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与爱民心
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百姓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二千人减少到六百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徵、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的名臣马周上疏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确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顶峰。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奴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调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给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徵拒绝在诏书上签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徵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在恢复经济方面，李世民进行了均田制和轻徭薄赋的改革。所谓均田制是让每个男丁受田百亩。均田制虽然不是李世民的首创（是他父亲李渊于公元624年，即李世民上台三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但他对此项重要改革措施坚决予以贯彻，使得唐初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均田制问题上，李世民深知施政公平对于社会和谐之重要性。那时隋末人口锐减，抛荒无主地很多，所以开始还好分田。后来有些地方田不够分，李世民得知后非常着急，竟然能够半夜都睡不着觉，“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
李世民如此焦急，只在于生怕分田中出现不公平，从而影响其后均田制的推行。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如果一个好的政令仅因考虑不周而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导致政令的毁弃是最可惜的。为此，他特地颁发诏令，“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为了达到施政结果公平和公正的目的，他不惜以官方成本更高的移民方式来解决仅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分田不公平的问题，“贞观之治”真乃明政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李世民的以民为本的思想。那时唐政府在各大城市周围还掌握有大量的职田，也就是官田，属于国有土地。这些职田也叫职分田，凡在朝廷为官，无论京官外官，均按照官品大小可以分到大小不等的官田，收成作为其俸禄的一部分。耕种这些职田的农民是国家的佃农，很像我们今天的承包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不过税赋负担比较重。李世民知道这种状况与均田制政策相悖，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也易于导致官员的奢侈和腐败，认为还是把田分给农民所有为好。
李世民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让农民都能分到田，安居乐业，他竟然不怕损害自己的利益，把原本属于皇帝自己的“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私有化！他也不在乎名义上拥有这些职分田的臣属的反对和不满，在贞观十年下诏要求“有司收内外官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先给逃还贫下户及欠田丁户，其职田以正仓黍亩率二升给之”，将几乎所有的城市周围最好的国有土地全部分给了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以及其他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对于那些职田被分给农民的官员则采取从国有仓库按照每亩职田二升黍米的方式予以补偿。一般官员的职田约为五百亩左右（每品官阶职田相差约五十亩），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只用了一千升黍米（合二十石粮食）就买断了一个政府官员一年的职田俸禄，但这却让至少五户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宁愿损害国家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也要满足农民的利益，这等为民谋取利益的施政方略真正体现了唐太宗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实践，实乃仁政。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破坏了社会和谐，激化了阶级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采取轻徭薄赋、造福于民的政策，以创造社会的和谐。他在一份诏书中明确地说：“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他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也作为自己的执政目的。他还总结出一套执政经验，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胫以自啖，腹饱而身毙。”一个政府如果只知道剥夺民众，聚敛财富，而不知体恤国民，是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即使最后你府库盈溢，有着花不完的钱财，你也将“腹饱而身毙”，为老百姓所推翻。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做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约束权力，完善法制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会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唐贞观初年，贫富极度不均，阶级矛盾十分激烈，社会治安也很不好，盗贼四起，杀人越货，不少人建议强化国家机器，加大镇压力度，主张“重法以禁之”。
这时的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没有推卸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他看到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政府的政策出了毛病。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良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
唐太宗的这番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他发现了社会治安不好的原因并不在于老百姓生性顽劣，不知道什么叫廉耻，而恰恰在于政府聚敛太多，吏治腐败太甚，致使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盗贼才越来越多的。
如要建立一个民殷物阜的和平社会，就必须推行富民政策，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任用廉洁人才（良吏）。这种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搞好社会治安的做法的确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从而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隋末大饥荒、广大饥民挣扎于饥饿造成的死亡边缘时，隋炀帝就曾闭仓拒赈，“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结果一边是粮仓满盈，一边却是饿殍遍野。唐初一些官吏为了邀功请赏，或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是大肆聚敛征税。
李世民发现了这个问题，感到如果在政绩观上不改弦更张，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官员就会变本加厉压榨百姓，从而激化阶级矛盾，造成社会不稳。为此，他曾特别下诏规定“税纳愈数，皆系枉法”。就是说，各地官府如果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税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指标，就属于违法，要追究你的违法责任。
他还对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借“修葺城隍，缮治器械”以及修建堤防和桥梁等公益事业名义征税的做法进行了警告，要求即便如此，也要“慰彼民心，缓其日用”。他认为，财富（粮食）应积聚在民间，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而竭泽而渔的国富乃亡国之兆。
《贞观政要》里的《辩兴亡》篇记载了唐太宗颁发的这么一项规定：“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就是说，治国者必须藏富于民，百姓穷的话，你政府财政再充盈也没有实际意义。“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小河不满，大河还会有水吗？”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看到了国家财力须备荒欠，但够用即可，政府太富而国民太穷则容易使接班人乱花钱，追逐奢靡，最终导致亡国。
