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的方法可以让福布斯一夜而为中国知，可是要真正在这里长久生存，则必须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

    在这些年里，我接触过无数的企业家，他们往往是匆忙的，是焦虑的，是愤懑的，是自傲的，是勇敢的；却很少是快乐的，是阳光的。

    本来没有后记。这本册子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急就”出来的，当我写完最后一节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从书桌前霍然立起，大有“话已至此，夫复何言”之慨。

    临到书稿三校之夜，却无意中在文件夹里点击到了这两篇文章，觉得放在本书的最后倒也合适。

    一篇是我对胡润的一个专访，那时候他还在为《福布斯》服务，而文章写到一半，就传出他离开《福布斯》的消息。我一直以为，胡润和他推出的“中国富豪榜”是中国商业史中不可被遗忘的一个事件。迄今，我们其实还不能准确地评估它已经以及即将对中国企业家的成熟和商业环境的改变，带来多么复杂的影响。

    一篇是我为陆新之的新书《王石是怎样炼成的》所写的书评。其实，我跟王石不熟，有一次去深圳本来约好了见面的，最后却不知为什么错过了。我是《万科周刊》的十年老读者，对这家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企业和企业家，我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过此刻想来，这种喜爱也可能是“距离产生美”。

    被抛弃的胡润

    在中国你是谁？

    我与胡润见面，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8点30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70多元，而星巴克只要10来元，这位安达信的前任雇员显然对数字有很现实的敏感。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我们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稍有夸张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我们意外，他反问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们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位可爱的英国青年，和一本大洋彼岸的遥远的财经杂志，还有一个他和它一起炮制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把中国商界搅得鸡犬不宁。很显然，到我采访胡润的时候，他已经对自己的高知名度有些习惯了。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做这个排行榜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细节：1997年，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地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了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1999年，最粗糙的排行榜出来了，他给《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分别发了一份，结果《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中国企业家》的主编牛文文曾在一篇题为《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忽然到了秋天，我们的老朋友胡润来电话，说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几天后就要出炉了，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扩编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扩得太猛了，还差几个凑不满100人，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忙推荐几个人。下夜班回家的路上，我一手扳方向盘，一手拿手机，胡乱说了几个自认为很新锐而胡润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几天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我现学现卖给他的那12个名字，有4个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欧亚农业的杨斌高居第二！

    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备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后，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在某种意义上，胡润的百富榜竟像极了七八年前中央电视台的“标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复也因了它。

    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又知情多少？据我们的观察，他似乎对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颇有点得意，在访谈的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让我们频频点头，这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这种不无混乱和刺激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四个年头，胡润认为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的日趋完善，胡润有信心搞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位聪慧而勤奋的英国青年也对中国有了新的理解，这一切在我们与他的访谈中都深切地感受得到，而跨国际的视角也使他得到了很多不为人注意的“财富细节”。

    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在美国，前10名富豪中有3名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10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UT斯达康的吴鹰和阳光文化的杨澜、吴征夫妇，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海王的张思民，太太药业的朱保国、比亚迪的王传福，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是一个细心人，他想把排行榜当事业做下去。而另一个事实是，欧美主流传媒确乎是通过胡润的排行榜才稍稍熟悉了一些名字。在今天，很多欧美记者都知道中国有刘（刘永行、刘永好）氏兄弟，有一个荣智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胡润和他的排行榜的成绩。

    胡润还向我们描述过一个让我们有一点感慨的细节：有一次，他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也就是APEC会议召开的地方，眺望黄浦江两岸。他发现，外滩是20世纪的，浦东是21世纪的，而企业家则好像是跨越其间的“桥”。按照李约翰的观点，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次浪潮其实早在宋代便已涌起，20世纪初算得上是第二次，今天则可以被视为第三次。在第二次浪潮中，以纺织业发迹的荣家是上海滩民族资本的象征，在第三次浪潮的今天，荣家后人荣智健又再度成为中国首富（2002年度），而浦东的很多桥梁便都是荣智健所建……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隐喻意义的符号？怎么会是这样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显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可是，就在他与我们进行这次交谈后不久，他突然被剥夺了“钥匙”。

    被“传统”抛弃

    胡润被《福布斯》抛弃，坊间有不少的传说，最多的一个声音是，《福布斯》过河拆桥。

    胡润是靠排行榜与《福布斯》搭上关系的，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这家美国老牌财经杂志的正式编辑，他一直是以“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的身份开展活动的。尽管《福布斯》每年要进行十多次的评选和排行，可是进行“年度富豪排行榜”这样的评比，在全球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在美国，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很显然，《福布斯》并没有想到胡润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声响来，它给胡润一年的经费只有区区20万美元，仅相当于一位资历不深的海外特派员的年薪而已。

