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的皇子教育
唐太宗作为封建时代明君的典范，文治武功方面都有着非凡的业绩。而且，亲身经历了玄武门政变的残酷历史之后，他意识到要对皇子进行教化，让他们不被权欲所左右，才能保证兄弟和睦，国家稳定。
在教育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即位之初，他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他开始“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赍帛而礼儒生”，从而使贞观年间的学校教育出现“国学之盛，远古未有”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他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诸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目前史学界研究唐太宗的涉及面颇广，但较少论及唐太宗的家庭教育。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唐太宗对诸子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家庭教育的得失。
定名分，用礼仪约束规范诸子
早在贞观七年，太宗吸取以往教训，产生了使诸子“早有安分，绝觊觎之心”，“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的想法。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汉晋以来，不预立名分，以至于灭亡的严重后果，建议“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对此，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左右大臣各抒己见。褚遂良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对此太宗认为“此言是也”，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顾虑“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心常忧虑在此耳”。太宗充分认识到教育规范诸子的重要性，并把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他命人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诸子的行为，同时还命人征录古来帝王子弟的成败事，命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以求劝诫。太宗还教导诸子“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夫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所作的这些努力，高瞻远瞩，目的是为了防止诸子争夺皇位而出现的宫廷之争。但是事与愿违，诸子之间的纷争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立储之争是权力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弊端，非唐太宗的教育所能完全改变的。尽管如此，唐太宗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这些做法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皇室内部诸子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相互厮杀。
择师教子，不遗余力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教子的重要性，希望诸子能学业有成，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贞观六年太宗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在充分认识到教子事系国运后，太宗就为年幼的长子承乾选择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作为太子少师，让太子亲拜之。然而太子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凡事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邪气。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贞观五年，李纲病逝后，唐太宗又把教育的重任放在了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他俩尽心尽职，针对承乾的不足，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李百药做《赞道赋》以讽焉。于志宁还多次面折承乾，以至于承乾数次派刺客行刺于他。唐太宗对李、于二人的表现给予嘉奖，史载赐李百药“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赐于志宁“帛五百匹，黄金一斤”。
尽管李、于二人倾心尽力，承乾却依然故我。贞观七年太宗又改换杜正伦来教育其子。杜正伦竭尽所能，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虽经努力，承乾仍不思悔改。此时的太宗虽已对承乾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他还是抱有希望，又先后任命孔颖达、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太宗对承乾的教育寄予厚望，派如此多的良师对其进行教育，可谓用心良苦，耐心有加，不遗余力。
耳提面命，启发教育
为了培养承乾的办事能力，早在贞观四年五月就“诏皇太子承乾诣宜令听讼诉”。第九子李治被立太子后，“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朝相见，频加教导。同时注重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启发教育法，改变了以往太子师傅只讲经义，空洞说教的教育方法。见到李治端起饭碗时，对其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其饭”。见其乘舟时，又对其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寓教于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对太子进行启发教育，灌输为君治国的道理，不无裨益。
总结个人治国经验，撰书教子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已病危，在知来日无多时，他亲撰《帝范》十二篇，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后效法的榜样。他郑重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为了维护唐王朝内部的稳定，为了使李唐王朝能够延续昌盛，唐太宗在家庭教育方面费尽了心思。太宗死后，九子李治即位。李治即后来的高宗。高宗虽不如其父英雄伟略，但基本上能够做到守成。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还开创了所谓的“永徽之治”。
在家庭教育上，唐太宗能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他对诸子教育培养可谓尽心尽力，循循善诱，不遗余力。首先，他千挑万选良师，尽量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其次，他的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和实践能力。同时他又注重教学方法，善于从书本中、实际生活中启发教育孩子。他的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借鉴的。
当然太宗的家庭教育也有其不足之处。史书记载太宗先后对长子承乾，四子李泰私爱有加，造成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太宗忽视了对犯错的承乾严加管教、当头棒喝，而是对他的行为进行包容，不断变更师傅来对他进行教导。对长于深宫，养尊处优，品行不端的承乾来说，这样做显然收效甚微。长子承乾由于屡教不改，最后被废。四子李泰，太宗对其赏赐有加，造成储君、藩王赏赐失序。李泰及其僚属恃宠逞尊、狂妄傲物，以至于和众臣关系紧张。这样太宗只好舍弃李泰，最后勉强立九子李治为继承人。从上可知，太宗教子宽容有余，严厉不足。这可谓是唐太宗家庭教育的一大失败之处。
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唐太宗的儿子们又成长得如何呢？
形形色色的皇子