朝廷收税少了，那政府又如何运作呢？对此，李世民采取的做法除了后面谈到的精简机构和官员外，就是反奢倡俭。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足以名垂青史的事情。本文仅举两个例子。一是推行均田制时，为了更好地做到公平，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李世民就以“嫌其广”的借口将前朝修筑的“周一百二十六里”的皇家花园——芳华苑，“毁之以赐居人”，即让普通老百姓分而居之，并作为受田。这类化皇家的花园为农民的受田的做法李世民做了好多次。再说一个例子吧。李世民晚年建造了一个被其徐世勣贤妃批评为浪掷民力的宫殿，叫玉华宫，竟然是“正殿瓦覆，余皆葺之以茅”的茅草大屋。伟哉，世民！有领导人如斯，国家安能不富强，社会安能不和谐？
李世民在政治体制上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他建立了一个分权性的全新的宰相制度，也就是现时的所谓国务委员会议制度。他不仅让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正副职长官参加议政会议，还要一些品阶较低的官员如秘书监和各省门下三品官员也参与朝政（魏徵就是秘书监身份）。这么做不仅可以分散权力，对政府权力互相牵制，减少宰相架空自己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种扩大议政范围的做法还可以有集思广益之效，避免决策的失误。
先进的管理制度有了，还要看执行得如何。李世民知道这里的利害，所以他采用了前朝曾经实施过但一直有名无实的“五花判事”做法。所谓五花判事就是让这些参与政事的宰相就所讨论的“凡军国大事”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皇帝怎么想就怎么说，均必须“各执己见，杂署其名”，实行决策责任制。这么做果然效果显著：史书记载，推行五花判事责任制后，朝廷决策还真的“由是鲜有败事”也！
贞观朝的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精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比如，隋朝中央机构的官员（内官）编制为二千五百八十一个，李世民认为太多，一上台就表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于是“并省官员”，后来一再精简到只有六百四十个的官职。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负担，与民休养生息，李世民还继承了隋文帝启动的但未能坚持下去的国家的行政层级改革，即把东汉末年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缩减为州、县二级体制。
据记载，贞观十三年，当时中国就有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分为三百五十八个州府，平均每个州府辖有四个多县（第二年灭高昌国后新置二州六县，后来拓边新设的数百个不纳税的羁縻州府不算其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根据山川地形将全国分为十个道。这些道不是一级行政层级，而只是中央派出的各种观察使“巡省天下”的责任区域。这些观察使有时也因任务特点而称做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抚使，还有一种钦差叫黜陟大使，光这个官名称呼就足以叫某些地方官吏心惊胆战。这些大使的主要任务还是“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主要是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失，对他们进行赏罚。
唐太宗的反腐措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行政监督权下放给各地政府和诸王，让其自查自纠，形成官官相护，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贪事宜。这些派出的检察官们没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贪腐案件来毫不手软，也很认真仔细，因为中央还会派员复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李世民具有深厚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许多场合一再提到了国家必须以老百姓为根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隋王朝的覆灭让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深信不移，并几乎深化到骨髓里面。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才能够不惜牺牲皇权利益和政府臣属利益，坚持分田到户（丁），实行农地私有化。李世民身体力行并且勇于实践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贞观一朝的官吏，无论高下，均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而老百姓也能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气象，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光耀千古的贞观盛世。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过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贞观盛世的社会和谐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的相关史实是人民生活安居乐业，“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农业生产则是“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谨之灾”。且由于连年丰收，“斗米三四钱”也。由于物质生产异常丰富，仓廪实而知礼仪，人民安分守己，遵循法度，阶级矛盾比较平和，社会治安良好，呈现出一派和谐呈祥的社会安定繁荣的景象。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绝少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残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政要》：领导的智慧
每阅《贞现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
《贞现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
——［元］戈直《贞观政要》序
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委，可为鉴戒。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乾隆《贞观政要》序
《贞观政要》自问世之后，就被称为“帝王统治术之专著，后事治国者之圭臬”。它全面总结了贞观盛世的治国经验，生动展现了“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蕴涵着强国富民、经邦济世的政治智慧，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唐朝皇帝如宣宗，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贞观政要》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也曾风靡东亚各国。
《贞观政要》之所以历经多年的岁月砥砺，仍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奥秘在于：它绕开对贞观年间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独辟蹊径，分类选取了唐太宗君臣议政论事的精彩对话，只言片语间，刻画出明君良臣的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风采，彰显了君臣共建贞观盛世的谋略。全书所展示的是封建时期典型的“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至今仍然值得所有国人引以为傲。
《贞观政要》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实施仁政等领导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选拨德才兼备者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颇值得现代人借鉴。
此书每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历史智慧。书中有许多名言佳句早已成为世人传诵的经典。如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这些良言警句对今人在认识问题、用人治事方面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这部书从盛唐时代问世以来，之所以能够经历一千多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史载：唐文宗做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防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渝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宫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曰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绋之风矣。”
