《名物类》)其说甚详，皆可采作杜诗注释材料。

    王士禛对杜诗版本校刊也有研究，认为文字应从善本，而不应迷信宋本。他指出钱谦益杜诗笺注本版本文字的错误。如认为“两脚但如旧”的“两”应为雨。“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有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今按：惠洪之说非是。言泥滑滑应为两脚，作雨脚则不通。)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带经堂诗话》卷一七《注家类》)又认为“千人何事网罗求”的“千人”应为“干人”。“《丹浦欵言》云：杜诗‘千人何事网罗求’，当作‘干人’。杜牧之诗：‘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按此说，则南唐元宗戏冯延巳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语固有本。然千家注、刘会孟本只作千字，钱本注云：晋作‘干’，或作‘于’，‘于’字恐无义。‘千’字对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说是也。”(《池北偶谈》卷一三《干人》)他还认为“漫兴”应校作“漫与”：“秀水朱竹垞检讨(彝尊)云：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今本皆讹作‘漫兴’，非也。予考旧刻刘会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与’字。赵云：耽佳句而语惊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为诗则漫与而已，无复着意于惊人也。刘后村集《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或兴笔漫与云云。然近日虞山钱宗伯本仍作‘兴’字，略无辩证。”(《带经堂诗话》卷一五《字义类》)这都是发挥前人之说，而批评钱谦益本文字之误甚是。从王士禛对版本文字之误的批评看，他对杜诗的研究是非常细致、非常用功的。

    王士禛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与杜诗：有时着眼于时代，论述一个时代所受杜甫影响最大的诗人；有时着眼于体裁和风格，谈所受影响最大的诗人与受影响的特征。他对唐宋明时期受杜甫影响的诗人论述很多。他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池北偶谈》卷一六《学杜》)“昔人谓义山善学子美。”(《带经堂诗话》卷三《微喻类》)“兖公之后，学杜韩者，王文公为巨擘。”“有明一代，作者众多。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后则李宾之。至何、李学杜，厌诸家之坦迤，独于沉郁顿挫处用意。最一变前人，号称复古，而同源异派，实皆以杜氏为昆仑墟。”(《带经堂诗话》卷四)他论清代受杜甫影响的诗人道：“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分甘余话》卷二《明清之际歌行三派》)他也承认兄长王士禄(王士禄对杜诗批评多)和他自己受杜诗的影响。“先兄考功平生诗，不减二千余篇……孙豹人以为取法少陵，稍出入于康乐、东坡之间。”(《蚕尾续文》卷三《考功集序》)“云间董钱法，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师寄余书，略曰：‘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万丈，仙佛一身，天下学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父得仲、从兄苍水，论诗必首推先生，全体学杜，而镕化诸家。’”(《分甘余话》卷四《董钱法论诗》)所论范围非常广，虽然论个人所受影响时有不恰当处，总体所论也较简略，但精彩处颇多，而且勾勒了古代诗人所受杜甫影响的基本轮廓。王士禛还将历来受杜甫影响的七言诗抄在一起，成《七言诗》，以供学习和研究。其《凡例》云：“愚抄诸家七言长句，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非谓古今七言之变，尽于此抄。观唐人元、白、张、王诸公悉不录，正以抄不求备故也。举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同志之君子。”(《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以一种文体为范围，从具体作品出发来研究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开拓。综合来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王士禛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王士禛的学术性格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对杜甫非常崇敬，批评那些攻击杜甫的人，另一方面，他对杜甫也有不少严厉批评。他批评祝允明说：“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体评之曰‘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醉人骂坐，令人掩耳不欲闻。”(《带经堂诗话》卷二《评驳类》)他认为杜甫“冠古轶今”，为最伟大的诗人，“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寺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带经堂诗话》卷二《推较类》)，钦迟之情，溢于言表。但批评杜诗时，其语言也很尖刻。其中批评《八哀诗》最多。“杜《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啽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杜甫《八哀诗》钝滞冗长，绝少翦裁。”(均见《带经堂诗话》卷二《摘瑕类》)“《八哀诗》自是巨篇，顾多钝拙不可晓，何也？”(《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反复斥骂，甚至将一些字句抹去。对杜甫其他的诗，也有一些批评。如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头五咏》和《示从孙济》云：“凡粗字、纤字、俗字，皆不可用。词曲字面尤忌。即如杜子美诗‘红绽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纤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师友诗传录》卷一六)“少陵《江头五咏》，语多可笑，亦不成章。”(《带经堂诗话》卷六《题识类》)“《示从孙济》‘所来为宗族’二句，笑柄。”(《石洲诗话》卷六《渔洋评杜摘记》)这些话表现出的是对杜甫的不恭。故当时舆论大多认为王士禛诋毁杜甫。平心而论，王士禛批评杜甫，有些是受前人的影响，宋人叶梦得、刘克庄和刘辰翁等，还有不少明人都批评过杜甫，王士禛做了一些附和，也有好胜心强，要表现连杜甫也敢批评的心态。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王士禛的审美标准。直白地说，杜甫的诗不完全符合神韵的理论，有背道而驰的地方，自然会遭到王士禛的批评。对于王士禛对杜甫的批评，翁方纲驳斥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呓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杜诗附记·八哀诗》)“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杜诗附记·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杜诗附记自序》)翁方纲为王士禛的弟子，对王士禛是很尊敬的，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事实上，王士禛就是把杜甫的一些诗放在“三昧”之外。《师友诗传续录》五载：“问：《唐贤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即音流弦外之旨否？间有议论，或以序事体为诗者，与此相妨否？答：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至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有二体，田园丘壑，当学陶、韦，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显然认为杜甫的一些诗不在“三昧”之内。因此，当王士禛用“三昧”来评杜诗时，对一些杜诗有所苛评，自然不奇怪。王士禛对杜甫的研究，可以说是得也神韵，失也神韵。

    世间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尽管王士禛有时对杜诗的风格艺术多少有点不习惯(特别是语言)，但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无法抗拒杜诗巨大的魅力。他逐渐认识到，杜甫浑涵浩茫、沉郁顿挫和李白雄奇豪放、汪洋恣肆的风格，方是诗歌艺术的极致。因而他渐渐将三昧韵致天然、味外有味的标准，提升为神奇变化、浑涵恣纵，使他的神韵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郭绍虞说：“他(王士禛)便想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这才是所谓神韵的标准。”(《中国文学批评史》六八《王夫之到王士禛》)可以说，王士禛神韵理论的提升，正得益于他的李杜研究。这正说明杜甫学术研究对文艺理论构建的重要。当然，王士禛就是在晚年，很多时候也仍然奉行他原来的神韵标准，并未始终坚持雄浑豪健而兼神韵风调的标准，故评价作家和作品有时难免褊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坚持运用杜甫研究的正确心得对于长期支撑正确的文艺理论是何等重要。

    一一浦起龙

    一

    浦起龙(1679—？)，字二田，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官苏州府教授。聪明强记，嗜古博学。著作有《读杜心解》、《史通通义》、《酿蜜集》。

    雍正二年，《读杜心解》由浦氏宁我斋出版，广为流传。该书作于浦起龙四十五岁之前，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杜甫学著作。

    二

    浦起龙的杜甫研究集中体现在《读杜心解》中。其工作大致可分三部分：编诗；注(含校。校无突出的特色，故不论)诗；解诗。现分别加以论述。

    先谈编诗。

    《读杜心解》的编排方法采用以诗体编排为主，寓编年于分体中，附杜甫文于内容相关的诗后的方法。

    杜诗的编排，自宋以来就有两大途径：一是分体裁编；二是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也有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浦起龙继承以分体为主，再按写作时间先后分期编排的方法，又有所发展。

    分体编排。《读杜心解》将杜诗分为六卷。“今统分为六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绝句。而每卷篇数不均，则窃取诗传之例，各就卷内析之，使楮叶停匀。其七排、五绝篇数最少，则一附卷五之末，一附卷六之前。”(《读杜心解·发凡》)分体编排次序合适，所分卷次和卷内所分亦大致合适。

    《读杜心解》还附载有同时代人与杜甫有关的酬唱诗。杜甫集自宋代即载入相关的同人酬唱诗，浦起龙将其编入是循杜集编纂旧例。

    《读杜心解》自创体例，将杜甫的散文附在有关诗后。浦起龙说：“今按诸篇于集中诗多有关会者，亦用附载酬唱诗例，分承诗篇之后，各以类从。学者或反因参考诗义，逐一留览，似为两得。此皆别立义例，世或不病余妄。”(《读杜心解·发凡》)将杜甫的文附于其诗后，并用附载酬唱诗的体例编排，应该说这种编排的体例是很别扭的，但其用意却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其目的是要人们重视杜甫之文的研究，希望人们在研究杜诗时，能将同一时期的杜文一起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杜甫作品的思想含义，更全面地理解杜甫。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编排的方式表明浦起龙还没有完全摆脱历来轻杜甫文的偏见。

