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起兵：主谋还是响应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但是他却继承了皇位，成为一代明主唐太宗。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李世民继承皇位是不合规矩的，那么，为什么他继承皇位之后，没有受到当时人与历代道学家的批评呢？
根据史书记载，从太原起兵反隋并不是李渊自己的主意，李世民才是幕后的主谋者，李渊则是糊里糊涂地给卷入其中。如今史学界都基本认为这是不足信的。由于李世民后来以不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为了给自己的继位寻找合理的解释，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所编的两部史书《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并不“实录”，而是掩盖李渊之功而夸大李世民之功。后来的新旧唐书，原始资料都来自这两部实录，自然就继承了它们的偏差。《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已察觉到从前的史书中有抑李渊而扬李世民之举，尽量作了调整，但并不彻底，仍坚持首谋之位在于李世民。后来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时写了不少揭示李渊深谋远虑的话，是较早提出李渊在太原事件中的地位作用重于李世民的见解之人。
建国之后，历史界也开始对太原首谋者发生质疑，但一开始时仍有不少人经多方考察后还是承认李世民的首谋地位。随着对史料的整理和重估，终于形成了较统一的意见，即太原起事中，李渊才是主谋。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学术界已有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此处不再多加考证。这里只想提出的一点是，李渊的主谋地位得到一致确认，但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地位却未完全确立。
从一个极端往往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传统史书中极力贬低李渊而抬高李世民是一个极端；如今一些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力贬低李世民而抬高李渊。这种翻案风的态度，不是严谨的史家之风。
那么李世民的地位如何呢？很明显，他的地位作用仅次于李渊。但这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他与李渊是互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相成的。
首先，李世民在李渊诸子中显然是最能干的，这无须从后来他统一全国战争中的表现求证，只需看到李渊赴河东和太原时都将家眷全部留在老家，而始终只带李世民在身边，就可见一斑。
但李世民的能干是有其特定范畴的，其中一显著范畴当然是军事才能，这在雁门关之围中可见。此外，李渊在河东平乱时曾遭围困，也是李世民率骑兵为之解围的，史书所载虽难免有溢美之词，基本上还是能反映他早年的军事才华的。
但在太原起事中，军事才能并不占主要地位，仅是在晋祠反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实际上是杨广派往太原监视李渊的）一役中，李世民曾布兵于街道中，协助扑杀二人时显现了军事方面的才干。
另一特定范畴则是其招揽人才的本事。这一方面的才能非常重要，史书上记载他如何折节下交俊贤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重复。只有几点特别重要，需要提出以引起重视。
其一，李渊身份较尊贵，这限制了他不可能像李世民那样无拘无束地与任何人交往。一来是交往对方未必敢于攀附；二来若他如此纡尊降贵，难免会引起杨广对他动机的疑心。所以像刘文静这一类地位低微但才华横溢、满腹雄心的庶族人才必然会乐于投效李世民。再加上他本人的好纳才俊，二人便一拍即合。
所以，纵观以后的唐初政权之中，由李渊招揽的才俊多是门户尊贵的士族，李世民身边则多寒门微士。这对二人在政治上倾于保守或倾于激进的取向是有一定影响的。仅就太原起事而言，若非有李世民参与，李渊要获得士族以外的广大庶族的支持拥护是不容易的。
其二，李世民招揽的庶族人才中，其实不仅仅限于寒门微士，甚至是亡命之徒、流氓无赖也招为己用，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
曾有西方政治学家指出，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一股游离于秩序化的政治体系之外的政治力量，它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与非秩序性。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将这一股政治力量引为己用，去完成秩序内的政治力量因为囿于条条框框而无法完成的任务。《鹿鼎记》中康熙之利用韦小宝，虽非史实，小说家言，却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表述。
而这股政治力量若得不到好好的利用，在秩序化占主体地位时它无力与之对抗，只能反映为街头流氓对社会普通秩序的骚扰；在秩序弱化时，即乱世之中，这股政治力量若被反对现存秩序者利用则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旧有秩序的力量。《水浒传》也不是史实，小说家言，却也是这一历史现实的典型表述。