唐太宗在封建帝王中很有作为，却拿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办法。他为他们操心劳神、洒泪顿足，甚至下过杀子诏，史家记下这类宫廷逸闻，我们不妨利用它来认识一下封建社会。
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按惯例，立太子以长，余为王，这是李唐“家天下”的基础，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因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而结果呢，这些王室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下场也很可悲：其中三个被杀，三个自杀，三个早夭。一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尔后又被流放。
第十三子李福虽得善终，却平庸无能；第九子李治，就是后来的高宗，虽贵为天子，却把大权拱手交给武则天。后来李氏宗族被武氏大加杀戮，不能不说是高宗的昏聩所致。这样一算，李世民这十四个儿子，竟是不肖子居多。
《旧唐书》的作者谈及太宗诸子时，感叹道：“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李世民的继承者，只有这十四个“候选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也就于此可见了。
唐太宗的大儿子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
承乾秉性聪明，八岁即被封为皇太子。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漫游无度。但他怕太宗，就大耍两面派，当着太宗，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他有足疾，怕因此被废，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第四子李泰也确有野心，心怀夺嫡之计。
于是双方各树朋党，想下毒手。后来，承乾甚至想谋老子的反，被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李泰也被“幽闭”起来，三十五岁就死了。
唐太宗有鉴于此，曾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新唐书·太宗诸子》）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三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杨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第五子李祐，先封楚王。他整天与小流氓鬼混，尤其爱好打猎。长史屡谏不听。太宗怪长史辅导无方，换了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贞观十七年，李祐派刺客杀了权万纪，发动叛乱。结果事败后亦被杀。
第六子李愔是个浪荡公子，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地巴州。第七子李恽，纵情享乐，使州县不堪其劳。肃宗上元元年自杀。第八子越王李贞，“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后来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第十子纪王李慎，虽然聪明好学，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李贞劝其反武，他不肯“同谋”——可武则天还是杀了他。
第十四子曹王李明，在太宗晚年，与庶人串通谋反，被贬黔州，后被都督逼令自杀。这显然是得到太宗暗示或认可的。
第二、十一、十二子皆“早夭”。
总计十四人中，除李福、李治外，竟有十二人“死于非命”！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李世民之过？是保傅失教之错？不全都是。太宗即位之初，曾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颇有不忘传统的味儿。可见是重视教育子女的。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之士如于志宁、孔颖达等人为师，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他为此深感苦恼。在颁布杀李诏令时，他承认自己没有管好儿子，“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禁不住“为之洒泣”，算是尝到了这些苦果的味道。
李世民当然认识不到，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
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尽管规定了嫡长传世的一套办法，但它却无法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觊觎皇位，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相互残杀，这是许多皇室后代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
“骄侈”二字，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封建制度规定了这些“龙种”的特殊地位。李承乾八岁便被立为太子，成为东宫之主。东宫内，有文臣听他支配，有武士为其鹰犬，有妃嫔供其淫乐。有一次他竟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新唐书》）
封建帝王们原想以这些特权来抬高儿子们的地位，以便巩固家天下的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反面。是封建制度使之骄侈堕落的，英武如唐太宗，亦无可奈何！
综观唐太宗的家庭教育，笔者既为他一些好的家庭教育方法而倾心赞叹，又为他在家庭方面的一些失误而扼腕叹息。尽管唐太宗家庭教育方面有得有失，但都不失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好的借鉴和启迪。
无赖太子：明君的烦恼
一代明君唐太宗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到贞观晚年，废立太子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最烦心的一件事。
荒唐太子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并选择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他的老师，严格教导。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太宗不在京城时，常常让他代理政事。但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承乾曾让人铸造了一个近两米高的铜炉和一口巨大无比的锅，雇用逃亡的政府奴隶偷盗老百姓的牲畜。李承乾亲自把那些偷来的牲畜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跟他的手下分着吃。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他还特别挑选面貌像突厥的侍从，每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到草地上牧羊。有时还玩“假死”的游戏。他对自己的手下说：“假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办丧事。”然后就像死人一样躺到地上，大家一起放声大哭，骑到马上，环绕着“尸体”奔走，并依照突厥风俗，用刀割破自己的脸。李承乾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还说：“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一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汉人束发），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他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李承乾所说的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公开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太宗的恼怒。
