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概说

    一

    明朝统治严酷，法令峻急，宦官权重，锦衣卫钳制天下。具有新儒学特点的理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社会生产力在一些方面虽有所增强，农业生产并没有更大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滋长，城市经济日益活跃，“商贾既多，土田不重”，“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封建体制开始衰落，资本主义逐渐萌芽。杜甫学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产物，明代这样的社会自然也是它发展的适宜土壤。明朝朝廷非常重视杜甫和杜诗。民间也非常尊重杜甫，奉杜甫为“诗圣”。明代杜甫学依然欣欣向荣，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明代万历至明末，是明代杜甫研究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研究的学者多，如林兆珂、郝敬、卢世、胡震亨、杨德用、唐元竑、薛益、王嗣奭，都生活这一时期。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发展，杜甫学终于放出灿烂的光辉，彰显出自己时代的特色。卢世的《杜诗胥抄》、胡震亨的《杜诗通》、唐元竑的《杜诗捃》、王嗣奭的《杜臆》，都是明代杜诗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与宋代的杜诗学不同，都能各开生面，自成一家。其中《杜臆》尤为特出，超过宋代和明代的其他杜甫学著作，成为明代研究杜甫水平最高的著作。

    二

    明代杜甫学的一个新特点是评点之风盛行。

    刘辰翁评点杜诗在元代出版，这种新的杜诗研究成果表达方式，在杜甫学界引起巨大震动和惊喜。元代范梈仿效，作《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到明代，评点这种研究方式为学者所喜好，作者蜂起，蔚成风气。

    明代学术比较空疏，而评点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思想，无需对杜甫作长期系统的研究。而同时，评点可以天马行空，涉足杜甫学的一切领域，即便校勘、注释这些文献学领域，也能进入，天地非常广阔。总之，评点者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评点作为明代杜诗学的一种研究风尚，便不足为奇了。

    明代杜甫学的评点著作有几十种，不可谓不多。真正有研究心得、有影响的学者主要有王世贞、钟惺、王慎中、杨慎、徐渭、郑继之。他们评论杜甫诗的思想和艺术，见解非常精辟。有的对杜诗进行注释，也很有发明。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评点而轻视它们。

    当然，明人的杜甫学评点确实有很多平庸之作。其中很多缺乏学术性，失之轻率、调侃，有的甚至是谬见。

    明代杜甫学的另一大特点是杜诗选本很多。杜甫诗很多，也很难读，普通读者要读杜甫全诗很困难。为了杜甫诗的普及，大量杜诗选本便应运而生。杜诗的选本分两大类，一类是选取杜甫的优秀作品，如王寅《杜工部诗选》、闵映壁刻杨慎批《杜少陵诗选》。卢世《杜诗胥抄》则选取杜甫十分之七八的诗，可谓最大的选本。另一类则是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也有其他诗体的辑本和选本。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的品类是最多的，在整个选本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社会文化需求的热点，也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明代文人喜欢创作律体诗，和士人交往喜欢用律体诗，而科举考试也要考律体诗，这就使律体诗在社会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杜甫是作律体诗的圣手，其律体诗是律体诗的最高典范。因而用杜甫的律体诗和相关研究来传播和提升律体诗的理论，提升律体诗的评论和创作水平，自然也成为杜诗学的责任。大量学者对杜甫律体诗进行研究，编辑大量的律体诗辑本和选本。因此，杜甫律体诗的研究成为明代杜甫学的热点。

    明代编的杜甫律体诗和研究杜甫律体诗的著作很多，有陈明纶《杜律》、张三畏《杜律韵集》、冯惟讷《杜律删注》、王维桢《杜律颇解》、张《杜律本意》、董光升《杜律注解》、邵傅《杜律集解》、颜廷渠《杜律意笺》、谢杰《杜律詹言》、孙矿批选《杜律》、范濂《杜律选注》、汪瑗《杜律五言补注》、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这在整个明代现存杜甫学著作中占五分之二多的数量，确实堪称热点。所用的研究杜甫律体诗的方法和对杜甫整个集子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其特点是更细致，有些著作的论述要通俗化一些。从学术研究发展看，明代对杜甫律诗的研究超过了宋人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整个明代杜甫学中，是研究很深入的一个领域。

    明代杜甫学的第三大特点是产生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在学术成果表述的形式上，代表著作对杜甫具体诗篇的总体论说时往往采取一种札记的形式。这种札记篇幅可长可短，可根据需要，尽情发挥，把需要论述的话题说深说透。王嗣奭的《杜臆》和唐元竑的《杜诗捃》，都采用札记的论文形式。因此，明代代表性的杜甫学著作更有学术性，更能客观分析，严密论证。减少了宋代一些杜甫学著作中即兴的成分、随意的议论和太多的感情色彩。宋代杜甫学有很多高论，可惜都没有充分论证。从分析和论证的角度说，明代的杜甫学又前进了一大步。

    杜甫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新的时代，有新的杜甫学理念、新的研究方法。

    三

    明代对杜甫作品的文献研究有所减少，但也有所创新。

    宋代关于杜诗的注释的专著相当多，流传至今的都是注释性的专著。而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只有单复的《读杜愚得》。单复的注释发明较少，也称不上精湛，但讲解杜诗通俗明白，比较忠实原意。单复是明代初期的学者，是开明代杜诗学一代风气的人物。胡震亨的《杜诗通》也是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但它并不对每处需要注释的地方注释，而只注释他认为有必要注释的地方。直白地说，就是他有新见的，才注释。胡震亨的注释在明代是水平很高的，其中确实有一些发明。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专著较少，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宋代大量注杜诗，杜诗应该注的，宋人基本都已经注了；其二，宋人注释疏略的，或注释错误的，则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匡补。明人的文献学比较粗疏，所以很少专门的注释著作来进一步把杜甫的作品注释向前推进。但明代学者也有明代学者的长处，也有文献学功力深厚的学者，他们在杜诗的注释方面有不少创新，如杨慎、王嗣爽，在注释方面也有很多发明。一些选注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发明。就有明一代而言，在注释方面还是有不小的创获。不过，相对于宋人和清人，明人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还是显得小了一些。

    明代注释除有自己的发明外，另一个成就是淘汰了宋代大量穿凿附会的注释。大浪淘沙，明人在注释的时候，是站在宋人的肩膀上的，宋代大量荒唐可笑的错误注释被扬弃，大量平实正确的注释被采用，这本身就是学术的一种进步。当然，明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穿凿附会。因为明人仍然用的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基本方法，用的是比兴说诗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者也试图探求杜甫诗的真正思想，但杜甫的诗是非常形象化的，而对这些形象的理解，实际受着研究者思想的左右，很难客观，很难把握杜甫的原意。加之研究者有意求新求深，理解差之毫厘，注释谬以千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代在杜诗阐释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运用一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将杜诗阐释成较为准确的完整易懂的散文，较为忠实于杜诗的原文。这种方法是单复在《读杜愚得》中创造的。它的最大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解说中的穿凿附会，帮助读者直接接近和领略杜诗的原意。后来，张《杜律本意》的阐释也用这种方法。邵宝《分类集注杜诗》加以发展，阐释杜诗内容较为准确、完整，语言洗练、生动、优美。虽系散文，而有诗的韵味。如邵宝注《花石戍》云：“公行花石戍，途中有感而赋此诗。言午自空灵启行，夕至化石城宿，途中所经见者。岸通开辟以来之水，木杂古今所植之树。南风盛而地气郁蒸，日落而春色方暇。因思四时之序，本各平分，而气候代迁，何其回互。是知茫茫大造之间，治乱兴亡，岂无常数，我今系舟盘藤，策杖樵路。时值乱离之时，但见人罢(疲)征役，皆不在村。野圃流泉，空自下注。处处柴门，虽多芜没，家家农器，尚皆固完。可恨山东残逆，犹且横行。唯夫吴楚，尚守王度。当今之时，民穷财尽。如此，未知谁人能扣君门，一朝下令，以减征赋也。”(《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一)注释先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诗的主旨，然后对杜诗全文进行白话翻译，比较准确而完整。虽是散文，而有些像散文诗，基本上完善地传达了杜诗的意境。这种阐释方法，是一种创造，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明代，用这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著作比较多，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也成为明代杜诗学的一大特色。

    四

    明代杜甫研究的著作不如宋代多，但研究的水平与著作的学术高度却超过宋代，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明代依旧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杜甫学的学者更明确、更自觉地把儒家思想运用到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思想本来就是唐代的儒家思想，是具体化的儒家思想。用孔孟的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的思想，认识准确而深刻。王嗣奭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是以儒家思无邪的诗教作指导的。其实，唐宋杜甫学者已标榜用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和杜诗，但没有充分贯彻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充分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在杜甫的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更多，研究方法也更好。王嗣爽潜心杜甫研究二十余年，唐元竑、胡震亨和卢世也都长期专注研究杜诗。他们对杜诗非常熟悉，能融会贯通。而宋人虽然对杜诗也非常熟悉，一些人甚至能背诵杜诗，其熟悉的程度超过很多明人，但研究时，或出成果的时候，往往是即兴的，或者是凭印象，不如明人融会贯通。而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把握杜甫思想的根本，把握杜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点，其研究也就不会浮浅，不会见木不见林，其研究也才会深入本质，有所发现。

    五

    明代研究杜甫，善于把杜甫放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代表。只有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才能真正读懂杜甫。王嗣爽研究杜甫，就是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研究杜甫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研究杜诗产生的具体的社会背景，再来解读杜甫，解读杜诗，其见解自然高远。宋人研究杜甫和杜诗，已很注意研究社会背景，但研究时杜甫和杜诗多少还是与时代背景有点脱节。明代杜甫学者则前进了一大步，完全把杜甫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故其研究也就细致得多，深刻得多。

    研究杜甫，要把杜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研究。研究其经历，研究其生活，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思想，研究其政治，研究其理想抱负。一句话，就是研究其人品。在杜甫其人的研究中，明人像宋人一样，非常重视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杜甫其人的根本，也是封建社会做人的根本，研究杜甫就要把握这个根本。王嗣奭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思苟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臣。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卷上)明人研究杜甫的忠君爱国，从杜甫的生活出发，从具体的诗出发，突出一个“真”字，故其研究又有新的开拓与成就。

    明人非常重视杜甫政治抱负的研究，认为杜甫有深厚的政治素养、杰出的政治才能，批评了宋人普遍认为杜甫好议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说法。王嗣奭认为杜甫可比诸葛亮，“亦应以葛杜称之”(《管天笔记》外编卷上)。他完全赞同杜甫“自比稷与契”，说“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之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对杜甫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非常推崇的。其实，宋代也有人认为杜甫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仅提出了观点，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则结合具体的诗，结合具体的史实进行研究，细致而深入，相当有说服力。

    明代的杜甫研究抓住杜甫思想与人格的根本，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研究也细致深入，在宋人之后，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内容上，明人认为杜诗既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强烈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作品。也就是说，杜诗既是史实，也是言志之作。宋人认为杜诗为诗史的非常多，认为杜诗是言志的也非常多，但很少有人认为杜诗既是诗史，也是言志的诗。明代甚至一些人为强调杜诗为言志之作，而否定诗史之说。杨慎即是如此。他就主张杜诗乃抒情之作，而反对杜诗是诗史之说。明人认识到杜诗既表现社会现实，又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王嗣奭说：“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然岂足以尽少陵哉！”(《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不否定杜诗是诗史之说，更强调杜诗为抒情之作，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全面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人既重视对杜诗表现广阔社会现实的研究，也重视对杜诗表现杜甫思想感情的研究。无疑，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完善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示杜诗的全貌和价值。

    借杜甫学以言志，抒发自己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怀才不遇之感，也是明代杜甫学的重要特点。

    明代的主要杜甫研究者多为处士或下层官吏，他们对杜甫的遭际多所同情，对杜甫的人格多所景仰，他们与杜甫的思想颇多共鸣，因而研究非常透辟，表述常带感情，有些甚至借杜甫研究来抒发自己的思想。谢省在《杜诗长古注解》自序中说：“子美生于乱世而不见用，予生于治世而不能用，则予不逮于子美远甚，岂独诗哉！虽然，予以违众戾俗之怀，与之无异，故取长古诗一百四十二首注释，非所以申杜，乃用以自发焉。”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杜以表现自己的不得志，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

    明代在杜甫的作品艺术方面，在唐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

    明人认为杜甫的诗所以伟大，是杜甫人品伟大。王嗣奭说：“作诗文须先树品，人品高而诗文自成家，断然传矣。若其人无品，而欲取重于诗文，则古来名家车载斗量。我辈安所措趾耶？诗文各有法，既为之，须按其法，即道学先生不得谓诗文余绪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则之理也。但为诗而只以诗人自待，诗文纵佳，减一格矣。李杜以诗名，韩苏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曰诗人之诗，文士之文而已耶？”(《管天笔记》外编)认为决定作品价值的，不单是艺术技巧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内容，是作家的人品、作家的思想。

    只有人品伟大的作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技巧、高超的艺术。只有伟大的人品，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家。卢世说：“其(杜甫)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广大精微，最关痛痒，从来论文，当以此语为首唱。”“抑余因是而有感于识气之义焉。大凡物之卓者，莫不有气，况文章为天地精气，诗又文章之精者乎！子美生来浩气独完，加以十年读书，十年观物，十年省身，故其发为诗歌，横绝古今，元气淋漓，莫可名状。强而名之，约有数种。……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并包，左右逢原（源），一言以蔽之曰真气。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子美固以发尽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杜诗胥抄·余论》)他又说：“况大凡专论杜之人品而间及于诗，余论概论杜之诗品而想见其人，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交含而互映者也。”(《杜诗胥抄·跋》)所论杜甫伟大的诗品是由他伟大的人品创造的，与王嗣爽所论相表里。他们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明代杜甫学学者从作家人品的高度来研究作品艺术的理念。这样来论文学的品位，论文学的艺术，远远高出一般的论文者之上，对杜诗艺术的总体把握也是高屋建瓴，得其根本。

