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在这所有的错误中，儒商是一个最美丽的“幌”。
此刻，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这个充溢着济世情结的正在转型中的东方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如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各自的责任进行过界定，相反，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而“儒商”一词则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经典之作”。
所有的人都是儒商
当我开始作这个命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几乎所有知名的企业家都曾经被贴上过儒商的标贴。你在网络上几乎可以轻易地查询到这样的描述——
张瑞敏，最常听到的称谓是“儒商”或“像哲学家的企业家”，如果同样描述这个称谓，应该是：自信、淡泊、和蔼、聪敏、好学、讷言敏行、推崇创新，他独创的“OEC”管理法，有着中国最有影响的管理经验。（迈克·波顿著，《通用筹码与海尔策略》2003年版）
王选、柳传志、段永基出现了，王志东、王文京露面了。昨晚，一大批堪称中关村老中青三代儒商的知识产业界精英齐集中关村创业大厦，在第三届“中关村会议”上，探讨新的创业之路。单单是三代中关村创业者以梯队的形式聚在一起，就令此次中关村会议引人注目。（刘书报道，《中关村三代儒商昨谈兵》，北京晨报2000年1月20日）
在许多人看来，李东生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儒商”，“宽容”、“厚道”、“平易近人”这样的词被经常用来形容他的为人和做事风格。一般认为这正是TCL这些年来持续成功的重要原因。（郭开森、吴茂林文，《IT经理世界》2003年第20期）
有不少很有择偶眼光的女大学生说她们嫁人就嫁像王石这样的人。女生说要嫁王石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上很成功，二是很有文化味道，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很“儒商”。（姚枫文，《粤港信息报》2002年5月3日）
刘永行，看起来40多岁，方脸大眼，穿着休闲西服，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有一股“儒商”的气度。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巨大的红木书柜放满了书籍，十分惹人注目。秘书说刘永行爱读书，喜欢思考，在十几年的经营生涯中，刘永行总结出了“企业相对论”、“用外行不用内行”等一大批“刘氏理论”。（刘沪生文，《经理人》2001年第五期）
兼具儒商气质和巴蜀霸气的长虹老总倪润峰深谙《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胸怀“先王蜀，尔后霸天下”之雄心大志，而长虹目前已实现“彩电蜀王、空调蜀王”，接下来就是如何“霸天下”了，他叮嘱员工多读《三国演义》。（李跃军、黄海平文，《销售与市场》1999年第1期）
与儒商泛滥的同时，便是种种稀奇古怪的理论的流行。一本徐建培著的《中国总裁经营理念通鉴》的书中便收集过这些理论：荣事达集团总裁陈荣珍的“零缺陷管理论”，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企业斜坡球体理论”，小天鹅集团总裁朱德坤的“末日管理论”，邯钢集团总裁刘汉章的“牛鼻子理论”，万通集团总裁冯仑的“守正出奇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理论”，科利华集团总裁宋朝弟的“新量子力学·大跃进理论”，搜狐集团总裁张朝阳的“阶梯融资论”，等等。
很显然，那些热衷于推出了自己理论的人，大抵都自称或被推崇为儒商。湖北的红桃K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儒商学院，据报道称，“该学院负责全体员工的培训和再学习工作，全体员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作业’，以此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不知的现象是，近年以来，凡是儒商涌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热门、最有暴利倾向的行业。《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就曾发现了一个秘密：中国的地产巨头几乎都自诩是儒商，而京城地产界更是“理念人人有，儒商遍地走”。
儒商、新儒商、商儒和哲商
那么，到底什么是“儒商”？
山西省的榆次县在明清两朝以晋商辈出而闻名，当地有一个常姓大族，子孙绵延显赫，家族积富无出其右，而家教又以儒学为本，因而有“清代第一儒商”的美誉。据说，常家大院有100余座庭院、4000多间房屋、50多幢阁楼，还外加一个“曲廊三千、水溪无数”的“颐和园”。有北方学者经常把常家视为“学而优则贾”的典范，一种比较规范的解读是：“将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完美地体现在经济意识与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遂成清代驰名中外之儒商望族。”
这样的描述大概已经勾勒出儒商的基本面貌。1999年底，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应凤凰电视台之邀，在素有儒学圣地之称的岳麓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的电视直播学术报告会。会上有观众提问：
