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一安娜·O小姐（布洛伊尔）

    安娜·O小姐患病那年（1880）正是21岁。由于她的一些远亲患有精神病（psychosis），故考虑安娜有中度神经病的遗传倾向。她的父母在神经方面是正常的，因此在她成长中一直是健康的，没有显示出神经症的体征。她非常聪明，能令人惊奇地很快地掌握事物，并有敏锐的直觉。她具有很强的理智，这使她能领会较难的理性知识，尽管在她离校后无须接受一些知识，但仍需要这种能力。她有大诗人富有想象的天赋，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她从不受哪怕一丁点儿的断言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她的意志力是旺盛的、顽强的和持久的，有时甚至达到固执的程度，使人感到失去善性和不考虑别人。

    她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是有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间，她也一直努力坚持照顾许多穷苦的病人，因为这样她能使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得到满足。她的情感总是处于有点极端的状态，或高兴或悲伤；因此她有时受心境的支配。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性欲未予发展。这个我开始熟悉的病人的生活鲜为他人所知，她从未谈过恋爱；在她生病期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幻觉中，从未出现精神生活的这个因素。

    这个智力上明显出众的女孩却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过着极为单调的生活。她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时，沉湎于整天白日梦（day—dreaming），她称这是她的“私人剧场”，而这可能在她的疾病中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专注的，她生活在想象的神话故事中；但是她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即别人和她谈话时，无人能懂得她在说什么。当她在做家务活时，她几乎连续不断地纠缠所做的事情，这是她平时的发泄。我将在此描述这种习惯化的“白日梦”，当时她完全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持续的情况下患了这种病。

    该病的过程可明确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潜伏期。从1880年7月中旬到12月10日。这个阶段的疾病通常对我们来说是隐匿的。但这个病例，由于其有奇怪的特性，所以表现得很明显。这阶段病史使人觉得无任何微小的病理现象，我现在就要描述这个阶段的病史。

    2.明显疾病期。一种奇特方式的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严重紊乱、瘫痪（形成挛缩），其发生在右上肢和左右下肢，部分左上肢、颈肌麻痹、右上肢挛缩逐渐减轻。但某些症状的改善因4月份的一次严重的心理创伤（病人的父亲去世）而受干扰，此后便出现了。

    3.持久梦游症期，其后变成较为正常的状态。有许多慢性症状持续至1881年12月。

    4.病理状态和症状至1882年6月逐渐停止。

    1880年7月，安娜十分喜爱的父亲患胸膜周围的脓肿，因脓液不能清除而于1881年4月去世。在父亲患病的第一个月，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没有一个人为她健康的急剧损害而感到太多惊讶，甚至没有一个人，就连安娜自己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但最终她出现了虚弱、贫血、厌食，身体状况差得使她很沮丧，以致不能再照顾父亲。紧接着出现非常严重的咳嗽，为此，我第一次给她做了检查，这是个典型的神经症。不久她开始表现出下午特别需要休息，在傍晚出现类睡眠样状态，接着便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在12月初，安娜出现了内斜视。眼外科医生（错误地）把这解释为眼外肌的麻痹。在12月11日，安娜卧床不起，直至次年4月1日。

    该病迅速恶化，出现一系列明显的严重紊乱，如头左侧枕部疼痛；内斜视（复视）由于兴奋的作用而明显加重；抱怨房间的墙似乎要倒下来（异常感觉）；难以分析的视觉紊乱；颈前肌麻痹，最后导致病人只能依靠在背后紧扶着她，强迫性地抬起其肩和移动整个背部而使头向后运动；右上肢挛缩和麻木，后来右下肢也是如此。但它能完全伸展、内收和内旋。接着同样的症状发生在左下肢，最后是左臂，然而其手指一定程度上仍保持运动力量。同样，肩关节也不是完全僵直。上臂肌肉挛缩最严重。两个肘部的麻木也变得十分明显，在以后的阶段，我们能对此做较仔细的测试。而在疾病开始时，由于病人有焦虑感而抵制检查，故不能有效地测试其麻木情况。

    我是在病人处于这样的情况下负责治疗的，我立即认识到我必须处理的是严重的心理障碍（psychical disturbance）。在疾病过程中有两种截然分明的意识状态，其十分频繁地交替着，而且没有预兆，但却变得愈来愈易鉴别。其中一个意识状态是她认识其周围环境，虽然有忧郁和焦虑，但相对正常。另一个意识状态是她有幻觉和“淘气”——就是说，她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如常向人扔靠垫，因挛缩对手指没有影响，她也常用可移动的手指解开睡衣和内衣扣等。在她患病的这个阶段，如果移动房间内的某些东西或某人进出房间（在她的另一意识状态中），她就会抱怨，茫然若失，并在她意识思维的轨道上出现断裂。当她抱怨她会变得疯狂时，为了试图抵制它，并抚慰自己，她就乱扔枕头，诅咒为她做事的人和离开她的人倒霉。

    这些“失神”（absences）在她卧床不起前就已被注意到了。当时，她常常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出现停顿，重复她最后几个词语，在短暂的停顿后继续说下去。这种中断现象逐渐增多，直至达到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病状；在疾病高峰期间，当挛缩波及身体左侧时，白天她只有短时间地保持某种正常状态。而这种紊乱甚至侵入到她相对清醒意识的片刻之中。她的情绪变得相当迅速，这使她出现过度而又十分高昂的情绪，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却严重地焦虑，顽固地反抗所有治疗性的努力。她把所见的自己头发上的绸带和类似物幻想成可怕的黑蛇。同时她又始终对自己说不要这么傻：她见到的实际上只是自己的头发等。她在思想很清醒的时刻抱怨自己头脑中一片漆黑，不能思维，变得看不见、听不着，判若两人，即一个真实的她和另一个迫使其表现得异常坏的她，如此等等。

    在下午的时候，她陷于困倦状态，持续约至日落时分后一小时左右。然后她清醒过来，抱怨一些折磨她的事，或以无人称句的形式重复说“折磨，折磨”。与她挛缩发展并行的是在她的言语中出现深度的功能紊乱问题。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说话中一时找不到用词，这种困难逐渐增多。其后她失去语法和句法的支配，不会动词的变化形式，最后发展到只会用不定式，在有规则变化的过去分词中出现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形式；而且她省略了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随着时间的发展，她几乎完全不会使用词语了。她费力地用四五种语言罗列起来，而且逐渐让人难以理解。当她（在她的挛缩尚不致完全不能写之前）想写字时，她使用同样的怪僻词语。两周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说话，尽管她尽力想要说话，但不能发出一个音节。也就是在此时是第一次出现此病的心理机制变得清楚起来。就我所知，她因某事而感到十分恼怒时，就会决定不再说起此事。当我猜测到是这样，并催促她说出来时，这种同样也会使其他言语表达都不能做到的抑制便消失了。

    1881年3月，这种变化同时伴随着她身体左侧肢体运动力量的恢复。言语错乱也消失了；但从那以后，她只能说英语——但是，显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她与她的护士争论，当然护士不能理解她的话。而我只是在几个月后才使她相信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然而，她仍能理解她周围那些说德语的人。只有在极度焦虑时，她的言语能力才保持完好，而在其他时候则混合使用各种语言。在她处于最佳状态而又很自在时，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在上述这些时候到说英语的时候，她表现出完全的记忆缺失。也同样在这个时候，她的斜视开始消失，只是在非常兴奋时又显示出来。而且她又能够支撑起自己的头部。于4月1日，她第一次起了床。

    在4月5日，她非常喜爱的父亲去世。在她生病期间，她很少见到父亲，而且每次见他的时间很短，这一事件可能是她经历的最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在这之后，持续两天的深度昏迷，接着她出现很大的变化。开始时她显得比过去安静得多，她的焦虑情绪消失许多。她的右臂和右腿的挛缩继续存在，并伴有麻木，但程度并不重。视野高度受限，当给她一束令她非常快乐的花时，一时间她只能看到一朵花。她抱怨自己不能认人。她说通常她能毫不费力地认出人的脸，但现在感到“识别工作”非常费劲，而且必须自言自语道：“此人的鼻子是如此如此，头发是如此如此，因此他必然是某某人。”她所见的所有人似乎都像蜡像，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现她对非常亲近的一些亲戚的出现感到非常痛苦，而且这种消极态度愈益强烈。如果某一个她过去十分喜欢的亲戚来到她的房内，她能认出来，在短时间内能知道眼前的事，但很快就会陷入她自己的沮丧中，而且对来者感到模糊起来。我是唯一进入她房内她总是能认识的人，只要我与她说话，她总是能切入正题，并且谈得栩栩如生，除了因她的幻觉性的“失神”所致的突然中断之外。

    那时，她只讲英语，不懂别人对她讲的德语。她周围的那些人都被迫使用英语与她说话；即使她的护士也要使自己能用此方式去理解她。然而，她能用法语和意大利语朗读，如果她必须用其中一种语言大声朗读时，她的语言非常流利，而且令人赞赏的是她能当即翻译成英语。

    她开始恢复写字，但方式奇特。她用那不太僵直的左手写字，她习惯于罗马印刷体，抄写莎士比亚版本中的字母。

    她以前吃得非常少，而现在完全拒绝营养食品。但容许我喂她，这样她不久便开始能吃较多的食物，但从不肯吃面包。在饭后，她总要清洁口腔，即使在没吃任何东西时，她也会以任何理由要这样做，这显示她对这样一些事是如此的心不在焉。

    她的午后困倦和傍晚的深睡眠状态继续着。如果在这以后，她大声自言自语（我将在后面解释其意思），她就变得思想清晰、平静、快活。

    这个相比较能过得去的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她父亲死后的几十天，有一个会诊医生访视了她，像所有的陌生人一样，她全然不予理会，而我则向会诊医生说明她的所有怪癖，当我让她用英语大声读法语课文时，她说：“那像是一个检查。”并大笑。另一个医生用会话进行干预，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徒劳无益。这是一种真正的“负性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以后常常像做实验一样地发生。最后，会诊医生向她脸上吹烟雾来突破她的状况。突然间，她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她冲到房门口，拿掉钥匙，跌倒在地面不省人事。接着出现一阵短时的发怒，然后出现焦虑的严重发作，我费了很大劲才使她平静下来。所憾的是那晚我必须离开维也纳，几天后，当我回来时发现病人情况更糟。她整天完全拒食，十分焦虑，她的幻觉性的“失神”中充满了可怕的形象，死人头和骷髅。由于她呈现这些事宛如她过去曾经历过的，而且有一部分是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她周围的人逐渐意识到这些幻觉的许多内容。

    每天工作通常的顺序是：让她下午处于困倦状态，接着，在日落时分对她采用深度的催眠，对此，她发明一个技术性的名称“云雾”。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她就能讲述白天发生的幻觉，思想清醒起来，显得平静而又快活，她会坐下来非常理智地工作、写字或画画直至夜晚。约清晨4时，她上床睡觉。次日又开始重复这样的顺序。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现象：白天，这个无责任感的病人被幻觉纠缠着，而晚上，这个女孩的思想却完全清醒。

    尽管晚上她异常欢快，她的心理状况却一直恶化着。因为她有强烈的自杀冲动，所以让她继续住在三楼似乎不妥当。于是违背她的意愿，把她转移到维也纳近郊的乡村房子中住下（1881年6月7日）。我从来没有威胁过她要迁居，她认为迁居是件可怕的事，但她不说什么，期待着，并感到害怕。从迁居这一事情上，再一次清楚表明焦虑的情感在她的心理障碍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正像她父亲去世后出现较平静的情况一样，当她感到害怕的事真正发生时，她就再次变得比较平静起来。但接着出现了三天三夜完全不睡不吃，多次想自杀（但只要她在花园里，就没有自杀的危险），敲碎窗户等，在幻觉状态中并未伴有“失神”——她能很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的幻觉识别开来，在这以后她变得比较安静，让护士喂她吃饭，甚至晚上服下氯醛药。

    在我继续说明这个病例前，我必须再回到描述她的怪癖方面，对此，我曾经仅仅提到过一次。我已说到此病至此，患者每天下午陷入困倦状态，日落时分后从前述阶段进入一较深的睡眠——“云雾状”（如果把这种规则的顺序归因于只是她照顾父亲数月的经历，似乎是有道理的。晚上她必须在父亲床边守候着，或焦虑地警觉任何动静，直至早晨；下午她躺下休息一会儿，这就像护士的通常习惯。这种晚上醒、下午睡的方式似乎继续保留在她患病的过程中，而且这种方式持续较长时间，其后被催眠状态所取代）。在深睡眠持续约一小时后，她变得烦躁起来，来回扔东西，总是闭着眼反复地说“痛苦，痛苦”。我们也注意到白天在她“失神”时，她如何明显地产生某些情境或情节，她用几个轻声低语的词汇显示其思路。接着先是偶然地，后是有意地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她在抱怨“痛苦”的同时，某一近在她身旁的人重复她的这些话中的一句时，她立即参与进来，开始描述某些情景或讲个故事，起始是迟疑的语无伦次的乱语，但时间愈长，则她的表达愈流利，以致最终能很正确地用德语讲（这仅在她开始讲英语之前的早期）。她的故事总是悲伤的，其中有些还非常吸引人，在风格上犹如安徒生的没有图画的故事书，实际上它们可能按这种模式构成了故事。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或主要情节是一个女孩焦虑地坐在病床边。但她也编造与此很不相同的其他题材故事——在她完成叙述后不久便清醒过来，明显地平静或者如她所说“很舒适”。在晚上，她又变得烦躁，早晨，她在睡了两三个小时后，显而易见又纠缠到其他一系列观念中。——如果在傍晚催眠状态下，她因为某个理由不能告诉我她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后她就不能平静下来，而在次日，她必须为此向我讲两个故事。

    这个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傍晚她的“失神”开始增长和加强，使她进入自动的催眠状态，她的想象所产生的作用如同心理刺激一样，在她被催眠状态下，当她向别人低语时，则能减轻或消除这种刺激状态，在观察她患病期间，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18个月。

    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情形自然更悲惨。然而，直至她的心理状态更加恶化时，她接着出现如前所述的催眠的梦游症（somnambulism）状态，而她傍晚的叙述中不再有那种多少带有随意产生的诗意，转而成为一串可怕和惊恐的幻觉（可能患者白天的行为使她处于这样的情况）。我已描述过，她在害怕和恐怖的激动中重现这些可怕的形象并用言语叙述出来后，她的心理是何等完全地轻松起来。

    当她住在乡村，我不能每天访视她时，她的进展情况如下：通常我在傍晚去看她，这时我知道我能发现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她，而且我能把她从我上次访视后她所积累下来的所有想象的产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倘使在这之后有良好的结果，这基本上是完全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变得完全平静下来，次日她会很令人愉快，并容易相处，勤奋而且快活；但第三天她的情绪多变，对抗和不愉快，第四天这些情形变得更明显。此时，就不太容易与她交谈，即使在她被催眠状态下也不易交谈。她聪明地描述这个程序，并严肃地说这好像是“谈疗法”（talking cure），又开玩笑地称此为“扫烟囱”（chimney—sweeping）。她知道她在低语其幻觉后，她的所有的固执会消失——她称固执是她的“能量”（energy）；而在间隔较长的时间后，她会发脾气，拒绝说话，而我则用催促和取悦于她的方式，诸如重复她习惯向别人讲故事的样子帮助克服她的不悦。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说话，直到她仔细地感觉到我的双手，满意地证实是我时，她才开始说话。那些晚上，她因言语陈述而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必须对她用一用氯醛。我曾偶尔试着把药用得早一些，但我只给她5克，在她入睡前她就进入陶醉状态，而且持续数小时。我在时，她呈欣快状态；我不在时，她就非常不舒服，表现出焦虑和兴奋（顺便说及这种陶醉的严重状态与她的挛缩无差别）。由于她在幻觉时的低语能使其平静，尽管不可能造成睡眠现象，因而我能避免使用麻醉剂；而她在乡村住时，尽管具备每种条件，在她不能达到催眠作用的那些夜晚是这样的不堪忍受，于是只得借助氯醛。但可以逐渐减少其剂量。

    持续症状的梦游症不复出现。但另一方面，两种意识状态却交替持续着。在交谈当中她常产生幻觉，跑开去，开始爬树等。如果某人捉住她，她会很快地继续讲她中断的句子而不知在这间断中所发生的任何事。然而在催眠中，她所有这些幻觉都会浮现，并由她说出来。

    她的病情总的来说有改善。她能吃食物而无困难，允许护士喂她；只是当她要面包，面包碰到她嘴唇时，她拒绝吃。腿的麻痹性挛缩消减许多。她的判断力也改善了，她逐渐地很依恋我的一位朋友，一位访视她的B医生。她从别人赠给她的一条纽芬兰犬中受益很大，而且她很喜爱这条犬，虽然她的爱犬偶尔会攻击一只猫，这时会明显看到这个脆弱的女孩左手拿着鞭子去赶走犬，拯救受害者。后来，她照顾一些穷人、病人，这对她有很大帮助。

    在我从连续几周的假期旅游回来后，我收集到了致病原因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她“失神”或“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所产生的观念情结发生令人兴奋的效果，证据的事实是在催眠期间的言语表达处置了这些情结。在这段间隔期间，我们没有对她运用“谈疗法”，因为不可能说服她对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说出她的事，即使是她在其他方面很尊重的B医生也不行。我发现她处于深受困扰的精神状态，无活力、不顺从、脾气坏，甚至怀有恶意。从她傍晚叙述的事中逐渐清楚的是她的想象的诗意的心情已干涸，她叙述的内容愈来愈多地体现了她的幻觉。例如在她过去的日子里被激惹的事。这些事被披上想象的外衣，但只不过是一种刻板式的想象，而不是精工细作的诗一样的作品。但是在我安排把病人带回维也纳一周的时间里，每晚我让她对我说3至5个故事后，她的情况则变得好一些。当我结束这一做法后，我数周不在所积累下来的每一件事都处置好了。只是在这时，以前的节律重新建立起来；在她用言语陈述幻觉后的这一天，她顺从和快乐起来；第二天较多暴躁，较少顺从；第三天明显“脾气不好”。从她最后的陈述起，她的精神状态与时间消逝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她的每一个想象中的自发内容以及与她病态心理中所吸收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种精神刺激，一直持续到她处于催眠状态下能叙述出来，在这以后，这种心理刺激全无作用。

    当病人秋季回到维也纳（虽然不是患病时住的房子）时，她的病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使人承受；只有少数经历，事实上是她有较深刻印象的经历，造成病理性的心理刺激。倘使她新受刺激的心理造成的持续负担能够经常用言语陈述加以预防的话，我满以为她会继续有更大的改善。但开始出现令我失望的情况。12月，她的心理状况明显变糟，她再次变得兴奋、沮丧和暴躁，她甚至没有“真正好的日子”，那时，甚至都不能察觉任何牵系她内心的事情。及至12月底，在圣诞节的日子里，她特别烦躁，整整一周，在傍晚时分，她不说什么新的内容，老是对我说那些在1880年（一年前）圣诞时，她在非常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中所编织的想象性作品，当说完这个情景时，她就缓解了许多。

    此时离她父亲去世及她卧床不起已有一年的光景。从这时起，她的健康情况变得更清楚了，并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有条有理。她的意识交替状态具有这样的特点：从早晨开始，她的“失神”（即出现第二意识状态）总是在白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得更频繁；傍晚时分，她完全处于失神状态——这交替状态各不相同，这是因为第一个状态是正常的，而第二个状态是精神错乱的。然而，现在这两种状态的差别更大，因为在第一种状态下，她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地生活着，这是在1881年到1882年的冬天，而在第二种状态下的生活是1880到1881年的冬天——那时她全忘了所有后来发生的事。而有一件事似乎大部分时间仍保留在她的意识中，即她父亲的去世。她是如此强化地被带回到过去的年代，在新房子里，她幻觉这是她的老房子，所以当她要走向房门口时，她敲打着火炉，因为在老房子里，门与窗的位置与新房子里门与火炉的位置是一样的。这种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是自发的，但也可通过任何鲜明的回忆过去年代的感觉印象而发生。只有当某人在她眼前拿着一个橘子时（橘子是她在生病初期主要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才能使她从1882年回到1881年。但这种转回到过去年代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或方式不明显。她日复一日犹如生活在前一个冬天里。我只能怀疑其发生的情形，即在每天傍晚催眠期间，她所说的那些令她兴奋的事是否发生在1881年的同一天，她母亲保存的私人日记中证实了其1881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种对前一年事情的再现持续至1882年6月为止。

    这里，同样有趣的是观察到了这些属于她的第二状态的、回忆起来的心理刺激的情形，被移至较正常的第一状态中。例如，一天早晨，病人笑着对我说，她不知为什么对我很生气。幸亏有了日记，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确信这无疑是她又进入到傍晚时分的催眠状态中：在1881年的同一天傍晚，我很惹病人生气。另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眼睛有些问题，说是看到的颜色不一样。她知道自己穿的是褐色衣服，但她说看到衣服的颜色是蓝色。我们不久便发现她能正确而又清楚地区分视觉测试纸上所有的颜色，而只有在衣料颜色区分上有紊乱。理由是在1881年的同一时期内，她穿着睡袍忙于服侍父亲，而睡袍与现在衣料是同样的质地，但不是褐色，而是蓝色。还要附带说一下，经常看到的是这些经常出现的记忆显示了其先导的作用，她的正常状态的这种紊乱发生在第二状态前一些时间，而她的回忆则在她的第二状态中才逐渐地被唤起。

    她傍晚的催眠因此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们的交谈，要她不仅说出她当前想象的事，也要说出1881年的那些事和烦恼（所幸的是我当时就缓解了她那些当年想象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急需病人及其医生要做的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其急剧增加的第三组单独的紊乱。1880年7月至12月，病人处于疾病的潜伏期，在这时出现的一些心理事件产生了完全的癔症现象，当她用言语陈述出来后，癔症症状便消失了。

    在傍晚催眠中，当这种偶然和自发的言语陈述第一次发生时，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紊乱即消失——我为此大惊。夏天在特别热的日子里，病人口渴异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发现她不能喝水。她原来本会喝下所要的一杯水，但当她的嘴唇碰到杯子时，立即推开杯子，就像患了恐水症一样。当她这样做时，她明显地有数秒钟的“失神”。她仅仅依靠如西瓜之类的水果为生，这减轻了她痛苦的口渴。这种情况持续了约6周。有一天，当她被催眠时，她抱怨过去未曾关心的那个讲英语、患同病的女士，并且以厌恶的神情不停地描述有一次她如何进入那个女士的房间，她的小狗——如此讨厌的家畜——在房里喝光了杯子中的水。那个女病人因出于礼貌，对此没说什么。当她在生气中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后，她停止了抱怨，要求喝水，毫无困难地喝完许多水，当杯子接触到她的口唇边时，她从催眠中醒来；从此这个紊乱的现象就消失了，不再重现。许多极端顽固的怪念头在她描绘其所引起的经历后，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当她的第一个慢性症状以同样的方式消失时，她向前迈了一大步——她右腿的挛缩确实减弱了许多。这些发现即该病人的癔症症状方面，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重现引起癔症的事件后，则症状消失，使这种方法可能达到治疗性的技术程序，而这种方法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系统应用上没有什么要求。在这个复杂的病例中，采取了分别针对每一个症状的方法；病人所出现的症状都以倒叙的方式描述，从病人出现睡眠问题开始，回到引起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意外事件。经过这样的叙述之后，睡眠问题的症状就永久消失了。

    用同样的方法，她的瘫痪性挛缩和麻木、视觉和听觉的各种障碍、神经痛、咳嗽、动作震颤等，以至最后她的言语障碍均“在谈话中治疗”。在视觉障碍中，我们是以下述方式分别处理的：例如内斜伴复视；两眼右偏，故当她伸出右手够东西时，总是指向东西的左侧；视野受限；中枢性弱视；视物显大症，看她父亲似看到死人的头；不能阅读。只有少数个别的现象（如左侧身体的瘫痪性挛缩）是由于卧床不起而引发的，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未予提及。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没有直接的心理原因。

    我们明白在引出她的记忆中，要立即去除产生症状的诱因，这样一种简单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她不能发现症状的诱因，而且变得糊涂起来，则比起她能够安静和稳定地追溯她的记忆线索时，事情却进行得更慢一些。因为后一种方法，即傍晚催眠，由于她在述说其他两个经历时过度紧张和激动而花费时间太长，也由于回忆往事时需要时间才能使其达到栩栩如生，因此，我们发展了如下的程序。我通常在早晨访视她，对她用催眠术（在我的经验中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要求她把思想集中在我当时要治疗的症状上，并让她在思想出现时告诉我。患者则可能较快地进行叙述，并用简单的主题反映有关外界的意外事件，这些，我会均速记下来。在其后的傍晚催眠中，我用所记录的内容提示她，她会把这些情形向我做相当详细的解释。

    下述实例将表明她完成这样的任务中的详尽方式。这是我们常规的经验，即当与患者说话时，她并没听见。可从下述的情形中得知患者听不见的习惯。

    （1）当她的思想分散时，听不到某人进来。有108个标明日期、提及人和情景的详细例子反映这样的情况。第一个例子是听不到她父亲进来。

    （2）当几个人在交谈时，她不理解。27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她的父亲，再就是她熟识的一个人。

    （3）当她独自一人，并直接称呼她时，她没听见。50个例子。最初是她父亲徒劳地向她要些酒喝。

    （4）因（在四轮马车内）被摇晃而听不见。15个例子。最初一例是她弟弟有一天晚上留神看病房门口动静抓住她时，生气地摇晃她。

    （5）在嘈杂声中因惊吓而没有听见。37个例子。最初是因父亲不适当的吞咽而致一时噎塞。

    （6）在深度的“失神”情况下没听见。12个例子。

    （7）长时间十分注意地听着，以致当别人与她说话时，她完全听不见。54个例子。

    当然，所有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在她分心、“失神”或惊恐时而追溯以往的情况。但是在患者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是如此清楚地区别开来，倘使在顺序上有错误，患者会亲自纠正，变为正确的顺序；倘使不能纠正，则其述说中会出现停顿。她所叙述的事情是那样地缺乏趣味和意义，却又是那么的详尽，以致使人毫不怀疑这些是编出来的。其中许多事情包含了真正内心的体验，所以无从查实；其余的（或伴随的情况）则是回忆在她周围环境中的人。