    明代一方面运用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标准，运用道家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一方面也用当时流行的意境理论等来解读杜诗的艺术，有很多新的创获。王嗣奭论杜甫诗歌艺术总的成就与特点曰：“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才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传，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到，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不必道人之所常道。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坑落堑者亦以是。偶失之，则任其瑕。瑕玉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玉者，犹不失玉之瑕。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管天笔记外编》)对杜诗艺术的论述很全面，也很精彩，颇有新意。

    明代对杜诗艺术的研究视角多样，方法多样。卢世结合杜甫的艺术理念与审美情趣，从诗歌体裁的视角来研究杜诗的艺术。《论五七言排律》谈杜甫五七言排律的艺术云：“排律是诗中别局，大类鼓吹，在子美尤为余事，然盛莫盛于子美，妙莫妙于子美。元微之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观其云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似专此排律而论。夫铺陈排比，千言数百，凡有物料，有笔力者皆能之。正非子美之独绝也。子美所独绝者，在不以排律为排律耳。原其执笔觅纸，初无斗富取盈之心，犹水着地，纵横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韵以至百韵，无不可者。顾此犹未足为奇也。试取其五言排律一部，从容研玩，翻觉锋发韵流之际，暗有空翠扑人，冲襟相照，如长筵广座，绝不杂一喧客，绝不杂一饾饤，投壶散帙，行酒赋诗，而奇错间陈，妙香静发，因以尽洗排当之习，一空纷呶之陋矣。故有时孤出一语，天地顿宽，全篇于此复命。有时徐布数联，机神更紧，定局以斯转关，此子美排律中极大法门。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谓‘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殆先生自作题词耳。”“《寄高彭州适岑虢州参》……且高岑从来并举，据寻常之论，若专以爽垲归高岑者。子美独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看得又别。诗之道，温柔敦厚，旁见侧出，一言以蔽之曰缓。缓则曲，缓则闲，缓则宁，缓则可以运完神，缓则可以蓄余力。‘缓’之一义，诚□(作)诗之门也。”（《杜诗胥抄·大凡·论五七言排律》)这些分析视角独特，但又很有道理，给人很大的启发。

    明代盛行八股文，学者又将八股文的理论用到杜甫作品的艺术研究中。用后代出现的新的特殊的文体理论来研究数百年前的杜甫艺术，难免有些蹩脚，但艺术在根本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这种研究有时还有妙解，振聋发聩。

    六

    明代杜甫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诗圣杜甫进行批评。批评杜诗的内容，也批评杜诗的艺术。一些批评相当激烈，直指要害。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伟大作家，其作品含有各种艺术元素，所表现的思想性格也有复杂的一面，故批评者代不乏人。唐代已有群儿辈“谤伤”(韩愈《调张籍》)，宋代杨亿斥杜甫为“村夫子”，洪炎说“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刘克庄批评杜甫较多，如“古人不及见后世之偶然比兴，风刺之作，至列于经。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跋韩隐君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杜《八哀》诗，……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不敢议，其病盖伤于多”(《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前集)。刘辰翁在杜诗评点中对杜甫也颇有批评。本来，一位作家不管他如何伟大，作品如何完美，都会受到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事。社会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人与普通动物之间的差异还大。出于各种原因，有人对杜甫提出批评，非常正常。宋代虽有人批评杜甫，而就社会潮流说，崇杜尊杜是主流。在多数人眼中，只要是杜甫的，就是最好的、最美的。人们对杜甫已经产生了迷信，有一种只要见到杜甫二字，就顶礼膜拜的心理。而到了明代，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也较唐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杜甫也由迷信转为尊重。圣人也不是完美无缺，批评杜甫也是为了维护杜甫的诗圣形象。如果说在唐宋，批评杜甫还只是个别现象，那么到明代中后期则是一种风尚。比如杨慎，一边认为杜甫与李白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边也指出杜甫诗的一些不足。仇兆鳌说：“至嘉隆间，实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凡例》)斥批评杜甫者为“蟊贼”，完全是意气之言。事实上，这些杜甫的批评者，内心都是非常崇敬杜甫的，评论杜甫时也是冷静的，他们认为杜甫好的时候，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们说杜甫不好时，也都是肺腑之言，尽管言辞激烈，但并不是恶意攻击。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是明人中批评杜诗较早的。有些评语很精彩。《柏学士茅屋》“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评点云：“何作此等语？”表现评点者对杜甫看重富贵的世俗观念的不满，评点非常好。《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评点云：“此等语似宋人。”揣摩非常细致。这样的诗句，无论是思想方式，还是表达方式，都开启了宋诗。评点非常精彩，既是批评，又不是批评，完全符合实际。关于杜诗艺术的批评，则言辞更激烈。如“蠢而嫩”、“无味”、“凑句”。郑善夫是批评杜诗甚力的一位评点者。他认为杜甫的诗有时简直不成诗。《寄韩谏议》结尾评点云：“全不成章。”《可叹》评点云：“杂乱，钝拙，都不可读。”《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评点云：“太不成调。”《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评点云：“五诗都不可读。”这是用明人的理念来看唐诗，不知时代诗歌特点，不知诗人的风格，所以评论都是荒唐可笑的。郑善夫还不知杜甫诗的创新。《石犀行》评点云：“何大复谓诗法已亡于杜，虽不可谓亡，然如《石笋》《石犀》等篇，体已大变矣，宜其起宋人一种村恶诗派也。”《杜鹃行》评点云：“《凤凰台》《石笋行》《杜鹃行》皆不是诗家本宗，虽刻苦出奇，难以为训。”否定杜诗的创新，认为这种创新不足取，带给后世的是不良影响。这也是一种保守与偏见，不足取。但有时候，也会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如《锦树行》评点云：“信是杂乱，但次第无端由处，见一种感叹。”启发读者理解杜诗看似杂乱，但其中有很深的感慨。这种貌似杂乱的章法，又很好地表现了杜甫思绪的起伏变化，尽管我们这样理解并不符合评点者的本意。《郑驸马宝宴洞中》评点云：“变体至此，都不是诗。用意可谓过矣。”评点者认为此诗不是诗，批评是错误的。但如果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首诗在体制上确实不同于当时一般的诗，有巨大的变革，这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胡震亨是唐诗研究大家，对杜甫诗也多有批评。他的《杜诗通》不仅大量辑录刘辰翁、郑善夫等批评杜甫之语，而且在诗题或诗中标“删”或在诗中画黑线表示贬斥。他在批语中对杜诗颇有批评，有时对刘辰翁和郑善夫等赞美者亦加以驳斥，而对杜诗加以批评。胡震亨评《壮游》云：“郑善夫以此诗豪宕奇伟，无一字一句不稳贴，此等乃见老杜之神力。愚谓末后十余句，亦未见神力在。”胡震亨评《望岳》云：“起语无谓，只‘荡胸’‘决眦’一联，艰苦入奇。此望泰岳也，可无大篇酬之，而小哉其言？刘辰翁谓雄盖一世，过矣。”胡震亨批评杜甫有时非常尖锐，如评《又上后园山脚》云：“本上后园山脚耳，却从昔登东岳，俯望中州，转及时事，迂曲不可为训。”(《杜诗通》卷六)胡震亨评《山寺》云：“穷子受顾，除秽不净，见《华法经》。突然复引用(按，指“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句)，正未妥。‘忧祸胎’，岂谓教事不宜兴邪？佛门语，总非此老所长耳。”(《杜诗通》卷五)胡震亨的批评并不一定对，但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参考意见，可以启发人思考。总之，明人批评杜甫的甚多，大多数批评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明人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观念有局限，对杜甫和杜诗研究不深，认识有误。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明人对杜甫和杜诗的批评也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历来的杜甫研究，几乎都是唱颂歌，有些甚至有吹捧的成分，影响了学术应有的研究与分析。明人对杜甫的批评，促进了学者冷静地对杜甫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利于发扬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其次，明人对杜甫的批评，有一些可取的成分，有利于活跃杜甫学的气氛，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从而促进杜甫学的高度繁荣。

    二单复

    一

    单复(一名单复亨)，字阳元，剡原(今浙江塖县)人。明洪武四年举怀才抱德科，为汉阳湖泊官，为汉阳县令。

    单复研究经典，有诗歌创作。对杜诗的研究非常用力，作《读杜愚得》十八卷。殆成稿于洪武壬戊，谋刻印未果，后由江阴朱氏(善继、善庆)兄弟刊印行世。

    二

    《读杜愚得》是明初杜诗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

    首先，对杜甫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颇有发明创造。

    单复在宋人编杜甫年谱的基础上，重新编定杜甫年谱。他编杜甫年谱的指导思想是“以次序其诗，且以见游历用舍之实，考究地理时事，以著其当时所见所闻之实及用事之妙”(《读杜愚得·凡例》)。也就是说，他编杜甫年谱，完全是为了知人论世，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杜诗。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他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增添一些前人没有的年谱义项，成为一部体例非常完备的年谱。其主要体例为：（一）对杜甫生平及年谱的体例进行简要说明。（二）附杜甫世系。从杜甫远祖杜预开始，重点从杜审言(杜甫祖父)到杜甫后代的世系。（三）录杜甫生平的重要材料。先引《新唐书·杜审言传》，再列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新唐书·杜甫传(文艺传)》。（四）时代与社会背景。主要列政治、军事大事，重要人物的活动，社会大事，重要亲友的大事。（五）对杜甫重要的生平事迹系年。（六）对杜甫的诗进行系年。这样的体例，不仅比宋人年谱的体例大大丰富了，而且与我们现在体例最完备的年谱也大致差不多，着实令人称奇。

    从总体看，《读杜愚得》的《重定杜子年谱》非常详尽，材料丰富，而表述又相当简洁。“(天宝)二年癸未：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甚厚(小字注)]。三载甲申正月，改年为载。始祀九宫神。李白入长安。夏五月，公之祖母卢氏卒。公并在东都。(诗系年：)《龙门》、《过宋元（员）外之问旧庄》、《临邑舍弟书苦雨黄河泛滥因寄诗》、《假山植慈竹》、《李监宅二首》、《覆舟二首》。”“(天宝)十四载乙未：春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从之。哥舒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师。冬十月，帝如华清宫。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封常靖与贼战，败绩，遂陷京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公在奉先。”“(大历)五年庚戌：夏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瓘，澧州刺史扬子、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阳济讨平之。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率舟居。夏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因至耒阳闻贼平，回潭州，欲归襄阳，道卒，殡于岳阳。”读这样的年谱，对杜甫的生平、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可以有清楚的了解。

    在具体系年上，《重定杜子年谱》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系年的地方。如李白被赐金还山，单复系于天宝六年，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天宝三年。杜甫《戏为六绝句》，单复编在天宝九年，而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入蜀之后，难以确切系年。但是，不管单复的系年正确与否，他都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学者。不过，单复将杜甫所有诗进行系年，并将所有诗的目录纳入《重定杜子年谱》中，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杜甫很多诗确实难以确切系年。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谓“是编冠以‘新定年谱’，未免附会”，则未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太重。事实上，《重定杜子年谱》是有创新的、扎实的年谱，是明代杜甫年谱中的佼佼者。

    第二，《读杜愚得》的注采用集注的方法。

    单复生长于明初，对于宋人的注广泛搜辑，包括诗话和笔记，间用明人的材料。如王洙、王得臣、王深父、赵彦材、黄希、黄鹤、薛苍舒、薛梦符、鲁訔、蔡梦弼、鲍彪，其余如黄庭坚、苏轼、沈括、蔡绦、修可、蔡宽夫、唐寅、王十朋、杨万里、刘辰翁、天觉、定功、默翁、郑、田、邹等(有些标注姓者，具体名字不详)。而所用的注释主要为王洙、赵彦材、黄希、黄鹤、蔡梦弼几家。应该说，这几家基本上代表了宋代注杜的水平，而利用其他注家的注释和诗话笔记，又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杜诗研究成果。在集注时，注意甄别，尽量采辑正确的注释；同时注意文字的简明，尽量不繁琐重复引证材料。其指导思想是：“集诸家注释，或著其用事之出处，或指其立言之来自，或说其作诗之旨意，凡此皆取之。若其穿凿附会及重复见长者，皆删之。”(《读杜愚得·凡例》)

    单复的注释也有自己的发明，主要是关于杜甫诗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八哀诗》(《读杜愚得》卷一二，以后略去书名)在哀严武的诗下注：“严武，华州华阴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初历阴补，其后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使。从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荐为给事中，收长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上皇合剑南为一道，擢武成都尹，剑南节度使。还，拜京兆尹，为二圣山林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复节度剑南。破吐蕃于当狗城，遂收盐川。加检校吏部尚书。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赠尚书左仆射。”注释准确、精要，显出人物注释的功力。

    单复的集注也有很多因误辑而沿袭错误的地方。《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沈存中曰]乌鬼：鸬鹚也。”实际上乌鬼是一种饲养的类似乌鸦的黑色水鸟，俗称鱼老鸦。《巳上人茅斋》(卷一)：“[欧阳公曰]僧齐己也，善吟诗，知名于唐。”“己”与“巳”是两个不同的字。齐己为晚唐人，与杜甫的时代相隔久远，其说甚误。杜甫诗中的“巳上人”并非僧齐己。

    第三，对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特色进行解说，也有一些创造。对杜诗的解说，宋儒已做了很多工作。单复的创造在于，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解说，同时对杜诗的艺术特色也进行认真的解说。

    《读杜愚得》的解说也带有集注性质。其解说如已有好的前人的评论，则用前人的评论。具体说来，所辑主要是默翁和刘辰翁的评论。不过总体说来，辑评较少，更多的是单复自己对杜诗的评论。