李承乾跟叔父李元昌关系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有时李承乾把左右侍从官员及卫士分成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拿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枪刺刀砍，把流血受伤当做娱乐。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阵，不少卫士因此而丧命。李承乾常常叫嚣：“要是我当了皇帝，就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跟汉王（李元昌）分别指挥，观赏士兵肉搏战斗，岂不快乐！”又说，“我当皇帝，一定要尽情享受所有乐趣，有人规劝，立即诛杀，杀了数百人之后，那些进谏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李承乾的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太宗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太宗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他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太宗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依然是胡人风俗与战阵厮杀。
很有意思的是，李承乾还养成了制造假象愚弄朝臣的坏习惯。他常常在太子宫官属面前谈论忠孝道理，谈到深刻之处，甚至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宫里，就跟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混在一起，淫乱猥亵，无所不为。如果有大臣打算规劝，李承乾知道他的来意，总是表示非常感激，亲自迎接叩头，非常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劝谏者自然无话可说。寝宫之内的秘密，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大臣都相当看好李承乾，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储君。李承乾的“饰非”习惯，最终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李承乾伪造的假象，没有逃出太宗的眼睛。太宗发现李承乾的劣习后，最初并没有打算放弃他，认为李承乾年轻，可塑性较大，只要有名师指点，应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皇太子。
贞观七年，唐太宗为李承乾物色了一位名师——以向皇帝直言而闻名朝野的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协助太子的另一位老师于志宁共同教导辅佐太子。在杜正伦走马上任时，太宗千叮万嘱：“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李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这时，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朝见太宗，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机会，卑劣小人更是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唐太宗陆续聘任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不仅仅在于向李承乾传授学识才略，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于股肱大臣们的名望地位，形成一个以李承乾为核心的班底，为皇位继承打下基础。
可惜，李承乾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增长自己的才干，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他曾经试图与这些元老重臣建立亲密的关系，例如李纲为太子少师时，患脚疾，不能穿鞋走路，李承乾命卫士将他抬到殿内，“亲拜之，访以得失，大见崇重”。但是，随着李承乾纨绔习气的发展，他与老师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老师们的直言规谏让他觉得不舒服，老师们的背后告状更是让他恼恨不已，发展到后来，李承乾甚至派刺客去暗杀自己的老师。李承乾的老师于志宁如果不是居丧守节，使刺客动了恻隐之心，恐怕早已命归黄泉。
李承乾平日宴游无度，甚至嬖爱一个名叫称心的太常乐童。称心年十余岁，姿容美丽，能歌善舞，李承乾和他同起同睡，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唐太宗得到消息，怒不可遏，诛杀了称心，并狠狠地责骂了李承乾。但李承乾并不悔改，他在太子宫辟出一个房间，供着称心的塑像，早晚焚香祭奠，还装着身体不舒服几个月不上朝，公然与父亲对抗。
李承乾因病而致脚跛，已让唐太宗失去好感，而他君德上的缺陷更加深了唐太宗对他的不满，以至于对他开始厌恶了。查阅史籍，贞观初年，唐太宗常常亲临东宫，了解李承乾的学业进展；贞观七年，父子有时还相见。但此后，就没有唐太宗幸东宫或与之交谈的记载了。父子之间隔阂日深，使李承乾在后来的皇位争夺中势单力薄，处境不利。
唐太宗对李承乾从疏到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是，贞观七年开始疏远他，然而还没有废他之意。贞观十年开始萌废立之心。这年正月，他重新调整分封了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且不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任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立太子的用意在内。
李承乾清楚地看到父皇对自己的日渐疏远和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也明白自己已经失宠，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的李承乾，不仅恶名远播、疾病缠身，而且上无太宗的信任，下无朝臣的支援，势穷运蹙。无计可施之际，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李承乾曾经派人伪称是李泰府中的官属，向唐太宗呈递“亲启密奏”，指控李泰种种罪恶，不料，太宗发现其中有诈，下令捉拿告密之人，要求将事情追查到底。告密计划落空以后，李承乾又派亲信纥干承基等人暗杀李泰，结果又没有得手。于是，李承乾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歃血盟誓，阴谋发动政变，迫使太宗退位。附马杜荷对李承乾提供的方案是：“天象发生变化，应立即用行动响应，你只要声称忽然得急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自前来探视，我们的谋略就可以成功。”
贞观十七年二月，就在李承乾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时，太宗第五子齐王李祐反于齐州（今山东历城）。李承乾闻讯后得意地对纥干承基说：“太子宫的西墙，距皇宫只不过二十步，跟我共同创造大业，齐王怎能相比？”
齐王李祐的叛乱被迅速平定，在审问谋逆案件时，牵连到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四月初一，纥干承基在传讯中供出了李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太宗大为震骇，立即指定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世勣，会同大理、中书、门下组成专门法庭进行调查审判。这个专门法庭几乎汇集了当朝所有的高级官员，可见太宗对调查太子是否谋反一事的重视。专门法庭经过调查，认定谋反证据确凿。太宗问侍从官员说：“怎么处置李承乾？”没有人敢回答，通事舍人来济建议说：“陛下仍然是慈父，太子得以终其天年，当属最好的结局。”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
四月初六，唐太宗下诏罢黜太子李承乾，贬做平民，囚禁于右领军。又于贞观十七年九月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李承乾到了黔州没多久，便猝然死去。
贤德魏王：虚伪的野心家
唐太宗见太子李承乾屡教不改，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即长孙皇后所生的次子、李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与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他不仅有才华，善做诗文，爱好经籍、舆地之学，而且有胆略，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历封宜都王、卫王、越王、魏王，历任扬州大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都督。