李世民招揽的人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务正业的流氓无赖，就是这一股流动政治力量被利用的表现。当然，这股力量在旧秩序中是非秩序力量，但被新秩序吸纳后便成为新的秩序化力量，性质已变。
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第三个作用是其敢作敢为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李渊过于谨慎的性格缺陷，使他的谨慎小心不至于滑向胆小怕事。这一作用在此后的进军长安战事中仍会发挥出来。这不难理解。李渊年事已高，又久居高位，再加上他亲眼看到杨玄感起兵中行事不慎而告覆亡，小心翼翼是必然的。但这小心有时会太过分，以致坐失良机，若非李世民从旁推动，太原起事不见得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即李世民在太原的所作所为，到底是由李渊直接授命干的，还是他揣摩李渊的心思自行处理的？若是前者，则其自由度便相对较小。
我认为情况应是后者。由史书来看，其中记载了多次李世民劝说李渊起兵的言论，都是长篇大论，前后连贯，很难想象是出于伪作。多半史官伪作的是将李渊的掩饰起兵意图之举写成是懦弱不敢起兵。
李世民既是揣摩李渊意图行事，所以每每想扩大行动范围或加快行动进度时，都须以言语挑引李渊说出心中所思所想。而李渊作状要将他绑拿惩治，定以口出大逆不道之言之罪，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行事不要太过明目张胆，以免触动王威等“朝廷派”官员的疑心。
据《资治通鉴》所载，李军从太原起兵后遇到的第一个劲敌是霍邑的宋老生。恰好此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军粮无法接济上。而刘文静赴突厥求和请兵支援又一去而无音讯，再加上传来消息，说刘武周与突厥勾结，乘太原后防空虚而攻击太原，结果军心动摇，许多人主张撤兵回救太原。李渊向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问计，二人均反对撤军，认为刘武周偷袭太原之消息纯属谣传。但李渊并未听取意见，下令撤军。李世民欲待再劝，却已天色向晚，李渊已经就寝，守卫不让他进去。李世民于是号哭于帐外，终于惊动李渊出来问明情由。李世民再次分析大军可进不可退，进则胜、退则亡的利害关系。李渊于是改变主意，派李世民追回已经后撤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哭谏追师”，颇为戏剧化。
胡如雷指出，《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并没有哭谏追师的情节，而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一劝，李渊就改变主意了。而《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乃起兵中的随军记事温大雅所写，成书于李渊在位年间，较之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中多有溢美李世民之言更为可信，所以胡先生认为哭谏追师一事是捏造出来美化李世民的。
但胡先生所说似不大妥当。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诚然有溢美李世民之言，但倒过来想，既然《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李渊在位年间，则它岂非也有可能溢美李渊？
事实上，后来李军进攻河东时也出现久攻不下的情形，当时又出现两种意见，一者主张先攻下河东再取长安；一者主张绕过河东不攻，直接攻打长安。后一意见是李世民提出的，成了后来行动的主要依据。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不提此建议出自李世民，胡如雷在此也承认《大唐创业起居注》在这一事上是溢美李渊了。由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为了溢美李渊而隐没李世民之功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可能不等于事实。“哭谏追师”一事应该是真的，是由于此事之描述与上下文配合得很好，并无明显的斧凿之迹，不似出于伪作。而事件中反映出李渊小心谨慎的心态，也是与他前后的作风相当一致的。
如果再细加考虑，就会发现李渊的小心其实并不算过分。李世民在说明刘武周攻打太原之说为谣言时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刘武周胸无大志，满足于现有的地位；而突厥则贪婪好利，不守信约。所以二者表面上结合在一起，其实则互相猜疑，根本不可能勾结到一块儿。若刘武周当真攻打太原，突厥就会攻击他的老巢，刘武周必定不敢冒此大险，所以不会攻打太原。