    对杜诗系年。浦起龙更看重系年编排。他说：“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分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则寓编年于分体之中。”(《读杜心解·凡例》)编文集以编年为上也是古人流行的观点。《读杜心解》既以分体编排为主，故编年便另外建立一个系统。其编年体系为：（一）作《少陵编年诗目谱》，将能系年的诗一一分别列于其下。其前有小序云：“往近体裁，卷分各种，既不病其夺伦；迁流人事，义取互相，或颇嫌乎离立。将以还诗史之面目，厥唯寓年谱于篇题，若网在纲，其比如栉。为便读计，则古、律、绝六集，居然案部就班。为尚论资，则玄、肃、代三朝，从此发凡起例，作编年诗目谱。”(《读杜心解·凡例》)（二）在分体中，将诗分时期。如“卷二之三(七古)：起代宗大历元年讫五年”，在开头作简要的年谱：“《纂年谱》，大历元年，公在夔，寓西阁。二年春，迁赤甲，寻迁瀼西。秋，往来东屯、瀼西之间。三年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晚，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未几，入衡山。夏，复回潭。五年夏，复自潭避乱入衡。欲如郴州，至耒阳不果。秋，回湖湘，竟以寓卒。”所编年谱虽然简略，但还比较细，有助于读者了解杜甫的行踪和事迹，作为读诗的参考。在同一时期中，将诗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另外，他在注中还对能确切系年的诗进行了准确的系年。这就形成了《读杜心解》完整的编年体系。

    浦起龙对杜诗编年下了一番功夫。他的编年理念与方法都有可取之处。他说：“盖旧本以编年非其时，而诗失其旨者，动以百数也。道在准居处，酌时事，证朋游，得者八九矣。其无甚关系，无从印合者，略依旧次，不敢妄有牵附焉。”又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互勘，而年月昭昭矣。”(《读杜心解·凡例》)他借鉴前人(鲁訔、蔡梦弼等)编年的成果，继续深入研究，又有创获。

    《读杜心解》的编可谓煞费苦心，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有明显的缺陷。既要以分体编排为主，又寓含按年编排，本身就很难处理好，再加上《纂年谱》的内容，怎么看怎么别扭。不过，浦起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古人虽认为诗以编年为上，但对具体诗的编年，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故浦起龙方才采取寓编年于诗体编排之中这种方法。

    三

    浦起龙对杜诗注释非常重视。为了杜诗的注释，他做了大量有关准备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他说：“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诗中关合地志处，不可悉数，间又涉天官家言。注家承讹于地志，十有三四，至举天官等书，则不谬者十无一二矣。今地界则取衷于《唐书》，而证之舆图，统志以求其合。历历白榆，举目了然也。唯《伤春》诗之执法则指势星而言，《晋·志》以后无此名，参之石氏《星经》始定。当时乱端不一。其大头脑，前曰安、史，后曰吐蕃，曰藩镇。他如蜀之徐知道，段子璋、崔旰，湖南之臧玠辈，又错起其间。注家遇说乱处，往往东西混淆，甲乙回迕。此亦大费考核。又其时稔乱不已，宦竖典兵。重帅权，轻守令，贵武夫，贱儒术，劳遣戍，困征徭，三致意焉。最足考镜世变，亦特为捻出。”(《读杜心解·发凡》)浦起龙进行广博的知识积累，并对前人注释的得失进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注释思路，这些都为他的杜诗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是《读杜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浦起龙认为注释主要是注古事、古语和时事。而他的注释主要是吸收前人的成果，特别是清代学者钱谦益、朱鹤龄和仇兆鳌的成果，自己也有所发明。他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古事、古语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其谬者，牧斋、长孺驳正特多。近时仇搜罗更富，集中节采，大率本此三书。间有参议论著，十得二三耳。”(《读杜心解·发凡》)他对诗的写作背景的分析时有新见。《前出塞九首》注：“王嗣奭《杜臆》：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与《兵车行》所指之事同。”诗没有哥舒翰征吐蕃的内容，浦起龙认为就是写西部战争的诗，比较切合实际。在处理注的问题上从实际出发，不拘守一隅，注解往往通达。《游龙门奉先寺》(《读杜心解》卷一，以后略去书名)：“‘天阙’‘云卧’，诸说纷纷。王安石改为‘天阅’，蔡兴宗正义作‘天窥’，是欲以虚对虚也。文翔凤云：‘伊阳之北山，如云卧然。’将‘云卧’与‘天阙’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实对实也。其说俱不稳。朱注则曰：‘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似属超解矣。然此诗中四，却非散体。按‘天阙’字出韦述《东都记》，其为地名无疑。若‘云卧’，正形容宿处之高迥，定属虚用。而‘云’自与‘天’对，‘卧’自与‘阙’对，正以不执死法为文家妙用。”他的说法很有道理。虽是解，却应归入注的范围。《海棕行》(卷二)注“左绵公馆清江濆”的“左绵”：“《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东。’按：左绵，对蜀都而言。旧注谓绵居涪水左，误。”浦起龙所注甚是，对旧注有所匡正。《读杜心解》非常重视用杜甫的自注来注杜诗。由于有的刻者和注家不重视杜甫自注，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杜甫自注，故一些版本大量删削。《读杜心解》则非常重视杜甫自注，总是尽量搜罗，尽量用在注中。浦起龙说：“题下篇中时载原注，公自注也。昔人以谓王原叔、王彦辅诸家附益。今细绎之，伪者文字必平顺，其枯涩者断属的笔，悉照原文登录，坊本多仼意削去，或混列注中俱非体。”(《读杜心解·发凡》)杜甫的自注是诗的内容的重要补充和说明，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对理解杜诗非常有益。《山寺》注：“原注：章留后同游得开字。”通过原注可以知道诗作于梓州，和梓州刺史章彝同游西作，由此可知诗的写作的地点和大致时间。《奉寄别马巴州》(卷四)注：“原注：时杜甫（“杜甫”二字当衍）除功曹参军，在东川。”原注使我们理解杜甫时除功曹参军，对理解诗的“功曹非复汉萧何”等内容大有好处。

    《读杜心解》的注也有明显的缺陷。

    最大的缺陷是注太简略。《读杜心解》既然有注，理应为人们提供有助于文字内容理解的重要材料。一些必须要注释的没有注，必须要引书证的没有书证。《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翠旗淡偃蹇”注：“《七发》：翠旗偃蹇。”(《七发》本来是“旌旗偃蹇”，引文有误。)注不完善。《长门赋》：“淡偃蹇而待曙兮。”李奇注：“淡，犹动也。”理应用《长门赋》和李奇注。又“坡陀金虾蟆”，“坡陀”本应作注，而未注。“金虾蟆”注：“《埤雅》：一名蟾蜍，或作詹蜍。”只注了虾蟆，未注金虾蟆。而“钮琇曰：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池置药炉，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放之苑池”，虽然杜诗并不是用此故事，但可参考。《草堂》(卷一)注：“邛州在成都西。”“剑阁在成都北。”《九日寄岑参》“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注：“暗使潘岳河阳事。”《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天笑不为新”注：“天笑，见《说苑》。”注释都有些草率，过于简略。

    《读杜心解》的注释还有明显的错误。有时曲解文意。《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一)解：“‘问升斗’，旧云：问酒数，吾谓是问生产也。见有此好官，不须记挂口料，不怕没饭吃。吾曹今日，只管开怀痛饮。”问酒数，正是开怀痛饮，问生产则说到一边去了。看似有意出新，实际是封建正统思想作怪，把他的思路引到岔路上了。《新安吏》“次选中男行”注：“顾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黄、小之分。天宝二载，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根据下文“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应是未成年而身体短小者，而顾注为十八岁，无论从古今看，皆已成人，便无所谓“短小”，故中男应按古代一般所指十六岁为是，顾炎武所注未确。

    四

    《读杜心解》的主要精力在解上，其主要贡献也在解上，故其集名为《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对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解释，新见迭出，往往能把握诗的主旨，进行深入分析，给读者以启迪。而在艺术上也能抓住杜诗的特点，精微阐扬，使读者领略其妙处。

    好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都缘于研究者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浦起龙在杜诗研究上有很大的创新，是根源于他总结前人杜诗研究的得失，力求通过了解杜甫的时代与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去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通过全面理解杜甫和杜诗，再从实际出发，理解作品的具体内容，力求把握作品的精髓与特点，不乱想，不臆断，不粉饰，力求按杜甫的本意去解说杜甫。浦起龙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又说：“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语失而节紊，节紊而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说者每喜摘一句两句，甚或一两字，别出新论，不顾篇幅宗主如何归宿，上下文势如何连缀。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读杜心解·发凡》)这些话都充分表现出他卓越的研究见解与方法。

    《读杜心解》特别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解说。它根据诗所传达的基本思想，确立解说的中心；通过对语言和章节的解说，结合实际生活和时代背景，对基本思想加以阐扬。对于主题思想明确的诗，在点明主题思想后，重点挖掘诗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思想和精神，挖掘杜甫对社会的关照和社会意义。《又呈吴郎》(卷四)：“公向居此堂，孰知邻妇之苦，听其窃枣以活。吴郎新到，不知其由，将插篱护圃。公于东屯闻之，吃紧以止之，非既插而责之也。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怜之人，下皆反复推明所以然。三、四，德水所云出脱邻妇，又照育邻妇者。着‘恐惧’字，体贴深至。盖窃食者，其情必恧而怯也。五、六更曲，妇防远客，几以吴为刻薄人，因属多心也。此又德水所谓回护吴郎，又开示吴郎者。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民社者告焉。而恤邻之义，自悠然言外，与成都《题桃树》同一神味。卢云：‘百种千层，莫非仁音。’知言哉！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须味之于无味之表。”诗的解析准确而透辟。诗的主旨就是要吴郎不要插篱而任邻妇扑枣，又深刻阐扬当时的官府征求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表现杜甫对带给百姓灾难的战乱的忧虑，表现杜甫关心、同情百姓的仁爱之心。这样的解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杜诗有很大的帮助，是真正的“心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卷一)：“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断不宜如朱、仇诸本，琐琐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首用‘许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泰民困。而民为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默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而结忧端者，终无已时矣。”浦起龙从杜甫的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入手，转到分析杜甫的民本思想，结合诗所表现的当时的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说明杜甫对国家所潜伏的巨大危险的忧虑。剖析剀切，而又非常有创意，其解析非常有功力。《读杜心解》对于主旨含蓄的诗，其解说则主要围绕将诗的主旨解说明白、透辟而进行。其具体方法是在认定诗的主旨后，结合诗写作的社会背景与杜甫的思想生活，对诗的段落和语言进行分析，力求笃实而显豁。《除草》：“除草以喻除奸也。起四句总领。‘曾何生修阻’者，言何尝尽在辽远，虽肘腋间亦有之。‘毒甚蜂虿’，领去之贵速。‘多弥道周’，领去之贵尽。中间十二句一段，分两层看：前六，言去之速。后六，言去之尽。末四句，觉眼中一爽，速与尽兼收在‘芟夷’二句中。结出‘疾恶如仇’四字，略露本意。申涵光谓正义多则反浅者是也。〇从来去奸而奸反为害者，不速不尽故也。解此诗者，总不得肯綮，非胸有千古，目有时艰，深识祸乱之源，历鉴优柔之弊，未易语此。”诗的主题就是讲除奸的道理，即除奸要果断彻底，否则会为奸所害。浦起龙认定这样的主题符合诗的本意。其阐释准确深刻，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穿凿附会。