    这个例子也展示了当一个症状被“谈话治疗”（talked away）时，总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特征：当她讨论这个特殊症状时，该症状便强烈地出现。因此，在分析她听不见这个症状期间，她表现出是那样地耳聋，以致有时我不得不用书写的方式与她沟通。首当其冲的诱发因素惯常是属于惊恐一类的经历，例如当她照顾父亲时，她所承担的细心照料。

    回忆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患者会非常费力。时而，我们整个进展会停顿一些时间，这是因为回忆不能出现。这问题出在一种特别可怕的幻觉。当她护理父亲时，她看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她和她周围的人记得曾经有一次，那时她外表看上去健康，她去看她的一个亲戚。她开了门后立即跌倒在地，不省人事。为了越过这个障碍使治疗获得进展，又让她再次访问同一个地方，在进屋时，她又一次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第二天傍晚的催眠中，这个障碍就逾越了。当她进入房内后，她看到挂在门对面镜子中她苍白的脸；不过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我们经常注意到她抑制着可怕的记忆的出现，而这需要患者和医生强有力的克制。

    在其他事情中，下述情况说明她的状态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在这期间，正如已解释过的，患者晚上总是处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即宛如处在1881年。有一次，她在晚上醒来，声称她又一次被带出家门，她变得非常兴奋，以致整个房子里的人都被吵醒。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前一个傍晚，谈疗法消除了她的视觉障碍，而这也适用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因此，当她在晚上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屋子里，因为她的家已在1881年春季迁居。我想办法避免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在傍晚（她要求时）蒙住她眼睛，并提醒她不能打开遮物，直至第二天早晨，我亲自解开遮物。这种紊乱只重复了一次，当时患者在梦中哭，哭醒后睁开了双眼。

    由于对她症状的费力的分析是在188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这时正是她疾病即将开始的时期，所以我完全洞察了这个癔症病例的潜伏因素和症状的发生，在此我将简短叙述如下。

    在1880年7月，当时她在乡村，她父亲患严重的胸膜下脓肿。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一天晚上，她醒来后极端焦虑病中的父亲，因父亲高热；她紧张地期待着从维也纳来的外科手术医生。她的母亲暂时走开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搁在椅背上。她好似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看见一条黑蛇从墙上下来，朝向父亲，并咬着他（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房后的田野里有几条蛇，以前曾惊吓过安娜，因此这给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赶走蛇，但她好似瘫痪一样。她睡着时搁在椅背上的右臂发麻和轻瘫；当她看着自己的右手指时，就好像右手的手指变成了小蛇，指甲就如死蛇头（可能是她试图用局部麻痹的右臂驱赶蛇，而右臂的麻痹和轻瘫随后便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当蛇消失时，恐怖中的她试着祷告。但找不到语言：她舌头不能说话，最后她想到某些儿童用的英语祷词，于是她发现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想和祷告。火车的鸣笛意味着她所期待的医生的到来，于是发作停止。

    次日，在一个游戏过程中，她把铁圈扔进灌木丛中。当她从灌木丛中取铁圈时，弯曲的树枝使她再现了她见到蛇的幻觉，当即她的右臂呈现僵直的伸展。自此以后，当她看到多少有点像蛇的物体后，就会发生同上述一样的情况。然而这种幻觉和挛缩只是在短暂的“失神”时出现，但从那晚以后，发生得愈来愈频繁（直至12月，病人完全衰弱至卧床不起，挛缩便持续存在）。由于某一特殊的事件，此事我在笔记中没有记录，也回忆不起来，病人右臂挛缩又波及右腿的挛缩。

    从那时起，她逐步地形成自我催眠的“失神”状态。在我所描述的那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等着外科医生的到来，她陷入一阵“失神”的状态中，以致最后外科医生已进来了，她都察觉不到。她长期的焦虑干扰了她的进食，逐渐导致有强烈的恶心感觉。此外，她的每一个癔症症状的引起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情感期。不能十分肯定是否每一个病人在那时都处于“失神”状态，但有可能是在她清醒状态下，她全然不知所发生的事。

    然而，她的某些症状在她处于“失神”时似乎没有出现，而只是在清醒生活中以一种情感的方式出现；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这些症状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因此，我们能追溯所有不同的视觉紊乱，较清楚地区分各种致病原因。例如，有一次，当她坐在父亲床边含着眼泪时，父亲突然问她什么时间了。她不能看清楚，费了好大的劲把手表贴近眼前才看清。这时手表的表面似乎显得很大——由此说明引起她的视物显大症（macropsia）和内斜的原因，或进一步说，她尽力克服流泪，以使生病的父亲看不到这情景。

    在一次争论过程中，她克制着不反驳而引起会厌痉挛，以后在每一类似的情景中，该现象便反复发生。

    她失去说话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现的第一次幻觉后害怕的结果；（b）另一次，因（主动抑制）克制说话；（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责备；（d）在（当她克制时）任何相似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坐在父亲的床边，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跳舞音乐声，突然觉得想去参加，通过自我责备，克制住这个念头，于是她出现第一次的咳嗽症状。从此，在她疾病的全过程中，她对任何明显节奏性的音乐的反应都是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

    我不禁后悔因我记录的不完整，我不能列举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现的各种癔症症状。她亲自告诉我在每一个情景下所出现的症状，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已提到的除外。我已说过，在她叙述每一个症状的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下，该症状便消失。

    她整个疾病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近于尾声。病人自己做出坚决决定：在她迁居到乡村（6月7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结束全部治疗。因此，在6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谈疗法”治疗中。在最后一天，通过有意的安排，即类似于她父亲的病房，她再次产生恐怖的幻觉——这已在前叙述过了，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发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并用英语祷告，但在复制情景之后，她能够讲德语了。更有甚者，许多过去呈现的紊乱便都消失了。在这以后她离开维也纳，做了短期的旅游；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才恢复完全的心理平衡，从这以后，她享有完全的健康。

    虽然我省略了大量非常有趣的细节，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诊断的癔症病史要庞大一些，而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在描写病史时，不可能不进入其细节，而对我来说，其特征尤为重要，这也许就是这份较长的病史报告的一个借口。就如同棘皮动物的卵在胚胎学上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海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动物，而是因为它的卵的原生质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质变为不透明的可能的程序。我对这个病例的兴趣完全在于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

    当病人仍处于完全健康状态时，有两个心理特征是她以后患癔症的诱发因素：

    （1）她单调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缺乏适当的知识性。这使她有过多的未被用的心理活力和能量，而她不断的想象活动是这种发泄的一个方法。

    （2）这导致了一种“白日梦”的习惯（她的私人剧院），成为她心理人格分离的基础。然而，这种程度的分离仍在正常范围内。在多少带有机械式的职业中所出现的幻想和想法并不意味着病理性的意识分裂，因为若这些幻想和想法能被阻断，当他人对其说话时，则可回到正常的意识的统一，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意识的缺失。然而，在安娜·O的病史中，这一习性是我所描述的焦虑和害怕情感的基础，曾使安娜从习惯性的白日梦转变成幻觉性的“失神”。很显然，她发病开始最早的特征是如此的完全，这已经呈现了其主要的癔症特性，在这以后仍维持不变几乎近两年之久。这些包括第二意识状态的存在，第一次出现时呈现短暂的“失神”，以后成为“双重意识”，因焦虑的情感致使她说话受抑，她发现在说英语诗句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以后语言错乱，失去母语，代之以非常好的英语；最后由于右臂受压而致意外的麻痹，并发展成为右侧身体的挛缩性轻瘫和麻木。这其后的情感机制完全符合沙可的创伤性癔症的理论——轻微的创伤在催眠状态中发生。

    而沙可在他的病人中实验性地引起的轻瘫立即稳定下来，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因严重外伤性休克也可立即引起轻瘫，而这个女孩的神经系统进行成功抵制长达4个月。她的挛缩及所伴有的其他紊乱仅在第二意识状态（secon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中的短暂的“失神”时出现，处于正常状态时则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感觉，因此她和她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而她周围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患病的父亲身上，结果转移了对安娜的注意。

    然而，她的“失神”及完全的记忆缺失，并伴随愈来愈多的癔症现象，这些症状从她第一次幻觉样的自我催眠后出现得愈益频繁，故相同类型的新的症状的形成的机会就增多，那些已经形成的症状则由于反复的出现而变得愈益顽固。此外，逐渐发生这些情况，病人在任何突然痛苦的情感下，都产生同样“失神”的结果（尽管事实上，这种痛苦可能在每一个病例中引起暂时的“失神”）；偶然的巧合造成病理性的联想和感觉或运动的紊乱，并伴随着情感的出现。但到现在为止，这只发生在一瞬间。在病人卧床不起前，她已发展到出现全部癔症现象的症状群，但无人知晓。只是在病人由于缺乏营养、失眠和长期焦虑而耗竭才完全垮了下来；只是在病人较正常状态，更多的时间处于第二意识状态时，癔症现象才延伸到了正常状态中，并从间歇性的急性症状发展到慢性症状。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病人的陈述究竟多少是可信的，其现象的诱因和起因方式是否如其所述的那样。考虑到较重要和较基本的意外事件，她的陈述对我来说，似乎信服大于疑问。至于症状在“谈话治疗”后得以消除，我不能以此作为证据；用暗示来解释可能会很好。但我总是发现病人说的是完全真实的、可信赖的。实际上，她告诉我的一些事是她最郑重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无论她说的什么内容，经他人核对，也完全得到肯定。即使再高天赋的女孩，也不可能编造一套这个病史中所出现的、内心如此连贯的资料。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精确的连贯性导致她（以充分的保证）把某些症状归因于实际上不存在的一种诱发原因。而我认为这种怀疑也是不公正的。这么多的病因非常不明显，涉及的联系这么多不合理，促使对其现实性提出争议。病人不明白怎么会是舞蹈音乐使她会咳嗽；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太无意义去深究了（顺便说一下，对我来说似乎很可能这样，她每一个良心上的痛苦带来的是经常的会厌的痉挛，她感到一种运动上的冲动，因为她非常喜欢跳舞，是运动冲动感把这种会厌的痉挛转变成为神经性呕吐）。因此，我的观点是病人的陈述完全值得信赖，是符合事实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多少可信的理由想象癔症的产生在其他病人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以及尽管没有截然分明的第二意识状态，但是过程是相似的。我进一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的这个病例，正如我所叙述的，若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让她回忆某些事及与这些事有关的特性，则病人和医生对癔症发展的情节均全然无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下时对此是全然无知的。因此在其清醒状态下检查时也不能获得在其他状态下所发生的资料。我已指出目前这个病人对周围的那些事物基本上不能察觉。因此，对于其他病人来说，只能采用像给安娜·O那样的治疗程序，即给予自动催眠而发现他们的病情。暂时我们只能阐述的观点是较多地描述类似于这里所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较少去理解至今使我们猜测的有关的病理机制。

    当病人被禁锢在床时，她的意识持续在正常的和“第二”状态之间摆动，许多癔症症状群原本是分别引起的，并处于潜伏之中，现成为我们所见的病症的特征，即慢性症状。这些新增加的一群现象似有不同的源处：她的左侧肢体的麻痹性挛缩和抬头肌肉的麻痹。我把这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这些现象消失，则不再重复，即使在其他所有症状停止某些时间后，重又活跃起来，这些现象也不会以短暂或轻微的方式在结束期和恢复期中出现。同样，它们也不会在催眠分析中出现，而且不会再追溯到情绪或想象方面的根源。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的出现不是出于像其他症状那样相同的心理过程，而是归因于构成癔症现象的躯体症状在未知情况下的继发性的延伸。

    在经历了整个疾病后，她的两种意识状态并驾齐驱地持续着：第一种意识状态中，她的心理很正常；第二种意识状态中，那丰富的想象内容和幻觉、大的记忆中断、缺乏抑制和控制联想很可能与梦有关联。在第二种状态中，病人精神错乱。病人的心理状况完全取决于从这种第二状态闯入到正常状态，这点至少在癔症性精神病方面是相当清楚的。在傍晚，每一次催眠下所提供的证据表明病人的思想完全清晰、有组织，而且是正常的，因为她的情绪和意志方面没有那种第二状态下“潜意识”刺激的产物。而特别明显的神经症在吐露心事、卸下心理负担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表明在程度上那些产物影响着她“正常”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因此难免这样说：病人出现两种人格的分裂，一种是心理正常，另一种是精神错乱。我认为这个病人的两种截然分明的状态较清楚地显示出许多其他癔症病人方面存在的大量不能解释的问题。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安娜·O病史中，她的“坏自我”（bad self）的产物——正如她自己所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她正常神志下的道德习性。如果这些产物没有不断地被处理，我们则面对着恶毒类型的癔症如执拗、懒惰、令人不快和病态的本性；在去除那些刺激后，她那与上述相反的真正的本性总是能立即再现出来。

    尽管她的两种状态是如此截然分明，然而，第二状态不仅闯入第一状态（这毕竟是真实的，而且即使当她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眼光锐利和镇定的观察者，正像她说的那样，坐在她脑海的一角旁观察所有疯狂的事情。当精神病实际上在发展时，会发现这种清晰思维持久地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达着。当癔症现象停止后，病人此时经历一段暂时的忧郁，她产生许多像孩子样的害怕和自责，在这些想法中，她完全不是生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假想的。正如我们所知，经常有这种类似的观察。当这类障碍被清除后，两种意识状态又合二为一，病人回首过去，以未分裂的人格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有的愚蠢举止；他们认为如果当初自己想要预防的话，他们是能够预防的，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好似有意做了所有这些恶作剧。应当补充的是在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持续存在的这种正常的思维必然有大量的波动，也必然会经常地完全丧失。

    我所描述的这个惊奇的事实是从疾病的开始到结束。所有从第二状态下引起的刺激，再加上其结果，在催眠下作出言语表达便永久地消失了。我只能补充强调一下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对患者使用了暗示。它使我完全大吃一惊。直至我对所有癔症病人使用这个方法去除症状后，我才因此而发展了这样一种治疗性的技术。

    癔症的最后治疗还须多说几句话。如我已述，癔症病人的心理状况伴随着不少的紊乱和破坏。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即她在第二意识状态下已静止不动的许多产物现已强行进入到意识状态下；虽然在第一状态下能回忆起仅在第二状态下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毕竟影响和扰乱其正常的状态。在其他病例中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情况，其长期的癔症是否发展成精神病，仍有待于我们观察。

    病例二    埃米·冯·N夫人，40岁，来自利物尼    （弗洛伊德）

    1889年5月1日，我接受了一个约40岁女士的病例，她的症状（symptoms）和人格（personality）使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她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并决定为她的康复尽我能做的一切。她是个癔症病人，能非常容易地被催眠进入梦游症中；当我逐渐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在催眠中应用布洛伊尔的研究技术。该技术在他的第一个病人成功的治疗中已给予我启示。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应用这一治疗方法。但是我远远不能掌握它；事实上，我既没有对症状做十分充足的分析，也没有十分系统地进行研究。兴许我通过呈现治疗最初三周每晚所记的笔记而能很好地描述病人的情况和我的医疗程序。这以后的经验使我较好理解的方面，我将用注解和插入评语的方式使病史具体化。

    1889年5月1日，当我初次见到这个女士，她正躺在沙发上，头枕在皮靠垫上。她看上去仍年轻，善于修饰边幅，富有性格。她的脸显出紧张和痛苦的表情。眼睑肿着，双眼神情沮丧，前额双眉紧皱，鼻唇沟较深。她说话语调低，好似有困难，言语中不时有痉挛性的停顿，好像结巴一样。她的手指不停地乱动，宛如手足徐动症（athetosis）。她的两只手紧握着保持一种状态。脸和颈部的肌肉常有抽搐样的运动，特别是右侧胸锁乳突肌的抽动很明显。还有，她常用嘴发出吧嗒声而阻断自己的说话，这种声音却又不是模仿。

    她向我述说的事十分连贯，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教育和智力程度。似乎十分奇怪的是每过2至3分钟，她便突然停下来，扭曲着脸，现出恐怖和厌恶的表情，向我伸出她的手，张开并弯曲着手指，用不同的声音，充满焦虑地惊叫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她可能受到某些反复出现的恐怖幻觉的影响，用这种方式把侵入脑海中的某些事驱赶掉。这些插话都是突然中止，她在说这些话时，不表现任何片刻的兴奋，也不对她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或致歉——她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这样的插话。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缘由。她的家族来自德国中部，但两代人在俄罗斯的柏尔蒂克省定居，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财产。她是家庭中14个孩子中的第13个。但其中只有4个孩子存活。虽然她受到精心的抚养，但受到精力旺盛而又严厉的母亲的严格管训。当她23岁时，她与一位非常有天赋和能干的男士结了婚，这位男士是一位显赫的大实业家，但比她年长许多。婚后不久，丈夫死于中风。鉴于此，再加上抚育两个孩子的任务，现在两个孩子分别为14和16岁，她俩常有病，并遭受神经过敏方面的困扰，她把这些都归因于自己的疾病所造成的。自她丈夫14年前去世以来，她一直患有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4年前，经过一个疗程的按摩，并结合电浴治疗，她的情况暂时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她所有增进健康的努力均告失败。她很频繁地旅游，并有许多爱好。目前她住在柏尔蒂克靠近大城镇的一个乡间宅第里。数月来，她再一次病得很严重，患抑郁和失眠，并受疼痛的折磨；她去了阿巴兹希望改善病情，然无济于事。近6周，她一直在维也纳，至今由一位杰出的医生照顾。

    我建议她应与两个女儿分开，她们有自己的保姆；她应住到疗养院去，这样我可以天天去看她。她同意这个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5月2日傍晚，我在疗养院访视了她。我注意到无论何时，当她的房门被出乎意料地打开时，她都会强烈地突然受惊。因此我要求护士和该院医生访视她时，应很响地敲她的房门，等她说可以进来时才进去。但即使这样，每次任何人进她房间时，她仍有怪相和惊跳起来。

    今天她主诉她的左腿发冷和疼痛，并发散到髂脊以上的背部。我嘱她一天两次热水浴，然后我对她做全身按摩。

    她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被实验者。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1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入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平静的样子。在这第一次催眠后，她对我的话保留了模糊的记忆；但在第二次完全的催眠的梦游状态中伴有记忆的缺失。我曾告诉她我要对她作催眠，她说对此无困难。过去她没有作过催眠，但很可能她已读过有关催眠术的书，尽管我不能说出关于催眠状态她会有哪些观念。

    一天两次的热浴、按摩及催眠持续了几天后，她睡得很好，外表看起来也好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安静地躺在床上。我不限制她去看孩子们，阅读或处理她的信件。

    5月8日早晨，她以十分明显的正常状态接待了我，讲了有关动物的可怕故事。她读了放在她前面桌上的《法兰克福报》中的小说，一个关于一名学徒如何绑住一个男孩，把一个小白鼠放进男孩嘴里的故事，这个男孩因恐怖致死。K医生告诉她已把所有的小白鼠送到梯比利斯（格鲁吉亚城市）去了。当她告诉我这些时，恐惧的每一种体征都表现出来。她几次紧握和放开两只手，说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好像有一个老鼠样的动物在床上。”（她颤抖着说）“想想看，当打开一个盒子时，在一群老鼠中有一只死鼠已经腐烂！”

    在催眠期间，我试图驱散她这些动物的幻觉。在她入睡时，我拿起了《法兰克福报》。我发现了有关那个男孩被虐待的轶事，但没有任何有关老鼠的事。因此这些是她在阅读时的谵妄中引出的。（我在傍晚的谈话中提到了白鼠，她对白鼠全然不知，表现出非常的惊奇和真心的大笑。）

    下午，她出现了她自称的“颈部痉挛”，然而，正如她所说，“仅持续了几小时。”

    傍晚，在催眠下，我要求与她谈话，在经过一些努力后，她能继续与我对话。她说话较轻，每次回答前稍有停顿。她的表情随着她议论的主题而变化着。我根据她所说的给予暗示，当即她就镇静起来。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痉挛。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又被惊吓，当时我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床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

    她这一系列的创伤性诱发原因回答了我所问的为什么她易于受惊吓的问题。这些事在她记忆中清晰可见，但她不能很快地回忆这些儿童时代不同时期的意外事件，在我问她答之间出现一短的停顿间隔。在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结束时，她全身骤然一抽，显出害怕和恐怖的样子。在前述的一个故事结束时，她张开大嘴，用力呼吸。她在描述可怕的经历使用词语时出现发音困难，并且在其间有气喘，过后她的面容平静下来。

    在回答问题时，她告诉我，当她描述这些事情时，这些事以一种可塑的形式和自然的色调展现在她眼前。她说她总是想起这些经历，在最近几天更是如此。而且无论何时出现，她都看到这些事栩栩如生，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她接待我时，总是经常提到动物的情景和死尸的画面。我的治疗旨在消除这些画面，使其不能再展现在她的眼前。为了支持我的暗示，我用手在她的双眼上抚摩几次。

    5月9日［早晨］我没有给她任何进一步的暗示。她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有胃痛，这是因为昨天她和孩子们在花园里待得过久的缘故。她同意我规定的看孩子限于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在前几天，她还在自责离开了孩子们。我发现她今天有点处于兴奋状态；她的前额皱起，说话吞吞吐吐，并发出吧嗒声。当按摩她时，她只告诉我一件事，即孩子们的保姆送给她一本人种学图谱，里面有些画是美国印第安人，打扮得像动物一样，这给她很大的震惊。她（震颤着）说：“我只是想他们是否会出现！”

    在催眠中，我问她自从不再害怕动物后，为什么对这些图画这么害怕。她说，这些图画使她记起19岁时她弟弟去世的情景（我将在以后再探究这个记忆）。我当时问她是否总是说话结巴，她的这种抽动有多长时间（奇特的吧嗒声），她说当她生病时就出现结巴；当她坐在病得很重的小女儿床边，想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时，她就出现抽动，这已有5年时间了。我指出自那次病后，她女儿什么也没发生，如此等等，以试图减轻这种记忆的重要作用。她说无论何时她焦虑或害怕时，就出现这种情况。我教她不要害怕红皮肤印第安人的图画，而是尽情地对他们笑，甚至把我的注意力也吸引到图画上来。在她从催眠中醒来后确实这样做了：她看着书，问我是否看过，打开这一页，对着奇形怪状的画像大声笑着，她的表情没有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任何紧张。这时布洛伊尔和家庭医生突然访视她。她受到惊吓，开始发出吧嗒闹声，这样他们马上就离开了。她解释道，因为每次家庭医生的到来，她都感到非常不愉快，所以她会表现出这样的非常不安。

    在催眠中，我通过抚摩也消除了她的胃痛。我告诉她尽管她可能会想午饭后疼痛将再次出现，但实际上是不会的。

    傍晚，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快活和爱说话，并显示出我所未曾预料到这样一个严肃的女士会有的幽默感。在其他许多事中，她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她比以前好多了。她取笑我的前任医生对她的治疗。她说她早就想放弃治疗，但不能发现这样做的恰当办法，直至布洛伊尔医生有一次访视了她，在一个偶然的谈话中给了她摆脱的机会。当我对此似乎显得惊奇时，她惊恐起来，开始为这样的轻率而非常严重地自责。但我已能使她消除疑虑——尽管她期望会有胃痛，但没有再出现。

    在催眠中，我要她告诉我使她长期害怕的更多的经历。她说出了这类性质的另外一系列的害怕，这是在她较后的青春时期，她说这时与说第一系列害怕同样来得快，她再一次地使我相信所有这些情景经常生动和鲜明地展现在她面前。其中有一件事是她怎么看到表妹被送进精神病院（当她19岁时）。当时她想呼救，但是不能做到，随即又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直至傍晚才恢复过来。由于她在清醒时如此经常地提到精神病院，我就打断她，问她有关使她想到精神错乱的其他情况。她告诉我她的母亲也曾在精神病院待过一阵子。她们曾经有个女仆，这女仆以前的女主人在精神病院住过好长时间，女仆经常给她讲一些害怕的故事，即病人如何被缚在椅子上，挨打等。当她告诉我这事时，她恐怖地紧握着两手；在她眼前看到所有这些情景。我尽力纠正她对精神病院的看法，使她相信以后听到这机构时，不会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此时她的表情才轻松下来。

    她继续说着一系列可怕的记忆。一次，在她15岁时，她是怎样发现中风的母亲躺在地上的（她母亲在这以后又活了4年）。另一次是她19岁时，一天回家，她发现母亲已去世，脸扭曲着。我自然很难抚平这些记忆。对她做相当长时间的解释后，我确信她对这些画面的重现变得模糊，也不强烈。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即19岁那年，当她抬起一块石头时，发现石头下有一个蟾蜍，这使她几个小时说不出话来。

    在这次催眠时，我确信她知道上一次催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但在清醒时，她什么都不知道。

    5月10日早晨，今天是她第一次以麸糠浴代替通常的温浴。我发现她样子烦恼，有一张苦恼的脸，两手裹在浴巾里。她抱怨冷和疼痛。当我问她怎么回事时，她告诉我浴中有短时间坐着不舒服，并且感到疼痛。在按摩时，她开始说，她仍对昨天让布洛伊尔医生出去一事感到不妥。我用无恶意的谎言安慰她，说我已经知道了一切，这样她的烦躁（发吧嗒声、愁容）才止住。这样，每次当我正在按摩她时，我的影响已经开始作用于她；她变得较前安静，头脑较清醒，甚至在催眠中不用提问也能讲出那天她病态情绪的原因，而且在按摩时她的谈话也不是平时那样的漫无目的；相反，自我们上次谈话以来，记忆的复现相当完整，新的印象影响着她，而且常常是在没有询问她的情况下，以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吐露她的病态记忆。这似乎表明她已适应我的程序，习惯我们之间的谈话，显然没有拘束，而且偶尔听从指点，这可看作是对她催眠的一个补充。例如，今天她开始谈到她的家庭，用非常迂回的方法提到了她的堂兄弟。他的头脑颇为古怪，他的父母曾经一口气把他的所有牙齿全拔掉了。她边说边显出恐怖的神情，而且重复着她那保护性的惯用语（“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此后，她的脸部表情平和下来，显得高兴。于是，在清醒的生活情境下，她的行为受到催眠期间经历的影响，尽管她相信自己是清醒的，但她对催眠中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

