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概说

    一

    唐朝自开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百花齐放，国力强大，社会富实繁荣，生机勃勃，史家艳称为“开元盛世”。随着统治者的日益享乐腐化，重用奸佞，政治混乱，在富庶太平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朝廷在军事上重用胡人为藩镇，更埋藏着致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安史叛军攻占了首都长安和广大地区。经过数年的战争，安史之乱才平息，而局部的战争仍然在延续。战乱重创了唐王朝，虽然中唐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很短暂，力度也弱，唐王朝已无法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沉重的负担，使王朝日益衰落。最终，唐王朝在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灭亡。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杜甫正是生活并创作在封建社会由极盛而大衰的盛唐至中唐时期，杜甫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发展的。我们只有站在封建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和他的作品，才能透彻解读杜甫学。

    二

    唐代是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杜甫学初始的时期，也可以称作基础时期。

    唐代的杜甫学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杜甫生前时期。

    伟大文人的文章能流传万载，必定生前已名震天下。杜甫的诗在当时已有巨大影响，杜甫又与当时众多的著名文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交往唱和，在当时文坛有重要地位，杜甫学在杜甫生前就已经发端，当时即有大名。李肇载“开元曰……位卑而著名者”(《唐国史补》卷下)即有“杜工部”杜甫。严武说：“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韦迢说：“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的研究最为重要，他这样描述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见《右玄集》上)他评论杜诗的风格和历史地位道：“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波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同上)对杜诗宏伟磅礴、浑涵汪茫的诗风有准确的把握，认为杜甫的成就远远超过前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已经将杜诗称为“诗史”。孟棨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所谓“当时”，按常理应该是指杜甫在世之时，或逝世不久的一段时间，故我们将此说放在这一时期。这里所谓的“诗史”，按孟棨的记载，有两层含义：其一，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杜甫自己的经历，这就是“毕陈于诗”；其二，表现了杜甫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忧国忧民的情怀，这就是“推见至隐”。换一个角度说，所谓“诗史”，就是杜甫用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与生活、思想与感情。这样来评价杜甫是非常准确、精彩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人对杜甫和杜诗的研究非常深刻，也反映出杜甫在当时诗坛的地位非常崇高。杜诗为“诗史”之说，经孟棨记载，遂一直为人们所沿用，是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

    第二时期为中唐时期。

    准确地说，是杜甫逝世后的中唐时期。这是杜甫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杜甫学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

    重要的杜甫学者有韩愈、元稹、白居易、樊晃、刘禹锡。

    这个时期的杜甫学主要是有四大成就。

    （一）编辑杜甫文集和杜甫小集。

    杜甫文集为六十卷。从樊晃记载“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杜工部小集序》，见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看，又从郭受“新诗海内流传困”(《杜元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见《杜工部集》卷一八)推知杜甫在湖湘时尚未有文集流传，杜甫文集的编纂当在杜甫逝世后的40年内。杜甫之子宗文、宗武能文，杜甫文集当时是由他二人编成的，我们推测杜甫集编成的大致时间当在杜甫逝世后20年内。这时编成的杜甫文集是一切杜甫集的始祖。杜甫以文鸣世，杜甫文集的问世对于确立他在文坛的地位至关重要。从杜甫学的角度说，他为杜甫学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在杜甫文集问世后，樊晃在未能见到的情况下，搜集杜甫作品290篇，编成《杜工部小集》。作序说：“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樊晃编《杜工部小集》，表现了当时的人对杜诗的热爱，而到宋代它又成为人们重新编杜甫集的重要资料。

    （二）确立了杜甫伟大诗人的地位。

    韩愈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他认为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伟大作家。“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对杜甫与李白在文坛的定位最高，也最准确。韩愈还对杜甫与李白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形象化的论述：“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元稹在高度评价杜甫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后，推崇杜甫是古今第一诗人。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的评论作于墓志铭中，真可谓盖棺定论。实际上，杜甫逝世后，社会已经安定，历史需要对杜甫进行评价和定位。韩愈和元稹站在历史高度对杜甫的评价和定位代表了社会的公论，因而也代表了历史对杜甫所作的评价。盛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顶峰，韩愈和元稹对杜甫诗歌的评论和定位，尽管是中唐作的，但中唐的诗歌成就没有高过盛唐的，他们的评论即便在后世来看，文字也一直是正确的，遂成为经典。自然，元稹将杜甫评为最伟大的诗人和韩愈将李杜并称，其间是有区别的。后世或宗元或宗韩，也产生了杜甫是最伟大诗人和李杜并称的区别，也产生了关于二者定位之间的争论。