    《读杜心解》也重视对杜诗艺术性的阐释。它往往抓住一首杜诗表达内容的突出特点，着重分析它的创造性。因而它的解说往往与内容结合在一起，贴切，精彩，有新意。《赠李白》(卷一)：“天宝三载，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东游，与公遇于东都，公赠之此诗也。太白栖神世外，自相遇之后，即有齐州受箓，王屋访隐之事。其地皆于梁宋为近，所谓‘梁宋游’者，必邂逅盟心之语。公述其语为近，则李是主，身是宾也。今乃先云自‘厌’‘腥膻’，将托迹神仙，而后言李亦有‘脱身事幽讨’之志。自叙反详，叙李反略，则似翻宾作主，翻主作宾矣。不知其自叙处多用‘青精’‘大药’等语，正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一两言双绾。而上八句之烟云，都成后四句之烘托。明乎彼此虚实之用，可与说杜矣。”诗以结构为视角，分析诗似拙实巧、大巧若拙的特点，颇有独到之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五)：“元微之言曰：‘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亦数百。’其所推服，首在斯篇。顾于观是诗制局运机之妙，在于独往独来，乍离乍合，使人不可端倪。如篇首数语，层层伏案，此十面之埋伏也。如当筵听曲，蓦入长安，借明主怀贤，搭上郑李，此陈仓之暗度也。如以怀贤搭郑李，却只写其诗才，将功名按住。既就郑李写诗才，忽接自身北望，将两人截住，此栈道之烧绝也。如以答书问之语，群述瀼西贫况，使实处皆虚，以勖登朝之语，隔开就访本怀，使连处反断，此临晋之疑兵也。直到天明出峡，而后若夔若荆，若己若郑李，一齐合拢，此诸侯之皆会也。乃于出峡就访处，夹入求禅，其实只因便道带出篇尾之根，主意却专在访友，此又云梦之伪游也。至若尾末处，归到‘刮膜’‘离铨’，前尘影事一切扫空，此直鸟尽而弓藏矣，故知善用多多，尤在善能将将，千古唯龙门有此笔阵。杜老以俳偶律切之体，与之分道扬镳，不亦异乎！后来如白傅《代书》一诗，岂不条鬯流美，然只是始叙同官，中言被谗，末致怀思，视此不免直头布袋。然则元氏所云，还说得自家一辈诗。至少陵堂奥，未在未在。善乎遗山子之论诗也：排比铺陈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述杜诗层次结构的复杂多变，照应关锁的严密精细，充分表现出他对杜诗的精细揣摩和深入研究，故能发前人所未发。

    《读杜心解》的解说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缺点也不少。

    浦起龙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特别强调杜甫的儒家正统思想。他说：“老杜天资惇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而语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继有作者，或附之以扬其波，或纠之而不足关其口，使霭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负疚，得罪此老不少。愚不惜刓精尽气，疏通证明，于此益力。”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在解说中便把一些本与君臣无关的事硬与君臣关系扯到一起，造成曲说。《兵车行》(卷二)的“君不见”本是当时作诗的习惯用语，而《读杜心解》硬解“君”为“君主”之君。说：“噫！山东近在东土，乃事之可见者，而深宫竟不得闻。青海陷我穷民，宜君所习闻者，而绝域又不可见。两呼‘君不闻’，‘君不见’唤醒激切。”若“君”指“君王”，直言其“不闻”“不见”，有质问之意，颇为不敬，古人有这样对君主说话的吗？简直是曲解之尤。《北征》(卷一)：“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读杜心解》认为陈玄礼无人臣礼，杜甫不应写这样的内容。说：“愚按，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为了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竟一反常态，对杜甫也有所指责，真是封建社会的忠诚卫道士。正是因为过分强烈的封建正统思想，造成了《读杜心解》的一些瑕疵。

    《读杜心解》好标新立异，又受传统的比兴说诗等主观唯心方法的影响，因而解说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杨伦说：“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杜诗镜铨·凡例》)《白小》(卷三)解：“诛求者无艺，自军兴饷急，孤嫠不免追乎，讽切时弊之言。”实际从诗的内容上，看不出讽切时弊的意思。诗的主题就是批评人们拼命索取自然资源，指出这是不义的行为。这样的主题本身也很有意义，不一定非扯上讽切时弊不可。《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明明是写景，而浦起龙却解说：“‘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与我为故。”这实在是曲解。浦起龙明明说：“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以德意。”二者的理解不是有矛盾吗？对“与我为敌”者恐怕首先不是“怀远以德”，而是制服他，再“怀远以德”。这样理解诗意，不能自圆其说。《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卷一）解：“‘蒙鸿’，淫气也。‘宫殿’，荒制也。‘必十月’，频也。‘临九州’，夸也。”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解说，并非杜诗的本意。又解：“按钱笺《长安志》：汤泉在阴盘故城东门外。贞观中，乘舆自东门入，水暴涨，见物状如猪，当上门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开元八年乘舆自南入。黑风从东北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时学士王翰作词曰：‘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又按《禄山事迹》：帝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猪而龙头，帝曰：‘渠猪龙耳，无能为也。’据此则湫中之物，信为禄山之应矣。明皇毫不知警。漫逞嬉游，可叹也。故下文又幻出‘虾蟆’化虬一段以深惕之。考‘金虾蟆’乃月中蚀月之物。月，贵妃象也。禄山通宵禁中，宫闱浊乱，帝以宠贵妃故不问，‘虾蟆’亦举其类欤？又《通鉴》：国忠言：‘禄山必反，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上益亲信之，续遣归范阳。禄山惊喜，疾驱出关。明年遂反。今诗曰‘至尊顾笑’‘王母不收’，意举朝议收之，妃阴劝上纵遣之欤？噫！词旨微矣。”杜诗有对玄宗携杨贵妃到温泉享乐而不勤国事之忧，也有杨贵妃误国的隐忧，但诗却没有一点涉及安禄山。浦起龙言杨贵妃与安禄山淫乱，进而说举朝有诛安禄山之意，而杨贵妃劝唐玄宗放安禄山归范阳，纯属想象之词，而引小说之言说禄山化为猪龙尤为荒诞。这实际上是沿着穿凿附会的老路在往前走。

    浦起龙在杜诗的内容和艺术分析方面受当时八股文理论的影响，分析时讲究起、承、转、合，特别注重承、转的分析，经常把杜诗内容讲得很枯燥，把创造性讲得很平常，读来淡然无味。《彭衙行》(卷一)解：“起四，即点彭衙，是先出题法，‘尽室’以下，乃追叙初起身至‘彭衙’一旬之行程，不应迟迟若此。故前后用‘尽室徒步’‘尽日数里’点破之。‘小留’以下，备述孙宰高义。先着‘欲出’一句，益得高义出。见此来本非有意驻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则先叙安顿自身，次叙安顿妻孥，再总写四句再致感两句。非此入情曲笔，那显此会云高义。结则所谓‘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也。”解说的基本架构就是八股样式。《瘦马行》(卷二)解：“起句唱破，随以三句写其瘦态。不曰可惜，偏曰岂复有意于世，惋惜倍深。中以‘细看’二字作提，四述其见遣于今，四推其立功在昔，二原其委弃所由，二状其哀鸣失色，凡作四层，无限曲折，末以‘远放’二字自影被斥，‘日暮’二字自影途穷，此正起句所谓‘使我伤’者也。结联，须体贴当日初谪官情事，从一片恋主效忠悃忱发出，非乞怜语也。”正是用分析八股文的方法在分析杜诗。当然，每个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我们也不应苛责《读杜心解》。

    从主流看，《读杜心解》是一部极富创造性的著作，特别是在解方面，力破历代穿凿附会的陋说，对很多杜诗做了基本符合其本意的解说，立论精当，分析透辟。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析都从杜诗的文本出发，从杜甫和他生活的时代出发，实事求是，综合贯通。而其过失的原因，也在于它有时离开杜诗的文本，自逞想象，信口曲说。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研究杜甫和杜诗的重要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基础，不从杜甫的作品文本出发，一切所谓研究都不过是痴人说梦。