    单复对待前辈学者的态度很端正。对于前人好的成果充分肯定，加以吸收。对于自己认为不对的，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默翁的评论多有辑入，多是赞同，有时辑入后也发表不同意见。“[默翁曰]前四句卧病不得出游，而又多风雨也。况味亦无聊矣。后四句羡花柳禽鸟之得时适性，而吾乃卧病。赋而兴也。”单复评云：“诗言卧病峡中，且值风雨拥塞，欲之荆岳，不可得，故曰‘潇湘洞庭虚映空’。至于暮春柳暗莲红之时，见鸳鸯之立洲渚，且挟(蛱)子翻飞还依一丛，殆叹己不若彼，得以遂其生耳。赋而比也。须溪谓此等诗可以不作，此评毋乃大(太)率乎？”单复的阐释更清晰，更符合杜诗的原意，同时对刘辰翁的批点提出了批评，是有发明的。单复对前辈学者的态度往往一分为二，批评其错误，肯定其成绩。在对待刘辰翁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单复对于刘辰翁批点杜诗，有时批评很严厉，但有时也很肯定，并辑录其批点。单复云：“且近世咸重视须溪刘氏批点杜诗，家传而人诵，亟取读之。其开卷第二首《赠李白》诗曰：‘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刘评云：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对膻腥，故思青精饭耳。余疑未解。又《望岳》诗曰：‘荡胸生层云。’评曰：登高意豁，自现其趣。余益疑矣。及观评《上韦左相》‘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云：颂相业多矣，未有如此轩豁快意者。余乃知须溪所评，大抵只据一时己见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然颂相业语实误后学。”(《读杜愚得自序》)批评是尖锐的。但在《读杜愚得》中多次辑或引刘辰翁批点。如《新婚别》：“[须溪]谓‘曲折详至，缕缕几数转，微显条达’者是矣。”

    单复本人的评论占所作的解的大半。其主要内容为三方面：（一）论杜诗的思想内容；（二）论杜诗的艺术；（三）标赋比兴体。长诗分段进行解说。标赋比兴体和长诗分段解说是受朱熹说诗骚体例的影响。实际上，单复解的体例乃是直接受默翁的影响。单复《读杜愚得》所辑默翁的评语的体例正与我们前面所讲的单复评论的体例完全相同，就是最好的说明。

    《读杜愚得》在内容解说方面尽量按杜诗文字本身的含义来解释杜诗，不深求，少附会。解释中力求突出杜甫的忠君仁爱思想，突出杜诗的社会意义。在艺术解说方面，主要解说篇章结构、艺术手法、语言艺术和基本风格。对内容与艺术的解说，往往融为一体。《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卷八)云：“此诗公自叹衰老，一破愁颜，又难屡得，是以有阮籍、杨朱之哭泣也。是诗写征途早发及跋涉苦乐之事，委屈详尽，读者详之。赋也。”《日暮》(卷八)云：“此诗主意在首一句，其下三句应风起，后四句应日落，言日落风起而乌尾讹，云未动而水扬波。当是时，羌妇哭，胡儿歌，则将军拥雕戈别，上马而夜出焉。赋也。”对短篇的分析，很多都简洁明白。《洗兵马》云：“此诗厌乱思治，欲天洗兵而作也。首一节喜皇威之清海岱，而言捷报已收山东。唯邺城未下，不日可得，以及独任郭相并宴劳回纥之事。‘已喜皇威’言肃宗今收山东，以成中兴之业。‘常思仙仗’言明皇岁幸骊山，以致蒙尘之祸。是故，三年士卒暴露悲笛里，关山月，万国生民涂炭，伤兵前草木之风。第二节纪车驾还京，而言成王、郭相、光弼、思礼二三豪俊能济时，而苍生已宁，紫极已正。第三节，喜中兴之业已成，而言‘攀龙附凤’之从，当知蒙帝力以致为侯王，莫夸身强而妄想，戒之之词也。且关中留萧相，幕下用张子房，以致乱臣贼子之灭迹，而中兴之业喜其已成。谕之之词也。末一节结上三节而言，远人贡琛，诸山呈瑞，‘隐士休歌紫芝曲’而遁世，‘词人解撰河清颂’以纪瑞，奈何布谷催春而田家惜雨。今虽邺城未下，不日可克。苟克之，则琪上健儿当急归以慰城南之思妇可也，不宜久劳于外，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厌乱思治之词也。”紧扣诗的语言文字与内容进行解说，又用分段的形式，解说正确，清楚细致，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杜诗的本意。有些诗也注意挖掘杜诗的忧国忧民思想，但仍然不脱离诗歌文字表达的内容。《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韵》云：“此诗公自言留蜀之久，今将之吴楚，留别章梓州及幕府诸公，既自道其所以，又忧中原盗贼之多、乘舆播迁及别后寄书相忆之事。赋也。首言入蜀之久，常恐有酒失而辞酒徒，今将适吴楚，吾知免夫。次自言今昔之不同，而行止复何有耶。今将适吴楚，且相逢有新故，相知有深浅。是以取别随薄厚焉。其曰‘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言之吴楚也。次言章梓州饯别而宾客留欢之厚。次言此行三峡波涛之险，未足为畏，而盗贼之多，衣冠之走中原，君王之安否，消息未闻，为可忧耳。末言拜东皇，上南斗，以适荆蛮。有使即将寄书，否则，唯长忆不忘而已。吾于是诗见公之自道其真，忧国尤至，章彝诸公闻此亦有感焉者与。”解说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仍然是从杜诗本身的内容出发，故不使人觉得牵强附会。

    古人解说杜诗，总难免有偏离杜诗本意的地方，单复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古人评诗，喜欢以意逆志，解诗时难免求比兴，求讥刺，求褒贬。单复解诗也用这样的方法，自然也容易违背杜诗原有的旨意。《奉寄高常侍》云：“此公殆讥高之无功而朝除，且伤己之迟暮而滞留，故作是歌欤。言我与高相交于汶上，年已久矣，而其飞腾为尤甚，盖以其为节度也。为节度则其总戎，楚蜀应未全全乎，言其出师之无功也。为文章则方驾曹刘，不啻过之，言其文辞之藻丽也。今日须汲黯之在朝，中原忆廉颇之为将，言其朝除而别思良将也。今我在蜀，惟春色催其衰老耳，故别泪如水之东注也。”题曰“奉寄”，本是尊敬之辞，而诗称其为汲黯、廉颇，言其方驾曹刘，皆是赞美恭贺之辞，而解为“讥”，真谬以千里。殆受黄鹤讥刺说之影响，加以发挥，更觉荒谬。单复对杜诗艺术的解说，不少也嫌过于简略，过于浅俚。

    总之，单复是明代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读杜愚得》是一部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它在著述的体例方面有所开拓，在杜甫的生平研究和诗的注释研究方面，也有自己的贡献。杨士奇云：“考事究旨，必归于当。其疑不可通者阙之。”“简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为多。”(《读杜愚得序》)评价是公允的。

    单复的研究著作出版于明代前期，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著作体例，对明代的杜甫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明代杜甫学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他的《读杜愚得》为明代学者所重视。陈明更辑其五言律注成《杜律单注》行世。其《重定杜子年谱》更成为学者的重要参考，张《杜诗通》、周甸《杜释会通》、邵傅《杜律集解》都用过。其解用类似古文翻译白话的方式解说杜诗，可以说在杜诗学研究上开了一种风气，也可以说开创了一种解说杜诗的流派。后来明代学者邵宝、张、谢杰等均是走的这条杜甫学路子。

    三邵宝

    一

    邵宝(1460—1527)，字国宝，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正德四年擢右都御使，总督漕运。后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为诗文，典重和雅。至于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则其所自得也。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著《学史》、《简端》、二《录》、《定性书说》、《漕政举要》。学者称二泉先生。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署名为邵宝著，学术界对此署名有怀疑，认为非邵宝所作，然检证据似嫌不足。故我们认为《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应定为邵宝所作，可存疑，待以后做进一步研究。

    二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对杜甫的研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概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对杜诗进行分体分类编排。先将诗按五古、七古、歌行、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的顺序排列，也有古体和律体互参的。分类按内容分为纪行、述怀等五十三类。颇为重复杂乱。

    其次是注释。注释体例：（一）在诗题下简单标明诗写作的时间、地点。（二）仿效朱熹注《诗经》的体例标明诗的赋、比、兴之体。有时标“赋而比也”(如卷二〇《百舌》)。有时标“兴而比又赋也”(如卷一〇《君不见》)。（三）对难字注音。（四）对典故、名物制度进行注释，对难懂或有诗意的诗句进行解释。《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释体例是相当完备的。邵宝书中有的虽题为“邵二泉先生集注”，其实未标所集注者之名，所注也比较简略，故不能完全看成集注之作。而实际上是注者利用前人的成果，加上自己的发明来注释的。

    第三，对每首诗都进行了完整而简明的阐释。

    从以上列举可见《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所包含的研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其主要内容和有特点的内容是注和释两部分。

    先谈注。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中注的最大特点是简明扼要，较为准确。书名虽是“详注”，实际上其注较为简洁。但注者其实下过一番认真的功夫。对于前人的注释择善而从，又加上自己的见解，融会贯通。注不旁征博引，只是注明所应该注明的内容，但其间仍有一些学术发明。过栋序云：“悉加训诂。虽列分类，井然不紊。参之国史，质之家乘，事则核而不讹，词则质而易解，取喻显而无艰深之病，据理近而寡牵合之嫌。”(《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时有新意。《宿次空灵岸》注“空灵岸”云：“在今长沙府湘潭县，有谓在归州者，非也。”(卷一)注释准确，纠正了注“归州”的错误。注“霞石岭”云：“空灵岸下水深五六丈，其清见底，五色石子鲜明，可见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亦指岸石如朝霞也。”注释细腻，不仅注出了“霞石岭”，而且特地注明霞石也指岸石如霞，有助于对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于秦州，邵宝注云：“乾元二年在秦州作。”诗其二是怀念孟浩然的。“遥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注云：“东南云：梁瑄不归第，璟每见东南白云，即立望惨然久之。几悲咤：《曲礼》：毋咤食。以舌口中作声曰咤。咤似于气之怒也。浩然襄阳人，襄阳在秦州东南，时公思而不见，故望云悲咤耳。”学术界多以为此诗是杜甫居三峡时所作。邵宝定于乾元二年秦州作，不同于众说。而注出梁璟望东南云思梁瑄之典，注出襄阳在秦州东南的地理位置，非常贴切。而注的内容也恰恰说明乾元二年秦州作的系年的正确性。反观学术界的三峡之说，与“遥望东南云”的内容不合，则无法使人心服。《东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在注完陈子昂生平事迹后，注云：“按，拾遗与公之祖审言亦为交游。审言常贬吉州司户，拾遗亦有序送云。”这个注释很有新意，通过考证说明陈子昂与杜审言有很好的交谊。说明杜甫对陈子昂的敬仰固然出于对其人品事业的推崇，同时还有个人感情的因素。这包含了注者对诗理解的深刻和新见解。

    其注对诗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君不见》(卷一〇)题下注：“大历元年，苏傒摧颓太甚，故公以弃池折桐为比而赠此诗。”对诗的写作时间和背景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前人错误的说法进行辩证。《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至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一)注：“按史云公至耒阳，聂令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诗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湖，欲归襄阳，尚有《别湖南幕府亲友》及过洞庭湖、适汉阳等诗。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则其牛酒之诬，不攻而破矣。”以诗的内容，对杜甫死于牛酒之说进行批驳，非常有力。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释是对每首诗的写作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思想进行说明。其特点是：

    （一）以杜证杜，就杜诗本身的深入理解、融会贯通来阐释杜诗，不离开杜诗本身，曲征旁引，穿穴附会，以发所谓言外之旨，以发隐秘，力求忠于杜诗本身。其方法近似现代的作品赏析。由于历来研究杜诗多是以意逆志，对诗的主旨求之过深，反而失却杜诗的真正本意。《剑门》(卷一)云：“公过剑门而赋此诗。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剑门乃天设之险以壮西南者也。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今也斯民困于诛求，恓惶之气见于岷峨，则生民又将如何。盖三皇五帝之前，不通中国，虽鸡犬亦不容入关，况珠玉之可宝者乎？后王虽尚柔远，状职贡之道，已或间阻。至今奸雄之徒，辄欲高视以图王霸，并吞割据，若不相让。故吾深为此虑。直欲罪真宰而削平迭嶂，使不险固，今亦不可得已。所以临风而默然惆怅者，盖恐偶有复为割据之，或一时无以御之耳。”对诗的阐释完全符合杜诗的本意，既不肤浅，也不附会。《遣兴五首》(卷二)其二云：“诗又言庞公有济世之策，且素怀刑而不肯出仕，故处士之中，其节独苦。盖林茂水深，则鱼鸟皆有所归宿。今也天地闭而贤人隐，是以举家隐于鹿门，虽刘表亦不能屈致矣。此公自比以自遣耳。”对诗的解释完全符合杜诗的实际，而结尾说杜甫自比庞德公以遣兴很有新意，发前人所未发。