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他循序渐进，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例如违背礼教规定，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比太子李承乾的还多，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李泰腰腹肥大，行动吃力，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太宗临幸李泰府第，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减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的租税，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唐太宗施之于李泰，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
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招引学士，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实际上则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一时之间，魏王府人才众多，门庭若市，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唐太宗为李泰夺嗣，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
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
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魏徵当即表示不敢苟同，认为“立嫡立长”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在大臣们看来，李承乾虽然不肖，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后来，唐太宗对待李泰和李承乾厚此薄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褚遂良曾上疏说：“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但规格不应当超过太子。如果名分颠倒，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祸乱国家。”
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唐太宗的意图，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
魏徵就此事上疏唐太宗。魏徵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而是单刀直人，诉诸于父子亲情，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唐太宗杀弟弑兄，夺取帝位，置“立嫡以长”的原则于不顾，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圣旨，而且指派魏徵为太子太师，辅佐李承乾，并向群臣宣布：“方今群臣，忠直无逾徵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
贞观十七年五月，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而魏王李泰聪明，领悟力又高，时常随太宗出游……已有附会者”的流言蜚语，特对群臣申明：“太子虽然脚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记载分明：嫡子死亡，则嫡孙继位。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打开夺嫡祸源！”至此，唐太宗已对众明确宣布决不以庶代嫡，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
但是，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而李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最终，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他年长李治九岁，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朝中大臣岑文本、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
而李治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人们的印象是“宽仁孝友”，虽然身为嫡子，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不过，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太宗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于人下。李渊起兵太原，太宗参与谋议，联络豪杰，统军出征，剿灭群雄，冲锋陷阵，指挥若定，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尤其是在玄武门政变前后，太宗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迫父让位，策划周密，毫不手软。所以，对于“仁懦”、“柔弱”的皇子李治，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相类”，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这可能是高宗朝修《实录》、《国史》的史官，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而编撰出来的。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石文”预言，而是长孙无忌的“固欲立晋王”的态度。
李治、李泰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厚此薄彼呢？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中立下大功，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表现出强烈不满，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导致他权势日盛，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
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当然不愿意失势，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以便将来操纵政权。选李泰显然不合适，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一旦上台当了皇帝，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而且李泰业已成年，有一定的政治能力，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李治就不同了，他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因此，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
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他仗着父皇的宠爱，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李泰目空一切、傲视群臣的态度，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
“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可以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从感情上来说，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上来说，他不能不择取李治。
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唐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我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我死了，一定把他杀掉，传位给弟弟晋王（李治）！”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陛下失言。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而传位弟弟的？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而又宠爱魏王李泰，嫡庶不明，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这无疑是警告唐太宗，如果坚持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那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尔。”