“现在中国的商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理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儒商，乃至一代儒商，我想请您从文化的概念上，谈一下儒商的这个“儒”跟儒学的“儒”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另外您对儒商的出现持何种看法，有什么评价？”
杜维明先生如是回答：“在1995年联合国邀请我参加了世界社会发展沟通会议，在哥本哈根，中国有30个代表，都是属于企业界的，都是年轻的，30多岁的代表，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座谈。他们说你知道嘛，我们都是儒商。哎，我觉得非常惊讶。所谓儒商呢，就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文艺化担当的企业家，这个观念在传统有，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发展得非常好。儒商用我的话讲就是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一方面关心政治，一方面参与社会，同时他要为文化创造条件。”
透过杜先生的描述，我们大抵可以恍然，为什么全中国的企业家都愿意在自己的胸口贴一个“儒商”的标记，因为，它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文艺化担当的象征，是一种可以达到“内圣外王”、“义利兼修”的超高境界。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人还提出了另外一些更新颖、更有时代气息的概念。
譬如“新儒商”：1999年10月7日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的纪念日，当日在曲阜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儒学研讨会”。据记载，在这次会议上，便有专家提出一个“新儒商”的新名词，并下了一个颇获共识的定义：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
譬如“商儒”：这是策划人王力在《想对商人说我：恩波商战》一书中提出的，据说还得到了于光远先生的赏识，“有学问的企业家可以称为‘儒商’，而推出自己的新思路，树立并实践自己独特的理论，收效宏大者，则称为‘商儒’……儒商之举，自会多些投入小产出大的捷径，而商儒之道，则定会释放出触类旁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光芒”。
再譬如“哲商”：“儒商不是商人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哲商——哲人与商人的结合！”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新头衔“授予”海尔集团的张瑞敏。
“儒商情结”的毒素
当我们用如此篇幅不厌其烦地话说儒商的时候，一个疑问却开始由淡变浓，终而挥之不去：既然有了那么多的儒商、新儒商、商儒和哲商，可是为什么迄今中国的商业环境仍然是如此灰色，如此充满了“潜规则”，如此缺乏道德感？为什么我们所听到的每一个商业故事都那么得经不起推敲？为什么那么多的富豪不能让自己的财富阳光化？为什么原罪之说会一再地泛起？为什么我们目睹的种种财富不均仍在以“不可抗拒”的速度继续进行？
2001年，我在写作《大败局》之时，曾经提出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失败基因，然而，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如今视之，却仍然没有看到进步的迹象。
《大败局》里提出的“失败基因”
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在我们关注牟其中、吴炳新、姜伟这一代悲情人物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这些企业家就其个人品质和道德而言都算得上无可挑剔，甚至律己之严达到苛求的地步，他们的生活都十分简朴，不讲究吃穿排场，不做一般暴发户的摆阔嘴脸，为人真诚坦直，做事认真投入。同时，他们还是一些十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拥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对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热的民族经济捍卫者。可是，当我们考察其市场行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的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漠然，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
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
不少非常能干的企业家都以“不按牌理出牌”为标榜，“牌理”是为别人而设的，天才如我，岂为此限。让我们尤其感到痛心的是，在刚刚过去的网络狂潮中，我们再一次目睹了一群“不按牌理出牌”的中国新生代企业家，他们有不少人是留洋的海归，是博士硕士，可是在信口开河方面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今日中国的商业世界里，诚实似乎仍然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香港一家基金公司的分析师曾经撰文写道，过去十年间，有数百家大陆公司为了股票上市去香港联交所做过推荐和“路演”，他对这些记录进行了逐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竟没有一家公司在上市后完成过自己的融资承诺。只有一个企业家在公开场合下讲过的话，在日后被证明是兑现了的。（据这位基金师称，这个“唯一”的企业家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先生。希望他不是柳先生的幕中客。）
