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概说

    一

    宋代生产力加强，城市发展，经济繁荣。新儒学理学思想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文化欣欣向荣，争奇斗艳。宋朝党派斗争激烈，官吏冗多，重用文人治军，军事实力不强。邻国军力却相对强盛。宋朝长期与外国进行战争，屡战屡败，大量赔款与割地致使国力虚弱。百姓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贫穷而痛苦。

    金兵攻进宋朝都城开封，掳走钦宗和徽宗，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宋朝王室逃跑，渡过长江，在杭州建都。这就是南宋。南宋大致沿袭着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南宋在蒙古军的铁蹄下消失。

    这是一个杜甫的时代。从北宋中叶起，杜甫就成为热门人物。人们在儿童时代就开始学习杜甫诗，小学普遍教杜诗。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诗人差不多都学杜甫。学者更是“争言杜诗”，以善于谈论杜甫为荣。崇杜、言杜、学杜成为时代的风尚。宋代杜甫学之盛，令人惊叹。

    二

    学术的兴盛和时代的好尚与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到北宋中期，人们对杜甫的喜好已渐成风气。王琪说：“近世学者，争言杜诗。”(《杜工部集后记》)但那时，由于五代战乱将杜甫集毁坏，天下已无杜甫集完帙，人们搜求逸佚以为宝。“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少数十句，藏弆矜大，复自以为得。”(王琪《杜工部集后记》)在这种情况下，王洙将搜得的杜甫文集(包括小集)的多种残本和佚诗，去其重复，加以编排，得诗1405篇，成为《杜工部集》，后经王琪和人整理，在苏州刻印，成为第一部新生的杜甫集。它是后世一切杜甫集之祖。杜甫以文鸣世，如任其文集残缺散佚，作品传世大量减少，杜甫的影响力也会大大缩小，甚至连会不会有现在这样光辉的诗圣形象也很难说。因此，杜甫文集的重新编定，在杜甫学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自王洙编《杜工部集》问世，各种版本的杜甫集便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一般来说，一次杜甫集的重新编排出版，就是一种新的版本。杜甫集的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注文的注本，一类是没有注文的白本。概括而言，每印制一次，就形成一种版本。有宋一代，杜甫集有多少版本，无法统计，推想应在二百家左右。徐居仁云：“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徐居仁是南宋中期人，他说已有注本至少两百家，加上白文本，加上他说此话之后的各种版本，我们可从理论上推测宋代杜甫集的版本为三百家左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仅推测为二百家左右。宋代很多地方官府刻过杜甫集，如王琪刻于姑苏郡，郭知达刻于蜀中，曾噩又重校郭知达本刻于南海漕台，综合宋代的各种材料，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接近实际的。

    宋代士人好杜成风，很多士人都有杜甫集。一些学者更藏有多种(不同版本)杜甫集。胡仔就藏有八种杜甫集(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因此，杜甫集发行总量非常大。杜甫集可以说是宋代的畅销书。有时一版印量多，售价高。王琪为官时，官府亏空，王琪通过印发杜甫集，弥补了亏空，还有盈余。《吴郡志》载：“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本为直千钱，士人争购之。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集流行的盛况。

    关于杜甫作品的辑佚。王洙编《杜工部集》，是利用多个残本杜甫文集与所搜佚诗编成，所收作品自然不全。故后来宋人不断有辑佚。今存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皆收有遗诗。宋代收录佚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其他书籍记载的《杜工部集》未收的作品；二是杜甫的刻石或书壁等未见于《杜工部集》的作品。这些佚文在收入杜甫集时，一般都标明是佚文，有的还标明佚文的出处。这对于研究杜甫作品的真伪非常有用。对于杜甫的佚诗，宋人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收入杜甫集的佚诗，并非杜甫的作品；二是认为有的杜甫佚诗并未收入杜甫集中。严羽云：“‘酒渴爱江清’一诗，《文苑英华》作畅当，而黄伯思注杜集，编作少陵诗。非也。”(《诗人玉屑》卷一一辑《沧浪诗话》)“‘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渔隐亦辨其非矣，而黄伯思编入杜集，非也。”(同上)“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云：‘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亦旌旄。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三载丁酉作。’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同上)严羽的辨伪很有道理，但二诗至今仍在杜甫集中，人们仍然把它们作为杜甫的诗。因为要完全否定它们是杜甫的诗，仍显证据不足。《避地》一首从内容和风格看，确实都像杜甫诗，但严羽没有说明来源，仍未收入杜甫集中。总的说来，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基本上都是真的杜甫作品，误收或伪作比较少，而且现在已难以辨别。所以，宋代以后把宋人编入杜甫集的佚文，都视为杜甫的作品，宋人的辑佚是很有益的工作。宋以后，杜甫集基本上不再有辑佚，即便有，一般也不为学者所认可。

    关于杜甫集的编辑与校勘。宋代杜甫集的编辑形式繁多。大致说来，可分为三类：（一）按诗体分类编排。王洙编《杜工部集》即分体编排。卷一至卷八是古诗，卷九至卷十八是近体诗。卷十九至卷二十是文。（二）按内容分类编排。佚名《分类集注杜工部诗》将杜甫诗分七十二门编排。其“杜工部诗门类”列：“月、星河、雨雪、雷云、四时、节序、千秋节、昼夜、梦、山岳、江河、陂池、溪潭、都邑、楼阁、登眺、亭榭、宫殿、宫词、省宇、陵庙、居室(上、下)、邻里、寄题、田圃、仙道、隐逸、释老、寺观、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园林、果实、池沼、舟楫、桥梁、燕饮、纪行(上、下)、述怀(上、下)、怀旧、寻访、酬答、惠贶、送别(上、下)、庆贺、伤悼、鸟、兽、虫、鱼、花、草、竹、木、杂赋。”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也将杜诗分为七十二门，门类名称绝大部分相同，但排列却大不相同。其中徐居仁本的“绝句、歌、行”三门为佚名本所无，而佚名本的“千秋节、燕饮、疾病”为徐居仁本所无。这样分类太琐细，也不太科学，很难将杜诗编排稳妥。（三）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在这些编辑形式中，宋人认为编年体最佳。而在实际编排中，很多编辑是将分诗体编排与分内容编排相结合。不少版本都是先分诗体，在分体下再按内容分门别类编排。从版本编排的发展看，北宋基本上是按诗体、内容两种方式编排，编年体则创自南宋。

    用编年体编杜甫集，始于黄伯思。而文集编年的理论，则是苏轼提出来的。黄伯思“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灿然可观”(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黄伯思集流传不甚广，影响不甚大。其后鲁訔作《杜诗编注》，书名标“编”，可见他对编辑的重视。该书先按杜甫的生活经历划分为写作时期，按写作时期先后编次作品。能知道准确写作时间的，在题下标注具体年月。这种编排方法相当科学，操作也较为细致，编排大致准确。鲁訔书已佚，而他所编的成果完全为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所采用。因此，鲁訔的《杜诗编注》在杜诗编排史上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古代文集编排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王洙用唐五代多种杜甫集残本编《杜工部集》，其间多有文字差异。王洙在编《杜工部集》时，就有校勘和校语。蔡居厚说：“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蔡宽夫诗话》)从流传至今的宋人编注的杜甫集看，宋代的杜甫集大多有校勘。校勘的特点是一般只校异文，校于正文之下；有时也有校语，定是非；也有版本校勘不精，甚至以意改字的情况。从客观上说，宋代杜甫集的校勘各本虽有粗精之别，但总体较好。宋本杜甫集是我们校勘杜甫集最重要的依据。当然，杜甫集中有的错讹文字在宋代已无法校勘，恐怕只有存疑。而用其他方法校勘的机会也许有，但几率极小。

    三

    杜甫读书破万卷，知识渊博。其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广阔纷繁，思想内容丰富深邃，各种知识灿若星汉。学者普遍感到杜甫集深奥难懂。王得臣说：“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增注杜工部诗自序》)因此，对杜甫集作文献注释，也就势在必行。

    从现存资料看，杜甫集在宋代以前是没有注释的。最早为杜甫集作注的是编《杜工部集》的王洙(学术界多认为注乃出于伪托，非王洙所作。笔者认为伪托之说证据不足，详见后王洙一节)和稍晚的王得臣。王得臣在未见王洙注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杜甫集注。

    宋代的杜甫注家甚多，在当时就号称千家注杜。这自然是极度夸张了。其实，所谓千家注杜，并非实指真有千人，不过夸言其多而已。《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即自称千家注，而实际所列注者不过151人，距千家之数，实在遥远。且不说很多人并没有注，只有一两条论说而已。真正的注家，不过20家上下。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释家。

    谈杜甫的注家，首先要弄清的是注家的定义。我们认为注家包括所有对语言和文字方面做注解的人。其工作包括一般意义的注、训、解、义说。宋代到底有多少杜甫的注家，文献大量亡佚，不可能做出精确的统计，但可以做出一个大致推测。在宋代，一些学者对注家的家数已做过一些估计。徐居仁说：“近世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黄氏补注杜诗序》)他所说，包括集注，自然其中还有同一种注本改头换面的情况。陆游说：“近世注杜者数十家。”(《跋柳书苏夫人墓志》，《渭南文集》卷三一)陆游所说是“近世”，注家数目也不确定。元好问说：“杜诗注六七十家。”(《杜诗学引》)元好问居金地，其所见宋代杜甫注本自然有限，很不全。故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推测，宋代的杜甫注家应在一百家左右。其中包括集注之家，包括有注释之稿未刻印而稿亡佚者。

    杜甫注家，现在考知姓名者，尚有33家。蔡梦弼云：“又如宋道次、崔德符、鲍钦止既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梦符、薛苍舒(今按：梦符与苍舒实为一人)、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皆为义说。其次如徐居仁、谢任伯、吕祖谦、高元之既天水赵子栎、赵次翁(今按：“翁”当作“公”)、杜修可、杜立之(今按：修可与立之实为一人)、师古、师民瞻亦为训解。”其所说共18家。我们另外知道的尚有15家：王洙、王得臣、孙洙、刘克(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言尝注杜子美集)、黄庭坚、鲁訔、师尹、杜田、鲍彪、章国华(朱熹有《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三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陈禹锡(作《杜诗补注》，见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同上卷一〇六)，共33人。其中重要的15人为王洙、王得臣、黄庭坚、赵子栎、蔡兴宗、薛苍舒、鲍彪、师尹、杜田、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15人中，王洙、黄庭坚、赵次公、鲁訔、郭知达、黄希、黄鹤、蔡梦弼更重要，将有专节论述。现将其余诸人的生平与杜甫注著作简介于后。

    王得臣，字彦辅，自号凤台子。郧溪人。“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王明清《挥麈录》)著《增注杜工部诗》(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姓氏》)四十九卷(其中《和杜诗》三卷)。书亡，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增注杜工部诗》是在未见任何杜集注的情况下完成的(亦未见题为王洙的注)，是最早独立完成的注本之一(如王洙注伪，则此为最早的杜诗注著作)。它是杜诗的第一个笺注本，不仅注释典故、典章制度、人名地理等，还阐释诗的内容。王得臣《自序》云：“予时渔猎书部，尝妄注辑，且十得五六。宦游南北，因循中辍。投老挂冠，杜门家居，日以无事，行乐之暇，不度芜浅，既次其韵，因旧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笺释。又不幸病目，无与乎简牍之观，遂命子瀓洎孙端仁，参夫讨绎，俾之编缀，用偿夙志耳。”(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集》)

    赵子栎，字梦授，宋朝宗室。元祐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有《杜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跋言其有训解，笺中并引注)。书亡，而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蔡兴宗，字伯世(一作纪)，东莱(一云蜀)人。生活在徽宗时代。著《重编少陵先生集并考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二十卷。又名《注杜甫集》、《编杜诗》。书佚，而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薛苍舒，字梦符，河东人，生活在北宋时代。作《杜诗补遗》五卷，《续补遗》八卷，《刊误》一卷(《宋史·艺文志》)。书亡，尚有一些注存宋人集注中。

    鲍彪，字文虎，缙云人，登建炎二年进士第，官尚书郎。著《少陵诗谱论》(又名《杜诗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又见光绪《缙云县志·鲍彪传》)。

    师尹(？—1152)，彭山县人，官终夔州通判。注杜诗，书名佚。魏了翁云：“予幼读杜起(工)部、苏文忠公诗，于师氏注释明辩宏博，心窃好之。”(《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赠正奉大夫师尹墓志铭》，《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七)师尹书佚，其注有部分尚存宋人集注中。

    杜田，字时可，一字汝耕，号樗叟。开城(嘉庆《四川通志》作安岳)人，大邑县丞。生活在南宋初期。著《注杜诗补遗正谬集》(又名《杜诗拾遗》、《补遗正谬注》、《注杜诗》)十二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李伯纪杜工部集序》)。惠栋尚谈及其《杜诗博议》(惠栋编《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此书或即《注杜诗补遗正谬集》。书已佚，一些注尚存宋人集注中。

    在这里，还要谈谈杜诗伪注的问题。历来造伪的目的都是牟利与钓名。宋代杜甫学大盛，为作伪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故宋代注杜作伪者风起，伪作泛滥。最著名的是《东坡故实》，托苏轼之名，捏造事实，解说杜诗。陈振孙说：“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剿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杜工部集注三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东坡故事》被宋人辑入集注中，影响后世学者。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采信，其流毒可谓深广。另一种伪注是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是纂辑宋代已有注，伪造王十朋注而成。刘世珩云：“宋人之议，杜注如‘苏曰’‘师曰’之类，严氏羽、陈氏振孙皆直揭其伪，此注具录无遗，显为南宋坊刻。龟龄所见，不至此也。”(影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认为王十朋不会不识当时伪注，而采入自己集注中。洪业云：“窃疑伪王集注编纂之法，乃取《六十家注》及《门类十注》等书，依鲁訔编年之目，而改编焉。”(《杜诗引得序》)揭示王十朋伪注的作伪途径。

    宋代注释的特点，是北宋基本以个人注为主，而南宋则盛行集注。这是因为，到南宋时，对杜甫集大部分应注的内容都已注了，用集注的形式利用前人的成果，再加以创新，乃是必然的选择。赵次公的注本虽署名为赵彦材，但已采多家之注，带有集注性质，故周采泉说“注中亦时引同时人注，虽无集注名，已启集注之渐”(《赵次公注杜诗》，《杜集书录》内编卷一)。赵次公之后的杜集注，基本都是集注。如郭知达的注本是集九家注，黄希、黄鹤注本是补千家集注。蔡梦弼的注本虽名为“草堂诗笺”，其注也是辑多家之注，与赵次公相似，有集注之实。

    宋人注释，历来评论褒贬颇为不一。钱谦益认为宋人注释芜秽舛陋：“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尽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蹖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诚然，宋人的注确实有很多讹误，其解杜也有很多穿凿荒唐的地方，但成就是主要的。钱谦益全盘否定宋人之注，是别有用心。他打击宋人，是为了抬高自己。更有甚者，说宋人注杜而杜亡，更是偏激之辞，不值得深辩。

    宋人的注释，在整个杜集的注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人注释有以下特点：

    首先，杜集的注释是宋人开创的，其奠基和建设之功就足以在杜甫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宋人注释成果巨大。从整个杜集注释的准确与完备而言，宋人的注释总体大致已占到百分之六七十。换句话说，将整个宋代的注汇集到一起，加以去误存真，删芜留精，宋人的注已完成杜集注释准确与完备要求的大半。浦起龙说：“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自鲁訔、王洙、师氏、梦弼之徒，援据亦略备矣。”(《读杜心解·发凡》)这个说法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第三，有独特的材料与独特的注释。宋距唐较近，当时见到的很多材料，宋后不少已亡佚。宋人用唐代的资料注释杜集，解释准确，资料信实有力，非常宝贵。没有宋人的注释，杜集会有很多不可解的地方。有些地方虽可解，但会缺乏有力的资料支撑。但后人对宋代以唐注杜和以宋注杜，重视不够，对利用宋后已亡的资料的注释认识不够，没有充分利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注杜集的质量，而且影响了对宋人注杜的总体评价。

    第四，宋代杜集注释之作的体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注释为主的兼有多方面研究的综合性的研究形式。其包含的重要研究方面有：版本的编辑与校勘、作品编年、作品时代背景的资料、名物典制与事典语典的注释、作品内容的阐释、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的评论、前人有关杜甫研究资料的汇编、杜甫的有关生平材料。概括地说，这些注释著作既提供阅读研究杜甫的资料，也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就是这样的研究著作。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正是在杜甫研究的不断探索与改进中形成的，是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创造。虽然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还刚刚形成，还不够完善，只能说是雏形，但意义重大。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形式不只是宋以后杜甫集注的主流形式，也是古代文集注的高级的主流形式。

    第五，宋人的注释确有很多错误，甚至有今天看来很荒唐可笑者。宋人的学问一般都比较广博，但一些人却粗疏浅陋，加之喜欢用以意逆志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解说杜甫的作品，真有些像指驴为马，郢书燕说。有些注释，宋人自己读着都觉得太低劣，太可笑。王直方说：“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城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传》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王直方诗话》)洪刍说：“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生’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大量这样低劣的注和荒唐的解，与那些精彩的注解并存，造成鱼龙混杂、玉石俱存的局面。

    因此，宋代的杜甫集注释的优异成果为完善的杜甫集的注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一些注释的粗疏讹舛，也为后来重新注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

    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生平的研究。生平研究本身既是杜甫研究，同时又是深入全面研究杜甫的重要基础。其指导思想就是宋人常常称引的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

    宋代所进行的杜甫生平研究，首先是搜集杜甫的生平材料。杜甫的生平材料，新旧唐书所载较为简略，宋人便利用唐五代一切有关书籍，辛勤采摭。应该说，唐五代有关杜甫的生平资料，宋人已基本采入其杜甫研究著作中，已没有什么大的遗漏。

    其次，宋人努力用所搜集的资料展示杜甫生活真实而完全的风貌。怎样用杜甫的生平材料简洁全面、生动准确地表现杜甫的生平呢？吕大防创造出年谱这种形式，作成《杜少陵年谱》。非常可贵的是，吕大防创制年谱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有很高的学术境界，那就是便于研究杜甫与社会时事的关系，研究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同时研究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研究杜甫各时期艺术的特点。正如吕大防自己在年谱后记中说的：“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载《杜少陵年谱后记》)吕大防的年谱所载杜甫一生的主要大事已基本具备，系年也大致合适，虽稍嫌简略，系年也有错误，但作为开山之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

    年谱体制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经过发展和完善，遂成为人物生平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人物生平研究成果的重要表达形式和载体。年谱经改进与发展，又衍生成众多的研究和体制形式，如作品系年等。年谱体制的创作，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吕大防作《杜少陵年谱》后，宋代产生了很多杜甫年谱。很多宋代注杜之家都作有杜甫年谱，一些不注杜的学者也作有杜甫年谱。宋代重要的杜甫年谱作家主要有吕大防、赵子栎、鲁訔、黄鹤和王应麟。赵子栎在吕大防之后，对杜甫的系事有所推进。鲁訔所作杜甫年谱已是大事基本具备，布局基本合理，系年大致正确，堪称一部较完整的杜甫年谱。黄鹤在杜甫生平的研究方法和体例上又有发展，对杜甫的生平研究深入细致，同时扩展研究范围，对其一些重要友人也进行了研究。黄鹤对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相当细致与完美，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错误，但代表了宋代杜甫生平研究的水平。实际上，就整个杜甫学术史而言，黄鹤的杜甫生平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后代的研究者主要是校正、完善、拓展他的研究，似乎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超越。

    宋代对杜甫生平研究的贡献是特殊的，成果是非常大的。

    五

    关于杜甫作品思想内容研究。宋人非常重视对杜甫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杜甫的作品真实形象地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重大事件，表现了杜甫的生活经历。宋人最服膺唐人的诗史说，评论中运用最多，并有所发展。李复说：“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考当时，至若诗之序事，亦若史传矣。”(《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蔡居厚说：“子美善叙事，故号诗史。”(《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辑《蔡宽夫诗话》)陈岩肖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庚溪诗话》卷上)杜诗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魏泰说：“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迭。’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临汉隐居诗话》)潘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激发而然。”(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卷四辑潘《诗话补遗四十九事》)宋人详细研究杜诗叙述自己的经历与生活。葛立方说：“老杜当干戈骚屑之际，间关秦陇，负薪采稆，糒不给，困踬极矣。自入蜀依严武，始有草堂之居。观其经营往来之劳，备载于诗，皆可考也。其曰‘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者，言其地也。‘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者，言其时也。‘雪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者，言其景物也。……以史及公诗考之，草堂断手于宝应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云安县，有此草堂者，仅阅岁而已。”(《韵语阳秋》卷六)葛立方又说：“杜子美身遭离乱，复迫衣食，足迹几半天下。自少时游苏及越，以至作谏官，奔走州县，既皆载壮游诗矣。其后《赠韦左丞》诗云：‘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则自长安之齐鲁也。《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则自东都之梁宋也。《发同谷县》云：‘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则自陇右之剑南也。《留别章使君》云：‘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则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无常产，为饥所驱，岂免仰给于人，则奔走道途，亦理之常耳。”(《韵语阳秋》卷二〇)宋人认为杜诗善于描写心理活动、心路历程。黄彻说：“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既不限声律，复不拘语句，尚罕得反复折难，使其理判然者。观《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其心术所向，自是稷、契等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与饥渴由己者何异。然常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学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故曰‘浩歌弥激烈’。又云：‘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当今廊庙具，建（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也，亦非以国无其人也，特废义乱伦，有所不忍。‘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言志大术疏，未始阿附以借势也。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既不合时而又不少低屈，皆设疑互答，屡致意焉。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间铺叙，间关酸辛，宜不胜其戚戚。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蚤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贺雨》诗为谏书，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溪诗话》卷一〇)宋人认为杜甫的诗是将对主观(即诗人的思想情感)的表现与对客观(世界)的表现结合起来。张戒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岁寒堂诗话》卷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内容非常广泛，心中的一切、世间的一切皆写入诗中。胡铨说：“少陵杜甫耽作诗，不事他业，讽刺、讥议、诋诃、箴规、姗骂、比兴、赋颂、感慨、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怨怼、凌遽、悲歌、喜怒、哀乐、怡愉、闲适、凡感于中，一以诗发之。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见日月、霜露、丰隆、列缺、屏翳、沆瀣、烟云之变灭，云岩、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泽、龙蛇之所宫，茂林、修竹、翠筱、碧梧、鸾鹄之所家，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故甫之诗，短章大篇，纡余妍而卓荦杰，笔端若有鬼神，不可致诘。后之议者至谓书至颜画至于吴诗至于甫极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宋人从表现的力度来研究杜诗，认为杜诗非常有高度和深度。郑卬说：“读少陵诗，如驰骛晋楚之郊。以言其高，则邓林千岩，楩楠杞梓，扶疏摩云。以言其深，则溟波万顷，蛟龙鼋鼍，徜徉排空。”(《杜工部诗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喻汝砺则总结说：“少陵之诗……根于忠信孝弟，著于君臣、夫妇、朋友。其纡余扶疏，宛转附物，雍容而不迫，愔愔乎如揖逊议论冠佩于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雝雝俞俞于闺庭燕豆礼乐之间。至夫陈古道今，劝直而惧佞，抑淫侈倖巧而崇节义恭俭，槁焉增伤，愍恻当世。妇子老儒之骚离，赋敛征戍之棘数，哀怨疾痛，慉盩隐闵无聊之声，不啻迫及其身而亲遭之。其于治乱隆废，忠佞贤否，哀乐忻惨，起伏之变，衍迤纵肆，无乎不备。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能通道达物也，越越乎其总一神明而通万类也。游之于肯綮众虚之间，寓之于无所终始之际，激之以海水荡潏、飞云屑雨之声，吁不得其极也。”(《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二)

    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实际上也是研究杜甫的思想，研究杜甫其人。

    宋代是儒学思想浓厚的时代，对杜甫作品的思想研究，或者说对杜甫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儒家的立场与思想出发的。