    在催眠中，我反复向她提问什么使她困扰，我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但却顺序颠倒：（1）昨天她不慎重的谈话；（2）因浴中不舒服所致的疼痛。我问她今天所说的“保持安静”等语句的意思。她解释道，当她有害怕的想法时，她害怕这些想法的过程被打断，因为这样会使每件事变得混乱和更糟。“保持安静”是有关呈现在她眼前的动物形状，在她处于糟糕的情况下，假如任何人在她面前移动时，这些动物开始移动，并且开始攻击她。这最后一句习惯用语“不要碰我”是来自以下的经历。她告诉我：当她兄弟在服大量吗啡后身体状况极差，那时她19岁，她兄弟经常抓住她；另一次，一位熟识的人突然在房内发疯，用手臂抓住她（第三件类似的例子，她不能精确地记起），最后是当她28岁时，她的女儿病得很重，孩子在谵妄中强制性地抓住她，使她几乎窒息。尽管这四个例子在时间上间隔很长，但她在对我说时用一个句子，而且以很快的顺序叙述，好像这四个例子是在一次事件上发生的。顺便要说的是，她所说的各件创伤在排列上分为各组，每组起始用“怎么”，创伤的内容用“和”这样一个连接词把各创伤事件分开来。由于我注意到保护性的习惯用语是用来针对反复出现这些经历的防护措施，我便用暗示来去除这种害怕，实际上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样的习惯用语。

    傍晚，我发现她非常高兴。她笑着告诉我，她在花园里被一只对着她叫的小狗吓着了。然而，她的脸有点扭歪，表现出内心的烦躁，这烦躁一直持续到按摩期间，她问我是否因她今天早晨所说的事而引起不快，我说“不”时烦躁才消失。她的月经在刚过14天的周期后今天又来了，我允诺她用催眠暗示来调整她的月经，在催眠中，调整到28天的周期。

    在催眠中，我又问她是否记得她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这时，我头脑中的想法是昨天傍晚是否还有遗漏的事；今天早晨的催眠中她一开始就正确地说：“别碰我。”因此，我引导她回到昨天的话题。我问她结巴的缘由，她回答道：“我不知道。”因此我让她在今天的催眠中要回忆起来。她于是回答了我。今天她说话时没有停顿，但非常烦躁，用痉挛性的口气说：“一次，载着孩子的四轮马车的马曾经如何发生意外。另一次我带着孩子在雷雨交加中驱车穿过森林时又是如何，一棵树正巧在闪电中被击倒在马前，马受到惊吓，当时我想：‘现在你必须保持安静，否则你的叫喊将更吓着马，而赶马的人将不能驾驭马。’所以结巴就从那时开始出现的。”当她告诉我这故事时，显得异乎寻常地兴奋。我进一步从她那儿了解到在经历上述这两件事的第一件事后，她就立即出现了口吃；但不久消失了，然后又在第二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后复又出现。为了消除她受这些事影响的记忆，我要求她再次想象这些事件的情景。她表现出试图要去这样做，并保持着安静；从那时起，她在催眠中说话没有任何痉挛性的口吃。

    发现她愿意交流时，我问她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这样地惊吓着她，以至于这些事情凝塑在她的记忆中。她向我讲述了下述一系列经历：（1）在她母亲死后一年，她去拜访她的一位法国女友，她和另一位女孩去隔壁房间取一本字典，当时看到某人坐在床上，此人与另一房间所见的一位女人十分相像。她顿时僵直定在那儿，站着不动。以后她知道这是特意安排的一个假人。我对她说她所见到的是幻觉，感染她有良好的感觉，这样她的面孔就变得松弛了。（2）她怎样照顾生病的兄弟，他因吗啡的作用而痛苦的发作，这使她感到恐怖，并抓住了她。我记起她在今天早晨已经提起这个经历，如同做一个试验，我问她所发生的其他抓住她的事情。使我惊喜的是，这次在回答问题前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停顿，然后疑惑地问道：“我的小女儿？”她显然不能回忆其他两件事。我的禁律，即消除她的记忆，因而产生效果。（3）当她护理其兄弟时，她姨母苍白的脸如何突然出现在屏风上端。姨母曾使她兄弟皈依天主教。

    我明白我已触及到她长久害怕受惊吓的根子，我问起关于此类害怕更多的例子。她继续说道：她们有一位朋友住在她家，这位朋友喜欢手脚很轻地走进房间，因此总像是突然出现一样；她母亲死后她病得很重，住进健康疗养院，有一位精神错乱的人几次夜里错入她的房间，来到她的床上；最后一个例子是她从阿巴兹旅游回来，在列车上一位奇怪的男人4次突然开她的房门，每次都两眼盯着她看。她非常惊恐地招呼列车员。

    我去除了所有这些记忆，让她清醒过来，使她相信今晚会睡得很好，并省去了在给她催眠中给予的这样暗示。她说她总的情况有所改善，这表示今天她没有阅读任何东西，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梦中。（因为内心不安，她总是不得不做某事。）

    5月11日早晨——今天她有个与妇科N医生的约见，这医生是来检查她长女的月经问题。尽管埃米夫人比以前略现轻微的体征，但我仍发现她处于颇为紊乱的状态。她不时地大声叫：“我害怕，非常害怕，我想我要死了。”我问她怕什么，是不是怕N医生？她说不知道，就是害怕。在我同事到来之前，我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状态下，她说害怕在昨天按摩时对我说的某些事会冒犯我，因为她觉得这些事对我似乎是不礼貌的。她对任何的新事也感到惊恐，所以对新来的医生感到惊恐。尽管N医生在时她有一两次惊恐表现，但我能够抚慰她，除此之外，她表现很好，既不发出吧嗒声，也没有任何说话的抑制现象。在N医生走后，我再给她催眠，去除因N医生访视所致兴奋的任何可能的残余。她本人非常满意催眠后自己的行为，对治疗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尽力使她从这个例子中相信无须害怕新事物，因为新事物中也包含着好的东西。

    傍晚，在催眠前我们的谈话中，她显得非常活跃和轻松，本人从疑虑中解脱出来。在催眠中，我问她在生活中什么事情对她产生最持久的影响、并最经常地在她记忆中浮现。她说是丈夫的去世。我让她从头至尾叙述这事的细节，她在叙述时每个示意动作都带有最深切的感情，但没有任何吧嗒声和口吃。她开始说道：她和丈夫曾在瑞凡拉这个地方，他俩非常喜爱这里，当他俩走过一座桥时，丈夫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数分钟，但过后又站了起来，看上去很好。不久，当她第二次坐月子躺在床上时，她丈夫坐在她床边的一个小桌上吃早餐，看着报，突然间站了起来，非常奇怪地看着她，向前移了几步，然后就倒地死去。她立即从床上下来，招呼医生，她在隔壁房间听到医生们在尽力抢救他，但无济于事。然后她继续说到婴儿，那时才生下几周，得了严重的疾病，持续了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她本人因高热而卧床不起。然后接下来便是按年月顺序叙述她对这个孩子的不满，她的脸看上去迅速表现出发怒的样子，就像有人说某人变成讨厌时的表现。她说这个孩子长期以来非常古怪，整天叫喊不睡觉，并发展成似无希望治愈的左腿麻痹。当她4岁时，她才有视觉；学走路和说话均较迟，因此很长时间里她被认为是低能。根据医生诊断，这孩子患脑炎和脊髓炎，她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病。在此我打断她的叙述，向她指出如今这个孩子是正常的女孩，正在健康地成长，我使她再看着任何令人忧郁的事情时，不仅消除了她记忆中为之受影响的事，而且消除了她对这些事的回忆，就好像这些事从来不存在于她的头脑中。我保证她这样会摆脱长期折磨她的不幸的预料和全身的疼痛。上述这些就是她在叙述中的抱怨，从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没有再听到什么情况。

    从我的这次暗示后，使我惊奇的是她开始话题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起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L王子，当时人们对这件事议论颇多。她因此对精神病院产生新的害怕，那里的人在治疗中用冰冷的水冲洗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装置中，使他们转圈，一直转到他们安静下来。三天前，她第一次抱怨说她害怕精神病院，在她叙述第一个故事即病人被绑在椅子上时，我就打断了她的叙述。现在我明白这种打断在她身上没有起作用。我不得不从头至尾听着她非常详细的故事。在这些留在她脑海中的故事说完后，我也打消了她的这一系列新浮现出来的害怕的念头。我要求她有良好的感觉，告诉她确实应当更相信我，而不是相信那个告诉她精神病院那些可怕故事的傻女孩。当我注意到她在告诉我较多这些事情时仍偶然出现口吃时，我再问她口吃的来由。她不作答。我再问：“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她说这些话时粗暴而又发怒。）这种声明对我来说似乎是我暗示成功的证据，但这时她表现出希望我从催眠中唤醒她，我于是就这样做了。

    5月12日［早晨］，出乎我的意料，她睡得并不好，只睡了很短的时间。我发现她虽偶然有点很焦虑的状态，但无她通常的躯体症状。她没说什么事，而只说她做了不好的梦，始终看到的是同样的事情。她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是多么可怕。”在按摩期间，她回答问题时不太切题。之后她变得快活起来；她告诉我关于她在波罗的海亡夫房子里的社交生活，在那里她款待邻近城市来的重要人物云云。

    催眠，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椅子的腿和扶手都变成了蛇；一个长着秃鹫嘴的鬼怪撕裂和吃着她的全身；其他野生动物在她的身上跳跃着等。然后她又转到另外的动物性谵妄中，而她又补充道：“那是真的。”（不是梦）即：那是在较早的时候，有一次她去捡一个毛茸茸的球，其实这是一个老鼠，而且逃跑了。她散步时，一个大的蟾蜍突然跳到她跟前等等。我明白我的一般性禁令对她已无作用，我应当把她的惊恐印象逐一地去掉。我又利用一个机会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痛，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她的所有动物性幻觉的发作是与胃痛伴随在一起的）。她颇不情愿地回答不知道。我让她明天回忆一下。她当时用明显咕噜的语调说话，于是我就不再继续问她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原因，而是让她明天告诉我说的是什么内容。我用这种方法后，她继续往下说却无开场白：“当他们把他抬出去后，我不能相信他已死去。”（她又谈起她的丈夫，此时我明白了她的不健康的情绪的原因，是她遭受前述事情残存的痛苦。）她说，在这以后她恨她的孩子达3年之久，因为她总是对自己说，如果她不是因为生这个孩子躺在床上，她可能照顾她的丈夫，使他恢复健康。在她丈夫死后，留给她的只有受人欺侮和烦躁不安。她丈夫的亲戚一直反对他俩的这桩婚事，他们因她与丈夫如此幸福地相处而很生气，于是对她丈夫的死就散布谣言，说她毒死丈夫，因此她要求调查。她的亲戚们使她卷入了所有的各种法律程序中，对方得到一位新闻工作者的暗中相助。这个卑鄙的人到处造谣以激起人们对她的反对。他拿着数张印着有关诽谤她文章的报纸，把文章剪下来给她送去。这就是她孤独和恨所有陌生人的缘由。就在她告诉我的这些话我抚慰她后，她说她感到舒适些。

    5月13日早晨，她又因胃痛而睡得不好。她昨晚没吃饭。她又诉说右臂痛。但她情绪良好，很快活。自昨天以来，她待我特别不同。她问我那些对她来说似乎重要的事情我持什么观点，而且她变得很不理智地烦躁不安。例如当我寻找按摩所需的毛巾或其他东西时，她多次地发出吧嗒声和脸的抽搐。

    催眠，昨天傍晚她突然发现以前所见的小动物不知为什么长得非常大。最初她是在D这个地方的舞台演出中看到过一条很大的蜥蜴。昨天，这个记忆也十分强烈地折磨着她。

    吧嗒声再次出现的理由是昨天她的腹痛和她试图不发出呻吟声。而她对发出吧嗒声的真正诱因一点也不知道。她倒是记得昨天我要她发现胃痛的缘由。然而她说不知道，却要我帮助她。我问她是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情况下，在非常兴奋之后，她强迫自己吃东西。她肯定了这一点。在她丈夫死后，她长期完全失去食欲，只是完成任务似地吃；实际上她的胃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当时用手在她的腹上部捋几下，以除去她的胃痛。接着她开始自愿地说起那些最影响她的事情。她说：“我已经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我应当补充一点，我的行为并没有使别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为孩子做了我必须做的一切。即使现在，我也因偏爱长女而自责。”

    5月14日早晨，她很好，很快乐，睡到早晨7点半。她只抱怨说手的桡侧部位和头面部稍有疼痛。在催眠前她告诉我的话愈来愈有含义。今天她几乎没产生任何害怕的感觉。她诉说右腿疼痛和失去其他感觉。她告诉我1871年有过一次腹部感染；当时几乎没有恢复健康，但还在照顾她生病的兄弟，自那以后开始出现疼痛，甚至导致她右腿暂时的麻痹。

    在催眠期间，我问她现在是否能参加社交生活，是否仍感觉害怕。她说她仍不喜欢任何人站在她后面或身旁。她因此而告诉我更多的有关某人突然出现时所引起的不快的惊人情形。例如，曾经有一次她与女儿们在吕格恩岛散步，两个看似可疑的人突然从树丛中出来侮辱他们。在阿巴齐的一个傍晚，当她出外散步时，一个乞丐突然从岩石后冒了出来，跪在她面前。他看上去是个无恶意的精神错乱者。最后她告诉我她那孤立的乡村房子晚上被人闯入，这使她非常惊恐。然而，显而易见的使她害怕的基本根由是因她丈夫去世而遭受的困扰。

    傍晚，尽管她显得很有精神，但她迎候我时却感叹道：“我害怕得要死；哦，我简直不能告诉你，我恨我自己！”我最终才知道布洛伊尔医生访视了她，他的出现使她产生惊恐。当他察觉到后，她使他相信“只有一次是这样”。她对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她本应该显示以前神经质的残余。在最近一些天中，我不只一次地注意到她是如此困难地面对自己，如此易于严厉地自责自己最轻微的疏忽，如按摩用的毛巾没放在通常的地方；当她睡着后，给我看的报纸，我一时找不到。在排除最初和最表层的痛苦记忆后，她心理方面过于敏感的个性及自我贬低的倾向就明显起来。在她清醒状态和催眠中，我都及时告诉她好与坏之间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小事，对这些事人们无须自责。她没有接受我的说教，即：只有是苦行僧或中世纪的和尚，在他生活中把每一件小事都看作是上帝的手指或撒旦的诱惑，不能在描绘世界一瞬间或最小的一角时不提及他自己。

    在催眠中，她产生某些进一步的恐怖性想象（例如在阿巴齐，她看见每一次海涛犹如流血的头）。当她醒来时，我让她重复我对她的说教。

    5月15日早晨，她睡到早晨8点半，但在上午变得烦躁起来，在接待我时有些轻微的抽搐、吧嗒声和说话抑制，她又说着：“我害怕得要死。”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她告诉我她的孩子们住的膳宿公寓是第4层楼，有电梯。昨天她坚持要孩子用电梯上下楼，而现在自责自己这个主张，因为电梯并不完全可靠。该公寓的房东也是这样说的。她问我是否听说过伯爵夫人兹克的故事，她在罗马因这类意外致死。我碰巧熟悉这个膳宿公寓，我知道这个电梯是房东的私人财产；对我来说，这个男人似乎不是在宣传电梯的特殊情况，而是警告人们不要使用电梯。我认为这似乎是她因焦虑而产生旧事幻想的一个例子。我对她说了自己的看法，并且继续毫无困难地使她嘲笑自己不太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至于这样一个理由，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焦虑的原因，故决定在她催眠的意识中向她提问。几天停下来的按摩，今天又恢复了。在按摩期间，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过去的一系列事情，这些可能是真的：如在地窖里发现一个蟾蜍；古怪的母亲用奇怪的方式照顾着她愚笨的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因患抑郁症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当她处在不安的心理状态时，上述这些记忆就会浮现在她的脑海。而当她说出这些故事后，她就变得非常快活。她描述自己阶级地位的生活，和她与德国、俄国的和德国北部的知名人士有来往；我确实发现，要使这类活动与如此一个严重神经质的女人一致起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因此，在催眠中我问她为什么今天早上如此不安宁，她告诉我的不是她对电梯的疑惑，而是她担心她的月经快要来了，这会影响到按摩。

    然后我让她告诉我腿上疼痛的由来。她开始以与昨天同样的方式叙述［关于护理她兄弟］，然后继续述说她那长长的一系列所经历的往事，其间交替出现忧郁和烦躁，同时有腿的疼痛；而且每次都使疼痛加剧，甚至于达到两条腿麻痹并失去感觉的程度。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她的上臂。当她过去照顾某个生病的人时，腿和臂的疼痛就出现过。同时还有“颈部痉挛”的感觉。关于这后一种感觉，我只是知道是在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安状态，并伴有以前就有的抑郁出现后才接着发生。其症状是颈背像“被冰紧抓住”，同时肢体一起僵直起来，手足都有疼痛性的发冷，不能说话，不能平卧。这现象持续6~12小时。我试图指明这复合的症状代表了她回忆的失败。于是我问她一些问题，以发现她在照顾谵妄的兄弟时，他是否抓住她的头颈；但她否认这点。她说不知道这些发作症状怎么会有的。

    傍晚，她精神很好，现出很好的幽默感。她顺便告诉我，电梯的事不是如以前所说的那样。电梯主人只说他这样做是不让人乘坐电梯下楼的一个借口。她问了我许许多多与疾病无关的问题。她的面部、手的拇指侧和腿部有令人痛苦的严重疼痛。如果她坐着不动或凝视某一固定点相当长时间后，脸就会绷紧和疼痛起来。如果她提起任何重的东西，手臂就感到疼痛。检查她的右腿表明她的大腿具有相当好的感觉，腿的较下部位和脚有高度的麻木，臂和髋部程度较轻。

    催眠中，她告诉我她仍偶尔有恐惧的想法，诸如某事可能会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孩子可能生病或失去生命，或正在度蜜月的弟弟可能有意外，或弟媳可能死去（因为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都很短暂）。我不能再列举她所有其他的有关害怕的例子。我不准她在没有理由值得害怕时害怕起来。她答应放弃害怕，原因是“你要我这样做”。我对她的疼痛、她的腿等做了进一步的暗示。

    5月16日早晨，她睡得很好。她仍诉说脸、臂和腿痛。她很快活。对她的催眠没有提供什么情况。我用感应电流刷子刺激她麻木的腿。

    傍晚，当我一进去，她一惊并说道：“我很高兴你来，但我很害怕。”在这同时她说到每一个恐怖的事情，并伴有口吃和抽搐。我先是让她告诉我在清醒状态下发生的事。她弯起手指，又张开她的手掌，以生动的画面述说着她的恐怖：“一个非常大的老鼠突然在花园中从我的手边穿过，一刹那不见了；有一些事情一直在来回闪动着（来自幽灵游戏的幻觉？）；一大群老鼠在树上；难道你没听到跑马场上的马蹄声吗？隔壁房间有个男人在呻吟，必定是手术后的疼痛；我能去吕根这地方吗？我能否有个那样的火炉？”她因脑海中接二连三出现的大量想法和尽力从中找出她周围的真正事物而感到混乱。当我问起现在的事情，诸如她的女儿们是否来这里时，她无言以对。

    我尽力在催眠中解决她头脑中的混乱。我问她什么事使她害怕。她复述着伴有各种恐怖症状的老鼠，还补充道当她下台阶时看到一个可怕的动物躺在那儿，又突然消失。我说这些都是幻觉，告诉她不要害怕老鼠；只有醉汉才会这样看它们（她非常讨厌醉汉）。我告诉她比肖普·哈托的故事。她也知道这个故事，并且很恐怖地听着这个故事。我接着问她：“你怎么会想到马戏场的？”她说她清楚地听到近处马厩里马的跺脚声，马被缰绳拴住，这可能会伤着马。通常此时约翰都出去松开马匹。我否认附近有马厩或隔壁房间有任何人呻吟。那么她是否知道自己在哪儿吗？她说她现在知道，但在这以前她以为是在吕根。我问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记忆，她说他们曾在花园里说话，花园的一角很热，她突然有个想法想到吕根那遮掩的露台。当时我问她，在吕根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吧？她说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她的腿和臂得了最可怕的疼痛病；当她外出远足时，几次遇到大雾而迷失方向；有两次，当她散步时，一个公牛总是尾随着她等。那么今天这事怎么会侵袭她的呢？她回答着：“怎么会？”她今天写了许多信，花了3个小时，使她头很疼。我因此推断她的谵妄发作是因为疲劳所致，而其内容是联想到花园中无遮掩的地方等，我重复着我习惯给予她的教诲，使她安然入睡。

    5月17日早晨，她昨晚睡得很好。在今天的麸糠浴中，因麸中有虫而惊叫起来。我从护士那儿听说此事。她本人不情愿地告诉我这件事。尽管她几乎显得过分快活，但终究哭了出来发出了“呜”声，脸上有恐怖的表情。她的口吃也比前几天厉害，她告诉我昨晚做梦，她在许多水蛭上散步。昨夜，她做了许多可怕的梦。梦着自己要埋葬许多死人，把死人放在棺木中，但没能放上棺盖（显然是对她丈夫的回忆）。她进一步告诉我在她生活历程中，她有许多与动物在一起的惊险活动。最糟糕的一次是一只蝙蝠挂在她的衣服上，所以她没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冲出房间。为了治愈她的这种害怕症，她弟弟给她一个蝙蝠造型的胸针；但她从来不戴。

    在催眠中，她解释害怕虫的由来是：她曾经收到一个很漂亮的针插礼物。但第二天早晨当她要使用时，许多小虫从中爬了出来，因为针插里装的是不十分干的麸糠（幻觉？可能是事实）。我要她告诉我更多的一些动物故事。她说，曾经有一次，当她与丈夫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公园里散步时，通向水池的道上都是蟾蜍，于是他们只好回转。曾经有几次她不能向任何人伸出手来，因害怕变成可怕的动物，以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试图逐一使她从动物害怕症中解脱出来，就逐一地问她是否害怕每个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她回答“不害怕”，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她答道：“我未必害怕它们。”我问她为什么昨天有那么多的口吃和肌肉痉挛，她回答当她非常惊恐时总是这样。但为什么昨天她如此地惊恐？这是因为在花园里，各种强迫性思想出现在她的头脑中：在治疗将结束时，就她如何能特别地阻止某些想法再次充斥于头脑，我反复说出她可放心的三点理由：（1）她已变得较健康和有较强的抵抗力；（2）她应当养成习惯将自己的思想告诉与她相处很好的人；（3）今后她应不在乎所有那些已经加重她精神负担的事情。她继续说因近来没有感谢我对她的多次访视而感到担忧；她担心因最近情况的退步，我会对她失去耐心。她非常困扰和害怕的另一原因是因为负责该房子的医生在花园里问一位绅士是否现在愿做手术。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她（病人）不禁想到这可能是这个不幸的男人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最后一件事叙述完后，她的忧郁似乎被扫除干净。

    傍晚，她非常快活和满意。催眠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致力于治疗她的肌肉疼痛和恢复她右腿的敏感性。这在催眠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清醒时，她恢复了的敏感性却再次部分地丧失。在我离开她之前，她表示出惊讶，因为她的颈部痉挛的感觉已有很长时间了，而这通常是在每次雷雨前出现。

    5月18日，她昨晚睡得比以往几年的所有晚上都好。但在浴后她诉说颈背、大腿发冷，脸、手、脚疼痛。她的面容紧张、两手紧握着。由于她的颈部痉挛，催眠术没有显示出心理意义。在她醒来后，我用按摩使之得到了改善。

    我希望最初3周治疗的这一摘录足以清楚地描述出该病人的状况、我在治疗上努力的特征及其成功的程度。我将在下面的病史做进一步的阐述。

    以前我描述过的谵妄在埃米·冯·N夫人病情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我没有主动去寻找其症状及基础，而是等病人出现症状或要她告诉我引起她焦虑的某些思想，她在催眠不久便停止产生这些想法。因此我主要是使用这样的方法，目的是使她头脑中始终存在一些准则，以免她回到家中后又倒退到以往相似的情况。在那时，我完全受伯恩海姆书中暗示的影响，我期望从这样的教育性的措施中得到比我今天所得到的更多的结果。我这个病人的情况改善得非常快，不久她使我确信自从她丈夫去世以来，她就从未感觉这样好。在治疗持续7周后，我允许她回到巴尔蒂克的家中。

    是布洛伊尔博士，而不是我在7个月后得知她的近况。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数月很好，后来又因新的精神休克而再次衰竭。她的长女在第一次与母亲待在维也纳期间，也随母亲一样发展了颈部痉挛和轻度癔症状况；特别是她因子宫后倾在走路时感到疼痛。在我的建议下，她到我们最有名望的妇科N医生那儿去治疗，用按摩的方法使子宫正位，所以已有数月不疼了。然而现在又复发了。她们在家时，她母亲从邻近大学区请了一位妇科医生。这位医生为女孩开出了局部和全身的处方，却引起了她严重的神经过敏性疾病（那时她17岁）。可能这已经是她病理素质的一种迹象，而在一年后所表现的特征是她的性格改变。她的母亲抱着那种通常兼有温顺和多疑的态度把女儿交给这些医生。由于治疗效果不佳，她母亲被强烈的自责所压倒。一连串我未曾察探到的想法使她产生这样的结论，即N医生和我应对女孩的病负责，因为我们疏忽了她的严重病情。因此，我的治疗在她身上失去作用，她迅速倒退至我曾经解脱她以前的状态。在她邻近有个知名的医生，她去那儿寻求治疗。布洛伊尔医生与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成功地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所责备的两位医生是无辜的。但即使这个想法澄清之后，那时她对我产生的厌恶仍旧存在，就像一种癔症的残余，她宣称我已不能再对她治疗。在同样的一个医学权威的劝导下，她转而到德国北部的疗养院去寻求帮助。应布洛伊尔的要求，我向那里的医生解释我所发现的对她有效的催眠治疗的矫治作用。