张维迎教授在3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已经10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余音袅袅三年后，张教授所谴责的那些圈钱游戏得到改变了吗？最冷酷的答案竟还是那句：“基本状况没有改变。”
当我们探研中国企业家言行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扰：他们要么耽于理想，要么过于现实；要么痴迷于虚幻的价值，要么摒弃了起码的关怀。而这种价值观还往往与社会上的普遍观念得以呼应。
下面的这个案例大概能为这样的观察再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2003年12月，北京四通集团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上海健特保健品公司的著名保健产品脑白金和黄金搭档，中关村强人段永基与商界争议人物史玉柱之间的互动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以下这段对话摘自《中国经营报》记者陈谷对段永基的专访：
记者：有人说，你用12亿元巨资收购夕阳西下的保健品（指脑白金），有些不值。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段永基：我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回答值不值的问题：史玉柱这个营销团队相当于中国保健品领域的美国戴尔公司。那么，戴尔公司值多少钱？戴尔的电脑不是它自己做的，全都是别人加工的。它的电脑比IBM的、惠普的甚至比联想的好在哪里呢？它有非常成功的营销体系和全新而独特的营销理念。那么你说戴尔这个营销体系值多少钱呢？所以，你要问我值不值，我就要反问：买一个中国保健品领域的戴尔公司，应该值多少钱？
记者：据说，你曾经说过：脑白金什么都不是。
段永基：确实，我当着媒体说过，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销售量还在持续增长。2003年12月比2002年增幅超过70%。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当大学教授出身的段先生与曾经被视为“中国青年楷模”的史先生为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商品举杯相庆的时候，全中国的消费者唯有远远地默视而啮齿无言。坦率的段先生在无意间说出的这段话，堪称十分典型的中国企业家“话语模式”。
我愿意从这个镜头开始对儒商的颠覆。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一方面以所谓的儒商自居，另一方面却又有着如此与现代商业伦理传统不符的、令人惊诧的价值考量标准？
唯一可以解释的答案就是：我们错了。
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然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在这所有的错误中，儒商是一个最美丽的“幌”。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儒商”，在学术界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一种观点以为，中国自古“重儒轻商”，而儒家学统又向来以商贾为九流之辈（尽管有人辩称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是一个大商人，但是从学术而言，商人在孔子眼中始终是一个等而下之的身份），因此，所谓“儒商”本身就是一个不严密的、带有浓烈封建气息的、颇有粉饰和自我期许意味的名词。
“儒商”的两次泛滥
“儒商”一词的第一次泛滥，应该是在明清两朝，当时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以贩卖官盐和开办钱庄一时崛起，其多与官家勾结，获权于衙而牟利于市，巍然成徽商和晋商两派。这两种商人为了旁比官人，便每每以儒人自居，且好以儒学传家，深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而其本质，却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经论及的：“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
儒商的第二次泛滥，便是在并不遥远的20多年前。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大批习惯于在书斋里过平静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焦灼不安的噪动，他们成批地跃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业。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群人的“知识分子幻想”，而他们自己也似乎始终以此自居，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改造中国企业家群体”。
