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的任何耸人听闻都是利益在作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今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期，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事实：那些拥有一定社会话语权的强势阶层似乎正在互动，企图达成某种默契，从而以公信的方式来攫取各自的利益，这将是最可怕的社会不公。
“经济学家游说集团”形成
2004年3月，刚刚创刊不久的《瞭望东方周刊》刊出一篇颇具爆炸性的调查报道，将捂盖在中国商界和学界头上的“纱笼子”一下掀开：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
报道拿来开篇的，便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中生代经济学家“魁首人物”、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张教授自1998年以来多次在传媒及决策咨询场合上，为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造鼓与呼，而他本人则出任亚信公司的独立董事。记者写道，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瞭望东方周刊》根据媒体的公开信息，将国内目前较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进行了整理，其中——
钟朋荣：浙江电信独立董事；裕兴电脑独立董事；诚成文化（600681）独立董事；长运股份（600369）独立董事；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国泰基金独立董事；中房银川独立董事；三九集团顾问；另兼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
董辅：ST猴王（000535）独立董事；成都正光科技独立董事；国光瓷业（600286）独立董事；长江证券独立董事；泰康人寿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名誉顾问。
吴敬琏：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000798）独立董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
萧灼基：大唐电信（600198）独立董事；中集集团（000039）独立董事；清华紫光独立董事；嘉实基金独立董事；华安基金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首席顾问；成都正光科技总顾问；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天津泰达生物医学非执行董事。
魏杰：华纺股份（600448）独立董事；新疆屯河（600737）独立董事；三九医药（000999）独立董事；澳柯玛（600336）独立董事；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另兼15家企业经济顾问。
张维迎：国旅联合（600358）独立董事；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亚信独立董事。
吴晓求：凤凰光学（600071）独立董事；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用友软件（600588）独立董事；广汇股份（600256）独立董事。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据我的了解，这家杂志的资料仍是不完整的，目前国内综合性大学的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院长级人士，其平均担任的独立董事起码在10家以上。
显然，经济学家与企业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政策的影响和为企业创造的利益，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来展现。可是，在聘请与被聘请的现实关系中，到底是否存在着某种话语权的垄断和利益的曲线转移却是必须被质疑的。
2001年年初，吴敬琏教授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正常状态，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当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为中国股市进行全面辩护，强力反击吴敬琏的言论。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则出来从另外的角度对吴敬琏的言论立场也提出了质疑。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其背后是跨国的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
这一场掀起漫天风波的争议，尽管在不久后尘埃落定，然而它留给人们的记忆迄今难以磨灭。在经济学家的互相抨击中，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了利益集团在背后闪烁的身影，感受到了两个拥有各自话语优势的强权集团的结盟。
在未来一段并不会太短的时期里，中国社会将在日益法制化的转型通道中继续前行。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成长及WTO时间表的推进，各种财政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将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工程中，经济学家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能够提供“政策坐标系”的那些人。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很多公共政策及相关财经政策的出台，其本身就可能为某些利益集团带来惊人的“政策性效益”——事实上，因改革开放而积累起来的相当多的国民财富都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转移。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衍生工具的推出、国有资产的处置、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及存量土地的配置等方面，哪些人——或者说哪些集团能够拿到，或者有资格拿到所谓的“牌照”或“准入证”，便意味着巨大的、可持续的利益输送。如果没有公平、公开、公信的政策环境，这将是一次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寻租运动。