    这种试图“转移”（transfer）完全失败。从一开始她似乎就与医生处于对抗。她竭力抵制着为她做的任何事。她衰退下去、失眠和失去胃口，只是有一位女友去疗养院看她，并把她从疗养院悄悄地带回家中照顾，这样她才恢复过来。在那以后不久，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遇见我后的一年，她又来到维也纳，再一次把自己交给我治疗。

    我发现她比我收到的信中所说的要好得多。她能够走动，摆脱了焦虑；大多仍维持着我去年治疗成功时的状况。她主诉是经常有混乱的状态，她把这称为是“头脑中的风暴”。除此之外，她患有失眠，常常一次要哭几个小时。她在每天特定的时间感到悲伤（5点）。这是她在冬季看望住在护理院的女儿的规定时间。她的口吃和发出的吧嗒声很厉害，两手一直摩擦着，好像是在发怒。当我问她是否看到许多动物时，她只答道：“哦，保持安静！”

    在我初次试图诱导她催眠时，她握紧拳头叫道：“我不要注射安替比林，我情愿疼痛，我不喜欢R医生，我讨厌他。”我发觉她是联想到了在疗养院被催眠的回忆。待我一把她带回到现时的情景中来时，她就镇静下来。

    在一开始恢复治疗时，我已经有一个启发式的经验。我问她口吃重现有多长时间，她迟疑地回答（在催眠中）是冬天在D这个地方一次休克之后。她住旅馆的服务员藏在她的卧室里。她说在黑暗中，她误以为是大衣，伸出手去拿它时，这个男人突然“从天而降”。我则把她的这一记忆画面驱赶掉，事实上从那时起，她在催眠和清醒时都明显停止了口吃。我记不起是什么导致了我暗示试验的成功，但当我那晚转到另一个话题，用简单而又无恶意的语调问她，当我离开时（她那时已躺下睡了），我拴住门，这样没人能偷偷溜进房间。令我惊奇的是她又开始粗暴起来，出现磨牙，摩擦双手。她表示她曾因这类事情在D处有严重的休克，而我又不能说服她对我说出这个往事。我观察到在她头脑中有着那天早晨催眠中告诉我的同样故事，我以为我已扫除掉了。在下一次的催眠中，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和更真实的情节。一次在她兴奋中，她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发现女佣的卧室门开着。她想进去坐一坐。她的女佣挡住她但她不甘休并进了女佣的卧室，然后看到一个暗的东西靠在墙上，该东西实际上是个男人。这个小小的奇遇显然是个性爱的因素，这使她对此事产生不真实的解释。这件事使我懂得在催眠下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并不产生治疗的效果。我本人已习惯于不完整的故事产生症状不改善的现象，我逐渐能从病人的脸上觉察出他们是否没有隐瞒所表白的基本内容。

    这次，我对她的治疗是在催眠中针对她儿女的治疗问题，以及她本人在疗养院所得的不快印象。她对强迫她在催眠中拼出单词“蟾蜍”的医生充满着被压抑的怒火。她要我答应再不要让她说这个单词。由此我冒险在我对她的暗示中开了一个有实效的玩笑。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滥用催眠，但毫无恶意，我必须请求病人的谅解。我已使她确信她所待在溪谷的那个疗养院已离她如此的遥远，她不再能记起疗养院的名称，无论何时提起它，她就会在小山、溪谷和森林之间犹豫。这果真起作用。不久，她说话受抑制所剩下的唯一体征是对疗养院名称的不确定。最后，在布洛伊尔医生的留意之后，我使她免除这种强迫性的旧事幻现。

    我对她描述的“头脑中的风暴”的斗争比起其余以往经历花了更长时间。当我初次见她处于这类状态中时，她正躺在沙发上，脸扭曲着，全身不停地躁动。她一直把双手压在前额上，以渴望和无助的语调叫着“埃米”的名字，这是她长女，也是她自己的名字。在催眠中，她告诉我在她女儿治疗期间，反复出现许多次压倒自己的沮丧状态，当她花费数小时，试图发现方法纠正其不良作用时终不得其解。在这时，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她就搞出叫出她女儿名字的方法，这样有可能帮助她回到清醒的思想中来。当她女儿的疾病赋予她新的责任期间，她感到自己的神经状态再次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她决心无论为女儿做什么都必须避免混乱，无论她头脑中的一切事物有多么混乱。

    在几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能处置这些记忆，我对埃米夫人的观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情绪十分好。在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我将加以详述。因为这些事十分明显地反映了病人的性格和她的各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方式。

    一天，我在午餐时间招呼她，吓得她把某物包在纸里扔进花园中，而纸团被守门人的孩子拿到了。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承认纸里是她的（干的）布丁，每天她都这样做。这导致我调查其他所剩的几道菜，我发现一半以上的食物剩在盘子里，我问她为什么吃得这么少，她回答道，她不习惯吃得较多，因为如果吃得多，她感到不舒服；她与她已故的父亲的体质一样，也是吃得较少的人。当我问她喝什么，她告诉我她只能耐受浓的饮料，如牛奶、咖啡或可可；如果她喝水或矿泉水，就会损害她的消化。这完全是神经质选择病症。我取了她的尿样，发现其浓度高，尿酸盐过多。

    因此我想，介绍她喝更多的饮料是合适的，增加她的食物量也是无疑问的。确实，她看上去不是十分明显的消瘦，但毕竟需要花精力针对她饮食做少量地增加。当我下一次访视她时，我给她订了一些苏打水，并禁止她惯常处理布丁的方法，她显得相当地烦乱。她说：“我会这样做的，因为你要我这样做，但我以后告诉你这样会更糟，因为它违背我的本性，因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当我问她在催眠中为何不能吃得更多或喝任何水时，她用较低沉的语调回答：“我不知道。”次日，护士报告她吃完了一份食物，喝了一杯苏打水。但我发现埃米夫人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和非常粗野的情绪中。她抱怨有非常厉害的胃痛：“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我们已经牺牲了这么长时间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吃得较多或喝水，每次总是损害我的消化，在我能吃东西前，我必须自己完全禁食五天到一周。”我使她确信没有必要饿着自己，这样做不可能有害于她的消化：她的疼痛只是因对吃和喝的焦虑心所致。很清楚，我的这种解释没有对她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之后不久，我试图把她引入催眠，可第一次出现催眠失败；她向我投来狂怒的目光，使我相信这是她公开的反抗，这情景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放弃了催眠意图，宣称给她24小时仔细考虑这些事，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她的胃痛只是出自她的害怕。24小时以后，我将问她是否仍认为她会因喝一杯矿泉水或吃一份适中的饭菜而有一周的消化问题，如果她说是，我将要求她离开，这个小小的情景与我们平时大多友好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我发现24小时后的她变得温顺和服从起来，当我问她对胃痛的缘由怎么想时，她毫无搪塞地回答：“我想是因为我的焦虑，但这仅仅是因为你这样说的。”然后我将她置于催眠中，再次问她：“你为什么不能多吃些？”

    回答很迅速，又根据年月顺序从她储存的记忆中产生一系列的理由：“我正在想这怎么会的，当我是一个孩子时，淘气时总是拒绝吃我的那一份饭。我母亲对此很严厉，在将受惩罚的威胁下，我必须过两小时后才能吃留在同样盘子里的那份饭，那时饭已很凉，油脂变得很硬。”（她显示出厌恶的神情）“……我仍旧能看到我面前的叉子，其中一个叉子的尖有点弯曲。无论何时我坐下来吃饭，我总是看到我面前盘子中的冷肉和食物上面的油脂。许多年后，我与弟弟住在一起，他是个官员，患着可怕的疾病。我知道此病是传染的，所以极害怕出错，害怕拿他的小刀和叉子（她震颤着），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一起用餐，这样没人会知道他有病。不久以后，我又照顾我的另一个弟弟，因那时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我们坐在他的床边，而他的痰罐总是敞开着放在桌上（她又震颤着）。他习惯于吐痰时，穿过盘子，把痰吐到痰罐里。这总使我感到厌恶，但又不能显现出来，怕伤害他的感情。无论何时我吃饭时，痰罐总在桌上，使我感到厌恶。”我自然是要彻底清除这一系列讨厌的印象，于是问她为什么不能喝水，她回答说，当她17岁时，她的家在慕尼黑待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因喝了不好的水而感染上了胃粘膜炎。其他家庭成员经医治后很快得到缓解，但她却始终病魔缠身。别人介绍她饮矿泉水，她也没因此而改善。当医生开出处方来时，她立即想到“这对我没什么用处”。从那以后，她一直无数次地不堪忍受普通水和矿泉水。

    在催眠中揭示出的治疗效果是立即出现的，并保持下去。她没有饥饿一周，而恰恰在第二天毫无困难地又吃又喝。两个月后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吃得很多，体重增加许多，我已经喝了40瓶水。你认为我会继续这样吗？”

    第二年的春天，在她的靠近D的庄园，我再次见到冯·N夫人。这时她的长女（即“头脑中有风暴”时叫她的名字）已进入异常的发育期，她呈现放纵的动作，这是因为她的天赋较差，她变得不驯服，甚至粗暴地对待母亲。我仍赞赏她母亲的自信，向她说明我对她女儿情况的观点。对这个女孩心理上的改变，我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言的，她父亲哈拉·冯·N与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于偏执狂。她母亲家庭中，也有神经病变的遗传性，尽管没有一个近亲发展成慢性的精神病。我与冯·N夫人的交谈中，对她的提问均毫无保留自己的观点，她平静地接受和理解。她变得强壮起来，看上去日趋健康。自从最后一次治疗以来，过去的9个月她觉得很好。只有稍微的颈部痉挛和其他轻微的不适。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责任、职业和智力活动所有各方面。我也遇见了她的家庭医生，他没有对这位女士发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中止治疗。

    尽管我改进的暗示没有改变她的基本性格，但她因此在许多方面较前健康和能干。她似乎不再接受“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类说法。她的自我折磨的倾向比起治疗时要少得多。但是在这段较好的时间里，她的癔症性情仍没有终止下来。例如她不能在任何长途旅行中坐火车。这是在最近几个月内表现出来的。急于解决她的这个困难的尝试只是导致她在近来到D的旅行留下许多琐细的令人不快的印象。然而在催眠中，她似乎不愿谈这些，甚至当时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的影响再次采取退缩的态度，而她反对坐火车的秘密目的是不要再去维也纳旅行。

    这些天中，她也抱怨记忆的中断，“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此我断定过去两年我所治疗的完全有效，并继续产生效果。一天，她与我沿着林荫道散步，这是她房子通向海边的一条路，我冒险问她是否此路经常有许多蟾蜍出没。她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作为回答，但没有恐怖的症状。过一会儿，她因此而言过其实地说：“但从前这里却真是这样。”针对她不愿坐火车的毛病，我引导她进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满意她给我的回答，显出一种害怕，怕以后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样听话。我决定让她相信结果恰恰相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交给她并说：“今天午餐时，你要给我倒一杯红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样，当我把杯子举向唇边时，你就说：‘哦，请给我也倒一杯。’当我去拿酒瓶时，你又说：‘不，谢谢你，我想我不会喝的。’然后你会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发现纸上写有那些同样的字。”这时正是早晨。几个小时后，这个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自然，所以这么多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什么。当她向我要酒时，显出明显的内心斗争的样子，因为她从不喝酒，当她拒绝喝酒后伴有明显的放松，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刚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她摇着头，惊奇地凝视着我。

    在1890年5月访视后，我知道冯·N夫人的消息就渐渐地少了。我间接听到她女儿的悲惨情况，这使她非常忧郁和不安，甚至损害她的健康。最后，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张便笺，问我是否同意另一位医生给她催眠，因为她又病了，不能来维也纳。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允许是那么必要，直至我回忆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于保护她，不让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为受到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医生的控制而产生抑郁的危险后才恍然大悟。因此我写信给她，表示放弃我对她专有的催眠特权。

    讨论——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术语，否则就不易决定一个特殊的病人是否该被诊断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经症（我们这里说的神经症不是纯粹的神经衰弱型）；我们仍期待着的指导方针是它会在一般发生的混合性神经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标准，为这些病勾画出基本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仍习惯于用较狭窄的术语观念，即用所熟悉的典型病例的相似性来诊断一个癔症患者，那么，无可争辩，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癔症患者，她的轻度谵妄和幻觉（同时她的其他心理活动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变化、在人工催眠梦游状态下的记忆的储存、她疼痛的那条腿的感觉缺乏，她的病历中透露出的某些资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经痛等，无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说这是个病人。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病人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也为诊断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已在该卷开始的《绪言》中解释过，我们认为癔症的症状是创伤作用于神经系统而导致的兴奋作用和残存。如果最初的兴奋被发泄或通过思维活动发泄出来，就不会遗留这种残存的兴奋，也就不可能出现一定量的观念（纵然其数量是不能测量的），我们必须把这考虑为兴奋总量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过程，由于该兴奋量没有相应地被用于外部的行动，因而转变成慢性症状。现在我们通常发现癔症病人中，这种创伤性的“兴奋总量”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单纯的躯体症状，正是癔症的这种特征的表现方式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为了简洁起见，如果我们采用术语“转换”来标志精神性兴奋转变成慢性的躯体症状，这是癔症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埃米·冯·N夫人病例中只表现了少量的转换。最初属于精神性的兴奋，其大部分仍保持在精神范围中，很容易把它与非癔症性神经症等同起来。有一些癔症患者，他们全部的过剩的兴奋都转换了，因此癔症的躯体症状看来好像进入了完全正常的意识中。然而，较多见的是不完全的转换，所以至少伴随创伤的某些情感持续存在于意识中，作为病人情绪状态的一个成分。

    我们这个只有很少转换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状分为情绪改变（焦虑、忧伤的抑郁）、恐惧和意志缺失。后两类精神紊乱被精神病学家法国学派看作是精神衰退的特征。但就我们这个病人来说，他们却视为是创伤性经历所决定的。这些恐怖和意志缺失大部分起源于创伤，我将在下面详述。

    确实，某些恐怖相当于人类原发性恐怖，特别是神经质的人，例如，她对某些动物的害怕（蛭、蟾蜍以及梅菲斯特吹嘘自己为所有害虫的主人以及雷暴雨等）。而这些恐怖也由于创伤性事件而较牢固地保存下来。因此她害怕蟾蜍是由于她儿童时代早期的经历，即她的兄弟们向她扔一只死蟾蜍而得到强化，导致她癔症性抽搐的第一次发作；同样，她害怕暴风雨所出现的休克使她产生一种吧嗒声；而她害怕大雾是因为她在吕根岛散步时的情形所致。然而，这一群原发性恐怖，有人可能说成是本能性的害怕（认为是心理特性）起着优势的作用。

    其他较特殊的恐怖也是因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她惧怕不能预料的和突然出现的休克是因为看到她丈夫可怕的印象的结果，那时她丈夫看上去很健康，却在她眼前死于心脏病发作。她对陌生人和一般人的害怕是由于受到丈夫家庭的迫害，迫使她去见代理机构的每一个陌生人，那时她似乎觉得陌生人很可能知道扩散在外有关她的文章和说的话。她害怕疗养院及其同住者可追究到所有一系列她家庭中不愉快的事，以及一位傻乎乎的女仆告诉她的一些故事。除此之外，这种恐怖一方面是由于健康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原始和本能的精神病的恐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像她那样的、不亚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害怕变疯而引起的。她十分特别的是害怕某人站在她后面，这是因为她年轻时及以后生活中许多恐怖的经历所造成的。由于在旅店中发生的事特别使她痛苦，由于它含有性欲的暗示，所以就要强化了她害怕陌生人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最后她害怕被活埋，这点与许多神经症患者一样，完全可用她的信念来解释：即她认为她丈夫的躯体被抬出去时没有死。这种信念给她一种如此令人感动的表现——不能接受她与所爱的、一起生活的男人就此突然去世的现实。然而，以我的看法，所有这些心理因素尽管可解释不同的恐怖内容，但不能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引证神经症的因素来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即病人数年来一直生活在禁欲状态中。在诸多引起焦虑的原因中，这个情况最为主要。

    该病人的意志缺失（意志的抑制、不能行动）比起认为是精神症状的恐怖要少一些，这是由于其能力的总的受限。相反，该病人的催眠分析清楚表明她的意志缺失是由二类心理机制所决定的，其实际上是单一的。第一类意志缺失可能就是恐怖的后遗症。当恐怖不是出现在（对外部事件的）期待中，而是伴随着主体的行动时，便出现意志缺失——例如我们这个病人害怕外出或与人相处，就像害怕某人悄悄地溜进她的房间一样。这里的意志抑制是由于伴随的焦虑作用于行动而引起的。如果把这类意志缺失看成是与相应的恐怖截然区分的症状则是一个错误，尽管必须承认这种恐怖可以不产生意志缺失而单独存在（倘使恐怖并不太严重的话）。第二类意志缺失取决于存在着表达感情情调和未予解决的联想。这些联想阻止与其他有关联的事，特别是那些与之不相容的事的联系。我们这个病人的厌食提供了这类意志缺失的最好例子。她因为不喜欢其味道而吃得很少；因最早年时期把吃的行为与令人厌恶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不爱吃，她对吃的这种厌恶的情感量从来没有任何程度的减少；人们不可能在厌恶吃的情况下同时对吃感到快乐。她早期建立的吃饭中的厌恶持续存在而不消失，这是因为她迫使自己一直抑制着，不是用反应来消除它。在儿童时代，在惩罚的威胁下，她被迫吃她感到厌恶的冷饭菜。以后的日子里，出于对弟弟的考虑，在他们共同进餐时她抑制自己所面临的情感表达。

    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可以提到一篇短论文，其中我试图对癔症性瘫痪做心理学的解释（弗洛伊德，1893c）。我做出一个假设，即这些瘫痪的原因是一组相关的想法难以达到新的联想，我们认为这些想法与躯体的肢体之一有关。因为不能达到新的联想，转而又依赖于这样一个情形，即瘫痪的肢体被卷入到创伤性回忆——一种带有情感的、未被处理的回忆。我从病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明白，那是一种对未予解决的情感的一个想法的贯注，这样的贯注总是涉及一定量的不能联想和一定量的不相容的新的贯注。

    迄今为止，我尚未成功地借助于催眠分析来证实这种关于运动性瘫痪的理论，但是我能引证埃米·冯·N夫人的厌食症来证明这种机制是某些意志缺失的操作性机制，意志缺失不是别的，而是一种高度特殊化的——或用一个法语来表达“系统化的”——心理瘫痪。

    埃米·冯·N夫人的心理情境特征从其本质来看，着重有两点：（1）抑郁的情感联系着她的创伤经历始终未予解决——例如，她的抑郁、痛苦（关于她丈夫的死）、怨恨（她丈夫家亲戚对她的迫害）、厌恶（强制性进餐）、害怕（有关她许多惊吓的经历）等。（2）她的记忆活跃，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对当时刺激的应答（如关于圣多明各革命的新闻），使她把带有情感的创伤一点一点地带入当前的意识中。我的治疗程序是基于她记忆中的这种活动过程，致力于日复一日地解决和摆脱在特殊的日子里所浮现的任何问题，直至她为之受影响的病态记忆的贮存基本消退。

    我考虑一般存在于癔症的发作中的这两种心理特征，引发我许多重要的思考。然而，我直到注意了躯体症状的机制后，才讨论到这一问题。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病人的所有躯体症状归因于同一缘由。相反，即使躯体症状不太多的病人，我们发现其癔症的躯体症状是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我首先从躯体症状中的疼痛进行尝试，正如我所见，埃米·冯·N夫人的疼痛从根源上肯定是机体的肌肉、肌腱或韧带的轻微（风湿性）改变，这种疼痛在神经症患者中远较正常人为多。另一种疼痛很可能是对痛苦的记忆，这是烦躁时的记忆象征，而照顾病人对患者的生活起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些疼痛也可能本来是由于器质性原因所致，但因神经症的缘故，病人会适应这些疼痛。我主要根据对冯·N夫人的观察而对其疼痛下这些断言的，这在我以后的章节中将有报告，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们从病人身上几乎收集不到资料。

    埃米·冯·N夫人的某些明显的运动症状实在是作为情绪的表达，而这易被认识清楚。因此，她所表现的在自己面前伸出双手、手指张开成弯曲状表示恐惧，同样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这当然是她这样教育水平和种族的妇女更生动和公开地表达其情绪的方式。实际上她本人在非癔症状态时克制着自己，几乎在动作表现上处于僵直状。而其余的运动症状据她自己认为，与她的痛苦有直接的关系。她以不停的玩弄手指或两手摩擦来抑制自己的叫喊。这就有力地提醒人们想起用达尔文的一个原则——兴奋过剩原则（达尔文，1872，第三章）    ——来解释情绪的表达。例如用这个原则来解释狗摇动尾巴。当我们受痛苦的刺激后，我们习惯于用其他各种运动刺激反应来替代叫喊。某人决意在牙医面前保持头和嘴的不动，不用手挡着，而他至少可能出现双足咚咚敲地的现象。

    转换的一种较复杂的方式，在埃米·冯·N夫人身上显示了抽搐样的动作，诸如舌头发出吧嗒声、口吃、在混乱状态下叫“埃米”的名字，使用复合的惯用语句“保持安静！不要说话！不要碰我！”在这些运动表现形式中，口吃和吧嗒声可根据我所描述的机制来解释，即关于催眠的暗示治疗这篇短文中已提到的（1892~1893b），这些运动“起着对立性观念的作用”。我们现在将该病人的这一过程说明如下：这个癔症病人因担忧和长时间坐在最后入睡的生病孩子的床边观察着，以至于力竭而困倦，她对自己说：“你必须完全保持安静，不要吵醒孩子。”这种愿望可能引起一种对立性观念导致害怕，认为发出闹声就等于是吵醒睡觉的孩子，而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睡觉。当我们不肯定自己能否完成某些重要的意愿时，我们也会有相类似的对立性观念，并且以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在神经症病人的自我感觉中有一系列抑郁或焦虑的期望，形成较正常人更多的对立性观念，甚至较容易发现这些观念；而神经症病人却将这些观念视为比较重要。我们这个病人在衰竭的精神状态下，其对立性观念（在正常情况下被抵制）表现出其自身更为强烈。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它本身的作用，对病人的恐惧来说，实际上却产生了她所害怕的吵声。为了解释全部过程，可进一步假设她的衰竭结果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用让内及其追随者的术语来说，它所影响的只是她“原发的”自我，而不能削弱这种对立性观念。

    我们也可进一步假设，正是她对吵声的恐惧产生了对抗其意志的暂时创伤，而这种吵声的固定保持下来可看作是整个情景的躯体记忆症状。实际上我相信抽搐本身的特点是病人抽搐性地发出一系列的声音，如痉挛性地发声、中间有停顿，而这最有可能联系到吧嗒声，揭示了其缘由的过程痕迹，表明她的意图和对立性观念（反意志）之间发生的冲突，产生了抽动这一间断的特征，并作为限制对立性观念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因为刺激了言语的肌肉器官而发出习惯化的抽动。

    病人言语的痉挛性抑制，她特有的口吃是一种基本相类似的兴奋因素的残余所致。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神经支配的结果——发出惊叫，而是神经支配这个本身的过程——试图抽搐地抑制言语器官，这成为她记忆中事件的象征。

    吧嗒声和口吃这两种症状因此通过其起源史而紧密相关，并继续关联着，在相似情况下反复出现后成为慢性症状。自此以后它们被进一步地利用，原是由于当时强烈的害怕而引起的，以后就成为对任何害怕都产生吧嗒声和口吃（根据单一症状的癔病机制，这在病例5中有描述），甚至在害怕不导致对立性观念时也产生这样的行为。

    这两种症状最终竟联系着如此多的创伤，有许多根由使之在记忆中重复出现，他们持续地、无特殊原因地干扰病人的言语，以无意义的抽搐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催眠分析能说明这种明显抽搐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思；假如布洛伊尔程序在这个病人身上没有取得一次性完全消除两种症状的成功，那是因为心理发泄仅仅波及三个主要的创伤，没有波及次要的有关联的创伤。

    依据控制癔症发作的规则，在重现混乱的发作期间叫喊“埃米”，这将使她回忆起其女儿治疗期间，她经常处于无助的状态。这种叫喊通过一条复杂的思想线索与发作的含义联系起来，而且叫喊是对抗发作的一种保护性习惯用语。叫喊也可能通过更宽泛的应用其意义而退化变成为抽搐，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已使用复杂的保护性习惯用语“不要碰我”等。在这两个实例中，催眠治疗都阻止了这些症状的进一步发展；但只有“埃米”的叫喊仍旧存在，而我对这叫喊的领悟是，它仍有着本身的意义，限制混乱的发作。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运动性症状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对立性观念被转换成结果（发出吧嗒声）；精神兴奋简单地转换成运动性行为（如口吃），或在癔症发作时的自主行为（保护性的方法，从叫喊“埃米”扩展更长的习惯用语）。尽管这些运动症状可能有起因，但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有一个起因或与创伤有着长期的联系，在记忆活动中作为这些创伤的象征而存在。

    病人其他的躯体症状完全不是一种癔症性的。例如颈部痉挛确实存在，我认为是偏头痛的变换形式，这不归为神经机能病一类，而归为器质性疾病。癔症的症状则是有规则地与之结合起来，例如埃米·冯·N夫人的颈部痉挛是作为癔症的发作时出现的症状，而她确实没有由自己支配下的癔症发作的典型症状。

