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的军事战略
唐太宗成为“天可汗”的过程，与他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军事活动是分不开的。
从唐太宗的主要军事活动来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贞观元年至四年，平定东突厥，着力巩固北方；第二时期自贞观五年至九年，主要是征服吐谷浑，安定西部边境；第三时期自贞观十年至十四年，坚决反击吐蕃，平定高昌，尤其重视高昌的地缘战略地位；第四时期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以西域地区为重点，兼顾北方和东北，平焉耆、征高丽、灭薛延陀，又平龟兹，这是战事频仍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战略重点，且每个战略重点都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大体上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并收到一定成效。太宗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此话很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重点是东突厥，其方向来自北方。东突厥的侵扰对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直接关系着新生的唐政权的存亡兴替。正因如此，唐高祖、太宗都对东突厥深予关注，其中地缘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时期，吐谷浑成为唐的地缘战略重点。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
第三时期，吐蕃与高昌相继成为触犯唐利益的周边政权。唐太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恩威兼施，文武并用，或胜而后和，或先礼后兵。这一时期由于高昌阻绝西域诸国与唐的关系，开始成为破坏唐帝国体系的一个障碍。唐太宗果断出兵平定高昌，稳定了西北。
第四时期，唐太宗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意欲在有生之年将之纳入唐宗藩体系之中。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前曾对侍臣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这可视为太宗晚年用兵频仍的重要动机。
击溃突厥，称雄西域
贞观初年，唐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和铁勒。太宗即位之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发动骑兵远征，直抵长安城下。626年9月23日，他的十万人马出现在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在城下以攻城相威胁，提出横蛮无理的纳贡要求。
太宗似乎只有很少的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突厥诸首领见其勇皆惊，下马便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其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刑白马设盟，言归于好。
为削弱颉利的权力，太宗支持两个持不同意见的部落，即铁勒和薛延陀部的反叛。铁勒诸部一度称臣于突厥。到贞观二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正“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
是时，唐太宗看到了北方这两支力量的此消彼长，决计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突厥，借薛延陀之力在北面牵制东突厥，为唐军攻打东突厥起战略钳制配合作用。史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济南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次年又遣使入贡，颉利可汗因此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由此可见唐太宗这一远交近攻策略对突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太宗在颉利的周围布下了敌对的包围圈之后，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勣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唐朝的将军们在山西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与颉利相遇，他们对他的营帐发起了突然攻击，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置于颉利可汗统治下的薛延陀取代了过去突厥的地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薛延陀的强大根源于唐太宗的扶植政策，即大力扶持薛延陀以制东突厥。孰料去了一个突厥，又来一个薛延陀，令太宗大为伤神。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乘唐平突厥、朔塞空虚之际，“率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慰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薛延陀的内乱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取之。
在大约五十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太宗在打败了突厥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二十年中，使突厥人和戈壁上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的时候，西突厥人在射匮可汗的统治之下又重新统一起来。射匮可汗使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他，他住在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于611至618年间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初，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旅行时，就在托克玛克附近见到过他，当时正值统叶护权盛时期。他在裕勒都斯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内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像其祖先一样，在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度夏；伊塞克湖，即热海沿岸是他的度冬地。他也喜欢把营帐扎在更西边，即在怛逻斯附近的“千泉”，今江布尔地区。
根据史书的记载，“（统叶护）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此时唐太宗正集中力量摧毁东突厥，他认为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他把统叶护视为同盟者。
630年，游牧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统叶护，葛逻禄部似乎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和塔尔巴哈台的楚固恰克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两部，两部的名称都只是由汉文转写而被人们所知：弩失毕部在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南部；咄陆部在该湖的东北部。两部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一位咄陆部可汗，他的名字也叫咄陆（638－651年在位），在一段时期内曾企图重新统一两部，此后，他大胆地进攻中国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古城和今天的乌鲁木齐之间的博格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此外，唐太宗支持弩失毕部反对咄陆，这位疲惫不堪的可汗只好逃往巴克特里亚，不再出现于历史上。
