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纳谏“七绝”
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谏”。君王接受规劝或批评，叫做“纳谏”。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纳谏是唐太宗李世民最成功的领导艺术之一，《旧唐书》称颂他：“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这个评价绝非虚誉，这既是对以往历代帝王民主作风的客观评价，也是对未来帝王民主作风的准确预言。
唐太宗即位时，唐朝虽已建立十年，但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严重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然而，在唐太宗即位后的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局面，使贞观时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盛世”。唐太宗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政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贞观前期和中期善于纳谏。
现在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们在发扬民主听取朝野心声这方面，的确尚无人敢望太宗项背者。他的纳谏既谦虚诚恳又高明艺术，真可谓是千古纳谏第一帝啊！那么唐太宗纳谏到底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首先，被动纳谏与主动纳谏相结合。
太宗为人威仪严肃，大臣畏惧。每见人奏事，总是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谏诤，以知政教得失。他说每有谏者，纵不合己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心怀惧，岂肯更言！有一次他向臣下征求建议，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刘洎说，太宗有时对辞理不通的提议者当面诘难，搞得人家很是狼狈，这恐怕不是纳谏的应有态度。他要求太宗“略此雄辩”。太宗愉快地说，此言是也，当为改之。唐太宗对臣下的建议，即使当时不能立即采纳，事后经过深思熟虑，也一定择善而从。魏徵死后，提意见的人少了，唐太宗感叹自己“虽过莫彰”，但这并非是自己过去有错而现在没有错了，而是庶僚苟顺，难触龙鳞罢了。因此他要求，若有是非，当直言无隐。
其次，提倡随事谏正。
唐太宗对房玄龄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错，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然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在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唐太宗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能都懂得？这说明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无所不能。据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臣下对自己隐恶扬善，一味顺从和奉承，“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为了稳固他的统治，唐太宗告诫下属：“君有违失，臣须直言。”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
再次，提倡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谏正。
太宗问褚遂良，对于舜、禹造漆器这种小事，为什么当时竟然有那么多人进谏？褚答道，诤臣必谏其始，将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说，我做事若有不当，或在其始，或已将终，皆宜进谏。
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是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徵，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徵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徵二百多次的批评和规劝，还把他比做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
其四，谏诤者不受身份限制。
唐太宗除了听朝中大臣进谏以外，对于皇后、太子、妃子、外臣以及基层官员的提议，也都能愉快接受。栋阳县丞刘仁轨谏太宗，十月收获季节不宜打猎。太宗愉快采纳，并提拔刘仁轨为县令。徐妃批评太宗老年骄傲，大兴土木，错征高丽。他都能一一接受，不以干政而论。
其五，更乐闻艺术性的谏诤。
魏徵倡导臣下谏诤要注意艺术性，即要“从容谏诤”。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提拔司农李纬为户部尚书后，就询问身边的侍臣，房玄龄对任命李纬有什么看法？侍臣回道，房宰相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李纬的胡须可真是太美啦！太宗闻言，立即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谏议大夫谷那律随太宗出猎，天下雨，太宗问，用什么材料做雨衣才能不漏雨？谷回答说，如果用屋瓦做雨衣肯定就不漏雨了吧！他听了讽谏，非常高兴，赏赐谷那律帛五十匹，外加金腰带。
其六，承诺谏诤者不受惩罚。
有人向唐太宗诬告魏徵结党，魏徵因此受到太宗误解。魏徵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吧。太宗问魏徵：忠臣、良臣有区别吗？魏徵说：“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
太宗说：“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太宗多次承诺：终不因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终不以犯颜忤旨，妄加诛责；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陕县县令皇德修上疏言辞激烈，太宗认为有讪谤之嫌。魏徵劝太宗说，上疏言辞激烈自古而然，否则，不足以引起君主重视，不能把言辞激烈当成讪谤。太宗很赞赏魏徵的说法，不但不再追究，还奖励了皇德修县令。
又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其七，凡谏必奖。
