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十讲-房谋杜断与“凌烟阁”:一代明君的特色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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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之治”的开创,自然不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只是玄武门政变影响下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出色的团队,凭李世民一个人根本无法建立如此的基业。我们经常提到的“房谋杜断”、魏徵与凌烟阁功臣,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班底。

    房谋杜断:皇帝的智囊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

    父亲房彦谦为官颇有政绩,百姓称他为“慈父”。隋文帝仁寿年间,曾遣使者巡视天下,考察官吏的政绩,结果房彦谦被定为天下第一。房彦谦不但为官清廉,还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无论为官还是赋闲在家,对子侄们的学业都非常重视,时常督促勉励他们。房玄龄自幼就聪明机警,对父亲要求自己熟读的经书,无不朗朗上口,深得房彦谦的钟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房玄龄在父亲的教育下,不仅写得一笔体兼草隶的好书法,更深受父亲那恢廓闲雅的文笔影响,文章也写得篇篇珠玑,非同一般。对于儿子的日益长进,房彦谦的内心充满喜悦,但他并不单单是教育儿子攻读学业,还经常培养儿子的品德。有一次,房彦谦对房玄龄说:“别人都因为做官而发了财,我做官却还是一贫如洗。我留给后世子孙的,只有清白的名声。”父亲的一席话影响了房玄龄一生,他后来的官宦生涯,无处不体现着父亲的教诲。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李世民受封为秦王。房玄龄官拜秦王府记室,封爵临淄侯。李世民经常称赞房玄龄,唐高祖李渊也高兴地说:“玄龄机敏正直,是担大任的料。”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名列第一,得到了重赏。

    封赏完了以后,唐太宗说:“今天论功行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

    淮安王李神通说:“陛下,臣带兵打仗,舍生忘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端坐朝中,舞文弄墨而已,功劳却排在最前面,臣心里不服。”

    唐太宗说:“你们是有功劳,但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排在第一。”

    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臣也无话可说。

    房玄龄为人非常谦虚谨慎,对于论功行赏的事深感不安,便对唐太宗说:“陛下将臣排第一,臣心里很不安。”

    唐太宗回答说:“从前汉高祖封赏大臣,萧何在最前面,你就像是朕的萧何,功列第一,理所应当。王者公正无私,才能得人心。朕和大臣们每天吃的穿的,都来自于百姓,所以设官定职,也是为了百姓。国家理应重用、优待贤能的人,让他们更好地为国出力,也使全国上下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今天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喜好。你当之无愧,就不要再多说了。”

    不久,房玄龄又升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封为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听说你处理公务夜以继日。你身为仆射,最重要的职责是广求贤才,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来为国选才。以后你只要把握重大的方针、政策就可以了,具体事务就让别的人去办吧!”房玄龄感激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讨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政策应该宽松公平,执行则要严格公正。官员们都要竭尽所能,尽职尽责。对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你说得对,你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房玄龄回答说:“臣一定遵照陛下的旨意,尽心效力。”

    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给唐太宗,请求治房玄龄、王珪的罪,唐太宗派侯君集调查此事。魏徵上奏,为房玄龄,王珪辩护说:“玄龄、王珪都是朝廷旧臣,向来以忠直为陛下所器重。他们考评了数百名官员,有一二人的评价欠妥只能算是百密一疏,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私心。”

    唐太宗也觉得有道理,他说:“朕希望能选出天下贤才,让他们担任官员,为国家效力,为百姓造福。以后只要宰相审核,再上报给朕就可以了。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不愿竭力尽心呢,如果能这样,天下哪能不太平?”

    当时,各位朝臣对房玄龄尽于职守,无不由衷地佩服,唐太宗更加看重他,屡屡褒奖。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讨论世袭之事,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和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着自己身为宰相,应为各位大臣树立榜样,不应贪图私利,便上奏唐太宗说:“臣已经担任宰相,现在又封为宋州刺史,这样恐怕会使大臣们争相追逐名利,使朝政大乱。臣认为不妥,请陛下先罢免臣的刺史职位。”

    唐太宗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他为梁国公。房玄龄辞掉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天能有这样行动,都是玄龄的功劳!”