    （三）将杜诗的研究心得，运用于创作之中。

    白居易、元稹和李绅等为了更好地使诗歌为政治服务，准备大量写作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的诗，以引起朝廷的关注，促使朝廷改革弊政，关心民间疾苦，促进社会的中兴与繁荣。于是他们发动了新乐府运动。怎么进行新乐府的创作？杜甫的创作对他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寅恪说：“二公(今按：指白居易和元稹)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楷模，固可推见也。”(《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其实，杜甫对新乐府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乐府运动首先是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包括使用生活的语言。元稹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元氏长庆集》卷一八)其次，是学习杜甫表现现实的诗歌形式与技巧。元稹说：“近世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题序》，《元白长庆集》卷三〇)第三，是学习杜甫诗有深刻的寓意。元稹说：“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同上)杜甫学与新乐府的密切关系说明，杜甫学一开始就注重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合，杜甫研究始终具有强烈的新的时代色彩。这是杜甫学的重要特点，也是杜甫学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四）中唐已将杜甫的创作经验上升为诗歌创作的理论。

    刘禹锡总结杜诗的用语，提出诗用僻字要有来历。他说：“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尝讶杜员外‘巨颡折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刘宾客嘉话〉三事》)另外，从这条材料也可以看出，唐代虽然没有杜甫文集的注释工作，而有关典故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

    第三时期为晚唐时期。

    晚唐的杜甫学又有新的发展。杜甫学的学者更多，关于杜甫的研究又有新的开拓。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的诗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认为他们的诗是“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实际上也赞美了他们经天纬地的无比巨大的才华，赞美了他们诗歌无比巨大的力量。杜牧则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述了杜诗神奇的感染力。司空图认为作家的文和诗的风格往往是一致的，他认为杜甫与李白的文均宏拔清厉，和他们的诗风是一致的。他说：“金之精粗，效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衒功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又尝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言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庶俾后之诠评者，罔惑偏说，以盖其全工。”(《题柳柳州集后》，《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这是杜甫学史上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从诗与文比较的角度，对杜甫之文所作的崇高评价。

    杜甫生活在唐代，唐代留下了很多有关杜甫生平和诗文的重要资料。最重要的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余如李肇《国史补》、郑处晦《明皇杂录》、孟棨《本事诗》等。尽管很多记载较简略，甚至有错误，但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材料，供我们研究。

    唐代由于人们对杜甫诗的学习和研究，杜甫产生了广泛影响。《新唐书》说：“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特别是文人，从杜甫那里受益良多，包括思想、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技巧。中晚唐的著名文人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受到杜甫的显著影响。

    二任华

    一

    任华，盛唐时人，与李白杜甫同时。唐玄宗时官秘书省校书郎，出为桂州刺史参佐。狂狷之士。曾留书责京尹贾大夫恃才傲物，与杜中丞书责其始以文章见知而终不相顾。上御史严大夫笺，以为失在于倨，阙在于傲。任华与庾中丞书云：公幸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公顷谓李太仆曰：任子文词，可谓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耶？华本野人，常思渔钓，寻当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皆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任华有当世之志，故书有干谒之意。(事见《唐摭言》卷一一，《唐诗纪事》卷二二，《全唐诗》卷二六〇，《全唐文》卷三七六)

    二

    任华是一位诗风独特的诗人，他擅长作长篇歌行，语言参差不齐，有特殊的节奏与韵味。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寄杜甫，对杜甫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对杜甫的诗作了崇高的评价。诗云：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别来已多时，何尝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无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诸葛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时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任华与杜甫有交谊，而诗又是直接寄给杜甫的，其诗内容的可信度非常高。诗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任华对杜诗的风格概括非常准确精彩：“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写出了杜诗那种千汇万状、沧海激荡的雄奇闳深的风格。（二）任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诗名隆盛的情况：“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足见杜甫在身前诗文之名已非常大。（三）描绘了杜甫性格狂狷的一面。杜甫为人文质彬彬，儒雅清淳，但有时却是“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里常醉卧”，“半醉起舞理髭须，乍低乍昂旁若无”，与李白的狂放颇有几分相似。任华的诗虽是诗，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三樊晃

