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对比：处于下风的秦王
据史家分析，在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时，李世民是否可以取代太子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朝廷中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了。
朝臣的态度
当时的朝廷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子建成，以裴寂为首，而封德彝则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却帮助李建成。这一件事封德彝在世之时李世民一直不知，还以为这家伙挺支持他呢。直到他死后数年，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另一派支持李世民，有萧瑀和陈叔达。李世民后来写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感谢萧瑀在自己处于逆境时明确地表示对自己的支持。而陈叔达则曾劝止李渊向李世民采取降罪贬责的行动。这些基本都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却是在裴寂身上。一直以来，据我看过的史家评论，几乎无一不认为裴寂是“太子派”的。赵克尧、许道勋说：“裴寂作为武德年间的主要执政大臣，公开袒护太子。”但我通看史书，找来找去，怎么都找不到哪怕是一条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裴寂是支持李建成的。
这就奇怪了，裴寂只要流露出半分表示支持李建成的态度，李世民的史官必定会大加渲染，以此来攻击他，而决不会为他掩饰。可事实上却没有！
李渊曾因李世民的手下只听李世民一人指挥，竟可置他这个皇帝的圣旨于不顾而向裴寂发牢骚，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这里可见李渊是喜爱那个“昔日子”的。）
裴寂若有半点袒护李建成之心，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他若从旁挑拨几句，说说李世民的坏话，是会非常有效的。但史书竟没有记载他有这种反应，这就更有力地证明了裴寂根本不是“太子派”。当然，他也不是“秦王派”，而是中立的。而中立恐怕是当时大多数朝臣的立场，像李靖和徐世勣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李世民与裴寂之间确实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矛盾有其发展的过程。首先，早在进攻长安的路上，李世民与裴寂之间就已经常常在战略抉择上发生冲突。在霍邑之战中，裴寂主张回兵救太原，而李世民主张继续攻打霍邑，二人的意见尖锐对立。在河东之战中，裴寂主张先攻下河东再打长安，李世民却主张绕过河东先打长安，又是针锋相对的见解。
但应该指出，这种冲突纯粹是一种军事思想上的相左。当时二人都是尽忠于李渊，只是军事修养不同，所以所献谋略有异，而非二人之间有什么私人的恩怨。到攻占长安后，李渊将兵权全部委于李世民，尤其裴寂在度索原之败后再也没有过问过军事上的事情，二人之间就不再存在冲突的条件了。
但二人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反而因刘文静事件而上升为怀恨于心的私怨。前已述之，刘文静被杀的实质是李渊压制李世民的权力和声望增长过快的反映，但这是李渊的用心，而非裴寂的用心。裴寂劝唆李渊杀刘文静是出于私怨，仅仅针对于刘文静，而与李世民无关。但这一私心被李渊利用去对付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因此而迁怒裴寂，也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裴寂支持李建成。
到李世民继位后，他大举清洗政敌，首当其冲的被打击者正是裴寂。贞观三年，李世民借沙门法雅妖言案打击裴寂，将他免官削邑，后又为刘文静平反，这正反映了李世民痛恨裴寂是出于痛惜刘文静被杀，而非他曾袒护太子建成。
而李世民责备他的过失时，也只是说他武德年间处政不当，并没有说到他帮助李建成，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裴寂的中立立场。否则助逆是一大罪证，没有理由不借此斥责。正因为裴寂确实在这一问题上不曾走错半步，李世民才没有以此治他的罪。
在这一点上，胡如雷的意见较为准确，他说：“他（裴寂）仅仅是李渊的心腹，并不是建成、元吉的死党。”
后宫的态度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宫中妃嫔的态度与作用又如何？
据史书所载，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而李世民却“参请妃嫒，素所不行”，所以妃嫔都在李渊面前讲李建成好话而讲李世民坏话，使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
这一记载，现今史家都已批为是史臣的歪曲。首先，遍查新旧唐书，除了张婕妤、尹德妃被记载直接参与两兄弟争权外，并无其他妃嫔被卷入其中。所以符合上述记载的顶多只是张、尹二妃。
其次，史书说李建成、李元吉结交妃嫔之余甚至与张、尹二人有淫乱之事，此说就明显属于诬蔑，后面谈及玄武门事变时还会再详细分析，此处暂且不表。
再次，李世民是否真如史书所载从不讨好妃嫔呢？据史所载，李建成曾对李元吉说：“秦王（李世民）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可见李世民也有用金银收买内宫的举动。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出面活动，“孝事高祖（李渊），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颇似如今那些助夫选举拉票的第N夫人。
但李世民在后宫活动的效果远远不及李建成却是事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李建成久居长安而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则前者与后宫关系熟络些是不足为奇的。
其二，毕竟李建成居于嫡长之位，他继承皇位是合法的，众妃嫔自然认为依附他的胜算比较大，所以与他较为亲近。
其三，恐怕李世民在这软功夫上的确比不上李建成内行。在平定洛阳后，妃嫔们从长安到洛阳来为李渊选宫女，私下里曾向李世民索取贿赂，并为亲属求官。那时李世民大概一来是出于执法严明的习惯，二来可能是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后宫的重要性，都拒绝了，结果招来妃嫔们的不满。其中尤以张婕妤求取良田不成而向李渊告李世民的状一事最为突出。上述所说长孙氏为李世民“尽力弥缝”，这缝从何来？只怕就是从这一件事而来吧。
皇帝的态度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态度又怎么样呢？
一般史书记载此类事情都被歪曲了。史书多次说李渊原欲立李世民为太子，有许多大臣也这样请求，但李世民每次都是“固辞”。而后来李渊受李建成等蒙蔽，日益疏远李世民，于是也就不再提立他为太子之事了。
现在的史家当然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事实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李渊作为父亲，他对两个儿子应该并无太大的偏爱，大致上是一视同仁的。
其次，李渊作为皇帝，却是坚决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的。因为作为皇帝，李渊对于“立嫡以长”的周公之礼是明确支持的，而且这一态度贯彻始终，从未改变。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让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公时，又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一如既往地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王。由此可见，李渊对两兄弟地位的尊卑关系，是从不含糊的。
而在李世民来说，开国之初强敌环伺，新生政权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马上有屈居李建成之下而心生不满的想法。直到他连挫大敌，功高盖世之时，李渊为他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天策上将”的称号，一方面固然是肯定他的功勋，但另一方面也是在作出暗示：你做的官已到此为止，欲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僭越了。太子之位终究与你无缘。
所以，李渊由始至终都是支持李建成保持太子之位，而不论李世民的功劳再怎么大，也决不容他染指储君之位。
那么，李渊对于李世民表现出欲图取代李建成的野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从他弄出个“天策上将”的封号，可知他虽然决计不同意李世民有这样的野心，但一开始还是尽量满足他的权力欲。因为毕竟李世民有大功于唐政权，李渊还是赏罚分明的。
但李渊这样做不仅未能令李世民心满意足，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勃勃野心。从天策府的官员编制来看，那简直就是个小小的朝廷。李世民设立“文学馆”招贤纳士，实际上是他的政治顾问与决策机构。他与这些人坐而论道，已是一派君臣气象。一旦尝到了那种指点江山的滋味，他还怎么可能甘心于只做一介藩王？
于是，李渊逐渐察觉到他的不安分，猜忌厌恶之心渐生，就出现了前面他向裴寂抱怨李世民“非复昔日子也”的情景。
