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吟浅唱的世界戏剧-木偶净琉璃与歌舞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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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松门左卫门和竹本义夫等人的努力,18世纪上半期,以京都、大阪为发祥地的木偶净琉璃的演出十分兴盛,在大阪,从“竹本座”分离出来的“丰竹座”开始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二者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故许多名作便由此产生。

    而在这一时期,原本由一人操作,所表现的戏剧动作十分有限的木偶,经改革后变为由三人操作,使木偶人形嘴巴,眼睛能开合,手脚关节能转动自如,原来形体弱小的木偶,也逐渐大了起来,直至增到三四尺高,状若真人。在唱腔方面,竹本义夫经过改进,使之更加脍炙人口,而他与近松门左卫门的合作,又使得净琉璃向剧本文学化和舞台艺术化的方向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使得这种艺术在表现复杂情节、刻画细腻的人物性格方面更加游刃有余。

    净琉璃的兴盛和近松门左卫门的成功,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从事净琉璃剧本的创作,如并木宗辅(1695~1751)、竹田出云(1691~1756)、近松半二(1752~1783)、平贺源内(1728~1779)等等。而一种艺术形式之是否兴盛,往往取决于它能否将社会上最有才华的人归于自己的麾下。

    在木偶净琉璃兴盛之际,它的巨大影响全然盖过了当时不甚景气的歌舞伎。然而,到了18世纪下半期,这种情形发生了逆转。由于歌舞伎的艺人们不断吸收木偶净琉璃的艺术成就,在唱腔、表演、风格上不断揣摩净琉璃的神髓,大量移植其成功的剧本,模仿人形净琉璃的表演,在借鉴、吸纳、融合、创新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自信。同时在广泛融合既往的能乐之艺术品格的基础上,歌舞伎在新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歌舞伎艺术走向成熟之后,许多原来写净琉璃剧本的人,渐渐转向写歌舞伎剧本,并木正三(1730~1773)就是一例。这个自幼聪颖过人、多才多艺的人,曾经是并木宗辅的得意门生,据说他所写的剧本以歌舞伎脚本为多,多以皇家暴乱和侠客风流为题材,总数近百个。其中以《倾城天羽衣》最为著名。此外,他还是一个舞台改革家、舞台美术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转台的人。他的弟子并木五瓶(1747~1808)则是著名的歌舞伎剧作家。后来,京都、大阪一带的歌舞伎艺人和剧作者,大量转移到武家政权的首府——江户,故江户成为歌舞伎艺术的中心。1794年,并木五瓶也从大阪来到江户,他和樱田治助(1734~1806)合作,创作了《御摄劝进帐》等优秀歌舞伎作品,奠定了江户歌舞伎的基础。

    也许,歌舞伎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消化力极好的胃口,它不仅限于对人形净琉璃的模仿,而且能巧妙吸收和融合各种已经成熟的艺能的优势,将它们同化为自己独特的品格。比如,竹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等人集体创作的剧本《假名手本忠臣藏》,本来是木偶净琉璃的代表作,变成歌舞伎的演出本之后,则成为日本歌舞伎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18世纪中叶的歌舞台上引起民众轰动,并被保留至今成为日本古典戏剧的典范之作。

    《假名手本忠臣藏》,假名,日本的假名有47个发音字母,这里暗指剧中47位义士;手本,意为“榜样”;藏,意为“仓库”;该剧的全称即为“47位堪称榜样的忠臣义士的集合”,也简称为《忠臣藏》。这个剧在演出中,尚保留着吸收自净琉璃的一些特点,如用木偶报幕,用三味线伴奏,用净琉璃曲伴唱等。

    《忠臣藏》取材于日本元禄十四年(1701)发生的忠臣义士为主报仇的真实历史故事。当时一个名叫吉良的恶人逼死了小诸侯浅野,后来他府上的浪人们杀死了吉良,替主君报了仇。这是一个以生命殉“义理”的悲剧。在剧本中,主人公的名字和事件发生的年代都有所改变,情节如下:

    足利尊化将军和他的兄弟战胜了宿敌新田义贞,成为幕府的新统治者,为了炫耀战功,他们要从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中认出新田的帽子,小诸侯盐冶判官愿意帮忙,他说自己的妻子曾经当过新田的女官,她能认出新田的帽子。但当盐治判官的妻子来到幕府之后,却被幕府执政官高师直看中,这个好色的恶棍乘机调戏,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捏造罪名,判盐冶判官剖腹自杀,盐冶判官不敢不从,但他心有不甘,遂将自杀用的短刀交给了自己家的总管由良之助,示意他为自己报仇。

