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或后者。你只能择取其一。目前中国商业界及知识界很多的困扰，都是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混淆而产生的。
企业家的使命为什么总是被夸大？
一个最简洁的答案是：他们被寄予了过多的社会期望，在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之余，人们还希望他们承担起带领社会进步和重构市场新秩序的责任。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还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创造者。
在今天，已经没有人敢于否认企业家的价值。极而言之，如果没有莫扎特，没有达·芬奇，甚至没有李白、莎士比亚，我们无非听不到天籁般的音乐，欣赏不到令人陶醉的绘画、诗歌和戏剧，可是，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创造了石油产业，福特创造了汽车工业，盖茨创造了个人微机产业，米尔肯创造了高息债券（垃圾债券）产品，人类将会怎样？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企业家的使命并不应该被夸大，被神化，被赋予过多的社会角色。
在众多的社会角色中，最容易被纠缠在一起的，便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重叠。我们已经一再地听到这样的期许：
——“把科技转化为商品，让知识变成财富”，已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共识和追求；
——知识型企业家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清新力量；
——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风向标。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经历一次思想冒险。我们将证明这样一个理念：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或后者，你只能择取其一。目前中国商业界及知识界很多的困扰，都是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混淆而产生的。
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我相信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微波荡漾的爱琴海边，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在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你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的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作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苏：决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相去不远。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直存在着歧义，其中不乏极端对立的分歧。
出版了《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的法国评论家班达为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很著名的定义：他们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在班达的论述中经常被提及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苏格拉底和耶稣。
而与班达成极端对立的观点来自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P.约翰逊，他曾经写道：“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务所能提供的合理见解，至少不亚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看来，“从来就没有知识分子这一行业，而这种欠缺是值得庆祝的”。
英国的文化研究者R.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写道：“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而这种用法显然仍旧持续。”1994年，因出版《东方学》而著名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应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连续做了六周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系列演讲，有人在《泰晤士报》上评论这次演讲时不无揶揄地说，那是一些“最不像英国的东西”，一提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就让人想到“象牙塔”、“一丝讥笑”。
这样的“一丝讥笑”，在中国似乎也并不陌生。关于中国文人的反思，自古以来便缕缕不绝，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般的壮语，也有“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式的讥嘲。
尽管有这样的争议，可是在更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理念人”的角色。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萨义德则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主张：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代表公众，以及向公众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普通的原则是：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的说法或做法。知识分子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在我的心目中，他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