    宋人认为杜诗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有儒者气象。陈模说：“杜诗‘江清歌扇里，野旷舞衣前’，‘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其咏丽人，亦造妙矣。然次篇终之曰：‘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又如‘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石角钩衣破，藤枝刺眼新’。而次篇亦曰：‘谁能共公子，薄暮俱与还。’此皆所谓乐而不淫者也。《可惜》云：‘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说得情已极至，却又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却又宽心一着说了，所谓哀而不伤者也。《领妻子赴蜀山行》云：‘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我生无倚着，尽室畏途边。’末篇则云：‘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意亦如此。他人言乐，则必至于□流，言哀则必至于伤。故陆象山曰：韩退之、杜工部有儒者气象。”(《怀古录》卷上)宋人认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于他有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宋人认为杜甫思想的核心是爱民。黄彻说：“《孟子》七篇，论君与民者居半。其余欲得君，盖以安民也。观杜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寄柏学士》云：‘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乎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东坡问：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予谓老杜似孟子，盖源其心也。”(《溪诗话》卷一)将杜甫比作孟子，可谓推尊之至。宋人认为杜甫的诗集中表现了三方面的思想：仁义、忧国和忠君。而这三者正是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具备仁义、忧国和忠君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表现这三者，使杜甫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李纲说：“平生忠义心，多向诗中剖。忧国与爱君，诵说不离口。”(《唐工部员外郎杜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七)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他们抓住了杜甫作品思想的根本。宋人认为杜甫作品的思想完全符合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思无邪”。张戒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诗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唯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载！”(《岁寒堂诗话》卷上)“思无邪”这个评价标准看似平常，实际上要求极高。张戒实际上是说杜甫的诗达到了孔子要求的最高标准，即杜甫的诗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要求(也包括艺术要求)，不杂其他不正的东西，体现了醇正的儒家思想，达到了诗的思想(也包括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说，宋人对杜甫作品思想的宏观研究是全面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也很有深度。

    宋人研究杜甫作品的思想，也存在两大缺陷。其一，研究方法生硬，喜欢用儒家思想来硬比或硬套杜甫的作品，其研究往往不够贴切，像贴标签似的，没有真正阐扬杜诗的实质与精髓。其二，穿凿附会，对杜诗的理解与解说严重偏离杜诗的主旨。宋人研究文学多用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和比兴说诗的方法，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框框，认为杜甫的诗都有着重大的政治思想意义，都是微言大义，故而对一些杜诗的解说出现很大偏差，特别是对一些咏物诗或咏物诗句，写景诗或写景诗句，其解说到了荒谬可笑的境地。在注中有这种情况，前面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在研究与解说中，这种情况也相当多。杜甫的《登慈恩寺塔》是登高览胜之作，抒写杜甫对政治时事的忧虑和怀才不遇的苦闷。而胡舜陟解云：“《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殽，而清浊不分，故曰‘泾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于是思古之圣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时明皇方耽于淫乐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求’。唯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辑《三山老人语录》)言诗讥天宝时事，本不错，而诗本写景，却用君等一一坐实，便失之附会。杜甫的《江村》本是写杜甫在成都的家庭生活，而释惠洪却解作杜甫写君臣关系，有人更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连宋人师古都觉得过于穿凿。师古说：“子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为钓钩。’谓‘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本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此《天厨禁脔》之说也。或说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盖禄山为贵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贵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此说似为得之。虽然，子美之意亦不如此。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肯以一己之妻子而托意于淫妇与逆臣哉！理必不然。且如《进艇》诗云：‘尽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则又将所何比况乎？此皆村居与妻子闲情以自乐，故形之诗咏，皆若托意于草木鸟兽之类，不宜区区肆穿凿也。”(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四库全书本)师古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大量穿凿附会的注和解说误导了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人富有创见的、精湛的杜甫学成果，仿佛在香喷喷的米饭中夹着一些沙子。

    研究杜甫作品的艺术，主要是研究杜诗的艺术。

    宋人对杜诗的风格有深透的研究。《新唐书·杜甫传》的论述，可作为代表。其文云：“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王得臣的论述也很精彩。他说：“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争所长，如大羹元酒，则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则骇廊庙。秾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今涵古，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见《草堂诗笺》)

    苏轼认为杜甫诗歌集诗歌艺术之大成，达到了诗歌艺术的高峰。他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所谓杜诗集大成，就是杜甫总结古今诗歌艺术，并加以创新发展，从而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秦观发展了苏轼的观点，认为杜甫是集诸家之长，顺应社会的需要加以发展，而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他说：“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韩愈论》，《淮海集》卷四)强调社会环境对艺术创造的伟大影响与作用，远远高出封建社会一般的、单纯研究技巧的学者之上。

    宋人认为杜甫诗的艺术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一般诗人刻意追求某种风格，以至于不管什么内容的诗写出来味道都一样。杜甫的诗是艺术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内容多样，艺术也多样。一切都可用作诗歌技巧，作诗也就游刃有余。张戒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唯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张戒从创作理念上分析，认为杜甫的艺术观念比一般著名诗人高明，故其艺术也比他们高明。宋人认为文章华丽，并没有坏处，关键是看用得合不合理。杜甫的诗穷尽理性，其艺术巧夺天工而极美。范温《诗眼》曰：“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光，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性，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诗有余也。子美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其言舂容闲适，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壮，则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动炉烟转，孔雀徐开扇影还’。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巧而能壮，乃如是也矣。”(《杜工部草堂诗话》，蔡梦弼《草堂诗笺》)从文章文辞华美与内容是否积极来研究杜诗，眼光独到。

    宋人对杜甫的创作方法有深入的研究。张戒认为杜甫诗的重要特点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他说：“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以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见子美之诗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唯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岁寒堂诗话》卷上)论述杜甫的诗善于将思想感情的表达与叙事结合，而诗的主旨又是表达杜甫的思想，而表达的语言又是天然的最有生活韵味的语言。此评论非常有见地。宋人还认为杜甫的诗的重要特点是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黄庭坚认为杜甫学问广博，并把学问都用在诗中。特别是语言，都可以找到书本的依据。这个说法虽然偏激，但也从一种角度揭示了杜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陈善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谓无出韩杜。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退之《画记》铺排收放，字字不虚，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谓其殆以甲乙帐，非也。以此知杜诗韩文缺一不可。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殆不堪读，而以退之之诗殆为押韵之文者，是故足以为韩杜病乎？文中有诗，诗中有文，知者领予此语！”(《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扪虱新话》上集卷三)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杜甫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特点，非常深刻。宋人认为杜甫诗绪密思深，艺术变化无穷。王安石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密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寂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遁斋闲览》载王安石语，《诸家老杜诗评》)

    六

    宋代的杜甫学是宋代最热门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昌盛可以与宋代的经学相比。宋代经学的研究方法，几乎都被用到杜甫学中。因为在很多宋人的眼中，杜甫集就是未列入经典的经典。所以，很多宋人认为，只有用研究经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将杜甫研究透。而杜甫的作品又是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经书，还必须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因而宋代杜甫学还大量使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杜甫。所以，宋代杜甫学的研究方法比经学更丰富。从宏观看，宋代杜甫学是宋代学术领域中最前沿、最具活力的领域。可以说，几乎一切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运用，很多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都在这里诞生。

    现在我们就谈谈宋代杜甫学创造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新的学术成果形式。

    （一）年谱。

    所谓年谱，就是将人物一生的重要事迹，按年月先后逐一编排的形式。这是吕大防在杜甫和韩愈的研究中，创造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表述形式。其名称是《杜工部年谱》和《韩文公年谱》。这里只谈杜甫年谱。杜甫年谱经鲁訔和黄鹤发展，已基本成熟和完善。对杜甫的主要生平的研究也基本定型。

    年谱对研究人物(谱主)一生的经历和思想有重要的作用。有些年谱还编有时代背景材料，对了解人物与社会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人物是作家，对研究人物与创作的关系也有重要的作用。

    自年谱产生后，这种形式迅速发展，广泛运用，成为古代研究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重要的成果表述方式。宋以后，重要的人物几乎都编有年谱。今天很多重要的人物，人们还为他们编年谱。

    年谱这种形式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大事记、年鉴等形式的产生，应该说都和年谱有些关系。直白地说，它们都是由年谱的形式发展而来。

    （二）作品系年。

    所谓作品系年，是将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作品标出写作时间，以便对作品作深入的研究。如可系年的作品比较多，可将作品按写作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称作编年。这是作品编排的最高境界。

    杜甫作品的系年是由黄睿思开创的。在此之前，作家有在作品下注明写作时间的，而由研究者大量为作家作品系年，应该说在学术史上黄睿思是创始者。而他又是接受苏轼的观点来做的，所以理念的创造者是苏轼。作品系年又是经鲁訔和黄鹤发展而基本定型和完善。黄鹤的杜甫作品系年在《黄氏补注千家注杜工部诗》中，鲁訔的杜甫作品系年则为蔡梦弼完全采用而保存在《草堂诗笺》中。

    作家作品系年不仅有助于研究所系年的作品，而且可以结合作家的生平，对研究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创作的发展变化非常有益。自宋代以后，作家作品系年便成为作家作品与创作历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成果表述方式。这种方式和成果表述形式，至今仍在广泛运用。

    （三）注释与研究结合的范式。

    宋人在对杜甫集的注释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注释的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初步建立的。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有关作家与作品的文献资料和作品的文献注释。注者自己有关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心得与成果。总之，这个成果不只是一般的文献注释，而是注者对作家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成果。这种注释体系有以下内容与特点：其一，以注释为主。对作品进行全面详细的注释。注释有时采取集注形式。汇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有自己的发明。其二，有作品编年。其三，在作品后有注者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往往包括内容与艺术两方面。其四，附有作家年谱。其五，有前人关于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资料。这种注释体系的成果虽然仍然以“注”为名，而实际上为读者提供的是最新、最全面的作家文献与研究资料。而对注者来说，也是全面展示自己学术才能与成果的极佳形式。故而在后来逐步发展，这种形式日臻细密和完备。这种注释体系与形式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喜用。

    （四）评点。

    评点又称批点，是一种自由而短小的作家作品评论形式，一般是直接写在作品旁边的。还有对佳作的加圈和加点，这种圈点其实也是一种评论。后来，有的评点篇幅已是洋洋数百言，甚至字数更多。

    评点这种形式是南宋道学家评论故发明的。在此之前，黄庭坚研究杜甫，对杜甫集作笺注，有些笺极短而又有评论的性质，已有评点的意味。刘辰翁继承评点的方法，用来评点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诗集，对评点这种形式加以创新、丰富和发展。使其更成熟，更有表现力。

    评点的最大优点是能自由快捷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故而很受学者欢迎。自元代出版刘辰翁的杜诗评点等著作后，元代、明代和清代的评点之作蜂起，蔚为大观。其评点不仅广泛用于杜诗研究中，而且普遍用于很多重要作家的研究中。只要学者愿意，可以用于任何一篇作品、一部著作的研究。评点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达形式，至今仍有学者使用。

    七

    杜甫学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由杜诗的内容触发一些社会方面的学术研究。这是由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的。杜诗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记录了一些社会现象，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和人物，因而可以触发广泛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宋代杜甫学由此而研究的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等，十分广泛。研究的特点是由杜诗的有关内容提出一个相关的话题，伸展开去，同时以杜诗作为一种论证资料，再寻求其他的资料来论证，得出结论。比如唐代尉簿一类下级官吏被长官责打的问题。宋人谈论甚多，如陈正敏《遁斋闲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唐参军簿尉不免杖》)。王楙《参军簿尉》云：“杜诗‘脱身簿尉中，始免棰楚辞’。鲍注：非谓簿尉受杖，杖有罪者尔。退之谓‘栖栖法曹掾’，‘敲榜发奸偷’，此岂受杖者耶？仆谓不然。子美之意，正谓属吏受长官之杖，非谓杖有罪者。官属受杖，其来久矣。且前汉王嘉为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马迁谓陵夷至于棰楚之间，观此则知古人当官，有过亦必受杖。此犹有说，谓臣下有过，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仆观后汉戴宏为郡督邮，曾以职事见诘，府君欲挞之云云。《三国志》：黄盖为守长，署两掾，教之曰：若有欺奸，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此正明验古人吏属受杖之说也。自晋至唐，此类尤多。注诗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数端。《世说》载：太守刘淮杖主簿向雄，后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复修君臣之好。《北史》：库狄连为郑州开府，参军皆加捶挞。魏收为中外府主簿，频被棰楚。《唐书》：邕州经略史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浙江观察使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孙解，臋杖十下而死。刘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论而奏。杜牧之谓尹坐堂上，阶下拜两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可笞辱。其诗又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韩退之诗曰：‘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举此以验，杜诗之意可见矣，岂谓杖有罪者耶？古之官属，动必加杖。加杖犹可，或致之死，如张敞弃絮掾市之类是也。上官之权甚重而属吏益卑，凛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临。唐犹庶几，汉时尤甚。自入国朝，官守上下之分虽严，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监当，均谓比肩事主，非唯无棰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礼，正所以示一统尊王之意云。”(《野客丛书》卷二〇)考证宋以前长官笞打属吏之事精详，说明长官与属吏的关系完全像君臣关系。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有益。洪迈研究唐代士人以藩镇幕府辟置为重，而其职非常繁忙。其《唐藩镇幕府》云：“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曾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容斋随笔》卷一)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唐代藩镇幕僚工作的大致情况。宋代因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而展开对酒价、货币、经济的研究很多。王观国云：“说者谓祖宗朝尝问大臣当时酒价，大臣对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据。观国窃谓古今酒价，视时而贵贱。方兵兴多事及饥馑艰食，则酒价必贵，及时平则贱，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唐书·食货志》曰：乾元初，京师酒贵，盖肃宗复两京之后，不得不贵也。建中三年，禁民沽酒，官置肆酿酒，斛收值三千。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酒钱百五十。盖德宗时天下复富庶，故酒价不得不贱也。然则唐之酒价贵贱，岂有常耶？诗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无定论。曹植《名都篇》曰：‘归来燕平乐，美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设有问魏之酒价者，则有十千一斗对之耶？《前汉·昭帝纪》曰：始元六年，卖酒升四钱。盖升四钱，则斗为钱四十耳。《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今按石万钱者，米斗为一千也。苟米斗一千，则斗酒卖钱四十，可乎？此所谓视时而贵贱者也。杜子美《盐井》诗曰：‘自公计三百，转致斛六千。’夫物价低昂在反手之间，岂有定也。”(《学林》卷八《物价》)论述酒价是随物价，随社会形势动态而变化的。文中论唐宋和秦汉的币值与币制非常细致，引文太长，故此不征引。宋代由杜甫诗为话题引起的学术研究确实领域广阔，而视角也比较独特。

    八

    宋人研究杜甫，超越唐人的地方，在于他们首先不是着眼于文人来观察杜甫，而是站在更高层面上，首先是把杜甫作为一个人来考察，即研究他的思想、道德、品格。宋代是新儒学盛行的时代，宋人特别重视从儒家的思想道德的角度来研究杜甫和杜甫的著作。

    宋人对杜甫评价极高。由于杜甫的思想与品格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来表现，关于杜甫思想与品格的较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将在他的作品内容研究时来谈，这里只谈宋代关于杜甫的总体评价。

    宋人推崇杜甫为孟子一样的圣贤。张戒称其为圣贤，称杜诗为“圣贤法言”(《岁寒堂诗话》卷上)。宋人认为，杜甫精通儒家经典，有高尚的道德，有王佐之才，有济世之心，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李复说：“盖子美，深于经术者，其言多止于礼义。”(《与侯谟秀才书》，《潏水集》卷五)赵次公说：“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其曰‘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又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其素愿也。至其出处，每与孔孟合。‘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其迟迟去鲁之怀。‘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则有皇皇得君之意。”(《杜工部草堂记》，《成都文类》卷四二)苏轼说：“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也。”(《评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朱翌说：“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隐居通议》卷一七)李觏认为杜甫是大贤，是尧舜之道的复兴者，是儒教的复兴者。他说：“赖天启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上宋舍人书》，《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像孟子一样的圣贤，是封建社会对人所能做的最高评价，而杜甫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关于杜甫在文坛的定位，宋人沿袭唐人的评价，认为李白和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但和唐代略有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宋人在同意李杜并称的同时，赞同元稹的观点，认为杜甫胜于李白。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伟大的思想与道德。楼钥说：“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心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答杜仲高(旃)书》，《攻媿集》卷六六)李纲说：“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所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残膏与剩馥，沾足沾丐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读四家诗选并序·杜子美》，《梁溪先生文集》卷九)人品决定诗品，认为只有像杜甫这样的圣贤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此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张戒将杜甫比作诸葛亮、王吉、贡禹等古代贤能的名臣，他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又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盖深于经术者也，与王吉、贡禹之流等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岁寒堂诗话》卷下)

    九

    杜甫为什么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宋代杜甫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宋人认为，杜甫具有醇正的儒家思想，具有惊人的文学天赋，经历极盛的开元盛世到动乱的安史之乱，是时势把他造就为最伟大的诗人。关于这方面，宋人论述颇多。虽各个学者所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只论述一个或两个方面，但从宏观看，从综合看，整个宋代的论述是详备的，是深刻的。这在我们前面引的材料中已经基本反映出来了，此不赘述。这里着重谈谈宋人研究杜甫对文化，特别是对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宋人认为，杜甫有极为广博的社会生活，遍读群书，真正掌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随意挥洒，皆是绝妙的诗。王直方认为杜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说：“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辑《王直方诗话》)施德操说：“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所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点作为。故予尝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挥，百怪森动目。渊明淡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直发其藏，此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北窗炙》卷下)撇开陶渊明不谈，正夫的说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说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有两点，一是理性认识。读尽天下书，认识事物的规律。二是感性认识。观天地造化，古今事物，历练生活。施德操的诗只谈了理性的一面，忽略了感性的一面。当然，这是作诗，不能把道理说得那样严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宋人对杜甫历练生活，有助于技巧的提高谈论很多。如杜甫诗写到自己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顿悟，诗艺大为长进，宋人就给予很多肯定与发挥。

    宋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和一切优秀文化。晁说之说：“苟不上自虞歌、周、鲁、商诗，下逮楚骚、建邺七子、陶、谢、颜、鲍、阴、何以观杜诗，则莫知斯人平生所用心也。”(《送王性之序》，《嵩山文集》卷一七)杜甫好《文选》，实际上是对古代文学进行全面广泛的学习。郭思说：“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李卫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选》，此盖有激而说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自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为独步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辑《瑶溪集》)

    宋人还研究了杜甫向唐代诗人学习的情况。王得臣谈杜甫受祖父杜审言的影响：“杜审言，子美祖父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丝弱，风牵紫蔓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春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风矣。”(《麈史》卷中)孙奕论述杜甫化用李义府、沈佺期、孟浩然的诗句。他说：“老杜《戏为》诗曰：‘未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所谓夫子自道也。……《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尊酒，重与李膺倾’(按：应为“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复愁》云：‘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即李义府‘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之体。”(《递相祖述》，《履斋示儿编》卷九)又说：“(杜诗)《寒食舟中》云：‘雪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用沈佺期云：‘雪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用沈佺期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用古今句法》，《履斋示儿编》卷九)这不过是举例似的引证。宋人对杜甫向唐代诗人学习的论述很多，其中包括学习创作精神、创作形式(如学习格律诗)、创作技巧，化用或袭用语言等。

    一〇

    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社会的精神食粮，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宋代杜甫学对杜甫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自杜甫生前至宋的杜甫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将自己对宋代杜甫学的看法和宋人对唐代和宋代杜甫学的研究进行综合论述。

    宋代一直把杜甫的诗看作经书。“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使居孔氏门，宁复称赐也。”(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子美》，《梁溪先生文集》卷九)张戒认为杜甫诗有《诗经》一样巨大的教育作用。他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岁寒堂诗话》卷上)费士戣认为杜甫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其影响有益于政治。《漕司高斋堂记》云：“况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日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浅哉！”(《全蜀艺文志》卷三四下)朱熹认为杜甫诗可以作为教育女性及儿童的教材。他在给刘子澄的两封书信中说：“文章尤不可泛。……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向读《女诫》，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如。”(《又答刘子澄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虽然朱熹所要编之书未编成，但宋代蒙童读本普遍都有杜诗(特别是南宋时期)。曾噩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九家集注杜诗序》，《九家集注杜诗》)苏轼还用杜甫的诗教育海南父老，移风易俗。苏轼说：“‘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能变其俗也。”(《东坡题跋》卷二)移风易俗当然不是诵诗所能解决的，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

    杜甫的作品对宋代人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理念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暗流涌动，具有根本性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则含有对杜甫思想的汲取。《岳阳楼记》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范仲淹提倡的“忧”与杜甫的“忧国”、“忧民”、“忧世”的“忧”，完全是相通的。范仲淹说他的朋友石曼卿“大爱杜甫”(《祭石学士文》，《范文正公文集》卷一〇)，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是他自己也大爱杜甫，受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平生爱杜诗，后兵败被俘，囚元大都。在狱中，文天祥集杜甫五言诗为绝句，共二百诗，借以抒发他的爱国情怀。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集杜诗》，《文先生全集》卷一六)文天祥平时喜读杜诗，受杜诗的影响，受杜甫爱国思想的影响，故在危难中借集杜诗抒发爱国的豪情，甚至借杜诗来纪事，所谓“自余颠沛以来，世态人事，概见于此”。杜诗对文天祥有那么大的精神影响，又是那么具有现实意义。

    诗在宋人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宋人广泛爱诗。诗不仅是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可以用来抒情言志，表现生活，展示诗人的才华，更重要的是诗也关乎人的社会地位、仕宦前程。作为最伟大诗人的杜甫，对宋代文坛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首先，宋代作家仰慕杜甫的人格，受杜甫思想的熏陶，这些都直接表现在创作中。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前面谈的宋人对杜甫思想影响的论述，都可以作为例证。需要说明的是，杜甫对宋代作家思想的影响，直接关系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也直接关系着作品的题材与内容，因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深层的、细致的、全方位的。

    其次，宋代很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都含有对杜甫创作艺术进行总结的成分。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杜甫创作艺术的理论升华。当然，这种理论总结带有宋代的时代特征，也带有总结者强烈的文艺理论色彩。黄庭坚提倡作诗要无一字无来处，就是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总结。点铁成金虽非正论，而作诗文要字字有来处却为宋代普遍所认同，这对于宋代以学问为诗的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显然，作诗文要字字有来处理论的形成，与对杜诗创作的理性认识有重要关系。叶梦得认为作诗不能太雕琢，要自然天成，也包含着对杜诗的研究。他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浮而淰。若大雨，则浮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石林诗话》卷下)和传统理论不同，叶梦得并不反对雕琢，并不反对巧语，他提倡雕琢而至天然，巧语而到工妙，可以说这正是他深入研究杜诗悟出的道理。严羽提倡作诗要妙悟，主要就是要悟杜甫和李白的诗。杜甫、李白是严羽妙悟的最高境界。他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诵，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沧浪诗话》)可以看出，杜甫与李白诗是严羽诗歌理论的基石，是严羽诗歌理论的准绳，是严羽妙悟说的灵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完全与杜甫无关的，几乎没有。这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引导着宋代的文学创作，使得杜甫的作品从理论的层面上，对宋代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而细致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经过变异的，是复杂的，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禾苗的生长。

    第三，宋人以杜甫诗歌为诗人的最高典范，从各种角度向杜诗学习，其间各有成败得失。宋代对杜甫非常尊崇，学习杜甫诗成为社会风尚。郑卬说：“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杜工部诗集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敖陶孙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臞翁诗评》)强行父说：“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文录》)在宋代，不喜欢杜甫的只有杨亿、欧阳修等极少数人。而欧阳修不喜杜甫，也许是时代的传言。其诗云：“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二物非能致太平，须时太平然后生。开元天宝物盛极，自此中原疲战争。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欧阳文忠公集》卷九)“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四)其钦迟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而其诗文未尝未受杜甫的惠泽。

    在艺术上，宋代文人受到杜甫艺术的全方位影响。宋人提倡学杜甫要学杜甫的根本创作精神与方法。苏轼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刬如太华当我前，跛牂欲上惊崷崪。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东坡集》卷二三)学杜甫只要得其精髓，作诗时信手拈来皆成佳什。陈师道认为学杜最重要的是学立格、命意与用字。张表臣说：“陈无己先生语予曰：今人爱杜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佛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谒玄元皇帝庙》诗，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长。《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赠蔡希鲁》诗云‘身轻一鸟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诗云‘蕊粉上蜂须’，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矣，何必规规然仿佛像之？”(《珊瑚钩诗话》卷二)学杜就要学杜甫的创作理念与根本方法，得其精神，而不是刻意模仿，得其形似。但事实上，大多数诗人学杜诗是学其语言，是学词采、修辞、句式、格律，模仿其表现技巧，以求外在模样像杜诗。