其实，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生恐父皇改变主意，便在暗中威胁李治：“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李元昌已经处死，你难道不担心？”还说“不要与我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番话杀气腾腾，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李治胆小怯弱，经李泰这么一吓唬，唯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忧形于色。唐太宗召见李治时，见他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再三追问之下，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太宗听完恍然大悟，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李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这时，唐太宗才认识到，他必须面对现实。他不无痛楚地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泰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李治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
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确实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但是，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把握。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态度坚决，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心中仍存疑虑。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才能最后定夺。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个儿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齐王李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竟做出这种事来，使我心灰意冷。”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
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太宗于是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李治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李治于是急忙下拜。
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长孙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对他们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当太子。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不知谁适合？你们只管明言。”大家齐声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嗣！”李世民大为欢喜。
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入宫，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遂将他软禁在北苑。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月，李泰被革除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之职，降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李泰降为东莱郡王后又恢复亲王地位的原因，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地方志里却有详细的描述，这段故事正突出了李泰失势之后依然虚情假意而图谋东山再起的隐情。
当时，东莱属于欠发达地区，李泰被贬为东莱郡王后，曾短暂居住于此。皇子来此居住是地方的荣耀，《莱州府志》、《掖县全志》及邑地不少史书都予以记载。
“王”是仅次于皇帝的“封号”，而“王”字前面加上一个“郡”字却成了连降几级的封号。“东莱郡王”不过是与“东莱刺史”同级，仅比“东莱刺史”多些“尊贵”罢了。若论实权，在东莱一地，还不如刺史，只不过是拿着高俸禄在这个地方闲住罢了。
李泰在贞观十七年四月被贬为东莱郡王，离开京城之后，日夜悲泣，坚决不到东莱，绝食想自杀。朝中有位名叫萧德言的秘书少监（四品职）已致仕，与李泰曾有师徒之谊，劝说李泰不要悲伤，并说有办法能让李泰很快恢复王位，并不顾八十多岁高龄，陪同李泰去东莱。
萧德言，唐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文行，博览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贞观时，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李泰撰写《括地志》一书时曾尊他为师。如今他说有办法使李泰恢复王位，并愿亲自陪李泰到东莱，李泰自然高兴。于是二人带了一应物品来到东莱。
东莱刺史李道裕见皇子来了，忙请他到驿馆居住，并说立即建造郡王府。萧德言不让他建府第也不许他张扬李泰到来之事，悄悄地住了下来。
萧德言每天领李泰上山，看北魏时刺史郑道昭写的字，因他以前到过东莱，对东莱山上的石刻很熟悉。萧德言还请人把郑道昭的字制成拓片，挂在李泰住处，让他日夜临摹。李泰很有书法功底，原本写就一手好字，如今有萧德言指导，他努力研习“魏碑”，不到两个月，字就写得非常好了。
一进六月，李泰和萧德言就告别李道裕回京城，对他俩急匆匆回去的原因，李道裕也不清楚，担心自己有什么怠慢之处，于是急忙上疏给皇上，说李泰在东莱如何感恩皇上，如何体恤百姓……为李泰讲了很多好话。这年六月已卯日，是长孙皇后七周年忌日（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李泰在长孙皇后病逝的立政殿设灵致祭，殿门外悬挂用魏碑体书写的挽联，殿内灵旁又挂了挽幛，然后伏地致祭。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关系最好，长孙皇后去世后，他心中很悲伤，每年忌日都要亲自到立政殿祭祀。今年他一来，看到殿门旁的魏碑体挽联，立刻被吸引住。李世民好书法，他想，这样的好字是何人写的？到了殿内又看到挽幛，愈加奇怪。他匆匆进门，才发现李泰身穿孝服，伏在地上悲苦。
长孙皇后去世已七年了，其他皇子早已忘了母亲的忌日，而李泰能从东莱跑回来致祭，这可是大孝之事。看到父亲进来，李泰又爬到他身边，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求父亲原谅。父子之情让李世民流下泪来，逢巧这天又出现日食，日食现象迷信说法是行龙吞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李世民对自己把儿子发配到东莱的事也有了悔意。
跪在一旁的萧德言对皇上说了李泰刻苦学书法的事，李世民才知道儿子能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于是对李泰更加喜欢，当场下旨李泰不要再回东莱。李世民很挚诚地谢了萧德言对儿子的教育，并答应了为李泰复位。
按皇家法规，被贬皇子、皇孙恢复原有职位，必须派大臣调查其在贬地的行为。李世民刚想派人去东莱，恰好李道裕的奏章送到了，李世民看了李道裕对儿子的评价，心中非常高兴，让各位宰相看了李道裕的奏章，于是撤去李泰的郡王封号，加封为顺阳王。
李泰的东莱之行，包括他学魏碑体、写挽联、祭灵等事，全是萧德言一手策划的。萧德言知道李世民喜好书法，又喜孝子，当时离长孙皇后忌日只有两个多月，所以才敢说出有办法让李泰很快复位的话。这段故事史称“巧计复王位”。
懦弱的李治能当上皇太子，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相情愿，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大帝：无心插柳造就的明君
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唐太宗放弃魏王泰而改立晋王治。但太宗内心对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儿子不甚满意，认为他过于懦弱，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