    一

    樊晃，中唐时人。官润州刺史。

    二

    樊晃是杜甫身后第一个编杜甫小集的人。他将搜集到的杜甫诗290篇，以事相类，编为六卷，让其在江左流传。《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杜甫集》六十卷。又《小集》一卷，涯州刺史樊晃集。(周采泉按：涯为润之误。润州即今镇江。《嘉定镇江志》卷一四唐润州刺史条，有樊晃。又一卷应作六卷。)”《小集》在宋代尚存，今已佚。

    可以说，樊晃也是第一个给杜甫以最高评价的人。他的《杜工部小集序》云：“工部员外郎杜甫字子美，膳部员外郎审言之孙。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黄门侍郎严武总戎全蜀，君为幕宾，白首为郎，待之客礼。属契阔湮阨，东归江陵，缘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从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杜甫诗生前就在江南流传。（二）杜甫去世不久，文集六十卷在江汉之南(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流传。因为战乱，江东对杜甫文集知之较少。（三）樊晃认为杜甫后期的作品是大雅之作，认为杜甫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四）樊晃寻求杜甫文集，想进行研究，并进行评价。樊晃的序很有史料价值。

    樊晃是早期一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学者。

    四韩愈

    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幼孤勤学，擢进士第。为宣武节度府观察推官。后为宁武节度府推官。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贬阳山令。累官职方员外郎。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谏佛骨事，帝大怒，贬潮州刺史。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为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见《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六本传)

    二

    韩愈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对李白和杜甫推崇备至，对他们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给他们在文坛上以最高的地位，以表达对他们的景仰之情。“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韩愈最有名的论李白、杜甫的诗是《调张籍》，诗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剌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韩愈最早提出“李杜”并称的观点(据笔者推测，“李杜”并称的说法，在李、杜生前可能已有，但现在找不到材料)，始终把李、杜推到诗坛的最高领袖地位，从未有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的倾向。韩愈在中唐以后的千余年间，在中国古代文坛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对李、杜的推崇与评论，对于确立李、杜在诗坛的泰斗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他强烈抨击中唐一些人对李、杜的诽谤，更捍卫了李、杜的尊严，堵塞了攻击李、杜的逆流，可以说他是李、杜的保护神。但是，李白在生前名气比杜甫大得多。李杜并称，实质上提升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提高了杜甫在诗坛的知名度。王嗣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昌黎品定而月旦千古。虽然，青莲业有定价矣，少陵犹不免蚍蜉之撼，而昌黎借李伸杜，嗣后评者或驾杜于李，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用虚者犹尽鬼魅，而用实者上画犬马，此难易之辨也。”(《杜诗笺选旧序》，见《管天笔记》外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韩愈始终坚持“李杜”并称，不偏不倚，是对李杜最公允的评价，表现出他过人的见识。事实上，李白与杜甫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都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他们理应并称。李杜并称准确而全面地表明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当然，学术研究允许持不同观点，那种从内心深处认为杜强于李，或李优于杜者，自然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论述时要心平气和，不要意气用事，否则，难免失之偏颇附录：刘斧摭遗小说(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之《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蔡梦弼认为非韩愈所作)有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未载入韩愈集中，今录如下：

    何人凿开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为愚朴。英豪虽没名犹嘉，不肖虚死如蓬麻。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雾，路入溪村数百步。招手借问骑牛儿，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门古屋三四间，草茅缘砌生无数。寒竹珊珊摇晚风，野蔓层层缠庭户。升堂再拜心恻然，心欲虔启不成语。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过客留诗千百人，佳词绣句虚相美。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该诗具有两点学术价值：（一）耒阳有杜甫之墓，诗人亲眼见过。不过这墓可能是杜甫逝世后为纪念他而建的，并非葬身之处，因为元稹所作杜甫墓系铭明言杜甫殡于岳阳。（二）诗人对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进行批驳，认为“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说明牛肉白酒不是杜甫的根本死因，指出牛肉白酒致死之说是对杜甫的丑化。这首诗是否为韩愈所作，难以考证。说是韩愈作，有可疑之处，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推翻为韩愈所作的证据，理应视为韩愈所作。即使不是韩愈作，也可以肯定是唐宋时的诗，是最早批驳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的作品之一，自有其价值。