    一二杨伦

    一

    杨伦(1747—1803)，字西禾(一作西木)，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时中进士。官广西荔浦县知县。晚年主讲江汉书院。杨伦为诗人，与孙星衍、洪亮吉等唱和，著有《九柏山房集》。又是著名的杜甫学者，著有《杜诗镜铨》。

    二

    在清代杜甫学史上，杨伦的《杜诗镜铨》向来与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并称，为清代杜甫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以简明精粹而著称。

    《杜诗镜铨》虽追求简明，但研究项目却非常多，著作格式却非常繁。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项目已比一般研究者多，而《杜诗镜铨》则更多，著作格式更繁。其研究项目如下：（一）杜诗编排。主要是按写作时间编排。（二）题下做诗系年。注时代背景。（三）校勘。一般注出“其义可两存者”。（四）对难字注音。（五）注典故、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凡一切需要说明的皆作注。（六）释文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句，隐含深意的诗句，加以阐释。（七）对较长的诗分段，归纳段意。（八）对诗的内容进行评论。对诗的艺术进行评论。（九）对诗的妙处进行点和圈。（十）在绝妙的诗句旁作短评。（十一）在书稿的顶端作眉批(主要是引前人的评论)，一般是对诗的内容和艺术作短评。分析这些研究项目可以看出，前八项是清代流行的项目，后三项虽然明代一些研究著作(如胡震亨《杜诗通》)已有，但清代研究大家却基本没有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其特点是对诗句的研究更具体和细致。因此，《杜诗镜铨》研究项目的多和著作格式的繁，使它表现出外表简约而实际繁富的风格。

    注精炼而较为准确。注历来是杜甫学最能显示学识的领域，故学者总是尽力追求注的特色与质量。首先，《杜诗镜铨》在集注的“集”(所谓别裁)上下功夫，尽量广泛搜罗前人的注。特别是对于前人集注没有用过的好的资料，更是努力搜集。“杜评始刘须溪，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寐语，不甚可晓。然于诸本中为最古，其可采者悉录之。前辈如卢德水、王右仲、申凫盟、黄白山、张上若、沈确士等，皆多所发明。近得王西樵、阮亭兄弟、李子德、邵子湘、蒋弱六、何义门、俞西月、张惕庵诸公评本，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为学者度尽金针。建安蔡氏有《草堂诗话》二卷，诸本所采亦夥。余如《东坡志林》、《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王楙《野客丛书》、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凡前人有未经采录者，今并补入，以广见闻。”(《杜诗镜铨·凡例》)(这里杨伦说的主要是评的资料，但也有注的资料，为了行文的方便，均放在这里论述。)杨伦大量搜集宋、明、清的杜甫学资料，尽可能把注做得准确，同时也使注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大量采用同时代的清人杜甫学成果，使集注站到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其次，注最需注者，注文力求简洁扼要。其指导思想是：“兹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须疏证，或是发明言外之意，否则俱从芟汰。其易晓者，亦不复赘词。然微词奥义，亦已阐发无余矣。”(《杜诗镜铨·凡例》)集注的材料的抉择，直接决定集注的质量。《杜诗镜铨》注最需注者，使注真正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起到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作用，完成注的责任。但又力求简洁，不注所不当注，避免繁冗。不繁冗，也就不会喧宾夺主，不会掩盖杜诗本身，影响读者对杜诗的阅读理解。第三，有自己的研究心得，能补充前人所未逮，改正前人之所失。杜诗注释至清代已基本完备，但杜诗内容博雅深奥，至清代也还有一些忽略未注和未能注解的地方。杨伦长期进行杜诗研究，故有自己的发明。如《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题下注语典“扶侍”：“《后汉书·刘平传》：平弟仲为贼所杀，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卷一〇)“扶侍”为寻常语典，搜求极难，因而更见功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卷二)为杜甫上鲜于仲通之诗。鲜于仲通为佞人，品格低下。杜甫为何为其献诗？这是人们所疑惑的。杨伦注云：“此殆公谒选时所上。”此注虽是推测，但完全符合诗意，应符合事实，所注甚好。由注人们可知杜甫给鲜于仲通献诗，是一般举子求仕向高级长官献诗的通例，这样也使杜甫免于阿谀佞人之嫌，其意义非小。杨伦对长诗进行分段(很多时候并不标明具体划分处)，并写出段意。段意概括比较简洁，比较切合诗意，有时还顺便归纳艺术手法的特点。《寄韩谏议》(卷一八)分三段，归纳段意为“首致怀思韩君之意”；“此申明谏议去官之由”；“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济世匡君也”。段意有助于读者把握杜诗的内容与精神。《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卷一六)的段意是“首致思念之怀，宾主兼叙。”“此段追述世交家学。末二双绾，即束即提，有印泥画沙之妙。”“此称刘君之诗。”“此称刘君之官。承老兄真不坠。”“此自叙客夔近况，承上小子独无承。”“此段复宾主交叙，自甘遗世，而勖刘以有为。末叙寄诗之意，因言己亦将远泛江湖矣。”分段比较细，段意归纳简明准确，并略言段落艺术。分段的研究显示出杨伦的研究功力。

    杨伦非常重视对杜诗的评论，即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与评说。评论亦采用集注形式。《杜诗镜铨》的评论和注释相比，更为精彩。其评论的特点与注释的特点是基本相同的。正是这种相同，构成全书鲜明的学术风格与个性。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再将其评论的特点做一个总的论述，而不避文意的某些重复。首先，杨伦用集注的方式汇集自杜甫学产生以来的评论，按自己的评论理念和见解，精选最佳和最有代表性的评论，组成一个评论体系，即展示对诗(一般是以首为单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总的评论和具体的诗句和段落的评论。在具体集评时，在注重最佳和代表性的同时，特别注意集前人未集的好的评论，特别是集清人的好的评论，注意集注的创新。其次，集入杨伦自己的研究成果。杨伦才、学、识俱高，长期对杜诗进行研究，很多评论非常精彩。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杜诗镜铨》的学术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在杜诗的内容评论方面，杨伦善于将诗所写的内容与时代背景结合，论述诗的主旨或杜甫所表达的思想，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杨伦评说《收京三首》(卷四)其三云：“是时王师复两京，围安庆绪于邺城未下，故言方春必可平贼，正值樱桃荐庙之时，盖预期之也。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将万方送喜之时，毋乃即圣躬焦劳之渐乎？盖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擅权，果如所料。公之有远识如此，而语意仍含蓄不露。”评说认为这首诗的基本思想是“忧虏横臣骄，复成蹂躏跋扈之势”，完全符合杜诗的原意。这由浦起龙所注“毋乃圣躬劳”可以佐证。蒲注：“晋羊祜既请伐吴，乃曰：正恐吴平之后，方劳圣虑耳。意与此同。非无使君劳之谓。”这样的解释很透辟，引导读者从诗中领略杜甫的政治卓识与远见。《观兵》(卷五)杨伦评说云：“是时屯兵邺城，军无统制，公早其有覆败之患，故借所见嗣业之兵以发之。”邺城之战是唐王朝与安史之乱军决战的重要战役，杜诗借观兵对当时的战争态势和战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杨伦的评说揭示了诗的隐微含义，有助于读者把握诗的精神。杨伦评说《伤春五首》(卷一一)云：“激昂慷慨，亦复悱恻缠绵，与《有感五首》并见才识忠悃，此皆杜诗根本之大者，学者所宜着眼。”特别强调所表现的政治见解与才能，所表现的忠君爱国，认为这是杜诗最伟大之处，这是对杜诗的总的评价，也指示了杜诗研究的根本方法。《有感五首》(卷一一)杨伦评说云：“所言皆当时大事要著，足补国史所未逮。公生平自许稷契，良非虚语。”“诸诗多为藩镇作。藩镇之祸，始于仆固怀恩，而唐遂失河北，下逮五季，兵火相寻，五诗见其端矣。”评说极好，真正抓住了杜诗的关键。藩镇之祸是自中唐开始的重大政治问题，而杜甫自其萌芽时就加以关注，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与智慧。杨伦的评说非常深刻。

    在诗的艺术评论方面，杨伦善于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感悟和诗歌理论，评论杜诗高超的艺术方法和独特的艺术技巧，往往具有新意。杨伦评说《无家别》(卷五)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沉警独绝矣。”对杜甫随意立题，写时事的诗的创新和巨大意义，论述全面而精到。杨伦评说《剑门》(卷七)云：“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指出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点就是以议论为诗，并认为它达到以议论为诗的极致，其艺术成就似乎超越了张载的《剑阁铭》。评论可谓独具慧眼，而又恰如其分。杨伦评说《野人送朱樱》(卷九)云：“托兴深远，格力矫健，此为咏物上乘。”“开手击此动彼，入后一气直下，独往狂来，小题具如此笔力。”评论认为这首诗有两大艺术特点：一是运用比兴，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表现了杜甫的忠君之情和漂泊之感；二是由野人送樱桃写到皇帝赐朝官樱桃，联想转换自然，有变化而又一气呵成。评论突出杜诗以小见大、善于兴寄的高妙的艺术才能。