与此同时，李建成也起了戒惧之心，采取积极行动来遏制李世民，自然使尽手段在李渊面前诋毁他。因此就出现了所谓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的态度。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杨文干兵变”的事件，更加速了李渊对李世民的疏远。这一事件在两兄弟争位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式的事件，后面将有专门一节对此详加讨论，这里暂不细谈。总而言之，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渊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李世民已只是利用而不再有任何信任了。
在此之后，史书上开始频频出现李元吉为李建成谋划直接危害李世民本人生命安全的计策。那么此时李渊的态度又如何呢？此时李渊有否杀李世民之心呢？
《枭雄兴亡录》中谈及玄武门政变时认为，李渊若一早及时下决心诛杀李世民，那么后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后来发动玄武门政变。但李渊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同时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李建成，还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来制衡他。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当时统一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突厥未灭，边患未除，军事上仍十分依赖于李世民，所以李渊不得不加以容忍。
诚然，武德年间具将帅之才者不止李世民一人，如李靖、徐世勣均是可以独立统率大军指挥大战的将才。无奈理由前面已经分析过，李渊不能信任非血亲的将军，不肯将兵权分出去，那就变成除了李世民而别无选择了。
史书上说，每逢有变民作乱或外敌入侵，李渊都派李世民去平定，胜利回来后却猜忌更甚。这一记述是合乎情理的。李世民打一次胜仗，功劳就大一点儿，野心就跟着膨胀，李渊自然是更加猜忌了。
李世民自己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知道自己对李渊来说，那最后一点儿利用价值就在于军功，因此他牢牢抓住每一个领军出战的机会，使自己在备受倾轧时始终没被李建成和李元吉彻底打垮。
史书上记载过这么一件事：突厥连年入侵令李渊十分头痛。有人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说突厥所好者不过是美女玉帛，如果放火焚毁长安，将首都迁去一个偏僻穷困的地方，突厥见来攻打也无利可图，自然就不再来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都附和此说，李渊一时糊涂竟也以为是一条妙计。而其他大臣虽知不妥，却不敢反对，以免公然与太子作对。只有李世民反对，称中国边境受蛮族侵犯，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岂能因为害怕他们的入侵就放弃长安？他表示愿假数年之期，平定突厥，将颉利可汗捉到宫门前来请罪。
李建成就讥笑他夸下如此海口，与汉代那个曾夸口可率十万大军横扫匈奴却事实上大败的樊哙的口吻一样。李世民反驳说樊哙只是个跳梁小丑，何足道哉，并保证十年之内必能扫平漠北。最后李渊还是明辨是非，终于放弃了迁都的打算。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的态度是正确的。李建成、李元吉为了打击政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是自私短视的做法。由此也可见李渊这时头脑仍然十分清醒，他虽偏袒李建成，但还是能听取李世民的意见，并非昏庸糊涂。
李世民的措辞诚然冠冕堂皇，但其中也包含着私心动机。只要坚持对突厥作战，他就能继续将兵权控制在手中，就能在政治斗争中占有筹码。若李渊接受了绥靖的政策，他可就没有了带兵上阵的机会，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李元吉曾在李渊面前公开谈论诛杀李世民的计划，怂恿李渊下旨降罪于李世民，革除他的亲王头衔。李渊此时竟同意了。他这样做，虽然不是直接下旨杀李世民，但他没有理由不了解，此时李建成、李元吉对李世民已经是恨之入骨，一旦他王位被削，一时三刻之间可能就会被二人加害，那么他就可算是间接参与了杀害李世民的行动。可见他那时已经同意杀李世民。后来虽经陈叔达劝谏而止，但并未对李元吉的建议加以斥责。
正是这种默许的态度，使李建成、李元吉摸清了他心中的底数，于是此后接连对李世民的手下文臣武将予以打击铲除。李渊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不加阻止，显然他已下了决心纵容李元吉诛杀李世民。这跟他曾动念废李世民的王位的做法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遥罢了。
为什么李渊完全走向了李世民的对立面，默许杀害他呢？只因玄武门政变前夕，政治斗争的形势已极其严峻，他从前曾竭力要平衡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的关系，这一努力终于因“杨文干事件”而告失败。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仍采取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法子，但随着两兄弟明争暗斗的白热化和公开化，钩心斗角已发展到你死我活，不置对方于死地决不罢休的境地。平衡之法已经失效，余下的唯一出路只有牺牲其中一方，即支持另一方迅速扑灭对方，以结束这场斗争。
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渊最终选择了牺牲李世民。若说在此之前他还想依赖李世民打突厥，那么到了这最后关头，真所谓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了，以后靠谁去对付突厥那是以后的事情，尽可慢慢另想法子。当前急务是要马上消除内争的祸患，以保政权的稳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统一国家的战事虽然已基本结束，但从史书的记载可知，那时新生的唐政权其实还相当脆弱，不时有地方性的起义和骚动。而唐军能一一加以镇压，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中央政府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可是，外部的动乱可以派李世民去平定，内部的动乱却如何平定？那恰恰是李世民自己挑起来的。
所以，内部稳定成了头等要紧的大事，哪怕是牺牲李世民，在李渊看来也是值得的。尤其是“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使用到挑拔异姓起兵的方法来打击李建成，更是犯了李渊的大忌。这么从内部来扰乱秩序，搞不好会连他自己这皇位也给弄丢的。因此，此事若从纯粹的道德角度，是难以理解的。
至于为什么不是牺牲李建成，而是牺牲李世民，那就更不必说了。李建成早居太子之位，又并未犯大过，没有理由为了满足李世民的野心或雄心而牺牲他。自古以来，太子的人选一旦确立，就绝少改变，这是为了政治架构的稳定。李渊维护李建成的地位只是遵从常理来处置此事，并不能说是错误。
就是换了李世民自己，恐怕在这种局势之下也只能这样抉择。事实上，在十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也为废立太子之事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他的行为大致来说与其父李渊并无重大出入。李世民宠爱嫡子中的次子李泰，感情上严重地偏向于他。但一旦李泰仅因一次行动不慎而被李世民察觉到他野心勃勃，恃强凌弱欺压幼弟时，李世民马上就打消了改立他为太子的念头。而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不长进失望了一次又一次，却还是再三再四地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李世民最终是在贞观十七年四月废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的，但直到贞观十六年，他还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平息朝廷内外猜度他要废立太子的疑心；而到贞观十七年正月，他还公开向群臣保证决不更换太子。若非李承乾最后被牵涉进谋反事件中，李世民最终能否废他，还是未知之数。
由此可见，李世民是何等厚太子承乾而薄次子李泰。那我们又怎能责备李渊当年厚太子建成而薄次子世民呢？
齐王李元吉的态度
李元吉为什么倒向李建成一边？
李渊儿子虽多，但除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外，其他年纪均幼，在政治上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建成既与李世民相争，李元吉的倾向就具决定性意义了。结果李元吉倒向了李建成一边，力量对比遂呈以二敌一之势，使李世民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那么，李元吉何以会倒向李建成呢？
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出于史书记载，也为大多史家所采纳。据史载，自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后，李渊就一直派李元吉随同李世民出征。史家认为，李渊这样做是为了让李元吉跟从李世民学习行军打仗之法。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恐怕是李渊要分散李世民的权力，免得他过于独揽兵权。但不管怎么说，直到对刘黑闼作战时为止，李元吉在军中的作用基本还是协助作战而非监视掣肘。