    宋代学杜甫，至北宋中期而蔚成风气。代表人物就是当时诗坛的领袖苏轼、黄庭坚。宋代晦斋云：“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广、程不识之治军，尤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诘也。”(《简斋诗集引》，《简斋诗集》卷首)这是晦斋引陈与义的话，谈苏轼和黄庭坚受杜甫影响非常精辟。而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更是一个以杜甫为祖的学杜的巨大诗歌流派。他们以杜甫为创作的范式，尽管没有形成共同的学杜的诗风，但各自都受着杜甫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派的三宗——黄庭坚、陈无己、陈与义，受杜甫的影响尤为显著。胡仔说：“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南宋受杜诗影响依然非常大，陆游可以作为代表。宋代刘应时将陆游比作杜甫，认为陆游就是杜甫的化身。其诗云：“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周流斯世辙以环，一笑又入剑南山。酒杯汲尽锦屏秀，孤剑声锵峡水寒。万丈虹霓蟠肺腑，射虎脍鲸时一吐。”(《读放翁剑南集》，《颐庵居士集》卷上)陆游不仅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杜甫的影响，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深沉雄浑豪放的风格，都可以看到杜甫的感染与熏陶。

    读宋人为宋人集子作的序，很多都写了作者学杜的情况。我们读宋代的文集，发现化用杜甫诗句的比比皆是。深入研究，发现受杜甫创作方法与技巧影响的非常多，受杜甫思想影响的也非常多。可以说，整个宋代就是一个学杜的文学流派。宋诗的风格瘦硬生新，平易奇峭，这虽是时代的产物，但其形成也与杜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像杜甫这样一位前代作家，那样深深地影响他之后的一个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王洙

    一

    王洙(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县)人。少聪悟博学，记问过人。举进士，中甲科。补舒城县尉。后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为天章阁侍读。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黜知濠州，徙襄州。徙徐州、亳州，复为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员外郎。除史馆修撰，迁知制诰。擢为翰林学士，罢斥。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得疾，卒。王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伎、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

    二

    王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宋代最早编辑杜甫集子的人。唐五代所编杜甫集，由于时间久远和战乱，多毁灭湮没。王洙多方搜集世间残存的杜甫集和小集，加以整理，去其重复，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有诗1405篇，文29篇。这是宋代编的第一部杜甫集。更难得的是，它搜罗的杜甫诗文相当完备，与我们现代所存杜甫诗文差不多。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后经王琪整理，雕版印行，是后世所有杜甫集之祖。王洙所作《杜工部集记》尚存，是研究《杜工部集》的重要文献，也是考索宋初和宋以前杜甫集的有关情况的重要文献。《杜工部集记》云：

    甫初集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王洙原注：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集）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可谓尽，他日有得，尚副益诸。

    《杜工部集》的出版非常重要，对于杜甫作品的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杜工部集记》还记载着重要的杜甫生平材料。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有些是《新唐书》和《旧唐书》所没有的，也和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载不同。故《杜工部集记》云：“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比《新书》列传，颇为蹖驳。”记文下有注，对两唐书本传多有辩证：“传云：召试，授京兆府兵曹，而集有《官定后戏赠》诗注云：初授河西尉，辞，改右卫率府冑曹。传云：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而有集《喜达行在》诗，注云：自京窜至凤翔。传云：严武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据适自东川入朝，拜右散骑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闻高常侍亡》诗。传云：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游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诗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诗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这些辩证及所载材料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杜甫生平的重要参考。当然，《杜工部集记》所载杜甫生平材料也有误，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是唐五代人的看法和材料。

    王洙不仅是杜甫集的编辑者，还为杜甫集作了注，是最早的杜甫集注者。

    然而，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对王洙注杜诗产生怀疑，认为署名为王洙注实为邓忠臣注，又说为尹洙注，又说为书贾依托。可是，这些说法都是无根之言，没有任何证据。邓忠臣侄儿说是邓忠臣注，不需要任何事实，王洙注就成了邓忠臣注，学界这样偏听轻信，令人吃惊。尹洙注说和书贾依托说更是揣测之辞，不足取信。我们认为，署名为王洙注的杜诗注，应该确定为王洙所注，不容贸然怀疑。第一，王洙注杜诗，是杜诗的第一个注本，是巨大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没有人会用别人的名字，没有人会去依托别人。这是傻瓜也不会干的事。第二，有人说，王洙编杜甫集的序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说明王洙没有注杜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王淇既然不愿说王洙的杜诗注，他为什么不能删去王洙记中有关注杜诗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使王洙在记中没有说注杜诗的事，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注杜诗。第三，宋代的注家和重要的杜甫学者并没有人否定王洙注杜诗的事实。相反，注家都在自己的注中大量辑录王洙注。重要的杜甫学者均评述王洙注。胡仔说：“《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所注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并对王洙注的不足之处作了指正。胡仔是王洙注出版的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总之，现存的材料，无法否认王洙注杜诗的著作权，要否认就需要有真正有力的证据。

    王洙所做的杜诗注原作已佚，这给我们研究王洙注带来了困难，好在宋代保存下来的一些注本尚有一些王洙注。这些注本是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又名《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保存王洙注更多，其中有的诗注保存王洙注相当完整，为了使读者能了解王洙注的具体情况，兹录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二三中两首诗保存的王洙注。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汲黯匡君切，(洙曰：《前汉》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于东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廉颇出将频。(洙曰：《史记》廉颇赵之良将，频为赵将，兵破齐魏。)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洙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颇之雄略，以美严公也。)政简移风速，(洙曰：《史记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故五月而报政成。周公曰：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诗清立意新。层城临媚(洙曰：一作暇。)景，绝域望余春。(洙曰：层城，高城也。绝域，远域也。言蜀与京畿远绝。)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洙曰：《礼》：蛟龙为旗。)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洙曰：冯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汉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李旻曰：缗，丝也，以贯钱出算二十也。)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洙曰：蛱蝶麒麟罗锦，伤丝绣也。)辞第输高义，(洙曰：《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由此上益重爱之。)观图忆古人。(洙曰：《马援传》：显宗图画建武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不及马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哭而不言。)”《严中丞枉驾见过》(洙曰：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一本云：严黄门枉驾见过。)：“元戎小队出郊垌，(洙曰：《诗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注：元，大也。夏后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尔雅》曰：邑外谓之郊，林外谓之垌。)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洙曰：元宗在蜀合东西两川为一道，以武为尹。)地分南北任流(洙曰：一作孤。)萍。扁舟不独如张翰，(洙曰：《晋·文苑传》：张翰，字季鹰，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谈，便相钦悦。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后为齐王曹囧掾，因见秋风起，思篿鲈，遂命驾南归。)白帽应兼似管宁。(洙曰：魏青龙中征命管宁，不至，居海上，常着白帽布襦袴而已。)寂寞(洙曰：一作今日。)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明黄，则贤士举。)”

    两首诗的王洙注释简洁明晰，较为正确，大体完备。黄希、黄鹤所辑其他注家的注比较少，二人补注的也比较少，而且辑注和补注多是补充说明性质的，没有新注，也没有更正。

    通过对王洙注的全面研究，我们认为王洙注杜诗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精美的校刊。王洙对不同版本的杜诗异文，作了详细校勘，并作了校勘记。由于是杜甫集散佚后第一个所编集的校勘，故无比珍贵。（二）较全面注释。注释包括写作时间或背景；典故；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语典。应该说，一般该注释的地方，大多都做了注释。注释的总体风格是简明扼要。（三）阐释诗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具体的诗句进行解说，使读者能懂。对于隐含深意的诗，阐明微言大义。

    统观现存的王洙的注，我们认为其水平是相当高的。最能显示其水平的是语典的注。如《到村》“顽疏惑町畦”注“顽疏”：“洙曰：嵇康云：非降自天，实由顽疏。”又“还入故林栖”注“故林栖”：“洙曰：王正长：人情旧乡客，鸟栖思故林。”(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卷二三)这样的注都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注出来的。正因为王洙注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故其注中的很多精彩之处才能长期流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王洙注精彩的一面。事实上，王洙注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如注释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注释有一些过简，而杜诗需要详细注释；有些应该注的地方而未注。对于王洙注的错误与不足，宋人已多有批评。公允地说，学术的发展都是由粗至精，由简而繁，由浅入深。杜诗本来难注，王洙注作为杜诗注的开山之作，有那样出色的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是高起点了。王洙注的种种缺陷，实际上为后世的杜诗注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如果王洙注太完美了，后世的杜诗注也就不会那样生机勃勃了。

    作为杜甫集散佚后的第一位编辑家，作为杜甫集的第一位注家，王洙在杜甫学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其功绩之伟，无论我们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三宋祁和《新唐书》

    一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人，后徙开封之雍丘。登进士第，释褐复州军事推官。迁太常博士，为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为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复为翰林学士。出知许州，召为侍读学士，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出知亳州。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徙定州。特迁吏部侍郎、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复为群牧使，寻卒。祁所至，治事明峻。尤能文，善议论。预修《籍田记》《集韵》，又撰《大东图》二卷，文集百卷。(《宋史》卷二八四本传)

    二

    宋祁对杜甫和杜诗很喜爱，常在诗文中言及。比较出色的是《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诗云：“唐家六叶太平罢，宫艳醉骨恬无忧。阿荦诟天翠华出，模糊血战腥九州。乾疮坤痍四海破，白日杀气寒飕飕。少陵背贼走行在，采稆拾橡填饥喉。眼前乱离不忍见，作诗感慨陈大猷。北征之篇辞最切，读者心陨如摧辀。莫肯念乱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慨气郁屈蟠长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相君览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诗流。前王不见后王见，愿以此语贻千秋。”诗对杜甫的《北征》和杜甫的爱国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安史之乱的史鉴作用。宋祁关于杜甫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作的《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中。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虽作于《旧唐书·杜甫传》之后，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抄袭前者，而是有着自己的材料和观点，有学术创见，在杜甫学术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唐书》杜甫传新增了一些材料。如“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其奇材，先往见之”，“擢河西尉，不拜”。这些都是《旧唐书》杜甫传所没有的，说明《新唐书》杜甫传下过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但是，像《旧唐书》杜甫传一样，《新唐书》杜甫传也误信小说家言，采入传中，贬损了杜甫的形象。突出的是杜甫侮辱严武，严武怀恨在心，寻机杀杜甫。传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与《旧唐书》杜甫传相比较，《新唐书》杜甫传走得更远。《旧唐书》说严武受杜甫侮辱后“不以为忤”，而《新唐书》则改为“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以至于要杀掉杜甫。而《新唐书》的“冠钩于帘三”也更富有小说家的编造意味，更不可信。因此，我们说《新唐书》杜甫传记载了其他书籍没有记载的材料，对了解和研究杜甫生平有自己的贡献，但也误录了小说家言，降低了作为正史的品位和价值。

    其次，《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甫和杜诗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一）评论杜甫云：“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这个评论不大切合实际，从现存材料中，我们看不到杜甫放浪形骸的材料，相反，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遵守礼法的人。早年放荡齐、赵间，但似乎也没有到“不自检”的程度。我们认为杜甫的狂放是有节制的。说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相反，杜甫集中所存之文，如《东西两川说》、《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等所论皆切合实际，并非无用之空言。杜甫诗文发表的政治军事见解，是非常杰出的。而《新唐书》杜甫传所论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则完全符合实际，是对杜甫为人的大节和诗歌的主旨的简明而准确的评述。

    （二）对杜甫诗的风格与特色作了极好的评论，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作了极好的评论。现全文征引如下：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赞对杜甫的诗歌作了最高、最准确、最精彩的评论。特别是对杜甫风格的评论，堪称古今最佳评论。而“诗史”之说，虽采自他书，论述也极为精当，影响极大。

    《新唐书》杜甫传作为正史，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关于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杜诗风格的论述，影响尤为深远。

    四王安石

    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通判舒州。后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俄直集贤院。神宗时命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八年，复拜相，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屡谢病求去，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事见《宋史》卷三二七本传)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学者。

    二

    王安石笃好杜甫的诗。他对杜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杜甫的诗力敌造化。他的《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四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王安石有安邦治国的伟大抱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诗篇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所以他对杜甫很崇拜。他又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认为杜诗力敌造化。这是他深入研究杜诗得出的结论。元气是天地未形成之前的混一之气，是形成万物的真气，是生命力的本原。王安石说杜诗“为与元气侔”，就是说杜诗内容与艺术结合，产生无极的力量，具有无限的美。这样的评价，堪称最高的评价。这是创造性研究的评价话语，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克庄云“前辈论李杜云‘与元气侔’，又云‘横披六合，力敌造化’”(《黄有容字说》，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一二)，就是推崇王安石的评论。

    王安石对杜诗的艺术性也有研究，特别称道杜诗的用字功夫。他说：“‘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下得‘觉’字太好。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功夫也。”(《诸家老杜诗评》卷一引《钟山语录》)文学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善于使用语言，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修养。杜诗善于使用语言，字字见功夫，表现出伟大作家的风范。

    王安石曾搜集过杜甫诗的佚文。他在《杜工部后集序》中说：“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用示知甫者，且用自发者。”(《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特别爱好杜甫诗，认真研究，故发现佚诗二百余篇。这些诗或因仔细考证确定不是佚诗，或后来正式收入集中，其详情已无法得知，但由此可见王安石对杜诗的喜好与关注。

    王安石编《四家诗选》，首列杜甫诗，表现了他对杜甫诗的特别推崇。其《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临川先生文集》八四)其《四家诗选》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杜甫；第二，欧阳修；第三，韩愈；第四，李白。王安石是事实上推尊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的学者。

    王安石的杜甫研究成果不太多，但很有影响，是杜甫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五吕大防

    一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后除知制诰。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迁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超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大防朴厚蠢直，不植党朋。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知颍昌府，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著有《吕汲公文录》。

    吕大防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杜工部年谱》。

    二

    吕大防是一位非常有修养、有操守的人，“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又忠君爱国，所以也非常喜欢研究杜诗。

    吕大防研究的主要是作家的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成作品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可谓高瞻远瞩。因为站得高，思路开阔，研究方法也就有创造。他创造了将作家的生平大事进行系年，具体、简明、确切概括作家一生生平的方法，以便对照研究作家的作品，所谓知人论世，以便充分理解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其《杜少陵年谱后记》云：“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云，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汲郡吕大防记。”(见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用年谱的形式将杜甫的主要生平事迹罗列出来，再来看杜甫生平思想与诗内容的关系，看社会与诗的关系，可以更深刻而细致地理解杜甫诗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更好地感受杜甫伟大的人格。不仅如此，将杜甫的诗与杜甫的生平对照研究，可以看出杜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色，有不同风格。通观杜诗，就可以看到杜甫艺术发展变化的轨迹，看到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进而还可以领悟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吕大防发明了以年谱的形式为工具，研究作家生活与社会和作家作品内容和艺术，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研究方法。在千年前的宋代，颇具远见和卓识。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被广泛使用。

    《杜少陵年谱》原名似应为《诗年谱》(或为“杜少陵诗年谱”)。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为吕丞相“诗年谱”，鲁訔所作杜甫年谱亦为“诗年谱”，可以为证。今全文迻录于下：“睿宗先天元年癸丑(“癸丑”应为“壬子”，谱所标甲子均误，不一一更正)：甫生于是年。按甫《志》及《传》皆云：年五十九，卒于大历五年辛亥故也。玄宗开元元年甲寅。开元三年丙辰：《观公孙弟子舞剑器》诗序云：‘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按甫是年才四岁，年必有误。开元二十九年壬午。天宝元年癸未：集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为山》之作。时年三十一。天宝十一载癸巳：《上韦左丞》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是年玄宗即位四十年。时有《兵车行》。天宝中诗《丽人行》。天宝十三年乙未：是年有《三大礼赋序》：‘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时年四十三。天宝十四年丙申：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咏怀》诗。是月有禄山之乱。天宝十五载丁酉：是年七月，肃宗即位，改至德元载。是年避寇于冯翊，有《白水高斋》、《三川观涨》诗。六月，帝西幸。七月，至蜀郡。时有《哀王孙》诗。至德元二载戊戌：是年自城中窜归凤翔，拜左拾遗。有《荐岑参》、《谢口敕放推向壮》。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有《北征》诗。乾元元年己亥：是年移华州司功。有《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论残寇状》。时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留花门》、《洗兵马》诗。乾元二年庚子：是年弃官之秦州。自秦适同谷，自同谷入蜀。时有《遣兴三首》。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郡，有《百忧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按，是年年四十九。时有《杜鹃行》、《石犀行》、《古柏行》、《病桔》、《病柏》、《枯棕》、《枯楠》、《忆昔》各一首。上元二年壬寅：是年严武镇成都，甫往依焉。宝应元年癸卯：诗有元年建巳月，乃是年也。代宗广德元年甲辰：是年有《祭房相国文》。严武再镇西川，奏甫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丙午：是年严武卒，蜀乱，甫游东川，除京兆功曹，不赴。大历元年丁未：移居夔。大历三年己酉：离峡中之荆南，至湘潭。大历五年丁亥：有追酬高适《人日》诗。是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年谱不足千字，比起现代三十余万字的《杜甫年谱》来，实在太简单。但是，作为世界第一部年谱(与韩愈年谱并列)，却可以说是高水平的。首先，它已具备年谱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即将谱主的生平大事系年，重要时事和重要友人大事系年和诗系年。从体例来说，已堪称完备。其次，不仅爬梳罗列准确的、可供系年的材料，还通过考证，对没有明确标明时间的杜甫生平事迹及诗进行系年。第三，年谱已能勾画杜甫一生的主要事迹的全貌，罗列杜诗的很多重要代表作品。系年除甲子疏忽而误外，主要事迹和诗系年错误较少。因此，吕大防的《杜工部年谱》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开创之作。

    学术的创新，往往是从最热门的学术领域开始的。杜甫研究是宋代的显学，因而产生了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这样新的研究载体与形式，有力地推动了杜甫研究，在当时就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赞美。其后产生了多部杜甫年谱，如赵子栎、鲁訔、王应麟的年谱，他们发展了年谱的体例，系年事迹也更细致，更丰富。而年谱这种新的学术形式，也为当时和后代学术界所认同，广泛运用于与人物相关的学术领域，此后年谱便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常用的学术样式。杜甫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吕大防《杜工部年谱》创自杜甫学研究领域，而影响波及整个学术研究，就是最显著的例证。

    六苏轼

    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嘉祐二年，试礼部，为第二，殿试中乙科。五年，调福昌主簿。复对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还朝，以判官告院。反对新法，请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湖州。以诗托讽新法，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移常州。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请外，知杭州，有惠政。为翰林承旨。出知颍州。徙扬州。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出知定州。知英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移亷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宋史》卷三三八本传)

    二

    苏轼学识渊博，对杜甫和杜诗有精深的研究，有很多很精辟的见解。

    苏轼认为杜甫所以伟大，在于他的诗能发乎情，止乎忠孝。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乎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忠孝是古代做人的最高准则，也是衡量人的思想和著述的最重要的标准。苏轼用忠孝这一最重要的标准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就在于他身处困境，流落饥寒，不为社会所用，而能拳拳爱国，一饭不忘君，表明他的忠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他这种极高的忠，用极高的艺术表现在生活和情感中，就成了最伟大的杜诗。苏轼高屋建瓴，从做人，从作品的思想，来探索杜甫所以伟大的原因，真正触及了杜甫的本质，其对杜甫和对杜诗思想的宏观研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每饭不忘君(“一饭未尝忘君”)作为学术的论述，太诗意化和形象化，看起来不够准确，故不时引来一些批评，说苏轼说得太过。然而，就根本而言，苏轼论述杜甫和杜诗的忠君爱国是最准确的，加上其言诗意化、形象化，故而特别为广大杜甫和杜诗的喜爱者所传诵，成为对杜甫和杜诗最经典的论述之一，成为杜甫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

    苏轼非常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常常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苏轼往往结合杜甫所表现的社会背景来理解杜诗，结合史实来认识杜诗，所谓以史证诗。《杂书子美诗》就用史实来解说杜甫的《悲陈陶》和《悲青坂》：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斜，不知孰是。时房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杂书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结合史实，认为房琯兵败陈涛，仍拥大军，等待时机，反击安史乱军。而当时用宦官邢延德督军，催促房琯仓促作战，导致青坂大败，使朝廷义军元气大伤。杜甫有感而发，认为作战应该沉着，才能反败为胜。这就是“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的写作背景。苏轼这样来解说杜诗，使人们对杜诗的了解更具体，更深刻。有时，苏轼还结合史实，用比兴理论来解说杜诗。如《辨杜子美杜鹃诗》：

    南都王谊伯书江都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缺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伯谊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且禽鸟至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一二数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谓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叹子美诗跋疐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杜甫的诗本有很深的兴寄，含义深邃。苏轼用比兴说诗，能真正探寻杜诗的意蕴，理解杜诗的主旨。有时用比兴说诗，难免牵强，但努力去认识杜诗深刻的思想和含义却是正确的。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入研究杜甫诗的艺术，颇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杜诗长于写现实中的景物：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书子美云安诗》，《东坡题跋》卷二)

    只有细味杜诗描写之处，才能真正体会杜诗描绘之美妙，这种研究是独特的，真正说出了杜甫艺术的特点。苏轼认为杜诗的妙处不单在于写景，而更在于善于抒情，把杜甫本人的情态写活了。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东坡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书子美黄四娘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还与友人谈论杜诗。受友人的启发，他在艺术上体会更深。苏轼《记董传论诗》写道：“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东坡题跋》卷三)受董传的启发，他才体会到杜诗“已知”二句艺术之妙。苏轼《听林道人论琴棋》说：“杜子美论画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为独苦欤！”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苏轼对杜诗时时品味研究，以寻求杜诗艺术的奥秘，故而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苏轼对杜诗的艺术也有批评，《记子美陋句》云：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帆)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瓋，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评论表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表现出他过人的胆识。杜诗千汇万状，难免有轻滑与笨拙处。苏轼指出杜诗艺术上的缺点，有益于破除对杜诗学习研究中的迷信，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有利于获得杜诗的精髓。

    苏轼对杜甫诗的学术态度非常严肃，反对人们以自己的眼光随意乱改杜诗。他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合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及前辈，皆不敢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凝）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作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书诸集改字》，《东坡题跋》卷二)不随便改古书，无疑是我们对待古代文献应有的态度，这是科学的态度。苏轼对杜诗的文字态度非常慎重。《书子美骢马行》云：“余在岐下见秦州一马如牛，颔下垂胡侧立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马也。乃知《邓公马行》云‘肉碨礧连钱动’当作‘’。”(《东坡题跋》)他在有充分校勘依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也不轻易改字。

    杜诗喜欢写实，多用史实入诗，用现实名物入诗，又喜欢化用前人诗文，不加以注释，故读者很难理解杜诗的含义。苏轼对杜诗有些精辟的注解和阐释。他的《书子美自平诗》注解杜诗“自平宫中吕太一”云：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至以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宫中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笑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苏轼用《玄宗实录》来解“自平”之诗，恐怕人们会一直在迷惑中徘徊。苏轼释杜诗之“荨草”也颇为精当。《荨草诗》云：“杜子美有《除荨草》一篇，蜀中谓之毛荨。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草点之，一身失去。叶背紫者入药。杜诗注云：荨音潜，山韭也。”(《仇池笔记》)杜诗作于蜀中，苏轼为蜀人，以自己的见闻来解释荨草，非常准确。

    苏轼对杜甫在诗坛的地位，也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认为李白、杜甫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东坡集》卷二)“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像元稹一样，苏轼也认为杜甫更卓绝，“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认为杜甫的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三)

    苏轼把杜甫推为古今诗歌第一人，认为杜甫之后，诗人难有作为，因为杜甫已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是中国文化名人，他对杜甫的崇高评价，对于加固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造就宋人对杜甫的崇拜，有特殊的作用。

    苏轼认为杜甫和李白诗登上了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峰，但也是诗歌艺术衰落的开始。苏轼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一首》，《东坡集》卷九)物极必反，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杜甫与李白的诗也无法逃脱这一规律。苏轼的见解是极为独到、深刻的。杜甫、李白继承、综合一切诗歌艺术创作的技巧，并加以极大的创新，使诗歌艺术登峰造极。既然要达到极限，难免用力太过，失去诗的天然风致。既已经达到极限，自然就会给人达到尽头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顾整个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更体会到苏轼论断的正确性，更体会到苏轼哲人的睿智。