贞观八年，唐太宗诏唐军征讨吐谷浑，大获全胜，随后拥立亲唐朝的慕容顺为可汗。同时，唐太宗担心他“不能静其国”，乃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之声援。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征服吐谷浑之后扶植一个亲唐派执政的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二是仍让归附的吐谷浑居其故地，作为唐西南边境的屏障。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借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当然，随着后来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吐谷浑不足以抵挡来自吐蕃的进攻，这样一来，吐谷浑也就不能胜任唐西南藩屏之使命了。
在此种情形下，唐太宗全力支持吐谷浑，正由于此，唐太宗对吐蕃之侵扰实行坚决反击方针，最后，唐军大败吐蕃。
值得肯定的是，唐廷与吐蕃因文成公主和亲而建立起密切的睦邻友好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当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唐太宗在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一个较成功的事例。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这正是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制衡策略获得成功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平定高昌，保卫丝绸之路
西域地处中西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高原，位置非常重要。早在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汉王朝就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区。西汉末年，汉王朝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至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他们屡寇边境，攻略河西，使得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西域俨然成为匈奴南侵汉朝的后方基地。若想保住河西，则非得控制西域不可。西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地区。
唐太宗在位期间，西域面临着来自南面吐蕃、北南西突厥的威胁。唐太宗非常重视经管西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于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改变唐在西域被动的地缘态势，为最终牢固控制西域创造条件。唐太宗采取和平地缘方式与西域诸国交好，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保持均衡现状。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唐与高昌之间却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利益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高昌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交接处，控制西域出入中原之要道，“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如果从军事地理上看，高昌是西域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纽带。高昌失则河西危，河西失则关中危，此种利害关系对于熟悉边情且当初曾领兵平定陇右、统一西北的唐太宗来说，当是再明白不过的。
公元460年以后，因为内部纷争不断，高昌国王宝座被张氏、马氏和麴氏等统治者先后占据，其中麴氏统国高昌的时间最长，大约在一百四十年左右。这期间，高昌国不但经济发达，而且，佛教也空前繁盛。据说，当时高昌城三万多居民中，居然有三千多人是和尚。十比一，根据这个数字不难想象昔日高昌城中香烟缭绕的佛事盛况。
公元629年，唐王朝立国不久，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得擅自西行。这一年“唐僧”（玄奘）正好二十九岁，他混出长安城，欲往“西天”取经。由哈密向西，来到高昌城，好运气便来了——他遇到了佛教的极度狂热者高昌国王麴文泰。麴文泰亲自与王妃、儿子和侍从出宫接迎玄奘，还拿自己的脊背当台阶，让玄奘踩上去给众人讲经。
兴许是玄奘被国王的这份虔诚之心感动了，讲得“出彩”了些，麴氏下令要玄奘永远留在高昌王国，为自己和高昌国的臣民们永远讲经。一心想要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哪会就此半途而废？经过一阵子苦思冥想，他决定绝食，以死相逼。
几天后，他气息微弱，奄奄一息。这招着实吓了麴氏一跳。吓过之后，麴氏感动了，为玄奘颁发“通行证”，送给玄奘许多盘缠，放玄奘西行，恳请玄奘取得“真经”归来之后，在高昌留住三年，继续为他和他的臣民讲经。为进一步加深与玄奘的感情，麴氏决定与玄奘结为拜把子兄弟，声称自己的“江山”有玄奘的一半。可惜，十八年之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高昌国已经被唐王朝灭了，岁月没有给他与高昌国王麴文泰叙旧的机会。
玄奘离开高昌的第二年，麴文泰亲自去长安朝见唐太宗，这次旅行，使他认识到了内地与高昌距离遥远，艰险多阻，唐王朝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威胁到高昌。所以，他公开和唐朝决裂，并且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岂！”
这段话是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出使者，历数高昌与唐王朝对抗的事实后，麴文泰给使者的回答。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是天上的鹰，我是地上的野鸡，你是家里的猫，我是洞里的鼠，我们各干各的事情，不是也很快活吗！言外之音是，你再厉害，但你能管着我吗？
但他似乎没有想到，唐太宗这只“鹰”或“猫”，与其他的“鹰”和“猫”多少有些不一样，听了“雉”或“鼠”的这番话，“鹰”或“猫”勃然大怒了起来。次年，唐太宗命侯君集率领大军讨伐高昌。
唐征讨高昌的直接起因是高昌为贪图私利而控扼道路，进而影响西域各国向大唐朝贡。根据史书记载，可将唐出兵理由归为五点，也即高昌在以下五个方面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遏绝西域朝贡、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等小国、蔽匿奔高昌之中国人、朝贡脱略、无藩臣礼。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唐对西域的统治，也损害了唐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声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维持西域势力之均势，保证唐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攻打高昌，势所难免。