为了让自己的表述更为有力，萨义德还引用了英国小说家乔伊斯的名言来强化这样的角色认知：“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表达自己，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①
这样的声音在西方思想史上并不陌生，从中我们还可以嗅出某些源自基督教伦理的宗教情结。
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增多导致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新的衍变。那种纯理想主义的认知开始让位于更现实的界定。
葛兰西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被墨索里尼关押过11年，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他曾就知识分子的界定进行过较详细的论述。首先葛兰西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一前提下，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传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
在葛兰西眼中，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多多少少停留在原处，年复一年从事相同的工作，而有机的知识分子则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分子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以引导消费者和选民的意见，赢得赞同。他们一直在行动，在发展中壮大。”很显见的是，那些有卓越能力的知识分子又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将自己演变成企业主自身。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与葛兰西的较为相近，他将知识分子区分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和“特殊的知识分子”。前者他列举的人物是萨特，后者则是主持了原子弹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福柯认为，奥本海默式的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萨特式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物理学的、经济学的，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的运动之中。“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
企业家：那些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在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接下来，我们对“企业家”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企业家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的法语。1815年，法国哲学家让·B.萨伊做了一件至今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工作，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尝试着对企业家进行了定义，“将所有的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并对他所利用的全部资本，他所支付的工资价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安排”。
在其后的100多年里，萨伊的定义被一再地引用，它让我们发现其实一个人要名留青史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你只需在某一时刻对一个尚未定型的事物进行一个简短而精确的定义，然后让它广而知之。1942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又在萨伊的定义上添了精巧的一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他提出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性的破坏”。他指出，经济中有一群人以创业精神采取行动，他们抓住机会，并且决定了以后一系列事件的整个进程以及它们的长期结果。熊彼特断言，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进一步成长，企业家必须让资源在破坏中获得新的移动。我们可以说，尽管已经过去了60多年，然而熊彼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的清晰，他用哲学家的手术刀般精确的语言将企业家的作用和精神描述了出来。
在以后的这些年里，从另一个奥地利裔管理天才彼得·杜拉克到激情的汤姆·彼得斯，人们对企业家的界定和论证都离不开创新、破坏、变革这些词汇。人们无非变着说法来描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感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茨纳便把企业家看成是“谷仓前空场上的一头猪”。他说，这头猪是一个“机会的侦察员”，它能够搜索出其他动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当然，也有人拿企业家与其他的职业人相比较。美国风险投资家戴维·西尔弗在《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中便把企业家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比：
企业家与艺术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问题解决者。艺术家通过画布而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公司来表达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种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异常敏感，富有想象力，热情洋溢，复杂，充满活力而且富有创造性。他们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不期望从他们的努力中获得乐趣。
企业家的能力被描述为“把社会的需要转变为企业的赢利机会”。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常常喜欢用鞋子推销员的故事来讲述企业家的发现和创造精神：