为此，太宗一度想废掉李治，让三子李恪做继承人。李恪“有文武才”、“英果”，在很多方面颇与太宗相像。但李恪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所生，是庶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李世民曾经向长孙无忌透露过改立李恪的意图，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王朝需要稳定，而储君的稳定又是其中的关键。唐太宗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经过几番犹豫不决与反复斟酌之后，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大局已定。自己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
唐太宗的行动果断而迅速。正式宣布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第四天，东宫僚属便已选定：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瑁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这是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长孙无忌为勋戚旧友，房玄龄明敏善谋，萧瑀忠耿直率，李世勣诚实信义，李大亮文武全才，于志宁长者风度，马周机辩过人，苏瑁博学多文，高季辅清鉴善识，张行成体局方正，褚遂良直言不讳，刘洎刚强决断，岑文本缜密强干，这些人的长处不仅可以对李治产生影响，而且可以为李治所信赖依靠。
除此之外，这批人中，既有功勋元老，又有时政中坚；既有武官将才，又有经史文士；既在朝中掌握实权，又大多具有辅佐储君的经验。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势力，既有唐太宗一贯信任的心腹，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旧僚。尤其是后两部分人加入这个集团，对缓和李承乾、李泰势力对李治的敌意，会发挥重要作用。
李世民对这些人寄以厚望，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们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稳固太子地位，播扬太子声名，培养太子才干，扩展太子德行，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及李治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等人成为朝廷的中心人物，掌握大局，献计献策，使贞观政风得以延续，与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他改变了过去只由经师充任太子侍讲，讲授经书内容的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喻”——在日常生活中借题发挥来教育李治。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李治对父皇的谆谆教导总是毕恭毕敬地接受，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太宗晚年根据自已的经验，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宫》、《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晓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除了训诲之外，李世民利用每一个机会，命李治参与讨论军国大政，以增长其政治才干。据史书记载：“太宗坐朝，常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毕，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论及政事，或时有决罚，令太子评其可否，商榷辩论，深达政要，群臣莫不叹服。”与此同时，唐太宗让李治监国，给予他越来越多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时间。其一可以使李治懂得为国之要，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其二也为李治赢取政治美名。唐太宗不失时机地为李治播扬声名，在与李治有关的诏令之中，如册立太子、监国、参决庶政等，都充满了对李治的褒奖赞赏之词。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扶植李治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工夫。
太子李治在父皇太宗的悉心教导和群臣的忠心辅佐下，近步颇多。他不仅增加了许多政治方面的经验，而且“文章笔扎，群艺日新”。太宗感到很宽慰，对群臣表示：“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系，而某天资仁孝，内外倾服，肤之此举，无愧于神人也。”
但是，有人指出，唐太宗对李治的教育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针对李治的柔弱性格下大力气去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在安排东宫僚属时，太宗就特意针对李治的仁弱缺点，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如果说太宗没有在李治仁弱这一点上下更多的工夫，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李治年长以后，会有所改变；而且，仁恕守文，确实也是君主必备的美德。
李治宽仁孝友的天性，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示。对大臣，他敬重有加。为了表示对老师高士廉的尊重，李治请他与自己同榻视事。后来，又下令为其专门设立座位，高士廉竭力推辞才没有这样实施。对两位哥哥，他发自内心地表示关心。册立为太子后不久，李治立即向太宗请求优待两位哥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悯。乞敕有司，优加供给。”太宗大为感动，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对待父亲太宗，李治竭尽孝道。李治与太宗父子之间，原本就比较融洽，既不像李承乾那样猜疑隔膜，也不像李泰那样虚伪势利。自从被立为太子以来，他与太宗的接触机会大大增多，彼此间的感情更深了。
贞观二十年三月，太宗亲征高丽，出发前，李治哭泣数日，依依不舍。他关注太宗每天的起居情况，每当得知太宗要亲临敌城战阵，便彻夜不眠，忧形于色。太宗从高丽回长安后身体一直很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李治处理完政事，便来到太宗寝宫照看太宗，医药膳食，亲自过问。太宗让他出外游玩，他推辞，说自己宁愿“奉至尊、居膝下”。太宗非常高兴，在自己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李治居住。
李治昼夜不离地伺候父亲，甚至数日不食，连头发也白了许多。太宗感动得直流泪：“我听说古代的孝子，莫过于文王，但你这几天为了我头发都变白了，你真是比文王还有孝心啊！我死而无憾！”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五十二岁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长逝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初一，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随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与他并驾齐驱继而成为他身后的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历史忽略了。
对于高宗的当政，过去人们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评价。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给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先来反驳前一条理由。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说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实在是太苛刻了。事实上，高宗的天赋虽然不高，但经过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于政事，确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也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成为他弥补天赋不高的重要措施。显庆元年，高宗再次向大臣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租税。”高宗虚心采纳。