    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人。其中如孟郊、张籍，皇甫湜，也像韩愈一样推崇李白杜甫。孟郊云：“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痴狂。”(《戏赠无本二首》其一)张籍《送客游蜀》诗云：“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皇甫湜《题浯溪石》云：“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皇甫湜诗》条引)孟郊、张籍、皇甫湜都是著名文人，他们和韩愈一道，为确立李白、杜甫在诗坛的泰斗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白居易

    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徙下邽。敏悟绝人，工文章。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调盩厔尉，为集贤校理。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累官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拜苏州刺史。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一九本传)

    二

    白居易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朴素清新，富赡隽永，流传很广。“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是中唐诗歌创作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对杜甫的诗歌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并与元稹等友人讨论读杜诗的心得和对杜甫的评价。白居易研究杜甫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杜甫诗的研究与自己的诗歌理论的建树联系起来，把对杜甫的评价与当时的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因而他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通过对李杜及其诗的评价，提出诗人应该努力创造出好的诗歌的观点。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诗应该有兴寄，应该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容，他也用这一思想来评价杜甫的诗：

    唐兴二百年，期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

    白居易说杜甫的诗有“风雅比兴”的不过十分之三四，乍听令人吃惊，而翻检杜诗，却觉得符合事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是表现生活和人的思想的，不能认为只有具有强烈政治性和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才是好作品。然而，如果我们知道白居易这样论述的出发点是为了振兴诗道，是为了提倡诗歌多表现社会生活，多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多描写民间疾苦，那么，我们认为他这样来评论杜甫并没有什么不妥。相反，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评论更表现出其理论的高超与彻底性。白居易研究杜诗，完全从实际出发。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水平，表现出良好的学风。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水平，更好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本人所创作的《新乐府》和《秦中吟》等，特别是代表作《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明显地受到杜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的影响。可以说，白居易将对杜甫的学术研究所得转化为创作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创作的实践，这是一种极高层次的杜甫研究。

    六元稹

    一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市)人。稹幼孤，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后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征还，为膳部员外郎。穆宗赏其才，为宦官谭峻荐，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罢内职，授工部侍郎。拜平章事。出为同州刺史。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入为尚书左丞。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暴卒于镇，时年五十三。(《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四本传)

    二

    元稹是著名才子，诗工丽绵密，富赡清雅。“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同上)作为一位诗人，元稹对杜甫的诗颇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而且常与友人白居易、李公垂等讨论杜甫的作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极高，把他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对他非常崇拜。元稹对杜甫的研究颇有独特之处，并用这种研究成果来指导当时的创作。元稹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直接表现社会：

    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

    元稹还认为杜甫作诗很少拟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内容拟标题，有利于表现现实生活。“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稹的这些观点对中唐的诗歌新乐府运动，都直接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元稹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也有精深的研究，认为杜甫的诗浑涵浩茫，寄兴深遥。他说：“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足见元稹对杜甫诗的风格和杜诗的地位把握非常准确，是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的精彩论述。而元稹最知名的关于杜甫的文章是《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它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全文迻录于后：