    后来,房玄龄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当他初到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要拜他。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决不受。人们看到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觉得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不宜长期身居高位,多次提出辞呈。唐太宗对他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长久以来都依靠您,如果失去了像您这样的贤相,朕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般。”

    晚年的房玄龄经常疾病缠身。唐太宗依旧委以重任,下诏说:“玄龄多病,就让他在家里办公,躺在床上处理公务。”朝中遇到大事,便命人抬他上殿。每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唐太宗便流泪不止,说:“您老了,朕也老了!”

    后来,房玄龄处于病危状态,唐太宗不仅派皇太子去他家里慰问,还亲临探视,与房玄龄握手诀别。君臣两人悲痛不已,房玄龄挣扎着说:“臣先走一步了,愿陛下保重!”

    不久,房玄龄便去世了。唐太宗下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官太尉、并州都督,谥号“文昭”。

    杜如晦(585—630年),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被认为是贞观初年的名相。

    杜如晦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好学。隋炀帝大业年间,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机敏善应变,遂将他补为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尉。他见隋朝政治腐败,又认为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

    大业十三年底,李渊父子率军队攻克长安,次年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闻知杜如晦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唐政权初建,需要向各地选派官员。时秦王府聚集了许多有才能的幕僚,一部分已被调出去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有胆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以后要建立帝业,必须得此人辅佐。别的人全调走不足惜,唯杜如晦不可舍。”李世民听到此说,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将杜如晦留任秦王府。从此后,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左右,参赞戎机,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武德元年八月,盘踞今陇右一带的薛举兵强马壮,趁李唐政权立足未稳,出兵东犯。高祖派李世民统兵征讨,杜如晦随军参赞,经两次交战,唐军彻底打垮了西秦的势力,解除了西北方面的威胁。李渊为嘉奖李世民的战功,命其出为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杜如晦随行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其后,李世民连续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武装割据势力,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为了笼络人才,研究文籍,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学士。

    随着唐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皇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逐步展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杜如晦和房玄龄为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建成和元吉也在加紧策划,打算分化瓦解秦王府中的骨干力量,他深知“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于是,便向高祖上奏,说房、社二人对朝廷不利。高祖便令将房、社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当李世民下定决心要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时,便密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计议。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入秦王府。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政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政敌。李世民为皇太子,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

    是年八月,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当了皇帝。杜如晦多年随李世民参赞戎机,尤其是在策划政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有功,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封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又以本官检校侍中,改任支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二月,升为尚书右仆射,仍然掌管选拔官吏的事,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当年十二月,因病辞职。

    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作用。凡军政大事,皆参与议定,在协助唐太宗建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各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家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时论认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是当时的名相。

    贞观四年初,杜如晦病重,太宗曾亲去其家探望。是年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而卒,时年四十六岁。太宗为他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又命虞世南为其撰碑文。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司空,改封莱国公。

    魏徵:皇帝的镜子

    魏徵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炀帝大业十三年,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仰慕魏徵的才华,请魏徵为谋士,这样,这位有意纵横天下的书生,几经周折,卷入了隋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怒涛中。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魏徵先后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中待了两年多。主择臣,臣亦需择主而事之,李密也好,窦建德也好,在许多关键时刻都不能采纳魏徵的意见,结果都很快兵败、降唐,魏徵也两次成为唐军的俘虏。

    唐高祖武德二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勣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

    年逾不惑之年的魏徵饱经忧患,遍尝了成败荣辱。这一段经历,使这位胸怀大志的儒生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洗礼,并充分体察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为他后来辅佐唐太宗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降唐之后,唐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徵有才,就招魏徵为太子东宫洗马,成为一个主管东宫经籍图书的小官。

    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政变以后,李世民由于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任他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