2000年前后，随着IT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全球的方兴未艾，一个“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横空出世，再度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为“知本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文章）进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了中心”。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这种貌似呼应的社会期望，终于让中国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乱的窘境。
在我看来，“儒商”一词实在很值得商榷，或儒或商，其实根本无法互为表里。
如果儒是代表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业家，那么，在可以考据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儒商”。那些从徽商和晋商的大院里走出来的所谓儒商，即便用传统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提取”出多少兼济天下、俯仰无愧的士大夫人文气质。
而在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中，“儒商”一词则再次把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角色混淆起来。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节曾经论述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角色来完成，反之，企业家如果不抛弃“知识分子幻觉”，则永远不可能实现职业化的改造。
“儒商五大寇”
正如很多人士早已观察到的，当今中国企业家有三个很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人文情结，一个是“毛泽东情结”，一个是“红顶商人情结”，一个便是“儒商情结”。这些情结的弥漫，一方面诱发了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不切实际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家自身陷入了自恋式的道德迷宫之中，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个不无光环的名词还成为很多智商极高而道德感淡薄的人士别有用心的商业道具。
对这些情结的扬弃，是中国企业家走向职业化的必经台阶。
在已经尘埃落定的企业家成长史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五则很有典型性，也很值得人们引以为鉴的“儒商标本”：
牟其中：被济世的幻想淹没
这位至今身陷牢笼的前南德集团总裁仍然是迷雾缠身。
如果不是后来经商，牟其中可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知识分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满怀一腔忧国之情的牟其中因写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蒙冤坐牢。（值得对照的是，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叫杨小凯的吉林青年因写作同样题目的长文而入狱10年，他后来潜心经济学，现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后，牟其中跃身商海，让他赚到第一桶金的事颇有点传奇。1990年前后，苏联解体，有一批飞机要出售，牟其中动员刚刚组建的四川航空公司买下了这批飞机，然后用四川的罐头、皮衣等商品交给俄方以货易货。牟其中的空手道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也很是启迪了一代渴望财富的人们，几番倒腾，他一度成为“大陆首富”。
然而在此之后，牟其中的救世情结极度膨胀，他提出要改造一万家国有企业，要打造北方香港，要劈开喜马拉雅山脉引入印度洋暖流，他领导的南德集团常常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
牟其中还十分热衷于推销他的“九十九度加一度”的“智慧资本理论”。他还专门成立过一个“儒商学院”，自任校长，号称要造就一代儒商，把南德学院建成现阶段培养特殊人才的“黄埔军校”，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帅才学校。他不时承诺要向某某方面捐赠巨资，建立若干“百万基金”、“三百万资金”，组成“智慧基金”，造就中国一批智慧型百万富翁人才，这些远离了企业家经营追求的构想最终让他陷入了财务和人文的双重危机。
《南风窗》总编辑秦朔曾经描述过他采访牟其中的感受：
“有一年，我去访问牟其中，当时关于他的江湖传闻很多，如生活腐化、恃才傲物等等，可是见到的却是一个略显疲态、喜欢自言自语、梳着一款毛式大背头、有着一副仓库管理员体格的中年人，他请我到南德公司街对面的小店吃廉价的火锅，涮羊肉的时候满桌数他声音最响。
“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讲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他眼中似乎闪出湿润。
“在某一瞬间，我竟有点着迷。几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到那次经历的时候，仍会有一种莫名的怅然。”