这些年来，商界与经济学界的互动在明显地亲密起来，通过总裁班、MBA班，以及定期或不定期的财经论坛、年会或评选活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们正在结成各种关系复杂交错的、紧密或不紧密的利益团体。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做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有资本市场的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进行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的现象决非个例，其法律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还有个别经济学家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立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现在，必须让人们认知的是，今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期，前者已悄然长大，它的优势是“地利人和”，后者已迫不及待，它的优势是“仗钱欺人”。正是在这样的大格局中，被学术光环所包装着的“经济学家游说集团”其实也已经形成。而他们又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为民营资本代言的游说团，另一个则是标榜新自由主义的、为跨国资本代言的游说团。前者强调中国市场开放的梯度性，呼吁国家政策的保护，反对任何向国际资本倾斜的政策。2004年初，有关“商场大店法”的提案以及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的大讨论，其主流声音便来自于这个阵营。而第二个阵营则强调市场的充分开放，呼吁国际资本的国民化待遇，并督促中国政策按WTO时间表甚至更快推进。近期以来，关于人民币业务的开放、直销立法的推进等讨论则大多由这一派学者所发动。按一位人士的说法，无论哪个议题，你蒙住耳朵也能猜出某位经济学家会说出怎样的意见，这固然有其理论体系的逻辑因素，但也实在无法排除利益集团的立场诉求。
“拉美化之忧”的背后
“防止中国经济的拉美化倾向”是2004年春季经济学界最热闹的话题。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这实在很陌生，甚至有点乏味。可是，对于利益集团来说，这却几乎是关乎命运的“大是大非”。对这场讨论进行一个简短的解读，大概可以让局外的人们稍稍触摸到其中隐约闪烁着的利益的炙热。
“拉美化之忧”的声音始于2002年，2003年底到了鼎沸之时。在12月份，由《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几乎成了“拉美化控诉大会”。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一个“不谋而合的担忧”便是：“未来10年、20年，中国企业还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
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是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在规模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拉美的经济繁荣，但掌握着拉美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
外资的强势涌入还遭遇另外两个很严重的指责：第一，它被认为是造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被认为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这种由外资进入引发的国际经济的交换中，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北大张维迎教授的分析）
很显然，这样的描述让人马上联想起今日中国的经济拉动模式。于是，下面的担忧便油然而生：
——用GDP偷换GNP，联合国把整个发展中国家都“骗”了！从今天开始，中国不应再分国企、民企了，应该分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
——要警惕跨国公司与中国垄断企业的“合谋”，这个重大问题已迫在眉睫，再漠视下去，“大公司会被窒息，民间经济会被边缘化”。（万盟公司董事长王巍）
——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不设防？比如流通领域，它就像国家的血脉一样，但是现在让沃尔玛、家乐福长驱直入，给它们最好的地段、最优惠的条件，把血脉都交给别人了，你将来有安全，才怪呢！（和君创业总裁彭剑锋）
——国内企业全是在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的情况下为跨国公司打辛苦工，规模迅速做大，毛利迅速降低，“以市场换技术”已告失败。“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出现类似拉美国家发生过的产业转移，会不会也像拉美国家一样急剧衰退？”（方正集团总裁魏新）
在这种合声讨伐下，要求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控制跨国资本的进入速度和领域的诉求便成了逻辑上的顺理成章。“要向我们的民族企业倾斜，同样的条件要照顾中国企业。”（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当然，对于这股以捍卫民族经济为号召、汹汹而来的“反拉美化”运动同样存在振振有词的反驳之声。就在那场企业领袖年会之后，几乎同样数量和等量级的经济学者便出动了。“拉美化恐慌”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以此为诉求的各种政策建议，则被视作是民族保护主义——甚至有人用到了“经济民粹主义”这样的字眼。
——开放，进一步的开放，是中国经济进步的必由通路，在全球化压力面前，以“拉美化”恐慌为理由、以保护主义为旗帜的“药方”将让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拉美化担忧”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当时的特征是欧美制造业的外包，而目前，以服务业外包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已经到来，这一转移对于中国公司是巨大的机会。（中国银行经济顾问朱明）
——中国不可能“拉美化”。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不能做类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首先，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和制定的经济政策就不一样；其次，两国现实中贸易收支产生的贸易平衡也不一样；而最主要的是对市场的信心和看法完全不同。（美国通用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约翰·迪瓦恩）
被这一集团的专家们拿来频频用做反面案例的则是我们邻国，已经在经济衰退隧道里爬行了13年的日本。