    李世民当政之后,为什么不杀魏徵反倒重用他呢?当然,唐太宗建国之初,正值用人之际,重用魏徵正是他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体现。作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掌握着芸芸众生生杀予夺的权力,位不可谓不高,权不可谓不重,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的道理,知晓身为帝王,兼听的难得与重要。他看重的正是魏徵仗义耿直,能够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的性格。

    入朝议事之后,魏徵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上不乏因进谏而丢了官位丢了脑袋的例子,魏徵却是个例外。唐太宗不但没像别的皇帝那样贬他的官要他的头,反而多次赏赐他、提升他。因而唐太宗纳谏便成为千古美谈。唐太宗乃一世雄主,以他之尊,以他之豪,谁的话不听,别人拿他也没办法。而他不但听了,而且还礼遇进谏之人,难怪列位史家都对此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呢。

    贞观二年,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到贞观四年,社会上便出现了“升平”景象。这之后,又连年丰收,所以天下太平,盗贼不作。早在贞观元年,许多大臣就上疏请求李世民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祭祀地点在泰山顶上。李世民也认为开国有功,事业有成,便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同意赴泰山封禅,独有魏徵又力排众议,认为不可。他从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着眼,力陈不可兴师动众封禅的理由。唐太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很不舒服,但嘴上又无法反驳,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国家的一大笔开支就被省下来了。

    贞观七年,魏徵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疏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妇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徵谏道:“自古上疏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魏徵不但时刻提醒唐太宗要法令严明,上下同守,严格执行贞观初年制定的“抚民以静,爱惜民力”的方针,在大唐王朝日益繁荣富实的形势下,还不断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节俭用度。而贞观中后期,整个社会的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创业之初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也渐渐消磨了,滋长了帝王的奢侈之心。也就越来越不把魏徵当回事了。

    贞观十二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谏太宗十思疏》,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出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鹰闷死在怀中。

    具有逆向思维的人,思考问题往往好独辟蹊径,分析问题常常见解独到,善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思维上的逆向,又促使了他们品格上的“逆性”、行为上的“逆态”的形成,成为“逆才”。“逆才”多不完全信奉上级的指示,不拘泥于领导上的老皇历,好在工作中翻新花样,标新立异。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难免表现得固执、自负甚至恃才傲物,难以迎合领导的心理、顺从领导的意图。

    有些领导喜欢顺从听话的人,对爱自作主张、好顶撞上级的“逆才”常疏远之甚至弃而不用,从而导致一大批确有真才实学和发展潜力的佼佼者受压抑、遭排斥、被埋没。在世界各国争抢人才的今天,这种歧视“逆才”的现象理应得到彻底改变。

    不要以为凡是“逆才”,都属于对立面,都是有敌意的。殊不知,“逆”中有“敌”,“逆”中亦有“友”。“逆才”未必都是正义事业的叛逆者。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倾吐逆耳忠言者,往往正是表里如一、襟怀坦白、才华出众的能人贤士。魏徵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刚正不阿的“逆才”。他经常针对唐太宗的缺点和错误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直将魏徵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以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正因为有魏徵这样的“逆才”贤相辅佐,唐太宗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使唐王朝有了贞观盛世的出现。

    一味顺从顶头上司的人,也不一定就与领导者志同道合。顺从的背后,不见得不隐藏祸心。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的近臣竖刁为取悦桓公,自宫为阉人,服侍桓公极为周到;易牙为取悦桓公,不惜杀了儿子,做成羹汤献给桓公;开方为取悦桓公,父母死了也不回家奔丧而臣于桓公。竖刁、易牙和开方对齐桓公可谓顺从至极,他们也因此得到了齐桓公的信任和重用。可等到齐桓公年老体迈、卧床不起时,竖刁、易牙和开方三位奸佞之徒一改往日的顺从,欺上瞒下,胡作非为,最终酿成齐国内乱。结果,曾先后灭掉三十余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位列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仅丧失了霸主地位,还落得个“其身被囚,食粥不得,病饿而亡,尸腐蛆生”的悲惨结局。