凡是进谏的人，不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均能得到唐太宗的奖赏，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高季辅上疏陈得失，太宗赐钟乳一剂，并说臣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魏徵、文彦博、戴胄等谏诤名臣，生前自律甚严，生活清苦，住房狭窄。他们将死或死后，太宗都特地为他们造了新宅，以示褒奖。魏徵染病，太宗亲自频往探视，见魏徵家没有正堂，就把为自己盖小殿的材料送给魏徵盖了堂屋。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诤，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谏臣，前后判若两人。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于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荣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信任与谦虚：两面镜子给太宗的启示
唐太宗为什么能够虚心纳谏？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人们也试图作过各种解释。不过，从他经常强调的“以史为鉴”和“以人为鉴”的原则，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位历史人物恰恰是唐太宗的镜子，他们就是曹操和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口碑悬殊的君主。晋武帝后期的生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耽于游宴，怠于政事，嫔御满侧，沉迷于淫声曼色之中而不能自拔，全然一个庸主昏君的形象。然而，司马炎却又是李世民颇为看重并亲笔为其本纪撰定史评的君主。当然，唐太宗所看重的乃是晋武帝的宽宏，一种封建帝王少有的宽宏，而非他昏庸的一面。
从即位直至去世，晋武帝在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始终以极为宽宏的态度对待臣下，位虽尊而能屈己容人，权虽重而不妄意诛责。
当以“忠蹇正直”著称的司隶校尉刘毅在群臣面前用“可方桓、灵”来回答晋武帝“卿以朕方汉之何帝”的问话，将其比做愚暗庸劣的汉桓帝和汉灵帝，甚至认为还不如的时候，众人不得不为刘毅捏一把汗。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讥讽之意的进谏之言，是一般手握荣辱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决难容忍的。刘毅话音刚落，在场官员“莫不变色”。但是，晋武帝的反应不是“龙颜大怒”，而是以惊人的平静含笑答道：“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故为胜之。”（《晋书·刘毅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这便是被后世传为美谈的“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的历史由来。
这里的晋武帝，没有偏狭，没有暴戾，有的只是对谠言的宽宏，对骨鲠之臣的优容和一个有为之君的自信。这样做在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论及晋武帝时说：（武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元代史家胡三省也说：“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作为“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对司马炎后期的统治不无指摘，认为他“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贞观政要·君道》），但对他的宽宏却十分推崇。在为《晋书·武帝纪》所写的史评中，对于司马炎李世民特意指出：“雅好直言，留心采擢……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而在李世民身上，这种宽宏大度的“帝王之量”自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唐太宗以善纳直谏而著称，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中，他始终把“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当做君治国的准则（《全唐诗》卷一李世民《帝京篇》诗之十），不以帝王之尊凭势凌人，不因犯颜忤旨加罪直臣。仅魏徵一人，在辅佐唐太宗的过程中，便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对于魏徵措辞极为尖锐的《十渐不克终疏》，唐太宗更是“反复研寻”，“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这种臣下敢于直谏、君主虚己听纳的风气，贯穿于整个贞观时期，使献规纳谏成为后世赞颂不已的“贞观之风”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传统中国政治中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李世民也因此被历代史家尊为千古明君。
对于帝王而言，宽宏是纳谏的心理基础和性格前提，同时也体现着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气量与治国理念。唐太宗以纳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宽宏，无疑受到了晋武帝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唐太宗把这种宽宏发挥到了极致，使他成为封建帝王中纳谏的典范，加之他在理政治国上的善始善终，从而赢得了远比晋武帝更多的赞誉。
帝王的宽宏，回报是丰厚的。晋武帝的宽宏，带来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世属升平，物流仓府”。经济恢复发展，社会较为安宁，西晋马司氏政权也趋于稳固。尽管这种局面因晋武帝后期的懈怠及其去世之后的内乱而维持得时间不长，留下了“太平未洽”的遗憾，但这样的景况却是自东汉后期以来的二百余年间所未曾出现过的。
唐太宗的纳谏则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贞观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成就这种“古昔未有”局面的唐太宗及其以纳谏为核心的理政之道，也被后世奉为楷模：“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
当然，这里不无古代史家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封建君主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念。但是，由宽宏和纳谏所带来的政治的相对清明，对于社会，对于百姓，无疑都是有利的，尽管这种清明只是短暂的和有限度的。
作为另一面镜子的曹操，则从反面提醒了唐太宗，让他树立了对待臣下要坦诚、信任，用人不疑的信念。
