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能这么做。——乔治·索罗斯

    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似乎是两个必然对立的族群。如果说有一些群体是无法产生知识分子的话，企业家可能是最容易入选的一个。而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读出其中的艰辛和荒谬。

    用金钱思考的金融家

    这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巨富。索罗斯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加勒比海的小岛，没有豪华游艇，没有西部农场，也没有收藏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每当索罗斯到布达佩斯旅游时（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纳粹占领此地后，他侥幸逃生），便下榻于一家旧式旅店，这家旅店恰好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里，而这里正适合他疾走锻炼。索罗斯通常都是独自旅行。在欧洲，每当他走上讲台，台下观众高高举起的便携式照相机的闪光灯就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耀眼的光环。然而一旦走下讲台，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略带失落地站在吧台前排队等候他的堪培利开胃酒（Campari）。索罗斯生性少言寡语，而浓重的中欧口音使他有时更加不爱说话。他在公众场合通常显得形单影只，甚至可以说是孤独。

    索罗斯在国际金融投资行业的声望仅次于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过去30年里使投资者获利最大的基金机构。1969年，索罗斯以400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而当时的启动资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他本人。从1969年到2000年，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31%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三年里出现过亏损（2000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120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管理着74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管人员都认为，74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划归“宏观基金”（macro fund）——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至此，一位伟大的基金经理诞生了，他把世界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他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央行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一位观察家把索罗斯描述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敢如此夸下海口的基金经理：“我不必只做股票和债券交易——如果我手头有五六件武器的话……哪里有战场，我就去哪里。”

    索罗斯早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渴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即便在他为了“口”而踏入金融界后也不改此心。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认为，经济权力完全依赖于政治和生活的权力。因此，出于这样的依赖性，财富的拥有者迟早会向社会“寻租”，以及尽可能地寻找它的“安全带”。“钱之类的东西并不特别危险，只有当它能够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奴役那些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身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收买权力时，钱才变得危险。”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钱的变质，以及如何排除它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潜在危险性呢？波普尔的答案很简洁：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对经济权力进行民主控制，并保护我们不受经济剥削。同时，他还坚信，民主制度下的经济权力可以对专制制度进行柔性化的改造，其中，拥有财富者的作为将是决定性的。毋庸讳言，波普尔的这些论述坚定了索罗斯用“民主的金钱”改造专制社会的决心。

    在所有的企业家角色中，金融资本家大概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及运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凶猛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利率、货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对各国经济成长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别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甚至在某些时刻左右了它的中长期兴衰周期。因此，拥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资本的金融大鳄往往需要拥有全球性的视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观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发通过资本手段改造社会的冲动。

    而索罗斯可能是最有此类激情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是一个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应该用强有力的管控机能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他还猛烈地抨击政府的弱势。在成功运作量子基金之余，他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政治家”。他写出过《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一系列政治性专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称，“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

    “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索罗斯善于洞察局势，他能看到局面何时由常规转为动荡，他因此在凶险无比的金融领域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总是习惯性地观察弦外之音，而这些迹象往往都来自于政治舞台。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即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作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生命起源于混沌之初”，索罗斯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所以我专门研究混沌之初的局势。而这也是我表现最出色的时候。”通过巧妙地利用这些变革的时机——并抢在其他金融家以及绝大多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作出反应——索罗斯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

    然而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资大师，索罗斯却又在深深地陷入了企业经营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挣扎，“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但是，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在股市上，成与败可以用金钱的增减来衡量，这毫无困难，可是如果人们行事纯以结果论成败，就会远远地偏离公共利益。往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南辕北辙，市场是竞争性的，而其目标就是要赢，而社会价值则有其自我存在的异意。就市场的参与者，我希望做个赢家，并以一个公民或人类的身份增进公共利益。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两个角色”。这样的言论充满了矛盾、徘徊和无法宣泄的郁闷。

