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政治斗争的变数
首先看一看政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掉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钩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驱走，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这时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顿时军心涣散，成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激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政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便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政变大致如上，其中许多记载有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借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19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证据最为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其他研究者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无法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就已疑心其中有伪。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政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了“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的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不去对质就会证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很犹豫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便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李元吉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但却能有所警觉。只是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绝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致使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宏基给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命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的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显示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因此李建成又怎么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个旧主子而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的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分，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能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然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基本澄清，可谈一谈政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作过总结，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需分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会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被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徵、王珪等良臣，但王珪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徵，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徵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徵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徵，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徵、王珪、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左右。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大事小情，都必定开诚相见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徵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夺取玄武门：胜负的关键
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是他取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专家在研究中都已经充分肯定了这一点。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此处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政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政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用了至少两年之久的时间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绝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两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政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预之需，是最后一步杀招，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对道德成分的考虑。《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绝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政变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却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还会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将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血腥气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正因为如此，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一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也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绝杀
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从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
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定，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同仇敌忾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能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乘对方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是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儿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桥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前面三点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掉以轻心了。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李建成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分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这一匹夫的弓箭下。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出乎意料的结局
尽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为笑到最后的人，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是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如今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是否反而会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们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到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绝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几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那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此外，这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轻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却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他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分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政变”。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的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政变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所以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政变”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政变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的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坠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攻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在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稍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巨大的差别。李渊小心谨慎得过分，甚至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却奋勇急进，甚至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逼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道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是否会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预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是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为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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