牟其中是一个被充满济世情结的理想主义扭曲的典范，他与我们在本书中专章论述的索罗斯颇为相似，后者无非比他稍稍幸运一点而已。1999年1月，牟其中涉嫌信用诈骗被捕，第二年，59岁的他在武汉被判无期徒刑。据说在正式宣判前，牟其中对媒体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正因为要将南德推向高峰，所以要先将其打入深渊。”
刘波：包装出来的“文化第一股”
这是一个从“神童”开篇的商业神话。
14岁那年，就在很多同龄人还在为考高中而苦读的时候，早慧的刘波就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四年后，他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拿到了硕士文凭，后又考上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季羡林学习东方哲学。之后，他便长袖翻腾，开始了自己的儒商生涯。
刘波的第一桶金就与文化有关。他策划和出版了123册的《传世藏书》。这套书由他的导师季羡林主编，据称该书共30000多卷，计2.76亿字，累计厚度为十余米，“它汇集了国内外上千名资深专家学者，历时6年才完成”。刘波开办诚成文化公司，据说一共印了一万套，市场售价高达每套6.8万元，这一下子为诚成公司增加了数亿元的“资产评估值”，这成为刘波今后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行证”。接下来，刘波便舞耍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
他把《传世藏书》的“发行代售费”转给了建设银行，由订书者到建行交款，并由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作担保。由此一转，即便该书没有卖出一套，都有银行替他埋单了，而诚成文化的账面利润则十分可观。有了银行做靠山，刘波从此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便将诚成文化包装成“中国第一文化概念股”。
有报道称，刘波平日好穿对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时候决不穿皮鞋”，他的总裁办公室满架皆书，一室斯文。他还在北京长期包租了一幢据说是张作霖旧宅的四合院，在这里，他常常夜宴宾客长欢达旦，大有名士风范。在很多报章上，他都被视为“新儒商”的标杆人物。
而其结局却是，以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实，诚成文化因业务旷缺而遗下无数黑洞，最后刘波不得不逃亡海外，身后留下40亿元的贷款包袱和满天的谩骂追讨声。
评论家乔新生在刘波东窗事发后曾做《儒商的黄昏》一文，他认为，是刘波打造的“儒商招牌”让他在商海中曾一度如鱼得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只要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打开金融机构的大门就易如反掌，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还普遍存留着中国金融业的古风，重人不重物，只要名人一句话，多少贷款都可以出手。刘波先生充分地利用了《传世藏书》给自己带来的知名度，短时期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完成了从书商向儒商的转变。当刘波先生掌控了上市公司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资本重组活动就开始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重组过程中，刘波先生抽身而退，留下的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和负债累累的债权银行。
宋朝弟：“完美风暴”后的浩劫
跟刘波惊人相似的是，宋朝弟也是靠一本书打出天下的。
宋朝弟出生于1961年，他本科读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现代物理系，研究生考进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激光物理专业，1991年，宋朝弟创办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在清华大学西门外的一隅专做教育软件，同年推出“CSC校长办公系统”。宋朝弟天资聪慧，专业能力强，他是第一个用卖保健品的方式来卖软件的人，1994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万人测试活动，始创科利华“大手笔”营销形象，被评为1994年“普及教育十件大事”、“中国计算机产业十大风云人物”。1997年1月科利华软件集团成立，它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中国软件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1998年是宋朝弟命运转折年。这一年底他突然开始卖一本叫《学习的革命》的外版书，他宣布：“学习的时代到了！我们下决心要让全中国有1000万人去读《学习的革命》，让1000万人认识到自己在观念和方法上有问题！”他宣称，科利华将为此在3个月里滚动式投入1个亿。为此他还请出导演谢晋在中央电视台上做广告，请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谢希德作序推介。
这种近乎疯狂的卖书大运动，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它如一股澎湃而至的舆论热潮不由分说地把科利华和宋朝弟推上了光芒万丈的华山之巅。事后证明，在举国皆狂的同时，发动者宋朝弟可能是最清醒的一个，因为在卖书的同时，他完成了两大商业任务。