    人们常说“人言可畏”。其实,对领导干部来说,听不到人言,听不到群言,特别是听不到“逆才”的逆耳之言,那更可畏。要成就一番正义的事业,切不可错待刚正不阿的“逆才”——对他们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只要符合实际,只要对改进工作、发展事业有利,即使再尖刻、再刺耳,也应认真听取、虚心接受。他们只要主流不偏、本质不坏,能干事、能干成事,即使不顺从领导,顶撞了领导,也应予以理解,也应放手使用甚至重用。在进一步开创改革开发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尤其应该这样。

    贞观十六年,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是在魏徵死后,一切都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魏徵在死之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徵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这位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因私营党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消息:魏徵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徵是在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唐太宗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徵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激励机制:画像凌烟阁

    “贞观之治”是中国治世的楷模,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既有唐太宗的英明领导,又有赖于全国人民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但也与贞观群臣全力的辅助分不开,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史称名将名相辈出时期,文学上叫谋臣如雨、猛将如云,都是形容当时人才之盛。事实上当时的确发掘并有效利用了许多人才,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第一等)就达二十四人之多,当然当时为什么只列二十四人,现在已经无史可考、无据可查了,然而由于历史的久远及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等人名气太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不知其他功臣了,下面就介绍一下他们的特殊功勋吧!

    按入阁人物的情况看,当初入阁的评选条件为:

    一、参与了晋阳(太原)起兵,并立有主要功勋;

    二、参与了建唐工作及全国统一战争,并立有主要功勋;

    三、参与了玄武门政变、帮助李世民当上皇帝;

    四、参与了贞观时期的国家建设。

    考察这二十四人的履历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至少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第一功:吏部尚书赵国公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是李世民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目前尚无史书证明他参加了太原起兵,但第二、第三、第四条他都参与了,特别是策划并组织了玄武门政变,将李世民推上皇位,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微不足道,但对唐朝、对李世民来讲那可是终生难忘的大功、殊功,长孙无忌博通经史、才华了得且为人谨慎、远避嫌疑,因是皇后之兄,他在贞观时期数次推辞宰相之位,长期担任散官(荣誉官职、无具体权力及职责),倒是在永徽年间为相政绩非凡,光耀千古,长孙无忌组织编纂了《唐律》同《唐律疏义》,那可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如此完善的法典,所以长孙无忌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学家。长孙无忌的忠诚也是为李世民所看重的,所以长孙无忌能在贞观群星中排名第一,连李世民都评价他:“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第二功:河间王礼部尚书李孝恭。

    李孝恭符合第二及第四个条件,特别是全国的统一战争,当时唐虽然是建立了,不过周边却是强敌林立,黄河流域的(陇西的薛举、薛仁果父子、河东的刘武周、河南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刘黑闼、山东的徐圆朗)强敌是李世民率军搞定的,而长江流域(荆湘的肖铣、江南的辅公拓)则是李孝恭搞定的。开拓剑南、荆湘、江南及岭南半壁江山,那可是功垂千秋呀,同时李孝恭对剑南、岭南的开发、对大唐强大水军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孝恭作为王室,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真是不得了。

    第三功:尚书右朴射莱国公杜如晦。

    杜如晦没有参加太原起兵,但后面三条却条条充分,在历史上也颇具盛名,已经丹青史书、影响深远、深入人心,在此就不用再啰唆了。

    第四功:待中郑国公魏徵。

    魏徵的名气就更大了,一说到谏诤就马上意识到魏徵的存在,他的经历及业绩已经光耀历史、独步古今、人人称颂了,在此也不说了。

    第五功:尚书左朴射梁国公房玄龄。

    房玄龄同杜如晦一样英名千古,杜如晦死得早,只当了三年宰相,但房玄龄却干了二十二年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在历史上这也许是个记录吧!