    （二）解说杜诗诗意的部分，往往用通俗而优美的语言逐句解说杜诗，形成美好的意境。其代表性的解说，所形成的意境与杜诗本身的意境相当接近。《宿次空灵岸》云：“公自岳之潭，纪其空灵山水之胜而作。言沄沄逆浪之中，从容展夫清眺，适逢逆水舟迟，得以观经历之妙，但见空灵霞石峻拔，栝柏掩映奔峭，唯夫春意无私，而日光犹有偏照。身逢此地，山水颇佳，可营居室，少舒闷怀。山川毒瘴，亦何足畏。但恐兵戈扰攘为可忧耳。因思向日遗恨，耻为达人所嗤诮，而回舟卜居，诚亦延赏山川佳处，岂不领略其要妙哉！”(卷一)阐释非常准确、生动、明白，完全传达了杜诗的意蕴，传达了杜诗的神韵。《君不见》阐释云：“公简旧友苏徯之作。言道旁之池，虽曰旧水，人所共弃也，而不知一斛之深，蛟龙藏焉。摧折之桐，虽曰死树，人皆以为薪也，而不知百年之材，琴瑟中焉。用此以比苏徯。今虽与世相违，然有才无命，终有得遇之时。故又申告之曰：丈夫事业，盖棺始定。今君未老，而有隐遁之情，山谷之中，诚不可处。风雷得以震荡其心胸，魑魅得以惶惑其志意。为此言者，正以勉其显拔而立身行道也欤。”(卷一〇)阐释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诗的内容，又点明了诗的主旨，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杜诗。

    《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解说杜诗，总的说来，可谓忠实、准确、优美。过栋《序》云：“其说深沉典雅，清融鬯达，意与境适，情随事惬，取材定格，一一本之于杜。”(《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首)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杜诗博大精深，完全准确地注释不容易。《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注和释都有一些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宏观而言，它是明代研究杜甫的高水平的著作，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杜甫集注释之作。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释简明而符合杜诗本意。张缙彦说：“古今注杜诗者，有赵氏虞氏数十家，独邵氏二泉颇简实有据。”(《杜诗分类全集序》)张缙彦站在杜甫学历史的高度，对邵宝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说，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的以杜解杜的阐释方法，是直接继承单复《读杜愚得》的阐释方法，并加以发展，而达到完善的境地。它既是一种文献阐释方法，也是杜诗研究的方法。其要点是准确把握杜诗的主旨，并加以表达。对杜诗全诗用古文翻译成白话式的方法，加以解说。它的最大优点是比较忠实于杜甫诗歌的原意，引导读者去领略杜诗的思想。在杜诗学穿凿附会风气弥漫的情况下，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显得尤为可贵。这种以杜解杜的方法，在明代成为杜甫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后世的杜甫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杨慎

    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师廷和子。正德六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帝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帝怒，后贬云南永昌尉。长期生活在永昌。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杨慎幼警悟，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杂著多种。《明史》卷一九二有传。

    杨慎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杨慎刻《李杜诗选》的《杜少陵诗选》批点，(《杜少陵诗选》六卷，《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类存目评此书说：“杜甫诗凡二百四十余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抄录，取配李氏并行耳。”)其余关于杜甫的研究散见于他的诗话和其他著作中。

    二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也是重要的杜甫学家，在杜甫学上有很大的建树。闵映璧《杜少陵诗选》序说：“我朝杨太史用修阅上批骘之，才致所关，但经拈出，偶一寓目，辄欲搔首问天。是少陵之神得诗以传，诗之神复得用修以传。”(《杜少陵诗选》)对杨慎捧得太高，不能令人信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人对杨慎杜诗学的推崇。

    杨慎研究杜诗有自己的视角。他特别注重从“言志”的角度来研究杜诗。他认为杜甫是屈原似的伟大诗人，其诗是雅士骚人的诗。他说：“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谓太白，仙翁侠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丹铅总录》卷一八《评李杜》)杜甫确实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儒家风范的饱经忧患的诗人，他的作品正是写他的社会经历和思想，具有雅士骚人的韵致。杨慎的说法很有新见。

    杨慎特别强调杜诗的抒情性，故强烈反对杜诗为“诗史”之说。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为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家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丹铅总录》卷二一《诗史误人》)虽然杨慎反对“诗史”说太偏激，批评杜诗太露也表现出他文艺批评中保守胶固的一面，但他强调杜诗是抒情诗，强调杜诗像《诗经》一样“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却是非常正确的。

    杨慎认为杜甫在艺术上有绝大的开拓，把诗歌艺术推向了极致。他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陵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源于覆篑，江则源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说，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所谓“畅”即可随心所欲地表现思想。艺术极为丰富，极为成熟，涉笔成趣，天地广阔。物极必反，最盛的时候也是衰微的开始。说古诗从杜甫开始走下坡路，也是事实。

    杨慎注意对杜甫创作道路和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创作需要多读书，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要的经验之谈。他说：“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今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又尝记宋宣政间，文人称翟汝文、叶梦得、汪藻、孙觌四人。孙尝自评曰：‘吾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翟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今之学文者，果有十年书乎？不过抄《玉篇》之难字，效红勒之轧辞而已。乃反峻其门墙，高自标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辈，何异‘蚍蜉撼大树’乎？”(《丹铅总录》卷一九《读书万卷》)深刻阐发杜甫重视读书对创作有重要作用的思想。

    杨慎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在学习《文选》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升庵诗话》卷七《学选诗》)“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升庵诗话》卷七《刘须溪》)“谢宣远诗：‘离会须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风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升庵诗话》卷八《杜诗本选》)《文选》所选的作品，是齐梁以前作品的精华。杜甫正是在继承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成为伟大诗人的。杨慎总结了杜甫继承和发展的创作思想，总结了杜甫所走的创作道路，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杨慎一般是将杜甫和李白并称的，把李杜看作诗坛并峙的双雄。但由于文艺理念、审美情趣、艺术好尚等因素，也表现出抑杜尊李的倾向。杨慎说：“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云：‘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升庵诗话》卷七《巫峡江陵》)单就这里所举的李白和杜甫的诗而言，李白确实胜过杜甫，杨慎的话不无道理。但从宏观来说，李白和杜甫的诗各有所长，各有成就，总体上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杨慎有意标新立异，强分优劣，以偏概全，无意中落到了“谤伤”杜甫的境地，有时对杜甫诗有激烈的批评。仇兆鳌说：“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杜诗详注·杜诗凡例》)公允地说，杨慎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推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但对杜甫的某些评论失之片面与偏颇，影响了他在杜诗学上的成就。

    杨慎是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他对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

    杨慎对杜诗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考证杜诗中的“罗些城”即南诏乐些城，明代作“摩些”。他说：“《唐书》：骠国之地‘南尽冥海(即今滇海)，北通南诏罗些城，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乐些，即杜诗所谓‘和亲罗些城’是也。今作‘摩些’。其字虽异，地一也，音一也。”(《升庵诗话补遗·乐些城》)认为杜诗的《赠花卿》为赠当时蜀中猛将花敬定，讽刺他僭用天子礼乐。他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丹稜人，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盖花卿在蜀颇僭，子美作此讽之。当时妓女独以此诗入歌，亦有见哉。”(《升庵诗话》卷八《子美赠花卿》，另《绝句衍义·杜子美赠花卿》与此条内容大致相同)杨慎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注本皆引此说为《赠花卿》之解。杨慎以花敬定为花卿，可备一说。而详诗意，花卿应是歌妓。杨慎之说不能作为定论。

    杨慎对杜诗也作了一些很好的校勘。他的校勘往往结合其他版本，结合诗的内容进行考证，方下断语，故非常精确。校“舍”应作“社”：“韦述《开元谱》云：‘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为社南氏。居于社北者，呼之为社北氏。’杜子美诗‘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后人不知，乃改‘社’作‘舍’。”(《升庵集》卷六十八《社南社北》)校“短褐”应作“裋褐”：“杜少陵《冬日怀李白》诗：‘裋褐风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竖。二字见《列子》。”(《升庵集》卷五八《裋褐》)校“天”不作“天阅”：“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阅’，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窥’，引《史记》作‘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余又按《文选》潘岳《秋兴赋》‘窥天文之秘奥’注引陆贾《新语》‘楚王作干溪之台窥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选》者也，其用‘天窥’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纬’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义矣。子美复生，必以余为知言。‘天窥’，窥天也。‘云卧’，卧云也，此倒字法也，言窥天则星河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中之殊于人境也。”(《升庵集》卷五七《天窥象纬逼》)校“握节”应为“秃节”：“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为正也。’慎按《后汉书·张衡传》：‘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正用此语。后人不知，改‘秃’为‘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旧本，亦不知‘秃节’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浅学乎？”(《升庵集》卷五七《秃节》)校“山东”应为“东山”：“杜子美诗‘近来海内无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升庵集》卷一○《东山李白》)这些校勘虽不一定作为杜诗文字定本的依据，但可作为重要的校勘异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慎对于杜诗的注释有很多创获。释“写”：“杜诗：‘数回细写愁仍破。’写，洗野切。《礼记》‘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史记》始皇三十五年，‘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三十六年，‘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左传》注：‘写器令空。’《东观汉记》：‘封车载货，写之权门。’晋郗夫人语二弟云：‘倾筐倒写。’又，四夜切。《石鼓文》：‘宫车其写。’义与‘卸’通。舍车解马曰写，舟车出载亦曰写。”(《升庵集·数回细写愁仍颇》)释《止观经》(止、观)：“杜诗‘白首重闻《止观经》。’佛经云：‘止能舍乐，观能离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断贪爱。观能修慧，能断无明’‘止’如‘定而后能静’，‘观’则‘虑而后能得’也。”(《升庵集》卷五七《止观之义》)释“绿沉”：“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竹坡周少隐《诗话》云：‘甲抛于雨，为金所锁。铁卧于苔，为绿所沉。’有‘将军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补遗》：‘绿沉，精铁也。’引《隋书》文帝赐张奫绿沉之甲。赵德麟《侯鲭录》谓绿沉为竹。引陆龟蒙诗‘一架三百竿，绿沉森杳冥’。虽少有据，然亦非也。予考绿沉，乃画工设色之石。《邺中记》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紫绀色，或郁金色。’王羲之《笔经》云：‘有人以绿沉漆竹管见遗。’《南史》梁武帝西园食绿沉瓜。是绿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简文诗：‘吴戈不服箭，冀马绿沉弓。’虞世南诗：‘绿沉明月弦。’刘邵(一作劭)《赵都赋》：‘弩有黄间、绿沉。’若如薛与赵之说，铁与竹，岂可为弓弦耶？杨巨源诗：‘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沉枪。’与杜少陵之句同，皆谓以绿沉色漆饰枪柄。”(《升庵集·绿沉》)驳斥前人的种种谬说，解释精当。释舞马：“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使登床。’马舞，古有之。《山海经》述海外大药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之马。杜氏《通典》：‘凤花厩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节，奏明皇，尝令教舞马百驷。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榻，马舞其上。”观此说，则杜诗‘登床’之语，盖纪实也。”(《升庵集》卷五八《舞马登床》)释“口脂”：“杜子美《腊日》诗：‘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李峤文集有《谢赐口脂表》云：青牛帐里，未辍炉香；朱鸟窗前，新调铅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兰苏。’刘禹锡有《代谢赐表》云：‘宣奉圣旨，赐臣腊日口脂面脂，紫雪红雪。雕奁既开，珍药斯见。膏凝雪莹，合液腾芳。’令狐楚《谢腊日赐口脂红雪表》云：‘雪散凝红紫之名，香膏蕴兰麝之气。合自金鼎，贮于雕奁。’其子令狐绹《谢紫雪表》云：‘灵膏有琼液之名，仙散拟雪花之状。职当喉舌，匪效鲁庙之三缄；任在燮调，请献谢庄之六出。’此可补杜注之遗。”(《升庵集》卷六○《口脂面药》)以唐代史料注杜，准确详明。释“左担”：“杜子美《愁坐》诗曰：‘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葭明氐种回，左担犬羊存。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葭明、左担皆地名也。葭明人知之，左担人罕知也。注者不知，或径作‘武担’，又改作‘立担’，皆可笑。按《太平御览》引李充《蜀记》云：‘蜀山自绵谷、葭明，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又李公胤《益州记》云：‘阴平县有左肩道，其路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宫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楢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又有牛叩头坂、马抟颊坂，其险如此。据此三书，左担道有三：绵谷，一也。阴平，二也。朱提，三也。义则一而也。朱提，今之乌撒，云贵往来之西路也。”(《诗话补遗》卷二《杜诗左担之句》)释“步檐”：“杜子美诗‘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辞·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阎也。步櫩，长砌也。’司马相如赋：‘步櫩周流，长途中宿。’櫩亦古檐字耶。又梁陆倕《钟山寺》诗：‘步檐时中宿，飞阶或上征。’沈氏满愿诗：‘步檐随新月，挑灯惜落花。’杜公盖袭用其字。后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联有‘新月’字，而结句又云步蟾，复矣。况‘步蟾’乃举子坊牌字，杜公诗宁有此恶字耶？甚矣，士俗不可医也。”(《丹铅余录》卷一八《杜诗步檐字》)释“天棘”：“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郑樵云：‘天棘，柳也。’此无所据，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浓阴，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玉瓜，不可言柳，此俗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丹铅余录》卷二一《杜诗天棘》)像这些解释都非常正确，引证材料丰富，论证清晰有力，或更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补救了前人注释的不足，甚为有益。

    五唐元竑

    一

    唐元竑，字远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举人。有节义，明亡，不食而死。著有《杜诗捃》。

    二

    《杜诗捃》是唐元竑读杜集的随笔。唐元竑对杜甫和杜集非常推崇，但不迷信，故而他的研究多能从实际出发。他的研究也较少框框，因此能研究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其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较少人云亦云，而随笔的形式又可以使他在表述时充分发挥。这样，《杜诗捃》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与价值。