若以当时形势来反思李世民的这一番分析，就会知道他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刘武周决非胸无大志之人，而突厥为了一时利益与之勾结亦非不可能，只不过其勾结可以维持多久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当时李军绝大部分兵力集结在霍邑城下，太原后防空虚之极。而坐镇太原的只是十七岁的李元吉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孩子。一旦刘武周来攻，又该如何抵挡？所以，刘武周勾结突厥攻打太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虽然在进军长安的过程中这个可能性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但后来却终于变成事实。在李世民平定西秦后，刘武周突然大举攻打太原，李元吉未作抵抗就弃城而逃，窜回长安，以致李氏父子发迹的河东地方面临全部沦丧的危险。李渊惊慌之下竟下令放弃河东领土，李世民上疏反对，并请命率军抗击。而在刘武周被李世民彻底打垮后，他率领残兵投奔突厥寻求庇护，李世民当时既称臣于突厥，自不敢率军追入突厥去擒杀刘武周。后来还是通过离间突厥和刘武周之间的关系来借突厥之刀杀了刘武周。
在那个时候，李唐政权已据有长安，并已平定西秦，再无后顾之忧，形势较之进军长安时的前途未卜不知好上几百倍，刘武周这时尚且有能力攻击太原，且在一开始时就造成“关中震骇”的险恶局面，如若刘武周在进军长安时攻打太原，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所以，以李渊平素之谨小慎微，李世民在第一次劝谏时所持理由又过分乐观，则李渊没有听从的结果，是正常而合理的。这符合他的小心作风，也符合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中乐观急进的特征。
到李世民哭谏之时，他则从反面论证了撤军的危险：一旦撤军，军心将彻底崩溃，到时宋老生由霍邑出兵从背后追击，大军马上就会灭亡。这次他避开不谈不撤军的好处，而着重于撤军的危险；不再从乐观角度，而是从悲观角度剖析问题，因而易于使李渊信服，终于使之醒悟。这一切都相当合情合理，捏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在整个事件的描写中，不免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在内，这就可能是写史书的人用了些文字手段了。但总体而言，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信赖的。
少年主帅的败绩
李世民一直被称为“常胜将军”，他登基之后，大臣们还创作了一首歌颂他军事成就的《秦王破阵乐》。实际上，在起兵反隋的时候，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李世民还是曾经有过失败的。
唐军曾三次与西秦军作战，均由李世民指挥。第一次是在唐军攻占长安后不久，薛举挥军包围扶风。李世民率军出战，大败薛军，以致薛举几乎想认输投降，因此第一次是小胜。第二次却是唐军大败，第三次又再大胜，最终平定西秦。
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出战薛举时，李世民患了疟疾，卧病军营，将兵权交托于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托他二人不可轻易出兵。但二人却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信不过他二人的能力，于是不听嘱托，私自出兵，结果在浅水原被薛举偷袭而大败，士卒死亡竟高达十分之五六，许多大将被俘。李世民只得率残兵退回长安，以致“京师骚动”。
对于这场战役，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这次败仗世民没有什么责任，唐师失败主要是由于刘文静、殷峤（即殷开山）等人不按照敌情和用兵原则办事，违反了世民的战略部署。世民临阵卧病对战争的失败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唐朝的丧师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胡如雷）。
另一种意见是“李世民虽然患病，但仍在军营，刘、殷指挥上的轻率行动，恐怕也是知道的。作为军事首脑，不能不负有责任。”甚至有人指出，李世民患病之说根本是假的，只是为了掩饰他对失败应负的责任。
后一种意见恐怕更接近于事实。此前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是“急进”。所谓“早期”即以此次大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早期”。
从李世民在雁门关之围中提议以疑兵之计吓退突厥，到进军长安过程中两次军事会议上他都主张迅速进军（第一次在霍邑反对退兵太原，第二次在河东主张绕过久攻不下的河东不打而直取长安），决不返顾，无不体现了年轻的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急进的一面是占了上风的。
但急进过度就是轻率。一直以来，李世民率军作战几乎称得上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他心中很自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急进以致冒险的作战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第一次对西秦军的作战中，李世民也是以急攻快打而大败薛军的，那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觉。
所以，李世民在此次大败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骄兵致败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说，以李世民治军严格，刘文静又长期做他的副手，岂有不听将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刘文静即使未得出战的明确将令，恐怕也必经李世民的默许才行。
