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朋友与朋友间的谈话，而他们同我们将军之间的谈话，则像是强盗与强盗之间的对话。

    当帕坦人[93]在印度前线开始反叛时，我正在古德伍德[94]的草坪上，一边享受着美好的天气，一边挣着钱。我从报纸上读到那里已经有三个旅组成了一支野战军，领头的正是宾登·布拉德爵士。我即刻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承诺，然后就坐火车去了布林迪西[95]，在那里搭乘去印度的邮船。我搬出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来为自己压阵，请他帮我向将军提出请求。在我坐火车离开维多利亚之前，他在马尔伯勒俱乐部热情款待了我。贝雷斯福德家族的人都很有风度，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一直记得他向俱乐部里比我年长很多的朋友宣布我的去向时的神态。“他今天晚上就要去东方了——到战场上去。”“去东方”这种措辞让我很吃惊。大多数人也许会说“他准备去印度了”，但对于那一代人，东方意味着冒险之路和英国的征服地。“去前线？”他们问。哎呀，我只能说我希望是这样。不过，他们几乎都非常友好，甚至非常热情，让我感觉自己很受重视，但一切自然还要取决于宾登·布拉德爵士的作战计划。

    我恰好赶上这列火车，我的情绪高昂，精神状态绝佳。

    坐船去印度一次就足够了，再去就嫌多了。这正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红海热得令人窒息。在那个年代，没有电风扇，只有用手拉的布屏风扇[96]，布屏风扇在拥挤的餐厅里来回使劲地摆动，使空气中到处充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味。但是，这些身体上的不适和我心里的焦虑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放弃了整整两个星期的休假。在布林迪西时，宾登·布拉德爵士还没有答复，我想，到亚丁[97]时一定会收到布拉德爵士答复的。到亚丁以后，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船上的乘务员分发电报，可是等分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也没有我的，这让我非常绝望。不过在孟买，我得到了好消息，将军发来电报说：“太难；无空缺；先来担任战地记者；我会尽力把你安排进来。宾登·布拉德。”

    首先，我必须得到在班加罗尔军团的准假，这就意味着我得先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坐两天的火车去军团请假。军团里的人看到我提前回来很是惊讶，但多了一个中尉值班总是受欢迎的。与此同时，《先锋报》聘任我为战地记者，我的母亲也在英国与《每日邮报》达成了协议，《每日邮报》同时发表我的稿件，报社按每一栏目五英镑付给我报酬。这点钱不算多，因为我必须负担自己的所有费用。我带着报社的证明，忐忑不安地把宾登·布拉德爵士的电报交给我的指挥官。上校对我非常宽容，命运对我也很慷慨。虽然电报并不是很正式的公函，但我被告知可以去碰碰运气。当天晚上，我就带上战斗的行装，与一个侍仆一起冲向班加罗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瑙谢拉的火车票。印度售票员从我手里接过一小袋卢比[98]，从小窗口递出一张普通车票。我好奇地问瑙谢拉有多远，这位随和的售票员看了一下火车时刻表，轻描淡写地说两千零二十八英里。印度真是大啊！这就意味着我得在酷暑中坐五天的火车。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带了很多书，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也不乏乐趣。印度火车宽大的车厢都是用皮草做里子的，且被厚厚的百叶窗挡着，以避免酷热的阳光；摇着圆形的湿草扇让车厢里时不时地变得很凉爽，这些都很适合当地的情况。我在一个阴暗的车厢里待了五天，看书主要是用灯光或从车窗的缝隙透进来的一线强烈的日光。

    我在拉瓦尔品第下车，玩了一天一夜，因为那里有一个朋友在第四龙骑兵团当中尉。虽然拉瓦尔品第离前线还有几百英里，但这里也已经有了不安的气氛。整个守备部队希望被派往北部，所有的休假都已被停止，大家随时待命准备上战场作战。晚饭以后，我们聚在军士食堂，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演唱会。没有什么比气味更能使人回想起过去的事了；在缺乏气味的情况下，接下来能有效地使人回忆过去的东西就是曲调。我的头脑里存储了我所参加过的每一次战争的曲调，事实上，甚至存储了我一生中每一个重要或激动人心时刻的曲调。总有一天在我坐船回家时，我将把这些曲调全都录在留声机里，然后坐在椅子上，抽我的雪茄，回忆早已消失的画面，人的面孔、心情和感觉，这些画面和感觉虽然很苍白，但很真实，隐约再现了往日的时光。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士兵们唱的那些歌，其中有首歌叫《新式照相》，唱的是一种刚刚问世的令人震惊的新发明，这种发明能透过屏幕或其他不透明的物体拍出照来。我是在一个军士食堂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它让人觉得它的问世很快将使人们不会再有隐私了。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你看到的每件东西里面，

    都有一个可怕的东西，

    一个令人恐怖的东西，

    这就是新式照相。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把这当作一个笑话，但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将来的某一天他们甚至可能会看到你身体里的每一块骨头！还有一首歌，其中的合唱部分是这样的：