    唐元竑往往根据杜甫具体的作品，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和杜甫的生平，研究一些社会现象、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谈论安史之乱，评论唐玄宗和安禄山：“开元帝固是英才，自郭元振以社稷功坐练兵不振，几死纛下，是后军政一变，几复贞观之初矣。然实内耽逸乐，未尝以身率之则，委任之人宠过而骄，亦思效尤，从令从好，势所必至。且禄山天性鸷悍，严而寡恩，士卒畏之，其一时边功亦非幸致，不如此，何以能作贼耶？”(《杜诗捃》卷一，以后略去书名)谈杜甫喜欢在诗中自我称颂：“赠韦左丞诗……至‘纨绔不饿死’一篇，高自标置，抑又甚矣。然终于难撼东入海，西去秦，所谓何天不可非也。当时士子干谒公卿，惯用此法，谓之捭阖。……虽士子恶习，然终是盛世事，盖必海宇右文，公卿下士时始有之。其初始于一二豪杰，急于自见，稍露锋锷，适遇当道，虚怀爱才，倾盖纳交，遂成佳话，于是不安贫贱者群起效之，遂相沿，有傲妄之目。然傲则非妄，妄则非傲。傲者有而不能藏，如瘦人多骨，妄者无而诈为有，如病人浮肿，相去天渊。世人极言傲妄，所谓泾渭不分，故使伪者售而真者绌也。如公有激之言，虽稍不逊，要非妄也。乃其后，妄人竟为当道所厌恶，故杜佑之客至召与食而面数之。甚者如陈少游，杀之矣。致使韦布胆寒，变为称颂功德，胁肩谄笑，以觊余沥，而‘一剑霜寒十四州’，欲改为‘四十’，始许相见，摛词家复何所容其足乎？此可以观世变也。”(卷一)认为杜甫喜欢自我标榜，其目的是用世，是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他对杜甫没有贬斥，也没有掩饰，分析符合实际，深刻而令人信服，使我们对杜甫与社会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研究杜甫和杜甫作品的时候，唐元竑往往对传统的诗歌理论有新的认识，有更深的感悟。他认为杜甫、李白的诗之所以超乎一般诗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豪气超越一般人。他说：“论诗当以气为主。气之豪，上无过青莲，而少陵直欲过之。观其喜则手足欲旋，闷则发狂大叫，乃至‘新松’‘恶竹’‘莺语’‘花开’等句，虽小景细事，并有一种鸷猛之性溢于言外。而搜其心曲，则青天白日迄于老困没齿无改变。如此人，安得不千古乎！青莲豪而畅。少陵豪而郁，凡其笔端奇恣横溢，皆郁所为也。摩诘天资近道，其见地超乎李、杜，然评者谓其诗高者似禅，下者似僧，终逊李、杜一筹者，以其气平和不能雄耳。”(卷二)这里所谓气，就是感情，是指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强烈关照和感悟，并把它浓烈而真挚地表现在诗中。这样来理解诗的气，理解李白、杜甫的气，具体而新颖。历来论诗都强调真实，唐元竑认为诗贵真。诗的真最重要的是情真，以真情写真事，出自天性，不因袭。他说：“诗无妙诀，但贵真耳。愁即真愁，喜即真喜，流自至性，无所因仍，则不待冥搜，自然警策。如《新安吏》诗：‘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婚别》诗：‘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垂老别》诗：‘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无家别》诗：‘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又‘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等语，真觉肠为生断，鬼亦夜哭，然皆得自目击，有类纪事。初非爱其悲切，特撰为此等句也。‘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对则工矣，亦有何致。有文无情，事必至此。无病而呻，词家所忌也。”以杜诗为范例，谈诗之真首先是情真，很有新意。文学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没有新的思想，没有独特的感受，即使描写穷形极象，惟妙惟肖，也不能算好作品。唐元竑在明代能有这样的见解，是很难得的。唐元竑从禅喻诗谈到诗忌直说。他说：“昔人以诗喻禅，唯然有之。禅家有言，切忌道着。诗非训诂，最嫌直说。即如‘天寒’二语，寻其文句，‘翠袖’‘修竹’以当绝代姿，并是仙人手中扇耳。着眼仙人当在何处。《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可谓亲切，乃此语殊不为佳，明此者始可与言诗家三昧也。或曰：‘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非直说乎。’曰：然。叙事贵真，毋论《新安》诸诗，即如‘天寒翠袖薄’，何尝不真。言情贵婉，《新安》诸诗，语虽直叙，原其微旨，盖欲居上位者闻之耳。然此意隐隐字句外，试取数篇读之，无一语显然及此，所谓切忌道着也。若乃‘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便与‘肌理细腻’无异，不为人所称矣。”(卷一)这里所谈的是诗的形象思维的问题。文学作品是用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故思想应隐含在艺术形象之中。如果把思想直接说出来，思想也就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思想与形象失去了统一，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唐元竑提倡用艺术形象表达作品的思想，确实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是非常有见地的。唐元竑对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的运用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诗之比兴赋，天然有之，下笔自来，不须有意撰造，亦不得截然分别孰兴，孰比，孰赋。多有兴而比，比而兴，比兴而即赋者。妙正在此。有意撰造，即不能佳。如《凤凰台》《石笋》《莴苣》诸诗是也。”(卷二)诗人平时应该进行创作方法的研究与培养，而在创作时则应全力进行构思和内容的表达，而不能在此时尚想什么地方应用什么表达方法，这就是所谓得意忘筌的道理。唐元竑所谈的确符合创作的实际，符合创作的规律。

    唐元竑不仅宏观研究有心得，微观研究也有深入的体会。论杜诗“读书破万卷”的“破”：“‘读书破万卷’，此‘破’字颇难解。犹谚云破财，虽未罄，已经消耗曰破。万卷未必首尾皆诵通，已无不寓目者。此虽夸语，却甚斟酌。”(卷一)言破字的含义，言用破字的准确，体会精微，确实是独到的见解。谈《望野》诗的艺术也很精彩。他说：“《望野》诗字字如画。‘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但‘鸦’‘鹤’对举，意已自浓，何必更有所比。”(卷一)谈杜诗用赋法，而诗却具有浓郁的诗意，也是很有见地的。

    唐元竑还对关于杜诗的传统的说法或注释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关于《前出塞》和《后出塞》诗的写作时间问题。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杜甫安史之乱后作于秦州，而唐元竑则认为应是安史之乱前所作。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他说：“前后出塞诗，公集中最烜赫者，人人诵习。然皆从旧注，乾元时公在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作。更无异说，亦不言大将为谁。独东坡云详味末篇，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姓名不可传，可恨也。坡信具眼，然亦以为乾元后作。盖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皆已有明证，故不疑耳。不知正此是淆讹处。当通前后细参其意。前九首云‘君已富士境，开边一何多’，又‘苟能制侵凌’，又‘何时筑城还’，又‘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又‘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后五首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又‘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又‘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又‘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又‘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又‘将骄益愁思’，累累诸言，咸太平全盛时，乘障备边，拓土俘，或取功名耳。至于大将止忧其骄，何曾一字及叛逆与乱离耶。然则‘坐见幽州骑’二语何谓？曰此乃公先见，假逃将口决其必叛。‘坐见’云者，犹抉眼吴门观越兵之入耳。此诗必作于天宝末年，禄山未叛时无疑。注非也。不然公刚肠疾恶，乾元间笔底每及叛逆，必以蛇豕虎狼叱之，岂有贼骑已长驱河洛而犹称为大将，铺叙边功，且极夸其治军严肃者耶？况追叙前事诗至十四首，而竟无一语及目前，亦断无此体格也。不可不辨。”(卷一)这里考证详明，说理透彻，《前出塞》和《后出塞》诗为安史之乱前所作无疑，旧注错误。《赠花卿》一首驳斥讽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之说，赞同胡元瑞认为花卿乃歌者姓名。他说：“‘锦城丝管’一绝，题云‘赠花卿’。解者谓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此诗讽也。近世胡元瑞驳之，谓花卿乃歌者姓名偶同耳。或问二说孰是，曰元瑞是也。节度使僭妄，当时诚有之，敬定偏裨也，胡不思至是。然花卿之为敬定，旧注已然，亦不始于用修。如元瑞，真具眼也。且如解者言，题当云‘花卿席上闻乐’，岂得但言赠花卿哉。即如‘成都猛将’一篇，题云‘戏作花卿歌’，盖旁观持论，亦非投赠，与同杯酒接殷勤之欢也。敬定虽骄恣，然一时定乱功高，赏不酬劳，死后血食。‘人道我卿绝世无’，虽止赞其勇，意当时蜀人之论必有不同于朝廷者。公虽心是朝廷，篇中极口揄扬，亦未尝没其功也。天子礼乐谈何容易，假使显然僭逾至此，公固一饭不忘君者，尚肯垂涎其酒食，从容宴会，交纳赋诗乎？”(卷二)分析颇中肯綮，对于正确理解《赠花卿》的内容极有好处。唐元竑认为“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应该理解为不作薄尉这样的小官，才免去自己被长官的责打。他说：“‘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谓唐时参军薄尉受杖者是。鲍引昌黎诗驳之，非也。诗意了然，不烦他证。此与‘饥鹰侧翅’、‘跨马触热’，下语皆带轻薄。从古豪杰皆取功名于涕唾之间，此亦何足讳且耻。而公固深不满之，亦由其性固然。汉世祖所谓狂奴故态也。”(卷一)从历史事实和文意本身来说明“脱身”二句的含义是脱离做参军和薄尉等小官，从而免受长官责打。唐元竑的辩说至今仍有价值，仍有不少学者至今抱守旧注谬说。

    唐元竑对前人改杜诗也有批评和是正。宋、明一些人喜欢按自己的想法篡改原作的字句，这是不良的风气。它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使原作失真。其甚者更使原作造成不可解读。杜诗的遭遇也是如此。唐元竑说：“‘风吹沧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是‘去’字之误。晦翁创造之，可谓少陵功臣，至‘朝廷烧栈北，鼓角满天东’，初无误字，倘因蜀有漏天之说，遂改‘满’为‘漏’，则‘烧栈’字对‘漏天’亦须为之说始得，岂可使杜句偏枯至此耶？今集中因晦翁语竟改‘满’为‘漏’。又‘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须溪谓‘失’字好，盖据‘云归拥树’例耳。不知在彼则字工，在此则意晦矣。今集中亦竟为‘失’字。其余妄改未能悉数。昔山谷欲改东坡‘白头’字为‘日头’张文潜以告，坡曰：黄九欲改作‘日’字，我亦无奈他何。吾欲援此语为公叫屈。至如‘新炊间黄粱’改‘闻黄粱’，‘行蚁上枯梨’改‘倒蚁’，‘娟娟细蝶过闲幔’改‘开幔’，‘把君诗过目’改‘过日’，‘因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一小说改上句云‘不知贫病关何事’。改尽如此，九原有知，当亦冁然。”(卷二)朱熹所说系理校，而其余例证皆系妄改。这些批评虽然严厉，但完全是正确的。唐元竑对杜诗也有所批评。如《少年行》批评杜诗意与题不合。他说：“少年行‘老瓦盆’一首，意亦佳，然与题不合，几于失旨，吾无取于此。”(卷二)批评“流落剑三千”辞不达意。他说：“《寄贾严二阁老》诗：‘苍茫城七十，流落剑三千。’梦弼注：剑阁三千余里。是也。洙注引《庄子》‘剑士三千’，非是。但‘剑南’、‘剑北’、‘剑外’字单用皆可，‘剑三千’不可。”(卷一)所批评甚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元竑研究杜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他不被历来注杜和说杜者的牵强附会所蒙蔽，努力体会杜诗的真意，求得杜诗的真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杜诗捃提要》)这个评论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宋明时评论杜甫的作品，一般只评诗，不评文。唐元竑评诗也评文。评文，是对杜甫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唐元竑论杜文像论杜诗一样，也往往由对作品的论述而进到对杜甫的论述。论《天狗赋》等，进而认为杜甫性刚负气，颇似陶渊明。他说：“公所进《天狗赋》《雕赋》在《三大礼赋》之先，皆引以自况。使其见用，风概可想。昔靖节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公仿佛似之。晦翁云：隐士大多负性气，当知儒门自曾子以下，无论隐显，必有一副劲骨。不如是，如何表见千万世耶。独自颜子，其劲骨无从而见之，故仲尼称其好学。比其死也，曰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于时。曾子现在《大学》传。曾子，仲尼尚未许其能好也。《易·乾》曰：自强不息。《坤》曰：厚德载物。刚盖用以自克，岂用克人哉，则圣门所谓学可知矣。”(卷四)进而论述儒者的刚，是用以自励，是自强不息，是好学。这也是对杜甫的刚的诠释。唐元竑还通过分析杜甫的《东西两川说》认为杜甫有经世之才、良吏之才。他说：“《东西两川说》欲分诸羌部落，各自统领，不使羌王得专其命。此论最妙。汉晁贾之策亲王也，尚曰众建诸侯而小其国，况蛮夷乎！至于蛮夷畏汉法治之，诚宜宽大，勿轻扰之。赋敛宜薄，非宽富人，宽富人乃以宽贫人也。观其处分，井井谭兵羌，利弊亦甚悉，岂得谓非良吏才乎。昔人谓右军具经世略，惜为书法所掩。唯公亦然。今人但知其能诗耳。”(卷四)历来人们都沿袭新唐书的说法，认为杜甫喜谈论时事，高而不切。唐元竑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杜甫的《东西两川说》看，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提出的对策是有力的，具有可操作性，说明杜甫并非不谙政治的夸夸其谈者，而是有政治才能的。唐元竑还通过《皇甫淑妃神道碑》的研究，探讨了唐代的妃子制度和杨贵妃专宠以前宫中后妃的情况。他说：“《皇甫淑妃神道碑》题称‘唐故淑仪赠淑妃皇甫氏’。按，唐因隋制，皇后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开元中，玄宗以一后四妃，本法帝喾，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法。乃于皇后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下。此即不称妃，此武惠妃所以礼秩一同皇后也。今妃卒于开元二十三年，惠妃尚在，应用三妃之号，而制曰‘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册赠淑妃’。其后太真亦仍称贵妃，盖复依旧制矣。据碑文，妃薨时年已四十二，而文中云‘上以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于御手，见寝始回于天步’，亦可谓宠幸不衰者。考其时，武惠妃正承恩宠。年亦四十，又未巳亦卒，而太真始进，遂至专宠。其后六宫无复进御，即江妃不得分宫中一席地矣。然则妃死于二十三年，亦不幸之幸乎。”(卷四)考证精详，有裨于史学。