这次惨败无疑给李世民这位年轻气盛的统帅以当头一棒，使他后来的军事思想由急进转变为坚忍和果断的完美结合，为他以后的每战皆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后来第三次对西秦军作战和对刘武周军之役中，李世民一开始都以惊人的坚忍力排众议，拒不出战，一直等到最有利的时机来临才突然出击。一旦出击则连续作战，不作任何歇息地打击敌人，直至敌军彻底崩溃为止。这几乎已成了他作战的一个标准模式。
表面看来，后阶段的“紧追穷寇”与他早期军事思想的急进并无区别，但这是建立在前阶段的“坚壁清野”的基础之上的，是坚忍之上的果断，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单纯的凭借气盛而急进。
当然，冒险精神仍是需要的。如在第三次对西秦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薛军后仅以二千余骑急追包围折摭城，而此时折摭城内却仍有一万兵马。若非有点冒险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在对刘武周之战中，李世民昼夜急追，跟得上的士兵大概不足一万，而当时宋金刚仍有二万，也是乘胜之势来以少胜多，同样是冒奇险。
可见，后来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并非是对早期思想的简单否定，而是将之纳入到更完备的体系之中，不该冒险时绝不冒险（如第三次对西秦军之战时挂免战牌长达两个月，对刘武周军时更是坚不出战达五个月），而应冒险时则毫不犹豫地冒之。
至于在第二次对西秦军大败后，刘文静、殷开山二人被撤职，但李世民并未受到惩罚，这恐怕并非如胡如雷所说是他不须对败仗负责之故。而是大敌当前，李渊还得靠李世民领兵出战，所以未予深责。
这里顺便再谈一个问题。胡如雷分析李世民在第三次对西秦军大胜的诸多原因后，指出李世民之胜并不主要是由于妙用骑兵，并说汪篯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过分孤立地强调骑兵的作用是错误的。
但汪先生的文章既已打明招牌是写骑兵的作用，那么强调骑兵在这样的文章题目之下何错之有？不能苛求他联系其他原因，否则这文章不免就会写得中心散漫了。
而且，骑兵在此役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大概在军事上颇受突厥的影响，对骑兵的运用十分重视，也十分擅于使用骑兵。
尉迟敬德：李世民的重要筹码
每个成功者都并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有很多得力的助手在身旁辅助。李世民也不例外，他身边的谋士和勇士，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既擅长单兵作战，又惯于领兵打仗的“门神”尉迟敬德。
在对王世充作战时，李世民军力士气虽盛于王世充，但洛阳城坚固异常，守城器械又威力奇大，一时间无法攻克。李世民于是改攻为困，以此逼王世充自行投降。这一困就困了差不多八个月，时日过长，军心开始疲弊思归，连大将中也产生请求班师之举，而李渊也下旨命他回师。李世民一面下令禁谈回师之事，一面派使者回禀，向李渊解释战况，打消他撤军的念头。
不料此时又出现唐军中降将逃亡的浪潮，降将尉迟敬德虽未被卷入其中，却为殷开山、屈突通等人所疑而被缚至李世民前，请求将之处斩。但李世民没有听信，反而安抚尉迟敬德，自此使敬德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其实早在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尉迟敬德战败被逼投降时，屈突通就已经提醒李世民要小心敬德是被逼归顺，恐怕将来会叛变，不应委以重任。但李世民一如后来那样未予理会。
正因为李世民如此赤诚相待，使尉迟敬德终生只尽忠于李世民一人。后来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李建成曾送尉迟敬德一车金银来收买他，却被他严词拒绝。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手下人心的笼络是何等成功。
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曾于追逐李元吉时不慎堕马，予李元吉以可乘之机，几乎为他所杀，全靠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射杀元吉，救了他的性命。
一般史家对于李世民的厚待尉迟敬德，只简单地归因于李世民爱才，这未免浅薄。私以为，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重视，其实是反映了他对骑兵的重视，因为尉迟敬德是一员杰出的骑兵将领。史载他擅长空手夺矛，曾与李元吉比试武功，连续三次空手夺下他的兵器，以致招惹了元吉的怀恨在心。
在此不妨详谈一下骑兵在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对骑兵的重视，恐怕是来自于突厥。由于突厥居于大漠草原，惯于在开阔无掩蔽的平地上作战，这就很能发挥行动迅速灵活的骑兵的优势。
李世民很早就善用骑兵。据史书上的记载，他早在太原起兵前就曾利用骑兵协助李渊与太原周边的反隋割据势力作战。更有一次李渊陷于重围中，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为之解救。而李渊本人似也善用骑兵。