唐太宗出兵攻打高昌，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随着唐朝国势强盛，国威远扬，唐王朝的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向周边延伸。隋时对西域之商业，以张掖为中心，长安、洛阳为总汇。唐时以武威为中心，“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而其时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极发达，凉处要冲复为回鹘、吐蕃贸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业中心，元宵之夜，灯树万点，赛于长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由此看来，唐太宗经营西域，虽说是为了远扬国威、慑服西夷，同时也有向周边开展商业活动的考虑。
唐讨伐高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屡屡跟唐对立的西突厥与高昌结成盟国，不仅共同遏绝往来西域的商贾行李，而且攻打内属唐朝的西域小国。史载：“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西突厥是远比高昌更可怕的潜在对手，其与高昌结盟，更增加了西域地区的不稳定性。为最后打击西突厥计，首先需断其右臂、除其盟友高昌，而后向前推进，俟时机成熟，歼灭西突厥。
通过一场大战，高昌大败，而自称“雉”或“鼠”的麴文泰死后，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麴氏在高昌为王的历史从此结束。
陷入泥潭的高丽战争
从位置来看，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不接壤；从距离上讲，是三国中离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新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即使新罗暂无力量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新罗这一盟友，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攻唐。百济视新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百济对新罗的战争。
其次从历史上考察唐与三国间的关系，在贞观十八年底太宗亲征高丽之前，唐与高丽、百济、新罗基本上是友好往来，没有兵戈相见。唐与三国之间的关系是因高丽、百济与新罗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就错综复杂，非常微妙。三国之间是钩心斗角的，尤其是百济与新罗积怨甚久。在唐太宗前期，主要是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频频遣使向唐告急；太宗后期，百济、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又处于危险境地。唐王朝派大军支援新罗。这种三国内讧的局面为唐势力的介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路途遥远，且气候与中国有异，不便直接出兵统辖，于是唐太宗改取怀辑政策。
新罗不仅与百济世为仇敌，而且与高丽也向来不和。史载：“（唐太宗）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斋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盖苏文谓玄奖曰：‘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苏文竟不从。”
以上史实表明，愈到太宗晚期，朝鲜半岛的形势愈是险恶，也愈不利于唐对三国实行地缘制衡。因为百济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唐之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百济干脆断绝了对唐的朝贡。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若再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唐太宗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这里有可能遭到瓦解。在此情势之下，唐太宗决定出兵，首先打击毗邻唐朝且势力强大的高丽，其着眼点正在于抑强扶弱，以保持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均衡，便于唐控制该地区局势。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唐太宗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在于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他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高宗守太宗之成，基本上遵循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取得了东服高丽、西平西突厥的巨大成果，唐朝疆域达到空前广阔的程度。武则天在国防问题上也秉承了太宗遗风。唐宪宗即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辣慕不能释卷”。宪宗以太宗为标榜，力图有所作为，后来取得了削平藩镇之乱的业绩。
武力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
唐太宗的勇武善射可称一时无二。这位虬须隆鼻、有着北方民族血统的皇帝对于骑射非常沉醉。在唐太宗的生活中，骑马射猎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开心乐事。闲暇的时候，他便常常张弓挂矢，用特大号的箭，以后苑小门的门扇为靶，射箭取乐。”
唐太宗长于骑射，他也希望他的大臣精通此道。文臣萧瑀以文得宠，却素来不会射箭。有一天，太宗忽发奇想，想戏弄一下这位疏于骑射的宋国公。他把萧瑀召入宫中，给他一筒箭，让他试射。君命不可违，萧瑀奉旨从命，勉强完成了射箭动作，但没有一支箭射到了不远处的箭垛。侍从一旁的文臣欧阳询才思奔涌，忍不住写了一首诗，嘲讽萧瑀：
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
欲高翻覆下，应西复更东。
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
借问谁为此？多应是宋公。
唐太宗骑术高超，箭术出众，经常自恃武艺冒险狩猎。中国汉代和唐代都设有专养禽兽的皇家苑圃，苑圃狩猎自然动辄涉险。汉元帝曾在虎圈斗兽时，突然有一只熊逸出，攀槛而上，元帝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状，好在沉着冷静的冯婕妤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从容地将元帝挡在身后，众侍卫抢上救驾，一场险事才变为一场虚惊。唐太宗在后苑中射猎，也经历了一场在生死中徘徊的令人后怕的险境。
有一天，唐太宗游猎后苑，追杀一只猛兽。不意从斜刺的丛林里窜出一群惊慌失措的野猪。野猪毛发直竖，双眼血红，拼死地向拦住去路的唐太宗扑来。唐太宗镇定自若，张弓搭箭，四发四中，连续射杀了四只野猪，但毫不畏惧、近于疯狂的一只雄性野猪却依旧如狂风一般地向唐太宗袭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从狩猎的武士唐俭翻身下马，徒步和疯癫的野猪搏斗，唐太宗也驰奔过来，挥起一剑，结果了这只胆大妄为的野猪。
唐俭作为一位侍从御驾的赳赳武夫，经历了这场险境，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场事故以后，唐俭等侍臣对太宗的狩猎忧心忡忡，太宗看出了唐俭的心事，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
唐俭回答说：“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
太宗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决定不再狩猎。可见，对唐太宗来说，虽然他军事才能过人，但并不想以此作为炫耀武功、穷兵黩武的工具，因此，只要有机会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他就不会大兴征伐。
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正体现了唐太宗的这种思想。