何以见得呢？在窦建德进军支援王世充时，李世民亲率三千五百军士奔赴虎牢堵截夏军，将对付王世充之责委于李元吉，可见当时对他并无戒备之心。到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窦建德回军长安时，凯旋军队列队游行进入长安城，李世民身披黄金甲于前，身后是二十五员最骁勇的大将方阵，而领头的正是李元吉。到对刘黑闼作战时，李世民在洺水之役中击垮刘黑闼，胜利已有把握后，因李渊已多次召他回长安，他就将兵权移交给李元吉。
由这一系列的兵权顺利交付的情况来看，当时李世民对李元吉并不猜忌，两兄弟的关系大致正常，不存在矛盾。
转折点是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那时李建成深感李世民的军功对己已造成压力，便要求此次出征由他领兵。李渊也一反常态地答应了，并命李元吉从旁协助。从后来的事件发展可推测，李元吉就是在此次与李建成的合作中被拉拢过去了。
史书记载，李元吉之所以倒向李建成，是因为他自己对皇位也有野心。若他追随李世民，以李世民的精明强干，他永远也压不过头去，只能为李世民所驾驭。但追随李建成却不同，因为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一旦除掉李世民，李元吉就会向李建成下手，将他也干掉，他自己就可以做太子了。
第二种看法以胡如雷为代表。他认为李元吉其人在李氏兄弟中排行第四，文才武功不仅不及李世民，也远逊于李建成，齐王府的力量与东宫或秦王府相比都处于下风，他根本就做不到“取东宫如反掌”。而且他本人肤浅狂躁，也不可能有先除李世民，再除李建成的深谋远虑，更不会得到李渊的认可，所以第一种看法完全不近情理。
胡如雷认为，李元吉投靠李建成的原因有四：（1）李元吉是想从李建成、李世民的相争中借机攀附一方来谋取政治资本。（2）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大于李世民，李元吉自然将赌注下在筹码大的一方。（3）齐王府一旦与东宫合作，再加上李渊的偏袒，秦王府必处绝对劣势，李元吉认定自己这样选择是赢定的。（4）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若李世民在位，他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
对于上述的两种看法，我认为胡如雷的分析很有层次，提的四条理由都是事实，但并不能由此而证明李元吉就没有要自己当太子的野心。胡先生似乎忽略了一点，即李元吉的确是缺少政治资本，但没有政治资本并不等于没有政治野心。若李元吉能那样将齐王府的地位看得如此透彻明白，那李元吉就不是他所形容的“肤浅狂躁”，而是“深谋远虑”了。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历史人物能像后世史者那样通观全局，思前想后，历史就将永远严格遵从理智设定的轨道来前进，就不会出现这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了。
所以，我个人仍较偏向于第一种想法，虽然胡先生所举的四条理由都可以成为辅助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用史实来证明的。
据史书所载，李元吉曾多次在李建成面前激情表态，称自己愿亲自为他手刃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于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骇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
事后李元吉埋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这一句话很妙，读史者可要注意其言外之音。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这句话想来是在李建成事后责备他轻举妄动、大胆妄为时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
李元吉如此急巴巴地要干掉李世民，其“热心”之过分，简直好像是他在和李世民争位，而不是李建成。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到他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而在玄武门政变前夕，又是李元吉在李渊面前公然请求削李世民的王号，将之诛杀。李建成这时说过什么？史书没有记载，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以显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竟然没有！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还远不如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
这一方面再次证明李建成的本性善良，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李元吉的心急背后有掩饰不住的勃勃野心。
这里也可以兼谈李建成的人品问题了。古代史书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畋”之徒。在诸史书中，倒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平实可靠，肯定了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这可算不上什么大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些毛病？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小毛病也实在不足为诟。
相反，在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可见其有一定的军事修养。而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反而是李世民当时长期在外征战，虽也兼任过尚书令一类的文职，但对武德年间的政务影响不大。
说到军事方面的才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做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更不必说李建成手下也网罗了魏徵、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都为李世民所重用而成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可见李建成也是擅长招贤纳士的。而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采纳魏徵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显示出他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
至于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是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德无才的人，中人之资还是有的。若他能继位，据现有的史料推测，即使不能开创“贞观之治”那样罕有的治世，但至少可以媲美于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
但既有了李世民的盖世之功，及因之而起的勃勃野心，李建成只好走上了一条他完全不能预计的道路，直到死亡作为它的尽头。
主动出击：李世民的策略
旧史书为了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所负的不道德的责任，都歪曲了史实，将李世民描绘成是逼于形势才和身边的部将谋臣而行动的，在整个事件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整场争权之战中，李世民是主动的，而且是始作俑者。早在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就曾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过一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称他为“圣人”，还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的态度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想当天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到平定王世充返回长安后，他身披黄金甲，后跟二十五名大将，铁骑万匹，前后部军乐鼓吹，真是威风显赫，红极一时！在这种荣耀的驱使之下，有谁能不萌动取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心呢？
但在后来争权的过程中，我们却一直只见到李建成、李元吉采取各种行动打击李世民，而不见李世民采取什么反击行动——直到玄武门政变的爆发。那么，李世民是否还处于主动地位呢？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之一可能是史书是在李世民在位时编写的，自然极力渲染李建成、李元吉一方的咄咄逼人，却隐瞒李世民的反击行动。
原因之二则也可能是李世民当时处于劣势之中，确实也无力采取什么反击的行动，于是就显得只有招架之势而无还手之力了。
原因之三，则是其实李世民还是有所行动的，像“杨文干事件”、“张亮事件”及后来发动的“玄武门政变”都透露出他一直在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和收买李建成的手下。只是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像李建成、李元吉的打击是公然而为。再加上后来史家的讳莫如深，真相就更加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杨文干谋反：兄弟之争的变奏
武德七年六月，爆发了惊人的“杨文干起兵事件”。据史书所载，李渊于该年夏天到宜君县仁智宫避暑，由李建成留守长安，李世民和李元吉随同前往。李建成乘机命杨文干起兵，以举大事。