    1979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und），他把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进开放的社会更开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他便通过这个基金会开始放飞他的知识分子梦想。用他的话说，“基金会做了许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间力量，并帮助建立法治及拥有独立商业领域的民主国家，每个基金都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主持，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当地的优先急务”。索罗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体系和普通意义之上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另一个乌托邦似的集团。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也确是这么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东欧基金，随后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苏联、甚至海地等31个国家组建了基金机构，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体系的确立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还出资创办了中欧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每年至少付出3亿美元以上的经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苏联和东欧地区爆发此起彼伏的政权地震的时候，几乎在每次动荡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罗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袭泰币，引爆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体系突然彻底解体，当局被迫对卢布进行强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罗斯往返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穿梭于美国财长鲁宾与俄罗斯总理丘拜斯①中间，扮演了一个上蹿下跳、无比兴奋的角色。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所谓“一揽子解决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方案。他曾经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这场长达两星期的金融风波里干过的所有事情：

    8月7日：索罗斯打电话给丘拜斯，告诉他“情势紧迫”，俄罗斯所欠外债即将到期支付，他愿意以民间身份筹措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重建金融秩序；同时，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李普顿表达同样的意思。

    8月9日：发布消息，看“空”俄罗斯卢布。其客观结果是，在华尔街及全球金融市场上造成了“恐慌预期”。

    8月11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股市交易暂时停止。李普顿在见过索罗斯后飞莫斯科。索罗斯在《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卢布贬值势在必然，需要动用500亿美元才能帮助俄罗斯渡过难关。

    8月13日：在索罗斯等金融基金的看空压力下，俄罗斯央行宣布限制卢布的兑换，股市恢复开盘一开始就重挫15%，史称“黑色星期四”。索罗斯再发声明，称“这绝非我的本意”。

    8月14日：索罗斯白天与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见面，晚上又与丘拜斯的特别代表协商。

    8月16日：索罗斯飞赴莫斯科，频繁接受当地电视台和电台采访，一再辩称自己不会从卢布的贬值中获利，并准备了一份建议实施联合汇率制度的文件给俄罗斯政府。

    8月17日：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桑莫斯电话商讨俄罗斯金融危机。

    8月18日：卢布重贬35%，俄罗斯政府宣布不履行偿债承诺，股市再度大挫。索罗斯又发表一大堆意见，其中包括建议叶利钦总统解散国会，让“改革的火焰持续在俄罗斯燃烧下去”。

    8月22日：国际市场终于被俄罗斯危机拖累。欧美股市相继发生重挫，而索罗斯的基金在这之前早已预见将出现这次“相当不错的暂时性触底”。不过，索罗斯再度发誓，“在整个亲身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交易任何俄罗斯股票”。

    8月23日：叶利钦解散政府。从8月7日到23日的短短两星期里，卢布在金融期货市场上贬值至原来的25％。这一天，一直高调的索罗斯突然对媒体说，“我也难测前景”。

    这场惊心动魄、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改革进程的金融危机至此到达高潮期。索罗斯在这期间的所作所为及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比拟。在这之后，美俄双方都把他当成了金融解体的替罪羊，舆论更是对他唾沫乱飞，尽管他指天发誓，“上帝作证，在这其间，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众多的金融行为中，他有没有让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兴风作浪的那些地区和国家里，他收获的几乎全是道义上的大失败。而这正与他的初衷形成了鲜明而富有讽刺意义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罗斯背负无数恶名，两手空空地回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在心情无限沮丧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中他回顾了这段充满了戏剧性的心路历程，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抨击了恶俗的现实政治和经济，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勉为其难的辩解。最后，他充满无奈地写道，“我不愿公开作辩，因为我怕被人指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并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能这么做”。

    索罗斯最后讲了实话。“生财有道”是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索罗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唯一前提。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摇摆中，在一条无法穿越的“悖论之道”上，索罗斯侥幸逃身。

    老狮子仍在愤怒

    1998年以后，索罗斯似乎收敛了很多。他开始热衷于“比较传统的美国慈善工作利益的领域”——弱势群体的福利、未成年怀孕、支持安乐死、反对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

    2003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业家名单，索罗斯以24.31亿美元排在微软的比尔·盖茨夫妇及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之后，名位第三。据该刊称，索罗斯所捐占了其个人资产的68%。《商业周刊》评论说：索罗斯似乎回到了“金融家的轨道”，尽管他是如此不屑于“用乐善好施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