    《杜诗镜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所有的研究，无论是注释、解说，还是评论，都符合杜甫的原意。杜诗研究历来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太多的穿凿附会。后代的研究虽然革去前代的一些穿凿附会，但又重新陷入新的穿凿附会。清代的杜甫学仍有不少穿凿附会的东西。杨伦深知穿凿附会对杜甫学的危害，因而力戒穿凿附会，力求回归杜甫诗意的本真。他说：“孟子说诗，贵于以意逆志，但通前后数十卷参观，自能见作者立言之意。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拙解不为苟同，亦不喜立异，平心静气，唯期语语求其着落，庶少陵于千载之上犹如晤语也。”(《杜诗镜铨·凡例》)他又说：“窃谓昔之杜诗，乱于伪注，今之杜诗，汩于谬解，多有诗意本明，因解而晦，所谓万丈光焰化作百重云雾者。自非摧陷廓清，不见庐山真面目。”(杨伦《杜诗镜铨·自序》)所谓谬解，绝大多数都是穿凿附会。研究文学，尊重作家的原意，这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崇高的要求。这说来简单，要做到还真不容易，但必须做到。穿凿附会，无异于痴人说梦，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杨伦把符合杜甫原意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今也年经月纬，句栉字比，以求符合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镜象未离铨者。”(杨伦《杜诗镜铨·自序》)实际上，杨伦是实现了他“符合作者之意”的追求的。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咏物诗是研究者最容易滋生穿凿附会的地方，杨伦也能避免。杨伦解《江头五咏》(卷九)云：《丽春》：“此公自喻竞进者多，已独耿介自守，不移其性，故人之知公者少也。”《栀子》：“此公自伤以有用之才而孤冷不合于时，甘自老于江湖也。”《》：“此公自喻失位于外，无心求进，有留滞之叹，但当安于义命也。”《花鸭》：“此公自喻以直言救琯外斥，唯恐易招世忌而欲有心韬晦也。”这五首都是咏物诗，杨伦所解似嫌太胶固，太实。然诗的字里行间确实有兴寄，杨伦所解大致符合杜甫的本意。虽然并无直接的证据说杜甫就是这样想的，但也没有证据说杜甫就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完全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允许这样的研究，也需要这样创造性的研究。

    总之，《杜诗镜铨》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杜甫学著作，简洁明白而又广雅博洽，集诸家之长而又有鲜明个性，妥帖平实而又有所发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三翁方纲

    一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大兴(今北京)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年，左迁鸿胪寺卿。翁方纲是著名学者，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诸书的《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著《两汉金石记》。其著作尚有《复初斋全集》、《礼经目次》、《苏诗补注》。其杜诗研究著作为《杜诗附记》。翁方纲又是著名诗人，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

    二

    翁方纲一生对杜诗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其研究杜诗，可以说自幼开始。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年与青年时期。他大量阅读杜诗和有关注释与研究著作，研读杜诗三十余遍，但心得不多。不过这使得他对杜诗烂熟于心，对日后的研究极有好处。第二阶段是青年(二十多岁)至晚年时期。他抛开前人的研究，独辟蹊径，进行独立研究，完成《杜诗附记》。他的《杜诗附记》云：“余幼而从事焉，始则涉鲁訔、黄鹤以来诸家所谓注释者，味之无所得也。继而读所谓千家注九家注，益不省其所以然。于是求近时诸前辈手评本，又自以小字抄入诸家注语，又自为诠释，盖三十余遍矣。……一日读山谷《大雅堂记》而有会焉，曰：诸先生之论说皆胜语耳。于是手写杜诗全本而咀咏之，束诸家评注不观，乃渐有所得如此。又岁余，而徐徐附以手记，此所手记又涂乙删改，由散碎纸条，渐积写于一处，甲申乙酉以后，按试粤江，舟中稍暇，录成一帙，后乃见吴下有专刻杜诗全文无注释之本，便于携阅，庚戌以后，由阁庁事每于待票韱未下时，当午无事，则以此本复核如此者又十年。”(《杜诗附记自序》)门人梁章巨云：“研精覃思，前后凡三十年始成此册。嗣后意有所得，随时点定，又三十余年，至晚岁重加装池。”(《杜诗附记后记》)可以说，《杜诗附记》是翁方纲一生杜诗研究的硕果，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三

    学术在创新中发展。翁方纲的杜诗研究角度和用意很新。他研究杜诗，就是要通过对杜诗的分析，探讨诗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探讨杜诗所以超越其他诗人的根本奥秘。《杜诗附记自序》云：“其中用事人所共知者不复写入也，其事所系，其语所出，苟非实有关于此篇笋缝节族者，概弗录也。且吾所欲读杜者何为也哉？非欲考史也，非欲缀缉词藻也，唯欲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已。”杜诗正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绝佳范本，翁方纲就是要通过剖析杜诗，诠释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道理。

    从宏观上说，翁方纲论诗主张真和正。他认为真是诗的灵魂，作诗只有真，才有艺术生命力。在真的同时，也就得艺术之正，包容各种艺术风格与技巧，形成海纳百川之势，这样，艺术也就达到了超越寻常的境界。杜甫的诗所以伟大，是他的诗达到了全面的真与彻底的实。翁方纲云：“言者心之声，心之声则人之全体具见焉。岂有以迷离惝恍则真者乎？岂有以奇特超悟见真者乎？奇特超悟偶一见之则称善有之，未有时时处处以变眩为主者也。……读杜诗则句句见真，步步皆实地也。由此可以理学业，可以定人品，即以诗言，可以加膏沃，可以养笔力才藻，即所谓羚羊挂角，三昧之旨，亦必从此得之，此乃八面莹澈之真境也。苏诗之酣放，本极精微，然已不能如此矣。是故专学韩则每有意于造奇，学白每有意于闲旷平直，学李太白每有意于超纵，学李义山每在意趋藻饰。即使专主王韦三昧，亦每在意存冲淡，凡专立一路者，其路非不正也。然而意有专趋，则易于渐滋流弊，未有若杜之得正得真者。……必如李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此方是善言李杜者。”(《李杜附记自序》)认为杜诗最真最正，这是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评价，也可以视为翁方纲论诗的最高指导思想。

    翁方纲认为，杜诗的突出特点是博大精深，无所不包。首先是内容极为丰富。在一首诗中，往往是上下古今无所不有，小中见大。内容的极大丰富，决定了艺术的极大丰富。因而杜诗在艺术上无所不有，巨刃摩天，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槛》(《杜诗附记》卷一一，以后略去书名)，翁方纲云：“如此一小题而其中古今上下无所不有。”《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〇)，翁方纲云：“阻水疗饥却自括入时事，古人诗不苟作如此。”《返照》(卷一三)，翁方纲云：“尝取《剑南集》中痕字之句集抄观之，以为放翁善用‘痕’字也，至杜公此篇，则村失魂招，无一不摄入，昌黎谓‘雷硠’‘巨刃’，斯其至矣。”《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翁方纲云：“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丰富而深刻重大的内容、无所不有的丰富的艺术表现方式，使杜诗远远超越一般的诗作。

    在具体评论杜诗时，翁方纲则着重剖析杜诗的意境构成和篇章构成的艺术。《杜诗附记自序》云：“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凡有足以窥见下笔之深秘者，苟可以意言传之，则岂有灭尽线迹者哉？”可以说，探求“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是翁方纲探求杜诗奥秘的两条基本途径。

    翁方纲认为杜诗最有实境，肯定了杜诗伟大的现实主义特色。而杜诗的过人处还在于它能将实提入虚，或将虚坐实。即将现实的东西升到理论的高度，或将理论的高度联系到具体的现实中。《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卷一一)云：“诗至于杜，句句字字皆真实境会也。敖器之谓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话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然杜公已具此理，特更超浑耳。”这就是说，杜诗的情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所谓“特更超更浑”，是杜诗的情境(即意境)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比现实本身更真实，更广阔，更深刻，更具有认知性。《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卷三)，翁方纲云：“结句面面俱到，而却是实事，所以为史也，读《春秋》当知此意。”特别强调杜诗对虚实结合的运用。《水槛》(卷一一)，翁方纲云：“扶颠何谓乎？岂谓救房琯耶？笔笔是提向空处，而笔笔坐落实地。”翁纲方认为，杜诗不是一般的实，即不是单纯的实，而是由虚入实，或由实入虚，这样的虚实结合，才是情境的极高境界。

    但虚不得奇怪，要正，一奇怪就不实了，也就不正了。翁方纲认为杜诗都是质实的，没有奇怪的东西，而《凤凰台》因为结尾近诞，本来非常尊崇杜甫的翁方纲，也不禁有所批评。《凤凰台》(卷六)，翁方纲云：“此诗后半未免滞而近乎诞矣，非诗之正也，岂得为杜曲致解说乎？然虽如此，在杜固非其至者，即以诗理言，亦非诗之正也。究竟通合纪行诸篇，皆即景质实，而独此间偶借题忽发奇想，亦是文章随地之变。韩子之文约六经之旨，起八代之衰，而自命怪怪奇奇，杜则无一笔涉怪奇也，只有《秦州纪行》中间偶一写之，正亦未容深泥耳。”翁方纲反对想象，反对浪漫主义，故而对杜诗的浪漫主义也进行了批评，这个批评完全是错误的，反映出翁方纲文艺理论褊狭胶固的缺陷。他过分重实，近乎死板。