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遗产浩如烟海，但是像这样一部部帙不大的私人历史撰述，能够产生如此影响，却是不多见的。
《贞观政要》这部书凭借什么而具有这么久远的魅力？这是极有兴味而又极有意义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在于：它是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
这里包含着两层因素，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一是“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已经超出了当时唐朝的范围或现今的国界的巨大的历史影响，后人很想去认识它、了解它，以至于感受它；二是“贞观之治”这个盛世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唐太宗君臣为此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议论、怎么决策的？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使人们产生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情感上和认识上近乎渴望的那种历史性的追念。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史。但它在史事的记述上并不拘于描述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列举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正如金人赵秉文指出的《贞观政要》：“起自《君道》，讫于《慎终》，岂无意哉！”
《贞观政要》是如何“再现”出“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的思想与风采的呢？
在《君道》篇中，列举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重大问题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在《任贤》篇中，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赞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在《君臣鉴戒》篇中，表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有关朝代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作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朝代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皇位继承问题，是历代皇朝关注的大事。《贞观政要》卷四中着重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尤其强调了选择老师、尊敬老师和教诫太子的重要。《尊敬师傅》篇中，唐太宗说：“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教诫太子》篇中，唐太宗向大臣们转述他教诫太子的话，其中有两句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卷中所记，凡太子、诸王师傅敢于对太子、诸王进行规劝者，都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从篇数上看，用以记述道德准则、政教之道方面的史事、言论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在贞观年间是极受关注的事情。其《仁义》篇反复称引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思想；而大臣们关于淳正风俗的议论则屡见于各篇。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是“仁义之明效”，自有一定的道理。
综观全书，各卷各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贞观时期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面貌，进而从中看到了唐太宗君臣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关于这一点，清朝乾隆皇帝的《贞观政要》序所引证的一句古语是非常中肯的，即认为那是一种令人企羡的“都俞吁弗”之风。这是形容君臣间融洽地进行讨论的和谐气氛。即在讨论中，不论何人持何种意见，都不会影响这种讨论的进行和讨论的最终目的——作出当时最佳的决策。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等，在书中都显示得淋漓尽致。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以见其真：
其一，魏徵曾向唐太宗上疏，提出慎于“十思”：“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这“十思”，进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太宗读后，亲自写诏答曰：“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其二，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刘洎说“抚四夷急”，岑文本说“礼义为急”。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急”，于是唐太宗袒露自己的心事说：“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爱及诸王，咸求正士。”其实这些重臣所言养百姓、抚四夷、重礼义并非不是国家急事，但唐太宗还是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因而为大臣们所理解。
其三，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徵说“守成则难”。唐太宗综合他们的说法。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唐太宗不愧是英明君主，他既肯定了双方的看法，又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守成而与群臣共勉。这种讨论与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实践都是有益的。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屡屡见于贞观年间。以至于在《贞观政要》中俯拾即是，却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认为，《贞观政要》每一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每一卷都蕴涵着历史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贞观之治”之所以令人景仰，《贞观政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主要原因。
因为有“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了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
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译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变有所益乎！”这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这一点，当毋庸置疑。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的，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因此，今人读《贞观政要》，首先固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说明“贞观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则是通过《贞观政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而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历史运动和自身的社会实践。
在这方面，《贞观政要》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对大臣们说：“朕谓乱离之后，风俗准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这里说的“人无常俗”、“政有治乱”、“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关系到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念和途径。
又如，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联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住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
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回答道：“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说：“信如卿言。”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的，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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