松赞干布于公元617年诞生在墨竹工卡的强巴敏居宫殿。据说他天生高大洁白，相貌端庄，智勇双全。从十三岁继承王位开始，松赞干布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年轻的赞普平叛扩疆、迁都拉萨，展开了他统一吐蕃的雄心画卷。而他也确实成功了，不但统一了吐蕃全境，而且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和法律条文，被称为“吐蕃基础三十六制”，统一了度量衡，还命吞弥桑布扎在梵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延用至今的藏文字。
经过一番努力，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东方仅次于唐王朝的强大军事政权。
贞观八年，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开始互相遣使往来。大唐王朝的特使冯德遐来到吐蕃，见到了十七岁的松赞干布。言谈中，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尚公主”，欣慕不已。遂在贞观十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向唐太宗请婚。然而这第一次求婚，唐太宗却没有依允。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治军事，松赞干布的婚姻状况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身边的女人当然不会少，他有三个藏族妻子：芒妃墀嘉、象雄妃勒托曼、木雅茹妃嘉姆增。虽然其中的芒妃墀嘉为他生下了唯一的继承人贡松贡赞，但是这三位藏妃并不曾在结婚的时候立刻得到正式的王妃称号。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松赞干布将他的王妃之位，优先给了尼泊尔公主墀尊。墀尊是尼泊尔德瓦王印铠甲光王的女儿。这位尼泊尔国王在嫁女儿的同时，将八岁等身释迦不动金刚佛像和弥勒怙主像，度母旃坛像等做了女儿的嫁妆。而墀尊公主的这桩婚姻，恰恰缔结在向唐太宗请婚的前一年即贞观九年。
求婚的使者回报松赞干布说：“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远交近攻，吐谷浑当然对吐蕃没什么好感，更不会想让吐蕃也当大唐驸马。
得知唐太宗拒绝许嫁公主，松赞干布非常不满，不但觉得面目无光，更因为这桩求婚还寄托着他的国家大计：他渴望公主能将先进的唐文化带进雪域，完成他武功之后“文治”的梦想。于是他马上出兵攻打吐谷浑，一方面寻这个居然能够超过自己当上大唐驸马还敢不让自己当驸马的家伙晦气，一方面展示自己的实力也是向唐王朝示威，当然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开疆拓土。
很快，吐谷浑王就败下阵来，胜利的松赞干布亲率二十万大军攻破白兰羌、丽江等地，一直进入唐朝领地松州，驻扎之后再次派使者带着贡品去长安请婚。这一次态度比较生硬，直统统地宣布请完婚就要立即带公主走。唐王朝的公主是下嫁可不是抢婚逼婚，唐太宗自然不吃这一套，下令松州都督韩威就地攻打吐蕃军，不料松州兵力不足，被吐蕃打败。消息传出，唐王朝的一些属藩如南诏就成了墙头草，纷纷掉头归附吐蕃。阎州刺史别丛卧施和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也跟着连人带城地投降。
喜欢以少胜多的李世民发觉自己这次确实低估了对手，遂正式下诏发兵，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领兵五万讨伐二十万吐蕃军。这一次兵力战法都很得当，吐蕃兵败而返。
回到拉萨之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王朝上表谢罪，同时仍然不屈不挠地提出请婚。这一次，唐太宗终于点了头，赏识这位年轻赞普的性情，并承认吐蕃的实力堪配公主下嫁。于是，贞观十四年的冬天，雪域使者、松赞干布的重臣大相禄东赞（大相即宰相，禄东赞又称噶尔东赞）率领一百多位大臣骑士，带着“一等金绿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大量黄金宝物来到了长安迎请公主。
有了前面这一系列的风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流传“唐太宗六难求婚使”的故事了。故事说，禄东赞面见唐太宗的时候，前来求婚的有好几国，于是唐太宗给众人出了六道智力题，最后只有禄东赞全部回答出来，这才最后敲定将公主下嫁吐蕃。于是，禄东赞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贞观十五年的初春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当着印度、波斯、格萨、鞑靼等多国使臣的面儿，公开宣布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王妃的消息。大概是禄东赞把任务完成得太圆满，智力题回答得太好，本身又是吐蕃国的大相，唐太宗对他很是赏识，封其为右卫大将军。最后还把自己的外孙女段氏封做公主嫁给了禄东赞。
由于当时的吐蕃文化相对落后，唐太宗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不但有各种五行经典、工艺技术、纺织农稼，还有医学论著和医疗器械，而最珍贵的一件陪嫁，则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唐太宗还派自己的族弟、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节护送公主。当一应事宜都准备妥当之后，贞观十五年的正月，宗室之女文成公主便随着吐蕃请婚使节踏上了西去的道路。那尊珍贵的佛像则供奉在一辆木轮车上，由力士嘉嘉拉嘎和鲁嘎牵扯引，也和她一路同行。
而这漫长的路途，成为富于想象和传奇的路，文成公主所到之处，留下了数不尽的瑰丽传说。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青海湖的由来。高原上的藏族人向往遥远的大海，高原上的湖泊几乎都被他们以“海子”命名。在汉代，青海湖被称为“西海”，藏名“措温波”，也被称为“卑禾羌海”，据说它就是远古的瑶池，也是中国历代帝王公祭的“圣湖”。
在藏民的传说中，唐太宗为了不让公主过于思念家乡，特赐她一面宝镜，无论她去到哪里，镜中都能显出长安的景象，还给她用黄金各铸了日月之形相伴。当送亲的车队来到唐蕃分界之地、准备弃轿乘马的时候，文成公主再一次从镜中看了一眼家乡的景象，为了能够专心走好未来的人生，她没有将宝镜带走。这面留下的宝镜便成了美丽的青海湖，那黄金铸就的日月则成了日月山。她一面走一面流泪，流成了“倒淌河”，所以才会“天下江河皆东去，唯有此水向西流”。
林芝地区的门巴族，有一种女子披羊皮为饰的风俗，少女披羊尾和四条腿俱全的小羊皮、成年女子披牛犊皮或山头皮。这其中的传说也与文成公主有关。据说她入藏时，为了辟邪曾经身披兽皮，后来途经此地，将用过的兽皮赐给了门巴侍女，从此沿袭至今。
经过漫长的旅途，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来到了错那（玛多扎陵湖），松赞干布也从拉萨赶来迎接。为了表示诚意，他穿上唐王朝的衣冠，以唐朝女婿见岳父的礼仪拜见了送婚使李道宗，然后才领着新娘和队伍返回吐蕃国都。
藏传佛教认为，文成公主是天上的度母（菩萨）化身，因此当她带着释迦牟尼像来到的时候，吐蕃臣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典礼，正式封她为赞普王妃。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据说尼泊尔墀尊公主对文成公主所获得的礼遇非常妒忌，于是设置了种种障碍，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不能立刻完婚，时间长达将近一个月之久。
不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婚礼推迟一个月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因为大臣作梗，墀尊公主的醋意仍然不容忽视。在藏族亦真亦假众说纷纭的典籍记载中，就有不少是关于墀尊公主向文成公主争嫡庶名分的内容。据说，由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仪式更为隆重，因此墀尊第一次见到文成公主时，就在席间迫不及待地说：“汉主文成汝，辛苦婚使迎，虽来此藏地，然我先为大。”而文成公主则回答：“无心作较量，汝言赛谁强，先越户限大，庙堂建湖上。”她们就以兴建佛寺为比，谁能够建好湖上寺，谁就是嫡妃。当然，最后那座“湖上寺”由文成公主所带的唐朝工匠建成了，它就是大昭寺。
传说，文成公主所带的那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赤金像是乘着木车来到高原的，当车行至拉萨北边时，轮子陷入地面再也难以拉动。文成公主便决定就地兴建佛寺供奉金像。松赞干布立即答应了她的要求。墀尊公主知道后也要求为自己带来的释迦八岁等身像修建寺庙，谁知屡建屡塌，只得向文成公主认输求助，这才建成大昭寺。