这些人士认为，日本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行了限制性的开放政策，最终形成官民一体的产业结构而难免衰退。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涌起了放松管制的潮流，日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但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表象掩盖了干预过度的弊端，官民一体反而作为经验为日本及其追随者看重。日本政府被泡沫所迷惑，对已经暴露出来的结构性矛盾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而是回避问题，政府的扶持使结构性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积重难返。在已经出现泡沫迹象时，日本政府又采取紧缩金融、调高利率（再贴现利率由1987年的2.5％升至1991年的6％），过度抑制最终造成衰退长期化。
至今，“拉美化之忧”的争议远远没有尘埃落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仍然将时时泛起。透过这个十分专业的、也很难有唯一答案的大争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背后，在理念上是两种宏观调控思路的长期较量，而在利益上，则是民营资本与跨国资本两大利益集团的现实搏杀。
聆听“拉美化之忧”的刺耳之音，也许我们该牢记凯恩斯在晚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经济学上的任何耸人听闻都是利益在作怪”。以此为尺，我们大概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其实，争论战团中的专家绝大多数都非常清晰地知道：若干年后一个最最可能出现的事实是，中国将不会是拉美，也不会是日本，而是摇摇摆摆曲折前行的中国。
十个最“可疑”的商业名词
一个转型的商业社会，本身就充满了歧义，利用经济学家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实在是市场经济迈向成熟过程中的一种必要手段。在不少的时候，它也是推进政策法治化，拓展经济与政治新空间的某种手段，而且，即便经济学家为谁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论的价值。但是，它可能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危害则又是那么让人无法漠视。
我们期待着专业的经济学家不断地提供新的理念和模式，来帮助公众的思维经历一轮轮的更新涤荡。可是，在这样的历程中，人们必须始终理性和适度怀疑。我们一定要记住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任何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这些年，中国经济是在一连串的经济新名词中蜿蜒前行的，它们构成了国家进步的记忆，同时也铭刻下如此鲜明的时代的烙印。以下的“另类解读”可能有些片面，但是却让我们如此直观地看到那些堂皇而诱人的名词是怎样被扭曲的，看到利益如蛇般悄然游动的痕迹。
民族工业
这曾经是中国企业一次又一次高举过的旗帜，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它往往是企业发动“价格战”的“御用名词”。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和公司资本结构的多元化，今天，这个名词已经跟“乡镇企业”一样，变得越来越边界模糊了。可是，在一些利益需要的时候，它还是时不时地会被高举起来，比如最近在暴利犹存的汽车业，我们便一再地看到旗帜迎风飘扬的风景。
国家利益
这是一个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利益语言”，在WTO进程表被一一落实的今天，那些代表民营资本的经济学者将对跨国公司进入到某一领域进行狙击时，它就会被适时地祭出。现在看来，从银行、保险到百货业，几乎每一个市场的开放，都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讨论，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至少让我们多了个角度看问题，但是，它的本质却还是那句话：“多少利益假国家之名以行之。”
体制创新
对旧体制的突围，是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可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也常常被用来掩盖某些灰色游戏，它有时候会成为“不按牌理出牌”的借口，有时候成为非规范化操作的理由，而日前沸腾一时的“原罪之说”，更是大多与此有关。
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受宠，似乎是一种“宿命”。但是，今天更多的时候，制度创新成为很多国有企业“实施以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为手段的改革”的代名词。事实上，国有资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退出竞争性领域，在欧美国家也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郎咸平教授就计算出，2003年国企的单位资产所创造的产值比私营企业高出17%。而制度创新现在常常被拿来当做MBO（经营层收购）的改革理由，这很容易让一些纯技术层面的利益分配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成改革与非改革的较量。
城市经营
“要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地来经营城市，把城市当成一个商品，包装好，卖给全世界。”——这是急于建功立业的市长先生与急于圈地造楼的房地产商共同杜撰出来的新名词。目前它至少已经造成了两个“不相信”：一是地价直线上升，城市房价屡破新高，市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二是楼盘竟成惜售商品，一大批房地产商赚钱多到连自己都不相信。由于土地大量批租，我国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用耕地都突破了规划指标，其中有的城市2010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1年就基本用完了。
题材重组
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专用名词，表面上看它是指上市公司即将通过购并合作等手段，进入一个全新的、高赢利性的行业，而在实质上，往往意味着庄家介入，这只股票将经历拉抬、飙升和跌宕的戏剧化过程。每年，在中国股市这个游戏场里，起码要上演600场以上的题材重组大戏，可是最后被证明成功的绝对不到1%。
管理革命
今日的中国商业界，很像被德国飞机日夜轰炸下的伦敦，各种各样的管理新概念和潮流汹涌而至、源源不断。然而，它们除了卖给中国公司一大堆昂贵的软件包以外，对于企业的成长到底起到了多少的实际效果，却实在难有乐观的评估。或许，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中发现的事实依然存在：“我们考察的公司大多数是大型公司，这些公司没有一家实行复杂的矩阵结构，一些曾经采用过这种结构形式，但现在已经放弃，优秀企业中的组织形式和系统简单明了。”（见本章附录“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
资本运营