    鉴于所观察到的病人意识的病理变化，我将详述埃米·冯·N夫人的精神状态。像她的颈部痉挛，当日使她痛苦的事（如在花园里最近一次的谵妄）或她强烈回忆起以往任何一种创伤的事均使她进入谵妄状态。我对这种状态下病人观察的少数资料中所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存在对意识的限制和一种类似于在梦中的强迫性联系；当幻觉和错觉上升到最高程度后，病人就会做出愚笨的或甚至不合理的推论。这种状态，比作一种幻觉性的精神错乱，可能意味着一次发作。我们也可以把一种急性精神病（相当于一次发作）归为“幻觉性混乱”一类。我们发现，她的这些状态和典型的癔症发作较相似之处，表现在过去建立的创伤记忆常常是构成谵妄的基础。从正常状态转到谵妄的发生常很难觉察。她能在谈及与情绪不太有关的事情时暂且显得十分理智，而当她谈及令人痛苦的想法时，我从她的一些逾常姿势、或出现她那惯常的用语等，可觉察到她处于谵妄状态。在治疗开始时，其谵妄整天持续着；因此难以确定哪些是特殊的症状，例如她的姿势反映了她一部分的精神状态，只不过被看作是一次发作的症状，或像吧嗒声和口吃，这些是否变成真正的慢性症状，我们常可在事后才鉴别出她在谵妄中或正常状态下所发生的事。因为这两种状态在她的记忆中是分离的，所以听到谵妄逐渐闯入她正常谈话中的一些事时，她往往会非常惊讶。我与她最初的约见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她的两种状态未受到任何注意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在联系当前的事，她表现出一瞬间心理性地见到过去的事时，她正常的意识才受到影响。当她在谵妄中回答我，说她是“上一个世纪的女人”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埃米·冯·N夫人谵妄的这些状态的分析并不太费力，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情况改善得如此之快，所以她的谵妄与正常生活能很明显地区分开来，而谵妄只限于其颈部痉挛之时。另一方面，我收集了该病人处于第三种状态下的许多行为方面的资料，即人工催眠的情况。而她在正常状态下，对谵妄期间和催眠中的精神经历全然不知。在催眠中，她出现所有这三种状态的记忆。因此，从这个事实来说，在催眠状态中她最为正常。确实，如果我不考虑她在催眠下比起正常生活最佳状态时对我有更少的保留，也就是说，在催眠下，她向我提供有关家庭和某些事的信息，而在其他时候，她对我如同陌生人；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不考虑她所显示的充分程度的催眠下易受暗示的特征，则我应当说她在催眠中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使我引起兴趣地注意到她催眠中的另一方面，即没有显出超常的痕迹，但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她所有心理缺陷与意识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如下这些例子使人明白催眠中她的记忆行为。一天在交谈中，她说她喜欢疗养院入口处用一棵美丽的树装饰着。“但那树叫什么名字，医生，你知道吗？我以前知道它的德语和拉丁语名称，但我已经忘了这两个名称。”她在植物方面有广泛的知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承认我缺乏植物方面的教育。几分钟后，在催眠下我问她现在是否知道门厅那棵树的名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德语名是火鸡冠百合花；我确实已忘了它的拉丁语名称。”另一次，当感到很健康时，她告诉我她曾去罗马看过地下墓穴，但却无法回忆起两个专业术语；我也不能帮助她。接着在催眠中我立即问她是否记起这两个词汇，但她在催眠中却两个词儿都不知道。这样我对她说：“现在不要再为此困扰，但当你明天下午5~6点，接近6点而不是5点钟在花园里时，这两个词汇会突然从你的记忆中冒出。”次日傍晚，当我们在谈某些与地下墓穴无关的事情时，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单词“地窖”和放骨灰的“壁龛”。我说：“啊，这些单词正是你昨天想不起来的。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今天下午在花园里，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间之前。”我明白她是让我知道她在非常准时地遵循着我的指令，这正是她通常在6时左右离开花园的时间。

    因此，我们发现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没办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识。甚至于在那种状态中，也存在着实际的和潜在的意识。当她在催眠期间，经常发生的是这样的情况：当我问她这个或那个现象是怎么来的，她常常皱起前额，停顿一会儿用表示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回答：“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这样说：“想一会儿，它会直接出现在头脑中的。”停顿一会儿后，她会给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时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就答应把这任务留到明天再回忆，这样做从未失败过。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冯·N夫人拘泥细节地避免任何虚假，她在催眠下也从不对我说谎。然而，偶然会给我不完全的回答，隐瞒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坚持要她再次说清楚为止。一般就像我已引证的例子那样，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话题时，她就像平常那样，闭起嘴来不说话。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性的特征，总的来说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为表现是她的心理能力无抑制的一种表露，也是充分控制她记忆储存的无抑制的一种表露。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催眠状态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但她远不是现出病态的缺乏抵抗。总体上可断言在那种状态下，我没有对她产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位完全有个人能力、完全信赖我说的话的人从精神机制上进行研究的话，则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结果。唯一的差别是埃米·冯·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状态下那样用某种赞同的心理态度来满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对动物的恐惧时，我没能给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虑这种症状起因的精神病来历，而是试图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总是观察到她脸上的紧张和不满的表情；当我在催眠结束时，我问她是否害怕这动物时，她会答道：“不害怕，因为你坚持主张这样。”类似这样的回答主要是出于她对我的顺从，而不是什么成功，若我反复用简单的暗示来代替加于她头上的许多一般命令，可能会好一些。

    但同是这样的病人，面对暗示治疗如此顽固地缠住她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精神分析或个别说服下才消除，这样的人在某个医院环境中被人发现症状有所减轻，这是由于治疗中无关的暗示，或是没有联系到她的疾病的一个问题。我已在病史过程中举例她催眠后的顺从。对我来说，这行为似乎是没有任何可反驳的。而这也是一种较为强烈的观念一定要表现自己。如果我们探究“固定观念”的机制时，我们发现它是有基础的，基础是如此之多的经历的支持，这些经历是这样的强烈，以致我们不禁惊奇地发现这些观念能成功地保持下来，抵抗由暗示所产生的相反观念，使病人具备仅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变的大脑才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暗示除掉因强烈的精神事件所导致的产物。

    当我正在研究埃米·冯·N夫人的意志丧失症时，我开始第一次怀疑伯恩海姆的断言“暗示最重要”，以及他聪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断“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催眠这样的事”的可信性。至今我不能理解怎么可能在我仅仅举起一个手指，说一声：“去睡觉吧，”就能使病人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使她的记忆通向所有她过去的心理经历中。可能是我通过暗示唤起了这样的催眠状态，但我并没有创造这种状态，由于其特征偶然被发现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惊奇。

    该病史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间，我们所做的治疗工作。这正如催眠心理治疗中的一般实践一样，我是通过确信和禁止的方法和提出各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与病人的病态观念做斗争的。但我并不满足，我研究了个别症状的起源，这样我能针对其缘由，对抗其病态观念。在这样一种分析过程中，习惯性地发生了病人对带有情感的事情，以最严重不安的言语表达出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表达情绪的发泄方法。我说不清每次由于我的暗示而在症状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疗成就，通过宣泄，我能解决多少情感问题，因为我结合了这两种治疗因素。因此，这个病例不能严格地看作是精神宣泄治疗有效的证据；同时，我必须补充的是，正是这些症状，当我采用了精神分析后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总的来说，治疗的成功是显著的，但却不是持久地有效。在新的创伤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倾向并未消除。任何人要承担像这样一位癔症病人的确切治疗，他就必须比我更彻底地进入现象情结中。埃米·冯·N夫人的性格无疑带有严重的神经异常的遗传性。很可能没有这种素质，她就不会有癔症。但另一方面，单独的遗传素质也不会形成癔症。必须有产生癔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必须是适当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质。我已经提到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的创伤性经历中的许多情感始终保存着，她记忆的活跃性表现在不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创伤浮现在她的思想中。我将大胆地对为什么她以这种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释。该理由与她的遗传素质确有关联。因为一方面，她的情感非常强烈，性情激动，具有最强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亲戚对她的迫害使她对朋友们产生怀疑，并戒备地警惕任何人对她的行为施加过多的影响。她的职责范围很广，她单独做着他们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几乎与她的家庭隔离，意识受阻，倾向于折磨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助的女人。简言之，这个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视的是保存大量兴奋的机制，这部分是基于她的生活环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质。例如，她很不喜欢说起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惊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医生。

    这个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详尽无遗了呢？我不这么想。在两次治疗中，我还没有提出我头脑中想的问题，在有可能费力解释该病例之前，这些问题我必须回答。我现在的观点是，在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发，考虑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经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该病人给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没有性欲的内容，而这方面毕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伤害，她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兴奋不留任何痕迹，毫无疑问，她让我听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删节的版本。病人的行为举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没有过分做作的痕迹。然而，当我考虑她在催眠中告诉我的有关在旅馆里她女仆小小的冒险故事时，我觉得她有保留之处，我不禁怀疑这个如此热情和有强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会赢得其在克制性欲需求上的胜利。那时，她尽力克制所有本能中这一最强烈的部分，这使她面临严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对我承认她不会再结婚，因为从她拥有的大量财产来说，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兴趣的求婚者；也因为再结婚会损害她两个女儿的前景而使她自责。

    在结束埃米·冯·N夫人的这份病史前，我必须做进一步的评论。布洛伊尔医生和我相当熟悉她，我们认识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把她的性格与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医学界论著和观点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较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可笑。我们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严重类型的癔症与最高天赋和大多脾气古怪的一类人有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在历史和文化中，对杰出女人的传记无疑应当写得简单。同样，埃米·冯·N夫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例，即癔症是怎样与洁白无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这位我们渐渐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称赞的人，她把道德上的严肃性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热爱真理给我们两人很深刻的印象，她乐善好施地照顾着所有依赖于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谦卑和举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写这样一位女士为“变质”，则是扭曲那个词汇的所有公认的含义。我们应很好地鉴别用在评价人方面的“素质”和“变质”这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被迫承认人类伟大成就中的大部分归功于“变质”的作用。

    我也必须承认我没有从埃米·冯·N夫人的病史中见到让内把癔症起源归因于“心理效能差”。根据他所说，癔症素质形成意识领域中异常的局限（由于遗传变质），从而导致对整个观念群的漠视，以后，至自我解体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这样，在癔症组成的精神症状群消退后，残存自我也必然较正常自我效能差；实际上，按照让内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圣痕（类似基督殉难时的痕斑——精神分析术语——中译者）的折磨，被定为单一观念，并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志行动。我认为让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由于癔症而发生的意识改变的后效提高到癔症的原发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但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例中没有任何这种效能差的症状。在她处于最糟糕状态的时候，她有着并仍保持着能在大企业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与知识界杰出人士相互通信。简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义务，以致她的疾病无人察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涉及相当超常的效率可能不会保持长久，必然会导致衰竭，走向继发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这种效率上的紊乱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已开始显现出来，然而也可能严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状出现前已存在多年。

    病例三露西·R小姐，30岁    （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识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病人，这是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小姐。后来才弄清其疾病顽固存在是由于筛骨骨疡的缘故。近来她主诉的一些新的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丧失嗅觉，几乎持续受到一二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诉说头有沉痛感、胃口减少，办事失去效率。

    这位年轻女士以照管维也纳边缘地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为生，她不时地在我的诊疗时间来就诊。她是个英国妇女，有着娇美的体质，皮肤有轻度的色素沉着，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感的折磨。至于癔症症状方面，她表示有相当明显的一般的痛觉缺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视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内完全痛觉缺乏，也没有反射；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它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知。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粘膜炎正处于改善时期。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要弄清这个疾病，为此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有反复的幻觉而被看作是慢性的癔症症状。她的抑郁可能受创伤的影响，我们应当有可能发现这些已成为主观性嗅觉的一个客观经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其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可能把这反复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的抑郁一起，考虑为等同于一次癔症发作而更为确切些。而反复幻觉的性质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于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无疑，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我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治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1889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游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因此，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用这种方法而无催眠的梦游症，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问。我似乎并不在意非催眠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据提供的这个或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就我们所知，每一个病人通过暗示所采取的每一个不同的形式均有别于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治疗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所遗忘的记忆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弃了用各种测试来表明病人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了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我实现更重要的心理治疗所需要的。况且我很快厌烦起发号施令，诸如“你打算睡觉！睡觉吧！”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病人抗议说：“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也厌烦其后对病人所做的高度规劝性的解释：“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见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总之，你无需进入睡眠”等等。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某人能估计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景的话，则他避免这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梦游症，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显然就放弃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方法。可能用这种方法，我只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个特殊的病人达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梦游术治疗，我可能在精神宣泄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剥夺了我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方法很显然在于病人已进入记忆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并能够认识到不在他们正常意识状态中的联系。如果没有用梦游症扩展记忆，也就不可能确定任何致病因素，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诉医生时好像是不知道的。当然，正如我们在《绪言》中已说过的，当病人处于正常精神状态时，这些病态的记忆“不存在于病人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着”。

    我回忆起我亲眼见到伯恩海姆提出证据的情景，即在催眠梦游期间的记忆事件却在清醒状态下明显地遗忘了，而用轻微的命令词语和用手的轻压试图表明意识的不同状态可使其再现，这些回忆使我避免了这种新的窘境。例如，他给一位妇女施行催眠梦游术后，她的不良幻觉作用不复存在，然后，他致力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这儿来，采用包括某些果断的带有进攻性的方法，他没有成功。在她唤醒后，他要病人告诉他，当她以为他不在时，他对她做了什么。她惊奇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这个回答，他坚持认为她能记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额，帮她回忆。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显然没有觉察到的和在清醒状态下也明显回忆不起来的每件事。

    这个惊奇和直观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义的事情，问题只是要让他们讲出来。当我达到这一治疗程度时，如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你有多久了？”或“什么缘故？”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接着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

    在第一次我使用这个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我本人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那以后很少使我遭受失败。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采纳，它使我能够在没有用催眠梦游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我什么也没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此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们又拒绝相信或抵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准备重复用这个程序，只要他们喜欢，我就经常用。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我总是对的。病人尚未学会缓解其危机的能力。他们否认冒出脑海中的记忆或曾经有过的想法，因为这些记忆和想法在当时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离题的干扰；当他们把这些告诉我后，每次都证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况下，我在3~4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就是不想说。”或“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当作意识受限而扩大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起催眠术中的研究要费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记忆遗忘的动因。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疗的成功却并非显而易见的。

    我发现甚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样的程序可引出从表面判断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病人会有未预料的正确记忆。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中，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这使我们能从所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对记忆来说，认识某事较自发地想起某事是个更轻松的任务。因此，如果一个病人不能回忆一个特定发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们可以对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的日期，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断定当我们说对数字或名字时，或他感到是正确的数字或名字时，他的两眼将睁开。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很可能（如凯瑟琳娜·M夫人）经常是从一段时期的纪实情况中正确地认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况下，日期的无可争辩的正确性是从病人所回忆的事实的前后关系中推断出来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点数”的方法而达到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啊唷，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道：“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到期待他生日这天的事！”

    这里我只能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起着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经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物均正确地保存在似乎当时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而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

    在这长长而又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上来。正如我已说过的，我对她施行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hypnobadisis）。她只是表现出很安静，愿接受到某种适度的影响，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脚不动。我问她是否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时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前两天，我与孩子们在教室里，和她们一起玩烹饪游戏。”（她们是两个小女孩）“正好邮送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上看出其手迹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儿，我正想打开看看，孩子们冲到我跟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哭叫着：‘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时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正当孩子们在与我玩这个游戏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他们忘了正做着布丁，而这布丁烧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焦虑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与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什么事使你如此焦虑？”“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他们不总是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比，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儿，但想到离开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伤。”“你母亲有什么事吗？    她是否感到孤独而招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强壮，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个同伴与她住在一起。”“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们？”“我不能再在这所房子里待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地位摆得太高了。他们联合起来与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了所有各种反对我的事情，当我向两位先生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么多的支持。因此我给总经理（孩子的父亲）一个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给他最后的决定之前，最好对此再考虑两三周。那时，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心想我应当离开这房子；但我现在还应待在这里。”“除了你依恋孩子，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为两个孩子竭尽全力，我不会离开他们，我将代替他们母亲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实际上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小场景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小场景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而受到轻蔑却又使她下决心这样做。她母亲的信没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决定，而是她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在一起。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在一起，保持下来成为其象征。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场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就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然而我准备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为解释这一点的帮助。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她告诉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伤风，以致不能闻到任何气味。然而当她处于不安宁状态时，她觉察到烧焦的布丁味，这却突破了器质上她所失去的嗅觉感的限制。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所做的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我遗漏了一些事，即为什么这些不安宁和这样的情感冲突一定导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没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什么是发生转换的正当理由？为什么她不总是在头脑中回忆发生事情的生活场面本身，而代之以联系到她所选的感觉作为回忆往事的象征？如果我们在处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转换机制是习惯性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则可能就是过于好奇和多余的。但就是这个创伤，或无论如何这个麻烦的小故事毕竟使这个女孩得了癔症。

    现在我从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一种观念必定在意识中有意被压抑，并排除在联想性的矫正之外。我认为这种有意的压抑也是全部或部分兴奋总量转换的基础。与心理联想分开的全部兴奋较易沿着错误的通路趋向于躯体的运动感觉。压抑本身的基础可能就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种被压抑的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优势的许多观念之间出现不相容。而被压抑的观念以逐渐成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进行报复。

    因此，我从露西·R小姐已屈从于癔症转换这点而推测到在创伤性的决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个她故意要隐瞒和尽力要忘却的因素。倘若她对孩子的喜爱及她对这所房子里其他成员一些事情的敏感综合在一起，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十分大胆地向病人做出这一解释。我对她说：“我不认为你的情绪的所有理由均与孩子们有关。我相信你爱上了你的主人，即总经理，尽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觉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们母亲的位置。由此，我们必然想起在你与佣人们多年平静地生活后，而现在你却对他们产生敏感。你怕他们窥探到你的希望并取笑你。”

    她用通常说话简短的方式答道：“是的，我想是真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爱上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我想把这想法从我的头脑中驱走，不再想它，我觉得最近我成功了。”“为什么你不愿意承认这种倾向，是否你对爱上一个男人感到害羞？”“哦，不，我不是不合情理地过于拘谨，我们毕竟不能不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令我沮丧的唯一原因是他是我的主人，我为他服务，并住在他的房子里。我感到对他不像对其他任何人那样有完全的独立性。我只是一个穷女孩，而他是出身于一个好的家庭，而且又如此富有，如果人们知道我的想法，他们将会取笑我。”

    现在，她毫无抵抗地道出了这种想法的缘由。她告诉我最初几年，她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得愉快，执行着她的职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严肃的、过度工作的、对她总是采取保守行为的男人开始与她讨论起有关孩子们养育方面的事。他较平常随意而又热诚地告诉她，在照顾两个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这样地依赖于她；当他说这话时，他富有意味地看着她……就在那一刻，她开始了对他的爱，她甚至沉迷于因这次谈话而令她高兴的希望中。但是，当这种情形没有进一步发展，当她徒劳地等待着第二次这样亲密地交流看法时，她决定放弃她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她在与主人谈话期间所见到的主人的样子，可能是出于他对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她对主人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我期待这次讨论会使她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但眼下并没有发生。她继续精神低落和抑郁。与此同时，我对她进行了水疗，而治疗期间，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烧焦的布丁味没有完全消失，但出现的频度减少，强度减弱。她说只有在她非常不安宁时烧焦的布丁味才出现。这种记忆象征表示的持续存在导致我疑及除了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还有附属于此事的、意味着许多小创伤的事。因此我们寻找其他可能与烧焦布丁有关的事；我们深入到这个家庭事物出现摩擦的有关事情，如祖父的行为等，当我们这样做时，烧焦的味道日益消退。这期间，治疗却因她鼻部疾病的复发而中断了相当长时间，这时发现了她筛骨的骨疽。

    她回来后，她说圣诞节收到房子两位男主人，甚至仆人们的许多礼物，好像他们都很焦急地要补偿对她的伤害，使她扫除最近几个月中她与他们之间冲突的记忆，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她产生任何效果。

    当我再次询问烧焦布丁味一事时，她告诉我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类似于雪茄烟的味道而困扰着。她想这种味道也许早就存在，但过去被布丁味所压倒，现在这种烟味冒了出来。

    我对这样的治疗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实际上这纯粹是对症治疗：我只是去除了一个症状，却又被另一个症状取而代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用分析方法去除这种新的记忆象征。

    但是这次她不知道这种主观嗅觉感来自何处——在什么样的重要场合下才具有一种客观感觉。她说：“我们的房子里的人每天吸烟，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气味是否与某些特殊的情景有关。”当时我坚持认为她应试着在我的轻压下回忆起有关的事。我已经提到她的记忆带有可塑的、生动形象的性质，她属于“视觉”类型的。事实上在我的坚持下，她面前逐渐开始时隐时现而又零星地显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在房子的餐厅里，她和孩子们等着两位男人从工厂回来午餐。“现在我们都围坐在餐桌，那两位男人，法国家庭女教师、女管家、孩子们和我。但这似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你继续注意这画面，它将会进一步展开，变得更加独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总会计师。他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他非常喜爱两个孩子，好像孩子们是他自己的孙辈一样。而他经常来这里午餐，但这没什么特别的。”“耐心点，继续观看这个情景，必然会有某些事发生的。”“没发生任何事。我们起身离开桌子；孩子们说‘再见’，与往常一样，孩子与我们一起上了二楼。”“然后呢？”“现在我记起来了，毕竟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当孩子们说‘再见’时，会计师想要去吻他们，我的主人突然发怒，竟然向他吼叫：‘别吻孩子们！’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当时二位主人正在抽烟，而这种雪茄烟味就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因此，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样，它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留下了事后记忆的象征。但这种情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个情景，哪一个发生得较早一些？是这一个还是烧焦的布丁？”我问道。“我已告诉你的这个情景发生得早一些，大约早两个月。”“当时你为什么在孩子父亲阻止那位老人时，感到刺痛？他的责备不是针对你的。”“他对一位老人，一位于他有价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对的，再者，他还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静地说话。”“所以这是否只能说是一种伤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对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吗？或者你可能想，他为这样一件小事对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对我这样了。”“不，不是这样。”“但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关，不是吗？”“是的，当别人吻孩子时，他从来不喜欢那样。”

    当时，在我手的压力下，第三个情景，甚至更早时候的情景出现了，这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一种创伤，如这种对总会计师的情景就有着创伤的作用。早在几个月前，有一位熟识她主人的女士来拜访他们，在她离开时，吻了两个孩的嘴。当时孩子父亲在场，克制自己没对这女士说什么，但当她离开后，他的气愤发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说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责任，她有责任制止。如果她允许别人这样做，她要为自己的失职感到羞惭；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将把哺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其他可信赖的人。这事发生在她仍以为他是爱着她的时候，她正期待着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再一次出现。而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这样突然对我发怒，为这点小事发出这样的威吓，更何况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责任，以后我难免会有差错，他可能不再对我有任何热情，或者他们已教唆他更多地监督我。”这显然是她记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当总会计师欲吻孩子时受到孩子父亲的责备。

    在最后一次分析的两天后，露西小姐再次来看我，我不禁问她什么事使她这么高兴。她好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高昂着头。我当时想了一会儿，但毕竟是我估计错了，那些孩子的保姆已成了总经理的未婚妻。她消除了我的想法，说道：“没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你仅仅在我生病和忧郁的时候看到我，现在我始终很快活。昨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已不再觉得有精神负担了，从此以后，我感觉很好。”“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你怎么想？”“我很清楚这点，我知道我已没问题了，我不要再使自己为过去而不快。”“那么你现在会与佣人们很好相处吗？”“我想我的过分敏感大多与那些事有关。”“你仍爱着你的主人吗？”“是的，当然是这样，但那不会有什么差别，毕竟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然后我检查了她的鼻子，发现她对疼痛敏感，几乎完全恢复了反射兴奋性。她也能区别不同的气味，尽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区别强烈的气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气味感觉损害上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一治疗持续了整整9周，4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避暑胜地遇见了这个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确信她已保持着康复的状态。

    讨论——尽管这个病人只有轻度的癔症和少数的症状，但我并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对我有所启发，即纵然像这样一种疾病，当考虑其为神经症时，是徒劳的，而它是由这么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实际上，当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病例的病史时，我试图把该病例看作是特殊类型癔症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人在某些相应经历后的结果。应当这样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独立于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质。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癔症。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类患者的素质，直至她真正成为癔症患者时才清楚；而过去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经病素质是一种不同的事情。在疾病发作前，病人大量的遗传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异常方面就已很明显。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没有这两种因素的痕迹。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说是获得性的，推测她可能具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获得癔症的倾向性。至今我们尚未注意到这种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么样。然而，这类病例中，主要强调的是创伤的性质，当然，也要结合患者对创伤的反应。现在清楚的是癔症的获得是因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观念之间发展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别处表明，为了躲避这种不相容性，“自我”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现不同的神经症障碍。癔症的防御方法（如我们所见必然具有特殊的倾向性），在于兴奋转变成躯体的感觉运动；这样转变的好处是自我意识中的不相容的观念受到抑制。转而，那种意识含有经转换形成的躯体记忆（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是主观的气味感），并且因情绪多少明显附着于那个记忆而受困扰。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情境不易发生进一步变化；因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这种不相容性，多亏压抑和转换而存在。所以产生癔症的机制，一方面象征一种道德上的怯弱行为；另一方面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种防御措施。我们应充分承认通过癔症的产生而抵制增加了的兴奋，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当然，我们会更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较多的道德勇气可对所虑及的个人有益。

    因此，真正创伤性的瞬间是一种不相容的力量本身作用于自我的瞬间，也是自我决定抛弃不相容的观念的瞬间。而那个观念没有通过这样的抛弃而消失，只是把它压入潜意识之中。当这个过程第一次发生时，则发生与自我分离的精神症群形成具体化的中心，即暗示接受不相容观念的每件事其后汇集成一个症状群。因此，这些获得性癔症患者的意识分裂是故意或有意的，至少他常常是通过意志活动而引入的；所以真正的结果有别于病人预期的结果，病人所想要的是驱赶掉一种观念，就好像它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但是他所做到的是从心理上把它割裂开来。