    宋代好杜诗成风，学杜诗也成风。但真正学到杜甫人格的人很少，学到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人很少，学到杜甫艺术风格的人也很少。针对这种情况，苏轼指出，人们应该努力学习杜甫的精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这对于促进人们对杜甫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非常有益。

    苏轼是一个关注社会、关爱百姓的官吏，他也把杜诗用在为政中，用在教化百姓中。他在海南时，看到海南乡村妇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极度劳累，而家庭却很贫困，与杜甫写的夔州女子极为相似，便诵杜诗教化当地父老。苏轼自己记叙道：“‘夔州女子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当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手（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到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东坡题跋》卷二)

    将杜诗的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用在教化中，用在政治中，是苏轼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举措，也是杜诗研究的重要开拓。

    苏轼是中华民族著名的文化巨擘，他对杜甫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开拓也是多方面的。他是杜甫学术研究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七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一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文学流派，也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是在宋代杜甫学非常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成员成分颇为复杂，诗风也有很大差别，但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以杜甫为宗祖。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袖，最提倡熟读杜诗、研究杜甫、学习杜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有所建树。江西诗派中的人物，当时都是杜甫学的著名学者，都有杜甫学的成果传世。据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共26人，在黄庭坚之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检黄希黄鹤《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之《集注杜诗姓氏》，江西诗派成员共26人，除江端本一人外，其余25人(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杨符、谢迈、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皆在其中。此书号称“千家注”，其《集注杜诗姓氏》所列注家151家。而江西诗派即占去25家，即占整个注家的六分之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比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诗派在宋代杜甫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领袖黄庭坚，在宋代杜甫学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高。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分别加以论述。即将黄庭坚单独论述，将江西诗派除黄庭坚外的成员集中论述。

    二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幼警悟。举进士，调叶县尉。教授北京国子监。苏轼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世之表，世久无此作。知太和县。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以亲嫌，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后主管玉隆观。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名而卒，年六十一。

    黄庭坚对杜诗评价极高，认为杜诗达到了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他说：“杜子美一生穷饿，作诗数千篇，与日月争光”(《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文章韩杜无遗恨”(《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七，《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七)。他像元稹一样，认为杜甫是诗坛第一诗人。这对牢牢树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强烈的忠义，表现出强烈的是非，具有伟大的意义。他看重杜诗，首先就是重视杜诗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内容。据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韩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黄鲁直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二，又见《竹庄诗话》卷一二)足见黄庭坚是把政治思想内容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的。其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样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报遗篇校舛差。”(《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黄庭坚认为杜诗表现出忠义，表现出纯正的儒家思想，这正是杜诗伟大的根本所在。

    黄庭坚认为杜诗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汲取一切文化的精华，无一字无来处。《论作文》说：“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强调诗要有实际内容，要“言近而旨远”。《答洪驹父三首》其二云：“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杜甫学识广博，转益多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造就杜诗伟大风格的重要原因。黄庭坚用“无一字无来处”总结杜诗，确实点明了杜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当然，“无一字无来处”并非学术研究的精确表述，而是文学形象化的话语。虽然认真看，有些说过了头，但事实上，杜诗从内容到艺术，都有很多创造，没有依傍，有些东西来自民间，不全是“无一字无来处”，故黄庭坚的话也引来一些批评。另一方面，黄庭坚指出杜诗从学问中来，是非常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黄庭坚笺释和校勘杜诗，使更多的人阅读到文字正确的杜诗，真正领会杜诗。黄庭坚著《杜诗笺》，对杜诗的注解多有发明。如：《已令请急会通籍》条释“请急”：“晋令，给假者五日一急，一岁以六十日为限。书记所称急、取急、请急，皆请假也。”《石尹行》条释“石笋”：“《华阳国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至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九尺，盖石，俗名为石笋。”《蚕崖雪似银》条释“蚕崖”：“蚕崖在茂州带雪山。”其余，如《杂论》释“腹腴”：“燕人切鲤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腴，鱼腹下肥处也。故杜子美诗云：‘偏劝腹腴贵年少。’”又如释《至日》“一线”为女工“一线之功”而非日影一线之长：“《至日》云：‘愁日愁随一线长。’释者谓：《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线。’而《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此说为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又如释《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的“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注引《嵇康传》，浅陋。乃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温藉者为潦倒，出此也。”(同上)在校勘方面，黄庭坚根据杜甫的诗意来确定文字，亦可见其深厚的学养和校勘功力。如：“黄独无苗山雪盛”不少版本作“黄精”，黄庭坚认为应为“黄独”，其校勘记云：“老杜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揜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士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杂书》，参见《杜诗笺》之“黄精无苗山雪盛”条)这样的校勘很好。其余如：校“只今年才五六十”应为“只今倏忽已五十”：“《百忧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旧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语似方五六十，才五六十也。”又如，校“减”应为“检”：“‘看题减药囊’，一作‘检’，‘检’字乃合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七)当然，黄庭坚的有些解释和校勘也有过分拘泥的地方。如“‘野航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同上)显然，此处应以“航”字为优，诗人作诗用词不一定取本意，而取其基本意思，因而词意往往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然而，就总体来说，黄庭坚博学多识，距唐较近，对唐代的史实、典章和文化多有了解，他见到的唐和唐以前的书籍比现代多得多，他对杜诗的注释和校勘多有精彩之处，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黄庭坚的一些笺释，短小精悍，颇似后世的诗文评点。这对于评点这种文学评论样式的产生有开启作用。尽管这种笺释还不能算评点，但可以说它是评点的鼻祖。

    黄庭坚热衷杜甫研究，在杜甫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也受着杜甫的巨大影响。

    首先，他的文学理论的建立和杜甫研究的心得有密切的关系。他“点铁成金”的著名文学理论，就源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研究结论。黄庭坚认为，杜甫、韩愈诗文无一字无来处，故诗文皆登峰造极，进而推导出“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当然，“点铁成金”的理论并非文学创作的好理论，因为它引导人们在前人作品中讨生活，而不去创造。这样，势必造成因袭守旧、剽掠稗贩，把文学创作引入死胡同。王嗣奭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余谓换骨夺胎不离于窃，巧则骗人，拙则败露。高人偶合，原非袭也。请箴以一语：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管天笔记外编》)批评虽然尖刻，却中肯棨。推求黄庭坚所以提出这样错误的理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和他研究杜诗继承前人的创作成果，得出过头的结论——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他的创作风格也和杜诗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对杜诗烂熟于心，深入研究，其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杜诗的影响，加之创作思想受杜甫的影响，因而他的诗风和杜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实际上黄庭坚并非一位只知道点铁成金的方士，而是一位有创造才能的作家，他能在杜甫的影响下，创造自己奇险健雅的独特诗风。他虽然没有完全学到杜甫的精髓，没有学到杜甫的善于创新，没有学到杜甫善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他也并不简单模仿杜甫，而是总结杜甫创作的某些经验，加以运用发展。所以，“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黄庭坚热衷于宣传杜甫，提倡学习杜甫。黄庭坚始终提倡熟读杜诗。他在《论作诗文》中说：“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六)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就是一个崇奉杜甫的创作团体，一个学习杜甫的诗派。

    黄庭坚努力促进杜诗的保存流传。他在蜀中做官时，亲自书写杜甫蜀中诗，由杨素翁请人刻石，建高屋保存。其屋取名大雅堂，并作《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和《大雅堂记》。其序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其记云：“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长雄也。闻余欲尽书子美西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从刻石可以看到黄庭坚保存杜诗和促成杜诗流传的良苦用心。

    黄庭坚在宋代文化界有崇高地位，一生致力于杜甫研究和扩大杜甫的影响，对宋代杜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学史上占有非常光辉的地位。

    三

    江西诗派成员研究杜甫的资料保存不多，我们就现有资料进行简要论述。

    从种种资料看，江西诗派对杜甫的研究是全面的，包括思想内容的研究，如谢逸《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状》言季公“尤爱子美，以为唐之治乱，备见于此”(《溪堂集》卷五)。江西诗派最注重杜诗艺术研究。陈师道认为，杜诗艺术无所不有。“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老杜云：‘白鸟去边明。’语少而意广。余每还乡里，而每觉老，后得句云：‘坐下渐人多。’而杜云：‘坐深乡里敬。’而语益工，乃知杜诗无不有也。”(《后村诗话》)杜诗一切皆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诗歌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后山诗话》评论简略而具体，非常中肯，非常全面，极具新意。

    江西诗派研究杜甫的典故词语，并进行阐释。如释黑暗为犀角。洪刍：“老杜诗‘黑暗通蛮货。’黑暗，犀角也。波斯国谓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二事并见段成式《酉阳杂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释桑落酒为桑落河之美酒。王直方：“老杜有‘坐开桑落酒’句，《世说》谓桑落河多美酒，而庾信有《从蒲州刺史乞酒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引《王直方诗话》)认为杜诗“紫逻”即汝州紫逻山。王直方：“老杜《送贾阁老出守汝州》云：‘云山紫逻深。’世之注云：逻，塞也，取巡逻之意。而余观《九城图》乃云：汝州有紫逻山。”(《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载《王直方诗话》)这些阐释都较准确，且有创见。

    江西诗派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杜甫学进行研究。洪刍批评当时有的杜诗注荒唐可笑，并认为世所谓王洙注非王洙注，也非传言的邓慎思所注。洪刍说：“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叔原，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佛经称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师名，故诗曰：‘何阶子方便。’又曰：‘吾亦师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诗僧。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乃云：虎头，僧像。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礼，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王直方云：“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城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他们严肃批评了当时杜诗注释中的错误，因其穿凿、繁琐。

    江西诗派还研究杜甫在当时人创作中的影响。李彭记苏轼喜欢杜诗。他说：“东坡先生喜诵杜少陵‘五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句。其在峤南，列置五章，仆盖诵之不离口。欲效其仿佛而不可得。”(《次韵东坡五更山吐月》，《日涉园集》卷七)苏轼曾自言不甚喜李杜诗，从李彭的材料看，苏轼自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宋代一些诗人喜欢模仿杜甫。王直方云：“秦少章不见十年，忽一日见访，书一篇为惠云：‘不到王家近十年，子猷风韵亦依然。旧时朋友今何在，别后新诗谁与传。’余戏曰：‘莫太犯老杜所谓：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九载《王直方诗话》)说秦少章模仿杜诗，证据非常有力。王直方又说自己诗派中的潘邠老喜欢用杜诗的语言，几近剽掠。他说：“潘邠老诗多犯老杜，为之不已，老杜亦难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炒（吵）。”(《类说》卷七五载《王直方诗话·潘邠老诗》)这些材料都生动地反映了宋代作家学习杜诗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反映了杜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

    江西诗派作家对杜甫的创作也有批评。洪炎批评杜甫有些诗缺乏兴托之致。他说：“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其所感遇常微见其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这种评论表明，江西诗派有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他们的文学理论与杜甫的文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完全读不懂杜甫即事名篇、直写时事的诗。同时也说明，江西诗派并没有真正去学习杜甫的文学创作精神，没有真正学习杜诗的艺术精华，所以江西诗派尽管以学杜出名，但对杜甫研究并不深，所得杜甫的精华并不多。其诗歌创作虽在艺术上力学杜甫，诗风明显受到杜甫的一些影响，其代表作家黄庭坚、陈师道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总体而言，江西诗派在杜甫学上有很大建树，但没有能将杜甫的思想和艺术发扬光大，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八秦观

    一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苏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王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又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事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二

    秦观认为杜甫在诗坛的地位像孔子在儒家的地位，提出杜甫是领导诗歌潮流的集大成者。《韩愈论》云：“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淮海集》卷二二)秦观的观点在后世有重大影响。

    杜甫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正在于他继承古代一切优秀的诗歌遗产，同时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进行艺术创新，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诗人。他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而他用集众家之长又带有创新精神的艺术，表现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他在巨变中的生活和感受，创造出最伟大的艺术。秦观的评论正抓住了杜甫诗歌最本质的特点，即领导时代艺术潮流、富有独创而兼有众家之长的风格。因此，杜甫之集大成成为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为学者广泛应用，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影响。

    九鲁訔

    一

    鲁訔(1099—1175)，字季钦，秀州嘉兴人，徙海盐之五原。起家左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丁忧免丧为广德军教授。因荐改宣教郎知衢州江山县。善于理政，迁奉议郎、大宗正司主管财用，分治于越。为吏部员外郎。是岁浙西水灾，民大饥疫。使浙西，所过发仓廪，人人被实惠。进太府少卿，兼权大理少卿。感激奋励，遇事可言，不以非其责弗言。如论海盗备御蕃舶事宜、缗钱会子轻重相权、催科纲运致弊不一，咸得要领。至言徇私植党、请谒交通，辞尤激切。请补外，除直敷文阁、江西转运副使。徙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又徙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力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以直敷文阁致仕。鲁訔与其兄如晦“学问词章，一时竞爽”，当时“比之二陆”。鲁訔淳熙二年八月十日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有七。

    鲁訔著述甚多。有《易说》二十卷，《论语解》十卷，《蒙溪已矣集》四十五卷，《后集》二十卷，《须江杂著》六卷，《会稽酬唱》二卷，《刍狗集》十卷，《刍荛编》十卷，《南征录》二卷，《自警录》四卷，编集《祖宗训典》五十卷，《杜少陵诗集编注》十八卷，《年谱》一卷。鲁訔是一位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勤于著述的人。(事见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文忠集》卷三十四)《杜少陵诗集编注》(包括年谱)似已出版，大约在元以后亡佚。

    二

    鲁訔《杜少陵诗集编注》是他对杜甫诗集所作的新的编和注。他在《杜工部诗年谱原序》中说：“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先后，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为可惊愕，目见当时甿庶被削刻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杜少陵诗集编注》以“编注”命名，乃是特别标明其编和注的特色。它实际上在三方面着力研究：一、编集；二、注解；三、年谱。

    先说编集。

    《杜少陵诗集编注》采用编年体，按年编排。元姚桐寿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此州先正鲁訔季钦编次，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迹，亦可见其诗法，升降亦随其年，自少而壮而老，愈入于细而化也。”(《乐郊私语》)原著已佚，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署“鲁訔编次”，即完全采用鲁訔的编年进行编排，明白地说，《杜工部草堂诗笺》(除卷四○《逸诗拾遗》外)乃鲁訔《杜少陵诗编注》所编之旧。不过鲁訔编为十八卷，蔡梦弼编为三十九卷。笔者的这种推测应该不误。《杜工部草堂诗笺》编次的目录是：“开元留东都所作。”“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至德二载夏至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后所作。”“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谏省作。”“乾元元年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末以事之东都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后所作。”“乾元二年至秦州如(入)同谷十二月一日纪行所作。”“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广德元年至梓暂往阆。”“广德二年至梓再往阆中。”“春再至成都所作。”“再至成都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永泰元年在云安所作。”“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大历元年自赤甲迁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大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阳所作。”“大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大历四年在潭州所作。”“至衡州所作。”从《杜工部草堂诗笺》看，鲁訔的编集虽言为编年体，其实是以杜甫生平行迹的时间和地域为纲来编排，在分地域编排后，再根据诗的写作先后来按年编排。不完全是按年编排的，在写作的地域范围内，则体现出诗大致的写作时间。老实说，这是杜甫诗编年相当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说这种方法相当科学呢？因为杜甫诗有很多是无法完全系年的，如果强行系年，势必牵强附会。如果不按地域编，势必将很多能大致系年的诗排斥在系年之外，从而降低了诗的编年质量。因此，我们认为鲁訔的《杜少陵诗集编注》有非常大的创新，显现出非常高的编年水平。而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推测，鲁訔可能将未能编年的诗未编入《杜少陵诗集编注》，这就造成所编的诗不完全，使人无法读到杜甫全部的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以上论述都是建筑在推测基础上的，不能断定完全符合实际。

    次言注解。

    《杜少陵诗集编注》的注解，也因为原书的亡佚而无法深入研究。根据现存资料分析，注解有创见，很扎实。姚桐寿云：“注脚多所补益，极为后学借资。”(《乐郊私语》)评价很高。鲁訔的注在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中均有保存。不过，保存得比较少，保存的注也比较短。很可能鲁訔的注原本就比较简明。鲁訔的注也有一些错误。姚桐寿批评说：“第音切类多吴音，其他注释如以‘铁马汗常趋’为‘昭陵石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麦熟’为‘不近武威’。(今按：“昭陵”及“不近”二处文字似有误。)‘林间踏凤毛’，‘踏’字为‘跨’字之误。‘汝与山东李白好’，以‘山东’为‘东山’。(今按：鲁訔“东山”之说实不误。)‘天阙象纬逼’，以‘天阙’为‘天窥’。‘江月满江城’以‘江月’为‘秋月’。‘赤骥顿长缨’以‘缨’为‘辔’之类，不免为杜集增累。”(《乐郊私语》)从批评看，版本文字与注音有错误，注释也有错误。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姚桐寿的批评也不一定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訔注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三

    鲁訔所作《杜工部诗年谱》是他编注和研究杜诗的心得与成果，大概是独立于《杜少陵诗集编注》流传(故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将《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分开著录。或《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合刻流行，后有人将其独立使用或抄录)，故保存至今。

    《杜工部诗年谱》是鲁訔长期对杜甫生平研究的总结，也是他长期研究杜甫的结晶。

    从《杜工部诗年谱原序》所署时间“绍兴癸酉五月晦日”可以推测，《杜工部诗年谱》当作于此前不久。其时正是鲁訔学术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所以《杜工部诗年谱》质量很高，是宋代一部非常好的杜甫年谱。

    《杜工部诗年谱》有以下特点：

    （一）写作目的明确。鲁訔作年谱就是有助于了解杜甫和阅读杜诗。“如陪公杖履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何患于难读耶？”(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原序》)

    （二）系事明白而较为详实。系杜甫生平事迹的有二十六年，杜甫人生的各个时期皆有事系，大致勾画了杜甫生平的轮廓。比鲁訔之前的人所作的年谱详细明了。如“十载辛卯公年四十：公奏《三大礼赋》。元稹《志》曰：赋奏，命宰相试文，授右卫率府胄曹。吏(按：疑作“史”)云：奏赋，帝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相试文，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公《官定后戏赠》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莫相疑行》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煊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史集皆以为十三载。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当。《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今岁。原叙云：《新书》作召试京兆府兵曹。《新书》乃今《旧书》也。今书作胄曹。《进西岳赋表》乃云：委学官试文章。皆不同。《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年谱》云：《上韦左相》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壮游》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公归自齐赵乃应诏，奏赋又数年间事也。”这是天宝十载的年谱全文。主要系杜甫献《三大礼赋》，皇帝命宰相试文章，释褐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所引材料详细，论证有力。对前人将献《三大礼赋》系为天宝十三载的错误进行了辨证。自创新说，符合史实。至今仍为作杜甫年谱者所沿用。

    （三）体例大致完备。年谱主要有以下内容：以帝王年号、甲子作为系事的时间；系当时重大事件、杜甫生平大事；主要诗系年；对于前人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议、辨证；对于前人的年谱或著述进行引证。其基本架构已与现代年谱无异，不过在执行体例时还不严格。如“十五载丙午：公年四十五(是年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禄山僭帝于东京。公在奉先，以舅氏崔十九翁为白水尉，故适白水。有《高斋三十韵》。六月辛未，贼入潼关，驾幸剑外。七月甲子，肃宗即位灵武，公渐北。《过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冯翊界)，月照白水山(属同州)。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七月，寓于鄜州，有《三川观涨》诗(鄜州属县)曰：我经华原来(长安北)，公羸服走灵武，贼得之，故《赠韦评事》诗曰：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公没贼中有《九日蓝田崔氏庄》以下十三首。”对前人所论或所载杜甫生平的错误多有辨证。前面的引文中已有一些例证。又如上元二年：“公放诞不乐吏检，虽郑公礼宽心契，尤每见意。史云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子！武亦暴猛，外若不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旧》史不载。以公诗考之，武来镇蜀，彝已交印入觐。公再依武，相欢恰无限意。史当失之。”驳严武杀杜甫之说，有理有据，甚是有力。对于有异说而难于判断的或尚未考清的事则系以某年，以提出疑点。如《年谱》：“十三载甲午公年四十三：《玄宗纪》秋八月甲子朔，文部侍郎韦见素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公贽见韦左相诗云‘龙飞四十春’，又曰‘愚蒙但隐沦’，则此诗似未献赋前。《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又云‘盖长安一匹夫耳。次岁回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送隶有司，参例选序，则此赋又在《三大礼赋》后。诗文以为十二载，未详’。《纪》二月丁丑杨国忠为司空，公《表》云：‘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文不可寝已。’则此赋当在未封西岳前，而《纪》封华岳在九载，又当考也。”这样的存疑在《年谱》中尚多。

    由于《杜工部诗年谱》质量高，在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内容为学者所运用，其体式为后世所仿效。虽有个别失实处，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提要》说：“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季卿编定，一循少陵平生事迹，可以见其诗法。近时滏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杜诗，其年谱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于赵子栋《谱》多矣。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评价非常公允。

    《杜工部诗年谱》作于宋代，所用资料有些现已亡佚，有些也与现在的版本有异，所以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天宝十载”下，“《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岁》曰‘四十明朝过’”。此诗题一般作《族弟位宅守岁》，没有写作时间、地点。而依《年谱》的诗题，则可将此诗系于天宝十载除夕长安作，对诗系年大有益处，而且使我们对此诗内容的理解更准确，更丰富。又如“至德二载”下保存着吕大防《杜甫年谱》的内容：“吕汲公考云，八月墨敕放还鄜州，有《北征》诗。《旧史》云，肃宗怒，贬甫为华州司功曹，非是。”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说不宜免大臣，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史皆言以张镐言帝解赦之。而鲁訔《杜工部诗年谱》言：“《实录》言御史韦陟言，当考。”唐《实录》纪实性很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年谱》引《实录》提出异说，颇值得研究。

    一〇赵次公

    一

    赵次公，字彦材，蜀人。生活在南北宋之间，孝宗隆兴时任隆州司法。

    赵次公是宋代学者，有苏轼注的著作。其杜甫研究著作为《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宋代最佳的杜甫研究著作。原书已佚，今有林继中所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辑录较为完善。

    二

    书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有“新定”和“先后”二语，考察注解内容，有时一首诗注有相近的内容同时出现，正是先解与后解并存书中的有力证明。我们认为，赵次公的著作当在北宋时出版，明抄本有“宣和元刻”的题识就是证据。后赵次公又修订补充，在南宋时出版，名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我们所以特地提及这个问题，是想说明，赵次公对杜甫的研究非常投入，非常执著，花费了一生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从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进行推断，赵次公所著《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当是百万字左右的皇皇巨著。(林继中《辑校》为九十万字，去掉林继中的文字约十万字，赵次公的文字约八十万字[包括杜甫原著]。)显然，赵次公原著文字比所辑的要多得多，因为有些已完全亡佚了，不可能辑入。从现辑佚文考察，原著亡佚甚多，赵次公原著在百万字以上。在杜甫学史上，百万字的巨著并不多见，在宋代更是凤毛麟角。更可贵的是，它的学术质量非常高。