其一是顺着“学习”的热浪，他把科利华的学习软件和校长办公系统卖到了全中国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其二则更为隐秘。在推广《学习的革命》之前，科利华已对上海股市上一个“垃圾股”阿城钢铁不断吸筹（股票代码600799），随着《学习的革命》的狂炒以及中央电视台广告的投放，有关科利华即将收购阿城钢铁的消息则在股市上喧嚣一时，该股票连拉涨停，股价在40日内足足涨了近三倍。宋朝弟在投机性极强的中国股市上一举得手。迄今，科利华收购阿城钢铁一役仍被视作股市收购战中的经典之作。一年多后，宋朝弟得意地向媒体承认，“卖《学习的革命》就是收购战略中的关键一步棋”。
2000年，在胡润推出的《福布斯》中国大陆50名富豪中，宋朝弟名列第十名，IT界第一名。名门出身，高科技包装，精于营销，善于运作，宋朝弟以令人刮目的全方位的商业才能而成一时之翘楚，他被誉为是“科技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儒商”。他也很陶醉于这样的名号，为了进一步提炼自己的商业智慧，学物理出身的他提出了所谓的“量子理论”和“大跃进理论”，他认为，任何市场都不是一步一步开拓的，而是可以跳跃的。“信息时代，不能再局限于牛顿力学的思维模式——因为A，所以B，应当学会用量子思维去创造奇迹。”
跳跃式的发展，几何级的成长，宋朝弟用自己的“量子理论”和惊险操作实现着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家共同的梦想。然而，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事实却在宋朝弟的设想之外发生了裂变：
阿城钢铁被收购后，丑闻频发，原本以为只有1亿元的欠款最后却滚到了7个亿，而配股融资方式则迟迟不被批准。一个被视为完美风暴的资本收购战最后却被浇湿在一场又一场的连绵阴雨中，科利华“小马拉大车”陷入资本泥潭。“事实上宋总事后也懊恼非常，甚至为此事，他还哭过。”宋朝弟的部下在几年后透露说。2003年8月，科利华爆出公司拖欠员工薪水的新闻，据称员工已有8个月之久没有领到薪水。一位记者在一篇目击记中写道：“宋朝弟不知所终，科利华公司总部员工散去的时候，能拿的都拿光了。现在，大楼门厅里转来转去的只有少数几个保安和留守人员。”
宋如华：游戏没有进行到底
在中国做企业家研究，如果你记忆力太好，总是会被气得吐出血来。2002年11月，《中国企业家》专访托普集团总裁宋如华。宋大声说，“我现在银行存款18个亿，我还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我还有那么多的园区1万亩地100万平方米的房子，房子土地都是钱，还不算无形资产，你算算多少钱？”
一年多后的2004年3月，宋如华突然不知所终，他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把自己在托普软件中的数千万股股权以2元钱的价格转让给别人。那么，银行里的18亿元存款呢？1万亩地和100万平方米的房子都到哪里去了呢？宋如华没有解释。
宋如华196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8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1989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据报道，在经商之前，宋如华已在《中国激光》、《Proc.SPIE》等中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1992年7月，宋如华以5000元资金创办托普软件公司，在经历了早期的创业后，托普软件就渐渐变成一家很不寻常的公司，几家在国内上市的软件公司曾努力研究托普，一位老总得到的结论是“看不懂它在做什么”。而另一位老总在反复研究后发现，自己企业所涉及的9大软件行业方向中，曾遇到很多竞争对手，唯独没与托普碰过面。
托普以软件立命，却没有在哪一个领域有突出表现，但是它的资产却呈膨胀之势。宋如华先后将三家上市公司（托普软件、炎黄在线与托普科技）纳入囊中，并在国内先后组建了7家核心企业及50余家子公司，还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公司。2000年前后，中国房地产热平地升温，在中央金融政策和宏观景气的带动下，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如期到来。宋如华无疑是看到了这个趋势，而他出击的手段却大大地异于常人。他以“振兴中国软件业”为号召，提出了一个在全国遍建软件园区的大蓝图。他因此走遍全国，四处游说，这对于那些渴望高科技产业、渴望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无疑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很快，成百上千亩土地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划入托普的软件园区中。据不完全统计，托普圈到的土地面积超过了1.2万亩。
但是，作为一家在中国都进不了前六甲而且从来没有招商经验的私营公司，到底能否完成这个庞大的计划？宋如华的“司马昭之心”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就在这时，宋如华又使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一招，2002年夏，他突然宣布托普将向全世界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这是有史以来全球软件公司最庞大的一次招聘行动。当托普的招聘广告出现在全国各条高速公路的巨型广告板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屏住气看宋如华接下来将甩出怎样的改变世界的“魔戒”。