    在我们展现这个病人的病史中，创伤性的瞬间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对他的孩子们被一位女士亲吻，而对她发怒的那一瞬间。然而，当时的情景没有明显的作用（可能过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于此事的缘故，但我说不准），她的癔症症状直至后来才发生的，而在当时可能被描述为“辅助性”的。我相信这辅助的瞬间的特征是两个分裂的精神症群暂时集中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催眠时扩展开来的意识中所表现的那样。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发生转换的第一次辅助瞬间是在吃饭时，当总会计师试图吻孩子时的情景。这里创伤性的记忆起着一种作用：她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好像已摆脱每一件有关她爱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这些不同的瞬间重合在一起；转换是在创伤的即刻作用下发生的。）

    第二次附属的瞬间相当精确地重复着第一次辅助瞬间的机制。一种强烈的印象暂时再次与病人的意识相结合，而转换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状的发展掩盖了第一次症状，所以第一次症状没有很明显地被察觉，直至第二次症状被清除后才发觉。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评论一下进行分析后的逆转过程。我对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样的经验，即稍后引起的症状掩蔽着较早出现的症状，理解整个情景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触及到后一种症状。

    这个病例的治疗过程迫使已分离的精神症群再次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疗后，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成功。而只是在完成最后的治疗工作时，病情的恢复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凯瑟琳娜    （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尔，这样我可以暂时忘掉医学，尤其是忘掉神经症。我几乎已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一天，当我避开大道，选一条稍偏离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鸟类禁猎棚而闻名。在费力爬到山顶后，我感到精神振奋和轻松，深深地置身于沉思遥远的未来中。我的思想变得迷茫起来，最初，当有人问我：“先生，你是医生吗？”在我耳边响起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但这确实是向我提问。这是个看上去较沉闷、约18岁的女孩，过去曾招待过我的用餐，而女房东曾把她叫做凯瑟琳娜。根据她的衣着和举止来判断，她不像个仆人，似乎毫无疑问是女房东的女儿或亲戚。

    我反应过来后答道：“是的，我是医生，你怎么知道的？”

    “先生，你在来访者簿子上签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点时间的话……事实是我的神经坏了，我去L看过医生——关于我的神经问题，他给过我一些治疗，但我没有好。”

    因此，我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神经症——对这个强壮的、装束好却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这么回事了。我有趣地发现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经症以这样一种方式活跃地呈现出来。因此，我进而问她一些问题。下面我叙述铭刻在我记忆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且我没有改变病人说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会这样，所以我想我会窒息的。”

    乍一看，这似乎不像是个神经症症状。但不久便在我面前发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只意味着焦虑的一次发作：她因焦虑所引起的感觉征群中，选择了气短这一症状，并对这一症状显示了过分的紧张。

    “坐在这里，当你‘透不过气来’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情况总是突然发生的。开始时像什么东西压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头变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声，我感到头晕以致几乎倒下。然后有某种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没注意到你的喉咙有什么东西吗？”

    “我的喉咙挤在一块，好像我要噎住一样。”

    “你的头部还发生了别的什么吗？”

    “是的，有锤击，足以敲开我的头。”

    “当这事发生时，你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吗？”

    “我总想我要死了。总的来说我是勇敢的，自己到处走，进地窖和到山的各处爬。但在白天，当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不敢到任何地方去；我总在想某人会站在我背后，突然会一下子抓住我。”

    事实上，这是一次焦虑发作，有一种癔症性的先兆，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癔症发作，其内容是焦虑，总不至于还有些其他内容吧？

    “当你在发作时，你想到什么吗？是否总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面前有什么东西吗？”

    “是的，我总是看到一张可怕的脸以吓人的样子看着我，因此我感到恐惧。”

    这也许是能得到病情实质的最快途径。

    “你认识那张脸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个时候看到过这张脸？”

    “不认识。”

    “你知道你因为什么而有这样的发作吗？”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

    “两年前，当我仍与我伯母住在另一个山上时（她过去在那里经营鸟棚，18个月前迁居这里），以后就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会试图做一个分析吗？我不能冒险把催眠术迁移到这样高的地方进行，但我也许可用简单的谈话方式进行。我应当作一次幸运的猜测。我经常足够地发现，在女孩子身上焦虑是恐惧的结果，而这恐惧是因为当她们初次面对性欲的情境，她们纯洁的心理被慑住的缘故。

    因此我说：“如果你不知道，我将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你会有这样的发作。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你必然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愿见到的事。”

    “天哪，是的！”她答道：“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兰西斯卡。”

    “是关于那姑娘的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吗？”

    “我认为你可以对医生说任何事。”“好，在那时，你知道，我的伯父，即你已在这儿见到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尔经营一个小旅馆。现在他俩离婚了，他们分手是我的过错，因为是我讲出伯父与弗兰西斯卡的事。”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是这样的，两年前的一天，一些男士爬山要些吃的。我的伯母不在家，而一直做饭的弗兰西斯卡到处找不见。我的伯父也找不见，我们到处寻找，最后一个叫阿洛斯的男孩，即我的堂弟说：‘啊唷，弗兰西斯卡肯定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俩都笑了，但我们没想到什么坏事。然后我们到伯父的房间去，但发现门锁着。对我来说这似乎很奇怪。这时阿洛斯说：‘在过道那儿有个窗，你可以从窗口看到房间里面。’我们走到过道处；但阿洛斯不愿去窗前，并说他害怕。因此我就说：‘你真是个傻男孩，我去，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思想里一点也没想到什么坏东西，我从窗口向里望，房间较暗，我看到我的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是吗？”

    “我马上离开窗子，倚在墙边，简直透不过气来——这几乎像是发生在我头上一样。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眼睑紧靠在一起，头脑像被人敲打似的嗡嗡作响！”

    “你是否在当天告诉你的伯母了？”

    “哦，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然而当你发现他们在一起时，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哦，不，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有16岁，我不知道害怕什么。”

    “凯瑟琳娜小姐，如果你现在能记得当时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情形，即当时你第一次发作时在想什么，这对你会有帮助。”

    “是的，如果我能这样。但我很害怕，所以我忘了每件事。”

    （转到《绪言》中的术语，这意味着：“情感本身产生了一种催眠状态，然后在这时的表现为切断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联想性联系。”）

    “告诉我，小姐，是否你在气短时总是见到的那人头是弗兰西斯卡的头，像那时你见到的一样，是吗？”

    “哦，不，她看上去没那么可怕，而那是一个男人的头。”

    “或许是你伯父的头？”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是那样的，因房间太暗，为什么那时他会有这么可怕的脸呢？”

    “很对。”

    （思路似乎突然中断了，也许有些她故事中其他的事浮现出来。）

    “然后发生了什么？”

    “哦，他俩必然听到闹声，因为他们不久便出来了。我整天感觉很不好。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然而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头晕，我病了，躺在床上，不舒服了三天。”

    我（布洛伊尔和我）经常把癔症的复合症状与象形文字做比较，在经过少数两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后，我们发现其症状就明白易懂了。因为字母作呕意即憎恶，因此我说：“如果三天后你作呕，我相信这就意味着在你向房间里看时，你感到憎恶。”

    “是的，我确实感到憎恶，”她思索着说，“但我憎恶什么呢？”

    “也许你看到某些裸体的事情？他们那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太暗而看不到任何东西；另外，他俩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是什么令我憎恶就好了！”

    我也没了主意。但我告诉她继续说下去，请她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她能确切地想到我需要用来解释病情的材料。

    她继续描述她最后怎么告诉伯母关于她的发现。而她伯母发现她有变化，并且怀疑她隐瞒了某些秘密。接着就发生了伯父和伯母之间很不愉快的事，在这过程中，孩子们听到许多事情，使他们在许多方面开阔了视野。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听到则更好。最后她伯母决定和孩子、侄女搬到现在的小旅馆里，留下她伯父一个人和弗兰西斯卡，那时弗兰西斯卡已怀孕了。然而，在这以后，使我惊奇的是她中断了贯穿的思绪，开始对我讲另外两件较早的事情，比这创伤早两三年。第一件事也是这个伯父对她本人有性进攻，那时她仅仅14岁。她叙述她曾经如何与伯父一起在冬天到一个山谷去，在那里的一个小旅店待了一晚。他伯父在酒吧喝酒、玩扑克牌，而她感到困倦，早早去楼上的套房睡觉，当伯父回到房里时，她还没有完全睡着。后来她睡着了，突然在床上“感觉到他的身体”而醒来。她跳了起来，对他抗议道：“伯父，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你不待在自己的床上？”他试图安慰她：“继续睡吧，你这傻姑娘，别作声，你不知道这有多好。”“我不喜欢你的‘好’事，你甚至不让人安静地睡觉。”她仍站在门边，准备叫出声来以示抗议，直到最后他让步，去他的床睡觉。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床上，一觉睡到早晨。从她所说的自我防御方式中，她似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次性攻击。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他想要对她干什么时，她答道：“当时不知道。”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说她因为不喜欢在睡觉时被打扰才抵抗的，“因为这不好。”

    我有责任详细叙述此事，因为这对以后理解每件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继续告诉我以后日子里的其他一些经历：她如何再次在小旅馆里当他完全喝醉后防御他，以及类似的事情。在回答是否因这些事件，她感到有点像以后她喘不过气来时，她肯定地答道每次她感到眼睛和胸部有重压，但不像发现那件事时的强度那样大。

    在她完成这一记忆的叙述后，立即开始告诉我第二件事，这是关于她注意到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之间的某些事。有一次全家穿着衣服在马厩草料阁楼过夜，她突然因吵闹声而醒来；她想她已注意到躺在她和弗兰西斯卡中间的伯父而转过身去，而弗兰西斯卡刚躺下来。另一次，他们在N村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她和伯父住在一个房间，弗兰西斯卡住在隔壁。她突然在晚上醒来，看到门边有一高大的白色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中，她说：“上帝，是你吗？伯父！你在门边做什么？”“别作声，我只是在找东西。”“但是出屋得走另一个门。”“我只不过犯了一个错误”……

    我问她那时是否有怀疑，“不，我没想到什么，我只是发觉了此事，但没想到更多的事。”当我问她是否也被这事所惊吓时，她回答说可能是的，但不十分肯定。

    当这两件记忆中的事说完后，她停止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她那紧绷着、不高兴的脸变得活跃起来，她的双眼明亮，显得快活和兴奋起来。同时，对我来说，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的病情。她告诉我的后面一部分内容显然是漫无目的的，是称赞性的解释她所发现的事件中自己的行为表现。她记得在那时有过这样两次经历，但不理解，而且从这经历中没有得出什么推论。当她看到俩人性交的场面时，她立即把新的印象和过去的两种记忆联系起来，她开始理解他们，同时避开他们。接着就有一个短暂的即将产生结果的时期，即“潜伏期”。在转换的症状出现后，呕吐就代替了道德和生理上的憎恶。这个谜就解开了。使她的作呕不是看到俩人而是看到该情景时激起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记忆。而且，使这些事件真相大白的，只能就是那晚在她身上图谋不轨的记忆——当时她“感觉到了伯父的身体”。

    因此，当她已说完自己的表白后，我对她说：“现在我知道当你向房里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想：‘此时他对她所做的正是那晚或其他时候要对我做的。’那就是你感到憎恶之处，因为你记得当你在晚上醒来时，感觉到了他的身体。”

    “可能是这样，”她回答，“那就是我憎恶之处，也是我所想的事。”

    “再告诉我一件事。你现在已是个长大的女孩子，知道所有的事……”

    “是的，现在我是这样。”

    “就告诉我一件事，那晚你感觉到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她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而是很窘迫地微笑着，好像她已被查明真相，有责任承认别人已摸清了的基本情况一样——无话可说。我可以想象她后来才懂得去解释的触觉感。她的面部表情似乎对我说她认为我的推测是对的。但我不能够再深入一层。不管怎么说，我感谢她，因为对我来说，与她谈话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过于拘谨的女士们要容易得多。她们常把平常的事当成令人害羞的事。

    因此，这个病例已经很清楚了，但稍停一下！在她发作期间和发生恐惧时，头脑中反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幻觉？致使其出现的是什么缘故？我继续问她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谈话，好像她的知识也开阔起来，她迅速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头是伯父的头，我现在认识了，但不是从那次认识的。后来，当所有的争论爆发时，我的伯父无缘无故对我发怒。他一直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饶舌，他就不可能离婚。他一直威胁说他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如果他在远处看到我，他的脸便会因发怒而变得扭曲起来，而且也会举起手做出向我袭击的样子。我总是逃避他，总是感到惊吓，怕他在我一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抓住。现在我总是见到的脸就是他发怒时的脸。”

    这个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即呕吐已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癔症患者相当范围的发泄问题。实际上，在产生了这样的发泄以后不久她就报告了发现伯父的事。

    “你告诉伯母关于他对你性进攻的其他事吗？”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诉的，而是在后来，当已经谈到离婚时，我伯母说：‘我们保留这件事情不说，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烦，我们也要说起的。’”

    我能很好地理解这确实是最后的时期了——当时这所房子里存在愈来愈多不安宁的场面，而且当时伯母对她的情况已不感兴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争吵上——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事情使之成为记忆象征的残余（幻觉到的脸）。

    我希望这个在这样早的年龄，性敏感性就受到伤害的女孩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病例是一个无须多加分析、通过猜测就能解决的病例，那么，我无言以对。确实，病人同意我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没有认识以往所经历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我根据病例3的提示，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较一下这两个有性欲经历的病例——它们都有“创伤性的”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瞬间的场面。事实上两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经历中，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保存下来，而后者的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地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病例3的单独病因不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无视自我的作用，不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叫凯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在对一个癔症病人的性创伤的每一次分析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性欲前期，对儿童不产生作用，而是在以后发生创伤的作用，这显然是由于记忆的缘故，这时该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获得对性生活的理解。精神症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育中的正常过程，很易明白的是他们后来接受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心理障碍提供机会。另外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的意识分裂是否与出自有意拒绝的意识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病例心理机制上的进一步区别是发觉了一个事实我们称为“辅助的”，也值得把此称为“创伤性的”。它有效地说明了其具有的含义，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创伤性的经历。它结合了“辅助的”和“创伤性”瞬间的特征。然而似乎没有理由，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却导致我们放弃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关。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处，是我们长期来所熟悉的转换，这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它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沙可倾向于把这个间歇期描述为“心理上产生后果的时期［精心制作］。”

    凯瑟琳娜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是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病例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

    病例五伊丽莎白·冯·R小姐    （弗洛伊德）

    1892年秋，一个我熟悉的医生要我检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患有腿痛已有两年多了，并且走路困难。这位医生在请求我时补充道，他认为这是一个癔症患者，尽管没有一般的神经症迹象。他告诉我他稍微知道其家庭情况，在近几年中他家遇到过许多不幸，没有多少快乐。首先是病人父亲去世，然后她母亲接受一个重大的眼睛手术，不久已婚的姐姐在坐月子后长期患心脏病而撒手西去。所有这些困境及照顾病人大都落在了该病人身上。

    我与这位24岁的年轻女士的第一次约见并没有帮助我在理解该病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她看上去理解力强、智力正常，忍受着她的烦恼，而这扰乱了她的社会生活和快乐，并扰乱了快活的氛围，我不禁想到这是一种癔症泰然漠视。她走路时身体上半部前屈，但没有使用任何拐杖支撑。她的步态不像任何已知的病变类型，而且情况并不十分坏。所有明显的情况是她诉说走路时感到很痛，走路和站立时很易疲劳，休息片刻后，疼痛减轻，但症状并未完全消失。这种疼痛具有模糊的特征；我推测它属于疼痛性疲劳。疼痛定位相当大，在右大腿的前面，从这里经常向周围扩散，而在该部位疼痛强度最大。在这部位，皮肤和肌肉也对压力和捏起（尽管用任何针刺她一下，她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特别敏感。皮肤和肌肉的痛觉过敏并不局限于这个部位，整个两腿多少也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肌肉甚至比皮肤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大腿是疼痛最敏感的部位。两腿的运动能力不能说小，各反射显示中等强度。无其他症状，所以无理由疑及任何严重的器质性感染的存在。在过去的两年中，该病逐渐发展，其强度有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对该病例下诊断不易，但我有两个理由决定同意我同事所提出的看法——这是一个癔症病例。开始时，我对这个极聪明的病人所有描述疼痛的模糊特征有很深的印象。一个患器质性疼痛的病人，除非他还有神经质，在描述病情时会如此肯定和镇静。例如，他会说，有刺痛感，它们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中；从这个部位延伸到那个部位，对他来说，似乎是由某一件事或其他事所致的疼痛。还有，当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在描述其疼痛时，他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正在从事一个困难的、他的能力不太胜任的动脑筋的工作。他的面容呆板并扭曲着，好像受一种沮丧情感的影响。他的语调变得颤抖起来，并努力去发现表达的方法。他否认医生所做的有关疼痛的描述，尽管其后清楚无疑是这么回事。他的语言能力显然太差，以致难以找到表示他感觉的词汇，而这些感觉是独特的，过去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对此给予一个详尽无遗的描述。鉴于此，他从不试着增加新的细节，当要求他停止说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的讲话没有为医生所理解。所有这些是因为疼痛分散了他全部的注意。冯·R小姐的症状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的，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的症状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驱使我们下结论，即她的注意也许放在别处，而疼痛仅仅是个附带的现象——她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与之有关联的思想或情感上。

    但是第二种因素甚至更有利于这种关于疼痛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刺激某个患器质性疾病或神经衰弱患者的疼痛敏感部位，病人的脸会表现出不适或身体疼痛。而且他在检查中有退缩和拒绝检查的表现。然而在冯·R小姐这个病例中，如果某人压和提起两条腿痛觉过敏的皮肤和肌肉，她的脸呈奇特的表情，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疼痛。她大声呼喊——我不禁想到她犹如有一种激起情欲的、令她高兴的感觉，她的脸变红，头向后仰，双眼闭起，身体后倾。每一个动作并不很夸张，但十分令人注意，这种样子只能说她的疾病是癔症性的，而刺激触及到了产生癔症的区域。

    在捏她的肌肉和皮肤时，她脸上的表情没有明显的疼痛样子；可能这与隐藏在疼痛背后的主题想法比较一致，刺激她的身体部位激起了她联想到某些思想。我反复观察到癔症患者在他们痛觉敏感区给一个刺激时，他们具有类似的重要表情。她的其他姿势显然是癔症发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线索。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解释她癔症区域的不寻常定位。事实上痛觉敏感主要影响肌肉，也提供思考的材料。常见的慢性肌肉的风湿病——肌肉的风湿性浸润最常见的表现是对压在肌肉上时有弥散的或局部的敏感性。我已说到过该病例可能同时类似于神经性疾病。这种可能性与病人持久存在的肌肉的痛觉敏感不相抵触。在肌肉中有无数硬纤维，它们似乎特别敏感，因此，可能这种肌肉的器质性改变是存在的，而神经症本身又附于此病，而使其症状似乎是夸大了。

    治疗的进行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即此病是混合类型的。我们用持续的、系统的按摩和用感应电流刺激敏感的肌肉，而不考虑所引起的疼痛，为了能与她保持接触，我一直自己对她的两腿用高强度的电流进行治疗。她问我她是否能强使自己走路，我回答是肯定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之间有了稍微的改善，特别是她似乎十分喜欢由高强度电流所产生的疼痛性电击，作用愈强，似乎愈是把她自己的疼痛推向不太重要的背景。而我的同事正准备给她用心理治疗，在我伪称治疗4周后，我提出另一个方法，并给她说明治疗程序及操作方法，我很快得到理解，未遇任何抵抗。

    现在我开始着手的任务清楚了，然而这又是我所接受的最艰巨任务。长期以来，我也不能抓住她的疾病和实际症状中事件之间的联系，而这分明是由一系列的经历所引起和决定的。

    当有人开始对这类病人采用心理宣泄治疗时，他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病人是否知道病情及疾病的促发原因，若是这样，无须特殊技术就能使她复述患病的情节。医生对她感兴趣，理解她，让她去感觉，认为她有希望痊愈，所有这些决定了患者放弃她自己的秘密。从一开始我似乎就感到伊丽莎白小姐意识到她疾病的根由，在她意识中具有的事情仅仅是个秘密，而不是一个异物。看着她，人们不禁想到这样的诗句：

    她面部的表情揭示一种隐蔽的感觉。

    因此，在开始时，我能够不用催眠术。然而，为保守起见，倘若在她剖露事情的过程中，激起了她阐述时所不能胜任的记忆时，则我可能在以后采用催眠术。因此，从这点上，我采取了对一个癔症患者的第一个全程分析，我获得了一个程序，以后我把它发展成一种常规方法，谨慎地用着它。这个程序是一种清除一层又一层的病态心理素材，我们愿把程序比作挖掘废墟的技术。我从病人告诉我她所知道的内容开始，仔细地注意某些思路中存在的隐匿点或在因果关系中似乎遗漏的某些联系。我在催眠中进行调查或使用某些类似的技术，然后，进入她记忆的更深一层。当然，整个工作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可能为所考虑的事件建立完全正确的一系列决定因素。我将在此讨论用于深入调查的方法。

    伊丽莎白小姐诉说她疾病的过程是个令人厌烦的故事，是由许多不同的痛苦经历组成的。当她诉说时，她不是处于催眠中，但我让她躺下，闭上眼，然而我也不反对她偶尔睁开眼，变换她的位置，坐起来等。当她叙述的故事比通常更令人感动时，她似乎或多或少进入类催眠状态。此时她会躺着不动，紧闭双眼。

    我就开始反复问其出现于记忆中最表层的内容。她是家庭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很脆弱地依附于她的父母，她的青春是在她家在匈牙利的庄园中度过的，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如眼病和神经质状态常常令人烦恼。因此，她与父亲特别亲近，父亲是一个世上有生气的男人，他常说他把这个女儿当作儿子和朋友，他能和她交流思想。虽然女孩的智力受到与父亲这种关系的促进，但他观察到她的心理素质已由此而离开人们喜欢看到的在一个女孩身上实现的理想。他开玩笑地称她为“不要脸的”和“自信的”，警告她不要太过于肯定她的判断和毫无保留地告诉人们真相。他常说她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丈夫。事实上她也很不满自己是个女孩。她充满着雄心勃勃的计划。她要学习或得到音乐方面的培训，她对牺牲自己的喜好和自由，应该结婚的建议感到愤慨。她滋长了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傲慢、从家庭中来的威信和社会地位，并且她戒备地注意每件与这些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然而，出于无私，她把母亲和姐姐放在首位，又由于她性格严厉的一面，偶尔她也能完全调解父母的不和。

    鉴于对女孩年龄的考虑，家庭决定移居首都，那里伊丽莎白能够短期内享受家庭环境较充裕和较快乐的生活。然而一个意外的打击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她父亲隐瞒或可能自己疏忽了他长期身患的心脏病。一天，当患肺水肿被抬回家时他已不省人事。他被护理了18个月，伊丽莎白认为她在照顾病中的父亲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她睡在父亲房里，如果他在晚上叫她，她就醒来。在白天照顾父亲期间，强使自己看上去快活，而父亲对自己无望的状态甘于持无怨无诉的顺从态度。她疾病的开始也许就与照顾病父时期有关，因为她记得在最近6个月，整天卧床，其一半理由是我们已描述的疼痛的缘故。然而她曾断言疼痛会很快过去，不会造成任何不便或引起对她的注意。事实上，她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她感到生病了，因为疼痛而不能走路。

    因为她父亲去世，由四个女人组成的家庭出现了裂口，他们的社会性孤独，那些带给她如此之多的兴趣和快乐的亲戚关系的断绝，而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又变得较明显起来，所有这些给病人的情绪状态笼罩着阴影；但同时又点燃了她强烈的希望——她的家可能不久会找到某些东西代替已失去的快乐，这使她注意起自己的全部情感，并照料着仍活着的母亲。

    当悲伤的那一年已过，她的姐姐与一位很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男人结了婚。他得到了相当重要地位。他的智力似乎肯定他有宏伟的前程。但更接近他后，他显出病态的敏感和自我中心地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他是这个家庭环境中第一个敢于不顾及老夫人的人。这使伊丽莎白难以忍受。她觉得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就应当与他斗争，而其他女士则没有把他气质上的暴怒当回事。她要重建过去家庭的快乐，由此被扰乱，这对她来说是痛苦和失望。她不能原谅她姐姐那种女性的柔顺而一直对此逃避介入。伊丽莎白在她的记忆中保存着许多这种关系的情形，包括怨诉及其不是用言语表示的反对她的第一个姐夫。由于以她为主反对他的情况仍存在着，又为了以后他的晋级，他和他的小家庭移居到奥地利的一个遥远的城镇，由此又增加了她母亲的孤独。在这件事上，伊丽莎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无助，她不能补偿母亲已失去的快乐，不能实现她在父亲死时所形成的愿望。

    第二个姐姐的婚姻似乎对这个家庭带来较好的前景，因为二姐夫虽然智力不太出众，但他是这些有教养女士们的主心骨，他把她们当作需要别人照顾的学生一样对待。他的行为使伊丽莎白接受这桩婚姻的建立，并且为之付出一些代价，更何况这对夫妇住在她母亲的邻近，伊丽莎白十分喜爱他们的孩子。不幸的是另一意外事件在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年投下了阴影。她母亲的眼疾治疗使她必须在黑暗的房间里待数星期，那期间伊丽莎白与母亲住在一起。当时宣布了她母亲的手术是必不可免的。对此手术的不安恰遇她第一个姐夫的迁居。最后她母亲由一位有高超技术的医生顺利地为之做了手术。这三个家庭在假期避暑胜地相聚在一起，这时他们希望在最近几个月因焦虑而精疲力竭的伊丽莎白能完全康复，这期间也是家庭自她父亲去世以来第一次摆脱悲伤和畏惧，出现了快乐。

    然而，也正是在这假期中，伊丽莎白的疼痛和局部运动能力减退发生了。她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有短暂的疼痛，但当她在浴室小温泉洗热水澡后，第一次出现剧痛。早在几天前，她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步行，事实上这是长达半天的常规步行，他们把这与疼痛的出现联系起来，因此轻而易举地认为伊丽莎白起初是由于“过度疲劳”，然后是由于“感冒”的缘故。