唐太宗曾经不止一次说曹操多诡诈，并说自己不会学曹操。为什么他会如此评价曹操呢？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曹瞒传》云：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军粮不足，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怎么办，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说，很好。后来士兵们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解决不了。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瞒传》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可能是以上这类记载，引起了唐太宗对曹操为人的反感，他要以曹操为戒。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宰相萧瑀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只是尚未谋反。唐太宗对萧瑀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对房玄龄，唐太宗一如既往地信任。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敬德，哪知尉迟敬德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要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遭到唐太宗的训斥之后，尉迟敬德开始变得老实起来。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处理君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这方面的动人故事很多。
大将李世勣（唐太宗死后改名李勣）得了急病，医生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把李世勣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儒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对父母负责，必须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得损伤之。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为了给李世勣治病（疗效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能够剪下自己的胡须，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难得的。
贞观十九年，在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唐太宗以上这些举动，显然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做表面文章，唐太宗却是怀着一腔真诚做这些事的；“作秀”是偶一为之，唐太宗却是经常这样做的。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容易的；作为国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自己，尤其困难。他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国君处在怀有各种企图的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用种种手段来影响、迷惑国君。国君稍一懈怠，在哪一方面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很危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才经常地、自觉地要求大臣们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
唐太宗不但自己纳谏，还教育太子纳谏。他对太子因“材”施教，见到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对太子进行教育。见太子乘船，就对他说《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太子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两句话出自《尚书·说命上》。“后”在此处作“君主”讲。全文的意思是：锯木头靠墨线才能直，国君靠听取臣下的谏言才能圣明。他希望把纳谏作为李唐王朝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有一次，唐太宗又要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们说，我问你们，我有何过错，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
唐太宗也有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的时候。有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道，皇甫德参希望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满意？魏徵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疏言语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裁察。听了魏徵的一番话，唐太宗怒气全消。他采纳了魏徵的意见，不再对皇甫德参的上疏愤愤不平。还赏给魏徵二十四匹绢。过了几天，魏徵又提意见，说皇上近来不喜直言，虽然接受了，但是有点儿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表示虚心接受，加大了对魏徵的赏赐。
只有像唐太宗这样清醒有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国君，才能容忍魏徵这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正因为能容得下魏徵这样的忠直之士，唐太宗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位“明君”中的佼佼者，真正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尚书》中的两句话：“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从“闻过则喜”到“拒谏独断”
古人常常说，最难的不是做好事，而是把好事做到底，也就是“善始善终”。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曾经的纳谏作风在他的晚年还是被刚愎自用的独断所代替，从纳谏到拒谏，正是没有制约的皇权日渐膨胀的结果。