    可是，真的闹到了风生云起，《福布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2002年11月，《福布斯》总编史迪夫·福布斯来南京参加“世界资本论坛”，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论坛期间他竟会成了众多记者围堵的“明星”。史迪夫明显是感受到了胡润排行榜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围绕着排行榜而带来的正面以及负面的效应。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当被问到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准确性时，这位《福布斯》的掌舵人避开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地呼吁中国内地的富豪要勇敢地‘亮相’。”

    我们问胡润，史迪夫来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工作得到了福布斯的肯定？胡润没有回答。2002年底，胡润出版由他主编的《福布斯2002年中国百富》一书，而在书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胡润制造”——而不是“福布斯制造”——的字样，便让人有了不安的联想。胡润在上海还注册了一家叫“亚润智源”的公司，其举措已看得出有了进退的准备。就在史迪夫离开中国的一周后，福布斯便宣布与香港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在4月推出《福布斯中国版》，而在这个计划中，厥功至伟、知名度最高的胡润却赫然出局。

    胡润为何被抛弃？研究胡润的出局，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从中可以读出欧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垂涎三尺，渴望突破，谨小慎微。

    谁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魅力。具有85年历史、全球订户达115万的《福布斯》对中国市场窥视已久，跟《财富》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搞财富上海论坛相比，《福布斯》仅以胡润一人便博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实在是剑走偏锋，划算之极。可是，真的到了进入的关头，他们却又选择了谨慎。

    胡润被中国同化得太快了，他几乎是以一种“中国人”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的，他善于利用媒体炒作，善于发现热点，这位1990年就到过北京的青年人迅速地发现了中国商圈的一个怪现象：这迄今还是一个不需要瞄准就能打死一排猎物的地方，罪恶在阳光下横行，阴谋被视为奇迹而为人崇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需要故作惊人之举，需要以极端的、隐晦的方式来获取最大的关注度。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有如此现实的把握，以中国资本市场的灰色，要为富豪排行恐怕还得等上数年。（2003年初，深圳出版的《新财富》曾以自己的方式和特别的勇气排出中国富豪400强，也是溅起满天喧嚣。其中，温州两位企业家，德力西的胡成中与正泰的南存辉的资产竟有10倍之差，仅凭这一条，就让人对其准确度大生疑窦。）然而，这样的操作方式和理念，离成熟的商业传统实在太远了。在某种意义上，是胡润——也就是《福布斯》排行榜的暴得盛名吓坏了《福布斯》。它似乎知道，胡润的方法可以让《福布斯》一夜而为中国知，可是要真正在这里长久生存，则必须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

    那是孟德斯鸠的传统：以法的精神管理社会、获取财富；

    那是亚当·斯密的传统：让交易在阳光下公平进行；

    那是普利策的传统：公信高于一切；

    那是杜鲁门式的传统：责任在这里。

    胡润在东方式的热闹中确乎轻视了他“来自的那个传统”，因为背离，所以他被抛弃。

    “病人”王石

    热闹的人往往很寂寞

    开在万科网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在首页的第一行便有王石引用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我不知道王石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如此醒目地放在那里。《巨人——洛克菲勒传》的作者荣·切尔诺曾经评论他笔下的主人公说，“他经常在他的传记里销声匿迹，如同一个幽灵或游魂悚然而过。”前几日读到陆新之所著的《王石是怎样炼成的》竟也有这样的感受，王石在他这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中蹑足而行，貌似喧嚣，实则寂然。

    热闹的王石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人，不然他不会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做出那么多决然的事。他把亲手打造出来的万科集团几乎整个儿卖给了华润，道理上来说是为了套钱圈地，但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是否一定要“卖身买地”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王石大做减法，把旗下的万佳、怡宝和万博等都处在行业“Number One，Number Two”位置的公司统统出售，道理上来说是为了死心塌地做地产，可是这种“极端专业化”的模式是否必要，真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王石在房地产最疯狂的时候提出利润不超过25％，道理上来说是为了还社会一个公平、还企业一个“平常心”，但这种无法监控的承诺到底能否实现，或对行业成长有什么实际意义却仍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经营决策的角度来说，王石的这些动作都能够作为MBA的教案来好好讨论，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些近乎疯狂的做法，可王石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做了。在溅起的一片片喧腾中，我们看到王石在聚光灯下一遍遍地解说、阐述、布道时，似乎又会在眼前隐隐地出现他在僻冷的角落睨视的身影。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真的听懂我说了什么的时候，你们就完全错了。”我看王石，每每有这样的感受。

    阳光下的人身后总有一道不为人察觉的阴影。我常常在揣摩王石内心的那份茫然。在《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华润的老板宁高宁问王石，为什么万科的规模做不过长虹和海尔？为什么世界500强里没有地产企业？