    第六功:尚书右朴射申国公高士廉。

    高士廉是长孙皇后的舅舅,也当然是李世民的舅舅了,此人没有参与太原起兵,是李孝恭平岭南后才回朝的,所以他的功劳主要是第三及第四条,他着力开发了剑南,且长于行政,贞观年间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对官员的任命、考核、调度及初唐政治体制及官员监察体制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另此人为人正派、性格豁达、重情义、轻财色,是我们后人所称赞的“好官”及“君子”(人也长得特别帅气)代表。

    第七功:左卫大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

    他可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如不知,回去看看大门就知道了。全国统一战争中,老尉战功可是不得了,经常同李世民单骑探敌,安然而归,武功那是一等一的,玄武门政变中立有决定性战功(镇住太子及齐王党的反扑及逼宫,防止事态扩大化),李世民刚称帝时又在泾阳大败突厥军,对外树立了威威大唐的强盛形象,对稳定刚刚经历政变的大唐政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八功:尚书右朴射卫国公李靖。

    李靖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杰出军事人物,《李卫公兵法》的作者,仅凭“南击岭南、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及唐太宗那句“三千轻骑、横行漠北”就可见其厉害了。

    第九功:尚书左朴射宋国公萧瑀。

    萧瑀参与了唐初建设及贞观建设,虽然没有参与玄武门政变,但却数次劝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玄武门政变后更是坚决拥立李世民为太子,善于行政,性情耿直(在贞观时期与其他宰相不和),李世民评价其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同时他的身世也很尊贵,有一次李世民设宴招待大臣,席间说谁觉得自己应该先倒酒,房玄龄是首席宰相、百官之首,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哥们儿兄弟、贵戚人杰,都是当时尊贵之极的人物,但都只是相互望了望,不敢动杯,而此时萧禹却率先倒了酒,李世民问故,萧禹回答说:“我是南朝皇帝儿(梁武帝萧衍的儿子)、隋朝皇后弟(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前朝左朴射(李渊朝的尚书右朴射)、天子亲家翁(儿子娶了李世民的公主)”,太宗及众人均叹服。

    第十功:镇国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

    段志玄如同美国的巴顿将军一样,是初唐装甲部队——玄甲军的主要战将之一,参与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参与了玄武门之变,且作战勇敢、军功卓越,是飞将军李广的“唐朝版”,段志玄为人正直、诚挚、治军严谨、不趋时利,634年曾作为主将(在贞观朝能做主将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李靖——征突厥及吐谷浑、李勣——征薛延陀及高丽、李道宗——征薛延陀、侯君集——征高昌及击吐蕃、柴绍——征梁师都、阿史那社尔——征安西四镇、段志玄——征吐谷浑军)率军击退吐谷浑的军事进攻,为将者的“智、信、严、勇、仁”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来。

    第十一功: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基。

    刘宏基是真正的大侠出身,参与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太原起兵过程中只有一次规模较大的硬仗,那就是对霍邑的隋将宋老生,而斩杀隋军主将宋老生的正是刘大侠(擒贼先擒王,这一仗对唐朝的建立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个功也不可谓不大,),攻克长安后被评为战功第一,参加了历次全国统一战争,均作为主要战将,战功卓著(征薛举时因唐军战略失误,全军覆没,宏基力战被擒、受尽酷刑、宁死不降,表现出对大唐的绝对忠诚)。天下平定后因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

    第十二功:兵部尚书蒋国公屈突通。

    屈突通原为隋将,本是李渊父子的敌人,他的投顺对隋可是致命的打击,因屈是隋将精神的楷模,同时李渊当时面临陇西的薛举,正全力防范、抵抗,若屈全力死战不降,我想李渊也不能这么快就搞定他,李渊东西两面受敌,我想新生的唐朝可就能要夭折,所以屈突通对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他参加了全国的统一战争、功勋卓越,特别是平定王世充的战争(那场历史上绝对精彩的“围点打援”战中主打的是李世民,而主围的则是屈突通,试想,如果李世民正同窦建德开火而洛阳城中王世充那群饿狼又冲出来南北夹击,李世民会怎样?唐又有何后果),同时屈突通的气节那是千年称道的,那绝对是“正义的化身”。