两个鞋子推销员来到非洲的一个未曾开发的小岛部落，发现当地的土著都不穿鞋。一个推销员向总部发了这样一封电报：“这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有一点销售前景。”而另一个推销员则发回了完全不同的电报：“这儿没有一个人穿鞋，我们可以占领整个市场。请将所有的存货通通运过来。”
没有一个故事比它更能生动地展现企业家发现机遇和创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个同样颇为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是一个哲学家和推销员一起去小岛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下面的假设是可能发生的：
哲学家将花一个月思考为什么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个月他将论证把鞋子推销给土著人的必要性；当推销员用鞋子换走一船一船的宝石和矿物的时候，他又将证明这是对等和道德的行为，还是一种掠夺的行为。
这样的对比尽管十分空泛，但却是耐人寻味的。无论怎样定义、描述或比较，企业家都至少拥有如下的特质：
他对资源的集中、移动或破坏，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额外的那一部分；
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这种行为必须能够为自己赢取超额的利润；
他只做确定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这些特质将明确地划分出企业家与其他职业——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与知识分子的差异。
爱迪生为什么不是知识分子
尽管从精神气质上和价值取向上，我们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进行了分离，可是，由于社会角色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品质和天赋卓越的公众人物而言，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些难以言清的甄别。譬如，有一个问题便常常在这样的讨论中浮出水面：
那些有机的或特殊的知识分子在改变世界的商业活动中，有没有可能同时将自己演变成企业主自身？譬如，发明了灯泡的爱迪生、发明了汽车的福特以及发明了集成电路然后创办了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宜斯，他们还应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至少在西方思想文献中，我们没有读到肯定的答案，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有过任何犹豫。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出版了《理念人》（Men of Ideas），它被认为是过去一段时间对知识分子命题梳理得最为清晰的著作。科塞用相当的篇幅对“美国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剖析，他将他们分为五大类：“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华盛顿的知识分子”以及“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
很显然，在科塞的话语视野中，企业家没有被当成考察的对象之一。
在关于“科学知识分子”的部分，科塞的论述显然没有从葛兰西和福柯的逻辑中游离出去。首先，他谈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其以前的时期，对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几乎都是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今天，科学已经变成一项由专家从事的专门活动，“大多数科学家，由于在专业化体制下从事狭隘的专门问题研究，几乎不能被称作知识分子，他们也无此追求”。
而所谓的“科学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既有专业科学能力，同时对公众政策和社会公意具有责任感和话语兴趣的人。被科塞用做例子的仍然是福柯曾经列举过的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位主持了原子弹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在战后成了最坚决的原子弹反对者和战争忏悔者，他领导一大批科学家抵制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并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忏悔：“物理学家已经知罪，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从今以后，没有任何诱惑可以让我们熄灭这种感觉。”
在这样的演绎下，那些因科学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人，无法被归入知识分子的范畴则是不需要论证的了：首先，他们即使是一个天纵其才的科学家，可是如果没有对公众事务和社会责任感的关注和投入，他们也不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其次，当他们转而成为企业家后，具体而现实的利益追求则更是让他们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愈行愈远。
2001年，美国当今最好的商业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罗出版了畅销书《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他为过去100年来美国最杰出的七位企业家作了生动的传记，其中包括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汽车之父亨利·福特、IBM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以及当今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等。他如此描述这些创造了令人咋舌的财富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冒险家、变革家、实干家。他们都有超常的自信，这自信或来自于内心的安全感，或来自于对别人判断的不信任。无论如何，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经验证明这种自信是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种想法有时会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狂妄自大。