再神秘的企业也必须遵循最起码的运作规律。早有人士分析，虽然托普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一直比较扎眼，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不够务实。而且托普的业务过于庞杂，主业不清，7大核心公司涉及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投资、IT制造、教育、金融、园林，多元化策略导致了托普几乎没有一个明星业务。从2003年开始，种种关于托普被银行逼债的消息便如水般地渗透出来。年底，托普软件的年报终于让危机浮出水面：公司负债总额近12.8亿元，此外，还对外提供了高达6亿元的担保。
2004年4月，传媒终于朝托普集体开炮：记者的实地采访表明，各地的托普软件园区几乎没有一家真正运作起来，很多土地更是杂草丛生。而同时，各地银行也纷纷开始向托普逼债。宋如华以象征性的2元钱转让了他名下的所有托普股权。尽管大幕尚未完全落下，但是，这个儒商的故事大概不会有太让人意外的结局了。
张俊以：灰色的“美丽新世界”
张俊以有一长串的头衔——“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全国著名的优秀青年企业家”、“国际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著名的音乐策划制作人”、《歌迷大世界》社长和《华人文化世界》社长。以他的名字创作的不少歌曲倒也颇为流行，像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2002年世界杯中国足球出征庆典主题曲《中国拥抱世界杯》、申奥成功主题歌《奥林匹克情》、《奥林匹克星》以及被高枫唱红的《美丽新世界》等等。
这一大串头衔和风靡一时的歌曲，足以让张俊以成为影视圈里最有文化的“儒商”之一了，而他赖以为生的真正的职业却是，北京郑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生命之星医药集团董事长。就如后来很多人所恍然的，“张俊以知道如何把名气炒红炒大，同时他也无时不借助自己捐款得到的良好社会反应，去推动他药品生意的良好势头。”
张俊以第一次尝到文化的甜头，是在1999年。在他紧锣密鼓的创作、策划和精心筹备下，由郑泰集团投资拍摄的音乐电视《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制作完成，在各电台、电视台纷纷上榜，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地卫视台陆续播出。张俊以的名头一下子响了起来，也让他的一只脚踩进了影视文化圈。
2000年，张俊以就开始了“价值转换”。当年，许多报纸、期刊以各种“新闻报道”的名义开辟了专版为“减肥降脂美”、“东秦视力乐”等产品做软广告，张俊以让数十位专家、歌手义务做宣传，其中有一位专家还是中国一所著名医科大学的校长。
这一明星效应的巅峰之作是，张俊以的公司以《海内外明星减肥美容隐私大曝光》为题，刊登了一封号称有136位明星大腕签名的公开信。这份传单的商业轰动是可以想象的，张俊以的“生命之星”一时间卖得红红火火，而几乎每一个上榜的明星都在日后气愤地宣称，自己是被利用了，上当了。
此后，张俊以继续以清新而慷慨的公益形象频频曝光，2001年，他宣称出资36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设立一个“张俊以救助孤儿爱心基金”，同时，张俊以又被这些收养的孤儿们评选为“爱心大使”。这一年由他出资赞助的“张俊以救助孤儿爱心之夜”大型音乐歌会在北京中国煤矿文工团录影厅隆重举行。
慷慨的演出赞助和如泉涌般的词创作，让张俊以与国内及港台的明星以及中央电视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成了他经商活动中的“独家王牌”。在他被捕后，新华网在一篇报道中透露：为了事业成功和“扬名工程”，张俊以在洽谈广告业务、宴请宾客时，为显示身份，总喜欢带上几个美女与客户共赴宴会，或一起洽谈业务。由于他是京城著名词作家，在演艺圈知名度很高，许多“北漂”的年轻女歌星，总想找机会求张俊以写歌词，或推荐上晚会。所以，张俊以常常一个电话，就能叫来数个美女歌星参加商务活动。
2002年11月，张俊以与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赵安突然一起被捕。2004年1月法院终审判决，张俊以除向赵安行贿外，还伙同他人捏造、印制和邮寄以损害党政机关有关领导人人格和名誉为内容的匿名信。法院以行贿罪、诽谤罪两罪并罚，判处张俊以有期徒刑6年。
在他被捕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所有与他有接触的影视明星都竭力撇清与他的关系。
当我一口气讲完这些儒商故事之后，突然想起了70年前英国丘吉尔在自传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时代。”这句话可以为上述的儒商们做一个“命运结语”。
牟、刘等人，平生都以儒商自居，且公众也以儒商视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迹近欺世，总之都不伦不类，终而无法为世间所容。
“儒商五大寇”现象在当今中国决非偶然，也不是仅有之例，它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混淆以及模糊，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企业家“定型”。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都将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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