    第十三功:兵部尚书郧国公殷开山。

    殷开山,《西游记》中唐僧的外公,《说唐》中同马三宝在李世民一左一右、寸步不离,历史上他却是在李世民左右,但另一个则不是马三宝,而是刘文静,只可惜刘文静死得太早。殷开山参与了太原起兵,是首义功臣,追随李世民参加了全国统一战争,尽管有在陇西被薛举打得大败的记录,但功勋还是很耀眼的,特别是在平刘武周同王世充的战争中,立有殊功,只可惜早死,是二十四人中最早去逝的一个。

    第十四功:左卫大将军谯国公柴绍。

    柴绍是《说唐》中的白面书生,老是跟在李元霸后面,像家臣一样,但历史很会开玩笑,历史上真正的柴绍是猛将,而李元霸则是白面书生且早夭,柴绍是李渊的女婿,参加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时才三万人,而到长安时却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这十万英雄豪杰差不多都是柴绍同他老婆平阳公主招的(柴绍的面子还真不小),这可是组建了大部队。柴绍是李世民的姐夫,不可能去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二年作为主将灭掉了最后一个割据藩王梁师都,贞观三年以行军总管身份参与了李靖的灭东突厥战争,长年防御吐谷浑军。柴绍性格豪爽、多谋略,在同吐谷浑的岷州之战中,当吐军居高临下、对唐军处以绝对不利时,他竟能沉着冷静应对,当众叫美女现场开演唱会,乘吐军不备突袭,终于转被动为主动,大败吐谷浑军,被传为千古美谈。

    第十五功:左骁卫大将军邳国公长孙顺德。

    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叔,外戚。隋炀帝出兵征高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与李氏父子友善。太原起兵时,与刘宏基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时任先锋,后与刘文静战屈突通、擒隋主将屈突通,立有赫赫战功。玄武门政变中又作为主要打手角色,帮李世民登上皇位,因此又有拥立之功,然贞观年间屡次犯法,太宗始终只是教育、贬官,而未予深究,长孙顺德是那种典型的武将(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勇猛有余、智谋不足,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无敌、人人敬畏,和平年代无事可做、尽显性格缺陷(粗暴)。

    第十六功: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

    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勣,随李一同降唐。得房玄龄、李世勣推荐入李世民幕府,一直帮李世民出谋划策(张亮应属主谋略而非勇武型的将军)。李世民兄弟相争时,派其到洛阳招募私党,被元吉告发而下狱,张拒不招供掩护了李世民,因而有功。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他的能力同功绩多表现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张亮性格怯懦,但当时太宗任他做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是七万水军的主将,不知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命的)。但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被诛(事后证明张亮确被冤杀,当时李世民盛怒之下,同时大臣除李道裕认为证据不足外没有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可见张亮已经失去人心了,事后李世民还责备房玄龄不劝告)。

    第十七功: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

    侯君集年少英武、能征善战、两极走向、荣辱一生,如果说李世民最信任的文臣是长孙无忌,那最信任的武将则是侯君集了,侯君集是李世民的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为此怀恨在心。在李世民诸子争当太子的斗争中,他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承乾,事泄被杀。

    在所有叛臣中,侯君集应是最为荣耀的了,事发后,李世民为了不让刀笔小吏侮辱他的爱将,亲自审讯并向大臣们求情,最终保侯妻及一子,得以延续香火,李世民从此不再上凌烟阁。