    翁方纲在论诗重实的同时，也重气。所谓气就是元气、正气，也是气象、气势、力量。《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卷二)翁方纲云：“坡公固云万象摄入牟尼珠，然安能以杜之吸入众景运实入虚耶？其妙在‘元气’二句已包摄尽矣，所以野亭渔翁，水鸟湘竹，色色玲珑，无不出神耳。”杜诗直接用“元气”，故诗也元气充盈。由此可见，杜诗中实与虚的结合，产生出巨大的元气。翁方纲认为评诗首先要看元气，只要有巨大的元气，就不必拘泥诗的形式和技巧的细节。《恨别》(卷七)，翁方纲云：“浩浩乎元气鼓荡而行，更不必以第一句第七句之平仄互换为呼吸矣。”《建都十二韵》，翁方纲云：“杜五排到此篇，纯是血泪，所谓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者，岂得以句字之平仄音节求之？然即以一三五字乘除翕阖之理言，亦极正变起伏出没神化之能矣。”杜诗的元气是正义的精神，正义的巨大力量，同时还有艺术所产生的力量。正是内容与艺术巨大的合力，形成杜诗的浩浩元气。这种浩浩元气也就是杜诗情境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所以翁方纲云：“先生之境之真，诗力之厚，所以凌跨百代者也。”(《杜诗附记》卷一一《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在虚实之外，翁方纲非常重视对篇章结构的研究。他认为杜诗有天然章法，也有奇特章法。《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六(卷六)，翁方纲云：“木叶一联，看其对法，此于第六歌中便已办得结束矣，溪壑回春，天然章法。”《建都十二韵》(卷七)，翁方纲云：“江剑田园，青蒲翠竹，皆不必与长安关辅相关照也，而神理自然关注，《三百篇》之后，子史文集皆罕此杰构。”《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进》(卷一四)，翁方纲云：“专叙射雁一事，亦史迁法也。又‘迥翠麟’乃插入之笔，若无此句，则如马谏猎诸句皆无根矣此种健笔，岂以阮亭之讽而减格哉！”这些对于杜诗句法章法的分析，是很独到的。

    翁方纲还分析了杜诗的节奏、音节、韵，很多分析都是很新颖的。《最能行》(卷一三)，翁方纲云：“前篇结句以不对承对句，此篇结句以对句承不对，皆自然之节奏。”《白帝》(卷一三)，翁方纲云：“浩浩乎直以淋漓雨气为之铿锵节奏，故是骚些竹枝篇法也。”这是比较早的用“节奏”这个术语来论诗，很新鲜。具体的评论也很有见地。翁方纲认为平仄音节与诗的章法有联系。《水宿遣兴奉呈韦公》(卷一八)翁方纲云：“‘璋’字必仄，是转，是开，是接，读者须于此参悟章法。此在全篇内为才过前半，而此句第三字平，第四字仄，合之末句‘老’字以仄收者，愈见章法之迥合也。近日杭人翟晴湖误读此句‘琏’为平声，反谓杜公误用，盖不知诗中音节为章法所关耳。”翁方纲认为杜诗用韵的转换与篇法、段法有密切关系。《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卷二○)，翁方纲云：“韵之转换与篇法段法乘承比伍，熟读此篇，思过半矣。”这些研究是很细致的，也是很新颖的。

    翁方纲研究杜诗，是从他的肌理说出发的。他在《杜诗札记》中常用“理”这个概念。《杜诗附记·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更提出“杜公诗理”(卷二〇)。可以说，《杜诗附记》就是用“肌理”来阐发杜诗的诗理。而反观翁方纲肌理说形成的渊源，应该说其间有杜甫的重要影响。杜甫本来就是讲“理”的，“熟精文选理”所重的那个“理”，与肌理有某些相通。杜诗“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丽人行》)，更有“肌理”之说。虽然我们不能说翁方纲的“肌理”来自杜甫的“肌理”，但其间有审美的共性，故不能仅视为巧合。而论人美讲肌理，论诗也讲肌理，在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过程中，他从杜诗中汲取过大量营养，有着深刻的诗歌理论感悟。因此，我们认为，没有杜甫的长期深入影响，翁方纲的肌理说可能不完全会是现在的样子。而在翁方纲用肌理说来研究杜诗的时候，他又受杜诗的影响，丰富和提升了自己的肌理说理论。翁方纲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辉阁集序》，《复初斋文集》)，“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又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蛾术篇序》)，“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词未可判为二途”(同上)。他论诗虽有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而究其根本，却是主张诗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无所不有，又要有正确的思想，符合儒家经典。他的这种诗学理论和主张，在《杜诗附记》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完整。因此，换一个角度说，《杜诗附记》是翁方纲对自己诗学理论的全面运用与阐发，是对肌理说的全面诠释。而且表现得比翁方纲别处的论述似乎更有高度，也更有广度。

    翁方纲还非常重视杜甫学的文献研究，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杜诗附记》有考证和辨释，很有水平。《东屯月夜》(卷一七)，翁方纲云：“杜诗‘轻云倚细根’，注家率以云生于石解之，盖因诗家多以石为云根也，或遂引张景阳诗‘云根临八极’句以证之，又以杜公拆用‘云根’二字甚新，此皆妄说，不可从也。按诗家相沿，多以石为云根者，如宋孝武诗‘积水溺云根’，李义山诗‘江风吹浪动云根’，此自指石言。至于张景阳诗‘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解之者曰‘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其非言石明矣。‘云根’者，即谓云起之处耳。杜诗亦屡用云根。……此诗题是《东屯月夜》，则月是题之正位，此二句正接上‘月’字来，曰‘乔木澄稀影’，‘稀影’非他，即乔木之影也。曰‘轻云倚细根’，‘细根’非他，即轻云之根也。”澄清历来关于云根注释的错误，对云根作了正确而细致的解说。《杜诗附记·题张氏隐居二首》引王文简《居易录》认为“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邱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山南有两小阜，俗称金耙齿、银耙齿者。子美诗‘不贪夜识金银气’句，盖偶然即目耳。非身历其处，固不知也”。考证清楚而详细，有益于研读杜诗。

    翁方纲非常重视杜诗的版本校勘。《杜诗附记自序》说《杜诗附记》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而第一方面则是“古体之编次，如宋椠某本下略有次第可见者，如句字以诸本参合者，更宜精其剖择也”(另一方面是探求杜诗所以为杜诗，已论述如上)，足见翁方纲非常重视校勘。《杜诗附记》校勘记有多条，条条都非常精彩。这些校勘记不仅用版本比勘，列出异文，同时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进行取舍判断，是非分明。翁方纲有正确的校勘理念，他主张不迷信石刻和古本，而是对校勘的材料具体分析，主要根据诗的文意定是非。《哀江头》(卷二)，翁方纲校：“杜诗‘一笑正坠双飞翼’，‘正’昊作‘笑’，别本作‘箭’，蔡君谟作‘发’。”《附记》云：“‘一笑’既与‘翻身’相对，又与‘明眸皓齿’相生。其作‘一箭’者，乃适与‘带弓箭’相复耳。作‘一发’则更无谓。”《酬孟云卿》(卷四)，翁方纲校云：“‘移官运至尊’，‘远’一作‘岂’非。”附记云：“‘远’自伤违君侧也，作‘岂’字者谬矣。人臣唯君所使，若迁谪果由于君意，遂可怨望耶？此等版本悖理伤教，学者所当辞而辟之，不特文义欠通而已。”《小寒食舟中作》(卷二○)，翁方纲校云：“‘娟娟戏蝶过开幔’，‘开’一作‘闲’。”附记云：“‘开幔’正承隐几来，亦正承看花来，此犹言开幔而蝶过也。若作‘闲暇’之‘闲’，则此处无着。”从内容、文义来判断是非，非常有力。在异文多可通的情况下，则不下判断，或虽下判断，而其他字亦可参考。《杜诗附记·喜雨》(卷一二)，翁方纲校：“杜句‘佳期赴荆楚’，‘赴’一作‘付’。”附记云：“‘付’字亦正可相参。”《西郊》，翁方纲校：“杜诗‘无人觉来往’，旧作‘竞’，一作‘与’，荆公定作‘觉’。”这样处理校勘，态度严谨，方法科学。

    学术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商榷与评论。翁方纲对一些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也进行了评论。对王士禛的评论最可注意。他认为王士禛是清代杜甫研究的极有见解的学者，往往能发杜诗的奥秘，但由于王士禛论诗主神韵，并不能完全理解杜诗的博大精深，所以很多评论是错误的。《杜诗附记自序》云：“始于诸家评语慎择之，惟新城王渔洋之语最发深秘，乃遍摭其三十六种书，手抄一篇，题曰杜诗话，自以为有得矣。然而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八哀诗》(卷一四)，翁方纲云：“《八哀诗》，渔洋诗话竟评其冗杂不成章，又以啽呓语目之。盖渔洋于诗专取轻圆俊利之句，于杜法无当也。如是，则《三百篇》变雅中亦颇似多后人不可尽晓之句，又当如何？”《舟中雪夜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卷二○)，翁方纲云：“阮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者，岂必尽于三昧诸家得之乎？杜公之大，已自无义不包矣。”论述王士禛的杜甫研究成就和得失缘由，都客观公正，合情合理。他还批评王嗣奭《杜臆》关于杜诗版本文字的说法有很多错误，对于仇兆鳌盲从《杜臆》也进行了批评。《催宗文树鸡栅》(卷一三)，翁方纲云：“《杜臆》谓旧本颠错，移‘踏籍盘按翻’句在‘终日’句上。移‘课奴杀青竹’句在‘塞蹊’句上，移‘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二句在‘我宽’上。仇本从之。不知‘踏籍盘按’正接上句‘憎’字也，‘织笼曹其内’正接上句‘问儿所为迹’也。此所谓‘一一当剖析’也。‘不得’二字，直贯下‘稀间’二句，则‘我宽彼免变’接更从容不迫耳。岂有此间插入‘来归’‘问迹’二句之理耶？《杜臆》之不可信，往往如此，仇本妄从之，而外间学人或有执以为说者，故不可以不辨。”翁方纲的批评甚为有理，版本校勘非王嗣奭所长，故多曲说。他还批评朱鹤龄注释错误。《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卷一)，翁方纲云：“谢灵运拟阮瑀诗：‘步凌丹梯。’注：丹梯，陛阶也。又《游敬亭山》诗：‘即此凌丹梯。’注：谓山也。朱鹤龄曰：‘二注不同，当从前说。’方纲按，朱说非也。此句上承鸿宝，下接淮王孙登，则此丹梯正谓登山耳。”其说甚是。