    叙曰：余读诗至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哀怨存离之作，尤拯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凌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其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袝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祈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帝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甫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匄，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子美于首阳之前山。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虽是一篇墓志铭，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简明而完备地介绍了杜甫的家世与生平。因为是墓志铭，材料都来源于杜甫之孙嗣业，非常可靠。这是保存到现代的有关杜甫生平最完备、最可靠的材料。其次，元稹对杜甫及其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与论述。元稹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衡量杜甫，认为他是古今最伟大的诗人，是古今集大成的诗人。“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也承认“李(白)杜(甫)”并称的说法，自己也说“李杜诗篇敌”(《代曲江老人百韵》)，但实际上他本人更爱好杜甫的诗，因而在墓志铭中明确提出杜甫诗优于李白诗，把杜甫推为古今第一诗人。对于元稹的这一观点，笔者是不完全赞成的。笔者持李杜诗并称的观点，就个人爱好而言，认为李白诗艺术更完美，但对元稹的观点仍表示非常理解。杜甫的诗比李白的诗所反映的生活更广阔，更真实，更深刻，更具有现实性。杜甫的诗比李白诗更多地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达也更细腻，更深沉。杜甫诗的艺术比李白更丰富，更好学，便于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欣赏、学习和借鉴。而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天才纵逸，表现生活与思想感情多用超现实主义手法，使人感到神奇美妙，但也觉得难以学习，难以亲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元稹认为杜甫优于李白，也不无道理。事实上，元稹的观点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为杜诗爱好者所接受。元稹提出的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的观点，在杜甫研究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确立杜甫在诗坛上的独尊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元稹在具体评价杜甫时，由于对杜甫的声律艺术成就谈得太多，以致冲淡了他对杜甫作品在内容与艺术上的评价，造成人们对他的观点的一些误解。元好问、王嗣爽都认为元稹没有看到杜甫作品思想与艺术的伟大，而只看重杜甫的排律。元好问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一〇)元好问之说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全面考察元稹对杜甫的评论，可以看出，他真正看重的是杜甫作品所表现的伟大思想与高超艺术。

    元稹特别爱好杜诗，一生研究杜诗，用功极勤。他的观点新颖，极具影响力。他还在他的时代大力宣扬杜诗，与人研讨杜诗，并把研究杜诗的心得运用在创作中。元稹对杜甫研究的贡献极大，可以说是杜甫学最早的一位大功臣。

    七杜牧

    一

    杜牧(803—约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为淮南节度推官，拜监察御史。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授胡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杜牧有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杜牧上书论兵事，说：“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上书论泽潞战事，泽潞平略如杜牧之策。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卒年五十。

    杜牧是唐代著名诗人，“牧好读书，工诗为文”(《旧唐书》卷一四七本传)，其诗俊逸豪迈，“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新唐书》卷一六六本传)。

    二

    杜牧对李白、杜甫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他们可与古代诗坛的泰斗相匹敌。他在劝侄儿多读书的诗中写道：“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将李杜与屈(原)、宋(玉)、班(固)、马(司马迁)相提并论，把李杜列为最伟大的诗人之列。杜甫集是杜牧最喜欢读的。他的《读韩杜集》写道：

    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谈读书感想的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两点很重要：（一）将韩(愈)与杜(甫)并称绝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挑选与安排，把韩愈作为文坛的北斗，把杜甫作为诗坛的北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给宋代论诗论文定下了调子，为确立杜甫在诗坛的独尊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二）着眼杜诗与自己的思想共鸣来谈论和评价杜诗。杜甫是古代正直的、有抱负的、有才华的士人的代表。在封建制度下，才德之士往往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特别是遭遇战乱，更加困顿艰辛。杜甫的诗典型地表现了这些士人的境况与思想。杜甫的诗所表现的有志不获骋、有才不得用的痛苦悲愤的心情，表现的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关心，表现的困苦的生活和举步维艰的境遇，都能引起大多数士人的极大共鸣。杜牧的诗充分表现了大多数士人读杜甫的诗的感受。杜牧的诗开了从感受体验的角度来研究杜甫诗的先河。

    杜牧对杜诗的学习和研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牧因而也与杜甫合称为大小杜，或被人径称为小杜。五代卢瑰说：“杜牧之绰有诗名，纵情雅逸，金陵舣舟闻倡楼歌声，有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寄（近）酒家。倡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风雅编缀，不可胜纪。与杜甫齐名，时人呼为大杜小杜。”(《竹庄诗话》卷二○载《抒情诗话》)

    八李商隐

    一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号玉谿生。幼能文，开成三年登进士第，为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随郑亚在岭表累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以文章干令狐绹，补太学博士。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罢为郑州，病卒。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其诗典丽精工，宏雅深邃。