不过据《大昭寺志》的记载，墀尊公主并不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后才发愿为金像造寺的，早在文成来到之前的公元639年，墀尊已经开始选址造寺，只是占卜所选的地方是拉萨的沼泽地，虽然奠了基，但这座寺不是建了倒塌就是怎样也建不起来。文成公主进藏后，墀尊承认能力不够，派婢女带着一升金砂去请求帮忙。经过种种波折，墀尊公主终于在文成公主的指导下堵住了泉眼，建成了大昭寺。
记载说，在墀尊公主建大昭寺失败后，大小昭寺都是由文成公主主持修建的，两寺同日开工、同日建成、同日开光。最早的大昭寺有八座殿，小昭寺是三层金顶的唐式寺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十二岁等身像；而墀尊公主带来的释迦八岁等身像供奉在大昭寺。随着光阴的流逝，经过几度兴建的小昭寺藏式风格浓郁，已难觅当年的模样。
现在，大昭寺内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而小昭寺内供奉的则是墀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由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在传播佛教方面的成就，在藏传佛教的经典中，他们被称为菩萨转世。松赞干布为护教三大法王之一，文成公主为救助度母，墀尊公主为怒纹度母。
“救助度母”的称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寻常百姓对文成公主和她所带来的文化的感恩之情。在雪域高原上，文成公主的地位是崇高的，假如有谁被比拟为文成公主，那是最高的赞美。
守边猛将：唐太宗战略的亲历者
唐太宗能够成为“天可汗”，是与他的军事行动分不开的，而他的军事行动，又是和当时守卫边疆、英勇善战的将领们分不开的。从这些将领们的战绩，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经营边疆的得失。
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十九岁起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武德五年当年，唐高祖授予李道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总管之职。此时，梁师都割据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勾结突厥人，让其弟梁洛仁带着几万突厥兵包围了李道宗所在的灵州，李道宗镇定自若，先是据城固守，然后伺隙进攻，杀得突厥兵溃不成军，唐军扩大战果，很快将突厥兵赶出五原故地，向北开疆拓土上千里。
唐高祖武德八年，突厥南下寇边，与李道宗在灵州激战，没能讨到丝毫便宜，后来，突厥向大唐请和。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爆发了，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被秦王李世民所杀，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成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成了唐太宗。唐太宗对文武全才的堂弟李道宗一向视为铁哥们，自然加官进爵，征为鸿胪卿，历左领军、大理卿。
新皇帝立志要扫平突厥，李道宗又被授予灵州都督，在前线保卫大唐的安宁。这一年，唐军进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城中粮尽又没有突厥兵的支援，梁洛仁杀了梁师都，出城向唐军投降。贞观三年，李道宗被封为大同道行军总管，与通汉道行军总管李勣、金河道行军总管柴绍、恒安道行军总管卫孝杰、畅武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一起，受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的节制，率兵十余万，直击东突厥。
李靖发动奇袭，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人，俘获突厥男女十几万，颉利可汗逃往灵州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想要投奔吐谷浑。李道宗率唐军进逼沙钵罗，强迫其酋长交出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走了，藏匿于荒山野岭，又被沙钵罗骑兵抓回。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军包围了沙钵罗的营帐，沙钵罗部落被迫投降，颉利可汗被押送长安，漠南为之一空，东突厥汗国灭亡了，此后北方边境平静了数十年。李道宗“以功赐实封六百户，召拜刑部尚书”。
贞观五年，灵州斛薛部举兵反唐，为李道宗所败。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威胁河西走廊的畅通，李世民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吐谷浑问题。他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李道宗为副，分别担任集石道行军总管和鄯善道行军总管。此外，还有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
吐谷浑听闻唐朝大兵压境，主动退到嶂山（今甘肃旧宁夏府），距离唐军已然数千里。诸将商议准备回师，李道宗坚持要追击吐谷浑军，得到了李靖的首肯。李道宗率领偏师昼夜兼程，急行十日，终于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追上了吐谷浑军。吐谷浑军据险苦战，进行顽抗，李道宗派出千余骑兵绕袭其后，“贼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唐军气势如虹，在李靖的调度之下，两路出击，李靖与李大亮从北路，在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牛心堆（今青海西宁西南）、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大破吐谷浑军，俘虏多名吐谷浑贵族。李道宗、侯君集从南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驰行两千里，越过破逻真谷（今青海都兰东南），饮冰卧雪，穷追吐谷浑的慕容伏允可汗，终于在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慕容伏允，唐军俘获甚众，慕容伏允向西逃窜，企图投奔于阗，却逃不出唐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唐军穷追猛打，追至沙漠地带，无水可饮，将士们喝马血维持体能，很快追上了慕容伏允，斩首数千人，慕容伏允仓皇逃脱，却无处可去，绝望之下上吊自杀。李道宗率领南路唐军一路高歌奋进，长驱直入，先后转战于星宿川（今青海星宿海）、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皆大克获”，李靖率领北路唐军赶来会师，双方在柏海合兵一处。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杀掉了吐谷浑的天柱王，举兵投降，被封为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了唐朝的附庸国，西北边境平定了，吐谷浑再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
贞观十一年，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又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二者兼而有之的李道宗改封为江夏郡王，授鄂州刺史，当时享有同等待遇的只有功业显赫的河间郡王李孝恭。贞观十二年，李道宗迁礼部尚书，不久，坐赃下狱，唐太宗很生气，后果却不严重，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宗俸禄很高，宴赐不少，家中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让人叹息。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李道宗被罢免官职，削其封邑，以王就第。
唐太宗是个重情的人，与堂弟一向脾气投缘，是看到了就心里舒坦的老朋友，虽然当着群臣的面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但是，唐太宗对这位堂弟从来是爱惜有加，仅仅一年时间，李道宗又成了茂州都督，还没成行，就封为晋州刺史，贞观十四年，李道宗再拜为礼部尚书，又成了一位大官，