在经济学上，资本运营就是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使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保值和增值，使资本更有效率，并能不断地实现资本扩张。可是，在中国，资本运营从一开始就与投机和机会主义随影而行。它被认为是一种吸引眼球的最佳方式，是“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根据我的经验，资本的流动从来就有“避光性”，那些大声喧哗，生怕马路上没有人听不见的资本运营高手和公司，都十分让人怀疑。
高科技
至少在中国，这已经近乎于一个“伪名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当纳米这个概念刚刚诞生不久，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便充斥着“纳米洗衣机”、“纳米空调”和“纳米领带”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创造高科技名词最多的两大市场，一个是家电业，一个是保健品业，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两个最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行业。如今，每当我听到有什么公司要敲锣打鼓地推出什么高科技产品时，我第一个直觉就是，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
公共事业民营化
这是一个正在被包装中的新名词，它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带有极强的隐蔽性。近年来，对公共资源的抢夺，已成为民营资本下一轮的重点，越来越多的民营业主投身到非营利性机构的创办中，医院和学校，将成为新一批亿万富豪的孵化器。他们的操作手法是：先搞一个非营利性的壳，然后通过“托管、合资、并购”等灵活手段迂回进入公立机构，最终达到占有公共资源、享受各种免税实惠之目的。
在“重新想象”中保持清醒
“重新想象和发现中国”的交响曲震耳欲聋，那个自康梁以来数度死而复生的“大国梦想”再次苏醒，没有人怀疑中国正在通往“大国”的道路上呼啸前行。然而，经济的成长是否必然地意味着国民的繁荣？改革的利益会不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些阶层的囊中之物？
世界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俄罗斯是一面镜子，拉美、菲律宾和印尼是另一些镜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符合大众利益的改革经常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很快地推进；另一方面，只对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有利的改革，比如说权贵私有化，倒可能进行得很快，也许几天几个月就把原有的公共财产一扫而光。”
在2004年春天的一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做如是发言。正如很多人士所观察到的，在今后中国，一个可能发生的景象是——
跨国集团挟资本、技术和理念领先之优势，四处摘“桃子”，赫然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板块。
民营资本从高端消费品领域和中心城市且战且退，同时，利用“地利人和”之优势，率先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和垄断性行业，继续在体制转型中猎取凹地效益，此外，资本市场上的游戏和土地的囤积，则为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拥有可交换的资源优势。在很多民营业主眼中，与跨国资本的结盟，是最理想的结局。
国有资本继续在整合中积聚，在彷徨中流失，最终成为“关键的少数”。
“红顶商人”现象不会消失，它仍然会变种存在，这是生态链中最灰色的部分，却也是某些利益交换的“润滑剂”。当公务阶层与财富阶层相互利用达成利益默契之后，公共资源和财富存量就会被以合法的程序占有，新生的财富又被新生的权力交换，而时间又会让这一切“漂白”。
在未来的利益结盟中，“经济学家游说团”只是门客或高级幕僚，当瓷器被搬走的时候，他们会先给出一个理由，然后鼓掌把搬运的声音掩盖。
从道德层面来解读这样的利益生态，已毫无意义。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利益的配置，自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此时此刻，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完成的一个工作只是：让所有的角色回归本位，让所有的边缘全部划清，让所有的使命回到原点，让所有的“外衣”通通剥去。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坦言：“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前两天，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看到一个镜头，民国参议会为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争议不休，孙中山坚持实行对总统更为限权的内阁制。有人问，孙先生是不是对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信任。孙正色道，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信任。
弗里德曼和孙先生的声音言犹在耳。
一位网民在“关天茶舍”的论坛上挂帖写道：“今天，当我们听到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便应该首先对他的动机打一个问号，然后再仔细地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为任何政府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这段话是那么地让我们神往，却又不知该如何期待。
任何“良心”都是不可靠的，也许，我们可以期待相关法律的健全，我们可以期待阳光下的竞争最终让公平和均衡重现，我们还可以期待作为“第四势力”存在的传媒能够体现它的公信力量。但是，健全的法律体系何时建成？公平会不会出现在权贵私有化定局之后？而被寄予期望的传媒会不会成为财团染指和结盟的下一个对象？
至少在今天，前两个问号弯曲如故，而随着传媒市场的逐步开放，第三个问号却眼看着又要被拉直了。
［附录］摇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
观察管理潮流的潮起潮落，是一件有趣的事。它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个商业世界中，每一股风都是制造出来的，每一滴雨都与利益有关。
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当今商业界的思想创新？在我说出答案之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那些热力四射的商学院和咨询公司。