他派尔朱焕、桥公山二人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不料二人走到豳州时越想越不妥当，因为密谋作乱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一旦不成功就是灭门的大祸。于是二人半途上改了主意，驰往仁智宫向李渊告发此事。
李渊一听，自然惊怒交集，一边召李建成孤身前去进谒，一边派兵加强仁智宫的防守。李建成得知事败，害怕不敢前往，问计于僚属。徐师暮劝他据守长安起兵，赵弘智却劝他前往仁智宫谢罪。李建成最后还是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亲赴仁智宫叩头。
李渊怒不可遏，将他监禁起来，只用粗茶淡饭维持他的性命，同时命宇文颖前往庆州宣召杨文干。杨文干闻讯举兵作乱。李渊先派钱九陇、杨师道出兵镇压，后又向李世民许诺改立他为太子，以换取他去率军平乱。
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与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再加上大臣封德彝的“固谏”，李渊竟又改变了主意，放李建成回长安。最后只说此事起于“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将他们流放到隽州。
李世民领兵到宁州时，杨文干的军队已经自行瓦解，他本人则被部下所杀，宇文颖亦被俘斩。至于改立太子之事，李渊只字不提。
我们看这一段记载，会有何感想？在这一事件中，无理取闹者是谁？李建成也！不守信诺者是谁？李渊也！功高不赏、受尽委屈者是谁？除了李世民还能有第二个吗？
上述记载看似合情合理，因此一直少有史家质疑其真实性，大多都认为受害者是李世民。这跟其他有利于李世民的史料被逐一怀疑而澄清出真相的情形大不相同。现代史家虽然由此事得出的结论与古代史家不尽相同，如胡如雷谈及此事时得出的结论是：“建成在如此不利和无理时，其父尚且这样对他包庇……（可见）李渊始终是向建成一边倾斜的。”却没有疑心过这一事件记载的真实性。
我自己关注唐初历史多年，但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一度也掉以轻心。在我所见到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之中，最初提到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可疑之处的是袁英光与王界云合著的《唐太宗传》一书，谈到“杨文干事件”时，以注脚的形式提到，一篇唐人笔记中有一句评述“杨文干事件”的话：“人妄告东宫！”因此提出杨文干事件中李建成可能是冤枉的意见。但该书只是以注脚形式处理这一问题，没有更深入地加以分析，因此当时我还没有太过注意。
后来，我再看到胡戟、胡乐二人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此文写得非常精彩，其中谈及“杨文干事件”时，指出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史家疑心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并引用了李树桐所著的《唐史考辨》之《唐杨文干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文中称李树桐的见解是转引自日本著名的专考中国隋唐史的学者布目潮沨所著的《隋唐史考究》。而“人妄告东宫”一语原来出自刘餗所著的唐人笔记“小说”，并早在司马光的时候就已经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被提及。
既然有关李建成在“杨文干事件”中受冤枉的疑点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被史家所注意，但为什么迟至近年来史学界才开始澄清有关的真相呢？
显然原因在于“人妄告东宫”这一明确的记载是存在于私人野史之中，而且就这么一句，证据未免显得有些薄弱。但恰恰是因为它记载于野史之中，而正史里一切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的记载都已经被李世民消灭得干干净净，只有这类存在于非官方的野史笔记的记载，才使李世民鞭长莫及，不能将之消除，则此话之真实性当无可置疑。
而且，这一句记载即使还不足以完全颠覆我们对“杨文干事件”的整体评价，也足以撕开被正史重重遮蔽的一道口子，为质疑“杨文干事件”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据这一句话的含义，“杨文干事件”中，东宫是处于受诬陷的境地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正史中的一切已被李世民所篡改，我们虽可知其不实，但可否借助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还原出真实的面目来呢？
前已述及，李世民已将正史中一切有关此事件的真相都消灭殆尽，但一些破绽还是存在的。不妨细看一下李渊在事后的处置手法，就可以找出这些破绽来。
李渊事后将事件归罪于东宫、秦王府的下属，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了。问题正在于此，按正史所载，此事无理一方完全在于东宫，流放东宫的下属并不奇怪，但秦王府一方完全是无辜的，反而还是平叛有功。李渊即使事后反悔不守承诺改立李世民，甚至不封赏其平叛之功，也绝无理由说秦王府下属有罪而将杜淹流放。
李渊此举若当真无理到这个地步，李世民岂肯默然接受，其下属又岂会屈从？或者有人会说，李渊是君，李世民是臣，君再无理，臣也违拗不得，李世民不能反抗何奇之有？
但只要纵观史书在其他事件上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它明显不符合李世民的一贯作风。只要看一看其他场合中李渊真的无理时李世民及其下属的反应，就可知上述意见大为不妥。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已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时，他便开始听从李元吉的建议，不合理地惩罚李世民的下属。如李渊削了秦王府中程咬金的公爵封号，将他贬到康州做刺史。程咬金并未犯错而遭此贬谪，自然是出于打击李世民的意图，属于不合理的惩罚。
结果是程咬金坚决抗旨，对李世民说：“知节以死不去。”宁死也不屈从。可见秦王府属下对于李渊的无理圣旨是坚决抵制的，哪怕是因此而背上违旨死罪，也决不退让。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秦王府将士对李世民的忠心耿耿，部分地解释了李世民虽处劣势却仍能获胜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杜淹如果真的是无罪而遭流放的话，他是决不会顺从的。
那么，李世民本人又如何呢？李世民当然更不会接受这样的压制。同样是在玄武门政变前夕，李渊又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将尉迟敬德逮捕下狱，也是无理降罪。
李世民此时以极其强硬的态度，逼李渊将之释放。可见李世民在面对李渊的无理圣旨时，同样是顽强抵抗，决不屈服的。由此事可再次证明，若杜淹是被无理降罪的话，即使他自己不敢抗旨，李世民也必定会为他在李渊面前争个公道，不会坐视不理。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李世民对李渊的降罪是默认了的，并没有公开抗辩。而杜淹也没有像后来的程咬金那样宁抗旨而死也不遵旨，有任何的反抗行为。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李世民在此事中是理亏的，李渊的降罪是合理的，所以他不敢抗旨。
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率兵平叛，只会有功，不可能理亏。这一矛盾的存在，只能有一个解释——史书的记载不真实！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大致作一些推测：很可能李建成派尔朱焕、桥公山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这件事是真的。李建成为了对付李世民而在地方上暗自集结兵力，以为日后之用，并不奇怪。而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显然被李世民在暗中收买了过去，所以行到半途折去仁智宫，诬告李建成这样做是为了马上命杨文干起兵作乱。
李建成送兵器给杨文干虽然不是为了造反，但毕竟是非法的，再加上告他的是东宫下属，李渊没有不信以为真之理。李渊果然中计，勃然大怒之下急召李建成。
李建成虽无作乱之心，但已陷于嫌疑之地。当时李世民在李渊身边，李建成自然会害怕自己孤身前往，一旦李渊听信李世民的唆使，他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东宫僚属中有人提议李建成据长安起兵，真的作乱，这一记载也应该是真实的。
但李建成若听从了这一建议，可就正中李世民下怀了。因为这样一来，不管李建成最初是否有心作乱，他已造成了反叛的事实。李世民若领兵前往镇压，乘乱将之诛杀，那也是名正言顺，不仅不存在“手刃亲兄”的诟责，反而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他就成了大义灭亲的功臣。
李建成最终选择了遵旨前往拜谒李渊，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明智，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的确没有造反之心，所以胸怀朗朗，有信心李渊会明辨是非，查出他是无辜的。
但李渊当时狂怒不能自禁，根本听不进李建成的解释。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悲愤得以头撞柱，其内心之委屈，可见一斑，几欲以死明志。但李渊仍不能谅释，命人将之囚禁。