    从这时起，伊丽莎白是这个家庭中的病人。她的医生劝她在这个夏天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的伽斯汀接受水疗，她和母亲去了那儿，但此时出现了新的焦虑。因为她二姐姐又怀孕了，而且说她的情况很不好，因此，伊丽莎白很难再决定待在伽斯汀。她和母亲在那儿待了两周，此时她姐姐已卧床不起，情况很糟，这个消息把她俩招回了家。

    接着就是一个令人极度痛苦的旅行，在这期间，伊丽莎白不仅被疼痛，也被可怕的期待所折磨着。她们到家时，出现的情景使她们害怕到极点，当她们进入病房时，无疑她们来得太迟而不能向她诀别了。

    伊丽莎白不仅遭受着失去亲爱姐姐的痛苦，同时也因姐姐的死激起许多想法，并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因怀孕而加重心脏病而去世，当时她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心脏病是从父亲的家系中遗传下来的。然后回忆起死去的姐姐在孩提时患舞蹈病伴轻度心脏功能障碍。她们责怪自己和让她们结婚的医生，同时也不能饶恕不快活的鳏夫姐夫，责怪他造成两次接连的怀孕而危及了妻子的健康。从那时起，伊丽莎白的思想一直无间断地被忧伤的想法占据着。这曾经是一桩难得的幸福婚姻，但这幸福却走向如此的一个尽头。她再次明白希冀她母亲的一切已成泡影。她的鳏夫姐夫极度沮丧，离开了他妻子的家。他自己的家自他短暂而幸福的婚姻以来已疏远了他，认为这时让他回到自己的环境中来是有利的时机。患者的家没办法维持以前的完整性。对他来说，考虑到伊丽莎白未婚的缘故，他与她母亲一起生活是不现实的。也由于他拒绝让两位女士监护已故妻子唯一的遗赠——孩子，他第一次招来她们的责备，说他是铁石心肠。最后，最痛苦的事即一个谣言传到伊丽莎白这儿，说她两个姐夫之间发生了争执。然而，她唯一能猜测的原因似乎是鳏夫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大姐夫声称不合理，实际上，鉴于母亲现在的悲伤，他的这种要求可描述为是一种最坏的敲诈。

    这就是这个渴望爱的骄傲女孩的不幸故事。不顺的命运，她欲重新恢复家庭过去辉煌的一些小计划的失败造成的痛苦，兼之那些她爱过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或疏远，她不准备去爱某个不熟识的男人来躲避现实，她过了18个月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除了照顾她母亲和疼痛的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想。

    如果我们把这些较多的不幸撇在一边，而进入这个女孩的情感的话，我们不禁对伊丽莎白小姐深表人性的同情。但我们对这个患病故事的纯医学问题，它与她的局部运动受限的关系，应用这些心理创伤的知识去解释和治疗方面能说些什么呢？

    就医生所考虑的，病人的剖露来看，乍看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这是个由平凡的怀疑激变所组成的一份病史，没有什么可解释她为什么特别地患上癔症，或为什么她的癔症采取的是痛苦的步行无能这种特定的方式。她的癔症既不清楚其原因，又不清楚特别的决定因素。我们或许可能这样假设，在病人的痛苦心理印象与同时体验的身体疼痛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现在，在她记忆中，她把身体的感觉当作心理感觉的象征。但仍不能解释的是，作为这样一种替代的动机是什么？它在什么样的时机下发生？顺便说一句，一般这类问题不是习惯性地由医生提出来的。我们通常满足于声称病人的素质是癔症性的，在无论什么样的强烈兴奋的压力下易发展成癔症症状。

    她的剖露对疾病治疗的帮助似乎比对疾病解释的帮助要小些。从她最近一些年代所遭受的扼要复述中不易看到伊丽莎白小姐从中获得什么有益的影响——对这些苦难她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很熟悉——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听完这些后仅有做出公道的同情。她的剖露也没有任何迹象产生这种治疗作用。在第一阶段的治疗中，她总是重复道：她仍感到有病，她的疼痛像以往一样糟；当她看着我时，就好像说对我的失败带有一种狡猾的满足，我不禁想起她父亲对心爱的女儿的判断——她常常是“不要脸的”和“举止不良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站在正当一边。

    如果在这阶段我停止对病人做心理治疗，则伊丽莎白·冯·R小姐这个病例对癔症理论方面显然不会有帮助。而我继续着我的分析，因为我始终预期她意识的更深层水平能够产生对癔症症状的原因和特殊的决定因素的理解。因此，我决定在病人处于扩展的意识状态下向她直接提问，问她两腿第一次出现疼痛时的心理印象。

    以这种观点为目的，我提出将病人置于深度催眠中。但遗憾的是我不禁观察到我的程序不能置她于除了使她复述之外的任何状态。在这次情形下足以使我高兴的是她对我不是洋洋自得地抗议：“我没睡，你知道，我是不能被催眠的。”在这个极窘困的境地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凭借装置把压力置于她头部的方法，这是我在露西小姐病史中已做了详细描述的。我在用这方法时，指导病人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在她受到触压的片刻，闭眼时眼前所出现的或在记忆中所掠过的无论何事。她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在我的坚持下，她承认她想起一个晚上，在一次晚会上，一个年轻的男人送她回家，她想到他们之间的交谈；想到她回家后在父亲病床前的感觉。

    这第一次提到年轻男人，揭示了目前我逐渐引出她想法上的新线索。这是个秘密的问题，因为她除了一个挚友外，没有把这个年轻男人以及想要与这个年轻男人恋爱正式介绍给她的亲戚们。这位男人是一个长期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家庭中的儿子，住在她们以前的庄园附近。这个年轻男人本身是个孤儿，对她父亲很亲近，听从他父亲的劝导，追求自己的事业。他把对她父亲的赞美延伸到这个家庭的女士们。他们许多时候在一起阅读、交流看法，别人对她重复着他的评论，她逐渐滋长了一种相信他爱她、理解她，与他结婚并非是她通常所害怕的，即把结婚看作是牺牲自己的事。不幸的是他不比她大，也还不能自立，但她坚定地等着他。

    在她父亲患严重疾病后，她花费很多精力照顾父亲。她与朋友间的会面愈来愈少。她最初记得的那个夜晚代表着她有真正的感情高潮；但甚至于就在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朗化。在那时候，她听从家庭和父亲本人的劝说参加了有可能见到她的聚会。她想要早点回家，但当他答应送她回家时，她做出让步，迫使自己待着不走。那晚当他陪伴着时，她对他从没有过这样温暖的感觉，而当她带着极度快乐的心理晚些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于是非常痛苦地责备自己为了个人的快乐而牺牲了这么多时间。这是她最后一晚上让父亲独自待在病床上。以后她很少见到她的朋友。在她父亲死后，这个年青男人似乎出于考虑到她的悲伤而躲避着她。然后他的生活历程改变了方向。她逐渐地使自己明白，他对她的兴趣已转移到别人身上，她已失去了他。但无论何时，当她想到他时，初恋的失败仍刺伤着她。

    因此，这种关系及上述关系的结束使我能找到她第一次癔症性疼痛的原因。在她让自己那次享受到极度快乐的感觉和回家后看到父亲的状况变糟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个冲突，即一种不相容的情境。这个冲突的结果是性欲的观念被联想所压抑，而附着于那个观念的情感往往被强化或唤起了生理性的疼痛，这种疼痛以前是自发的或短暂的，因此，这是一个用于防御目的的转化机制，我已在别处详述过了。

    当然在这点上可能有许多的评论。我必须强调的事实是我没有成功地从她的记忆确认当她回家的那会儿发生了转换。因此，我寻找在她护理父亲时的相似经历，由此引出许多这方面的事。在这些经历中，根据所发生的频度，特别突出的情况是当她父亲召唤她时，她从床上跳下，光脚站在冰冷的屋子里。由于她在诉说腿疼之外，也诉说痛苦的冰冷感觉，于是我倾向于赞同这个因素对她的疾病有某种重要性。纵然如此，我还是不能掌握任何可能证实发生转换的情景。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在这点的解释上存在着空白，一直到我回想起事实上在她护理父亲期间，她腿的癔症性疼痛并没有出现才罢休。她只记得有一次疼痛的发作，仅仅持续了一两天，也没引起她的注意。至此，我针对疼痛的第一次出现而向她提问。我成功地使病人恢复了对疼痛肯定的记忆。在那个非常时期，有一位亲戚来拜访他们，她因卧床不起而不能接待他。这同一个男人也够不幸的了，当他两年后再次看望他们时，发现她还是待在床上。尽管我们一再地尝试，但没有追踪到第一次疼痛的任何心理原因。我想谨慎地把它假设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心理原因，可能是轻度的风湿病；我确信这是个器质性疾病，此病是她以后癔症中复制的模式，总之可追溯到从那次聚会后她被陪伴回家之前。然而，从事情的本质来说，可能这些源于器质性的疼痛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程度减轻，以致没有引起明显的注意。疼痛的模糊性是由于分析指出了心理兴奋转换成身体上的疼痛，但当时这疼痛肯定未被察觉是问题或在其后不能回忆起来，这是一个我希望在日后深入思考及在许多病例的基础上能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转换理由的发现打开了以后富有成效的治疗期。病人不久惊异地报告，现在她知道疼痛为什么总是从右大腿特定的区域发散开来，最疼痛处在每天早晨她父亲习惯于把他的腿搁在她现在最疼痛之处，而她因该处很肿用绷带绕了起来。这种情形已发生了数百次，直至现在她才注意到两者的联系。这样她给了我所需要的解释，即出现的是非典型的引起癔症区域。进而在我们分析期间，她疼痛的双腿“加入到谈话中”。在我的思想中接着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当我们开始工作时，病人通常没有疼痛。然后，如果向她提问或轻压在她头部，我唤起了她的一种记忆，则疼痛的感觉开始出现，常常是这样地锐痛，以致病人开始惊起，并把手放在疼痛点上。由此引起的疼痛会在记忆的作用下一直持续着。当她告诉我他要传达的一些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内容时，疼痛就达到极点；而在陈述至最后一个词语时，疼痛则消失。我及时地把这种疼痛作为指南针来指导自己；如果她停止说话但承认还有疼痛，我知道她没有告诉我每一件事，我就坚持要她继续讲下去，直到说疼痛没有为止。只有这样，我才激起了她新的回忆。

    在她“宣泄”期间，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我通常对此半开玩笑地说成是，每次我消除了一定量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如果当我消除了所有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则她就是健康的了。不久，她大部分时间不再感到疼痛；她听从劝说，让自己多做散步，并放弃以前的自我孤立。在分析过程中，我时时密切注意她状况的自发性波动；当我认为我没有完全抽空她疾病情节的某些内容时，我往往会注意自己对当时的情景的评估。

    在这样的工作期间，我作了几次有趣的观察，这是我在以后所发现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在对其他病人的治疗中得到了肯定。首先，鉴于病人情况的自发性波动，我发现实际上通过联想当时的意外事情而并没有激起了什么。有一次，她听到一种熟悉的疾病后，使她回忆起父亲疾病的细节；又有一次，她死去的姐姐的孩子来看他们，孩子很像母亲，这激起她悲伤的情绪；还有一次，她远方的姐姐寄给她一封信，信中明显流露了她那无情姐夫的影响迹象，这引起了她的疼痛，使她说出尚未告诉过我的有关家庭方面的故事。由于她从不对同样的促发因素引起第二次的疼痛，这似乎是我假设以这种方法引出许多促发因素的理由，因此我毫不犹豫地使她进入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产生尚未到达表层的新的记忆。例如，我送她去看姐姐的墓，我鼓励她去参加可能再次遇见她年轻时的朋友的聚会。

    下一步，我洞察到可被描述为“单一症状”癔症的起源方式。因为我发现一方面当她在催眠术中讨论到她照顾生病的父亲、她与年轻朋友之间的关系或她生病第一阶段经历的意外事件时，她的右腿便疼痛起来；另一方面，当我激起有关她死去的姐姐或两个姐夫的记忆时，她左腿的疼痛出现了。简言之，这是我对她疾病情况所得到的另一半印象。因此，这种有规则的联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形成了一个印象，即这种区别更明朗化，每一个所回忆起的疼痛感的心理决定因素都与她两腿的疼痛区域的某一点有关联。最初她右大腿的痛与她照顾父亲有关，疼痛区已从这点因新的创伤而延伸到邻近区域。因此，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严格地说，不是一个单一的躯体症状，而是联系到心理中各种记忆情结，但是从表面来看，呈现的是许多相似的症状合并为一个症状。但是我没有继续再勾画出相应于不同心理因素的疼痛区，因为我发现病人的注意力不放在这个主题上。

    然而，我确实把注意力转向了步行不能的全部症状情结可能在这些疼痛区域建立起来的方式，在那种关系方面，我问她各种问题，诸如行走、站立和躺下时疼痛的起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是自发地回答的，某些是在我的手轻压下回答的。由此而引发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她把所有与疼痛有关的生活经历按站着、坐着等分成几组。例如，她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被带回家时，她靠门边站着，惊恐中的她站着不动，宛如固定在地上一样。她继续对当她站着时发生的、第一次惊恐的事例补充了许多其他的记忆，直至害怕的场面再次出现，她又再一次站了起来，好像被她姐姐临终的符咒镇住似的。这整个的连锁记忆可望用来显示她的疼痛与站立有着合理的联系，而这个事实确实可被看作是一种联想的证据。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中必然证明有着另外一个因素，使她的注意正好放在自己的站立上（或行走、坐等），结果导致了转换。她对这些方面的注意只能从走、站和躺的功能和构成疼痛区域的身体那些部分的状态，即双腿来解释。因此容易理解这个病例的步行不能、站立不能和第一次发生转换之间的联系。

    根据这个分类，在这些情节中察觉到行走性疼痛的一个特殊明显处是在疗养胜地，她与许多人一起走很长的路，这可能是走的时间太长的缘故。这个情节的细节只是被怀疑，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她具有特别顺从的性情，非常想参加她的朋友们的聚会。这是个不太热的晴天，她母亲待在家里，她的大姐已离开了家。她的小姐姐觉得不舒服，因此不想依从她参加聚会；姐夫这时说要和妻子待在家里，但后来决定依从伊丽莎白一起参加聚会。这情景似乎与疼痛的第一次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记得当她散步回来时，她十分疲劳，受剧痛的折磨；然而，她说她不肯定是否在这之前她已经注意到疼痛。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厉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这么长的行走。我问她在行走时，什么情况能产生疼痛，她给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单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乐（她姐夫的行为举止一直出现在她眼前）之间的对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个情景在时间上与第一个很相近，在联结她疼痛与坐着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在几天后，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离开此地。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烦躁不安和怀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较早，爬上小山的一处。这里是她们曾经经常在一起的一个景点，可看到可爱的景色。她坐在那儿的一个石凳上，引发了各种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单和她家庭的命运；这次她公开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样幸福的希望。她从这天早晨又开始沉思，同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后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显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时减轻。疼痛与躺下无联系，直至她听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后，她从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担忧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这时她躺在车厢里疼痛剧烈。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躺下实际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这种方式使疼痛区延伸到邻近增加的区域即每一个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题向两腿一个新的区域传导；其次，每一个对她有强烈印象的生活场面留下了一种痕迹，导致两腿产生各种功能长久和不断累积的宣泄作用，这些功能与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联系。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还包含了第三个机制。病人在结束她全部系列情节的描述时，她抱怨它们使她“独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节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尝试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觉无助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她不能“朝前迈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响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须做的莫过于寻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剧她的疼痛中发现了这样的表示。事实是癔症的躯体症状可能通过这类象征化而产生，这在我们的《绪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讨论现在的这个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个这方面的结论性实例。这种象征化的心理机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没有起明显的作用，它并没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经存在的步行不能在这种方式下受到相当的强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步行，不仅不能与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与以象征化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继续阐明这个病例前，我将在这治疗的第二阶段就病人的行为方面补充几句。在分析当中，我自始至终地利用压在病人头上的方式使其脑中的图像和观念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个方法没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产生作用的。事实上，有时她的行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这种时候，令人惊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场面与特定的主题严格地以年代顺序迅速地展现出来。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长篇的画册，在她眼前翻过一页又一页；在另一些时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碍，对此，我毫无怀疑。当我压在她的头部时，她会坚持说什么也没发生。我会又重复我的压力，并告诉她等着，但仍没发生什么。开始几次出现这样的抵抗时，我中断治疗，说这是个不适宜的日子；我们在另外的时间再尝试。但是有两个观察结果使我决定改变态度：第一，我注意到只有在伊丽莎白处于快活状态，不感觉疼痛、情绪总是很好的情形下用这种方法失败；第二，她经常断言她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过了一段长的间隔时间后，她的紧张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却违背了事实，她发生了一种心理过程。因此，我决定采用催眠术，该程序从未失败过：每次在我手的压力下，伊丽莎白都产生一些观念或在眼前出现一些画面，但她总是不准备和我交流这些内容，试图再次压抑凭幻想产生的这些内容。我设想这种隐藏有两个动机：要么她对这些观念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她没有道理这样做，而且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么她犹豫不决怕告诉人是因为发现这些事太讨厌而不愿说。于是我继续进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术的可靠性。我不再接受她所说的什么也没发生，而是深信她必然发生了什么。我还说，或许她没有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重复我的压力。或许这可能使她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她应当有责任保持完全的客观，说出在她头脑中无论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事。最后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经出现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对我隐瞒着这些事；只要她隐瞒着，她的疼痛就不会消失。因此，通过我的坚持，从那以后，我转变了情况，我压在她头部后，从未失去其效果。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正确的观点。从这个分析中，我对自己的技术获得了确实绝对的信心。常常是我要压在她头部三次后，她就会产生一种信息；而她本人事后评论道：“我本该第一次就对你说的。”“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或“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现了。”在这艰难的工作过程中，我开始触及到病人再现记忆中呈现出抵抗这更深一层的意义，并仔细地收集特别明显的标记。

    至此，我到达治疗的第三个阶段。病人情况较好，她的心理痛苦减轻，这时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没有明显的消除，并不时发生，其疼痛的严重程度和过去一样。这个不完全的治疗结果是与分析的不完整有关。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么时刻和由什么机制所造成的。在治疗的第二阶段中，大量的各种生活情景再现的同时，我观察到病人拒绝告诉我这些再现的内容，我便产生过一种特殊的猜疑。然而我没有冒险把它作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来采纳。但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决定了我的去向。一天当我为病人治疗时，我听到邻屋的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和似乎问某个问题的悦耳声音。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来，要求我们今天停止工作，说她听到她姐夫来了，要见她。这时，她的疼痛不见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后，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疼痛。通过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决定加速决定性的解释的发生。

    于是我问她关于第一次出现疼痛的原因和情境。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转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参观了疗养院，有许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现出来，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对待它。她回忆起那时她的情绪状态：担忧母亲视力以及母亲手术，她护理后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乐或获得成就、自己是一个孤单的女孩，这些使她感到最终绝望。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不要男人的帮助就能胜任任何事，这种想法被现在认为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压倒，她渴望着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冰冻的本性开始融化。在这种心境下，她为第二个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动情，她看到姐夫体贴入微地照顾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们之间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无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怀孕后这么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怀孕，她姐姐知道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愿地随着，因为这是他引起的。在一次与伊丽莎白疼痛密切相关的散步中，开始她姐夫不愿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然而妻子用眼光说服他一起去，因为她想这样会使伊丽莎白快乐。伊丽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他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其中有一些最亲近的话题。她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说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强烈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几天后，在与她姐姐和姐夫辞别后的一个早晨，当她走向以前他们散步时喜欢去的地方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她坐在那里，再次梦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样的幸福，梦想要找一个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样的一个丈夫。当她站起来时，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直至下午，当她洗热水澡时，又再次感觉疼痛起来。从此，疼痛不再消失。我试图发现当她洗澡的同时，她头脑中占有什么样的思想，但我只知道澡室使她回忆起已离开的家庭成员，因为这澡室是他们都在时建的。

    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长期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忆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毁灭，并继续再现着她的回忆。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虑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长长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结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坏消息使他们离开了伽斯汀，然后经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结果和无眠的旅行，所有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剧。我问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后来发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结果。她答道她曾谨慎地回避这种想法，但她相信她母亲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最坏的结局。这时她的回忆继续着，他们到达维也纳，在那里遇见的亲戚们给他们的印象。然后从维也纳到邻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疗养院的短途旅行，他们在傍晚到达那里后，急匆匆地穿过花园到一个小花园式的房门口，门口是静寂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么不在那里接他们，他们怎么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爱的姐姐没有向她们告别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她的照顾而死去，也就在这片刻，过去另一种想法曾经掠过伊丽莎白的心中，此时不可抵制地又强行出现了，像是黑暗中的闪光：“现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了。”

    现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丰厚的回报。一种不相容的想法“挡开”的概念，心理兴奋通过转换成为某些躯体的癔症症状的概念、通过挡开的意志行为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心理症群，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以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眼前。因此，这个病例的情况以这种方式完全清楚了。这女孩感觉到的在意识中所采取的对姐夫的温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认她爱姐夫是一种罪过，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躯体疼痛；也就在那些时刻，这种罪过的想法强制性地作用于她时（即在她与姐夫散步时，她早晨的幻想期间，在洗澡时，在姐姐的床边）。多亏成功的转换，她才出现了疼痛。当我开始对她治疗时，许多有关她爱情的想法已从她的认识中分离出来。否则的话，我想她决不会同意开始治疗的。她反复的抵抗是因为起创伤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现，这些再现事实上是以这种能量把不相容的观念从她的联想中驱赶出去。

    然而，这个阶段后接着是医生的一个艰巨阶段。这种被压抑的观念的恢复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有摧残的作用。当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说这句话“因此，你长时间爱上你的姐夫”时，她就大哭起来。在这时她诉说有最剧烈的疼痛，并做最后绝望的努力拒绝这种解释：这不是真的，我已经说过此事，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这么邪恶，她决不会为此而原谅自己。她本人告诉我的事很容易证实她别无其他解释。但是这么长时间我才得到两件可以告慰的事情——即一件是我们不应对自己的感觉负责；另一件是她的行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体现，是她在这些情形下患病的。在我从她身上获得这两个安慰之前，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时我必须用多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首先我要给她机会消除长时间积聚的兴奋，我用的是心理宣泄。我们窥探到她与姐夫关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对他情感的开始保存在她的潜意识之中。我们发现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这么多的所有小的前驱症状和逐渐增强的激情的直观。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时，他误把她当作了与他成亲的姑娘，当着姐姐的面问候她，而对不太好看的姐姐却并不在意。一天傍晚，他们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谈，似乎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的未婚妻以半带严肃的神情打断他们的谈话，说道：“事实是你们两人非常相投。”另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人们不知道他的订婚，在说到这个年轻的男人时，一位女士批评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测他儿童时代有骨骼的疾病。他未婚妻静静地听着不吱声，而伊丽莎白却怒气发作，热情地辩护她未来姐夫的身材是匀称的，对此行为，她本人也难以理解。当我们通过这些回忆后，逐渐清楚了伊丽莎白对姐夫的温柔感已潜伏了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从她认识姐夫开始起，并且始终隐藏在她仅仅是他妹妹这个情感的假面具背后，而她强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来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心理宣泄的过程肯定使她好多了。但是我通过对她目前境况的友好关注能使她减轻更多的痛苦，以这种想法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与冯·R夫人（她母亲）的约见。我发现她是个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尽管她许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减退。我从她那里经过更仔细的询问后知道大姐夫反对鳏夫小姐夫的无情敲诈，对他提出起诉，这使伊丽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为此而退缩。其实对这个年轻男人的性格来说没留下污点，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个误解，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钱能吸引一个商人，对商人来说，钱是他购物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公务员。这只是一个留下的痛苦插曲。从那时起我请求她母亲告诉伊丽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来给她机会卸掉我们已习惯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负担。

    当然，我也焦虑地想要知道这个女孩的愿望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个愿望现在在她的意识中，她希冀着能兑现。但前景不太理想。她母亲告诉我，她很早就猜到伊丽莎自爱上这个年轻的男人，尽管她本人未意识到在她姐姐活着时就已有那种感情。没有人预见到他俩会结合在一起，尽管事实上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会怀疑她的焦虑是讨好于他。但是她母亲告诉我她本人和家庭顾问都特别不同意他俩的婚姻。因为这个年轻男人的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心爱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强烈的挫折。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使他能缔结新的婚姻。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采取如此保守的行为的原因；而作为他来说，也可能是因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纳，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产生的议论。从双方的保守来看，不可能获得伊丽莎白渴望的解决方法。

    我告诉这个女孩我从她母亲处听到的事，并对她受益于对钱的事务的解释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我鼓励她冷静地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而未来不可能是很清楚的。但这时已接近夏季，这促使我们的分析接近尾声。她的情况再次得到改善。自从我们研究了其发病原因后，她不再诉说疼痛。我们双方都感到已面临结束，尽管我告诉自己她长时间保持的爱没有很充分的得到发泄。但我认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现在能依靠自己解决困难，因为道路已经打开了。对此，她没有争辩，她和母亲离开维也纳，去见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里过夏天。

    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说明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过程。在我们分别后的数周，我收到她母亲寄来的一封绝望的信。她告诉我她主要是讨论女儿对待她的闹心事，这女孩剧烈地反对她，从那以后又患上严重的疼痛。因为我泄露了她的秘密，她对我表示愤慨。她变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疗完全失败了。她问我现在该做些什么？伊丽莎白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没有回这封信，其理由是伊丽莎白离开我的治疗后再次试图拒绝她母亲的干预，再次用孤独回避。但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的，我的辛苦治疗不会是徒劳的。两个月后，她们回到维也纳，那位向我介绍这个病例的同事告诉我有关伊丽莎白的消息，说她感觉十分好，她的行为表现好像根本没生过病一样；但她偶然仍有较微的疼痛。自此以后，她几次给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应来看我。而这是从治疗这种病中产生的个人关系，但至今她从未这样做过。正如我的同事让我放心的那样，别人认为她痊愈了。她姐夫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在1894年春，我听说她准备参加一个私人舞会，而我能得到这个舞会的邀请，我不让这个机会失去，我见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跃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过去。从那以后，根据她自己的爱好，她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结了婚。