    二

    李商隐对杜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名论点是杜诗把世界的一切都融汇于诗中。《漫成五章》其二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李义山诗集》卷六)李商隐持李白与杜甫并称的观点，认为他们怀才而不为世大用，都是因为小人谗毁。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认为杜甫和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内容无所不包，把天地人与万物都摄入诗中表现。李商隐的看法是极为精彩的，也是极为经典的。事实上，在古代诗人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杜甫那样，摄入如此广阔丰富的情事，进行如此生动形象的表现。杜甫表现的，有天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人的一切，天地之间的一切。总之，杜诗是以整个宇宙为表现对象。其诗内容的博大，正表现杜甫胸怀的博大，人格的博大。从内容的宏大来评论杜诗，没有人能像李商隐评论得这样精彩，这样准确。

    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李商隐的创作也深受杜甫的影响。李商隐在古代曾以善学杜甫为世所称。李商隐与杜甫的共同之处既表现在人生经历与杜甫有某些相似，也表现在艺术风格因受杜甫影响，有某些相似。李商隐一生落拓不偶，寒饿颇似杜甫，诗风深沉婉丽，也与杜甫的沉郁顿挫颇为相通。李商隐自己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樊南甲乙集序》，《李义山文集》卷四)李商隐向杜甫学习的方面很多，而最主要的是诗歌表现的基本方法。王士禛说：“一日秋雨中，茂京携画见过，因极论画理，其义皆与诗文相通。大约谓始贵深入，既贵透出，又须沉着痛快。又谓画家之有董、巨，犹禅家之有南宗。董、巨后嫡派，元唯黄子久，倪元镇，明唯董思白耳。予问倪、董以闲远为工，与沉着痛快何居？曰：闲远中沉着痛快，唯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画，何以声价在唐、沈之间，征明之右？曰：刘松年、仇英之画，正如温李之诗，彼亦自有沉着痛快处。昔人谓义山善学杜子美，亦此意也。”(《带经堂诗话》卷三《微喻类》)王士禛通过论画论李商隐善学杜诗，非常精辟，非常深刻。

    九五代概说

    唐末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神州分裂，成五代十国。

    杜甫天才绝伦，遭受战乱而漂泊。这对于处于战乱中的五代人，更觉亲切，一些文人寻访杜甫的遗迹，游览杜甫的故居、逝世处、流寓地和游览处，表现对杜甫的怀念与景仰。在成都，杜甫故居已坏，韦霭为奏记，重建杜甫故居。“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韦霭《浣花集序》，《浣花集》)值得注意的是，重建基本保持原来的规模。在湖南耒阳，有杜甫墓。墓有祠宇，后晋黄庭翰重修。宋人张齐贤云：“图经云：工部墓在县北郭内二里。后晋开运中，县令黄庭翰重修祠宇。”(《书杜工部祠堂》，《永乐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衡字韵)这反映了五代人对杜甫的崇敬与热爱。

    五代大量发行杜甫集。西蜀是杜甫流寓之地，杜甫学也很兴盛。蜀本杜甫集即有两种：一种是孙光宪序本，一种是郑文宝序本。王洙《杜工部集记》云：“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王洙所见为杜甫集的两种残本。后晋，有官刻本杜甫集。吴若《杜工部集·后记》云：“称‘晋’(本)者，开运二年官书也。”(《钱谦益《杜工部集注》)这是见于记载的，五代实际发行的杜甫集当远不只这三种。

    这一时期有许多记载杜甫的文献，有范摅《云溪友议》、王定保《唐摭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冯贽《云仙杂记》。五代去杜甫生活的时代已远，很多材料来自传言，难免失真与错误，而有的记载采自其他史料，也值得重视。如《云仙杂记》载“杜甫在蜀者，以七金买黄儿米半篮，细子鱼一串，笼桶衫，杮油巾，皆蜀人奉养之粗者”(卷一《笼桶衫油杮巾》)，并标明“出《浣花旅地志》”。这条材料就可作我们研究杜甫在蜀中生活的参考。