当时宇文颖受命去召唤杨文干。据史书说，李元吉勾结宇文颖，让他将李渊召见的真相泄露给杨文干，杨文干于是恐惧而起兵作乱。这件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很难推测。到底是杨文干知道李建成被下狱而判断李渊已经不能分辨忠奸，恐惧自己前往解释也只会步李建成的后尘，所以不顾一切起兵欲求一逞呢？还是李世民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逼得他铤而走险呢？但不管怎么样，即使情况属于前者，杨文干起兵也绝非李建成的授意，而是间接为李世民所逼。
情况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步，读李渊愤怒之余自然也惊恐不安，便召来李世民与之商讨对策。读史书所载二人的对话当真是妙不可言。尤其在读史者已经知道此事其实是李世民在背后一手策划，而李渊又蒙在鼓里时，更是十二分的有趣。
李世民说：“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读史者须小心体味这一番话的言外之音。李渊既召他来问对策，早就是在暗示要他去率兵平叛了。以李世民平日之乐于抓兵权、出征战，竟然说出上述似乎是想置身事外的话来，岂非大谬？可见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去平叛，而是在跟李渊讨价还价，要李渊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肯出兵。什么条件？他当然是不便公然说出来的，只能暗示而已。
李渊也是聪明人，岂有听不出这言外之音之理？而他既想求李世民出兵，应早料到要做这次“交易”，妥协之心早就定下了的，因此他回答：“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在这番话中，李渊既有妥协让步的一面——答应废李建成而立李世民；但也有画出了底线，决不再退后半步的一面——决不能做当年隋文帝杨坚废杀杨勇而立杨广之事。
李渊在此，已是尽可能做到不卑不亢，不失天子的尊严。但危难当头（他以为是这样），又不得不求助于李世民。
李世民既已得许诺为太子，夙愿已偿，大概也心满意足了；再看到李渊对底线坚持的态度颇为坚决，还暗许他日后可在李建成不服管制时予以镇压之权，也就没有再得寸进尺，答应了出兵平叛。
这一场父子对话，表面上说得婉转漂亮，暗里却是在进行政治交易中激烈的讨价还价。
另外，后来李世民即位后回忆，称李渊曾有许诺立他为太子之事，这一说法与史书上通常说的有将臣请求李渊改立太子，而李渊也颇有废立之心属于伪作的不尽相同，应该是实有其事，指的就是这次李渊的亲口许诺但又事后反悔。
但就在李世民离开之后，李元吉及一些倾向于太子的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而其中发生转折的关键则在于封德彝。据史书所载，经封的“固谏”，李渊遂罢废立之心，并且很快就释放李建成回长安，居守之职也恢复原样。
封德彝到底说了些什么，令李渊回心转意了呢？我们也可以猜出个大概。封一定是向李渊详细分析了李建成的处境：他身为太子，只要安于本分，以后自然而然就是皇帝，那又何必弄巧反拙，急于起兵夺权呢？再说，李建成若真有作乱之心，事败后理应据长安马上起兵，断无孤身来谒之理，否则岂不是自投罗网？
综合种种因由，李渊惊愤之心一去，清醒镇静下来回心一想，自然马上意识到李建成作乱之事太不近情理，十有八九是李世民诬陷所致，态度遂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此有一个问题须谈及：以李世民策划此事之天衣无缝，他何以没想到在他离开后会有人向李渊澄清事实，以致他前功尽弃，而且因此而失尽李渊对他的信任？
这就得谈到封德彝和李世民的关系了。
前已述及，封德彝在两兄弟争权中表现得最为狡猾。他表面上亲近李世民，实际上却是在帮助李建成。他这种态度如此隐秘，以致李世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面目，直到他死后才揭破此事。
李世民又是怎样跟封德彝结交的呢？早在平定王世充之役中，唐军曾因久攻洛阳不下而疲敝思归。李渊当时在长安也听说士气不振，故派封德彝到洛阳下旨召李世民撤军。李世民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而不从，反遣封入朝向李渊解释战况。封出色地为他完成任务，打消了李渊的误解，可能正因为此而受到李世民的器重，并与之结交。
在窦建德军来支援王世充时，唐军将领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撤军，一派主张分兵迎头痛击夏军。封支持前一派意见，但李世民考虑再三后采纳了后一派的主张，结果大破夏军，生擒窦建德。事后李世民曾对封说：“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由此可见李世民虽没听取封之意见，但仍视之为“智者”，对他仍是很看重的。
到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迅速将自己的心腹将领安插到要害职位之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批新官中，大部分是秦王府的原班人马，如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侯君集、段志玄等。小部分是朝中与他亲善的大臣，如萧瑀、高士廉、宇文士及、颜师古等。其中只有封德彝、薛万彻、李客师、刘林甫等人不是李世民的嫡系力量。
其中李客师是李靖之弟（李靖字药师），李世民后来重用李靖，提拔他弟弟应是为了安抚他，争取他的支持。刘林甫的经历无法查明，且不去说。薛万彻倒是李建成的人，且在玄武门之变里效忠于李建成，为他而与秦王府部属殊死作战。李世民重用他，一方面是为了摆出他诚心不计前嫌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像薛万彻这样忠肝义胆的军人，李世民能凭直觉信任他，就像当年信任降将尉迟敬德那样。而封德彝当时被封为右仆射，实质乃是宰相之职，握有实权，可见在李世民心中是将他视为朝中支持自己的“秦王派”的。
正由于此，李世民离开时认为李渊身边的封德彝是自己人，若李渊有反复之心，封必能为他打消此心，一如当初为他打消李渊召他撤军之心一样。所以他能如此毫无顾虑地领兵出战，而不必担心事态会发生逆转。可他做梦都没料到，封不仅没有维护他，反而站到反对他的对立面去；不仅扭转了李渊的废立之心，而据《旧唐书》所载，封德彝甚至游说李渊，说李世民恃着自己有大功劳，不甘屈居太子之下，李渊如果决心不改立他为太子，就应该乘早将之收拾，竟开始劝李渊下决心诛杀李世民了。
这次“杨文干事件”，李世民的谋划可谓天衣无缝，但只因没察觉到肘边隐伏的大敌，以致功败垂成。否则的话，他不必于日后发动玄武门政变，不必亲手射杀同胞兄长，在历史上的评价当对其更有利。
另外，在此事中仍可找出一些疑点，如李世民在平叛中，杨文干被部下所杀；而派去宣召杨文干的宇文颖被指称泄露秘密，并勾结杨文干起兵，亦被俘杀。二人都是如出一辙，不及送回京师审问就已被杀，如此巧合，不由得令人疑心是否出于李世民要杀人灭口。如果是的话，那么杨文干起兵很可能就是受了李世民暗中设计相逼。但如今史料湮没，后人是很难勾沉出其中的真相了。
那么，“杨文干事件”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先说对李建成的影响。李建成在此事中较之李世民是有利的。他虽受了一场委屈惊吓，但使李渊更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李世民日后再也无法重施故技，靠挑拨李渊与他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打击他的目的。
同时，李世民这次直接危害到李建成的性命安全，使他改变了以往不欲以流血手段来对付李世民的态度。在此之前，李元吉曾扬言愿为他手刃李世民，也曾私自安排过行刺李世民之举，但他原则上并不同意，也多次予以制止。但在这一事件之后，李建成终于下了决心要置李世民于死地，所以后来就接连发生了数起谋害李世民的事件。由此推测，史书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
后来，在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曾斥责魏徵离间他和李建成之间的兄弟之情，魏徵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可见魏徵曾劝李建成杀害李世民。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一建议的呢？可以推想，很可能就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
但李建成在此事中也受到打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王珪等人被当做替罪羔羊而遭流放。这使东宫的智囊团的素质有所下降。因为李建成在地方上培植武装力量，毕竟是非法的，李渊不能不对此有所表示。
不过要指出的是，这种非法行为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建成就曾在东宫内私蓄超出法定编制外的武士，组成所谓“长林军”，结果被李渊发现了。李渊非常生气，下旨斥责，并勒令将“长林军”解散。
很可能李世民从此事中得到灵感，查出李建成在庆州私蓄武装力量，若只是揭发出来，不过是第二次“长林军事件”，虽可破坏其武装力量，却不足以打击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所以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李渊去仁智宫避暑时看准时机才设下圈套。
而事实上，李世民自己也私蓄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尉迟敬德劝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时曾说：“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这句话就泄露了李世民的确私自蓄养武士，只是未被李渊、李建成等发现罢了。至于地方上的武力集结，李世民也并不落后于李建成。“张亮事件”就可说明这一点。
“张亮事件”的前后原委是这样的：李世民曾担任过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所以在河南一带颇有势力。再加上他平定洛阳时将洛阳行宫中的宫女放还民间，又大肆封赏助平洛阳有功的官员，在当地有良好的声誉，深受拥戴。所以在争权之中，李世民早已看中了洛阳，便重点经营该地。