    赵次公的研究正值杜甫学深入发展的初期，前辈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创新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赵次公在继承前人研究项目的同时，又大大地开拓了新的项目。他的著作有以下研究项目：（一）按时间分期对杜诗进行编排。如：“卷一开元间留东都所作”；“卷二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二）对能系年的诗进行考证系年。（三）对文本进行校勘，并作校语。（四）对难字注音。（五）说明一些诗的写作背景。（六）全文注释。用集注的形式。前人有好的注，则辑录前人的注。没有好注，则创立新注。①注名物，包括人名、地名。②注典章制度。③注典故。④注语典。⑤注其他一切该注的地方。(七)解。对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解说。(八)对于长诗分段，并说明段意。(九)论述一些诗的艺术。(一〇)论述一些诗的思想内容。(一一)辑录一些重要的评论和有关资料。(一二)批评一些错误的研究。(一三)有重要的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句法义例》，虽现存赵次公的文字已不可见，但赵次公本人在自己的注中多次提到。从赵次公注的文意分析，《句法义例》当是对杜诗句法的全面性的总结研究，是总结杜诗句法特点的成果。考察宋代的杜甫学史，我们认为赵次公的研究项目是最多的。大量宋代杜甫学著作已亡佚，我们这样说似乎不够稳妥。但通过对亡佚著作的分析，通过宋人对赵次公著作的评论，通过现存杜甫学著作的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进一步说，赵次公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具备后世杜甫研究完善项目的雏形，实际上已基本涵盖后世的杜甫研究项目，因而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从赵次公的注解看，他学识高明，精通古代典籍与文化，对杜诗烂熟于心，能融会贯通，且注解时非常审慎细心，故其注解总是妥帖、精细、笃实，具备有力的材料证明，分析深入透辟，较少穿凿附会。全书呈现博雅精微的学术风格。赵次公生在南北宋之交，在他之前只有几位出色的杜甫集的注家，他们为杜甫集注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杜甫集非常难注，他们也有很多未注之处，并留下一些错注。这就为赵次公的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时势造英雄，赵次公遂成为杜甫学史上注和解品位最高而发明尤多的学者。(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注与解，不包括评论，即不包括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在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赵次公尚不能称为最杰出的。)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虽以“解”命名，而最主要的内容却是注，最用力的也是注。不过，与一般注不同的是，它的注不是用通常注的格式，而是用解的格式。

    赵次公注人名、地名、典故，多进行考证，力求符合诗意，有助于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其三：“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注云：“东坡先生云：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因先生之言乃知此篇为萧至忠而言也。按本传，萧至忠在朝有夙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兰、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纠摘不法，而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参太平公主逆谋。主败，至忠遁入南山。数日，捕诛之。考其生平：景龙元年九月相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贬。是月复相，七月罢。明皇开元元年正月复相，七月诛。此漆之割、膏之煎、兰之摧、桂之折也。虽已诛矣，然明皇贤其为人，心爱之终不忘。后得源乾曜，亟用之。谓高力士曰：若知吾进源乾曜乎？吾以其貌似萧至忠。力士曰：彼不尝负陛下乎？帝曰：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此可推见，当杜公时，犹为人所怜也。旧注便差排作萧望之，非是。”(《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之四，以后均略书名。)摈弃旧说，定萧京兆为萧至忠，较符合杜诗本意。赵次公注释详明。《天育骠骑歌》注：“伊昔太仆张景顺，考牧攻驹阅清峻。”云：“太仆，官名。《唐·兵制》云：其官领以太仆。今公诗所谓‘太仆张景顺’，自是开元时太仆姓张名景顺者也。旧注便差排作张万岁字景顺，误学者矣。万岁为太仆，自是贞观时人。今按，张说作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序》云：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万匹。上顾谓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张景顺曰：吾马几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对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其颂曰：有霍公之掌政，择张氏之旧令。霍公，王毛仲也。张氏，景顺也。”(甲帙卷之五)引张说所作碑序，注杜诗“太仆张景顺”为开元太仆少卿张景顺，而非旧注所谓贞观张万岁，非常有力，可谓定论。赵次公注地名亦切合诗意。《曲江三章五句》题下注云：“此诗盖游曲江感事之作。按《剧谈录》：曲江本秦时隑州。隑即崎字，巨依切。唐开元中疏凿为胜景，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胜于中和、上巳节。今公高秋而往，草木变衰，触事感怀。一章叹齿发之迟暮，二章判富贵之无心，三章喜生计之可乐也。旧注引元和中曲江关宴事，去此自五十余年，在公死三十余年之后，与此事并无相干。”注曲江引《剧谈录》，内容简明周全，与诗意的解说完全融为一体，显出非凡的学识与注释功力。赵次公善解方言与俗语，所注都很好。《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注“断手”云：“断手字，晋魏以来之语。《齐民要术》言种小豆：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本朝《淳化法帖》中载唐高宗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诸作早晚得断手。凡营造了，当言断手者矣。”(丙帙卷之九)释“断手”清楚，引例证翔实。《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三：“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注“斫畬”云：“斫畬两字，是楚人语。楚人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畬刀。刘禹锡《畬田行》云：何处好畬田，团圆漫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蘗。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故公于《夔府咏怀》又有‘烧畬度地偏’，又有‘烧畬费火声’之句，畬音式车反。”(戊帙卷之八)所注明晰而细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知识功底。

    最精彩的是杜诗语典的注。首先是语典的注堪称详尽。不仅三字以上的语典尽可能做了注，就是两字(词)或一字(词)确为用前人之语(词)亦做了注。赵次公说：“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稍近其诗，乃知非特两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皆从万卷书中来。”(《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自序》，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由于对杜诗语典有理论上的认识，注语典的指导思想明确，所以该注的地方都注到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幽意忽不惬。”注云：“《世说》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思意甚不惬。摘而用之。”(甲帙卷之二)认为杜诗“幽意忽不惬”是摘自《世说》“初思意甚不惬”，甚是。《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风物长年悲。”注云：“‘长年悲’三字，出《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丁帙卷之七)言杜诗“长年悲”语典出自《淮南子》，甚确。《独酌》：“步屧深林晚。”注“步屧”云：“《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丙帙卷之三)注“步屧”的语典，对理解杜诗“步屧”有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欲起时被肘。”注“肘”云：“‘肘’字，使《史记》：魏威子肘韩康子于车上。旧注非是。”又：“月出遮我留。”注“遮”云：“‘月出遮我留’，使《汉祖纪》：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丙帙卷之五)虽“肘”、“遮”各一字，然《史记》皆为杜诗二字出处，却不容置疑，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语言来源和文化背景，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其次是用解的形式注语典，不仅注明了语典的出处，同时还说明杜甫在运用前人语言时的变化与创造。《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注云：“暗用《晋书》：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故丝管之声不若虫声之天真也。”(乙帙卷之七)赵次公注极好，使我们注意到杜诗不仅用《晋书》之语，更重要的是用《晋书》之意，用得极有变化，极为巧妙。《旅夜抒怀》：“月涌大江流。”注云：“‘大江流’三字，亦仲宣：‘大江流日夜。’而五字一句，东方璆尝与卢照邻分韵，有云‘汹涌大江流’。公换一‘月’字，点铁成金矣。”注出了杜诗的语典，同时指出杜诗用语的创新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艺术非常有益。可以说赵次公的注也超越一般的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观整个杜甫集的语典注，赵次公所注语典是最多的，也是面最广的，所注也是准确度最高的。其语典的注不仅超越前人，也使后世的注家仅能望其项背。

    对杜诗的内容进行解说，是赵次公著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解说一般是针对那些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诗进行。赵次公往往采取补充有关材料和细细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使读者获得透彻的理解。《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解云：“过，逾过也。公所以感慨，颇有深意。盖《记》曰：四十曰强而仕。公于天宝九载三十九载之冬，预献明年《三大礼赋》。表云：甫行四十载矣，沉埋盛时，则亦急于仕矣。故下云：飞腾暮景斜。而［揆］(末)句付之醉也。”(甲帙卷之二)用杜甫的人生经历来说明杜诗“四十明朝过”的深意，材料翔实，分析深入，解说很到位。《晦日寻崔戢李封》题下解云：“此篇初段盖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怀而终付之于酒以自遣也。当春有事乎田畴之际，而甲兵不休，忧国念君不能无慨乎中矣。”解说通过对诗意的归纳分析，揭示诗的主旨是忧国念君，有利于读者对全诗的理解。《夔府书怀四十韵》题下解云：“此篇谓之书怀，公铺叙其初赐官逢乱，至在夔州时仍以备乱之故。首尾所言，唯伤时忧国者耳。自昔罢河西尉，至战瓦落丹墀十四韵，先言肃宗时至代宗时皆有兵乱，是一段。自先帝严(灵)［虚］寝至答效莫支持十韵，专追言肃宗上升，付授今上代宗事，又是一段。自使者分王命至蜀使下何之八韵，言今日遣使，当在寡诛求、除盗贼之事，又是一段。自钓濑疏坟籍至凡百慎交绥八韵，言身在夔之事，又是一段。”(戊帙卷之七)解说诗的主题既精炼明白，又分段解说大意，更有助于对诗的内容做全面而详细的把握。总的说来，赵次公对杜诗非常熟悉，其解说大多准确、精彩，较少穿凿附会。无论是详细或是简明，都恰到好处。

    解中对杜诗时有评论。评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和关于艺术技巧的评论。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缚鸡行》：“鸡(蛊)［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评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盖鸡之所以得者，(蛊)［虫］之所以失。人之所以得者，鸡之所以失。而人之得失如鸡如(蛊)［虫］，又且相仍，何时而了乎？至于注目寒江倚山阁，则所思深矣。”(丁帙卷之七)对该诗所表现的世事隐含的哲理深表赞许。《壮游》题下评云：“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时之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戊集卷之十一)特地指出《壮游》所述杜甫生平的史料价值，极有见地。关于杜甫诗的艺术评论：《渼陂西南台》：“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评云：“此等句皆外枯而中腴。盖言知所归宿则世俗可忽，取适于己，则凡事无可得而并。夫世俗之事可胜言哉，此不尽之意也。”(甲帙卷之四)所谓外枯中腴，即诗句外表平淡，而内里含义丰盈。评论非常中肯。《徐步》：“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评云：“公此数篇诗皆道景为新句，前篇云：‘仰蜂粘花蕊，行蚁上枯梨。’今云：‘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真冠绝古今矣。”(丙帙卷之三)前篇题曰《独酌》，前篇之前篇曰《落日》。《落日》：“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评云：“芳菲之圃，缘岸而为，樵爨之舟，倚滩而泊。此于义本是缘岸芳菲圃，倚滩樵爨舟，而句法藏巧。”(丙帙卷之三)三诗皆在“此数篇”之内。评论杜诗的语言极富创新性，有独到的眼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评云：“剩水残山，杜公之新语。”“上句义言风折笋垂绿，下言雨肥梅绽红。句法以倒言为老健。”(甲帙卷之二)这些评论都说到杜诗的语言的创新和妙处。从这些评论看，赵次公对杜诗的语言有着非常深的研究。

    赵次公对杜诗的系年也特别下功夫。最有发明的是通过对诗题涉及的人物和诗的内容的考证，确定诗的写作时间。《严中丞枉驾见过》自注(今按，杜甫自注)：“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题下注云：“按《通鉴》于广德二年春癸卯载：剑南东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命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丙帙卷之五)通过考证严武为两川都节度的时间和杜甫诗的隐居内容，确定诗当为宝应元年作，比较合情合理。《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题下注云：“相公者，杜鸿渐也。句云‘送子清秋暮’，则诗作于九月也。何以知其为大历元年之九月，盖鸿渐以是年二月壬午授命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至明年夏四月，请入朝奏事，许之。既去，不复来蜀。则九月乃元年之九月甚明。”(丁帙卷之七)以杜鸿渐在蜀为官的时间来考证诗的写作时间，方法得体，结论精确，颇见功力。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评前人杜甫学的错误中，建立自己的学术见解。不破不立，学术正是在不断清除已有的错误中发展的。而赵次公的杜甫学发明甚多，故清除前人的错误也特别多。清除前人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条，无法准确统计，因为原著已佚。估计不下千条。其内容可以说涉及杜甫学的各个方面，重点是纠正注的错误，其余如阐释、评论、校勘、编年，是正也颇多。这里举一些纠正注的错误的例证。《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作歌挹盛事，推毂朝孤骞。”注云：“下句则公自负其诗所称美，可以推柏公而使之孤骞也。推毂之义，盖取《郑当时传》耳。当时推毂士及官属丞吏。注言荐举之人如车轮之运转也。旧注却引《冯唐传》：王者遣将，跪而推毂。又别一义，非也。”(己帙卷之三)杜诗旧注“推毂”为推车之义，虽释意本身并不错，但用来解释杜诗则不通，故是错误的。赵次公引《郑当时传》，释为荐举之意，则符合杜诗原意。《小寒食日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带鹖冠。”注“鹖冠”云：“鹖冠者，隐人之冠也。袁淑《真隐传》：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冯谖常师事之，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谖绝。旧注引汉虎贲武骑皆鹖冠，误矣。”(己帙卷之四)赵次公注鹖冠为隐人之冠，甚是。而旧注言鹖冠为武人之冠虽也是事实，但不符合杜诗之意，赵次公指出其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夜宿西阁晓呈二十一曹长》：“门鹊晨光起，樯乌宿处飞。”注云：“门鹊，则门之鹊也，如城鹊之类。义在‘起’字，则可见其为门前之鹊。古本《庄子》曰：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在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以晨光而起，义在‘起’字。杜田引谢玄晖诗：金波丽鹊，以鹊名门也，大为非是。盖鹊本殿名，其所从入之门因亦得名雀门也。谢玄晖之诗，其言月色之所丽，岂专指门邪？信使杜公用鹊专为门，乃是天子宫殿事，今夜宿夔州之西阁，岂可用天子宫殿事乎？樯而系之以乌，公屡使矣。此乌非真是屋上乌之乌也，特樯竿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耳。晋令车驾出入，相风在前。正是刻乌于竿上，名之曰相风。晋傅玄《相风赋》云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是已。船之樯竿，其上刻乌，乃相风之义。谢灵运《广陵殿送北使》诗云：亭嘶背枥马，樯转向风乌。于义尤明。故公有云：樯乌相背发。危樯逐夜乌。而今云樯乌宿处飞，杜(诗)［时］可不省，乃云樯挂帆木，而乌泊其上，假使真乌泊樯上，何至背发与夜相逐，而于宿处飞乎？况公诗又有曰：燕子逐樯乌，则真燕逐樯上之乌而飞也。次公以杜时可之误，费辞如此，详见《句法义例》。”(丁帙卷之七)在自己对杜诗进行正确的注释后，又用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厘清前人的错误，而对前人错误的批驳，又是对自己正确注释的进一步的阐释和支持。从赵次公对前人错误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杜诗诗意的领悟和把握之精准超越一般的杜甫学者，他的学识和注释之精准也超越一般学者。他在深入研究杜甫的同时，对杜甫学特别是杜诗的注释也有全面的研究。

    金无足赤，赵次公的著作也有缺陷。首先是注释有错误。如注“锦官城”云：“蜀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多呼锦官城也。”(《春夜喜雨》，丙帙卷之一)显系错误。虽然可能是沿袭前人错误，作为蜀人，也不应该。其次是很多后世的常用语和口语，也注出处，完全没有必要。如“白发”“雨打”“相与”一类，加注反而降低了注的品位。不过，这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

    在宋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是一部影响非常大的著作，宋代凡是集注性的杜甫学著作，都集有赵次公的注。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更将其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即是在宋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著作部帙浩繁而有残缺，学者研读相对较少，其影响不如在宋代巨大。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代就好评如潮。刘克庄云：“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史》，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将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与宋以前几位最负盛名的注家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推重。刘克庄对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评价虽然极高，但基本符合实际，而非溢美之词。通观整个杜甫学发展的历史，杜诗的注家可谓多矣，而就注释(不包括对杜诗的评论)品位与质量而言，尚无出其右者。林希逸说赵次公注“用工极深”，是“误者正之，遗者称之，且原其事因，明其旨趣，与夫表出其新意”(《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学记》)，完全符合实际。综合品评，赵次公是杜诗注释方面成就最大的学者。有关赵次公的批评，留下来的似乎不多，故钱谦益的贬斥就特别引人注目。其酷评的影响甚至超过宋人的褒扬，我们不厌其烦，将他对宋人的总评引在这里：“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蹖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指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例略》)钱谦益这段话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大多作为正确的评论。而在我们看来，他对宋代注释的全盘否定，是出于抬高他自己注释的目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短”、“杂”、“愚”是概括不了宋人的杜诗注释的。从《例略》的行文看，他没有读过赵次公的杜甫学专著，只读过诸本所辑赵次公的注释，就以此来评论赵次公的注，近乎瞎子摸象，痴人说梦。沈增植说：“(钱谦益)语若曾见次公书者，然检《绛云楼书目》无之，而逸诗附录且沿旧本之误，书赵次公为赵次翁，则受之固未见也。次公此注，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纠驳，次公受枉多矣。”(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明抄本［残卷］后记)沈增植对钱谦益的反批评是非常有力的。我们之所以用这样巨大的篇幅来批评钱谦益的谬论，目的是还赵次公一个公道，提醒学者重视《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以后流传不广，其杜甫学的精华并没有被明清学者广泛知悉和吸收，并没有反映在明清的杜甫学中。我们当今的学者应该充分吸收赵次公的研究心得，使杜诗的注释和研究更深入，更精微。这对于推动杜甫学的新发展，是很有益的。

    一一郭知达

    一

    郭知达，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生活在宋孝宗时代，为富顺知监。《明一统志》载：“郭知达知富顺监，富顺旧以盐移赡遂宁生徒，岁为镪八十万缗。知达以公养不丰，请于漕台，俾归之监学，自是岁获二十三万五千。”(卷六九《叙州府·名宦》)可见他是一位敢于建言的正直的官吏。他可能在州郡做过官，大约为蜀地郡守。他在《杜工部诗集注序》中说“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即可证明。郭知达著有《杜工部诗集注》。宋代州郡刻书风气甚盛，《杜工部诗集注》可能就是他任郡守时策划集注并雕印行世的。

    二

    郭知达在谋划和作《杜工部诗集注》集注之时，杜诗注家论家已多，时号千家注杜。郭知达集注的本意，是要从众多的注家论家中精选九家，集注成书，其余诸家皆不取。所选注家论家为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郭知达序说：“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犄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有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浩叹。因缉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黄先生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如假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序文明确宣布只集九家注，特别强调删削如标榜为苏东坡注的《杜诗故事》(宋人亦作《东坡故实》)一类伪注。由于是作者序宣称的集九家注和无伪注，故历来目录学家和读者都认为《杜工部诗集注》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云：“《杜工部诗集注》，三六卷，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而《四库全书》所用《杜工部诗集注》的版本径名为《九家集注杜诗》，所作提要多引郭知达序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认为郭知达所集为九家注和无伪东坡《杜诗故事》。

    然而，在我们仔细检阅了《杜工部诗集注》后，发现九家集注所集并非九家，而是远远超过九家。除郭知达所标明的九家外，尚有八家。其中明确标名的有六家：苏轼、王深父、蔡元度、吕本中、范元实(一作宝，当误)、胡仔(标《苕溪渔隐丛话》)。未标明而可考出的有两家：王彦辅、鲁訔。伪东坡《杜诗故事》也颇有删削未尽，赫然在集注中者。

    由于宋本无缘得见，以上的钩稽只能依据四库全书本《九家集注杜诗》。其实，四库本卷二五、卷二六尚有五位未辑录的注家，即王禹偁、王十朋、修可、黄鹤、蔡梦弼。但这两卷可能散佚过，现存者殆为后人重新集注，故本文存而不论。另外，本文论述《杜工部诗集注》九位注家外尚有八位注家时，也不用卷二五、卷二六的材料，以免引起读者的误会。

    先将九家注之外的八位注家所注，各引一两条材料：

    苏轼：《自平》(《九家集注杜诗》，［四库全书本］卷一一，以后略去名书和版本)：“东坡诗话：‘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妄者以唐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诗盖云‘自平中官吕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轻改文字，鲜不为笑。”《除草》(卷二三)：“苏东坡云：草：蜀中谓之毛，毛芒可畏，触之如蜂虿。治风疹，以此点之，一身失去。背紫者入药。，山韭。”

    王深父：《兵车行》(卷一)：“王深父云：此诗盖托于汉以刺玄宗。”《石壕吏》(卷三)：“王深父云：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急其老弱，虽秦为闾左之戍，不甚也。呜呼，其时急矣哉！”

    蔡元度：《饮中八仙歌》(卷二)：“蔡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异，亦周诗分章之意也。”

    吕本中：《陪郑公晚秋北池临眺》(卷一六)：“本中曰：‘何补参军乏’，一作：‘参军事’。”

    范元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范元实(原作宝，当误)《诗眼》曰：必言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为传诵其诗也。”《登岳阳楼》(卷三五)：“范元实《诗眼》云：《望岳》诗云：‘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道之，终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孟浩然《岳阳楼》诗诗(衍一诗字)‘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楼’，然气蒸者云梦泽而已。杜云‘吴楚东南坼’，则《子虚赋》所谓‘吞云梦者八九而不芥蒂也’。且学者指为佳句者，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已，殊不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两句尤是含蓄有意之对。邵溥泽民侍郎云：晁以道以此为俯仰格，次公采其说，盖若桔槔之势相引也。其义以既在洞庭之际，亲朋相去之远，虽无一字见及，然于老病中，尚赖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知也。”

    胡仔：《羌村三首》(卷三)：“《渔隐丛话》载：《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相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当作‘更’，若使侧声字读，则失其意甚矣。”《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苕溪渔隐曰：待(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用时变如兵之出体(体宇当衍)奇，变化无穷。杜公此篇，即七言律诗之变体也。韦苏州诗：‘南望青山满禁围，晓陪鸳鸯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如《上严公寄题锦江亭》诗‘漫向江头把钓竿’，亦是变体。唐人如此甚多，学者不可不知。”

    王彦辅：郭知达集注本：《义鹘》(卷三)题下注：“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黄鹤补注本：《义鹘》题下注：“彦辅曰：感鸟兽犹见义而动也。”又，郭知达集注本《溪》(卷二三)题下注：“《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菰，其在溪中无毒气。”黄鹤补注本：“补注：彦辅曰：《临海异物志》：溪，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当作孤，即菰)，其在溪中无毒气。”将两种本子中两篇对应的诗注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是相同的。郭知达集注本两篇所集的注皆为王彦辅所注，不过未载王彦辅之名。而《溪》将《临海异物志》简称为《异物志》。

    鲁訔：郭知达集注本：《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龙门在西京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耳。”黄鹤补注本：《游龙门奉先寺》题下注：“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塞阙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将两种本子加以对比，可以看出注文大致一样，可知郭知达集注本所集为鲁訔注，只是未标其名。

    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可以看出，宋人所谓注家，就是其人有著述材料采入集注中，并非其人一定有杜诗注释之作。故有宋一代注杜者数十人，而号千家注杜。用此注家标准来衡量，我们完全可以说，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实际有注家20人左右。从现存材料看，王彦辅、王深父、吕本中、鲁訔四家皆有杜诗注释之作。而苏轼、胡仔、范元实皆有不少杜诗之论，蔡元度留下的材料少，八人皆足称杜诗注家。

    事实说明，九家注之外，确实尚有至少八位注家的注存在。由于《杜工部诗集注》很多地方未标原注者姓名，准确统计具体的注家非常难，估计应在20家以上。当然，郭知达序中所说的九家仍是最主要的注家。

    标名为“东坡”的伪东坡注，集中也有多条，今亦举两条：

    《后出塞》其五(卷五)：“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八阵图》(卷三一)：“东坡先生云：仆尝梦见人云是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为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犹(衍一犹字)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其书生习气也。”

    我们认定这两条为伪东坡注，根据有三。（一）两条注皆不见于苏轼全集中。（二）所注见识低下，立意与杜诗的本旨不合。杜甫《后出塞》并非如注所言，是咏安禄山的叛将脱身归国之事。而苏轼并不一定认为“晋之所以能取吴者，以蜀有呑吴之意”。注所表现的是庸人的眼光和胸次，并非苏轼的见解。（三）文辞拙劣。“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谁“可恨”？为什么要出其将“姓名”？完全莫名其妙。“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列其意者，此书生习气耳。”有点令人不知所云。而杜甫死距苏轼在世，仅三百年多一点，谈不上四百年，有明显的破绽。全文皆小说家口吻，故可肯定为伪东坡注。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实际注家与郭知达所说的注家不符的矛盾？为什么序说删削尽伪注而实际未删尽呢？这自然引起我们对《杜工部诗集注》成书过程的探索。

    《杜工部诗集注》署名为郭知达集注，其实他只是策划与组织者，而并非具体的集注者。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从序可以看出：（一）郭知达是集注的组织者与主编，没有具体参加集注；（二）集注是几个人共同完成的，成员殆即郭达达任职之郡的士人(包括郡的官吏)。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过程。它不是像一般的集注那样，先搜集各注家的注释材料，然后汇集材料，剪裁、组织加工而形成集注，而极有可能是利用含有九家注的多家集注本(近似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删削、增补而成。说得详细一点，就是选一个含有九家注(含有其中一部分)的多家集注本作底本，把九家注保留下来，而将其余的删去。九位注家的注不全，再搜集材料，重新增删，组织安排，撰成集注。