贞观十五年，他被任命为文成公主的送亲大使。可能是李道宗英俊挺拔，气质高贵，完全能够代表大唐皇室的光辉形象，因此被唐太宗认定为送亲的最佳人选，成就了唐蕃之间的一桩和亲美事。送亲回国不久，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陈国公侯君集跟随太子李承乾企图谋反弑君，被唐太宗依法处死。当年，侯君集平灭高昌国，志得意满，凯旋之际，李道宗侍宴，对唐太宗直言相告，“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唐太宗当时并不相信，然而，事实摆在了面前，唐太宗不得不夸奖堂弟的识人之明，感谢他对朝廷的赤诚和坦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出兵征讨高丽，李道宗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副总管，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进逼辽东，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江、淮、岭、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今属山东）渡海进逼平壤，水陆并进，高丽岌岌可危。
在此之前，李道宗曾率领上百骑兵，到辽东勘察地形，临行前，他告诉唐太宗，“臣请二十日行，留十日览观山川，得还见天子”，李道宗完成任务后，发现退路被高丽军切断，就率部从小路行走，如期赶回来面见大唐皇帝，皇帝衷心称赞，“贲、育之勇何以过”，当即赏赐黄金五十斤、绢千匹。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李勣和李道宗猛攻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历时十余天，终于攻克，俘虏二万人，获粮食十余万石，“以其城置盖州”。张亮攻占了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俘男女八千人。李勣和李道宗的大军乘胜前进，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外，高丽步骑四万人赶来援救，一场恶战开始了。
因为众寡悬殊，旁人建议李道宗在深沟高垒进行坚守，李道宗慨然言道，“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率领四千骑兵迎战高丽军，起初形势不利，唐军败退，李道宗奋起迎敌，带领几十名骑兵在敌军中左冲右突，杀进杀出，李勣也领兵相助，唐军斩首千余级，大败高丽军。唐太宗的御驾来到了前线，他对堂弟的勇猛十分欣赏，当即赏赐他奴婢四十人，予以嘉奖。七天后，唐军攻占辽东城，斩首万余人，俘获万余高丽兵，俘获男女四万人，以其城置辽州。唐军一路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外，攻坚战打响了。安市城的百姓听说李勣上奏唐太宗，要求在攻破安市城后坑杀全城百姓，都拼死帮助高丽军守城，双方斗智斗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李道宗在安市城东南筑起土山，逼近城墙，城中守军也加高城墙，与唐军对抗。李勣进攻安市城西面，冲车猛撞城墙垛，抛石车抛出阵阵石雨，城墙垛撞开了缺口，城中立即用木栅栏填补，严防死守，寸步不退。唐军攻城六十余日，竟然不得而入。李道宗在阵前脚部受伤，唐太宗十分担心，亲自为堂弟针灸，赐以御膳。
此时，唐军堆起的土山高度已超过城墙，足以俯视城内，眼看破城在即，双方的争夺到了关键时刻。李道宗让果毅都尉傅伏爱驻守土山顶，随时观察军情，不料傅伏爱擅离职守，更不巧的是土山突然坍塌，压坏了城墙，高丽兵趁势冲出，占领了土山，挖掘沟堑，重新布置防御工事。
唐军连攻三天，未能拿下，傅伏爱被斩首示众，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道宗是他的顶头上司，自然难辞其咎，他光着脚板，到唐太宗面前请罪。对于曾经同生共死的堂弟，唐太宗不忍重责，他告诉李道宗，“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辽东已近深秋，气候寒冷，这里到了最冷的冬季，继续与高丽人作战，于唐军不利，唐太宗决定撤兵回朝，其实，此行唐军已经收获颇丰，一年时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归入了大唐的版图，唐军斩首四万人，俘获高丽人口七万多户，自身仅仅损失了两千人。李道宗先为前军，后为殿后，功劳不言而喻。
唐太宗曾对臣子言道，“当今名将，唯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勣、李道宗比较持重，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唐军东征高丽，薛延陀部落却在背后捣乱，惹得唐太宗十分恼火，贞观二十年，李道宗被任命为瀚海道安抚大使，与其他几路唐军一起讨伐薛延陀。薛延陀的多弥可汗见势不妙，逃到阿史德时健部落，却被回纥兵围攻，多弥可汗被杀，群龙无首，薛延陀余部尚有七万之众，于是拥立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伊特勿失可汗向大唐朝廷上疏请和，要求驻留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东支）北麓，唐太宗表示同意，派李勣和崔敦礼前往安抚。李勣发现伊特勿失可汗并非真心归附，而是暗中图谋不轨，就和李道宗一起，在郁督军山北痛击薛延陀，斩首五千余级，俘虏薛延陀男女三万余人。
李道宗径过沙漠，追击薛延陀，与数万余众激战，斩首千余级，追出了两百里，灭薛延陀之战取得了完胜，咄摩支被带回京城献俘。大唐的国土空前辽阔，大唐的威名播于四方，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余部落相继归附大唐，唐太宗各因其地，置为州府，由燕然都护统辖。“天可汗”视华夷为一体，四海之内一片升平景象。
薛仁贵是出身清白的农家子弟，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是一个做将军的好胚子，在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修仁村，就流传着薛仁贵“汾河湾射燕”的传说，燕子都逃不过薛仁贵的弓箭，所以不敢偷吃乡亲们田里的麦子。“虎岗首有一仁贵窑，创造不知何季，曰虎岗。天造地设，境巍势险。登临远眺，汾水如虹，贯风山于东峙”，相传此窑就是薛仁贵夫妻住过的寒窑，戏曲中有名的《投军别窑》的唱段就发生在这里，史书上记载薛仁贵娶妻柳氏，以务农为生，他曾打算为父母迁葬，妻子出言劝说，先建功立业，荣显家门，再为父母迁葬不迟。薛仁贵于是应募从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历史上的张士贵是虢州卢氏人（今河南卢氏），他本名忽峍，善骑射，隋大业末年，曾聚众为盗，呼啸山林，被称为“忽峍贼”，后来被唐高祖招安，成为大唐名将，唐太宗曾如此称赞他，“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张士贵于显庆初年去世，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小说中描写张士贵屡次假冒薛仁贵的战功，实属子虚乌有，冤枉古人。
薛仁贵使用的方天画戟，很可能是他的家传兵器。他的六世祖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薛安都，“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籓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因为在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在南朝无法容身，被迫投靠了北魏，传到薛仁贵这一代，已然完全没落，但远祖的荣光和勇悍，使薛仁贵文武双修、体魄强健，在战斗中很快脱颖而出，进入大唐天子的法眼。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更精彩的举动随之而来，为了突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薛仁贵一身白袍，格外醒目，他手握画戟，“腰鞬张弓”，冲入敌群，所向披靡。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当，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两万。唐太宗很快被这个天神般的青年人吸住了眼球，赶紧打听此人姓甚名谁。薛仁贵见到了大唐天子，当场被授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负责守卫玄武门，转眼间，他就从士兵变成了将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