    侯君集在战场上是神化的存在,你看唐征吐谷浑,南路的侯君集同李道宗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人刺马饮血、马啃雪充饥),高昌之战沙漠七千里,高昌王向他的大臣说唐军不可能行这么远(三万以下,我能对付,三万以上,沙漠七千里后勤无法供给),当侯君集率大军兵临城下时,高昌王却吓死了,侯君集还挺有大国将帅的风度,等高昌国办完丧事再战,战事朝一边倒趋势,很快结束,此时是侯君集最为辉煌的时刻。他任吏部尚书、参与政事(相当于宰相的权力),是李世民的首席大将,就是后来李勣的位置,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老婆都说他),我想原因就一个,志大才高,受不得委屈,没有受过磨难与打击,成功太快了、来得太容易了,所以思想没跟上、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第十八功: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

    张公谨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受李靖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又在事变时充当主要打手,功劳很大。李世民登基后,派他驻北方防御突厥、贞观三年呈上平定突厥的六策,建议攻突,李世民同大臣们一致通过,同年正式发动反击突厥的战争,公谨为李靖副将(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公谨为副大总管),协助李靖灭亡东突厥。次年病故,仅三十九岁,公谨死时撞忌讳,人言不能哭,以免克人,但太宗认为君臣同心,真心哭丧有何不可,于是带头痛哭,群臣及公谨家人均痛哭之,场面极为悲痛。

    第十九功: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

    程知节也是大名鼎鼎了,《说唐》中的程咬金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就是历史上程知节的原形,只不过历史上的程知节要厉害得多,不仅仅是三板斧,而是勇冠三军的猛将。知节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在唐郑首战时于阵前与秦叔宝、罗士信等数十骑一同降唐,改名知节,分配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领导的历次战役,每战均作为前锋,冲锋陷阵、功勋卓越。他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是地道的秦王党。唐高宗时程知节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被免官,后病故,可惜一世英名,晚年竟然是如此结局。

    第二十功:礼部尚书永兴公虞世南。

    喜欢写毛笔字的朋友都知道,什么欧体(指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书法)、褚体(指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柳体(指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书法)、颜体(指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书法)、虞体(指唐代书法家虞世南的书法)等。虞世南是隋朝奸臣虞世基之弟(两兄弟怎么性格有如此大的差别),自幼以文学著称。宇文化及江都兵变后北返,宇文化及被灭后他归顺窦建德,窦死后入李世民的幕府。此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世南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但性格耿直,骨子里都有股诤诤之气,贞观年间也以善谏著称,对初唐文风的形成有杰出贡献。

    第二十一功:户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

    刘政会是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的首席功臣(就是他策划并揭发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私通突厥,杀了二人,揭开太原起兵的序幕)。此后他负责留守太原,刘武周进攻时被俘。他忠心不屈,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密报李渊(你看多忠于大唐呀)。刘武周灭亡后获救。长期担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即是财政经济大臣),武德年间唐朝经济快速恢复,国力不断增强,终于在短时间内消灭了与唐实力相当的几个割据势力(入长安后,李渊仅控制了陕西和山西两省,而且还未完全占领,当时陇西有薛举、甘肃有唐弼、李轨、河南有王世充、李密、河东有刘武周、河北有窦建德、西北有梁师都、江南有杜伏威、两湖有肖铣,大唐差不多天天在打仗,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如何统一呢),而且贞观年间经济快速发展,刘政会确实是当时相当有经验且极为称职的财政大臣。

    第二十二功: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

    唐家与李家均为北齐大臣,有世交之谊,唐俭亦与李渊为友。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为首席功臣。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那时救了皇帝就是救了国家),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突厥外交事宜(以外交官身份出使突厥,使突厥放松了警惕,李靖一举消灭了突厥,那可是一人胜几万大军,尽管没有上阵杀敌,但却加快了突厥的灭亡,使一大批将士不因拼命而战死疆场,当是奇功一件)。后来任户部尚书,管理国家财政,是刘政会的继任者,贞观年间经济发展呈现一片生机,唐俭功不可没,顺便说一句,唐俭的耿介性格(牛脾气)也是很出名的,坚持原则、六亲不认,连李世民都不得不佩服。