到对西秦军作战时，李世民第二次的大败主要原因固然是他的轻率冒进，但另有一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即薛举军拥有精良的骑兵，行动急速，非唐军可敌。
到第三次战事中大败西秦军后，李世民由此获得了西秦军原有的大量马匹。由于西秦陇右地区，原是隋朝养马之地，而李氏父子进攻长安时虽号称有二十万大军，但马匹却是极其缺乏。他们向突厥称臣求援时，还因此而希望突厥能多给战马，所以起兵后一直无力大规模地组建骑兵。破西秦军后，马匹供应较为充足，组织骑兵兵团才成为可能。
到对刘武周作战时，前已述及，李世民是先坚不出战，后来再一鼓作气地打垮刘军。所谓“坚不出战”是指主力部队不与刘军作正面交锋，可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只待在城里傻等。相反，李世民此时充分利用骑兵的灵活性，常常派小队轻骑去骚扰敌军，尤其是切断敌军的粮草供应，使敌军粮草不继，饥饿之下由优势转为劣势。
由于小队轻骑兵动作敏捷，可速进速退，不等敌军主力大举出动，已然完成任务撤离，所以往往收获极佳。李世民就曾亲率三千骑兵伏击尉迟敬德和寻相，令二人全军覆灭，仅以身免。
到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反攻中，又充分利用了骑兵的高速度。李世民在追击刘军时，曾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这样快的速度，非骑兵莫能。正是以如此高速，才出乎刘军意料之外，想不到对方可以如此快速追到，惊骇之下自然斗志全失，所以虽然组织了八道防线来抵抗唐军的追兵，还是八战皆败。
到对王世充作战时，骑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体现为玄甲军的组建。李世民在骑兵中挑选最精锐的力量组成玄甲军，上下人等均穿戴黑盔黑甲，故有“玄甲军”之名。李世民自己也穿戴黑盔黑甲参与其中。他这样做，充分反映了他对骑兵的喜爱与重视。
每次战事，李世民总亲率骑兵首先冲入敌阵，冲乱对方阵脚后，其余部队再乘势加入战斗。又或者率骑兵偃旗息鼓地绕到敌阵背后，突然杀入，将敌军分割成几块，然后包围住逐块消灭。这些都是骑兵的妙用。
后来对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窦建德就因为忌惮唐军骑兵的精锐，不管李世民如何百般挑引都不肯出战。李世民于是将计就计，假装马粮已尽，将马匹都赶到黄河北岸放牧，以诱骗窦建德误以为唐军骑兵已失去作用，大举来攻。李世民却及时将马匹调返战场，再次以骑兵阵后反击的战术大败窦军。这就是著名的“牧马之计”。
骑兵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更体现在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服之中。其中以平定突厥和平定高昌两役最具代表性。
骑兵的经验本来就来自突厥，如今要利用骑兵来对付突厥，当然必须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事才行。所以李世民继位后马上就积极加强训练骑兵。他一方面在陇右地区大规模养马，往往是引进突厥马种与中原战马杂交；另一方面则亲自在宫廷之内训练军士的骑射之术，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
在太原起兵时，唐军仅有二千骑。到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回长安时，已率有铁骑万匹。到贞观三年底李靖出征突厥时，仅他一人麾下就有精骑一万，总体来说全军当有十余万之众，可见骑兵数量增长之快。
当然，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提高。李靖在平定突厥的定襄之战中，以三千骑兵高速进军，在颉利还自以为“靖敢提孤军至此？”时已攻破定襄，将他赶得狼狈逃窜，可见骑兵行动之迅速。
而在高昌之役中，骑兵还表现出对严酷作战条件的忍受能力。当时唐疆离高昌有七千里之遥，其中戈壁沙滩约占二千里，路上没有水草。所以高昌国主万万料不到唐军能跨越大漠来攻打自己。而当他听到侯君集所率唐军已兵临城下时，竟一骇而亡。当时高昌境内有童谣唱：“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军骑兵的精良给当地百姓留下的深刻印象。
李世民对骑兵的战术运用主要是阵后反击的骑兵，他在继位后不止一次地总结过这一点。而李靖本人也以善用骑兵而受到李世民的重用。现存《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以李靖应对李世民提问的对话体，记载了二人的军事经验（李靖被封为卫国公），其中就包括了对骑兵战术的运用。此书后来被查实是一部膺作，据说是唐末宋初的无名作家根据二人的事迹伪造出来的。但也反映了二人对骑兵运用的一二。
后来明代刘基（刘伯温）在其所著兵书中，也曾以李世民指挥的战役作为战例来阐述他的军事见解，其中也包含有对骑兵战术的分析。
总而言之，李世民对待尉迟敬德，并不是单纯的爱才，而是建立在他对骑兵的重视之上的。其他如秦叔宝（秦琼）、程知节（程咬金）等在民间传说中甚为有名的所谓瓦岗英雄，其实都是精擅骑射之术的骑兵将才，因而也受到李世民所重用。只是民间传说所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本人并非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也是一员骑兵骁将，其勇猛善战比之秦、程、尉迟等人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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