小说中描写他被张士贵欺压多年，无处申冤，纯粹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悲情。唐代崇尚军功，赏赐丰厚，薛仁贵一下子得到了两匹马、四十匹绢、十名奴隶。班师回朝的路上，唐太宗告诉薛仁贵，“我的旧将都老了，难以担当镇守边疆的重任，我一直想提拔年轻将领，但没有见到像你这样出众的。我得到辽东并不欣喜，得到你这样的勇士才真正让我高兴”，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让他守卫玄武门。
契苾何力，铁勒人，祖与父都为可汗。“契苾”是他所属部落的名称，而“何力”则是他的名字。契苾部落在迁入内地之前，主要活动在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契苾何力九岁那年父亲去世，贞观六年，他与母亲率领本部一千余众内属，唐太宗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并任命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他很快就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贞观九年，唐朝派契苾何力与李大亮、薛万钧、薛万彻等人至赤水川讨伐吐谷浑。薛万钧兄弟率军冒进，突入敌人阵地，被吐谷浑包围，士卒战死十之七八，契苾何力则率军奋勇突击，打退敌军将薛氏兄弟营救出来。其后，薛氏兄弟又因怯敌而不敢再率军进攻，契苾何力则当机立断，挑选精兵一千余名，突袭吐谷浑王帐，俘获了吐谷浑王后，并获骆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只），取得重大胜利。
但当唐太宗派人犒劳军队并为唐军庆功时，薛氏兄弟却想要独揽大功，而诽谤契苾何力，何力气愤难忍，欲拔刀动武，经众将劝解而罢。大军回师后，太宗了解了这一情况，非常生气，决定剥夺薛万钧的官职而授予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此时表现得非常大度，不愿计较前嫌，他急忙向太宗叩头说：“因为我而解除薛万钧的官职，会使人说陛下是重夷轻汉，这样一来，诬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有人不知真相，会认为汉族将领都是懦弱而且诬陷之人，这对国家不利。”据理而不受。
太宗于是诏命他为北门宿卫，检校屯营事，并将临洮公主嫁给他。征高昌时，任命他为行军副大总管。
贞观十六年，契苾何力回凉州看望他的母亲。一些首领反叛，胁迫他的母亲和弟弟一同归附铁勒部之一的薛延陀，何力极力劝阻。众人不但不听，反而将何力绑至薛延陀处，何力誓死不屈，大骂薛延陀可汗，拔刀面向东方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番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当即割下自己左耳，以示对大唐的忠心。唐太宗闻听此事，感动地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同薛延陀进行谈判，以给薛延陀下嫁公主为条件，要求薛延陀安全交回契苾何力。何力还朝后，授左骁卫大将军。后来征龟兹为昆丘道行军副大总管，平西突厥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太宗亲征高丽，他为前军总管，攻城时被长矛刺中，伤势严重，太宗亲自为他敷药。
契苾何力去世后，唐高宗追赐他为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阿史那社尔，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少年时就以智勇双全而闻名，受命统领臣服的东部铁勒诸部。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于公元628年率部迁至西域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占领了西突厥汗国土地的一半，拥有部众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兵一举灭亡东突厥汗国，威名远扬。阿史那社尔正确地判断了形势，于635年毅然率部投附唐朝，受到唐太宗的厚待，任命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将皇妹衡阳公主嫁给他，为驸马都尉。阿史那社尔在归唐后，忠心耿耿，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640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为行军总管，率师出征高昌。由于阿史那社尔熟悉情况且出谋献策，使唐朝西征战事进展顺利，高昌很快被平定，唐于其地设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管理，完成了统一西域的第一步。唐军班师回朝后，唐太宗册封他为毕国公，赏赐甚厚。
公元648年，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征龟兹。阿史那社尔既极其熟悉西域的情况，又能谋善战，因此出色地完成了唐太宗托付给他的这一重大任务。在谋划用兵龟兹时，他不是直接去攻取龟兹王城，而是分兵夹击，各个击破，俘虏其王。在龟兹另立新王，受到龟兹人民的欢迎。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纳贡，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置龟兹，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基本控制了新疆南部地区。
阿史那社尔为官清廉。唐军征伐高昌时，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但是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诏令，因此“秋毫不敢取”。当唐太宗有关诏令下达后，他又表现得十分谦让。唐太宗对他的这种高尚品德非常欣赏，为了表彰他并奖励他的军功，特将在高昌所得宝刀及丝绸千段赐之。出征龟兹时，将领郭孝恪的生活十分奢侈，“床惟器用，多饰金玉”。有一次，他把这类豪华的器物赠给阿史那社尔，却被拒绝了。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说：“二将（指郭孝恪和阿史那社尔）优劣，不复问人矣！”
阿史那社尔逝世后，唐高宗为了褒奖他的功绩，赐以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的称号，并下令把他葬于自己的父亲唐太宗的昭陵旁，立碑留念。
唐宗宋祖边疆战略的比较
唐宗宋祖，是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统治者之一。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
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的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二百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不大可能。
据《旧唐书·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曰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儿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讧，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儿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次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羈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就不再属于唐朝的羈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
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
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
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谭。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