    翁方纲是清代一位重要的杜甫学家。他的杜甫学成就斐然，颇具特色。然而也有明显的不足。翁方纲大约是为了研究有新意，刻意避开杜甫学一贯的一些重点与热点，如杜甫其人、杜诗的思想内容，这本无可厚非，但却使他的研究成果显得不那么完整，也觉得分量不沉。研究中，往往过分重视诗的所谓关键部位，“笋缝簇节”，有点目无成竹，所见难免褊狭，论述不够大雅。解说杜诗时，有些地方说得太玄。如《望岳》，翁方纲说：“‘夫如何’三字，乃是从下句倒卷而出，‘夫’字即坐实岱宗如何者。”(《杜诗附记》卷一)“夫”字不过是语助词，将疑问句化为陈述句，说它“坐实岱宗如何”，有点莫名其妙，不着边际。我们的批评近乎有意挑剔，而所得也不过是微瑕，更表明翁方纲杜甫学成就的特出。

    一四潘德舆

    一

    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又字四农，山阴(今江苏淮安)人。为人至孝，父咯血，割臂肉和药进。对祖母孝敬弥至。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尝以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潘德舆传》)。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座主侍郎钟昌对人说：“四农乃吾师也。”潘德舆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一三卷，《诗话》十三卷。潘德舆是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对杜甫非常崇敬，一生研究用力甚勤。他在充分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称为一位集成式有创新性的杜甫研究学者。

    二

    古代品评人，首先是看思想品德，儒家尤其如此。潘德舆研究杜甫，也是通过对其著述与行迹的研究，对他一生进行评定。根据儒家品评人物的标准，潘德舆对杜甫作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杜甫有救世之心，有经邦济世的伟大才能，可惜不为世所用，故将其思想表现在诗中，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其出处与孔孟合，是一位圣人。他说：“赵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寓于诗。’其曰：‘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有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诗，人之推服至极者，如秦少游以为孔子大成，郑尚明以为周公制作，黄鲁直以为诗中之史……王元美以为诗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为人，则《新唐书》本传云：‘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数语亦简而核。然本传又谓‘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则于杜公之经济出处，犹未之识也。考杜公诗，于国家之利病，军国之成败，往往先事而谋，援古而讽，无不洞中窾要。而其难进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尝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昼’之宗派哉！详见集中各诗，不及备述。赵氏只引二联，尚属挂漏。然断之曰‘王佐之才’‘出处与孔孟合’，则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而鄜州学孔庙戟门，则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诗，抉经心，执圣权，以从祀孔子庙，不较胜于唐人之从祀何休、王弼哉？……黄氏彻曰：‘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云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愚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据此，则谥以文贞，其美尚有不尽者欤？”(《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虽然结论言辞闪烁，而所引的都是对杜甫的顶级品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推崇杜甫为孟子似的圣人。这是古代对君王之外的人所能做的最高品评。尽管前人也有隐隐推杜甫为圣人者，但只是提出观点，很少论述。潘德舆荟萃众家极度推崇杜甫之说，加以详细论证，可以说达到历来推崇杜甫的极致。杜甫确实是历史上完全践行儒家思想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变化，而像杜甫那样践行儒家思想的人，更显得可贵与令人尊敬。潘德舆推崇杜甫为圣人，是对历来尊杜说的总结与拓展，也符合学术发展的潮流。

    杜甫所以伟大，是因为《杜工部诗集》。潘德舆认为，杜甫诗的价值就在于它表现了杜甫的“发乎性，止乎忠孝”，就在于杜甫把儒家思想运用得非常得体。潘德舆说：“苏轼曰：‘太史公论《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耳，乌睹诗之正乎？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作。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而已矣。若夫发乎性，止乎忠孝，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按少陵之诗，千古无不推奉，然至比之变风雅止矣，东坡更谓其为风雅之正，尤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发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评杜实至精矣。荆公诗‘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又足为‘发乎性止乎忠孝’注脚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尽管文章主要引苏轼的话，但却不是苏轼之言的简单重复，而是有所发展。潘德舆认为，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甫已将忠孝化为自己的性情，将忠孝化为自己的灵魂，因而杜甫这样的人所写的诗表现的也就是天然的忠孝、纯粹的儒家思想，这样的作品也具有造化般的力量。潘德舆的论说极为深刻，完全抓住了杜诗的本质，揭示了杜诗的魅力所在。

    在学术上，潘德舆非常耿直。他虽然极度推崇杜甫，但认为杜甫还是有违背儒家思想的地方。他认为杜甫早年有些躁率，与一些位高的小人交往；后来对一些失节的朋友，不能毅然断交，并为其辩解与惋惜。这些都是杜甫违背义理的地方。他说：“总之，爱古人者当为其诤臣，不当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户文学绝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亲，此义偶疏，难为典训。故‘食肉不知马肝，未为不知味’。学者不读昌黎上于襄阳、京兆李实等书，少陵赠张学士、鲜于京兆、哥舒仆射等诗，未为不知韩杜，而况《赠王中允》《送郑十八》等作，大有累于义理哉！别其繁枝，乃识孤松劲柏之成就非常处。此予之爱杜，而非予之谤杜，深于诗者必知之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批评非常严肃，但又有分寸。从儒家角度看，事关大是大非，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很有意义。在整个杜甫研究过程中，像这样剀切的批评非常少见。潘德舆这样批评杜甫，是防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产生消极影响，从而让杜甫的诗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

    潘德舆非常重视对杜甫艺术性的研究，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

    首先，潘德舆发展儒家的诗有六义之说，认为杜诗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兴，表现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他说：“李氏纲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诗》亡而《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类比义，虽近乎俳，然爱君之诚笃，而疾恶之志严，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心不忘君，故其词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摹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也。’按作诗当先辨六义。《风》《雅》《颂》，朱子谓之三经，赋比兴朱子谓之三纬。三代以后，《风》《雅》《颂》之体不可摹袭，而赋比兴，则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虽无风雅颂之貌，而实风雅颂之心也。作诗若有赋而无比兴，则诗心凋丧，而去风雅颂益远。唯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学诗者熟玩《三百篇》之比兴，而子美之真心不难求，大节不难见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论述的核心是比兴。他所说的比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内容方面的，即所谓“比兴之旨”，其含义即相当于陈子昂所谓的“兴寄”(《与东方虬论诗书》)、白居易所谓的“风雅比兴”(《与元九书》)；二是艺术方法方面的，即“作者之性情触物流露”，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象化的方法。他认为杜甫超过一般作者的地方在于，站在儒家立场上，运用各种比兴的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敦厚深沉地表现思想感情。他认为杜甫真正实践了儒家六义之说，得六义之实。

    其次，认为杜诗的艺术技巧无所不有。潘德舆说：“范氏温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风，如李贺之流是也。’又曰：‘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绚丽风花伤其正气，由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杜公虽涉于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为古气哉！’陈后山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工易、新陈、奇常莫不好也。’观此，则知诗不嫌拙。昔赵秋谷议渔洋、竹垞之诗曰：‘朱贪多，王爱好。’爱好则与拙字相反，故为渔洋诗病。范氏之言信当矣！然予考王氏琪曰：‘子美诗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类，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效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屠氏隆亦曰：‘人谓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予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使然，擅场正不在此。’此二则最平正无流弊。盖‘拙’字不可故避，致来‘爱好’之讥。亦不可目为擅场，但装拗语硬语，自许浣花衣钵，实堕小径旁门，如王元美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柴虎臣所谓‘献古摹仿杜诗，多任心率笔，拙而无味，俗而伤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诗工拙相半，固为有见。但李贺、温岐刻划害理，其病正坐一巧。梦得优游，差胜两家。范氏并贬之，似太过。至谓‘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尽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绝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绝亦有之。他诗愈多。其工拙杂糅之作，诚更难仆数，终不得谓其篇篇皆如此耳。”(《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说，杜甫艺术的秘诀是根据内容运用技巧。只要内容需要，一切技巧都可以使用，包括那些不是技巧的技巧。没有内容所需要的技巧，就根据需要创新。潘德舆的论述含义非常丰富与深刻。（一）杜甫心中没有技巧的好坏与高低之分。一切技巧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设计，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关于技巧的理念。（二）只要内容需要，一切已有的技巧可以运用，没有的技巧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打破了人们关于技巧框框，最广泛地运用技巧，充分创造技巧。（三）杜甫集历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又敢于创新，技巧无所不有，无奇不有。

    第三，认为杜甫最善于运用语言。语言含义丰富，表现力强，最有意境。潘德舆说：“朱子曰：‘杜诗佳处，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唯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各付物之气象。‘江山如有待，花鸟更无私’，唐诗皆不及此气象。此即朱子所谓‘佳处在用字造意外，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者乎？……唯叶氏石林曰：‘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唯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之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闲肆，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此段议论，虽讲用字造意，而所见造乎象外，入其环中，可以参朱子之说，而痛砭今之专研《律髓》《诗眼》，至于病入膏肓者。”(《养一斋诗话》卷二)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精炼、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创造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杜甫最善于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也就是最善于创造形象，因而表现力也最丰富，最强。