    综上所述，《杜诗捃》对杜甫和杜甫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还对相关的唐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学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有开拓与创新。

    《杜诗捃》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见解与判断有明显的错误。杜诗“白鸥没浩荡”本是正确的，而认为不符合句法，反赞成“白鸥波浩荡”。他说：“‘白鸥没浩荡’宋敏求定作‘波’字，极是。东坡说非也。毋论鸥不解没，但‘没浩荡’无此句法。”(卷一)“没”即消失之意，为动词，用“没”字正构成一标准的主谓宾句子。而“波”用在句中，没有谓语，则句不成句矣。苏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其次，在论说中大谈命运，宣扬迷信。他说：“《赠郑广文醉时歌》，精妙不必言，事后追考之，颇似一篇挽诗。与其生平历履，句句贴合。公无前知术，何由得此。昔人画龙点睛则飞去，画女子刺心即痛。伎艺到绝处，岂有神灵凭其笔端耶？诗有谶若此，毋怪今人动多忌讳，见贫病老死字，弃去不肯竟读也。然郑之饿死命也，不因公此诗。其千古犹有生色，则实以此诗故，殆难为俗人言。”(卷一)唐元竑生在一个迷信气氛很浓的时代，自己又不得志，故特别信命运，也喜欢从命运的角度论杜诗，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非常荒唐，故也就成为他论杜诗的重要瑕疵。第三，版本不好，多受误导，多发谬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唐元竑所读殆为黄鹤补注本千家集注杜工部诗版本，本为坊刻，错误较多，一不留神，便跟着误本犯错误。《赠田九判官梁亡》“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认为“春苜蓿”不对“汉嫖姚”，实际上是刻本误刻“秦”为“春”。而论文中所引的苏轼议论，其实并非苏轼议论，而是注中的伪东坡《杜诗故实》。如本文前所引，即可作为例证。伪《杜诗故事》本来低劣，引入文中，无论赞成、反对其观点，都降低了自己论文的质量。不过这些瑕疵是次要的，无法掩盖其论文的重要价值与光辉。

    六王嗣奭

    一

    王嗣奭(1566—1648)，字右仲，一字于越，别署偁翁，观贞居士。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世居甲邨。少有异才，擅文名。万历中乡举，赴吏部谒选，署浙江黄岩教谕。为浙江宣平教谕，任江南宿迁知县。降为福建建州经历，崇祯时补永福知县。任四川涪州事，与上官有矛盾，被劾罢官。清军南下，拒不薙发，为民，年八十三卒。

    王嗣奭年幼即好诗。他自己说：“因忆先子永福公好讽古人佳诗，花前月下，小酌半醺，辄曼声歌之以自娱。奭幼戏膝前，为之踊跃，歌罢又为讲解，故奭未成童谙音律，私学为诗。”(《杜臆原始》)王嗣奭研究杜诗是在中年和晚年。四十三岁居父丧，开始潜心研究杜诗。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他说：“居先子忧，始遍阅古人诗。阅及老杜，觉有心会，随覆阅之，光景又别。愈阅愈深愈远，若探渊海，汹然不得其涯，靓然不测其底也。然于诗之为道，似觉憬然自信，而泓然入有余地。”(同上)（二）在宣平时，读杜拟选杜并笺语，未完成。“至己未，吏隐宣平，复阅杜集，妄欲精选一帙，附以笺语，业撰弁言，而竟不能就。”(同上)（三）在涪州时笺杜诗。“乙亥承乏涪牧，以公事与上官左，议戴盆。偶得杜集以遣日，间用笺语，忆旧笺茫如矣，而暗合尚多。”(同上)（四）罢官后研究杜诗，完成《杜臆》。所著《管天笔记外编》中，也有很多论杜的精辟见解，与《杜臆》相发明。他说：“归而友人杨南仲究心杜诗，方著《水中盐》，又索观余笺本，而窜改混淆，欲手录畀之，而多所未安，且寥寥不成书也。偶有触发，遂逐章作解。易解者解之，不易解者姑置之。解及之章，十可七八，引申触长，往往得未曾有。盖精之所注，行住坐卧，无非是物，夜搜枯肠作真人想，朝拈枯管作蝇头书，八十老人不知倦也。草成而名之曰臆。”(《杜臆原始》)《杜臆》的具体写作时间是甲申(1644)九月望日，乙酉正月初度，撰写过半。端二日竣事。冬日，撰《管天笔记外编》。丙戌(1646)重九次日，覆阅《管天笔记外编》。仲秋又阅《杜臆》有所改补。季冬又阅过。王嗣奭的《杜臆》和《管天笔记外编》(有关论杜诗部分)虽成书较快，但成书在其晚年，是他一生研究杜诗心血的结晶。其写作准备，从最早作杜诗研究札记算起，有近四十年。有的心得则是他一生思索的结果。他在《新安吏》中说：“余年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上得此解(解指：“据注，谓郭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时，且御士卒宽，郭仆射熟于人口，就其易晓者言之，俾无所惧而勇往收功，报效朝廷，非指宽慰士卒而已。”)，为之一快。”(《杜臆》卷三)《杜臆》是他学术研究最辉煌的成果，也是他人生的寄托所在。晚年，甘做遗民，效伯夷叔齐，说：“吾以此(《杜臆》)为薇，不畏饿也。”足见《杜臆》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和精神食粮。

    二

    王嗣奭研究杜甫和杜诗，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文学思想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杜臆》，就是明确表示自己运用儒家以意逆志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方法。他说：“草成而命名曰臆。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杜臆原始》)注重研究杜诗的思想，研究杜诗所表现的社会，从而对杜诗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这个研究方法基本是正确的。他评论诗的内容的基本标准就是儒家的思无邪和忠君爱国思想。他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苟思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忠，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真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所谈是作诗的方法，也正是他始终坚持的评诗的标准。因此，“思无邪”是王嗣奭评论杜诗的最高准则，而在具体评论中常用儒家的“温柔敦厚”作为衡量的尺度。他在《萤火》中说：“《麂》诗似作于放逐之时，‘衣冠’‘盗贼’语犹似微有芥蒂，此诗作于飘零之后，心平气和绝无尤怨，温柔敦厚之意自在。前后数作皆然。余以此公为闻道，非谀也。”(《杜臆》卷三)他对杜诗的温柔敦厚极为称赏，有时对杜诗有违温柔敦厚也有指责。他在《玉华宫》中说：“赵云：‘……太宗创业之主，劳人费财，废时逸豫，故诗人讳之曰不知何王殿也。’其言凿凿有据。然‘不知何王’，似非忠厚语，说到‘美人黄土’‘故物石马’，俱非臣子所忍言，此犹不决之疑也。”(《杜臆》卷二)批评杜诗违背温柔敦厚，也不留情面。王嗣奭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他始终坚持用儒家的正统思想来评论杜甫和杜诗。

    王嗣奭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是多方面的。

    首先，王嗣奭对杜诗的思想内容有创造新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王嗣奭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信奉儒家思想，和杜甫的经历与思想有相似之处。他研究和揣摩杜诗的思想内容，往往很细很深，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创见。

    从宏观来看，王嗣奭对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研究杜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杜诗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其一，杜诗非常及时、真实、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其二，坦诚表现了杜甫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和看法。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洗兵马》云：“至德二载九月十日，复两京。次年，改元乾元。十月，郭子仪渡河拔卫州。此唐时所称山东地，而极于海岱皆是也。卫州拔而安庆绪走邺，入城固守，然有破竹之势矣，故云‘收山东’，下云‘收海岱’，实过情语也。此时明皇还京几一年矣，而‘犹思仙仗过崆峒’，岂痛定思痛意耶？复京师后帝宴回纥叶护于宜政殿，而云‘馁肉葡萄宫’，盖为朝廷讳，故用汉元帝待单于事，而且以禽兽畜之，此老杜春秋笔也。禄山反经三年矣，避乱离乡者亦三年，故云‘三年笛里关山月’，悲之也。‘万国兵前’，如风卷叶，暗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事，喜之也。帝还京在去年十月，而云‘青春’‘冠冕入’‘紫禁’‘烟花绕’，言京城复见繁华，非必其时。抑公为华州掾，尝以事至东都，或以春时还京师，咏所见者耶？上皇初还，帝备法驾迎之，释黄袍趋拜，欲仍为太子。此时事往矣，而犹曰‘鹤驾通宵’‘问寝龙楼’，必谓既复位后尽人子之礼，与太子时无异也。‘天下尽化为王侯’，微有风刺。当时封爵太滥，甚至以官赏功，给空名告身，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公实痛之。故先言‘攀龙附凤’，明谓其凭藉宠灵，而又以‘蒙帝力’申言之，所谓‘君之制也，君何力之有焉’。此公识大体处，非事外语也。人臣明此义，虽功盖天下而不骄矣。公极称张镐，有‘扶颠’‘筹策’语，而人疑之。余考史，至德二载四月，罢房琯而相镐。至次年二月，因论史思明凶险不可假威权，又论许叔冀多诈，临难必变。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罢相。已而思明果反，而叔冀果降思明，其料事之审如此，至收复两京，俱在相镐之日，即宰相之功也。蔡宽夫谓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非‘见与儿童邻’耶？史思明、安庆绪尚在，故云‘青丝白马复何有’，谓无能为耳。……‘健儿归莫懒’，速其成功也。思妇愁梦，从《东山》诗‘妇叹于室’脱来，盖以思家之至情动之，欲其乘破竹之势也。云‘独任朔方无限功’，又云‘郭相谋深古来少’，当时收山东者，诸将也，而公独注意于郭，见公识高虑远。使肃宗果能‘独任朔方’，而不间于阉竖，则太宗之业可复完矣。即此一语，系唐室安危，可以诗人目之哉？”(《杜臆》卷三)王嗣奭用丰富的史料，印证和分析了杜诗所描写的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了杜甫对当时宰相张镐和郭子仪的评价，肯定了其提出的独任朔方郭子仪以平定战乱，实现天下安定的政治观点。王嗣奭的分析使我们对杜诗所表现的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和深刻的政治主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杜诗博大精深的内涵有了深入的认识。王嗣奭对《登楼》也有精辟的分析。他说：“此诗妙在突然而起，情理反常，令人错愕，而伤心之故，至末始尽发之，而竟不使人知，此作诗者之苦心也。万方多难，固可伤心，意犹未露，不过揭出‘登临’二字耳。首联写登临所见，意极愤懑，词却宽泛，此亦急来缓受，文法固应如是。言锦江春色与天地俱来，而玉垒浮云与古今俱变，俯仰宏阔，气笼宇宙，可称奇杰。而佳不在是，止借作过脉起下。云‘北极朝廷’如锦江水源远流长，终不为改，而‘西山之盗’如玉垒之云，倏起倏灭，莫来相侵。曰‘终不改’，亦幸而不改也。曰‘莫相侵’，亦难保其不相侵也。‘终’‘莫’二字，有微意在。按《名胜志》：玉垒山在灌县西，众峰丛拥，远望无形，唯云相关也。又按史，广德元年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幸陕，郭子仪击之遁去。十二月，帝还长安，吐蕃以是月复陷松、维、保三州及二城，而剑南西山诸州，亦入吐蕃矣。公诗盖作于此时。而‘北极’一联，盖实录也。至结语忽入后主，必非无为，而未有能知之者。盖后主初年，亦无他过，而后来一用黄皓，遂至亡蜀。肃、代之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正与后主之任皓无异，虽有贤臣如李泌、子仪辈，而不得展其略，盖幸而不亡耳。公因万方多难，深思其故，不胜愤懑，无从发泄而借后主以泄之。公屡游先主庙，后主从祀，亦素怀不平，故有感而发。且云日已暮矣，天下事无可为矣。‘聊为梁父吟’，为当时有孔明之才而不得施者一致慨焉，此其所为伤心者也。伤心之极，故高楼之花最堪娱目，而反以为恨也。余游先主庙，配享者只北地王与孔明、关、张、而无后主，岂后人因公诗而撤去耶？钟、谭收此诗入《诗归》是矣，其评犹然说梦，公诗岂易读哉！”“尾句用《梁父吟》，盖伤其时无诸葛也，若有诸葛，则后主虽庸，而黄皓自不敢肆。如此看，较前笺似胜。”(《杜臆》卷六)王嗣奭结合当时的政治和边境形势，阐发了杜甫对国家似北极而不改的信念，对朝廷不能用贤、小人当道的忧虑。分析非常透辟，很有说服力。