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
北宋末年对西夏的作战越来越占了上风，但除了这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陕西军外无一可战之军，军制完全败坏。但这些不能怪到宋太祖的头上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有王朝的军队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败坏的，就像你不能要求唐太宗对征南诏失败的唐军负责一样。重文轻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和进步，而并非以后军队衰败的原因。宋太祖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了大臣作乱，武臣割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对民众危害最大的乱因，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没有这一套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唐朝看来是重武轻文了，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北宋末年，金人崛起，这是一支装备重甲的重骑兵，契丹在金军面前就像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在这支军队面前，宋军的表现比契丹强太多了。当勤王的陕西军在野战中被金人伏击覆灭后，开封失去了支持，成了孤城，失守后皇帝被俘，此时宋朝已经接近亡国，但就是这样，还能绝处逢生，成立流亡政府（都到海上去啦，真正的流亡政府），最后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能反攻。
反正是乱谈，索性再放开思路，比较一下宋和明。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南宋初年的形势比明末险恶得多，两个皇帝被俘，首都失陷，皇帝被追得跑海上漂流，可最终还是顶下来了，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还能占上风反击。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如，金有重骑兵；明军武器条件远胜于宋军，有火器，也从不缺少最重要的战马（连流寇都可以一人配三马，人有十来万），为什么结果相差这样大？明末与其说是抗清史，不如是将领（包括文人）率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史，读明末清初史，感觉到当时的汉奸真多啊（这些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这只能归因于宋明两朝的人心感召力不同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大臣屁股，杀人如割草的朝廷卖命，尤其是那帮武将，争着抢着投降，充当灭明的急前锋。崇祯谁也不信，只信太监，最后卖了他的也是太监，真是人心丧尽。人心向背是件虚的事，玄的事，人心向背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几十年上百年修得的功夫，这就完全是宋太祖的功劳了。
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所以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名言多为空言，或多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却是制定了一条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地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仅这一条，宋太祖的形象就可以光照史册。什么叫外王？这就是外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外王，因为没有内圣，外王最多就是铁木真；只有有了宋太祖的慈悲心、仁义之心以及建立的一整套长治久安的开明制度才可真正称为内圣，也只有具备了内圣，才真正称得上是内圣外王兼备的千古一帝。
文治武功：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得失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领导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徵，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
从政府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唐朝在中央继续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事。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是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是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负责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三家：分别为大理寺，这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准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
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大规模诛杀功臣宿将的事件，起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很受宠信。明朝建国后，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审阅内外诸司的奏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报。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继续被揭发，牵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人。朱元璋借题发挥，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了三万多人，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被列入“胡党”而受牵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有开国功臣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罢去中书省，严格规定以后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重新设立丞相的，一律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原来由丞相管理的政务由六部分理，皇帝随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杀戮功臣宿将的又一政治案件。蓝玉是凤阳府定远县人，也属于淮西勋贵。他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将军，大败北元，获人畜甚多，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利用这个借口，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的约有两万人。蓝玉案与胡惟庸案被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治的稳定，朱元璋制定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治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了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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