    知道了《杜工部诗集注》的成书情况，也就找到了九家注为什么会实际是20家左右的注的答案。因为底本原本是多家注，在删削非九家注时，难免删削未尽。更有甚者，集注者是多人，各有所好，有意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加之有的注没有标明注家，无法判别是否为九家注，也将一些非九家注保存下来。至于伪东坡注存留，主要是伪东坡注很容易迷惑人，不仔细辨别，往往误以为真。总之，九家注之外的十家左右的注和伪东坡注保留在《杜工部诗集注》中，是集注者对有多家集注的底本有意或无意删削未尽造成的。如果《杜工部诗集注》是按体例自行逐一搜集九家注的材料而整理、剪裁、撰集成书，是不会含有20家左右注和伪东坡《杜诗故事》的。从规范的角度说，利用多家集注而又删削未尽，破坏了《杜工部诗集注》自定的九家注体例，但从质量上看，保留非九家注，弥补了九家注的不足，更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注释成果，提高了《杜工部诗集注》的质量。

    三

    作为一个集注本，《杜工部诗集注》最大的学术特色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集注上。可以说，就注释的完全与准确而言，《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最好的。

    首先，集注者富有卓见，精选注家。郭知达时代，杜诗注家已非常多。郭知达精选其中有创见的、注释较好的九家，既能集中宋代研究(注)杜甫的主要优秀成果，又防止集入平庸粗滥的注。这是保证集注质量高的根本。

    其次，特重赵次公注。赵次公是比郭知达略早的注家，他的注代表了郭知达那个时期新近的杜诗注释水平。宋人很推崇赵次公注。刘克庄《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说：“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氏》、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郭知达本特重赵次公注，汇集了杜诗注释的新成果，富有时代气息。郭知达本所集赵次公注的分量，估计约占整个集注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比例甚大。《登岳阳楼》除题下注集《诗眼》外，其余所注皆集赵次公注。《送李煜卿》一首，所集更全是赵次公注，没有一条他人所注。大量集注水平高的赵次公注，可以将集注的质量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第三，注释比较准确，简明扼要。集注水平的高低与集注者的学识成正比。《杜工部诗集注》充分以众注(主要是九家注)为材料，根据注释的需要，精心裁剪，组织成精当的注本，真正集众家注之长，而避单家注之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将郭知达集注本与黄鹤本的《哀王孙》题下注加以比较。郭知达本注：“天宝十五载，明皇西狩，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诗此时作。《史记》：漂母饭韩信，信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王孙，如言公子。”黄鹤本注：“彦辅曰：韩信至城下钓，漂母哀之，饭信，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无补注。郭知达本注了三方面的内容：写作的时代背景；“哀王孙”的语典；王孙的语意。而黄鹤本只注了“哀王孙”的语典。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黄鹤本失之太简略，没有达到当注则注的要求。郭知达本则是该注的都注了，注得准确简洁。当然，这是黄鹤本与郭知达本注释局部比较，并非郭知达本的所有集注都优于黄鹤本。

    第四，有集注者之注，纠正纰缪，救补阙失。集注也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这集中体现在集注者的自注上。郭知达集注本的自注并不太多，但集注者之注往往高于所集注的注。从体例看，集注者自己的注一般用“新添”二字标出。《江畔寻花绝句》(卷二三)“诗酒尚堪驱使在”，没有现成的注可集，集注者新添：“王羲之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以王羲之之语注“驱使”二句的语典，甚确，对深入理解原诗有益。《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牙堂赀》(卷二一)“昔来寻一老，破愁是今朝”下集注：“杜补遗：汉初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曜即应劭八代祖也。又管宁书曰：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赵云：一老，公自谓也。祖出《右》(应为左，指《左传》)：鲁哀公诛，孔子曰：天下不愸，遗一老。松(应为“杜”)所引是，又谓无祖也。”集注者认为杜田和赵次公次所注虽是，但并非“一老”的最早出处，故自己“新添”：“以今考之，《诗·十月之交》曰：‘不愸遗一老，俾守我王。’赵岂不见乎？”集注者所注《诗·十月之交》确实是“一老”的最早出处，比杜田、赵次公高明。这些集注者之注，提升了集注的质量，为集注生色不少。它表明，集注者不仅眼界很高，擅长集他人之注，而且学识渊博，自己注释也堪称行家里手。

    当然，《杜工部诗集注》的注释也有缺陷。突出的有两点：（一）很大一部分集注没有标明原注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的集注的底本原就没有全标集注者。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对集注来说都是大缺陷。它不利于读者了解原注的注者，不利于阅读注文，降低了《杜工部诗集注》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二）有的注文不正确，有的集注抉择注文不精，有的集注注文失之冗长。如《不见》“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下集：“杜《补》：范传正李白新新(衍一新字)暮(墓)碑云：白厥先避仇，后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读诗(书)于大匡山，有读诗(书)台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庐山。”注匡山甚确，而前尚集有：“白始隐岷山，后客任居徂徕山山(衍一山字)，而不载匡山。”这条注释水平低下，本不该取，集于此，画蛇添足，降低了集注的水平。《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卷一三)题下集注：“赵云：此篇极难解，姑以意逆之。似是公泊船处，一美士文采风流，有司马相如挑卓文君之作，公见其人，又见有搜求其人而去者，佳士岂薛文子弟亲戚乎？故及丈人安坐之语，且言国家轻刑以宽之，又言此士俊乂以勉之。尝观《太平广记》载严武一事云：武少时任侠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艳，武窥见乃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觉，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亦以上闻，有诏遣万年县官捕捉。乘递驿行数日随路，已得其迹。武自巩县方雇船下，闻制使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使至，搜武之船，无踪乃已。公诗意有类于此，当俟博闻。”所集赵注既言此篇难注，又引小说家言，不足征信，不仅于理解该篇主旨无补，反而添乱，治丝益棼。集注理应对赵注进行删削。不过这样的例证并不太多，可谓瑕不掩瑜。

    除集注方面的价值外，《杜工部诗集注》在版本的选择及校刊方面也多有可取之处。郭知达非常重视版本，集注序说要辑“善本”，故集注本基本符合善本的条件。《杜工部诗集注》为三十六卷，底本与黄鹤补注本属同一系统。作为版本，郭知达本优点有四：（一）搜罗杜诗比较完备。杜甫集子经五代而散佚，至宋代编杜甫诗集，有一个逐渐辑佚的过程。郭知达本反映了北宋至南宋初杜诗辑佚的新成果。凡当时新搜集的杜诗，都用“新添”二字标注题下(所谓“新添”，当不是郭知达新添，而是底本的“新添”)。如《腊日》(卷一九)、《投简梓州幕府简韦十郎官》(《卷二四》)皆标“新添”。（二）杜诗文字比较好，错误比较少。（三）辑有杜甫友人的唱和诗。其中有的也是“新添”辑佚的。（四）杜诗中有杜甫自己的注文，有的用“公自注”标明。杜甫的自注和杜甫友人的唱和诗是重要的资料，对研究杜甫和杜诗皆有用处。与宋代其他版本相比，郭知达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值得重视。

    在校刊方面，郭知达本也做得比较好。郭知达在集注序中说“精其仇校，正其讹舛”，大致符合实际。在校勘中，尽量罗列异文。如《龙门阁》：“高”校：“一作白。”“(危途)中萦盘”校：“一云萦盘道。”“吹过雨”校：“一云过飞雨。”在集注时，也集录注中有关校勘之语。《春夜》(卷二二)“风色萧萧暮”下集：“赵云：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则错字眼矣。又一本作‘萧萧风色暮’却无义矣。师民瞻本作‘风色萧萧暮’，是。”其校勘材料丰富，有的还有断语，便于读者研读。

    总的说来，《杜工部诗集注》是宋代一个质量很高的注本。在南宋时代即很受重视。淳熙八年，该本刻印后，宝庆元年曾噩又刻于广州漕司。陈振孙对其非常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该书进行了很高的评价。其文云：“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九家之注，颇为简要。”“知其别裁有法矣。”隐然以其为宋代注杜善本许之，评价高而允当。郭知达集注与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各有千秋，而总的价值大致相当。黄希黄鹤补注本有诗系年，为郭知达本所不及，而就注释的精要而论，郭知达集注本似乎要略胜黄希、黄鹤补注本一筹。

    一二黄希、黄鹤

    一

    黄希，字梦得，宜黄(今江西宜黄)人。(《万姓统谱》谓临川人，亦谓其为宜黄人。因为临川即古抚州，宜黄隶抚州，即临川。)孝宗乾道二年进士(《万姓统谱》谓乾道三年进士)。官终永兴令。事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

    黄鹤为黄希之子，字叔似，著《北窗寓言集》。

    黄希学识渊博，善作诗，酷好杜甫诗，对《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进行补注，没有注完就去世了。黄鹤继承父业，继续补注，并对诗进行系年，是宋代杜诗注释的一部力作。书在当时就受到赞许。杨万里说：“梦得之学，奄有古今。晚年作诗，慕少陵句法，有《补注杜诗》，搜剔微隐，皆前人所未发。未成而卒，子鹤续成之。重定年谱，名曰《黄氏补注杜诗》。”(《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载)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是与赵次公和蔡梦弼注杜诗比肩的名作。黄氏父子《补注杜诗》确实是宋代学术价值较高的杜诗注本。

    二

    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为三十六卷本，与郭知达本属同一系统，但又有所不同。比如郭知达本中很多诗有题下注，黄氏补注本则少有。又如有些新添诗又各不同。如《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卷二六《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和《登高》两首诗题下均标“新添”二字，而郭知达本则未标二字。

    该书版本作过认真校勘。如《望岳》(《补注杜诗》卷一九，以后略去书名)“崚嶒”下校：“一云棱危。”“立”下校：“一作列。”“归路”下校：“一作回。”《示侄佐》(卷二〇)下校：“补注：鹤曰：一本题下注云：佐草堂有东阿(按：当为“柯”)谷。”足见黄鹤又做过一些补校。在注文中亦有校语。如《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愁日随愁一线长”下注：“洙曰：一云‘日日愁随一线长。’”正文和校语之文皆可通，读者可自行抉择。

    通过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可以了解宋代杜诗版本的一些情况。

    《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作为一个注释本，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注释材料。其号称千家，实则有151家。虽名不符实，但数量亦不小。很多注家的注赖此书得以保存片鳞只爪，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注，这样大量集注，难免精粗并存，芜杂不当。如还有伪造的苏轼的注《东坡故事》也在其中，就是显著例证。作为一个集注本，应该说有严重的缺陷。然而辩证地看，保留这么多宋人的注，包括伪东坡注《杜诗故事》，对于研究宋人的杜诗注释，实在有着其他注本无法相比的史料价值。

    黄希黄鹤的补注对原有的集注匡正讹误，补救遗失，发明较多。由于集注并非黄氏父子所作，大约是刻书家请人完成，所集水平不高，留下很多补注的天地。而黄氏父子又比较博学，勤于用功，故发明甚多。其补注在地名、职官、时代背景等方面更突出。《上牛头寺》(卷二四)下集注：“牛头山，在梓州，《九州记》云：葛仙翁尝游于此，衮衮上牛头。”所注虽是，但不详细，下补注：“希曰：《寰宇记》云，牛头山在梓州郪县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头，四面孤绝，下有长乐寺，楼阁烟花，为一方胜概。”补注简洁明了，甚好。《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五原空壁垒”，下集注：“洙曰：五丈原，地名，近长安，时贼退败，故壁垒空。赵曰：长安县之外有毕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阳原、细柳原、正德原，谓之五原也。旧注谓五丈原非是。”赵次公认为王洙所注不对，是有道理的，但他本人的注也不合适。补注：“鹤曰：五原属盐州，侨治灵州。贞观元年州省，县隶灵州，二年复置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谓肃宗即位于灵武，今次凤翔，渐可还京，所以五原空存壁垒。若如赵注，长安有六原矣。”五原应为郡名，所注甚确，驳斥赵注非常有力。《送高司直寻封阆州》题下补注：“鹤曰：司直，大理寺官。后魏永安三年，高穆奏置司直十人，覆理御史检核事。唐制六人，寺有疑谳则参议之。”对司直一职所属体系、设置缘起、唐代职责，所注非常简明。《送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新亭有高会，行子得良时”下补注：“希曰：《汉书·项羽传》：饮酒有高会。‘行子得良时’，亦《楚辞》‘曰吉兮良辰，又历吉时兮吾将行’之义。”补注语典甚好。黄希黄鹤所补注，佳处甚多。但也有不少瑕疵。如《羌村三首》(卷三)“峥嵘赤云西”下补注：“云一作城。孔灵符《会稽记》曰：赤诚，山名，色皆赤状，如云霞，今借用也。”以“云”作“城”，句不可通，误。而又以赤城为词条，以《会稽记》为注，其误更甚。《游龙门奉先寺》(卷一)题下注：“开元二十四年作。鲁訔曰：龙门在京西河南县。地志曰：阙塞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所注已经清楚，而作补注云：“鹤曰：《唐志》，河南自龙门山，东抵天津有伊水，然《后汉·志》《唐志》俱云冯翊有龙门山。按，冯翊与河中府为邻，而河中有龙门县，又有龙门山。《志》云即导河至龙门之地。《土记》云，梁山北有龙门，并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龙门关、龙门仓。《薛仁贵传》云：绛州龙门人。则绛州亦有龙门。公自秦赴同谷道经龙门镇，则秦成间又有龙门。尝考绛至河中不满三百里，冯翊至河中不满百里，两地相接。又《地理志》，河南即春秋时属魏地。后魏兼置雍州，乃属秦州，宜此山之跨数郡。是诗乃公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黄鹤补注除系年可采外，所注天下龙门之地，皆与杜诗的内容无关，纯系附赘悬疣，毫无可取。这类缺陷，说明黄氏父子注释之学尚不精湛。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对杜诗有认真的系年。首先，黄鹤系年，有切实严密的考证。他善于把杜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善于从杜诗中详细寻求内证，善于从杜甫的社会关系中寻求证据，系年方法正确。其次，利用前人如鲁訔、梁权道等人的系年结果，认真鉴别，反复推敲，故多有发明，系年多正确。他的系年不仅具体将诗系在具体的年月上，而且说明具体系年的依据，可供读者深入研究。《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至德二年作。补注：鹤曰：诗云：燃脐郿坞败，指安禄山死，则是此诗在至德二载作。盖禄山以是年正月为安庆绪所弑，公是时陷贼中，而郑驸马池台在河南新安县，不闻公陷贼时至东都，岂张敦儒拘诸官于东都时，公以陷贼亦暂居东都，故得与郑虔相遇而同饮？诗所以有‘握节汉臣回’之句，期禄山死后，皆可以全身而归也。梁权道编在乾元元年，然至德二载已定从伪者之罪，虔在其中，贬台州司户，公在谏省，不应乾元元年尚与之同饮为留连之舞。”又与诗云“‘握节汉臣回’不叶。再味‘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之句，是公未为拾遗前作无疑”。系年大致正确，考证精详，令人不能不信。他的有些诗的系年和考证还可以订正史书所载之误。《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补注：“鹤曰：《新》《旧》史皆以适由太子少詹事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而考公前后诗，则有不然者。以适如史云先刺蜀而移彭，则何为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此诗题云《寄高彭州》，又有‘彭州剑门外’之句，而适《赠杜拾遗》诗云‘传道招提客’，又具官云‘蜀州刺史高适’，又有《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诗，而适云：‘人日题诗寄草堂。’盖‘招提客’指公上元元年方到成都时居浣花寺，而是年人日未有草堂。当是二年寄之。以此三诗论，则是先刺彭而后移蜀。然公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诗又云‘百年已过半’，则上元二年后五十一岁所作也，何为适又却在彭？是可疑者。尝考二史，适以至德二载二月永王败后为李辅国数短于上前，左授少詹事，则下除当在是年之夏，而公有《寄高詹事》诗云‘安稳高詹事，干戈久索居’，谓其索居之久，则诗是乾元二年作，是时未出为刺史也。史又云乾元二年贬李岘为蜀州刺史，而此诗亦是年秋作，既题云‘寄高彭州’，又中不言刺蜀，第云‘诸侯非弃掷’，则是初得刺彭无疑。柳芳《历》亦云适乾元初刺彭州，盖史误其先后耳，当以诗为是。其《寄高彭州》一绝云‘秋至转饥寒’与此诗云‘今我独凄凉’意亦同，又俱是秋作，殆与此诗作时相去不远，正不必以‘百年过半’为上元二年后疑之。凡近五十皆可谓百年过半也，如乾元元年作《立秋后题诗》，是时公年方四十七，亦云‘惆怅年半百’。”不仅对杜诗系年作了正确的系年和说明，而且对高适任彭州、蜀州刺史的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进行了严密的论证，纠正了史书之失。这说明黄鹤的杜诗系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黄鹤还作了鲁訔杜甫年谱辩证，对其错误有所是正，但也有鲁訔本来是正确的，而黄鹤进行了辩驳。如杜甫的生年，鲁訔系年是正确的，黄鹤系年错误，其辨析自然也是错误的。

    三

    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为它是宋人的著述，而当时用作著述的很多书籍，现在都已亡佚，赖是书得以保存。其主要价值有：（一）关于宋代版本的丰富的材料。（二）关于宋人的杜诗注释材料。这两点在前面已有详细论述。（三）关于唐代社会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杜诗写作的背景材料。（四）有关杜甫的研究材料和杜诗的研究材料。如谓杜甫到成都先寄居草堂寺，再建草堂。（五）保存大量已亡佚的文献资料的内容片段。如唐实录(即玄宗实录)有关玄宗的内容。《骢马行》(卷二)“初得花骢大宛种”下注：“希曰：……《洛中记异》：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其六曰桃花叱。”《石笋记》(卷七)题下注：“彦辅曰：《成都记》：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者，亦有细孔可以贯丝。”《成都记》和《洛中记异》则是已亡佚的典籍，注中所引，虽是只言片语，但也很宝贵。

    总之，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著作，对后世的杜诗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仇兆鳌《杜诗详注》从其中吸收了大量营养。今天研究杜甫和杜诗，也不可不读这本书。

    一三蔡梦弼

    一

    蔡梦弼，建安(今福建建瓯一带)人，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

    二

    《杜工部草堂诗笺》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宏观体例上的创造。

    《杜工部草堂诗笺》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名儒嘉话》，其内容为所辑宋代学者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二百余条”。蔡梦弼生于南宋中后期，所辑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又比较全面，可以说宋代有关杜甫和杜诗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基本上都辑在书中了。主要内容为：论述杜甫的伟大人格，论述杜甫诗与时代的关系、杜诗对社会和人民的表现，论述杜诗的主要内容，论述杜诗的艺术特色，论述杜诗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杜诗在诗歌上的地位与发展，论述杜诗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试举两则佳话：“《遁斋闲览》曰：杜子美之诗，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奔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思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扪虱新话》：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杜诗有高妙语，如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可谓深入理窟。晋宋以来，诗人无此句也。‘心地初’乃《庄子》所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义也。”

    在一些诗的篇题之下，还集有宋代学者有关杜诗具体诗篇的评论。《北征》笺释：“苏轼曰：《北征》诗识君臣之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黄庭坚曰：此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也。”所引评论简略，但非常精辟，对于读者阅读理解，可起导航的作用。

    蔡梦弼辑录这些佳话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从宏观上把握杜甫其人和杜甫其诗，也就是要人们以这些佳话为纲，来阅读和研究杜诗。

    第二部分为《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实际上就是杜甫年谱。也就是对杜甫一生的主要事迹系年。希望读者通过年谱，对杜甫一生的主要经历(或活动)有一个基本了解。文学来自生活，了解了杜甫的经历，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认识他作品的内容与艺术。《杜工部草堂年谱》分上下两部分：上为赵子栎所作杜甫年谱；下为鲁訔所作杜甫年谱。赵子栎所作年谱是现存第二早的杜甫年谱，较为简略，错误也较多。鲁訔所作杜甫年谱应该说是宋代最好的年谱，有关杜甫的大事，能系年的，基本上都系在谱中了。蔡梦弼把两个年谱都收入集中，则充分考虑了两个年谱的代表性，让读者互相参考，自己抉择，对杜甫生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部分为《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即利用鲁訔的编年成果，将诗按年代先后编排，故署“鲁訔编次”，并用集注形式加以笺注。其编排情况如下：卷一：“开元留东都所作。”卷二至卷八：“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卷九：“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卷一〇：“至德二载夏至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后所作。”卷一一：“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卷一二：“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谏省作。”卷一三至卷一四：“乾元元年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末以事之东都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卷一五至卷一六：“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后所作。”卷一七：“乾元二年至秦州如(入)同谷十二月一日纪行所作。”卷一八：“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卷一九：“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卷二〇：“广德元年至梓暂往阆。”卷二一：“广德二年至梓再往阆中。”卷二二：“春再至成都所作。”卷二三：“再至成都所作。”卷二四(原卷二四误作二五，卷二五误作二四)：“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卷二五：“永泰元年在云安所作。”卷二六至卷二七：“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卷二八：“大历元年自赤甲迁瀼西所作。”卷二九至卷三〇：“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卷三一至卷三五：“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卷三六：“大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阳所作。”卷三七(原误为卷三八)：“大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卷三八(原误为卷三七)：“大历四年在潭州所作。”卷三九：“至衡州所作。”卷四〇：“逸诗拾遗。”从大致系年编次看，基本是正确的。这种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有助于知人论世，在杜甫研究史上是一种创造。缺点是不够完善，有些诗本可编入而未编入，使人感到遗憾，也不利于阅读了解杜甫的全部诗作。

    第四部分为《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十卷，外集一卷。以黄希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为依据，搜集鲁訔编次之外的杜诗。即将鲁訔编次之外的杜诗依据鲁訔系年加以编次，“酬唱附录”。同时，利用千家注和黄希黄鹤补注。其前有记云：“杜工部之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所谓圣于诗者也。蔡梦弼尝集工部诗而笺注之，取信海内已久。然期间犹有遗逸，观者不无沧海遗珠之憾。今得黄氏父子集千家注诗史补遗，计十一卷，意梓以传，非但有以备前编之遗阙，亦所以集诗史之大成欤？”这部分是在前一部分编年编次完成印行后很久才完成的，主要是利用黄希黄鹤补注的成果，略有增补。

    从以上所谈的宏观体例可以看出，《杜工部草堂诗笺》是一部内容和体例上均有创造的著作(尽管很大部分是利用他人的成果)。

    《杜工部草堂诗笺》的主要成果为笺注，其注法多少带有集注的性质。他的注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在前人已有现存的见解时，则先用前人的，而很多时候也将他人的见解运用到自己的叙述和论述中，不列他人之名，所以他的注不像一般集注那样以集他人的注为主。因而他的注虽有自己大量的创造性的见解，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总结性地吸收了那个时代杜甫研究的成果。

    《杜工部草堂诗笺》主要有以下特色：

    对可以系年的诗进行系年。《北征》(《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一，以下略去书名)：“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鲍钦止曰：至德二载，公自贼中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时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艰窭，孺弱至饥死者。有墨制许自省视。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作是诗。”诗系年准确，系年证据有力。《卜居》(卷一八)：“乾元二年，岁在己亥，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岁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剑南节度使右揆冀国公裴冕为卜成都西郊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诗所谓主人，谓裴冀公，或以主人为严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锦官城西，万里桥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题江外草堂》云‘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是也。”系年清楚，笺注就是一篇系年考证，其中尚有辩证，显出学术功力与价值。