在今天，如果你还想在CEO堆里走进走出，或者你还想用一些新概念来轰炸你的老板或下属，你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后面，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当今全球商界，“管理潮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一个自我滋养的关联体和生产链，它包括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巡回会议，它们丝丝相扣，互为倚重，并能创造出足够的利润直至下一个新的思想诞生，在这样的循环运作中便同时包装出一个个智力超人、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
美国女学者卡罗尔·肯尼迪对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她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商学院、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们推动着的，他们因为自身的利益诉求需要不断有新的管理思想涌现——谁会第二次掏出数千上万美元去听内容相同的课程？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积极，他们定期给那些管理大师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新的思想——最好不要超过一年。
20世纪80年代，休·迈克·唐纳德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管理潮流的生命周期为11年到13年，从它诞生在哈佛、斯坦福或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桌上，到必须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到巡回演讲和研讨会，到进入咨询公司和企业，直至最后被用过、被质疑或被弃置，而下一个新的伟大的理论将“适时”地在此刻产生。
然而，在唐纳德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管理潮流的流速显然加快了。1982年，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合作撰写了《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它以一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全美的CEO中流传，可是很快，卓越的魔法激发出了管理者的渴望，该书成为第一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管理类书籍，管理学成了一门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流行产业。
其后的整个80年代，无疑是管理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曾经有人制作过一个题为“1950—1995，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线”的图表。这张图表记录了这45年间先后出现过的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他的研究发现，在头20年只有9次管理潮流，而其余的理论，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并且除了其中3个——不断提高、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和标准检查以外，都诞生于80年代，没有哪个理论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
在过去的6年里，随着IT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运用，企业生存形态发生了惊人的衍变，于是，种种因此而诞生的管理理念更是层出不穷，而其被替代的速度则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
因发现“7S战略”（7S包括：结构、战略、体制、人员、技术、作风和共同价值）而著名的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例：某年，他与一位纽约出版商洽谈出版一本有关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商对他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询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他最后问道：“但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理查德·帕斯卡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一句话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话”。出版商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议理查德·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应该把新思想用一句话说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情节。但它的确发生在管理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急迫，人们渴望高度概括的思想，最好就用一句话。
正是因为受到利润的驱动和流行时尚的蛊惑，管理学者们在出版合同、咨询费用和巡回演讲的利诱下，为世人提供简单的一步登天的方法，而不是认真的调查研究，许多听起来不错的理论其实都不能用于实践。“那些产生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里的思想，就如同大风来临时弯曲的棕榈树，当大风过后又安全地竖立起来，每次风暴来临都是如此。”卡罗尔·肯尼迪用嘲讽的口吻写道。
在今日的中国，各种管理模型和概念正一次次地轰炸着企业家们的大脑皮层。可是，一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显然已经产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聘用跨国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可是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谈得上成功的案例，而诸如乐百氏、实达、康佳、联想等有过失败经历的企业倒是可以排出一大串。“那些跨国咨询公司就像一群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当企业家在树林中走错路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声鼓噪。不过，其实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树林的出口在哪里。”这样的埋怨听上去很刺耳，却也可能是眼下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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