泰德罗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也是令他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一个企业家能既是伟人又是好人吗？
他写道，伟人并不难定义，它主要看一个人在选中投入的事业后，所达到的超出人们希望甚至想象的成功。而好人则难定义得多，它包括诚实、慷慨、公平感和尊重他人这些品格。它意味着尊重他人有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权利；它意味着理解某些要求是不应该提出来的，因为虽然它们对你至关重要，但却对被要求的人造成了损害；它意味着记得那些曾经帮助你达到目标的人，尽管你已不再需要他们了；它意味着把你获得的一部分回馈给社会，因为社会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也许，好人还意味着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
当理查德·泰德罗用细腻的笔触和翔实的史料，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业巨人们一一立传之后，他说，“我们的这些商界领袖都可称得上伟人，但用我们刚刚提到的好人的标准来衡量，结果就很有问题了”。
企业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情。泰德罗举例说，一位总裁非常体恤下属，从不亲手开除任何员工，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没有解雇过人，如果他不这么做，那只能是其他人担起这个难堪的任务了”。
他又举例说，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或规避危机，一个商人不得已做出苛刻的事，如果一次经济危机突然降临，你却不及时地裁员——其中包括很多没有犯错甚至优秀的人才，便可能造成整个公司的崩盘，你将何去何从？
他再举例说，商业说到底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拿到了一个合同或做了一笔销售，你就不能拿到这一订单。竞争对手就像坐跷跷板，“我上去了，你就下来了”。商业本身就是非此即彼的竞争。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暴君，那就成为工作的暴君吧。”1900年出任美国钢铁公司总裁的传奇经理人查尔斯·M.施瓦布的这句名言流传至今。商业能挖掘出我们最好的东西，可有时也会让人性的丑恶在瞬间膨胀。正如熊彼特为企业家所下的定义——“创造性的破坏”，如果没有对原有秩序、规则的修正甚至叛逆，企业家是不可能达到“伟大”的境界的。泰德罗笔下的商业巨子们都曾经在某些方面打破过某些规则，有时候对规则的破坏让世界获得了加速度的进步，而更多的时候，它也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而在这个过程中，不造成对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的伤害，便是“不可能的任务”。
企业家总是那么的实际，他们不对现实以外的任何东西存留幻想，他们往往能不受诱惑地透过事物表层而直达问题的核心，而这几乎是职业的本能。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传奇的企业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难之际出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他孤身到工会与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们谈判。当有人质问他，作为劳苦工人的后裔，你为什么不满足大家要求多放几个子儿的微薄条件？艾柯卡简单地告诉他们：“我决定着你们的命运，我每小时17美元资助全公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时20美元时，我不会雇用一个人。因此你们最好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会轻易地发现，对任何一位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比他创造的企业更为重要，也没有另一种标准比创造赢利更让他有成就感——我们很难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或许，战争时期是一个例外，你可能为了国家的命运必须抛弃企业的私利，而在和平时期，对任何企业家来说，几乎都不存在这样的选择。
也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大社会角色间的精神分野：
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反对的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知识分子以真理追求为唯一目标，而企业家则是资源的配置者；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萨义德语），企业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知识分子看来“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却“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后者有现实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量化的利益诉求，而前者生存的价值则要抽象得多……
将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进行彻底的剥离，甚而使之对立，是历史的宿命，是各自更为有效及理性地承担责任所必须的。这样的割裂看上去有点严酷，但却是一个无法妥协的事实：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
摇企业家的“恶人相”
生意是黑暗的一面
“生意是我生活中黑暗的一面，”“大众摄影之父”美国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1854—1932）说：“在生意中我从来没笑过，我可能咧咧嘴，可我从没笑过。”
在生意中从来没有感受到快乐的伊士曼，可能认为其他人也应当跟他一样。亨利·雷西巴赫是柯达公司早年最重要的功臣，他与伊士曼一起发明了成本低廉而效果出色的干性感光片，从而让摄影和照相机走进了大众家庭。可是，当伊士曼发现雷西巴赫已变得不太重要的时候，他只在某一个早晨给这位老功臣留下了一张简短的纸条：
先生：本公司不再需要你的服务了。
你真诚的朋友，乔治·伊士曼
