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言一词，据说是来源于汉语，原指“狂言绮语”，引义为夸大其词、疏狂放荡之语。由于能的演出所表现的幽冥晦暗之气，不得不借助狂言加以缓解、排遣、能中文雅艰深的唱词，不得不借助狂言加以解释、阐发，因此，尽管狂言演员的社会地位远不及能的艺人，而且一旦演过狂言，便再不可以参加能的演出，但是，狂言作为能之演出中加演的小节目，还是显示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能与狂言就艺术风格而言，有很大的不同。
“狂言与能乐比较，确有很多特点。能以演唱为主，文辞典雅华丽，狂言全是通俗白话。能多写悲剧性的故事，狂言只是表现喜剧性的生活片段。能多描写过去的事，狂言则是反映现实生活。能主要是歌颂贵族英雄勇将，狂言专门嘲笑大名和僧侣。能受到武士贵族阶层的支持，进入了贵族的官邸，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物，而狂言还在广大的人民中间流传。”
起初，狂言对能的依附作用比较明显，它主要是用来注解能的剧情和言词的，但是越到后来，它的独立性便越明显，人们似乎不再满足于将一个刚刚看到的深沉、幽玄的故事，被人换一种语气再复述一遍，而愿意看到一些新东西。于是，狂言中出现了与能毫不相干的独立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一种演出的序列，即在两出能的演出中间，夹演一出狂言。在一般情况下，一次完整的演出，应当有5出能，4出狂言。狂言多是演出者的即兴之作，人们口耳相习，得以流传，因此在其流行之初，剧本很少形诸文字。直到1587年，日本才有了第一部《狂言集》问世，里面收录的狂言有200多篇。
狂言是独幕剧，一气演完，不分场，它的戏剧结构与能大体一致，也包括序、破、急三段，一出狂言的演出，仅需两，三个演员，主角也叫“仕手”，配角叫“挨答”。剧中人一般没有具体的姓名，只要有一个说明身份的代称就可以了，如侯爷、仆等。
狂言以对白为主，有时也加唱一些民间小曲，这些小曲不像能那样，有一定的格律限制，狂言演员的服装是日常性的，不刻意追求美观，化妆也十分简单，除了扮演神怪，狂言演员在演出时一般都不戴面具，舞台动作也比较接近生活，没有一定的程式。
演出时，主角一上场，先是自报家门，语词简洁明快，如“我乃住在京都的一个庸医是也”（见于《雷公》），“我乃近地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赌徒是也”（见于《偷孩贼》），报过家门之后，接下来是一段比较长的道白，以说明故事的来龙去脉，以便为喜剧情节的展开作铺垫，接着演员进入角色，如在《雷公》中，在天上大耍雷光电火的雷公，一不小心跌下云层，在地上摔坏了腰之后，恰巧碰上一位庸医，此人将粗针用锤子钉进雷公腰部，把他搞得痛苦不堪后，竟然理直气壮地索要医疗费，天上的雷公自然拿不出人间的银两，结果尴尬异常。
在《偷孩贼》中，赌徒来到一富户家中，准备偷些东西以做赌资。他翻过墙头，拆毁人家的篱笆，进入房门，正要得手之时，恰被主人发现。狂言的高潮和结尾来得比较急促，一般会显示两种结局，一是和解型的，二是冲突型的，如在《雷公》中，交不出医疗费的雷公，只好向人们保证，今后再不敢乱施淫威，要以风调雨顺来报答世人。而在《偷孩贼》中，被主人发现了的偷盗行为宣告破产，在“来人呀，抓住他！别叫他跑了！别叫他跑了！”的呐喊声中，小偷只有抱头鼠窜。
由此可见，狂言中主，配角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往往各自代表了矛盾冲突的两极，雨不像在能中那样，配角是主角的助手或陪衬。
能的含蓄、典雅之美，不为狂言所有，狂言显示的是直抒胸臆、嬉笑怒骂之气。能意在神韵，而狂言意在讽刺。如在《两个侯爷》中，就颇能见出狂言的机智、幽默的诙谐之趣：
两个侯爷（即大名）闲来无事，相约去逛庙会，为了出行方便，他们没带仆人。可是养尊处优惯了的侯爷，连各自的佩刀都不愿自己拿，于是，便颐指气使地耍起了威风，命令一个过路人给他俩当一回临时仆人，替他们拿佩刀。佩刀递到了过路人手中，情势立刻发生了变化：一方是手无寸铁，另一方是大刀在握。两个侯爷傻傻地蹲在路旁，不知所措。过路人便嘲笑他俩像一对鸡，说“就在那里，给我装作斗鸡吧”。昔日可一世的侯爷，此时战战兢兢，果然学着斗鸡的样子做起了斗鸡表演。过路人看够了斗鸡，又命令两个侯爷脱去外衣，学着不倒翁的样子摇来摇去，授着又命令他俩唱小曲。两个侯爷不敢怠慢。惟命是从，一一照做。这出狂言将当时日本社会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权贵人物，放入特定的喜剧性情境之中，通过他们从骄横到怯懦的对比，显示了统治阶级色厉内荏的本质。在观众的嬉笑声中，显示了普通民众的聪明才智，以及他们对权贵阶层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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