他派张亮率领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暗地结纳豪杰。这件事后被李元吉发现，向李渊告发。李渊将张亮下狱，严刑拷打，逼问其背后主使者。其实不必逼问，李渊早应知道幕后的主使者是李世民。但他要拿到人证口供才能名正言顺地对付李世民。
但张亮咬紧牙关，在严刑逼供下始终一言不发、守口如瓶，竟无法将罪名推附到李世民身上，最后只好将之放回洛阳。“张亮事件”未能扩大成另一次针对李世民的“杨文干事件”，完全是由于张亮经受住了严刑拷打。这又再一次证明李世民下属对其之忠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李渊、李建成等对他的打击。后来张亮官至刑部尚书，而他原来的出身只是农民，能居此高位，自然是出于李世民对其忠诚的报答。
再说“杨文干事件”对李世民的影响。李世民这次谋划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是打草惊蛇，不仅令李建成的戒备之心更盛，并坚定了杀他之心；更令李渊丧尽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这等于是将自己置于刀尖下过活了。
如果说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世民突然雄心尽失，不欲再与李建成争夺太子之位，散尽身边的将佐部属，甘心做个藩王，那么他还能及早抽身，退出争斗；但在此之后，他就是后悔也已来不及了。结果只能有两个：或者成功而登基为帝，或者失败而身败名裂，再无第三条道路了。因此，后来的宫门喋血，至此势所难免。
自此，两兄弟的争权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联络突厥：曲线救国的险招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手，就会想出“借力打力”的办法，或者借用对手的力量补充自己的实力，或者拉拢第三方力量作为自己的助手。
面对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建成，面对父皇李渊对太子的极度信任，李世民只能寻找合作者，扭转局势。于是，他打算借助突厥的力量，里应外合，夺取太子之位。
胡戟、胡乐所写《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有一节《突厥问题上的芥蒂》。这一节可谈之处颇多。文章中谈到，在玄武门事变前夕，突厥突然入侵乌城，“突厥进兵南下，直打到长安北渭水边，这是一场偶然的巧合吗？突厥十余万大军倏忽而来，悄然而去，事甚蹊跷，特别是渭水桥边李世民单独和颉利可汗的那阵密谈，谁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轻易说突厥退了兵，更是一个永远不可解的千古之谜”。
进而追述到李世民在唐初称臣突厥一事中的地位作用及他与突厥的亲密关系，由此一步步推证出很可能突厥军是李世民招来配合他发动玄武门事变的。
这一论点，记得在某一本书上我也曾见过，可惜那本书的书名及其中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已大半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时感到这种观点荒谬之极，难以置信，似乎那书中所述理由也不太详细，所以我没放在心上。
本文的论点与那本书极似，而且论述十分详尽，牵涉到刘文静之死等我在前面论述中已有定论的问题，应该加以详细分析。
我们且按时间顺序先谈太原起兵时李世民称臣突厥一事。
文章说，突厥始毕可汗得知李渊起兵后，提议李渊自立为天子，一笔勾销他与隋政权的关系，那么突厥就愿意全力支持他。这显然是在暗示要李渊与隋朝脱离关系，完全投靠突厥。
李渊听后犹豫良久，不愿答应。当时兴国寺的兵士知道李渊不听从突厥的提议，就私下说：“唐公（李渊）如果不听从突厥，我们也不能听从唐公的号令了。”
文章指出，兴国寺兵是刘文静的部下，归李世民统领。刘文静这样以兴国寺兵来兵谏李渊，实有胁迫的成分在内。李渊由此怀恨在心，成为他后来杀刘文静的因由之一。而刘文静既归属李世民统领，恐怕此事是李世民在背后主使的。
关于兴国寺兵谏之事，我也记得从前看过有文章谈及，不知是否与上面提及的那本书同出一处。这件事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记载，其余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无此事。是否出于李世民事后删改，这很难说。
我想指出的是，那时才刚刚太原起兵，李世民是否会大胆到倚仗自己下属军队的势力来胁逼李渊按他的意志办事？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诚然，李世民奋发进取，常常敢于超越李渊的意志行事。但二人的意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程度。若说二人意见相左时，李世民会以武力来操控李渊，那就太不可信了。即使李世民真有此举动，李渊又岂能容忍他这样胆大妄为？
既然我们已经考证出太原起兵的主角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则不得不同时承认主持称臣突厥一事的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能主张一者而反对另一者，否则就有逻辑矛盾之嫌。
所以，我估计这一记载恐怕是为了美化李渊，为他称臣于突厥开脱，将形势设计成如此迫不得已。甚至很可能，兴国寺的兵谏实际上是李渊暗中指示刘文静去“演戏”。这跟后来的史书中着力描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是受其手下怂恿相逼而致，其用心是一样的——都是将动机转派到部下头上，为真正的主角开脱罪名。这本是史书中一贯所使用的“弃卒保帅”的手法。
文章还谈及旗帜用色之争。
突厥军用白色旗帜，而隋军用绛赤色旗帜。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刘文静请求义军用白色旗帜。这样旗色与突厥一样，实际上是表示完全臣服于突厥。但李渊最后还是决定杂用红白旗帜，以示不纯臣服于突厥，还是尽忠于隋朝。文章称《资治通鉴》的叙述与之有出入，不确切，所以弃而不用。
我翻看《资治通鉴》，原来是说将领劝说李渊称帝，但李渊拒绝。裴寂、刘文静都说若不听从突厥，因此拖延，恐怕日后要后悔。李渊要大家再想退一步的办法。最后裴寂等人建议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拥立长安城内的代王杨侑做皇帝，旗帜用红白杂色旗。李渊称这一建议是“掩耳盗铃”，但还是接受了。
我自己认为，当时北方起义的割据势力，无一不称臣于突厥以自保，而刘文静被派去与突厥联系，建议李渊臣服于突厥，不过是按当时的常规办事。若因此而认为刘文静（暗指李世民）亲突厥，甚至于胁逼李渊，那就太不公平了。
至于李渊本人，一方面迫于形势称臣于突厥，一方面又想尽量保持独立性，那正说明了他不同于一般割据势力的领袖的鼠目寸光，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文章中由此说：“刘文静和李世民成为李唐政权中和突厥关系最近最深的两人。”我猜想，也许一开始李世民本人跟突厥并无来往。而在起兵称臣突厥事件中，刘文静一直从事联系双方的工作，再加上他隶属于李世民，而李世民为了日后的政权稳定和进一步对付突厥，就乘此机会与突厥结交。很可能就在这时，他与突利结拜为香火兄弟，承诺彼此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到刘文静之死，文章认为其被杀在时间上与突厥协助刘武周进犯太原极相近，很可能是防范他会乘此机会勾结突厥，同时也是打击和警告李世民。
这种推测极不合理。那时唐政权仍处在强敌环伺之中，李世民怎会动念在突厥攻打太原时派刘文静去勾引突厥呢？若无李世民的撑腰，刘文静又怎敢有此意图呢？李渊又何必因此猜嫌而杀他呢？所以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推论，仍坚持我在前面对刘文静被杀原因的分析，即李渊此举确有打击李世民之意，但应与突厥无关。
文章又谈及，在刘武周攻击太原时，突厥遣五百兵协助他。当李世民出兵对付刘武周时，处罗可汗反派其弟弟步利率二千骑兵支援唐军。陈寅恪评论说：“（突厥）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
我相信在此事中，李世民肯定在突厥身上下了工夫、使了手段，那是他笼络突厥支持唐政权的成功例子之一。但因之而说他从内部勾结突厥，那就未免过分了。
文章还说李渊向来特别防范内部有人勾结突厥，并举例说他在处死刘文静后又处死并州总管李仲文，其主要罪名是说他想趁李世民率主力军在洛阳与王世充作战时引突厥入攻长安，受突厥封为“南面可汗”。
幸好此事我曾看过《资治通鉴》，不然听起来好像证据确凿似的。其实李仲文被杀明显带有冤狱性质。李仲文在李世民对刘武周的作战中，一直协助他坚守浩州，不止一次击退刘武周的攻击，为唐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浩州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重地，李仲文苦苦守住该城，意义极大。他若要勾结突厥，当时岂不是更好的机会？何必等到后来唐室称霸中原已成定局时再枉做小人？
李仲文被杀，是典型的诬以谋反。他是接壤突厥边境的军区总司令，要杀他，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说他勾结突厥了。
文章又谈到迁都之争。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世民提出反对迁都之议时，李渊的反应是接纳他的意见。但文章指出，《旧唐书》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李渊大为生气，只让他率三十余骑去对付颉利。
这件事与《资治通鉴》记载很不一致。《资治通鉴》所载，是先有迁都之争，然后另一天李渊带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李建成有一匹貌似肥壮却易于在奔跑中马失前蹄的马，他让李世民来骑它。结果这匹马果然连续三次栽倒，李世民每次都及时跳离马背，等马爬起时再骑上。宇文士及从后面赶上来帮忙，李世民就对他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