    （二）研究杜甫所写的“性情”，即杜诗所表达的思想与感情。王嗣奭认为杜诗是千百年来最善于表现自我的诗，是“以我为诗”(《杜诗笺选旧序》)的诗。因此，他认为“史诗”的说法不能完全概括杜诗的特点。事实上，杜诗虽然对社会现实有广泛、准确、生动的表现，但它并非叙事诗，而是抒情诗。它主要是表现杜甫的思想感情的，表现自己的生活理念、人生体验和政治见解。王嗣奭用儒家观念对杜诗进行了观照，认为杜甫深明儒家之道，具有儒者博大的思想感情与襟怀。他说：“余谓古来诗人无如少陵，余旧序似得其概，而因诗悟道，则近始得之，要亦穷所炼也。”(《杜臆原始》)王嗣奭对杜诗所表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颇多阐扬。认为杜甫写鱼的诗表现了仁。《白小》云：“起来二句，仁心蔼然，真有万物一体之思。物虽细微，同为水族，乃俗当园蔬用之，贱也。乱肆、倾箱，取之多也。虽他鱼亦以充腹，而此鱼尤为可闵也。按张平子《西京赋》云：‘上无遗飞，下无遗走，攫胎始卵，蚔蠓尽取。’公乃节取四字，谓此群分之命，亦属造物生成，今犹‘拾卵’而‘尽取’之，是何义耶？”(《杜臆》卷八)《又观打鱼》云：“然作诗本意，全在干戈兵革上起，盈城盈野，见者伤心，而不知暴殄天物，其痛一也。故至诚尽人之性，即能尽物之性，一视同仁，初无二理。”(《杜臆》卷五)深刻阐释了杜甫仁者爱人和爱万物的胸怀。王嗣奭认为杜甫的诗大量表现了杜甫热爱人民、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他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是，杜甫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惊人的政治见解和杰出的安邦治国才能，这些都表现在他诗文中，表现在他对时局和人物的分析与议论中。这正是杜诗热爱人民、忠君爱国思想最充分的表现，也是杜诗最有魅力的地方。他说：“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时留心事务，何以有此？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然岂足以尽少陵哉！”(《管天笔记外编》)他论《北征》说：“余谓诗中作爱君忧国语，谁不能之。观下文所以为君国虑者，如言回纥云：‘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二语曲尽夷情，所以却之难，而禁之不易。而‘少为贵’三字，深得处置之宜。又‘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见不可全恃夷兵，但借为先驱耳。语语经济中款，此必平日所熟筹于心者，始知怵惕未出，恐君遗失，非口头语也。自比稷契，岂欺我哉。”“公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故云‘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后回纥果为唐患。至于收复河洛，则欲长驱幽蓟，故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垣碣’。当时郭子仪、李泌诸臣，亦欲乘河阳之胜，捣贼巢穴，然后还京，惜肃宗不能从，而河北迄不为唐有，以至于亡。观此二事，杜公经纶概见。其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盖谓此。”(《杜臆》卷二)王嗣奭认为杜甫有卓越的政治眼光，非常善于评估政治风云人物。他对郭子仪、李光弼、李泌的评论，就是绝好的证明。王嗣奭对流行的杜甫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杜甫确实有稷契之能。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杜甫的一些咏物诗，也是写其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的。他说：“子美善咏马，亦善咏鹰，皆借以写其用世之志与经世之略。《鹰诗》云：‘一世自猎知无敌，百战争能耻下鞴。’具见英雄本色，当时如郭如李，若假之权，而不掣其肘，何忧乎安史，而亦无藩镇之横矣。”(《管天笔记外编》)像这样的评论都体会深微，颇有发明。王嗣奭对杜甫的缺点也有仔细的分析。《催宗文树鸡栅》云：“此诗处分极细，不免迂腐。盖成大事者不宜小察，而钟、谭一味称之，可笑。公因病故养鸡，因养鸡故生出许多琐碎来。既欲养鸡，安得复顾蝼蚁，养鸡多，安免斗争？而欲分别长幼，此皆可笑。即公亦知其不可为常，故云‘倚赖穷岁晏，拨烦去冰释’。‘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有万物一体之思。”(《杜臆》卷七)生活中的杜甫确实有点迂腐，批评完全是从诗表现的思想出发，符合实际。总之，王嗣奭多角度地、全面地、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杜诗展现的思想品格、政治抱负和济世之才，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并认识了杜甫其人，创获很多。

    王嗣奭封建正统思想浓厚，又是用以意逆志和比兴说诗的方法来研究，故解说杜诗也有明显的错误。他说：“老杜咏物皆诗之比，与他人就物赋物者不同。”(《杜臆》卷三《归燕》)“公凡单咏一物，必有所比。”杜甫的咏物诗虽皆有言外之意，但不一定具体有所比拟。在具体解诗时，也有很多穿凿之处。《曲江》云：“翡翠不屋栖而巢于小堂，比小人之处非其据，石麒麟乃天上之物，而卧于高冢，比正人在位而志不得展。总谓人主昵宵小而疏远正士。‘蛱蝶’‘蜻蜓’俱比小人，而‘深深见’‘款款飞’，则君心受其蛊惑，而病已中于膏肓矣。”(《杜臆》卷二)“江上”二句，如果说是写景寓人世沧桑之感的话，“穿花”二句则近乎纯粹写景。王嗣奭用人主和正人、小人的关系加以解说，牵强附会，完全违背了杜诗的本意。《春夜喜雨》云：“三四用意灵幻，昔人以此为相业，有味其言之矣。”(《杜臆》卷四)把写雨的诗硬用相业来解，实在太穿凿了。

    王嗣奭非常重视对杜诗艺术的研究。他论诗重视情境的完美，善于从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既从宏观着眼，又从微观着手，因而他对杜诗的研究新见迭出，巨细皆妙。

    他评论杜诗的艺术风格和成就说：“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情触缤纷，纬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绝尘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间有堕坑落堑者亦以是。得之则全瑜，偶失之则任其全瑕。瑕瑜不掩者，固不乏玉之采，即瑕掩其玉者，犹不失玉之瑕。诗之有少陵，犹圣之有夫子，可谓金声玉振，集其大成者矣。”(《杜诗笺选旧序》)又说：“若以世俗之矩矱语诗，则少陵亦有在绳尺之外者。然钩深撷奇，穷变极化，刻画幽眇，攫拏龙螭，如入武库，五兵纵横，可探海屋，万宝璀璨，固辞擅百代之雄也。盖祖汉魏，轶六朝，包四唐，孕宋元，无不入其范围，所以谓之大家。”(《管天笔记外编》)他认为杜诗是杜甫经历、才力、学识的充分体现，是杜甫艺术创造力与传统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分析具体诗篇的艺术时，往往从与内容结合的艺术表现视角，阐发一点或几点。《晚出左掖》谈杜诗的气象：“老杜诗妙在气象，此于退食时写出委蛇气象。”《月夜》分析了杜甫构思独特，表现曲折。他说：“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鬓’‘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孟子言穷民无告，盖人处苦难，若有亲人讲话，犹可过日，若寡妇无夫，苦向谁说？今闺中看月者，儿女尚小，虽与言父在长安，全然不解，有夫而与无夫同，其苦可胜道耶？月本伤神，而偏说到‘香雾’‘清辉’，‘香雾’与‘云鬓’相宜，而无奈其‘湿’也，‘清辉’与‘玉臂’相映，而不胜其‘寒’也。以看之久也，月似可怏而实苦也。至他日相会，并倚虚幌，香雾、清辉，不减于今，然追思今日苦，亦必先堕泪而后干，虽乐而不能忘其苦也。然不厌于久看矣。意亦两层，描写情事曲尽。”(《杜臆》卷三)《新婚别》分析了杜诗的语言艺术和民歌表现手法：“起四句是真乐府，是三百篇兴起法，‘暮婚晨告别’是诗柄。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有极细心语，如‘妾身未分明’二句，‘妇人在军中’二句是也。有极大纲常语，如‘勿为新婚念’二句，‘罗襦不复施’二句是也。真无愧于《三百篇》者。……‘洗红妆’加‘对君’二字，精妙。”(《杜臆》卷三)这些评论都是真知灼见，非常精彩。

    王嗣奭对杜诗也有一些很好的注释和考证。如注事典：《覆舟二首》注“姹女凌波日”云：“‘姹女凌波日’，按唐诗：‘谢氏海边逢姹女’。注曰：‘谢端于南海上得大螺，中有美女，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矜卿贫，令我为卿妻。’公之姹女本此。而兼用《洛神赋》‘凌波’语，总谓水神耳。”(《杜臆》卷八)《即事》注“三寸柑”云：“宋文帝时，义康专朝权，四方馈遗，以上品荐义康，以次品供御。上尝啖柑，叹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三寸柑当本此，然亦供御之物也。”(《杜臆》卷九)所注都颇有新意。注语典认为《海棕行》“移栽北辰不可得”是受“天上种白榆”诗的启发。《海棕行》云：“‘焉知身出群’奇，‘移栽北辰’更奇，此从‘天上种白榆’脱来。”(《杜臆》卷五)认为《即事》的“断肠秦川”用陇山俗歌。《即事》云：“《三秦纪》：陇山俗歌云：‘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断肠秦川’正用此语。”(《杜臆》卷九)其说皆能发前人所未发。王嗣奭也有一些考证。《水宿遣兴奉呈群公》认为“童稚频书札”是因杜甫右臂不能书字，而让儿子代书。他说：“‘童稚频书札’，谓儿子代书，公右臂偏枯，有诗。”(《杜臆》卷九)以杜诗考杜甫，有助于我们对杜甫情况的了解。《园人送瓜》和《热三首》考证“水玉”就是“瓜”，认为前人认为“水玉”是水晶的说法是错误的。《园人送瓜》云：“瓜有水能解炎热，故以水玉称之，此瓜之别号也。”(《杜臆》卷七)《热三首》云：“‘寒水玉’注云：‘水精’，恐是臆解。公《园人送瓜》诗：‘沉浮乱水玉。’谓瓜也。以对‘秋菰’，岂不稳称。”(《杜臆》卷七)王嗣奭的注解和考证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哀江头》认为“一箭正坠双飞翼”是射箭鸟坠而引百千人发笑，而非杨贵妃笑。他说：“‘一箭’，山谷定为‘一笑’，甚妙。曰中翼，则箭不必言，而鸟下云中，凡同在者虽百千人，无不哑然发笑，此宴游乐事，而注者乃以‘一笑’属妃，而又引贾大夫射雉事为证，其堪绝倒。”这是明显的曲解。《夜宴左氏庄》认为“衣”为琴衣，他说：“‘衣’，琴衣也，衣已沾露，净琴犹张，见主人高兴。琴未弢衣，故用‘净’字，新而妙。”(《杜臆》卷一)实为误解。其实，“衣露”就是弹琴时衣沾露水。仇兆鳌注：“《说苑》：‘孺子操琴于后园，露沾其衣。’”王嗣奭有意求新，反而不得真解。

    王嗣奭对杜甫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因为未刻印流行，影响不大。后引起仇兆鳌的高度重视。仇兆鳌对《杜臆》的研究评价非常高，认为它的研究是最有创见的。他说：“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只十数家耳。”“各有所长，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杜诗详注凡例》)《杜诗详注》采《杜臆》的成果甚多。自此，《杜臆》对杜诗的研究影响甚大。在清中期以后至现代，《杜臆》都为杜甫研究者高度重视。

    七胡震亨

    一

    胡震亨(1569—1645)，字君鬯，后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号遁叟。浙江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万历时举人，选授固城县教谕，升合肥县知县，有治绩。崇祯十年为定州知州，为兵部职方员外郎。辞官归故里，以读书著述为事。贯穿经史百家，著述颇为丰富。有《靖康盗鉴录》《读书杂录》《秘册汇函》《续文选》《海盐县图经》《通考纂》及《赤城山人稿》。最有影响的著作为《唐音通签》计一〇三三卷，清代官修《全唐诗》取材于此书甚多。

    胡震亨的杜甫研究著作主要为《杜诗通》，是一部很有功力和见地的著作。

    二

    胡震亨博涉多通，识见卓越。他作《杜诗通》并非为一般读者提供一部详细完善的杜诗读本，而是要为世人提供一部有独到见解、资料丰富的学术著作。

    从体例上说，《杜诗通》主要由年谱、编排、注释、评论这些部分构成，它的学术特点也充分体现在这些部分上。

    其所编杜甫年谱较为简明、平实。所作年谱是在元代高楚芳所编杜工部诗集的年谱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较宋人的生平系年成果又有提高，也较高楚芳所编详细。对前人的错误有所辨证。但云“故余谱杜，一以正史及墓志为据”(《杜诗通自叙》)，过分相信正史，不知正史中也采有不少小说家言，故而造成错误。如《年谱·大历五年庚戌》：“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完全是小说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降低了年谱的质量。但这种错误较少。总体说来，其系年是比较可靠的。

    （一）在编排上，《杜诗通》是先分体编排，在分类中又分类，在分类中又大致编年(或按杜甫活动地域编排)。可以说是分体、分类和编年三者的结合。全书为四十卷：五言古诗十二卷，七言古诗六卷，五言律诗十一卷，五言排律五卷，七言律诗(附七言排律)四卷，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附联句、逸句)二卷。分体、分类、编年是古代编集子的三种主要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一般认为集子编年是编排的最佳方式。但问题是一般作品难以准确系年，故按年编排难度极大。胡震亨也非常重视编年的编排方法，故他煞费苦心地将分体、分类、编年三者结合。尽管他的编排也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而他制定这种体例和具体编排都是很下功夫的。胡震亨云：“读杜不可不稍知其岁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为穿凿，而于体例多紊乎？今仍依古体分类为编，一体之中各以体类为次。一类之中，除长安、秦州、蜀中、夔府、湖南确然可见者为次外，其余无可定者。以题类相附。一切牵强之说，概从芟去。”(《杜诗通自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关于编集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按年编集的理论非常科学，编辑处理也非常有智慧，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如“发秦州”(卷四)用文字说明所编诗的基本情况，并集前人的评论，进行总的说明：“以下二十四首，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纪行之作。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朱晦庵云：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州入蜀，诸事分明如画，乃其正壮盛时所作也。”诗的编排是大致合理的，说明与评论也都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二）其注释采用集注的方式，也有很多自己的注，充分表现出胡震亨的学术造诣。集注采集材料广泛。以宋人著述为主，唐人和明人的著作皆在采集之列。以杜甫的注解著作为主，笔记、诗话、批点、总集、地志、金石，凡有关杜甫的重要材料与观点，皆尽量网罗，估计达百种以上。《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卷一〇)用《东观余论》说注“顾八分文学”云：“《东观余论》定以为顾戒奢。戒奢与韩择木、蔡有邻同在开元中供职。赵明诚《金石录》，戒奢官太子文学、翰林待诏。”可备一说。《水会渡》(卷四)注“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引方采山说，云：“方采山云：‘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余入蜀乃信其语之工。盖叠嶂相连，间有人家，每日寓宿，必有定所。纵雨雪疲极，不能中途而止也。故蜀道之难，而计程不爽。”此有助于我们对两句杜诗的理解。《白小》(卷二九)引《宾退录》说注“风俗当园蔬”，云：“《宾退录》云：《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杜句正指此。”完全可以印证杜诗的诗意。胡震亨在有关杜诗专著之外广泛采集材料，用作集注资料，使其注更准确，更精彩。