    非常注重对诗进行笺释，特别注意在题下注释诗的写作背景，发明诗的主旨。有些诗结合诗写作的地点﹑人物﹑时间加以注释，恰似一篇完整的解题。如《石壕吏》：“壕音毫，城壕也，属邠州宜禄县，即汉鹑觚县地，北狄曾侵太王及此，故筑城壕以御之，因名石壕。卞圜云：地志：石壕，陕东戍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崤也。王深父云：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役其老弱，虽秦为宫左之戍，不堪也。呜呼！其时急矣哉。余按，至德二载秋，甫往鄜州迎家，夜投宿于石壕村，因感吏捉人以守河阳，伤之而作是诗也。”诗笺注受《诗》序和郑笺的影响，特别注意阐发诗的微言大义，阐发诗的深刻意蕴。《新安吏》：“收两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后汉·志》弘农郡新安注：《博物记》曰：西汉水出新安入洛。地志，新安县，洛西邑。《唐·志》新安县隶河南府。《汉·高帝纪》：急守函谷关。文颖曰：是时关在弘农县衡岭，今移东在汉南谷城。颜师古曰：古城即新安。王深父云：乾元元年九月，中书令朔方关内河东副元帅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围安庆绪之师于邺，时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师遂溃于城下。诸节度各还本镇，三月壬申，官军败淦水，子仪收兵断盟津，退保河阳，诏留守东都，此诗盖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将有推毂分阃之命，今弃师于敌，至于无告，如诗之所感，岂无刺焉。然子仪犹宽度得众，故卒章关焉。师古云：乾元元年时，九节度兵围安庆绪于相州，大败而还，朝廷调诸郡兵益急，虽次于尽行。秦之谪戍，无以加此，唯郭子仪能抚士卒，有诏留守东都。故甫于首章讽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仪善养士卒，惜乎肃宗任之不专，权分于九节度，总统不一，以至于败也。”总体说来，这些笺释提供了诗写作的详细背景资料，对诗的解说也大致符合诗的本意，有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原诗。《潼关吏》：“《史记》，魏文侯三十六年，齐侵阴晋。《前汉·地理志》曰：高帝改曰华阴。《吕氏春秋·九薮》：潼关，故属秦之华阳，高诱曰：或在华阴西。诱又曰：桃林县西长城是也。《后汉·志》：弘农郡潼关故属京兆。晋《地道记》：潼关是也。柳宗元曰：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川，其关曰潼关。安禄山反时，哥舒翰守潼关，为火拔归仁执以降贼，由是贼陷长安。后肃宗收复京城，又增修阨险处以为守御之命。甫意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得其人，加以士卒将校豫附，虽无形胜之地，守则人以为营，岂可得而破哉。哥舒不才，举二十万之师，不战而自溃，使将帅得人如斯辈，虽增修城堡，何益。只以劳民敛怨耳。”蔡梦弼受儒家说《诗》思想的影响，论诗注重怨刺，竭力挖掘诗的深层次的含义。《新婚别》：“《采绿》，刺怨旷，幽王之时，兵革不息，男女怨旷。肃宗遣九节度围相州，败而还，以至捉老妪以供军之役，是穷民无告者不得其所，岂知文王发行施行必先于斯乎。又新婚者不得安其匹偶，岂非幽王之时，男女怨旷，《采绿》之诗所由作也。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是时虽有所怨，犹止乎礼义，不以私恩而害公义。其与《殷其雷》能劝以义，此所以为仲尼之所取也。赵傁云：“《石壕吏》《新婚别》有《诗·采薇》之旨。”应该说，蔡梦弼的笺释像“三吏”、“三别”这一类现实重大题材的诗，背景材料丰富，阐发诗的内涵深刻。但是，另一方面，在笺释一般咏物言景诗，或一般泛泛致感言情的作品时，往往以比兴说诗，以意逆志，求之过深，硬要挖掘刺的含义，结果违背诗的本旨，成为附赘悬疣，反而使诗意晦涩难懂。《遣兴五首》(卷七)其(朔风飘胡雁)笺：“胡雁，喻禄山也。禄山本胡人，故以比之。”(惨淡带砂砾)笺：“砂砾，小石也，言禄山起兵叛而扬沙尘也。”(长林何萧萧)笺：“喻大材当乱世萧条，不获用也。”(秋草萋更碧)笺：“草喻小人，草逢秋宜凋瘁，今乃凄凄而更碧，喻小人之得其时也。”(北里富熏天)笺：“言武夫悍卒，当禄山之乱，而能立功取富贵，是以富贵之势重炙天地。”(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绤)笺：“南邻客，甫自言也。甫于斯时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犹绤，盖公贫而无御寒之服故也。”(今按，笔者引用时略去了有关典故等注释)本来诗的旨意很明白，写富人气焰熏天，而自己不得志，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蔡梦弼以比兴解说，如此，诗杂胡人小人，芜杂丛脞，使人不知所云。《成都府》(卷一八)(翳翳桑榆晚)笺：“桑榆，谓暮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将衰朽也。”(照我征衣裳)笺：“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远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内也。”(侧身望川梁)笺：“冀知己有所利济也。”……(初出月不高)笺：“喻肃宗初即帝位也。”(众星尚争光)笺：“喻史思明之徒尚与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笺：“自古圣贤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托迹侯国，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宽之辞。时裴冕尹成都，甫是以卜居浣花里也。”(引用时略去了有关典故的注释)杜甫的诗本是写初到成都的景物和漂泊羁旅之感。而蔡梦弼的笺释把此诗说成一首政治诗，玄宗﹑肃宗﹑史思明皆在诗中，牵强附会，近乎痴人说梦。这样笺释杜诗，反而离杜诗的本旨更远，真不如不解说的好。蔡梦弼对于杜诗不含比兴的诗句的笺释也有错误。

    总的说来，蔡梦弼对杜诗的有关历史背景笺释得很好，而将一些写景抒情诗与政治硬拉在一起，以比兴解说，往往非常荒谬。

    《杜工部草堂诗笺》关于地名﹑人名﹑事件和一些典故的注释非常好。其地名之注往往能用方志注一般注家所未注。《羌村三首》题下注：“鄜州图经：州治洛交县。羌村，洛交村墟，按集，公有忆骥子诗曰：涧水空山道。又有窜归凤翔诗曰：山中漏村屋。皆谓羌村寓居也。”明确注出羌村为鄜州州治内的村落。而郭知达集注本和黄希黄鹤补注本皆无注。郭知达本集注：“赵云：蔡兴宗云：至德一载岁在丁酉秋闰三月，奉诏至鄜迎家过九成宫，徒步行至玉华宫，北征及此。羌村岂在鄜州，乃公寄家之地耶，当得鄜州图经考之。”对羌村的地理位置和杜甫寄家情况乃在揣想中，而蔡梦弼则用方志明明白白地注出来了。《杜工部草堂诗笺》对地名的有关史料和地理沿革所注甚详。前所举的“三吏”的地名注已可以为例。又如《桔柏渡》(卷一八)题下注：“《寰宇记》：龙州济顺庙，本张恶子战死而庙存。唐书云广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见于利州桔柏津，则知桔柏属利州也。王洙云：‘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处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氐羌之境，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蜀后主建兴七年，诸葛亮定之。钟会伐蜀，姜维来请备阴平桥头，即此渡也。’”所注材料丰富，脉络分明，行文简洁。

    《杜工部草堂诗笺》注人物也非常清晰简要，有根有据。《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卷八)题下注：“宰画丹青绝伦。朱景玄《画断》：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名画记》：王宰多画蜀山，珍笼嵌空，巉嵯巧峭。胡仔谓按《益州画记》，王宰大历中家于蜀川，公与宰同时，此歌又居成都时作，其许与盖不妄发矣。”着重注人物的贯里、名声、绘画风格、与杜甫的交往，突出人物的著名画家的身份，史料繁富，注释得体。《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时牧蜀》(按，“王时牧蜀”当为题下注)题下注：“王侍御乃王维之弟缙也。维有别业辋川，裴迪从之游。辋川荆棘，迪乃从缙剑外，缙节度蜀川，盖在高适之后。按王维文集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能诗，与维最善，余见前王中允诗题中。”注王侍郎、裴迪皆非常简要与清楚，有考证，有创见。《阆州别房太尉墓》(卷二一)题下注：“阆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武等交结，贬邓州刺史，上元元年为汉州刺史，宝应二年拜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广德六年卒于阆中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书，上皇入蜀，琯建议，请分诸王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专以陈陶之败也。司空图房琯尉汉中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图博学多闻，尝谓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今唐书不载此语，惜哉，不为图白之也。”用人们不留意的罕见史料来注人物，非常有创见，有价值。《章梓州水亭》(《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卷五)题下注：“时汉中王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按当为题下注)。予按，唐奕家小堂图有肃明观道士席谦弈棋第一品。按集有《存殁口号》‘席谦不见近弹棋’是也。”以图画的题字来注释人物，材料极为稀少，极为珍贵，提升了注释的质量。

    注诗的内容材料丰富，解释贴切，行文精炼。《垂老别》(卷一三)“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笺注：“西京外郭城朱雀街东第三街，皇城之东第一街进业坊有慈恩寺，即隋无漏寺之故地，有杏园、土城，去京城七十里。”“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笺注：“史思明已杀安庆绪，自立为帝，土门杏园皆设备以御思明，故李光弼郭子仪皆持兵自土门出收恒山。李郭以忠义自奋，善抚士，得士心。戍守之兵，皆戮力以守，壁垒甚坚，为难度越。不比相州九节度，总统不一，易以败北，故曰势异邺城，纵死犹宽。所以特美李郭之功也。”比较黄希黄鹤《黄氏补注千家集杜工部诗》的《垂老别》“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注：“洙曰：《史思明传》，李光弼出土门，收常山郡。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军威遂振。赵曰：时土门杏园以待史思明。时思明已杀安庆绪，自立为帝矣。与天宝十五载，潼关既溃之后，思明为安禄山攻土门，陷常州时事皆相远。补注：鹤曰：土门县，按《旧史》，土门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咸亨二年又割富平、华原、蒲城县，宜改为美原，属京兆。若颜鲁公乾元元年岁次戊戌十月庚申祭伯父濠州刺史云：二兄杲卿，任常山郡太守，忠义愤发，首开土门，擒斩逆竖，唐置镇州，常山郡获鹿县有土门关，即旧井泾关。哥舒翰至土门军入浴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救常山，皆在常山之西，却非此诗所指者，此与杏园俱在长安。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南是也。公诗多用土门事，各不同，当以诗意详之。”其所注冗长，拉杂，不得要领。相比之下，更显出蔡梦弼笺注的准确、丰富、简洁与得体。

    《杜工部草堂诗笺》在注释上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春夜喜雨》(卷一八)“花重锦官城”笺注：“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呼为锦官城。”以蜀城错杂如锦，称为锦官城，是望文生训。锦官为主治锦之官，成都旧有大城、少城，少城在大城西，即锦官城，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后泛指成都。杜甫诗的锦官城即此意。不过宋人的锦官城注皆错，郭知达本、黄鹤补注本皆与蔡梦弼相似。《白小》(卷六)“白小群分命”笺注：“白小即白萍也。”以白小为白萍，也是误解。白小即白色小鱼。杜甫此诗已说得非常明白：“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这说明蔡梦弼的笺注还没有达到精善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以说《杜工部草堂诗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笺释性的杜甫和杜诗的研究著作。（一）它是一部体例严密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它汇集了宋代有关杜甫和杜诗的论述和杜甫生平研究成果，汇集了杜诗编注和注释的优秀成果，可以说，它是对宋代杜甫研究成果具有选择性的展示。（二）它又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笺释著作。它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很多诗的主旨和写作背景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探索，有些是正确的、深刻的、全面的，有些对诗的主旨和写作背景的理解和探索则失之穿凿附会。而有的注释新颖、准确、材料丰富，颇有发明。这正反两方面的成果都堪称宋代的代表，都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

    一四刘克庄

    一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以荫仕。淳祐六年，赐进士出身，官龙图阁直学士。咸淳五年卒，谥文定。有《后村大全集》。

    二

    刘克庄是一位系统研究杜甫的人。他的研究特点是对杜甫的每首诗具体进行研究，或将有些诗一首首地评论，或多首综合评论，来阐扬杜诗一首或几首的思想内容特色或艺术上的特色，有时也综合论述杜诗的创作倾向或艺术风格，或进而论述杜甫的思想品格。他论诗颇有眼光，常常出新意，发前人之所未发。

    刘克庄从微观出发，论述杜诗宏观的特色，阐扬杜诗的伟大之处。他认为杜甫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感时伤世：“杜五言感时伤世，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其用字琢对，如‘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如‘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如‘鲁卫弥尊重，徐阵略丧亡。’八句之中，着此一联，安得不独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无此等句为骨气，篇篇都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三《诗话》前集)杜甫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跟随时代的节拍，记录下社会和他的家庭及其自身的变化和对这种变化的心灵感受。因此，刘克庄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刘克庄还认为杜诗反映了中唐肃宗、代宗时代繁重的徭役：“《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旷怨、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至中叶以后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从宏观着眼，综合研究“三吏”“三别”，透过诗反映的现象，看出肃宗代宗时期朝廷因战争而采取繁重的徭役政策，是造成当时百姓痛苦的重要根源，而这也正是“三吏”“三别”的主要价值所在。这些都表明刘克庄的研究很有深度。刘克庄还认为杜诗反映了当时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天边行》云：‘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大麦行》云：‘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问谁腰镰胡与羌。’《苦战行》云：‘苦战身死马将军，云是伏波之子孙。’任马璘也。《去秋行》云：‘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此数篇皆可补史之阙文。但遂州白骨不归，失其姓名，当考。”(《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

    刘克庄对具体的诗进行研究，其议论多有发明。他重点评论杜诗所表达思想的新颖与深刻之处，或者由诗进而探讨杜甫的思想与品格，以加深人们对杜诗的理解。（一）阐述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谒玄元庙》、《次昭陵》二诗，巨丽骏壮，为千古五言律诗典则。其归美开基，则望守成，伤今思古，有无穷忠爱之义。”(《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这两首诗前人较少评论，刘克庄的论述简明扼要，对理解二诗极有好处。“《闻河北节度入朝口号》云：‘喧喧道路多歌谣，河北将军尽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汉客魂消。’又云：‘北道诸公无表来，茫然庶事遗（遣）人猜。’又云：‘燕赵休矜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读杜集至三十卷，多遭乱离愤疾跋扈之作，此口号十二篇，以河北节度将入朝为喜，以北道无表为猜，欲渔阳突骑邯郸儿之归，欲主上如周宣汉武，欲诸公为孝子忠臣，真一饭不忘君者。天宝祸乱，至燕赵始，今安史已无噍类，燕赵佳丽可开选色之场矣，子美方有‘宫闱不拟选才人’之句，所谓举笔不忘规谏者耶！”(《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评论非常精辟，把杜甫作诗的用意和诗的用意分析得非常透彻。杜甫每每在诗中规劝皇帝，可见杜甫是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可见他的忠君爱国完全出于至诚，出于天性。（二）阐释杜诗表现百姓的贫困，谴责官吏的冷酷。“《遣遇》篇云：‘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夫死于役，仅存妇女采蕨，鬻菜以输官，夫民之穷甚矣，而官吏刻剥尤甚于锥刀，此独不指里胥亭长辈，内自租庸使，外自观察使，不得不受其责，故有‘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之句，录之以告居大位者。”(《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论述深刻，而且用诗警示当代的达官显贵，希望他们关心百姓疾苦，视民如子，使杜诗发挥现实作用。（三）阐扬杜诗心存忠厚。谈论缺点，不忘人优点，说别人的不足，是为了激励人前进。“《负荆行》言夔州俗重男而轻女，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最能行》云：‘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始言夔峡二邦之陋，末以昭君、屈原勉励其世俗，公诗篇篇忠厚如此。”(《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刘克庄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杜甫胸怀广，品德高尚，他爱人，他与人为善，故其诗的境界与一般诗人大不相同，这也是杜甫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四）论述杜甫的兄弟友爱之情。“《忆弟》云：‘丧乱同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又云：‘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又《元日寄妹》云：‘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公流落颠沛而一念不忘弟妹，内云：‘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又云：‘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读之感慨，不但隆友爱而厚纪伦，其厌离乱而思升平，以不见朝正使为恨，言四方表章未达行在，恐未有见妹之期耳。”(《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姊妹情谊也表现出人的思想品格，杜诗所反映的姊妹情谊，正表现了杜甫重人伦的思想，也表现了战争带给社会和家庭的灾难，更深层次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反对安史之乱的思想。（五）阐扬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卓越思想和品格。阐扬杜诗所表现的高洁的品格。“《张舍人遗褥段》云：‘开缄风涛涌，中有棹尾鲸。’‘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今我一贱老，短褐更无营。煌煌珍宫物，寝处祸所婴。’‘昔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可见子美一介不取之意。”(《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高洁是人重要的品格，诗确实反映了杜甫崇高的思想境界。杜甫重视保护野生动物，反对暴殄天物。“《前打鱼篇》于丛鱼中独云：‘赤鲤腾出如有神。’又云：‘鲂鱼肥美知第一。’而徐州秃尾，汉阳槎头，皆不足数。又云：‘既饱欢娱亦萧瑟。’末云：‘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后打鱼》云：‘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雨伤损皆垂头，屈强沙泥有时立。东津欢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干戈兵争斗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两篇末句皆不忍暴殄天物之意，公诗深得风人之义。”(《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一《诗话·新集》)这些阐述充分展示了杜甫的博爱精神。以上刘克庄的评论从多方面挖掘了杜诗所蕴含的崇高思想和精神境界。

    刘克庄还论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创造。阐述杜诗的新见解。“《写怀》篇云：‘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注云：燧人火化，而争欲之心生；董狐直笔，而是非之端起。其说甚新。”(《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杜甫的诗当是有为而发，但他毕竟是一种新意，这也是杜诗的一种重要魅力。“《咏怀古迹》内先主孔明庙云：‘古庙松杉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又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卧龙公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如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如侪之伊吕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南轩近世大儒不能发也。”(《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对诸葛亮进行崇高的评价，反映了杜甫非凡的历史和政治见解，表现了杜甫丰富的知识。刘克庄指出，杜甫的卓识是有眼光的，卓越的见解也是造成杜诗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克庄对杜诗的艺术性进行有创见的评论。“《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人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又云：‘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又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评论是新颖的，完全阐发了杜诗的妙处。

    刘克庄对于杜甫作品的研究和注释，也有很好的意见。他认为注杜甫应以经典为指导，用义理来注杜诗，不要字字求出处，句句求意义。注杜要实事求是，如杜诗语意未安，也要敢于指出。他说：“第诗人之意，或一时感触，或信笔漫兴，后世既远，云过电灭，不容追诘。若字字引出处，句句笺意义，殆类图像罔而雕虚空矣。予谓果欲律以经典，裁以义理，虽杜语意未安，亦盍商榷，况赵氏。禹锡勉之，毋为光焰万丈所眩也。”(《跋陈教授杜诗补注》，见《后村大全集》卷一〇六)说的是注释，其精神却适用于所有的杜甫研究。刘克庄还认为称杜诗为诗史，如果事事都要与史书所载相合，难免牵强附会，何况注杜者已远，史书记载又有误。他认为注杜诗，主要是阐发杜甫的思想。他说：“禹锡专以新旧唐史为案，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曰：史注诗史。此其所以尤异于诸家者欤？然新旧史皆舛杂，或采摭小说笔记，不必皆实，前辈辨之甚详。而禹锡于三家书研寻补缀，必欲史与诗无一事不合，至于年月日亦下算子，使之归吾说而后已。昔胡氏《春秋传》初成，朱氏云：直须夫子亲出来说，方敢信。岂非生千百载之下而悬断千百载而上之事，虽极研寻补缀之功，要未免于迁就牵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万丈，照耀古今，在于流离颠沛，不忘君父。禹锡于此等处，尤形容发越得出。使子美出来说，不过如是。”(《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后村大全集》卷一〇六)刘克庄提倡的是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是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出类拔萃，就是对于今天的杜甫研究，特别是杜甫集子的注释，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五刘辰翁

    一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进士。以进士对策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竟可撼，因此忤贾似道。曾为临安府学教授，后以亲老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荐除太学博士，固辞。宋亡，逃之方外。杜甫学著作为评点杜甫集。其著作有《须溪集》，还有评点王维、李贺、陆游诸集之作。

    二

    在杜甫学术史上，刘辰翁可谓一枝独秀，是一位有特殊贡献与特殊影响的人物。

    刘辰翁的最大成就是创造用评点的方式来评论杜诗。所谓评点的方式，即用短小精炼的语言(往往是三言两语)来评论杜诗。

    评点这种形式大约是受黄庭坚用简短的语言笺注杜诗和南宋道学家批点古文等的启发，而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而形成的文学评论形式，创造者即刘辰翁。刘辰翁的评点著作有多种，由于杜甫是诗圣，影响极大，而刘辰翁的评点又非常用力，故刘辰翁最有影响的评点之作也是杜诗的评点之作。

    评点，一般认为多是读书的即兴之感。这个看法本不错。但是，刘辰翁的评点是建立在对杜诗的长期研究之上，而评点时也是多次阅读而反复评点。这从他的评点中，就可以看出来。《乐游园歌》(《杜子美诗集》刘辰翁会孟评点，明天启本，卷一。以后略去书名、版本)“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下云：“每诵此结，不自堪。”又云：“吾尝隋(堕)泪于此。”尽管只十三字，表达的是多次读杜诗的体会，而且评点也不止一次。《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三云：“吾读再四，感叹甚多，以其首尾备至故也。”多次阅读，有很多心得，厚积薄发，发为评点的却很少，使其尽量精彩。《南邻》(卷七)云：“看几过后，见朱韦斋举此，倍觉有怀，有浓有淡，当由实历故见。”刘辰翁反复阅读杜诗，又读他人的研究之作，然后评点，态度极其认真。因此，刘辰翁的评点并非率尔之作，而是长期研究的心得，加上一时的灵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灵感突来的顿悟结合之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对前人对杜诗理解错误和难以理解的地方加以解说。刘辰翁往往用儒家思想来理解杜诗，加之他熟悉杜诗，熟悉杜诗所表现的时代，因此，能融会贯通，对杜诗的深刻含义有准确的把握。他评点杜诗，常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往往使读者如拨云见日，心中豁然明亮。《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卷二)云：“忠爱兴至。”“崆峒，指阔远而言，犹言溟涬，非必其地也。若曰一大地麦熟，岂欠少许，王师徒妨刈麦耳。《洗兵马》‘崆峒’亦此意。”指出此诗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忠义，而理解“崆峒”不能太死，应作“阔远”理解。这对于我们正确阅读这首诗，提供了良好的钥匙。《哀王孙》(卷三)云：“忠臣之盛心，仓卒之隐语，备尽情态。”评点认为，读这首诗，要抓住杜甫的忠爱之心，抓住诗所写的仓卒之意，只有抓住这两点，才能深刻了解杜诗的精髓。刘辰翁的评点有时是解释疑难文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卷一)“经传拱汉皇”下云：“在周时为柱史星矣，然能使后代拱而师事之，此诗意也。”阐释准确而显豁。《故武将军挽词三首》其三“匈奴气不骄”下云：“匈奴尚畏其部曲，则逝者可知，书生善颂者也。”评点一语中的，歌颂武将军部曲，正是为了歌颂武将军。杜诗有很多难于理解处，经刘辰翁评点阐释，便使读者觉得豁然贯通。刘辰翁的评点还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理解。《赠李白》(卷一)云：“‘飞扬跋扈’，亦谓太白耳，正是妙意。旧注以为禄山，且没交涉。”旧注认为“飞扬跋扈”指安禄山，完全讲不通，因为诗的内容与安禄山无关，从文意看，完全是指李白，刘辰翁的解释完全是合理的。《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卷一)“吟诗许更过”下云：“谓之向往矣，一任作诗过之，追慕前辈，自歉(谦)之辞。赵注何足以知。”认为赵彦材原来的注错误，而自为新解，其说符合杜诗的原意。刘辰翁的评点还善于发掘杜诗明白晓畅的语言意蕴，使其精彩顿出。《饮中八仙歌》(卷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下云：“浙人不喜骑马，而喜乘船，杜盖嘲之。”评点指出杜甫有戏谑之意，故用乘船比贺知章骑马，读后觉得诗具浪漫性，更形象，更有意味。《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卷一)“圣情常有眷，朝退若无凭”下云：“言其不藉贵势，语独精嫩。”评点说明汝阳王虽贵为皇室，而不仗势骄横，正显示出汝阳王崇高的品格。同诗“谁敢向山林”下云：“山陵指祖宗，此十字最有体，气味甚长。”评点认为此句表现了对皇帝祖宗的尊重、忠诚，读来很有味道。《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云：“此语本夸大，但得‘破’字，犹言近万。”评点非常好，不仅解释出“破”字的含义，而且经这一解释，两句诗更觉精彩。刘辰翁在评点中也阐述读杜的方法。他认为，读杜诗有时不能死抠字眼，而应从大处把握。《望岳》(卷一)“荡胸生层云”下云：“荡胸语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见其趣。”文学创作要运用形象思维，理解自然也不能按理性思维一一索解。“荡胸生层云”看似没有道理，而其实是很有创造性、很有意境的诗句，刘辰翁的评点是很有眼光、很有意味的(尽管他在此把望岳理解成了“登高”)。《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卷三)“巢父掉头不肯住”至“春寒野阴风景暮”下云：“不必有所从来，不必有所指，玄又玄，众妙门。”《巫峡弊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江城秋日落，山鬼闭门中”下云：“语不必其尽，不必可解，漫发此意。”评点说得有点玄，但意思很明白。文学创作是运用特殊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也不同于一般的方式，我们解读它自然也应用特殊的方式。透过这些评点可以看出，刘辰翁深谙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他提示要根据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来解读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无疑有重要理论意义。因此，这些看似玄言的评点，其实蕴含着高深的文学理论。