    五代的杜甫学继续沿着唐代杜甫学向前发展。这时期杜甫学的大事，是官修《旧唐书》将杜甫列入《文苑传》。该书杜甫传较为完备地记载了杜甫的生平，引用元稹杜甫墓志铭推杜甫为古今第一诗人的评论，并下结论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官修书是正史，代表了统治者对杜甫的评价，历来为社会所重视。《旧唐书》杜甫传在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五代一般将杜甫与李白并称。黄滔云：“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答陈磻隐论诗书》，《唐黄御史公集》卷七)贯休认为杜甫诗包罗宇宙。《读杜工部集二首》云：“造化无拾遗，唯应杜甫诗。岂非玄域橐，夺得古人旗。日月精华薄，山川气概卑。古今吟不尽，惆怅不同时。”(其一)“甫也道亦丧，孤身出蜀城。彩毫终不撅，白雪更能轻。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其二)(《禅月集》卷七)对杜甫的评价很精彩，对杜甫的遭际表示同情，并表达了对杜甫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五代与杜甫生活的安史之乱时期相似，杜甫的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五代人也纷纷抒发忧世忧国之心。牛峤登陈子昂读书台，看杜甫的题诗，有感而作，云：“北厢引危槛，工部曾刻石。辞高谢康乐，吟久惊神魂。拾遗有书堂，荒榛堆瓦砾。二贤间世生，垂名空烜赫。逸足拟追风，翔鸾已铩翮。伊余曾未学，少被文章役。兴来挥兔毫，欲竞雕弧力。虽称含香吏，犹是蓬莱客。薄命值乱离，经年避矛戟。今来略倚柱，不觉冲暝色。袁宏忧国心，谁怜鬓已白。”(《永乐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四陈字韵载《潼川志》)

    经历五代战乱，至宋初，杜甫集都已残缺，至宋已无完本传世。有关杜甫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大量毁灭。

    一〇孟棨

    一

    孟棨，唐僖宗光启时在世，曾为尚书司勋郎中。著有《本事诗》。

    二

    孟棨对杜甫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记载了唐人杜甫诗是“诗史”之说，而且对“诗史”说作了精彩的阐释。

    《本事诗》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高逸第三》)从孟棨的记载看，关于“诗史”说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诗史”之说当产生于杜甫生前，故孟棨的记载是“当时号为‘诗史’”。当时人们的评论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当时人对作品的体验最深，感受最真切。用“诗史”来概括杜诗，最充分地说明当时杜诗最真实充分地反映了安史之乱那个时代。这也是“诗史”说最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二）“诗史”说的定义，孟棨界定得非常好。其“诗史”说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反映了杜甫所经历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二，记录了杜甫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其三，是“推见至隐”，深刻揭示了社会现象的本质，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见解、思想与感情。孟棨对杜诗为“诗史”之说的理解是非常全面和深透的。后世一些人对“诗史”的理解则要片面和肤浅得多。孟棨关于“诗史”的记载与论述值得后世的杜诗研究者认真研究。

    所谓诗史，就是用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的本质。杜甫的诗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形象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叙了其生活经历，抒发了其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其人生理念与生活感悟。因此，用“诗史”来概括杜甫的诗是最恰当的。“诗史”的记载一出，便得到人们高度的认同，成为杜甫学术史上最经典性的评论用语之一。应该强调的是，孟棨所载唐人所谓的“诗史”，不仅包括杜诗所表现的广阔社会生活，而且包括杜甫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内心世界与情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来理解“诗史”才是全面的、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在宋代，“诗史”说就广泛为学界所运用，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广泛运用。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一刘昫与《旧唐书》

    一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以好学知名燕赵间。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后避地沧州。唐庄宗即位，官翰林学士。明帝时，累官兵部侍郎(《旧五代史》作户部侍郎)，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昫为人刚直。后罢为右仆射。晋高祖时，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旧五代史》卷八九本传、《新五代史》卷五五本传)

    二

    刘昫修《旧唐书》，在《文苑传》中列《杜甫传》，是代表当时朝廷，代表封建正统对杜甫在文坛的成就和地位的评价，在杜甫学术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与意义。

    《旧唐书》的《杜甫传》第一次对杜甫家世、生平作了完备而简明的记叙。此前，虽有元稹所作杜甫墓志铭(《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但所言杜甫生平太简略。《旧唐书》则较为完整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大事，基本没有遗漏。只有寓夔一事未明言，隐含于“避乱荆楚”中。与元稹杜甫墓志铭比较，《旧唐书》则多载了杜甫疏救房琯寓居成州同谷事和召补京兆府功曹。“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稆，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功曹。”这些材料对研究杜甫的生平非常重要。元稹所作杜甫墓志铭中已有之事，《旧唐书》的记载要详细得多。总之，《旧唐书·杜甫传》是第一篇比较完整而详细的杜甫传，且为朝廷史家所修，在学术上非常重要。