    取博用约，注极精炼。注释不追求繁富详赡，而追求精湛。只注作者认为最需要注释的地方。所注主要为难解典故，疑难字，重要的人名、地名、事件，关于杜诗文意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和有新意的注与解。胡震亨总是力图注释前人没有注释到的地方，有所发明。对前人的错误，进行辨证，力求使注释符合杜诗原意。他的注释虽用集注体，以集注为主，而自己发表意见和注释的也不少，一般用“遁叟云”标出。“旧注繁芜，百存一二。其意旨未经前人发明者，略抒肤见，以资商榷。”(《杜诗通》自序)《别赞上人》(卷一〇)注“豆子熟”云：“豆子熟即是豆熟，北人方言。五谷皆有‘子’字，至今犹然。旧注引伪苏注，以为眼珠，大误。后学或以豆子雨为禅语，亦无所出，非是。”所注甚确，批旧注之讹甚是。《哀王孙》(卷一三)注云：“遁叟云：延秋门，京城西门，《三国·典略》：侯景克建业，重修朱雀、宣扬等门，人心不忘梁。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兴吴。禄山之乱，实与景同。引之虽谓玄宗此门西幸，亦望其复兴如梁时谣也。”注释使此一般的注更加深了一层，把读者的理解也引向深入。《白马》(卷一)驳黄鹤的刘洽杀刺史之说云：“鹤曰：大历三年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其刺史殷仲卿，此诗殆为此事作。然是时，公方漂泊楚蜀，何由见商于之乱？”以杜甫的经历批驳黄鹤之说，非常有力。《遣兴五首》(卷二)其三辨“萧京兆”非萧至忠或房琯云：“旧注引《东坡志林》，以为萧至忠。至忠非京兆人，亦未尝为京兆尹，不应称京兆。或以为此是咏房琯，以萧望之为比。望之京兆人，以见废不得为相，左迁太子少傅。琯罢相，亦拜太子少师也，然于旧尹不可通，当再考之。”以二人生平证明，其为京兆说不能成立。《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卷三三)旧注以为沈东美为沈既济之子，胡震亨考为沈佺期之子，云：“按，东美乃沈佺期之子，史虽不载，《太平御览》‘孤怪’中有一则及之为可据。甫祖膳部审言与佺期同值修文，故此东美为诸父，称为通家，‘诗律群公问’，以律体始佺期也。佺期二弟并有文名，同载国史，故云‘儒门旧长史’。旧注以东美为沈既济子，多牵合不通，特拈出。”考证甚有根据，驳旧注之非，合情合理。《郑典设自施州归》(卷八)和《寄裴施州》(卷一七)考裴施州非裴冕，前诗注云：“裴施州，旧注以为裴冕，附李辅国贬施州，按冕为成都尹，杜尝受恩，何诗中略不之及，当另一人耳。”后诗注云：“裴施州之非裴冕，注见五言古郑典施自施州归下，此诗虽有‘三岁为客’之句，然冕为成都尹，只与公相与一载，亦难定其必为冕也。”从二人的交谊与诗的内容的矛盾来说明裴施州非裴冕，值得重视。《牵牛织女》认为朱熹改“风吹苍江树”的“树”为“去”没有道理，云：“篇中‘树’字，今多从朱晦庵改本作‘去’字，公诗自言雨将来，风先吹江树，写雨景然耳，若云风吹江去，雨却洒来，成何景何句耶？”从诗的意境与文法的角度，说明朱熹改字的错误，很有新意。《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卷九)认为此诗应是两首诗残缺后合成的，云：“遁叟云：此诗转韵后，事辞俱不属，疑本是二首，前首缺其后，后首缺其前也。”虽是推测，却非常有道理。总之，《杜诗通》注释充分反映了唐至明的注释成果，反映了胡震亨的注释心得，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学术价值。

    胡震亨对杜诗的评论是《杜诗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注和编三足鼎立，地位似更重要。

    其品评可分三部分：（一）品评等第。根据自己对杜诗写作水平高低的认识，进行分等评级。（二）对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评论。（三）对杜诗的艺术进行分析评论。品评根据自己的见解作出，而对内容与艺术的评论，仍采用集注与自己评论相结合的形式。所辑主要为宋人与明人的评论，其中尤以刘辰翁、郑继之为最多。其余如唐人白居易，宋人黄庭坚、苏轼，明人王世贞、钟惺、谭元春亦有所采。而胡震亨本人的见解也登录甚多。评论表达的方式主要是评点的形式。评论内容往往与评论艺术结合在一起。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内容与艺术分开论述。

    《杜诗通》对杜诗的思想内容的分析往往细致，精微，时有新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遁叟云：少陵自负，比于稷契，垂老仅得卫幕一官，去平人几何。长途省家，经过华清巡游之所，感念时君侈政，滥沾恩泽者有人。而我独家人远隔，幼子致以饥死。荣枯不均，怨诽深矣。乃复取平人自较，以租税征伐得宽免为幸，而且代为之且思且念。以‘忧端’‘洞’一语终之，又何其婉而厚也。”在阐释诗表现当时政治现实的时候，着眼于对杜甫思想与心态的分析，使诗的旨意更明确，而给读者以启发。《丽人行》(卷一三)云：“遁叟曰：此诗言诸姨出游之盛，‘后来鞍马何逡巡’而下，始及国忠之同游，而致其微辞。杨花入水化为萍，《尔雅翼》：萍其大者，根生水底，不若小浮萍无根漂浮。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与虢国通，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苹也，又‘杨白花，飘荡落南家’，为北魏淫词，用之真切于比者，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衔红巾，则几于感慨矣。词隐旨深，惜从来无与发明，聊为拈出。”说杨国忠本为张易之之子，不知何据(胡震亨是一位博学而严肃的学者，其说定有所本。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其说)。而胡震亨从分析杜诗的用典，结合历史，提出杜诗讽刺虢国夫人乱伦，颇有发明，对人们深刻理解杜诗颇为有益。《示从孙济》(卷七）“淘米少汲水”至“放手伤藿根”下云：“遁叟云：人情数见不鲜，而同宗者当不以此为嫌。‘汲多井水浑’，以己之屡过济为歉，‘刈葵莫伤根’，以济之不相厌为望也。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老杜镕铸用之，得比兴深旨。”阐释杜甫用比兴表达希望从孙杜济不要厌烦自己的思想，完全符合杜甫迫不得已而寄人篱下的心态。

    胡震亨是一位正直的学者，由于是处士，愚忠思想少一些，对杜诗所表现的忠君思想也有批评。《哀江头》(卷一三)云：“此诗白乐天、苏东坡极称之，诸选家概无异论。愚谓曲江此日，朝家何等情景，追致乱之由，着荒淫之戒，麦秀黍离，诗人自有正义在。第今为妖妃僻主，作有情沾臆等语，媟而非正矣。在杜集自为下驷，不敢随声附和也。”其说义正辞严，力排众议，表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胆识，也令人信服。其思想境界高，议论自然也高人一筹。

    但是，胡震亨没有能摆脱传统的比兴说诗的错误影响，有时望文生训，对诗也有错误的阐述。《哀江头》“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本写玄宗与贵妃射鸟之乐，而胡震亨却云：“遁叟云：‘双飞翼’正上同辇之第一人也，云箭射而堕者，不敢斥言军士之逼缢而为之辞，观下句即承以‘明眸皓齿今何在’自明。诸家不得其解，至有以为用贾大夫射雉事者，尤可笑。”“诗有宜正言之者，‘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旦’是也。有宜隐言者，‘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是也。彼写君颂，此为君讳故也。”本无比兴，而强作比兴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以为是创见，取笑他人，实则是五十步笑百步，适足以见笑于大方之家。

    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有很多非常有见地的评论。胡震亨对于杜甫带有民歌风味的诗评价甚高。《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八)云：“遁叟云：若毛诗可续，此当极录《国风》。”《诗》是经，是诗的最高典范之作。胡震亨认为此诗可入《国风》，足见他对杜诗的极力推崇。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技巧作了具体诠释、阐扬。《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卷三二)“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下云：“遁叟云：注家多以‘轩’为误用，今考韵书：轩：曲轩，幡车也。檐宇之末，亦借取车象名轩，公复借之称轩墀宠鹤耳，此正诗家巧处，不为误也。”谈“轩”字用得新，用得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卷三)“实欲邦国活”下云：“杂议论。”“惆怅难再述”下云：“遁叟云：无此句找不住，具大神力。”前面说杜甫用议论的手法，后句说杜甫善用概括总结上文。评论非常细致。胡震亨也从整体上总结诗的艺术。《谒先主庙》(卷三一)云：“首尾曲折，句句典实有味，真大手。”《法镜寺》(卷四)云：“遁叟云：此诗音俏节短，以用韵胜。”《夜归》(卷一四)云：“遁叟云：故作一种粗卤真俚之志，以尽诗之变，此所以为大家也。”评各首杜诗的特点，各首诗的艺术变化。胡震亨还评论杜诗在艺术上的继承发展。《饮中八仙歌》(卷一三)云：“遁叟云：此字押韵，重二‘天’字，二‘眠’字，三‘前’字。蔡绦云：古无此体。刘辰翁亦云：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愚谓《柏梁》亦重叠用韵，但《柏梁》人赋一语，此则以一二语各赋其人，稍异耳。此诗与《柏梁》正借韵之重叠，是错杂之趣，元似有意犯重者。辰翁‘不伦不理’之评甚得。至云‘古无此体’则失之不深考耳。”虽用前人评论的基本看法，但胡震亨的评论更符合事实，令人信服。《饮中八仙歌》正是在继承中创新的。《越王楼歌》(卷一五)云：“杼轴本王子安之《滕王阁》，却矫其浓厚，别以朴词宕调成新观，试并参，知出蓝有自。”指出《越王楼歌》的创作受王勃《滕王阁》诗的影响，但它完全形成了新的格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全符合实际。胡震亨对杜诗的研究确实非常细致、精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胡震亨对杜诗的艺术有不少批评。在集评中，《杜诗通》就集有不少刘辰翁、郑继之批评杜诗的评点。而郑继之的批评尤甚，批评杜诗的评点超过肯定评点的数量。这本身就说明胡震亨基本赞同刘辰翁、郑继之对杜诗的批评。同时，胡震亨本人在二人之外另作批评，表明他对杜诗的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刘辰翁、郑继之肯定的，胡震亨也反驳，对杜诗进行批评。《望岳》(卷三)云：“遁叟云：起语无谓，只‘荡胸’‘决眦’一联，艰苦入奇。此望泰岳也，可无大篇酬之，而小哉其言，刘辰翁谓雄盖一世，过矣。”《壮游》(卷三)云：“郑善夫以此诗豪宕奇伟，无一字一句不稳贴，此等乃见老杜之神力。愚谓末后十余韵，亦未见神力在。”足见胡震亨批评杜诗比刘辰翁、郑继之走得更远。我们认为，胡震亨(包括刘辰翁和郑继之)对杜诗的批评(主要是文艺批评)，绝大多数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我们知道，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的产生和评论者生活的时代，评论者的世界观、文学理念与知识水平有密切关系。杜甫是一位有着巨大创新力的诗人，一位集大成的诗人，而胡震亨受传统诗歌理论影响很深，他看杜诗自然容易出偏差，产生很多错误的评论。《塞芦子》(卷一)云：“遁叟云：以上三首(今按，指《潼关吏》《留花门》《塞芦子》)，直作议论语，非诗体也。”这三首诗确实与传统的诗体不同，但它并非不是诗，而是一种新的诗体。《又上后园山脚》(卷六)云：“本上后园山脚耳，却从昔登东岳，仰望中州，转及时事，迂曲不可为训。”《玉华宫》(卷三)云：“要之，此诗兴感遗宫，忽及征人之无长年者，意殊不伦。在杜集未为至作，虽众所脍炙，不敢附和为美。”在很多看似与时事有关的题材中，用联想写入时事，正是杜甫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特点，胡震亨对此不理解，当然会做出错误的评论。但是，胡震亨毕竟是博学而有眼光的学者，他对杜诗的有些批评，也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供我们研究时参考。

    《杜诗通》还对杜诗做出了等第的品评。将诗人的诗进行分等，本是明代的风尚，胡震亨亦未能免俗，对杜诗也进行了分等。他的分等有自己的特点。（一）分等有自己的标准。分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四品，尚有标“删”与未入上五等者，其实是六等。前五等分别标于题目之旁。其分等标准与其《唐音癸签》的标准基本一致。（二）对于诗句也有品评。最佳者在句旁加圈，次佳者在句旁加点。恶者则在句旁加黑线。（三）两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品评体系。作这种品评，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有它的价值，其意义和选诗差不多。但局限于自己的眼光，胡震亨做得并不太好。比如“三吏”、“三别”中，《潼关吏》标“删”，《新安吏》标“能品”，《石壕吏》标“妙品”，《新婚别》标“能品”，《垂老别》标“具品”，《无家别》标“具品”，对杜甫的重要代表作品所评等第如此之低，有欠公允。

    然而，瑕不掩瑜，胡震亨对杜甫的研究虽然有缺陷，但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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