李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唆使妃嫔将李世民的话加以歪曲，告诉李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果然勃然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来查证。二人自然只会落井下石，不会澄清事实，这更令李渊怒不可遏，再召李世民来，责备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这句话露骨之极，完全将父子之间仅存的一点点虚情假义的面纱都撕下来了，直斥李世民有夺位之心。
李世民受此冤屈呵斥，羞恼交加之下，倒还能保持冷静，知道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争辩说理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火上加油，所以脱下冠帽，叩头要求由司法机关来调查这件事的真相。
李渊的愤怒一时犹未化解，忽然传报说突厥入侵。李渊这才换了副面色，让李世民戴回冠帽，遣他去对付突厥。
此事仅见于《资治通鉴》，但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应该属实。《旧唐书》显然是将这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来写了。
后来的事情值得在此处提及。李世民与李元吉出兵后，适逢关中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军粮无法接济上。而军队连年征战，厌战情绪很强烈，军备也残破不堪，形势极其险恶。
唐军在豳州与突厥军猝然相遇，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应该出城与突厥打上一仗，不可示弱。李元吉则很畏惧，说敌我悬殊，不可轻率出战，万一失利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李元吉其实并非真的畏惧，而是他随军出征，实负有监视李世民之责。他故意令自己部下的兵将按兵不动，那是要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引他打一场败仗，以乘机打击他。
李世民自然看穿他的用心，但他也已胸有成竹，所以说你不愿出战就留下来观战，我自己去好了。于是他率骑兵到突厥阵地喊话，指责对方撕毁盟约，无故入侵，并挑战说若颉利愿单打独斗就与他来打一场；若要出动大军，他就以这一百骑兵应战。
颉利一时摸不准李世民的虚实用心，未作反应。而李世民又向前逼近，对突利谈起“香火之情”，这是史书第一次记载李世民与突利间的密切关系。
而颉利听到“香火之情”的话，霎时间疑云大起，疑心突利私下与李世民有密谋，忙阻止李世民继续前进，只说自己来不是入侵，只是重申前盟，于是率军后退。
李世民在稍后又乘大雨和黑夜而率军逼近突厥大营，令突厥军队骚动不安。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分析利害关系，说服他与自己和解；所以在颉利打算反击时，突利反对，遂使颉利不敢轻举妄动而撤军。
突利又与阿史那思摩去见李世民，二人再次结拜为兄弟。阿史那思摩更随李世民回长安见李渊。
由上述史实可知，李世民一直在突厥中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法。这一手段非常成功，多次在突厥中造成意见分歧，从而一再击退突厥的入侵。后来李世民登基后大举扫平突厥，也是突利首先率部归顺唐政府，造成颉利的孤立与失败。
而阿史那思摩由于相貌不像突厥人，被疑心是通奸生子，在突厥中一直受到冷落排斥，可能也是在这一次被李世民趁机拉拢了过去。
后来他受到李世民重用，被赐姓李，因而史书中称之为李思摩。
由此可见，所谓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密切，主要是与他着意拉拢的那一批较失意的突厥贵族关系密切。陈寅恪因此而说“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是失于笼统了。
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李建成也曾派手下去招募过突厥骑兵三百来补充东宫军力。可见利用突厥并非是李世民的专利。
在谈及玄武门事变时，文章猜测说，事变前突厥入侵可能是李世民招来的。这种论点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突厥入侵对李世民有什么好处呢？从事件发展来看，李渊剥夺李世民的军权，李元吉、李建成等策划“昆明池政变”要置他于死地，逼得他不得不在无把握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政变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李世民又怎能预见到自己会成功而事先安排突厥来攻呢？
若说李世民原本是打算借打突厥而重握兵权，反过来以军队对付李建成，却被李渊识穿其用心，反而夺其兵权，那也是不近情理的。因李世民若真有此心，他早在那次于豳州击退了突厥兵时，就可以实施这种以军队夺权的方案了。那时他的处境仍比玄武门政变前夕较好，胜利的把握要大得多。
再说，到突厥攻到长安时，玄武门政变早已结束，李世民已登基为帝。突厥此举反而会严重威胁到李世民政权的稳定，成为他登基后马上要面对的第一个棘手难题。
至于说李世民在渭水边和颉利悄悄的一席话是什么内容，史书中早有透露：是李世民答应贿赂突厥大量的金银绸缎，以换取他们撤军。以贿赂来使突厥退军，是唐初的惯用手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据刘餗的“小说”所载，李世民曾以突厥围困之事问计于李靖，李靖提议一面倾府库金银来贿赂突厥，一面派军队抄截其后路。
以贿赂求和使突厥退兵，说起来毕竟不大光彩。史书出于溢美李世民，将他描写成正气凛然，一番理正词严就能斥退敌军，所以对渭桥之盟中的谈判详情不予细述。此亦人之常情乎。
李世民在此事中实在是委曲求全，既要维护中原大国的尊严颜面，又要竭力避免挑动突厥和唐军即时开战。所以，他对此事深以为耻，史书记述时有所隐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也承认，“本节讨论成为李渊、李世民关系中的芥蒂的突厥问题相当微妙，很没把握”。
事实上，李世民诚然需要靠对突厥作战之机来抓兵权，但若极端到说他勾结突厥来对付李建成，则不大可能。因为这种事太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玩火自焚。一个处置失当，则即使可以打击李建成，自己的皇位也会弄丢，甚至前拒虎而后入狼，连大唐江山也会拱手让于异族，那样的结果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李世民在历史上以精明的政治家著称，想来他还不至于会犯下石敬瑭、吴三桂之流的大错吧。
昆明池政变：剑拔弩张的争斗前奏
据史载，在武德九年夏初，突厥数万骑入侵乌城。若在平时，率军抵御之事往往委于李世民。但那次李渊却一反常态，不让李世民出征，而命李元吉领兵。
李元吉乘机奏请将秦王府下的骁将精兵如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秦琼等调归自己统辖。同时，他又与李建成密谋在昆明池摆下鸿门宴，在出征的饯别宴上埋伏刺客杀死李世民及尉迟敬德等人，然后入宫逼李渊让位。
这就是所谓的“昆明池政变”。
对于这场未遂的政变是否存在，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昆明池政变”是一个谎言，只为捏造出来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掩饰为迫不得已。
《枭雄兴亡录》持此说。文章这样分析：“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另一种意见是：“昆明池政变”确实存在。胡如雷持此说。他认为，李建成、李元吉的谋划中逼迫李渊一说应属杜撰，只为后来李世民的逼父退位开脱。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记载应该属实。
他举的理由有二：当时李渊已下了牺牲李世民的决心，李建成等摸准这一点而向李世民下手，并不奇怪；这一阴谋是由东宫太子率更丞王晊揭发出来的，有此人证，当属事实。
我个人的意见是比较倾向于胡如雷的看法。
《枭雄兴亡录》说如果李世民交出兵权，就不需设什么“鸿门宴”了。但问题正在于，李世民决不肯交出兵权。因为权在人在，权亡人亡，李世民若交出兵权，就等于伸脖子到李建成的刀锋之下，听候宰割。李建成也一定猜想出李世民会使用非常手段来反抗的，所以才搞“昆明池政变”来诛杀他。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谋划竟会被李世民事先知道，抢先动手。
胡如雷说的对，王晊告密是“昆明池政变”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史书中对王晊的姓名、在东宫的官职、告密的详细过程，全都记载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不似是伪造出来的。
我们只要将它与史书中其他伪造出来的史料进行比较，就更清楚了。如史书中捏造唐朝刚建立时，有大臣将佐请求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史书只是说有人这么请求，那人是谁？他说过什么话？完全含糊其辞。而遍查唐初各大臣将领的传记事迹，也缺乏与之呼应的记载，所以可断定是伪作无疑。
而王晊告密则不然。史书除了没有载明他是如何给李世民收买做奸细之外（为尊者讳，当然不能记载李世民有此等小动作），其他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明白，可见应属事实。
此外，还可以用推理之法来证明“昆明池政变”的存在。