    第二十三功: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

    李勣本姓徐,归唐后赐姓李,改名李世勣,太宗死后为避讳,再更名李勣(去“世”字),原为瓦岗军大将,少年随翟让起兵,翟死后跟随李密。李密降唐后成为独立势力,但仍坚持以李密部下的身份降唐以示不忘故主,被李渊称为“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他密谋暗杀窦后重归唐朝,但未能成功,侥幸逃走。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又担任主将灭徐圆朗,随李孝恭灭辅公佑,战功显著,列战将(除李世民同李孝恭为主帅外)第一。他拒绝向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政变。

    贞观年间,他与李靖一起灭亡突厥,此后十六年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多次击败薛延陀势力,被李世民誉为“长城”,侯君集被杀后调回京城主军,又随李世民进攻高丽。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被委以军事,担任主将再次出征高丽,终于将高丽灭亡。唐高宗重画其形象于凌烟阁。他灭高丽后次年病逝。

    这里引申说一说李勣背叛李世民一事,许多人认为因李世民死时对李勣的故意外调,使李勣对李世民怀恨在心,以至于最后支持武则天,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在李勣的一生中,李世民在他心中是神的存在(恐怕在很多人心中都如此,不然怎么有人在李世民死时要求自杀陪葬呢,那些元老重臣在被武则天抄家时都不忘向昭陵三拜、从容就义),他是不可能背叛李世民的,只不过李勣为人比较圆滑,做事较谨慎、老练(他的孙子李敬业性格偏急,老李差点儿要杀掉他),当时李治想立武则天到了极点,以李勣的性格是不可能犯颜直谏,得罪皇上的。另一方面,李勣认为,立武为后也不过是后宫的问题,不会推倒李唐的江山,也不至于对不起李世民,至于武则天称帝,我想李勣是万万想不到的,也是在无意识中帮助她的。

    再说,李勣一生见过的事太多了,当年在瓦岗寨就是被李密砍掉一支耳朵,又经历李世民的玄武门政变,以李勣同李世民的关系,很难想象他不参与玄武门政变,主要是他的老练,识时务者为俊杰吧,他没有看清时局时是不会轻易出棋的。

    另一方面,将李勣外放是李靖的主意,这一点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已有清楚记载,李世民问何人是将才,也就是说找一个军事接班人(因辅政的长孙无忌不懂军事),要李靖传业给他,李靖举出太宗所赞扬的三人,李勣、李道宗、薛万彻,而李勣同李道宗的不大胜也不大败战略原则明显得到太宗和李靖的赞赏,太宗说李道宗耻于三代为将者(不希望后辈再做将军,难怪每次见李道宗将军老喜欢文官打扮),不可妄传但也不可不传,最后就只有李勣了。其实李靖最为看重的是李勣和李道宗,相比之下更看重李勣,因李勣年长一些(大李道宗差不多八岁左右),经历多一些,而且同李靖交往多一些,那么李靖肯定最了解李勣了,当李世民说道担心李治对李勣没有恩而李勣不能尽心辅佐时,李靖毫不迟疑地建议将李勣先贬到外地,让李治把他召回来,如此不就有起用之功了吗!同时李勣接到圣旨后想也没想连家都没有回就去上任了,足见李勣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十四功:右武侯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

    秦叔宝名秦琼,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同尉迟敬德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大将,《说唐》的结尾有一句“双涧打成唐世届,打鞭撑杆跳李乾坤”,我想前一句倒是真的,秦叔宝作为李世民的精锐王牌军——玄甲军的大将,每战都为前锋,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确实为扩大战果、快速胜利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唐军才能在每战中快速给敌人致命的打击,一战定江山,瞬间改变战场格局和天下关系。所以要单单说到武功(战场突击能力和摧毁能力),我想初唐没有能超出秦叔宝。

    其实除上述二十四人外,还有几人的功绩及影响也比较突出,文臣方面有刘文静、温彦博、戴胄、马周、褚遂良;武将方面则有李道宗、罗士信、阿史那社尔,他们都可以与二十四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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