    （二）对杜诗的艺术也有很多精彩的阐述，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刘辰翁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修养，又有创作的亲身体验，对杜诗高超的艺术往往能心领神会。刘辰翁特别赞美杜诗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杜甫的诗所以特别有艺术性，特别感人，是他善于将现实生活的经历和心灵感受非常真实形象地表现出来。《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云：“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而折，或见其背，或见其面，非身离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其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下云：“独行中路，间关忧患，累百言不自愬者，一见垂泪。”“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下云：“只‘影静’‘心苏’字，每日跋涉扰扰，危不自保，皆可想见，而此喜亦未易自言。他人无此苦，有此苦，无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耳。”评点认为，杜诗超越一般作者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善于描写一般作者所没有的人生经历与感受，并且描写得极好。刘辰翁认为杜诗还能写一般诗人所不能写或不愿写的。《北征》“生理焉得说”下云：“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画意。他人窘态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评点说得很好。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在于他作品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其他作者。特别是敢于写那些最能表现生活特征与本质的事物，而又写得非常生动，在眼光、胆识和功力上就高出一般作者。《南邻》(卷七)“野航恰受两三人”下云：“浅溪小艇，本是实景，然写此有自足之味。”结尾云：“看几过后，见朱韦斋举此，倍举有怀，有浓有淡，当由实历故见。”《无家别》(卷五)“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下云：“经历多矣，无如此语在目前者。”评点都着眼于杜诗描写的鲜明的形象性。刘辰翁的评点还注意阐发杜诗艺术的真。《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六“兴移无酒扫”下云：“五字自真。”《同元使君舂陵行》(卷一七)云：“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真是艺术的灵魂，杜诗的成功和它表现出特别的真有重要关系。刘辰翁的评点有利于读者具体而深入地把握杜诗的真。

    （三）善于从意境的角度看待杜诗。《登岳阳楼》(卷一九)“乾坤日夜浮”下云：“气压百代，为五言雄浑之绝，下两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适等。”认为“亲朋无一字”二句在意境方面与“乾坤日夜浮”二句有同样高的意境，很有见地，对读者很有启发。《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卷一九)“湖阔兼云雾，楼孤属晚晴”下云：“远近浓淡，暮色有情。”这也正是从意境着眼来批点，因而非常新颖。

    （四）善于对诗中字、句和段的艺术进行评论。评点虽三言两语，但针对具体诗句来评论，实实在在，把作品的佳处告诉读者，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令读者佩服。《望岳》(卷一)“齐鲁青未了”下云：“望岳而言，即‘齐鲁青未了’，五字雄盖一世。‘青未了’语好。‘夫’字谁何跌荡，非凑句也。齐鲁跋涉广。”评点说“齐鲁青未了”雄，说“青未了”有创见，说“夫”有韵味，都很有见解。《李监宅二首》(卷一)“杂花分树映，娇燕入檐回”下云：“点缀纤媚。”《夜宴左氏庄》(卷一)“风林纤月落”至“春星带草堂”下云：“景语闲旷。”《赠卫八处士》(卷一)“世事两茫茫”下云：“‘阳关’之后，此语为畅。”《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四)“宫殿风微燕雀高”下云：“壮丽自是。若非‘微’字清洒，不免痴肥矣，谩发此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其四“藤蔓曲藏蛇”下云：“又极幽僻。”其一“出门游水住”下云：“水自无住，但出何氏林便觉境别如此，最是妙意。”这些关于艺术的评点，有的一语中的，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有的则启发人思索，令人回味无穷。

    （五）对杜诗整首诗的艺术特色也有评论，特别着重于诗的艺术创新。《饮中八仙歌》(卷一)云：“不伦不理，各极其平生醉趣。古无此体，无此妙，谓为八仙甚称。八篇近之，吾意复如题画，人目一二语，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见佳趣。第难为拘检者道耳。”认为杜甫有意不讲条理，运用近似醉态的语言，近似题画诗的笔法，集中用一两句诗勾画人物形象，是艺术上极大的创造。从诗的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和诗歌发展的历史来评价，高屋建瓴，以小见大，其评点非常精妙。《羌村三首》(卷三)其一云：“当时适然，千载之泪，当在人目，《诗》三百不多见也。”认为杜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认为《羌村三首》的艺术性不亚于《诗经》。《诗经》在古代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典范。刘辰翁的评价是很大胆的。《新婚别》(卷五)云：“曲折详至，缕缕凡七转，微显条达。”对杜诗研究精细，见解自然超越一般评论者。

    （六）对杜诗的艺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批评杜诗不可解。《一百五日夜对月》“仳离放红蕊”下云：“五字本不可解。”《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青春不假报黄牛”下云：“难解。”批评杜诗用词不当或语言笨拙。《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一四)“作歌挹盛事”下云：“‘挹’亦无谓。”《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卷一四)“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下云：“‘途中’‘查上’语何拙也。”“披拂云宁在”下云：“亦不可解。”批评杜诗在艺术上存在多种缺陷。《往在》(卷一三)“天子唯孝孙”下云：“无味。”“罘罳行角弓”下云：“罘罳下着角弓，颇无意谓。”结尾云：“虽大篇，无甚肉也。如‘天子唯孝孙’‘元元归始终’，一似牵补，末更衰乏。”这里，整篇艺术上否定甚多。客观地说，刘辰翁对杜甫是非常尊崇的，他对杜甫的批评没有什么恶意，他心中怎么想，评点就怎么写。因此，我们对评点的批评应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分析评点的批评，应该说刘辰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艺理论所局限，有些批评是错误的(如认为“‘挹’亦无谓”即是错误)，但也有些批评很有参考价值。至少，它启发人们换个角度来欣赏和评价杜诗。杜甫在宋代被视作圣人，杜诗被奉为作诗的圭臬，刘辰翁是历史上第一位比较多的具体批评杜诗的学者，表现出非凡的胆识。

    （七）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杜诗和杜诗研究作了很多评论。谈版本文字的正误。《游龙门奉先寺》(卷一)云：“若‘天阙’‘天阔’，岂不牵强？”(今按刘辰翁评点本作“天阙”)认为他本作“天阅”、“天阔”误。《题郑十八著作丈》(卷四)云：“伤悼之作，谓之‘题’，何也？”虽是提出问题，但也非常好，此“题”字，文字当有误。《奉赠韦丞相二十二韵》(卷一)“白鸥没浩荡”下云：“‘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认为“波”字有意味，但从句式来看，应该作“没”字，分析得极有理。注解文意，指出旧注的错误，自创新意。《画鹰》(卷一)“素练风霜起”下云：“素练如霜，谓未画时绢色耳。注误。”认为未画之绢颜色如霜，甚是。《送韦书记赴安西》(卷一)“白头无藉在”下云：“‘藉在’如‘聊赖’语尔，谓无人复慰藉如韦也，故与‘哀怜’为对，以为通藉，殊舛。”释“藉在”为“聊赖”，很新颖，而且文意通畅。《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卷一)“方丈三韩外”至“诣绝古今迷”下云：“言其出使荒远绝迹，特非常语，故未易谕耳。旧注皆误。建标：犹立柱，仿佛其持节之意。”释文意，释词“建标”皆有新意。足见刘辰翁的评点在文献学方面也有很多发明，订正了不少旧注的错误。

    （八）对历来的杜甫的生平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杜甫生平研究，历来有杜甫安史之乱陷贼中，为乱军所拘一说，刘辰翁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可能是人们对杜诗的误解造成的。《述怀》“去年潼关破”至“脱身得西走”下云：“诗中未见为贼所得一节，岂非以‘脱身西走’语致误耶？但自鄜州出即脱身也。”刘辰翁的说法很有道理，杜甫是否为贼所拘，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两唐书杜甫本传认为杜甫饮牛炙白酒而死，刘辰翁对此也表示怀疑。他认为从杜甫诗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〇)“兴在北坑赵”下云：“子美将死，犹愤愤诗辞。‘兴在北坑赵’，殊不衰飒，此岂甘以醉饱失身命者。”评点从杜甫胸襟和修养说明，杜甫绝不可能因贪嘴丧生。虽然证据显得薄弱，但所说道理却值得人们研究与思考。

    刘辰翁的评点是杜甫研究史上的一枝奇葩、一块里程碑。可以说，它是杜甫研究史上第一部重要的评论著作。就评论的精湛和论述作品的广泛而言，宋代没有第二部。同时，它所涉及的杜甫研究问题十分广泛，可以说杜甫研究的一切重要方面均涉及了，并且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刘辰翁创作了评点这种独特的评论形式。它短小精悍，自由活泼。刘辰翁运用这种形式，使他的评论内容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而使得有些评论有如格言，耐人寻思。有些评论带有生活和感情气息，更有韵味。这样，刘辰翁的评点既是杜诗评点的创始之作，也是首部评点的经典之作，故而也就成为后代评点的开风气之作。自元代印行刘辰翁的杜诗评点之作后，评点之作很快便风行天下，云蒸霞蔚，其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其间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尤多。因此，刘辰翁关于杜诗的评点之作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人们对刘辰翁的评点之作评价甚高。

    一六文天祥

    一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今江西吉安市)人。举进士，帝亲拔为第一。累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湖南提刑。德祐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起兵，有众万人。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除知平江府，除知临安府。宋降，仍除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奔循州。后驻军南岭。卫王立，加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为元军所执。被送至元大都囚禁。不惧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至元十九年，英勇就义，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者。其著作有《文山先生全集》。

    二

    文天祥在战争中被元兵俘虏，囚于大都。狱中，他研读杜甫的诗。其《读杜诗》云：“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府有诗在，一夜采(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文山先生集》卷一四《指南后录》)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觉得杜甫的诗完全写出了他的心里话。于是，他突发灵感，决定用集句诗的形式，用杜甫的诗句来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思想感情。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为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时，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

    集句诗本是一种特殊的创作作品，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对原诗的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故也有很强的学术性。文天祥的《集杜诗》是文天祥重要的作品，也是重要的杜甫学成果。

    从学术的角度说，文天祥的集杜诗之所以作得特别好，是他在三方面下了特别深的功夫：

    第一，熟读杜诗，至烂熟于心。要作二百首杜诗绝句，数量非常大。只有将杜诗全部读熟，将诗句理解透彻，集句时才能得心应手，表现准确精致，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二，掌握杜诗的主要思想，寻求自己与杜甫思想的契合，再寻求杜诗的相应的诗句来表达。从而从整体上保证集句完美深刻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做到集句不仅形同自己的创作，而且神也如自己创作的一般。

    第三，掌握杜诗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它“诗史”式的特点，并充分运用来表现宋末社会的政治与抗元斗争，表现自己的抗元经历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集杜诗》也有三大特点：

    首先，诗人在确立集句诗表现宋末的政治时事、表现自己抗击元军侵略的历程、抒发自己坚贞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后，用标题和序表现宋末的“世变人事”(文天祥《集杜诗自序》)，确立了诗的“诗史”性质。

    其次，将所集杜甫诗句精心组织成诗，既用来描写，也用来议论和抒情，使集句诗与诗题和序完全融为一体，珠联璧合，最终将所集的杜诗，完全变成文天祥自己的诗。

    再次，文天祥的集杜诗成功的根本是文天祥抒写了其伟大的人格、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经历与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集杜诗以现实的文天祥为基础和背景，使诗的艺术形象和现实的文天祥融为一体，因而比一般的诗的形象更鲜活，更丰满，更有魅力。而集杜诗又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诗的感染力与魅力。

    《集杜诗》二百首是政治诗。诗总结了宋末的政治，总结了宋朝灭亡的原因。朝廷重用权臣，而权臣弄权开边战，是结祸的重要原因。《误国权臣》写道：“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敌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哀哉！苍生倚大臣(《送韦中丞》)，北风破南极(《北风》)。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至死难塞责(《吴侍御江上宅》)。”前方将领不抗敌，残害骚扰百姓，敌人如入无人之境。而朝廷政治混乱，用人错误，失去扭转乾坤的机会。兵败如山倒，人心涣散，哀鸿遍野。《阳罗堡》云：“夏贵自阳罗堡之败，顺流而下，沿江南岸纵兵放火。归庐州，解甲。当是时，其心已无国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贵不得已出见，斩以衅鼓，东南再造之机也。失此，不图社稷为墟。哀哉！日色隐孤戍(《发秦州》)，大江声怒号(《大雨》)。朝廷任猛将(《又上后园山脚》)，宿昔恨滔滔(《送王砅使南海》)。”《京湖宣阃》云：“开庆己未，江陵阃帅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令朱禩孙任宣阃，乃自鄂渚走还岳阳。朱与夏通任长江之责，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荡然。敌行无人之境，安得不亡。呜呼，痛哉！正当艰难时(《送樊侍御》)，岂无济时策(《遣兴》)。连樯荆州船(《雨》)，悠悠回赤壁(《过南岳》)。”《鄂州》云：“先时，李雷奋为郡守。十月，以台论罢。至是无正官。张宴然以城降。金汤重镇，正风寒中去正守，当国者独何心哉！鄂渚分云树(《过南岳》)，春城带雨长(《入行军六弟宅》)。惜哉形胜地(《怀锦水居止》)，河岳空金汤(《入衡州》)。”

    乱世出英雄。越是危难之际，爱国主义越是得以彰显，民族精神越是得以发扬。《集杜诗》记录了可歌可泣的为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的官吏，表现对他们殉国的哀痛、崇敬与赞颂。《江丞相万里》记录江万里的殉国：“先生居饶州，敌入城，先生投府第中池水而死。其弟万顷于厅事上被执，杀死。哀哉！星坼台衡地(《送苏州李长史》)，斯文去矣休(《送王信州》)。湖光与天远(《过洞庭》)，屈注沧江流(《奉同郭给事》)。”《将军王安节》写王安节被俘不屈而死：“常州败，敌生获王安节，不屈而死。敌谓过江以来，武人忠义者唯王安节一人。安节乃节度使王坚子也。激烈伤雄才(《金华山观》)，直气横乾坤(《别李义》)。倜傥汗血驹(《别张封建》)，见此忠义门(《柏中丞除官制》)。”《李安抚芾》表现李芾一家殉国：“肯斋先生，蜀人，寓居衡阳。己亥，留梦炎为潭帅，梦炎归相，始起先生为代。先生仓卒运掉，城守甚备。及城陷，先生杀其家人，乃自焚死。哀哉！杀气吹沅湘(《入衡州》)，高兴激荆衡(《李八判官》)。城中贤府主(《课伐木》)，千秋万岁名(《梦李白》)。”《姜都统才》赞美姜才被俘斥敌被杀的气节：“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将，皆其人也。及秦州破，被执。敌爱其才勇，啖以官爵，不肯降，骂诸负国者。临刑含血以喷，骂敌不绝口。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感，惜哉！屹然强寇敌(《王思礼》)，古人重守边(《后出塞》)。惜哉功名忤(《薛少保》)，死亦垂千年(《义鹘》)。”

    《集杜诗》详细记录了文天祥自己自起兵后抗击元蒙军的重要战斗和爱国经历，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表现出爱国者的堂堂正气和以身殉国的决心。《集杜诗》第一百七十：“天长眺东南(《郑公虔》)，衰谢多酸辛(《汝阳王》)。丈夫誓许国(《前出塞》)，直笔在使臣《李光弼》)。”第一百七十二：“济时肯杀身(《寄唐使君》)，惨淡苦士志(《送樊侍御》)。百年能几何(《别唐诫》)，终古立忠义(《陈拾遗故宅》)。”第一百八十三首：“名贤慎出处(《自施州归》)，志士怀感伤(《赠李四丈》)。犹残数行泪(《登牛头山》)，引古惜兴亡(《壮游》)。”第一百八十七首：“丈夫四方志(《前出塞》)，丧乱饱经过(《寓目》)。清心听鸣镝(《听许十一诵诗》)，衰老强高歌(《别唐诫》)。”第一百八十九首：“天地有逆顺(《崔少府》)，惘然难久留(《发秦州》)。当歌欲一放(《寻崔戢》)，河汉声西流(《登慈恩塔》)。”第一百九十一首：“高官何足论(《佳人》)，寂寞身后事(《梦李白》)。物理固自然(《盐井》)，愿闻第一义(《谒文公上方》)。”

    总之，《集杜诗》是杜甫学极为重要的成果，也是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果。它是用诗写的历史，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元蒙南侵、宋朝灭亡的具体史实，记录了宋朝爱国者抵御侵略、以身殉国的史实。很多资料为当时的史书所未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表现了文天祥高尚的品格和爱国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正义观和民族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集句诗》在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集句诗》以集句这种特殊的形式展现了杜诗超强的表现力，展现了杜诗超强的艺术魅力，并以独特的角度诠释了杜诗，以独特的方式扩大了杜诗的传播与影响。文天祥对杜诗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七辽金元概说

    一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辽国统治者学习汉族文化，吸收汉族制度。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也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很多汉族著作被翻译成契丹文字。辽尊崇孔子，儒家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文学方面，辽喜欢唐宋时代的文学，白居易和苏轼的影响尤为巨大。苏轼家集流行于辽都，苏辙使辽，相识的人都问苏轼的情况。杜甫在辽代的影响并不特别大，推其原因，可能因为杜诗深奥复杂，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地域的偏僻，很难理解其奥妙。(当然，河北、山西一带除外。)在这种状况下，杜甫学自然不会有突出的成就。

    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先后灭掉辽并攻占宋朝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成为中国北部的统治者。虽是异族统治，但金借才异代，文化上多用辽宋之人，故其文化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在金统治的北宋旧土，人们继续着北宋对杜甫的尊崇。元好问估计当时杜甫集的注家有五六十家，说明当时有很多版本的杜甫集流传。人们依旧喜欢阅读杜甫的作品。杜甫依然在北宋旧地传承与发展。元好问有《杜诗学》一书，反映金代杜甫学的昌盛。

    三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国家，民族众多，土地非常辽阔。农业在经历游牧式的破坏后，迅速发展，手工业也很发达，商业贸易也很繁荣。元朝对汉人和南人实行严酷统治，在暗中吸收和利用汉文化的同时，对汉文化进行严厉打击和摧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学虽然仍有发展，但受到压抑，并没有耀眼的成就。

    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伪作，其著作权是否属范，有待进一步考证。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游京师，荐为左工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为地方官，后选翰林供奉，改福建闽海道知事，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有《范德机诗集》、《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该书选杜诗311篇加以批注，非常简略。注多用前人旧注，批多是读杜的感想，或谈艺术，或谈内容，或谈读杜方法，多少有些见解。当时人对此书评价很高。虞集作序说：“分章析理，发其奥章，犁然当乎人心。”又作跋说：“先生之点选是编，灿然表句法之精，截然得章法之妙。其批切而要，其注简而明，其有补于学者不少也。”明代单复说读范梈“分段批抹杜诗观之，恍若有得，则向所谓莫知而可疑者，如释然矣”(《读杜愚得序》)，可见其影响。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为刘辰翁批杜诗后第一个批杜诗，对后世评点杜诗之风的兴盛有重要作用。

    张性《杜律演义》二卷。张性，字伯成，临川金溪(今江西金溪)人，进士，生活在元代。著有《尚书补传》。《杜律演义》是七言律选注本。选七言律诗一百五十一首，分前后集，前集分八类，后集分十三类。该书称“演义”即以解释杜诗诗意为主。注释典故明白，阐释诗意周详，时有创见。樊近久序云：“如吾乡先进士张氏伯成《七言律师演义》，训释字理，极其精详，抑扬情趣，极其切当，大抵仿佛朱子《诗传》、《楚辞解》，而折中众说焉。盖少陵有言外之诗，而《演义》得言外之意也。”该书为最早的七律选本，实开后世选杜之风，特别是选律(更是选七律)之风。

    此书又为《杜律虞注》的原本。

    题虞集《杜律虞注》。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先世为武州宁远(今山西五寨)人，后居临川崇仁。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累官奎章阁侍书学士。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杜律虞注》实为张性《杜律演义》而题名虞集，略加变化而成。姚际恒定此书为伪书，云：“《杜律虞注》，称元虞集注。杨用修曰：‘本不出自伯生笔，乃张伯成为之，后人驾名于伯生耳。恒案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讹为伯生耶？’”(《古今伪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云：“检虞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无《杜诗纂例序》文。杨慎《闲书杜律》既定为张伯成作，并揭其注文尤纰缪者若干条。”此书虽被认为是以张性《杜律演义》为根本的伪书，但反复印行，影响很大。而张性原作流传不广。《杜律虞注》颇受后人称道，首先在于注释多有可取之处，其次，开杜诗选本先河，特别是选七律之先河，在杜甫学史上自有其地位，故不因其伪书而弃之，今特论列于此。老实说，前人定虞集《杜律虞注》为伪书，笔者认为证据并不充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杜律虞注》应为虞集著作。要确定其为伪书，应寻求更充分而有力的证据。

    赵汸《杜工部五言赵注》。赵汸(1319—1369)，字子常，休宁(今安徽休宁)人，为黄泽门人，隐居著述。明代洪武时，诏修元史，力辞。有著作《东山存稿》、《周易文诠》、《师说》、《左氏补注》、《春秋集传属辞》。《杜工部五言赵注》所选为五言律，有注有批。注多引原始出处，详备而精炼，批文简略，而有自己的见解。瞿镛说：“案嘉靖中章美中重刻杜律二注，序云：‘关中旧本有虞赵二注本，最为详明，支分句解，挈旨探源，宛然朱子释《诗》家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九)此书与题虞集《杜律虞注》并行，为杜诗最早的五律选本，也是最早的评点之一，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在杜甫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一八元好问

    一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族，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淹贯经传百家。礼部赵秉文见其所作，以为近代无此作，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南阳令，擢尚书省掾。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著述甚勤。以诗最知名。其诗奇绝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金亡，构亭于家，撰金代之史，因名之曰“野史”。录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今所传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

    元好问对杜诗有精深的研究，编著《杜诗学》。

    二

    元好问对杜诗研究的最大贡献，是记录东岩(当为其父)与元好问师友讲论杜甫的资料，编著成《杜诗学》。这样，他便最早提出“杜诗学”这个概念，至今仍是人们有关杜甫学术运用特多的名词。元好问《杜诗学》一书极难见，现《杜诗学引》尚存集中，今移录于下：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征曲引，凌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而托名为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之过也。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尤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盐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着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鱼虫，皆有比兴，如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而山谷未尝注杜诗(今按：此句文当有误)，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东岩君所教与闻之师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俟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好问引。(《元遗山集》卷三六)

    从这篇引可以看出，《杜诗学》的内容是元好问受东岩讲授杜诗的讲义，外加元好问师友对杜甫的论述。元好问编著的目的，是作为教育儿子的教材。实际上，元好问全面教育儿子的杜诗学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一）杜甫诗和有关的精注。（二）两唐书的杜甫传、元稹作的杜甫的墓志和杜甫的《年谱》。（三）自唐至元好问时有关杜甫的论述。（四）东岩和元好问师友关于杜甫的讲论。元好问所搜集的杜甫资料是非常全的。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杜甫教育和研究的重要信息。

    这篇引对杜诗的评论也非常精彩。（一）认为杜诗从民族文化中来，但又具有创造性，似乎与一切文化不同。这就是杜诗的特别之处，伟大之处。（二）认为杜诗如元气，如大海，如祥光庆云，其风格是随物赋形，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千变万化，不可名状，是天籁之音。

    元好问有很高的文学理论素养，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对杜诗的宏观论述非常新颖，意蕴非常丰富、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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