当美国商业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罗描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禁写道，“成功的企业家通常是那种不顾别人的人”。
亨利·福特（1863—1947）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与洛克菲勒和J.摩根是20世纪初把美国打造成超级商业帝国的历史性人物，他发明的移动装配线和大批量生产的方式对工业化制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他去世的时候，人们用这样的字句赞美他：“亚伯拉罕·林肯和福特意味着美国贯穿了世界，从小木屋到白宫，从机器加工车间到工业帝国。”
可是，在亨利·福特的传记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到这位商业巨人的另外一面：好斗、感性、报复心强、心胸狭窄。
福特自诩是工人和穷人的朋友，他刻意与上流社会疏远，从来不愿意住在富人的房子边上。可是在暗地里，他却派间谍以底层社会的身份渗入到工厂内部监督工人们。他还是美国最坚决的反工会的工业家之一。他派人殴打组织者，并一再地威胁说，宁可关闭工厂也不允许工人组织工会。
福特还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他专门收购了一家叫《迪尔伯恩独立报》的报纸，用于发表“系统性的反犹主义言论”。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国际犹太人》的集子，它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影响。有史料证明，它对日后德国纳粹党的萌芽起到启蒙性的作用。“第三帝国”的纳粹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西拉赫在纽伦堡受审时说：“你们不会知道那本书对德国青年人的思想有多大影响。年轻的一代羡慕地看着成功和财富的标志，当亨利·福特说犹太人该受谴责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相信了。”在希特勒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里，亨利·福特是唯一被称赞的美国人。
“给我以力量，萨姆”
当曙光终现、成功降临的时候，企业家对荣誉和赞美的追求总是显得那么的饥渴。萨姆·沃尔顿（1918—1992）创办了零售王国沃尔玛，它今天已扩张成全球市场价值最高的企业。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沃尔顿编写了很多歌词，要求大家每天上班前大声咏唱，而所有的歌词，其结束句都是“给我以力量，萨姆”。
如果说，沃尔顿的做法还有点含蓄的话，那么IBM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1874—1956）就显得赤裸裸得多了。沃森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不是技术员出身的他用30年时间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公司改造成当时世界价值最高的科技企业，他所倡导的“思考”理念影响了一代企业家。当IBM大获成功之后，沃森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永远地推销出去”。
他在公司里组织了没完没了的豪华庆祝活动，每次，员工们都要合声高唱各种各样的公司歌曲，其核心主题就是赞美带来这一切的“伟大的沃森”。其中一首被称作IBM颂歌的“永远向前”是这样的：
每个人前面都是激动人心的未来，
因为我们的公司将走向每一块土地；
我们每个先锋互相鼓励，
为那个“人之雄杰”，我们的朋友和舵手倍感自豪；
托马斯·沃森这个名字意味着无人可挡的勇气，
我们为能和IBM一起走向世界感到骄傲。
一位IBM的员工回忆说：“你一定要大声唱，不停地唱，而且必须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钦慕之情，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严厉的谴责。”
公司还不定期地制作各种印有沃森头像的徽章，员工们必须在上班的时候佩戴它，如果哪个人面见沃森时而忘了戴上，那他就是自寻死路。据说，每次庆典活动，沃森都会亲自准备讲话稿，他会预先念上好多遍，可是到了现场，他仍然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里充满了泪水。
到处都是沃森的照片，到处都是沃森发行的杂志，到处都是沃森的名言。托马斯·沃森对个人崇拜的痴迷，最终连自己的儿子都无法忍受了。他的接班人沃森二世在自传中写道：“我在IBM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多地感到父亲的作风压制了太多的人。”
事实上，沃森并不是唯一对自己如此痴迷的企业家，在今日中国，我们从来不少看到这样的人物。当一个人稍稍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之后，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自恋——追求各种各样的荣誉学位，花钱请人为自己写传记，与名人和政治人物拉关系，把自己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把自己的话编进公司歌曲。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也许我们将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自由，可是生活在公司的等级制度中，自由往往只属于少数的人，有时候，甚至只属于一个人。
“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很满意”
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科技发展，使公司制度和企业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是，对于企业家性格而言，却似乎从来没有进化过。英国的瓦西纳尔博士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企业家都是有人格障碍的。他们不是最精明的商人就是天才的技术专家，总之是极端化性格的人。完美人格的人，是无法在险恶的环境里取胜的。”
斯蒂夫·乔布斯是天才遍地的电脑界里仅有的“天才中的天才”。他创办的苹果公司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其产品占领世界市场8%以上的份额，让IBM等大公司都望尘莫及。他才华横溢、艺术气质十足，当他与一板一眼的比尔·盖茨站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钢琴师与修钢琴的工人在交谈。但是，说到“恶人”这一面，他也是有目共睹。