《枭雄兴亡录》中说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蚕食式”的，那基本正确，但失之片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是有两个战场的：一是在京师内，这是主要战场，因为李渊仍在世，对于政权继承的人选，他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地方上，这里的斗争由于战场面积大，短兵相接的情景不易出现，所以显得较为隐晦。再加上史家为了掩饰李世民的夺位野心，对于他在地方上的种种经营都避而不谈，所以地方战场上的斗争不易为后世史家发现。
但现在基本都认为地方上的确存在着两兄弟的势力范围：河北、山东（崤山以东）一部分是李建成的势力范围，而河南、山东大部分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
从前面几节的分析中可见，在京师这一战场上，李世民是全面处于劣势的：从朝中大臣到后宫妃嫔，从李渊到李元吉，无不是支持李建成而反对他的。
但在地方战场上，优劣之势却是逆转过来了。因为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又担任过地方上的尚书令，所以地方上拥戴他的力量不少。
而李建成直到武德六年才在魏徵的建议下，利用对刘黑闼第二次战役的机会，在山东庆州、河北幽州等地培植地方势力。时间太短，远不及李世民的长期经营。而且，李建成培植力量的方法主要是以金钱来拉拢。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很脆弱，缺乏真正的忠诚。顺境时乐于锦上添花，一旦转为劣势就很难指望他们能雪中送炭。
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后，地方上尽管也一度骚动，发生了李谖作乱之事，但终究不成气候。李世民还未派兵平定，他自己的内部就先自相残杀而告瓦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李世民对政变后遗症处理得很好，想乘乱浑水摸鱼者难以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经营并无太大效果。
反观李世民，他与地方力量的结合，是通过并肩作战而成的，属于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非常忠诚可靠。“张亮事件”便是证明。
李建成对这一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曾欲借“张亮事件”来打击李世民，破坏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但告失败。这必定令他体会到李世民在地方上力量的强大。
史书上有一记载可说明李建成对这一点的认识。史载，李建成曾召李世民夜宴饮酒。李世民忽然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李渊知道后一面勒令李建成不可再召李世民夜饮，一面到秦王府探病。他估计到此事可能是李建成在酒中下毒，便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此时内心想必大喜过望，面上却是“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李渊就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但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得知此事，就商量说：“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所以在李渊面前游说，说李世民身边的人多是山东人，“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李渊遂打消了让李世民迁往洛阳之心。
这一记载疑点甚多。如以李世民之精明谨慎，在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形势下，怎会轻易接受夜饮之邀而不防备对方会在酒中下毒？另，人的体内能有多少血？李世民竟能吐血数升而不死，岂不成了医学上的奇迹？此处史书怕有夸大其词之嫌。而李渊承诺让李世民在洛阳建天子旌旗就更加不通。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渊这样做岂不是制造出两个天子来，等于是制造国家分裂？
这一段史料真真假假，估计真相可能是李渊当时还未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又看到两兄弟若挤在京中，争斗必难避免，所以想将李世民暂时调离长安到洛阳，以缓和二人的矛盾。所以，让李世民去洛阳是真，建立天子旌旗等则应属伪造。
而在李世民来说，当时他备受打击，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若能暂时离开长安，到他的势力强大得多的洛阳去，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喘息休整的大好时机。所以说秦王府内上下人等都欢欣雀跃，并非诬造。
但李建成对此点显然看得很准确，知道一放李世民出长安，就是纵猛虎归山、放蛟龙入海。而他此时正处于乘胜追击的阶段，岂能轻轻巧巧就让李世民溜出他的五指关？所以极力阻挠。
从唐初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的表现可知，他堪称杰出的军事家。只要手上有兵，李建成就未必是他的对手。但在长安城中，李世民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没有军队可供调度。仅就法定允许的武士人数而言，东宫和齐王府合起来可有几千人（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提到玄武门事变时，东宫、齐王府出动的兵数达三千之多），而秦王府却不过八百。虽然李世民曾私蓄兵力，但人数绝对不能太多。因为人数太多就会目标太大，易于被李建成发现。再说，东宫、齐王府同样也可以私蓄兵力。
不仅如此，由于李建成长期镇守京师，城中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统辖，但暗下里的私交想必不错。再加上李渊站在李建成一边，一旦发生什么事变，李建成若要求李渊下旨将禁军调度权交给他，完全是可行的。
这么一对比，李建成以几万兵马对李世民的不足一千人，力量悬殊到这个地步，李世民想在长安内抗衡李建成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李建成才这么自信地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
正因如此，想来李建成推测李世民要有反抗行动，一定是潜逃出长安，到河南去纠集支持者和他对抗。若真的被他溜出长安，必定是兵连祸结、后患无穷。
首先，跟李世民打仗，他有把握胜吗？其次，就算侥幸胜了，那时一片锦绣江山亦必尽为焦土，对于他这个未来的统治者有何好处？所以，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尽快将之诛杀，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决非如《枭雄兴亡录》中所言是“徒劳无益”的。
研究历史，若能进行一些横向比较，有时会有很好的效果。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它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局面与中国颇为相似，可拿来借鉴。像日本尊氏足利不能守住天皇就是一个好例子，可与上述李氏兄弟的争权参照来看。
日本幕府时期的尊氏足利，“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天皇困在京城中，没有将他杀死。后来天皇男扮女装混出京师，召集起显家等效忠他的家族与足利对抗。虽然最终是足利胜了，但在战争中却使尊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以致后来两兄弟反目成仇、兵戎相向。
不妨假设，李建成若不诛杀李世民，而李世民又不敢孤注一掷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而是潜逃出长安到洛阳振臂一呼，号召起效忠他的地方势力跟李建成打仗。那时李建成一定得倚仗李元吉去应战。姑且不论李元吉能否是李世民的对手，即使退一步说，李元吉真的打败了李世民，他是否会像足利之弟在平叛中功劳赫赫，不甘心屈居于兄长之下而与之决裂呢？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李元吉有先除李世民再对付李建成之心，这种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李建成不能不考虑到后果代价之大，所以他定谋设下昆明池这“鸿门宴”来诛杀李世民，是合乎情理的。
从上述的分析也可看到一点：即李建成没有考虑到李世民会发动宫廷政变，因为他认定李世民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在这种绝对的劣势中，决不敢轻举妄动。正因这一招想差了，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此外，证实“昆明池政变”存在的还有一条有力证据。在李世民上奏章指斥李建成欲冤杀他后，皇宫中一直支持李建成的张婕妤马上得知这一事情，将之转告给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开始商量此事。李元吉感到李世民此举非比寻常，一定有非常行动紧随于后，所以建议李建成命令东宫中的卫队做好作战准备，同时假称有病，不去上朝。
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对李世民的谋划往往比李建成要看得更清楚。他这一建议本是十分明智，但李建成不以为然，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李建成这一话中的“兵备已严”，是说京城各处兵马已经出动备战，进一步证实他已备下兵马来发动“昆明池政变”，否则无缘无故调动军队，岂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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