    王石回答说，地产本身是间断性的业务，它不是以品牌往前推广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拿到的地……地产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圈子，实现工业化，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通，这也是全世界地产企业规模普遍不是很大的原因之一。

    王石没有想通的问题，李嘉诚也没有想通过。靠地产起家的李先生长袖善舞，由楼市而潜入码头业，转而涉足资本、通讯、IT和传媒市场，最终成就首富霸业。王石痛断六根，专心地产，却困扰于这些“致命的问题”，他的种种不无夸张的行为是不是因这种困惑引起的？

    王石在万科网站上鼓励部下对他公然开炮，对公司、对他本人的牢骚、意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他常常亲自作答，甚至还登在影响不小的《万科周刊》上。这种抹煞一切管理层次的大字报式的做法在公司内部曾经造成极大的压力，也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而王石却始终乐此不疲。他还喜欢做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他为摩托罗拉手机做广告，他每天泡在“王石online”上，他发誓要将万科打造成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公司，52周岁的他以中国最高龄的记录登上珠穆朗玛峰，以及据说2004年春天他还将到上海去玩高空滑翔、到南极洲去探险。他的另类在中国企业家中无出其右，很有点“欧洲顽主”英国维珍集团CEO理查德·布朗森的做派，可是在这样的闹腾中，是否隐约浮动着这位智商出众、内心高傲然而却有所耸惧的中年男人对不确定的未来所充满的那份忐忑？

    王石的“病人情结”

    这些年，我们也经常听到关于王石的种种议论：有说王石的潇洒是装给别人看的，他是在为万科做免费的广告；有说王石其实很专断，他是万科集团里唯一的一只“猫”；有说王石老早就已衣食无忧，他是在天下人眼前演一出戏；甚至还有说老王其实有“心脏病”，必须不断地爬山才能锻炼心肌……当一个人渐渐变成一则传奇，种种江湖流言便开始如瘟疫般漫渗开来。

    关于这些流言，很少有人会与王石面对面地“对质”，但我认为它们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是某种公共评论的隐喻。在很多时候，一个公众人物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符号，它寄托了人们对某一种信念及生活方式的认同或否定。作为一个商业文化的观察者，我更愿意以一种常人的心态来揣测王石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王石好像有着一种很深重的“病人情结”。

    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

    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在这些年里，我接触过无数的企业家，他们往往是匆忙的，是焦虑的，是愤懑的，是自傲的，是勇敢的，他们却很少是快乐的，是阳光的。我不知道，天籁寂静之际王石是不是快乐的，可是，至少他让我们“感觉快乐”，感到他面对命运时的畏惧。当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以如此多彩而透明的方式铺陈开来的时候，这便意味着他的获得和放弃已经超出了职业的范畴，而更带有人生历险的趣味。

    我想，我对王石的这些解读，大概都是错的。当这个人如此独特地行走在拥挤、奢华而乏味的中国企业家走廊上的时候，我宁愿深信他代表着另一种生活的姿态。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不知命运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那么，财富聚集到这些人手中无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是未来中国最可怕的危机。至少王石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存在。

    从珠穆朗玛峰下来后，王石曾在第一时间与陆新之有过一段对话。在那一时刻，登山者王石和企业家王石似乎在描述他对生活和职业的共同感受：

    “登山是一个后悔的运动，一进山后，马上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等高山反应，感到后悔。”

    “身下就是深渊，令人不寒而栗！因为难度大，上攀的队员挤压在这里，有的费一个小时才能通过，见到这种情景，瞬间就产生恐惧感。”

    “那个时候在顶峰上，一方面是因为太疲惫，另一方面是因为缺氧，人有点麻木，所以没什么崇高、激动的情绪。”

    我喜欢这样的对话。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得到血液流淌的声音，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这个貌似喜乐、追求丰盛人生的享乐主义者内心所有的寂寞、恐惧与不安。人对天理、命运的敬畏，并不仅仅表现为顺从；而应该是一种清醒的对话，是向上成长的渴望，是与未知对抗的坚决与愉悦。古希腊诗人曾经用这样的诗句来歌颂自己心目中的神：

    主是我的看管者，

    尽管我并不情愿。

    你以敌人的样貌出现，

    在我的面前铺好桌子，

    在我的头上涂上圣油，

    却也将我的杯子打翻。

    我们并不情愿地行走在大地之上。我们甚至可能身怀疾病、悲伤和隐痛，可是我们仍然心存感恩而负重前行，无论你从事着哪样的职业，无论你是一个工匠，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像我这样以思想和写字为生的人，或像王石那样管理着数十亿元资产的企业家。

    写到这里，油然想起了《圣经·诗篇》中的一篇诗歌，它是那么的悠远而忧伤：

    对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间的青草，就像野地的鲜花，曾经那样的繁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突然想到，王石或许也会喜欢这段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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