    盐冶判官死后,其封地被没收,他府上的武士则成了无主的浪人,他们也无需对主君承担义务了。由良之助不动声色地准备着复仇行动,他借分配主君财产的方式,确认浪人们对主君的良心,从中选出了47个可靠的人,这些人在“义理”方面坚定不移。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制定复仇计划,并以血盟誓。

    为了迷惑高师直,由良之助放浪形骸,混迹花街柳巷,与泼皮为伍,以打斗取乐,干尽了有失体面、不顾名节的可耻之事,为此,妻子与他离婚。其实,这恰是由良之助的良苦用心,他必须逼走妻子,才能使她在复仇行动中不受牵累。他所选中的47个义士,他们的言行与其相比别无二致,伪装的胡闹举动,也同样使他们蒙蔽了世人,他们也纷纷与妻子离婚。

    东京的人们料定他们会替主君报仇,可是他们自己却坚决否认。一天,由良之助正与女人们鬼混,恰巧遇到一位了解他的朋友,朋友不相信他是这样没出息的人,就让他拔出剑来,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一面纵酒狂欢,一面磨刀霍霍。然而,当由良之助的剑被拔出来的时候,但见锈迹斑斑。朋友始信他真的成了废物,气得狠踢他一脚,并往他身上吐唾沫。为了不使复仇之事败露,有两位浪人竟分别杀死了知情人——自己的妹妹和丈人;为了筹措复仇经费,有的浪人竟将妻子卖入妓院;还有一位浪人,为了打探高师直的内情,竟将妹妹送去做他的侍妾……

    后来,他们复仇的时机成熟了,高师直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他们将其洗净,与盐冶判官留下的短刀一起,送往墓地。这时,原来误解过他们的人们被他们有勇有谋的复仇行动感动了,人们把他们看成了英雄,并向他们致敬。然而他们因为违反了国法,皆被幕府判处剖腹自杀。在对主君尽了“义理”之责后,这47个人无怨无悔,一起举刀自裁。

    《忠臣藏》情节曲折,戏剧冲突激烈,人物形象塑造细腻生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整个剧情弥漫着一种为复仇不惜一切,既坚忍又凶狠的气息,笼罩着轻生死、重义气的武士道精神,这也就是日本人所极为推崇的“义理”。“‘义理’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意味着对血缘以及姻亲家族所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意味着对他同一阶级的朋友或同僚的信誉;意味着对至高无上的‘名誉’的看重,意味着对所受侮辱、诽谤不顾一切的报复和洗刷……在日本,‘义理’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德行。当然,与日本其他的义务和规约一样,‘义理’的分量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也随着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加重。越是有身份的人越得注意‘义理’的修养。因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义理’也成为处于社会上层的‘武士道’精神构成的重要内容。”“义理”可以令日本人在非人的状态下忍辱苟活,也可以让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像野兽一样疯狂出击。由此可见,《忠臣藏》的戏剧精神,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一脉相承的。

    《御摄劝进帐》也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歌舞伎名作,它取材于能乐的《安宅》,据说能乐只在宫廷上演,为了将其变成歌舞伎,著名歌舞伎艺人七代市川团十郎与剧作家并木五瓶,曾偷偷潜入宫中学艺,回来后表示要编出比《安宅》更好的戏。

    这个戏在1840年才得以上演,它描写取得了政权之后的源赖朝,为了实行独裁,要除掉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兄弟源义经,源义经被迫化装成化缘的僧侣,带上家臣弁庆出逃。当他们逃到安宅时,受到了源赖朝的守将的盘查。二人的身份受到怀疑。但是弁庆却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应付事态的发展。他将通关的证件假作化缘簿,以证实自己是化缘的僧侣,又用鞭打主人源义经的方式,证明自己才是主人而源义经不过是仆从。安宅的守将虽已略知他们的底细,但却被弁庆的良苦用心和对主人的一片忠诚所感动,最后竟然将他们放行。这个戏所颂扬的仍然是家臣对主人的忠诚,以及在忠诚的举动中所显现的大智大勇。

    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社会变革——明治维新,提出了“百事一新”的口号,采取开放的文化政策,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改造日渐没落的日本封建主义的陋习,这可以看作是日本式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戏剧改良运动业已开始,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演剧通告”,下令戏剧应担负起教化之责,禁演有伤风化、猥亵凶残的剧目,戏剧应以皇道思想为本,以忠孝、勇武、贞节为主题。鉴于此,政界、戏剧界、学术界的人们纷纷予以响应,福地樱痴(1841~1906)、末松谦澄(1855~1920)等人则成立“演剧改良会”,提出了戏剧改良的设想;歌舞伎的著名艺人二代目河竹新七(河竹默阿弥,1816~1893)、九代目市川团十郎(1838~1903)、五代目尾上菊五郎(1844~1903)、十二代目守田勘治(1846~1897)等人,则在改进演出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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