    然而，潜伏在索罗斯内心的那股政治冲动是那么难以遏止。从2004年开始，随着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索罗斯再次像狮子一样地暴跳起来。已经73岁的他找到了新的追求目标：他把自己重塑为一个斗志昂扬、愤怒已极的党派批评家，而他攻击的对象则是布什政府和美国的政策。从1月份开始，索罗斯演讲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从西雅图的市政厅、巴尔的摩的国际关系学院，到在雅典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席间索罗斯大声疾呼：美国如今正身陷一场危机之中。他认为，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其以外的地方，美国政府都在以牺牲开放和民主为代价，搜寻着一些“看不见的敌人”。

    为了给民主党在几个关键州的竞选活动助威，索罗斯自行出资为民主党捐献了1000万美元，此举使他一跃成为为总统大选捐款最多的个人之一。据量子基金的发言人称，2005年他还将出版一本起名为《美国霸权的幻想》（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的新书。这本书将对那些被索罗斯看做是美国政策的狂妄自大之处进行毫无保留的抨击。

    “如今的危机，也就是我所预言的一场政治和军事危机，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索罗斯激动地对《财富》杂志的记者说，“布什政府假借反恐之名，利用9·11事件来推行其称霸全球的政策，从而引发了这场危机。我们在一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并且我已经发现，如果要想让我关心的问题有所改善的话，改变政府要远比推动问题的解决有用得多。”

    《财富》在报道中用一种十分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口吻说，简而言之，他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愤怒的亿万富翁。

    然而这头老狮子到底又能从这样的愤怒中获得什么？共和党人对他的厌恶是不出意料的，“乔治·索罗斯用1000万美元收买了民主党”这样的传言到处都是。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罗斯捐资越多，受惠的民主党却越来越收敛向他示好的举动。民主党筹款人埃伦·马尔科姆在回答有关索罗斯的政治观点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他轻描淡写地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才智的人，他对民主问题极为关切。”

    索罗斯会不会再次像当年在东欧、俄罗斯和亚洲所遭遇过的那样，最后落下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答案似乎越来越接近肯定。

    摇企业家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路径

    在今日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在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当年的亨利·福特们逊色。

    那么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是否便是一个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绝非如此，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而其中最为普遍运用的方式就是基金会。

    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目前仅在美国就大约有20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会，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广活动。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软、惠普、思科、英特尔等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在这个国家，任何规模的重要文化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金会的影响。”一般而言，基金会在美国的工作项目大致分为三大类：防止市场价值侵入不当领域；为也许是立意良善的政策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善后；以及处理源于市场基本教义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

    据科塞的观察，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项对20个大型基金会组织的托管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多数来自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半数具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学院受过教育。从职业背景看，37％的人来自企业界，19％来自法律界，只有14％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

    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拨款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一般倾向成为基金政策极其在文化视野上的影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

    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在华人企业家中，最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诚先生设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计逾港币50亿元。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90年代，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他还投资延聘张艺谋拍摄了一套“知识改变命运”的电视公益广告片并投放巨资播出。该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计划、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外交教育及科研、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研究、中国敦煌研究等众多人文项目的主要赞助方。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99万元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纯学术月刊《读书》设立长江读书奖，用于奖励当年度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及书籍。结果在这次评选中，由于评委之间的相互角力，竟爆发出一场有关评奖规则和程序的大风波。各方学者自占山头，一时间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及其基金会并无一言发表，秉持了出资方的超然立场。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时甚至是为了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

    附注

    ①丘拜斯，经济学家出身，在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期间积极推进激进改革，被称作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他离职后旋即从商，出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个人资产跃居全俄六大富豪之列，成为私有化进程中最大的个人得益者之一。由于俄罗斯改革社会动荡极大且不公平现象频生，丘拜斯在民间的声誉一直不佳。2003年12月，俄罗斯VTSIOM意见研究中心最新一次全国性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心目中最爱戴的人是现任总统普京，而他们最痛恨的人便是丘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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