    “变化无方，境与天会”(《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可以看做是潘德舆对杜诗艺术总的论述。乍看起来，这个论述有点虚，有点玄，而事实上，杜甫的艺术太丰富，太高妙，经细细琢磨，只有这样的话语才能准确概括。潘德舆的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杜诗艺术方法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二）杜诗最善于创造意境，这种意境达到天然的境界，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潘德舆的评论是独到的，非常能概括杜诗的艺术特质。

    潘德舆学问渊博，思绪严密，善于考证。他对杜甫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进行了考证。如杜甫一生的主要经历、杜甫救房琯、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杜甫非饫牛肉白酒而终。他的考证不仅在于弄清事实，不仅在于考证材料充分，论证有力，令人信服，更在于通过考证说明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批驳一些错误观点。潘德舆认为刘辰翁、江盈科对杜甫事迹不熟悉，又用鄙陋的心胸来看待杜甫，使杜甫形象严重扭曲变形。在用考证杜甫生平来驳斥二人关于杜甫生平的谬说之前，潘德舆先对二人研究理念与思想品格进行分析，说明造成二人研究错误的根本原因。潘德舆说：“此君(按：指江盈科)论杜，与辰翁却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论杜，与此君之论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诗之为心声，枯菀穷通，皆可自见。今谓少陵之出群，由于东道之豪盛，已觉不成议论，又以得见丽人为少陵喜幸，此其鄙恶居何等乎？青莲奇气凌云，视爵赏如尘芥。今谓流窜夜郎以后，兴趣索然，此稍有气概者所不为，况傥荡如青莲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称怀，亦不得谓诗人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莲夜郎以后诗篇少见，安知不由编辑零落，亦不得断其兴趣颓唐，而况皆不然哉！今详据杜公年谱，并核其诗以为证。”(《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提出学术研究不仅和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有密切关系，而且也和研究者的思想品格有密切关系。尽管是针对刘辰翁和江盈科来说的，其实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理论意义。同时，这样说对探求二人在杜甫生平研究上的致误原由更全面。对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潘德舆也进行了新的考证。潘德舆说：“《新史》本《云溪友议》不足信，故鲁訔以严武镇蜀，章彝入觐证其伪。刘克庄云：‘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子美哭严仆射诗云：“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极其凄怆。至列之《八哀诗》中，忠厚蔼然。’王嗣奭亦云：‘观公《九日寄严大夫》、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两诗，两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杀之讹。’‘观《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无欲杀公事。’以上诸说，皆足明严之未尝忮公矣。若公之凭醉登床，斥严家讳一事，《旧史》则贬之曰：‘性褊躁，无气度，恃思放恣。’《新史》则贬之曰：‘性褊躁傲诞。’此亦未免已甚也。”“然玩其语意，实是追念故交，且爱武之极，乃有此惊喜过望之词。以沉醉不检，故脱口触讳，本非不足于武，何‘褊躁傲诞’之有！是以武虽卞急，亦能略其形迹谅其心曲，而不以为衅，且待之加厚也。”“若常明黄氏，直以公之醉语，为疾恶刚肠，为孩弄严武，为不畏强御，此又于君子之过，从而为之辞者，鄙意殊不谓然。武本非恶人，公亦未尝疾武，疾武亦不应醉中名武之父，以此为豪视八极，士之褆身接物，将何所不至也！故新、旧史书论公已甚之处，断不敢从，而黄氏之说，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学者身世间之常法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考证认为杜甫与严武友情深厚，很有说服力。同时对两唐书关于杜甫的错误记载与评论进行批驳，对黄彻的错误辩解也进行了辨析。(笔者认为史书记载杜甫说严挺之云云，亦是小说家言，不足信。潘德舆信之，使考证略显不足。)与严武的关系涉及杜甫的性格与人品，潘德舆的评论澄清了谬说，维护了杜甫的形象，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房琯的考证，是潘德舆所有考证中最精彩的。潘德舆诗话云：“予检杜公《奉谢口敕三司推问状》云：‘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公辅。陛下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而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游琯门下有曰，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至于玷污。臣不至度量，叹其功名未垂，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据此，则琯之罢相，自为琴工董庭兰事，与陈涛之败，了无交涉。盖陈涛之事，在前一年也。”“呜呼！观公《陈涛》之诗，则知公于琯无徇私讳匿之心。观公救琯之疏，则知公于国有爱惜人才之意。直笔忠悃，可质百世。故公之《谢推问状》云：‘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深容直臣，劝勉来者。’夫以肃宗震怒之余，而公之引罪曰‘恳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见琯素负时名，而谈释老，仿战车，名实不称，比之殷浩。不知琯于建议分藩外，如救王思礼，荐严武，颇能禆益帷幄。殷浩钓名之鄙夫，非其伦也。公救房琯之明年，琯为贺兰进明所谮，兼谮及公，同时贬谪。琯既功名不终，公亦羁旅以老，皆属时命，无可言者。然进明之杀张许，又谗房杜，凶人之谗贼善类如此，持论岂可更扬其余焰而助之哉！李肇曰：‘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刘克庄云：‘房琯虽败，不失为名相。’综是数说，琯之德望，岂易企及！若董庭兰依倚一事，考之朱长文云：‘薛易简称董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感鬼神。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予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之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为相岂能遽绝哉？赇谢之事，予疑谮琯者为之，庭兰朽耄，岂能辩释，遂被恶名耳。故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了无愠色也。’观长文所辩，房公诚不失为长者，而易简即为天宝时人，其言又信而可征也。然则董庭兰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养一斋诗李杜话》卷三)学术界一直认为房琯被黜是因为陈陶兵败，而潘德舆则考证出直接原因是客乐师董庭兰。考证清楚细致，令人信服。古人有的认为杜甫救房琯是出于私交，几遭大祸不值。潘德舆则提出房琯为名相，杜甫救房琯是爱惜人才，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观点新颖，也符合事实，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杜甫。像这样既注重史实的考证，又重视进一步的思想与理论的探求与提升，比一般层面的单纯考证，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

    学术是一个最需要创造与个性的领域。只有具备充分的创造力与个性化，才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潘德舆作为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杜甫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突出的特点。

    第一，强烈的儒家思想色彩。

    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也是学术研究的统治思想，学者普遍用儒家思想研究杜甫。但唐以后，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混合，学术研究也存在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混融的现象。潘德舆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杜甫研究中，力倡用纯粹的儒家思想来研究，反对混杂佛老思想。如评论李白，“朱子以其从容法度为圣，何等了当！杨升庵曰：‘太白为古今诗圣。’语据朱子，颠扑不破。而他日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语’，何其仙圣之杂糅也。”(《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具有比一般学者更浓的儒家色彩，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的唯一指导思想，不杂其他思想，将其他的思想作为异端加以排斥。（二）将儒家思想贯穿于研究的一切方面，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三）研究目的是为宣扬儒家思想。客观地说，杜甫作为一位信奉儒家思想和践行儒家思想的儒者，也最适宜于用儒家思想来研究。用本家的思想来评价本家的人，一切都洞若观火。潘德舆的杜甫研究也有三大特点：第一，对杜甫的研究见解比较准确，也比较深刻。潘德舆的研究往往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刀直入，颇中肯綮，特别是对杜甫思想与感情的分析，精辟深透。第二，胸襟高远。研究着眼于总体、大部，不注重细枝末节。就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阐明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杜甫的思想与人品，研究杜甫对社会的态度，研究杜甫诗的倾向与艺术风格，研究各类诗体的特点，研究杜甫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三，给杜甫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有“王佐之才”，是孟子一样的圣人，是对古代高度尊杜的总结，是古代对人所能做的最高的推崇与评价。那么，潘德舆为什么如此推崇杜甫呢？其终极目的是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秩序，维护清朝的统治。然而，在潘德舆的时代，封建社会已是弊窦丛生，已处于山崩地裂的前夜。因而，潘德舆的杜甫研究多少带有卫道士的苦心，卫道士的色彩。“生于末世运偏消”，我们总感到他的卫道力不从心，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

    杜甫研究发展到潘德舆的时代，已是硕果累累。潘德舆非常重视前人的成果，也非常注意创新。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对待前人的成果，他用三种方式批判继承：（一）在批判前人的错误中，树立自己的新观点。（二）对前人正确的观点，或补充材料，或进行新的论证，使其理论更高，更完善，更缜密。（三）博采众家之长，形成新的完善的观点。关于前面两点，从上面有关潘德舆的引文已经看得很清楚，无需再引文证明。这里只想引一个例证来说明第三点。如何理解黄庭坚说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如何理解杜诗的继承与创新？潘德舆说：“黄氏庭坚曰：‘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后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按《东皋杂录》云：或问荆公，杜诗何故妙绝古今？荆公云：‘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予考‘破’字之义，张氏迩可谓‘识破万卷之理’，仇氏沧柱谓‘熟读则卷易磨’。愚以张氏为近之，唯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元氏遗山云：‘子美之妙，元气淋漓，随物赋形，谓无一字无来处可，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遗山之说，尤兼赅无流弊。今人诗非空疏则饾饤，未尝不读杜也，亦考遗山此说耶？又程氏棨云：‘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须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后，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弮，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愚以荆公、遗山、程氏、王氏四说互证山谷，前辈金针，殆已度尽。”(《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三)单独看，王安石、元好问、程棨、王世懋四家的观点都正确，又都不全面。潘德舆巧妙地综合了四家观点，则深刻而全面。看起来都是别人的观点，综合看则是潘德舆的创新。可以说，潘德舆的一些杜诗研究成果，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与发挥，带有集成的性质。虽然他还称不上杜甫研究集大成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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