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的颁布，完善了贞观法制。而且，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比较疏阔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有两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统治平稳的极好佐证。
在对外关系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绩是超过其父太宗的。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这里还有一组铁的数据：贞观时期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全国人口便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在古代，统治者治国得当是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
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号）之政”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评价的“有贞观之遗风”，而是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他是一个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的君主，一个使国家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增强、民族关系不断改善的君主，怎么能用“昏懦”二字来评价呢？
唐高宗虽然生性仁孝，但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无能之辈。李渊生二十二子，太宗生十四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小儿子腾王李元婴与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搜刮民财的能手，四处盘剥、掠夺，民愤很大。在一次普赐诸王时，李治说：“腾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李治虽没有严厉地惩罚他们，却使他们当场出丑，大失脸面，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态度。
高宗在处理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没有一丝昏懦和畏手畏脚。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事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原是魏王李泰一党，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的丈夫薛万彻、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高祖的六子荆王李元景等人也各有牢骚，他们便联合起来，阴谋发动政变，妄图推翻高宗的统治。
政变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高宗对此事作了果断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株连很广，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懦”挂钩？
至于唐高宗宠信武则天，最后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则要作具体分析。在高宗当政期间，废立皇后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从表面上看，高宗不顾朝中元老的阻挠和以死相谏，一定要将服侍过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但事实上，废立皇后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顾命大臣与高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为首的顾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宫中所作的政治安排，所谓是“受遗令辅政”。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同心辅政，初登大宝的新君对他们自然也“恭己以听”，颇为尊重。君臣之间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好时光。
但是，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听命于他们。这时，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们左右，所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当高宗和这帮顾命老臣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之际，便是他冲破贞观顾命大臣的樊篱之时。他不情愿生活在以先帝遗命为借口与他作对的政治包围圈中，他想要做一个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所以，当许敬宗等人迎合武则天解除威胁的需要，诬陷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时，唐高宗就趁机将长孙无忌等人贬黜，随后又置于死地。可见，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也是唐高宗的旨意。
经过皇后废立事件，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由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组成了新的统治中心。其间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带有强烈的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主导的评价色彩。高宗身体状况不佳，晚年犯了类似于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常常“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加之武则天生性聪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与高宗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参政的主要原因。
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与历史上评价的高宗任由武则天“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谓之“二圣”。
从高宗上元元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离开人世还约有十年。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而且，高宗并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他还常常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在弘道元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高宗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所以，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也许不是唐代最出色的一个皇帝，但也不是“昏懦”的皇帝。唐高宗平稳地做了三十五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而且他在位期间，唐代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方面实力都有所提升，所以群臣拥戴他到泰山“封禅”祭天，并且尊称他为“高宗大帝”。
他是唐太宗无奈之下选择的继承人，本来太宗皇帝对他并不寄予什么厚望，谁知道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位看似懦弱的皇子李治，即位后却能雷厉风行，加速国家的发展。也许，唐太宗在九泉之下，会为自己选对了接班人而欣慰，也会为自己未能察觉到这位“懦弱”皇子的能力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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