    《旧唐书·杜甫传》所载杜甫生平也存在严重缺陷。一些材料采自小说家言，存在着生平事实记载失实和论述失当。大致有四条：（一）说杜甫游东蜀依高适：“永泰元年夏，武卒。……及郭英乂代武镇蜀，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高适之卒略早于严武，杜甫不可能在严武死后去投靠高适。（二）说杜甫褊躁，侮辱严武：“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其实，从杜甫诗文和严武诗文看，杜甫与严武相处友好。杜甫对严武很尊重，很感激，绝不会以怨报德，做出侮辱严武的举动。杜甫在严武逝世后，作诗表达自己的感激思念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杜甫醉登严武之床，瞪视严武而言“严挺之乃有此儿”，完全是小说家之言，而《旧唐书》杜甫传说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对杜甫的德行进行贬损性的评论，近乎攻击，没有事实依据。（三）言杜甫吃牛肉饮白酒而致死：“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耒阳一带喜欢吃牛肉，喝白酒，杜甫到耒阳，入乡随俗，吃牛肉，喝白酒，是可能的。但吃牛肉喝白酒不可能是杜甫致命的根本原因。杜甫晚年有消渴风痹重疾，疾病才是他逝世的缘由。《旧唐书》杜甫传言杜甫“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给人的印象是杜甫贪吃嗜酒而不顾性命，贬损了杜甫的德行，损害了杜甫的形象。（四）认为李白与杜甫风格不同，李白嘲笑杜甫。“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现存的题名李白作的《戏赠杜甫》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向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不管是否为李白所作，就诗本身而言，是一种善意的嘲谑，谈不上什么“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旧唐书》杜甫传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以上所举四条，不能不说是《旧唐书》杜甫传的疵点。这些疵点严重地影响了杜甫传的质量。

    《旧唐书·杜甫传》还引用元稹的杜甫墓志铭对杜甫作了评论。其文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同意元稹对杜甫的评论，认为杜甫是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是最伟大的诗人。同意李杜并称的说法，但又认为杜胜于李。（二）所记载的元稹说法为元稹之后的文坛所承认，认为元稹的说法是天下公论。这样，把杜甫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诗人的看法作为天下公论和正史的结论便记载下来，其影响无比巨大，自然远非元稹的杜甫墓志铭所能比。

    附录：刘斧摭遗小说(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之《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蔡梦弼认为非韩愈所作)有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未载入韩愈集中，今录如下：

    何人凿开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为愚朴。英豪虽没名犹嘉，不肖虚死如蓬麻。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雾，路入溪村数百步。招手借问骑牛儿，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门古屋三四间，草茅缘砌生无数。寒竹珊珊摇晚风，野蔓层层缠庭户。升堂再拜心恻然，心欲虔启不成语。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过客留诗千百人，佳词绣句虚相美。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诗具有两点学术价值：一、耒阳有杜甫之墓，诗人亲眼见过。不过这墓可能是杜甫逝世后为纪念他而建的，并非葬身之处，因为元稹所作杜甫墓系铭明言杜甫殡于岳阳。二、诗人对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进行批驳，认为“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说明牛肉白酒不是杜甫的根本死因。指出牛肉白酒致死之说是对杜甫的丑化。这首诗是否为韩愈所作，难以考证。说是韩愈作，有可疑之处，但又没有根本推翻韩愈所作的证据，理应视为韩愈所作。即使不是韩愈作，也可以肯定是唐宋时的诗，是最早批驳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的作品之一，自有其价值。

    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人。就中如孟郊、张籍，皇甫湜，也像韩愈一样推崇李白杜甫。孟郊云：“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痴狂。”(《戏赠无本二首》其一)张籍《送客游蜀》诗云：“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皇甫湜《题浯溪石》云：“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皇甫湜诗》条引)孟郊、张籍、皇甫湜都是著名文人，他们和韩愈一道，为确立李白、杜甫在诗坛的泰斗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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