    讨论——我始终都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者，像其他神经病理学者一样，我受训于应用局部的诊断和电疗预后。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份病史读起来像个短篇小说。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缺乏科学的严肃特性。经过思考，我必须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显然应为此负责，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爱。实际上局部的诊断和电反应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过程的详细描述，就像我们惯于在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那样，使我能应用少数的心理治疗程序来达到至少对那种情感过程的某种洞察。这种病例往往易被诊断为像精神病一样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点优于后者，也就是说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记述中徒劳地搜寻。

    在报告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我尽力编排我能够给予的解释，把这放在我对她恢复过程的描述里。再次提一下那些重点恐怕会是值得的。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们也会经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这样的特征，这个特征不应作为借口被视为衰退的结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负，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对爱的过度要求，首先从她家庭中得到满足。她本性的独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当固执、好斗和保守中得到表现。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没有明显的遗传影响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确实，她母亲多年来患神经症性抑郁症，过去一直未予调查；但她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父亲的家庭成员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没有神经质方面的问题。在她较近的亲戚中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神经精神病。

    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顾长期生病的心爱的父亲后逐渐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绪折磨而致病的。

    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样的事实，护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发病前起明显的作用。显然还有许多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如因扰乱睡眠引起一个人健康方面的障碍、对某个人的疏忽、一直担忧一个人营养功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可有无数的想法，但是在数周或数月来只有一个任务即护理病人，而这个任务接二连三却无休止，这一方面会使他采取压抑自己每一种情绪表现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会很快地把他的注意从对自己的印象中分散开来。因为他既无时间，又无力量去判断他们，因此他积聚了大量带有情感的印象，又难以充分地察觉，在任何情况下，又未被宣泄而削弱。于是他产生了“保持癔症”的素材。如果病人康复了，当然所有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如果他死了，出现了悲哀期，在这时期唯一有价值的似乎是那些与死者有关的事，而这些印象未被处理，也成为头脑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个短期间隔后，在护理病人期间播种下的癔症种子便开始爆发出来了。

    我们偶尔也发现在护理病人期间所积累的这同一类创伤是在以后进行处理的，我们没有由此获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机制却已存在于其中。因此，我了解到一个很有天赋、患有轻度神经质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证据，但是从未寻找医学的帮助，或不能担负起她的责任。她已经护理了三四个她所爱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她没有在这些悲剧的努力后病倒。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后不久，她开始在眼前浮现过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现一下每个印象，为此悲伤，并安慰自己。人们可能会说她在空闲时是这样的。处理她的印象这一过程与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应的，两种活动并不互相干扰。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顺序掠过她的心头。我不能说是否这样的回忆是与过去日复一日的事情相一致。我只是猜想这取决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务后，允许她有多少的空闲时间。

    除了她遗留下的悲哀的爆发和疾病致命的死亡之外，这个女士在每年追悼亡灵的节日里追忆着她遭受的各种灾难，在这些情景中，她生动的视觉再现和情绪的表达使她能回忆起过去精确的日期。例如，有一次我发现她在落泪，便同情地问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她半带发怒地漠视我的问题，说道：“哦，不，今天只是有个专家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希望了，那时我没时间号哭。”她提到了丈夫最后的疾病。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兴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灵的日子里是否总是有同样的过去生动的生活场面，或每次宣泄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细节，作为对我自己的理论观点提出的疑问。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一点。这个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忆中所产生的强烈作用。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位女士没病，她延迟的宣泄不是一个癔症的过程，然而又与癔症过程何其相似。我们可能问为什么护理病人后接着就出现了癔症而不是别的。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易感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女士的易感性达到相当的程度。

    现在我必须回到伊丽莎白·冯·R小姐上来。当她护理父亲的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她第一次发展了一个癔症症状——她右大腿的一个特定区的疼痛。通过分析方法可能发现对症状机制的一个恰当解释。这时有一大群观念萦绕着她，她认为有责任照顾生病的父亲，而这种观念和那时她感觉到的性欲的欲望发生了冲突。在鲜明的自责的压力下，她决定倾向于前者，这样的做法产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据癔症转换理论的观点，其发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识中压抑了性欲的观念，将情感量转换成躯体的疼痛感。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现的第一次冲突仅仅是在一个情景下或在几种情景下产生的；很可能是后者。一个十分相似的冲突——尽管具有较高伦理学的意义，经过分析后却更清楚了，它在数年后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同样的疼痛增强，且延伸开来，超越了原来的定位。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类的观念与她的全部道德观念的冲突。因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后，她倾向于以姐夫为中心，她认为自己被这个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分析提供了这种冲突的详细信息，这构成了病史的焦点。病人对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发展是由于长时期的病人护理导致体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长期的失望导致精神上的衰竭。她开始产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认她需要男人的爱。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们在疗养胜地待了数周，期间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达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证据是病人在同样的时期中，她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她的性欲感觉和疼痛联系起来，可理解为是根据转换理论所发生的现象。我想靠得住地说，在那时，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识到她对姐夫的情感，尽管这些想法很强烈，除少数例外，而且只是瞬间出现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这些情感和她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经历心理痛苦，好似经过我们分析后，我见到她那种情况一样。她没有任何这些痛苦的回忆，她逃避着这些痛苦。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这些情感的本质。在那时和在分析期间，她爱姐夫就像异物一样存在于意识中，但没有与其他观念形成活动、发生关系。在考虑这些情感时，她是处于一种奇特的、既认识到却又同时没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这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她对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我们不是指他们的意识性较低或意识程度较低，而是指他们阻断了思维和心灵中其他观念性内容的自由联想性关系。

    但是一个伴有如此情绪化的观念群怎么能单独地隔离开来？总而言之，一种观念在联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无疑可以用来说明的事实，则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1）在形成这种单独心理症群的同时，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发展；（2）病人呈现强烈的抵抗，抵抗试图产生单独心理症群和她意识中的其他内容之间的一种联系。尽管如此，当这种联系完成后，她感到很厉害的心理性疼痛。我们关于癔症的观点是肯定第二个事实表示这种意识分裂的动机，而第一个事实则表明其机制，借此把这两个事实与她的意识分裂联系起来。动机是防御性的，即拒绝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这种观念性症群。机制是转换的机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躯体疼痛便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转换有其益处，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状况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是以心理异常为代价的——产生意识分裂和躯体疾病——她的疼痛，并由此而产生步行不能。

    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提供任何有关这种转换是如何产生的线索。它显然不是以同样一种有意的和自主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是在某个人防御动机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人的组织，或是其暂时的改变，具有倾向于那个方向的倾向。

    这个理论引起更周密的调查。我们可能问：是什么促使其转向躯体疼痛？一个谨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为或必然成为心理痛苦的事情。倘若我们稍稍大胆和试图用代数方法的图像来描绘这类观念的作用机制，我们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归因于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这些性欲感觉的观念性情绪。我们说正是这种情感量被转换了。直接从这个理论的说法会得出，潜意识的爱“可能通过这种转换而在强度上减少了许多，可能还原为一种较弱的观念”。这种力量的还原是可能使这些潜意识的情感作为单独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东西。然而，这个病例不是很符合对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绘。因为该病人可能只存在部分的转换，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会显示完全的转换。在那种情况下，不相容的观念事实上被“压抑”仅成为强度很微弱的观念。在与不相容的观念建立联想性联系后，病人往往声称他们的思想与此无关，这是因为癔症的症状出现了。

    我断定在某些情形下，虽然仅仅是瞬间的，但病人意识中认识到她爱着她的姐夫。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回想起当她站在姐姐床边的那会儿，她头脑中闪出一种想法：“现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须考虑到这些瞬间在我们对所有神经症观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防御性癔症”这个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瞬间。当不相容的观念即将突然发生时，很清楚，意识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以后不相容的观念及其伴随观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单独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还是与思想的主流有关。否则这种导致排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因此，正是这些瞬间被描述为“创伤性的”，也正是在这些瞬间发生了转换，其结果是意识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几个这样的瞬间——散步的情景、早晨的梦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边。甚至可能在治疗中也发生同样性质的新的瞬间。一种类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观念的经历对分离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兴奋，因此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转换，这就是可能造成几次这样的创伤性瞬间。而自我参与这突然闪现的观念中，经过进一步的转换后恢复原来的状态。伊丽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发生新的创伤。就我目前表明的观点来说，我倒宁可说这个病例的创伤史存在于过去的全部之中。

    现在我应当转到我所描述的对该病例理解的困难部分。根据分析的证据，我假设为当病人照顾她父亲时发生第一次转换，那时她的责任像一个护士，出现护理与她性欲望的冲突，然后发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的意外事件，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但从病人的叙述来看，在她护理父亲时和以后，即我描述为“第一阶段”，她没有任何疼痛，也无局部的不适，实际上她曾在父亲生病期间因腿疼而卧床过几天，但是否这次发作已属于癔症仍是个问题。在分析中，无法追溯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实际上可能就是那时她患的是普通的风湿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们偏向于认为疼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当时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结果而导致癔症转换的发生，但事实是疼痛仅仅持续数天后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为举止在现实中与分析中所表现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称为第一阶段的回忆期间，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关于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关于她与第一个姐夫相处的印象等，并出现疼痛的特征，而在实际体验这些印象时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矛盾，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这种分析的解释价值可信度吗？

    我相信我能这样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假设疼痛——这个转换的产物——在病人体验第一阶段的印象中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后，即在第二阶段，她的思想中再现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说，当她的印象是新的时，则转换不与之发生联系，而是与她记忆中的印象发生联系。我甚至相信这样一个意外事件的过程在产生癔症症状中，没什么不寻常的，实际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但由于像这样一个断言是不能自我证实的，所以我愿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显得有理。

    我曾经在分析治疗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癔症症状，这样我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当天即着手消除它。对此，我将插进来这个病例的主要特征。该病例相当简单，但不乏兴趣。

    罗莎莉·H小姐，23岁，一个受训练数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声音哽住和喉咙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发音很紧。因此，她的教师至今不准许她在公众场合作为歌唱家亮相，虽然这个缺点仅仅影响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这种失调有时完全消失，这时她的教师表示相当满意；但另一些时候，如果她处于稍微的不安宁中，甚至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阻塞感会再次出现，于是她的发音受到损害。不难理解这类相当令人厌烦的感觉是癔症的转换。我没有采取步骤去发现事实上是否有声带肌内的某些挛缩。我对这个女孩实施催眠分析的过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况及以后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双亲，被有许多孩子的舅母扶养。结果使她逐渐卷入了这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个明显病态的人，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孩子。他伤害他们感情的较特别表现是：公开对家中的仆人们和保姆显示性欲的偏爱，而且孩子愈长大，他愈是表现得令人作呕。她舅母死后，孩子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受到父亲的压制，此时罗莎莉成了众多孩子的保护人。她认真地担负起了她的责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冲突，但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压抑她对舅父的厌恶和蔑视。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了喉咙的阻塞感。每次当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顶嘴或强使自己在面对某种蛮横的诅咒时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咙里有一种抓搔、一种阻塞感，失去声音，所有这些感觉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扰着她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要寻找使自己独立的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逃避舅父家每天发生的不安和令人沮丧的经历。有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老师无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选择歌唱为职业。这时她开始秘密地听他上课。但当她经常因家里发生粗暴情景后仍留下喉咙阻塞感时，就匆匆离开家赶去上声乐课，结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觉异常之间牢固地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觉的一种联系。当她正在唱歌时，这些发音器官本应完全受她的控制，却转变成无数被压抑的情绪刺激的宣泄。从这以后，她离开了舅父家，迁居至另一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与这个家庭分离。但并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困难。

    这个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其他的癔症症状。

    我尽力使她摆脱这种“记忆性癔症”，使她再现所有不安的以往经历，并在此后让她得到心理宣泄。我让她责骂舅父、教训他，告诉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实情等，这种治疗对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维也纳的情况也不好。她与自己亲戚的关系运气不好。她受到另一个舅父的款待，这个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欢她。怀疑她丈夫对他的外甥女有较大的兴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维也纳，可以表明对她的讨厌。舅母本人在年轻时被迫放弃当艺术家的愿望，妒忌她能够受到这一方面才能的培养，尽管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愿望，而是她需要独立而做出的决定。罗莎莉在这所房子里感到如此地紧张，不敢大胆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唱歌或弹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弹琴（是她母亲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为舅母可能会出现。当我试图扫除这些过去不安宁的痕迹时，又发生了与男女主人关系的新问题，这甚至干扰着我治疗的成功，也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

    一天，这病人有了一个发生不到24小时的新症状而来就诊。她诉说其手指末端有讨厌的刺痛感，她说从前一天开始，每数小时便出现这样的感觉，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动作。我没能观察到她的发作；否则我毫无疑问能从她动作的性质猜到引起这症状的情形。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试图进人解释症状的轨道（事实上这是一种轻微的癔症发作）。由于整个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释和去除该症状。令我惊奇的是病人产生了全部的情景，没有迟疑，而且按着年代顺序，从她童年早期说起。这些情景似乎通常对她来说是某些对她的伤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卫，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痉挛。有这样一些情景：例如，在学校里，她的手被拉出来，老师用尺子打。但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我准备否认它们在癔症症状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但接下来是她少女时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风湿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绝他。他那时躺在床上，突然脱下睡衣，跳了起来，试图抓住她，把她按下。当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后她逃脱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她显然不愿回忆此事，也不愿说她在舅父突然脱衣时看到什么。她手指的感觉可解释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压抑自己对舅父惩罚的冲动，或简单地就是她那时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就在与该情景建立联系后，她到我这里来之前一天，她手指的这种感觉和痉挛，作为一种重复记忆的象征出现了。现与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为他弹奏，她坐在钢琴旁边弹边唱，以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现在门口。罗莎莉跳了起来，砰地关上钢琴，扔掉乐谱。我们可以猜想出她头脑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忆以及在那一瞬间，她要避开什么样的一连串思想。这是一种她受到不公正怀疑后所产生的强烈的憎恨感，而这也本应该促使她离开现在这所房子；但实际上她因为要治疗，又别无去处，不得不住在维也纳。当她再现这个情景时，我见她做出的手指动作是要拂掉某件东西的情景，简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东西——扔掉一张纸或拒绝一个建议一样。

    她很明确地坚持认为，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症状——她第一次叙述时没有提到这些情景。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一天所发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唤起了较早相似主题的意外事件的记忆，并由此形成一种被应用于全部记忆群中的记忆性的象征。转换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体验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回忆的情感。

    当我们更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程是癔症症状发生的惯例，而不是一种例外。当我调查这些情况的决定因素时，我几乎总是发现，并非单一的创伤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某些这样的病例中，症状在第一次创伤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出现，然后停止，直至再发生，并在以后的创伤中固定下来。然而，在第一次激发因素后出现的暂时症状与这以后潜伏下来的症状之间，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实际上在大多数病例中，我们发现第一次创伤后没有留下症状，而在以后遇到同样的创伤产生了一个症状。若没有前面一个激发因素的相互作用，后来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不会持续存在；而在没有弄清所有的激发因素的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不会消除。

    根据转换的理论，这种创伤的累积作用及症状预先潜伏不变的事实告诉我们转换可同样来自于新的症状和记忆症状。这种假设完全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疾病与对她所作分析之间的明显矛盾。毫无疑问，未予处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识上持续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癔症患者的行为几近于健康人的行为。我所考虑的显然是量的因素一个有机体能耐受多大这样一种情感紧张的问题。即便一个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疗的情感；由于发生相似的激发因素，倘若其量经过累积作用超过主体能忍受的临界点，则该量提供了转换的动力。因此，当我们说癔症症状的形成是基于记忆中的情感强度和新的情感强度时，我们将不做任何新的断言，而只是陈述几乎能够接受的一个假设。

    我在这里讨论了这个癔症患者的动力和机制。但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状的问题。为什么病人的心理痛苦会以腿部而不是别处的疼痛呈现出来？这些情况表明这种躯体疼痛不是由神经症产生，而只是被其应用、增加并保持着。我可以立即补充我已发现的情况，几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开始时总是真正的、属器质性的疼痛。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一种最普遍、且最广泛的人类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经痛、因许多不同因素所致的头痛、常未予认识的并不少见的风湿性肌痛。同样，我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第一次疼痛发作归因于器质性基础，其发生追溯到她在护理父亲的时候。当我试图为此去寻找心理因素时，我没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倾向于、我也必须承认在采用谨慎的操作方法后，唤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记忆，由此做出了鉴别诊断。这种源于风湿性的疼痛以后成为她痛苦的心理兴奋的记忆象征。就我能够弄清的，疼痛的发生远不止是一个理由。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即疼痛与兴奋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其次，那时她头脑中存在的许多观念与疼痛联系起来，或可能联系起来。实际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许久以前，她必须承担护理病人的责任，在护理时期缺乏运动、饮食减少的结果。但女孩对此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在那有意义的瞬间必须感觉到了疼痛。例如，当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亲的召唤从床上跳下来时。但是明确地决定性地影响转换方向的则是另一条联想性联系线：事实是在那漫长的日子里，她疼痛的一条腿与她父亲肿胀的腿被换绷带时联系起来。此后，标记这种联系的她右腿疼痛区仍然是其疼痛的焦点，并由此向四周发散，形成一种人为的癔症发生区，其源处在我们现在这个病例中可清楚地观察到。

    如果人们对躯体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间的联想性联系上存在这样丰富和人为的特征感到惊奇的话，我应当回答它不足为奇，因为事实是拥有最多钱财的人才是富人。如果没有这么众多的联系，实际上就不会形成一个癔症症状，因为转换将不能发现通路。在考虑其决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丽莎白·冯·R小姐是一个较简单的病例，我已解开了最为缠结在一起的线圈，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这份病史中，我已讨论到病人的这些疼痛发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径，它是在打开了转换的特殊通路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那个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观点，即病人通过象征化的方式产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碍，她已经在步行不能中发现，躯体表达说明她缺乏独立地位和在环境中不能做任何改变，所谓“不能往前一步”、“没有什么可倚靠的”这样的句子为这种转换的新行为起着桥梁的作用。

    我试图用其他一些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转换，以同时存在为基础，也还有一个联想性联系的问题。一方面，转换似乎对癔症素质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的实现而发生的转换似乎唤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变。这在伊丽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观察到，但这只是出现在她癔症的后阶段中。象征的实现的最好实例是我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观察到的，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严重的和最有启发性的病例。我已解释过了，遗憾的是不可能对她的疾病做详细的报告。

    凯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状中有一种极度强烈的面神经疼痛，一年突然出现2至3次，每次持续5至10天，她拒绝任何治疗，然后突然停止。疼痛区局限在三叉神经的第二和第三分支。由于明显存在异常分泌的尿酸盐，不太能肯定的“急性风湿病”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风的神经痛诊断似乎是相当有理由的。这个诊断是在每次发作时请了不同的医师会诊后所确定的。通常的治疗是这样的顺序：电刷、碱水、清洗，但每次神经痛直到移向另一个症状之后才去除。她生活较早时期的神经痛是在15岁，当时怪罪于她的牙齿引起的。要求拔掉这些牙，在一个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颗作怪的牙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齿是如此坚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数牙齿根部不得不留了下来。这个残酷的手术未取得暂时的或永久的结果。在那时，神经痛猖獗了几个月。即使在我治疗时，每次神经痛发作时，牙医也被召唤进来。每次他都诊断为牙根的问题，并开始对此治疗；但一般来说，牙医很快被阻止了。因为在要求牙齿治疗的同时，这种神经痛可能会突然中止。而在间隔期中，她的牙齿一点也不痛。一天，当疼痛又一次剧烈起来时，病人要我给她作催眠术治疗。我对她的疼痛进行强烈的抑制，就在那会儿，疼痛止住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神经痛的真实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疗一年后，凯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惊人的转变。她突然显现出新的病变状态，与前几年的特征有所不同。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后，宣称以前在她长期患病过程中，她在不同时间具有全部这些症状。这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发展为确实令人惊奇的多次癔症发作。病人能将此归因到过去相应的事上。而过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来出现的是经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癔症发作的顺序，他们就像带有解释性文字的系列图画。皮曲里斯必定有某种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部分记忆缺失的一种形式”。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癔症状态属于过去的再现。最初是在病人处于最健康时，出现一种带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对其发生误解并归因于几小时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然后，伴随着意识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现癔症症状：幻觉、疼痛、痉挛和长的朗诵式的说话。最终这些症状以过去经历的一种幻觉形式持续出现，而这个过去的经历可能解释她最初的心境，并决定了她现在发作的一些症状。在最近一次的发作后，她的思想恢复了清晰。她的症状魔术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一直维持到下一次、半天后的再发作。一般来说，我是在她发作高峰时被请来的，引导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唤起创伤性经历的再现，通过人工的方法中止发作。由于我在这个病种上治疗了数百个病人，我在确诊癔症症状方法方面获得了最有启发的信息。事实上，这个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参加的，也因此直接导致出版《绪言》一书（1893年，在书中介绍了现在的这一卷）。

    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我们终于再现了她的面部神经痛，当神经痛即时发作时，我本人对她做治疗。我也好奇地想寻找是否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致。当我开始唤起创伤性情景时，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对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时期。她叙述了一次她与丈夫的谈话，并评论她对这次谈话感到好像是一种痛苦的侮辱。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颊上，疼痛地哭叫：“就像掌击我的脸一样。”从这时起她的疼痛和发作均消失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象征的实现。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击了脸。有人会问怎么会用三叉神经痛的形式表现出“掌击脸”的感觉呢？为什么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为什么在张嘴和咀嚼时更痛，尽管在说话时不觉得更痛呢？

    次日，神经痛又发作了。但这次是通过另一个情景的再现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种假设的侮辱。该情况持续了9天。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说到的是通过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经痛的新发作的一件事。

    但我们终于能用我们的方法把她带到神经痛的第一次发作中，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那时没有象征化，却有同时发生的转换。她看到带有自责表情的痛苦景象，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因此这是一种冲突和防御的情形。在那瞬间产生的神经痛只能假设为那时她患轻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她正处于怀孕早期。

    因此，这个解释证明该神经痛是通过惯常的转换方法表示了一个神奇的心理兴奋，但以后，这种神经痛可通过她心理生活中的联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转换而出现。实际上，我们发现伊丽莎白·冯·R小姐就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我再给出第二个例子来证实在其他情况下所表现的象征性行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凯瑟琳娜夫人被强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刺痛，这使她不能走路。分析使我们把这一现象与她在国外疗养院那段时间联系起来。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疗养院的医生第一次准备把她从床上抬下来，让她到通常的餐厅去用餐。当她挽着医生的手臂离开房间的那会儿出现了疼痛；在再现这个情景时，疼痛消失了，这时病人告诉我，因为那时她害怕面对餐厅中的这些陌生人时“发现自己走步不对”。

    首先，这个例子似乎是明显的，甚至是喜剧性的，它通过言语表达反映了一种象征化的癔症症状的产生。然而，对环境的进一步检查倒使我们倾向另一种观点。在那时，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脚痛，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缘故。当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时，所有能说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压倒，此时她从所有困扰她的疼痛中选出一个特定的疼痛作为合适的象征，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发展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续存在着。

    在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实现机制似乎降到次一级重要的位置，好像这无疑是一般的规则。但是我所用的这些例子似能证明癔症症状的产生仅仅是由象征化的实现引起的。下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并再次与凯瑟琳娜夫人联系起来。当这个女孩15岁时，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严厉监视。女孩突然哭叫了起来，她感到两眼之间的前额有一种刺痛，这种疼痛持续了数周。在对这种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现了过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祖母给她看到的样子是如此“刺骨寒冷”，这情景完全进入她的头脑中（她害怕老妇人那种怀疑的目光）。当她告诉我这种想法时，她爆发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在这个例子中，我不外乎觉察到了象征的实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处于自我暗示和转换的中间。

    我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观察使我得到经常收集这种象征化的一个机会。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质性因素决定的全部躯体感觉症状，在她的情况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义。她的一系列特殊经历伴随着心脏区域的刺痛感（意指“它刺入我的心”）。在癔症时的似钉子刺入头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无疑与思想有关（某事人我的脑海中）。一旦当所涉及的问题被解决，这种疼痛总是立即消失。在感受到一种侮辱后，相当于癔症先兆的喉咙中的感觉便出现了，患者认为“我要吞下这个感觉。”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觉和想法。有时感觉会唤起观念去解释它，有时观念会通过象征化方法产生感觉，而常常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发的？

    我没有发现其他病人如此广泛地使用象征化。确实，凯瑟琳娜·M夫人是一个天赋非同寻常、特别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她高度发展的形式感觉在某些很完美的诗中已得到表现。然而，我认为当一个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为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做出躯体的表达时，这就不太像人们所想象的取决于个性或主观意志控制的因素。在把某种略带评论的话视为真正的意外事件时，病人用文字和言语表示为“刺入我的心”或“掌击我的脸”，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词语，而是生动地再现口头语言应该为其说理的感觉。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视时实际上曾有过适合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前区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同时发生的，否则怎么会出现我们说到某人被蔑视时会出现“刺入我的心”的感觉呢？当我们说到面对一种侮辱不作反驳时，有什么比说“吞下某些事”更为确切呢？当我们抑制自己说话或阻止自己对侮辱做出反应时，是否真的会引起咽喉部的神经支配感？所有这些感觉和神经支配属于“情绪表达”的范围，正如达尔文已经教导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是由行为组成的，而行为有其原本的意义，并起着一种目的的作用。而病人用词语表达的大部分作用却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种词语表达只是起着一种形象性的画面作用，而这种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结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义，即描述其不寻常的强烈神经支配。实际上，说癔症是通过象征化产生这些感觉，多半是有错误的。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惯用法来作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语言学的惯用法一样都是从普通的来源中提取他们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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