乔布斯很小气。他可以为了建立一个计算机研究中心一下子投入1.5亿美元，连其中配置的沙发价格也高达1万美元一个。可是，在他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又有了第一个孩子时，他却拒绝给已分居的妻子，也就是孩子的母亲每月385美元的补助费，直到他的同事劝他，说如果事情让媒体曝光，则不利于公司形象，他才勉强同意。堂堂的亿万富翁，在辞退一个高级雇员时，他竟拒绝付给应该付出的2.5万美元补助金，当这个雇员威胁说要向外界披露他的领导风格时，他才让步。
他的领导风格确实不能令人恭维。他喜怒无常，甚至在与雇员谈话时，话不投机就把人辞掉，以致雇员们都不敢与他同乘一个电梯，生怕电梯还没到站、门还没开，就被他炒了鱿鱼。他粗暴，常出言不逊。一次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他当众批评一个雇员的工作，竟说出“你干的是什么工作？就好像你在烤美味的蛋糕，但是你在上面不是抹的蜜糖，而是臭狗屎”这样有伤大雅的脏话。他还会搞点阴谋诡计。他后来担任总裁顾问时，就耍了一些手段将当时的总裁赶走，自己担任了“临时”总裁。他对员工不信任，竟偷看他们的电子邮件，颇失风度。然而，最决定公司命运的是，他独断专行，他乔布斯就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就是他乔布斯。苹果公司历史上两次大危机（1985年和2000年）都是由于他的研制新产品决策失误引起的。
与乔布斯相比，比尔·盖茨是一个更伟大的名字。1975年，20岁的他从哈佛大学辍学创业组建微软公司，20年后，他成为全球首富。在过去的100年里，恐怕没有一个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速度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比他更为杰出。比尔·盖茨为人随和低调，不好奢侈，忠于家庭，热心公益，他是目前世界上慈善捐赠最多的个人。他还宣称，在他去世之后，他只为四个儿女每人留下1000万美元，其余的数百亿资产——这还是一个迄今为止的数目，将全部捐献给社会。
比尔·盖茨近乎“完人”，可是在德国SAP公司总裁哈索·普拉特纳眼里，他却是一个不守信诺的“恶人”。SAP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应用软件公司，它开发出的ERP软件对现代企业的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财富500强”中八成以上的公司都是SAP的客户。在所有的软件市场中，ERP领域是微软唯一落后的领域。1999年，在里斯本举行的一次技术会议上，盖茨声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会是ERP软件”。当时，普拉特纳就坐在盖茨的旁边，他长长舒了一口大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2000年初，微软以15亿美元收购制图软件制造商Visio；12月，以11亿美元收购财务软件公司大平原；2002年5月，以13亿美元收购欧洲一家企业应用软件供应商Navision。至此，完成全面进入ERP软件领域的战略部署。据SAP的官方传记记载，普拉特纳对此十分愤怒，有一次，盖茨为了某个计划亲自打电话给普拉特纳，后者毫不客气地挂了他的线。
与SAP的交恶，是微软在电脑行业的一次“小演出”。盖茨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他曾有一句名言说，“微软公司永远离破产只有18个月”。也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盖茨在市场竞争中向来冷酷无情，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他喜欢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来评论竞争对手。有一年，为了反对微软，全美四家最大的电脑公司，网景（Netscape）、甲骨文（Oracle）、IBM和太阳微（Sun）结成同盟。在一次电视访问中，盖茨把这四家公司连同其他一切反对微软的人（Everyone）联系在一起，将其首字母缩写合并，然后起了个极其恶劣的蔑称——“Noise”（噪音）。此词一出，更是把四大公司狠狠地激怒了一下。
在所有的商战中，微软与甲骨文公司打得最为激烈。它们之间的角斗从1986年一直打到今天，这其间的精彩细节不亚于任何一部好莱坞商战大片或007电影。1995年前后，为了向市场推销新开发出的IE4.0软件，微软强迫计算机厂商将之与Windows操作系统进行捆绑销售。这一举措明显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违反了微软与其他公司达成的有关协议，可是，为了抵御已经取得先发优势的思科和网景公司，明知违规的盖茨仍然密令下属加紧这样的捆绑推广。
微软公司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整个行业的公愤，可是大家苦于找不到直接的诉讼证据。1996年，美国司法部突然起诉微软，并向法院出示了许多关键性的细节证据。这让盖茨十分惊讶。经过周密盘查，终于发现原来是甲骨文公司收买了微软的一名女清洁工，她每天从公司垃圾里寻找对微软不利的证据，然后交给甲骨文。这一事件非常著名，被称为“垃圾门事件”。真相大白后，一贯在媒体面前保持风度的盖茨声嘶力竭地大吼，“请看看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司，它们竟然对竞争对手做出如此卑鄙下流的勾当”。
可是，在IT行业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同情微软。甲骨文的CEO、有“坏孩子”之称的埃里森公开坦承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他得意洋洋地对记者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很满意”。
附注
①尽管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始终秉承着近乎纯净的坚持，可是，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代世界中的学者萨义德也并不讳言，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诱惑：“无穷无尽让人分心的事，纷沓而至的各种享乐，一夜成名的惊喜，不断流通的新观念，所有的价值都可以改变，一切的职业都被贬为急功近利……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怀着沮丧的无力感转而加入到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业，成为为数不少的圈内人，他们与身旁的人一起不负责任。”萨义德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地需要面对现实，他说，“到处都是变革。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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