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初登基时，有一个书记官张蕴古上《大宝箴》一篇。大宝乃人君所居宝位，箴是警戒之辞。作为大臣张蕴古不敢直说是箴规天子，故以大宝名之。这箴中之言语，字字真切，句句有味，从之则为尧舜，反之则为桀纣。人君尊临大宝，须将此番话语常常记在心头，做个箴规，方可以长保此位，所以名曰《大宝箴》。太宗深以蕴古之事为警，赐他束帛，升他做大理寺卿。观太宗纳善言之速如此，其成贞观之治，盖得益于《大宝箴》为多。
唐太宗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一定执政能力的皇帝，与他善于纳谏有很大关系。他的《贞观政要·任贤》中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言语；在《教诫太子》中言道“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这足以见出唐太宗是一个明君。
魏徵，众所周知是唐太宗时的谏议大夫，官至光禄大夫，屡次上谏，其中最著名的有《谏太宗十思疏》，有时甚至是犯上直言，而太宗却善待之。唐太宗在《答魏徵手诏》中开首“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最后曰：“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衿靖志，敬伫德音。”
在阅览谏议疏时以至于忘记疲倦，通宵达旦；并期望魏徵今后有什么好的谏议但说无妨，无须隐讳，将敬盼善言。这足以见出他对待臣下谏议的诚恳态度和热切期盼。其情真，其意切。从此也可以看出唐太宗为人君心胸宽广的气度及其自知之明。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唐太宗纳谏是为了提高其执政能力，维护其封建统治，确保李氏家天下可得永世。可是反过来讲，假如唐太宗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是皇帝我怕谁，甭说“大宝”，就是“金宝”也不会放在其眼里的。在那个时代，皇帝是金口玉言，唯圣言之为听，他完全可以不听臣下的，而要我行我素，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可是，他作为一个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如此善待谏议也确实难能可贵，深值后人效法。
事实上，职级不等于才能，官阶不等于水平。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参加一次画家和雕塑家作品展览的时候，对作品大加指责，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他一句，赫氏反驳说：“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不懂吗？”一个人的知识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全能的人才是没有的，作为执政者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就需要广开言路，虚心纳善言。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刚愎自用，就很容易犯错误。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一个人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不懂什么，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善纳谏者不只唐太宗。战国时的齐威王，纳邹忌谏议，燕、赵、韩、魏皆朝于齐，战胜他国于朝廷；楚汉相争时的刘邦，将兵问韩信，决策询张良，最终奠定汉家基业……由此，为政之道，受谏则圣，实为至理。
唐太宗是一个十分重视自己在臣民中的“英明形象”的君主，所以他格外注重舆论的风向和民众的意见。有一次，他曾带有试探性地问魏徵：“人怎样才能不受骗？”
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深以为然。在魏徵与唐太宗合作的十七年里，魏徵给唐太宗提了几百条意见，唐太宗基本上都采纳了。
然而，唐太宗在纳谏的过程中，自我中心意识极强。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妆排场远远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徵直言谏明。唐太宗回到后宫后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唐太宗说：“魏徵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言，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唐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则臣直’，魏徵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特向陛下祝贺。”唐太宗这才消了气。
唐太宗到了晚年，不大听得进批评意见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也先后去世，他跟大臣们议事，常是夸夸其谈，以自我为中心，刚强高傲，日胜一日。集思广益的“耳顺”被阿谀奉承的“顺耳”声所替代。纳谏也就变成了拒谏，议事上便出现了多处失误。于是，“一言堂”的扁额也就这样挂了出来。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从唐太宗的纳谏到拒谏，我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至少能得到三点启示：
其一是“纳谏则兴、拒谏则衰”。作为领导干部，要明白“为何纳谏”、“为谁纳谏”，坚持以坦诚之心纳谏，既不能为了一时之兴纳谏，也不能为了图慕虚名纳谏，更不能为了弄假“作秀”纳谏，要从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破解难题、有利于服务群众、有利于促进发展的角度去纳谏，把开门纳谏、广开言路作为从政为官的一种修养、一种能力、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其二是“人有其才，必有其短，有其智，必有其愚”。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自己的决策总是科学的，要“一日三省吾身”，学会时时自审、自视、自问，使自己的工作能力、执政水平在广开言路、开门纳谏中得到不断提升。
其三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政府工作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关系到民生民计的每个环节。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疏通直言献策之渠，畅通民声民意之道，对有利于推动政府工作的建议，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的批评，有利于维护政府威信的意见，都应积极汲取，坚持有错能纠，有错必纠，择善而从。只有让群众看到了“纳谏”的变化、看到了“建言”的成效，才能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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