    英国在问：

    当危险靠近的时候，

    印度的人民是反抗还是等待死亡？

    当然有人会来对歌，以给出令人心安的回答，但这里对得最好的歌词是：

    远在大洋彼岸的伟大的白人母亲，

    她永远是帝国的统治者。

    愿她的统治久长，

    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自由。

    这种崇高的观点与情绪使我精神振奋，尤其是在该团的食堂里受到盛情款待以后。不过，我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因为此时此刻，这个著名的团与我自己所在的团之间有些敌意。第四龙骑兵团的一位军官按照军队的常规给我们团的一个上尉发了一封电报，电报里说：“请报出从你们团调入第四龙骑兵团的最低要求。”我们团的上尉高高兴兴地回复说：“一万英镑、一个贵族的爵位和一套行李装备。”第四龙骑兵团对此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对他们团的侮辱。这场矛盾还让我们两个团在后来1898年和1899年的马球锦标赛中的比赛变得更加激烈。

    我不该让读者忘了我正火速赶往前线。在我离开班加罗尔后的第六天早上，我到达了瑙谢拉火车站，这里是马拉坎德野战军的铁路终点站。我顶着难忍的酷热天气，乘着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穿过四十英里的大平原，中途换了几次马，然后才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陡峭山坡往上爬，一直爬向马拉坎德山的关隘口。这条山路三年前就被宾登·布拉德爵士攻占了，现在，司令部和各兵种组成一个旅，为了新的战斗，就在山顶上扎营。当我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参谋部时，将军不在，他带领一支突击部队去和奔纳瓦尔人作战了，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部族，他们拥有一个山谷。在这个山谷里，他们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并挡住了所有的外来者。1863年，帝国政府向奔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结果就发生了在英印编年史上被称为翁比拉的战役。奔纳瓦尔人以顽强的精神坚持抵抗，与远征军展开了拉锯战，几百名英国士兵和印度士兵的尸骨堆满了曾经臭名远扬的皮克特山崖。谁也不知道宾登·布拉德爵士对付这些以残忍闻名的土匪需要多长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让我在参谋食堂里用餐，并告诉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帐篷里铺开自己的铺盖。我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温顺行事，并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唯恐在这个新的地方因发生什么差错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况且，我是好不容易才爬上来的。

    将军只花了五天时间，软硬兼施，征服了奔纳瓦尔人，但对我来说，这段时间似乎很长。我努力想把这段时间利用好，我学会了一整套新本领。在此之前，我从来不喝威士忌酒，我特别不喜欢它的味道。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军中同僚经常要威士忌加苏打水。我喜欢葡萄酒，红的和白的都喜欢，尤其是香槟酒；在特殊的场合，我也会喝一小杯白兰地，但这种有烟味的威士忌酒我从来不喝。当时的天气非常热，尽管我还能忍受，但这种热也实在是够难受的。因为整整五天，除了茶之外什么喝的东西都没有。要不就是温水、温水加酸橙汁或温水加威士忌，面对这些选择，我准备抓住机会搏上一搏。这种高昂的士气支撑着我，我希望自己能够克服身体上的弱点，适应战地的情况。五天过后，我完全克服了对威士忌酒味的厌恶感，而且，我取得的这一成绩并不是短暂的；相反，我在那几天里所养成的习惯，后来保持了一辈子。一旦找到了诀窍，习惯了威士忌之后，原先令人反感的味道变得十分吸引人。直到今天，虽然我饮酒很有节制，但只要是在适当的场合，我从未在这种生活在东方的白人军官所喝的基本的提神饮品面前退缩过。

    当然，喝威士忌酒在当时时尚的英国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我的父亲，除了在荒野打猎时或在某个非常阴冷的地方，他从来不喝威士忌。他生活在“白兰地加苏打水”的年代，事实上，白兰地加苏打水在当时是很体面高雅的饮品。不过，经过足够多的试验与思考之后，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经过稀释的威士忌比白兰地加苏打水更为实用。

    既然我在马拉坎德山的关隘口卷进了这个话题，我必须声明，我和其他年轻军官们所受的教育与当时的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经常过量饮酒，他们甚至成立俱乐部，举办正式的晚宴，让每个人为喝得一醉方休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在桑赫斯特军校里，喝醉酒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斥责，受到体罚，而且如果涉及军官，还会被革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使我极度蔑视喝醉酒的人——除了在非常特别的场合和一些周年庆祝会上以外——我真想让大学里那些酗酒的学者排成一排，对他们进行适当的鞭打惩罚，因为他们滥用了这个在我心目中视为众神恩赐给我们的厚礼。当时我非常反对酒鬼、禁酒主义者和其他一些意志薄弱的软弱之人，但是现在我可以比较宽容地看待这些引起他们放纵言行的天性的弱点。当时，下级军官们都很偏执，他们常常认为，喝醉酒的人和不允许别人喝酒的人都该挨踢。当然，我们现在都理智多了，因为受了大战的影响，我们都文明和高尚多了。

    我也利用这五天时间，在各个方面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我必须买两匹好马，雇一个马夫，还要备齐我所需要的一切军用行头。根据英印军队的惯例，前一周阵亡的军官的遗物，包括他们的衣物，在他们的葬礼一结束（如果有葬礼的话），就要被拍卖，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太不幸了，但对我来说倒是很方便。就这样，我很快就备齐了全套装备。不过，看到昔日战友的遗物——大衣、衬衫、靴子、水壶、手枪、毯子和蒸煮锅——就这样随意地拍卖给了陌生人，我觉得很残忍。但是，毕竟这样做也有其道理，至少是符合经济学的最高原则。拍卖市场挺不错的，不需要支付运输费用。死者的遗物事实上是以垄断的形式拍卖的，营地里的拍卖商远比任何寡妇或母亲了解某某中尉或某某上尉遗物的价格。处理阵亡军官的遗物如此，处理阵亡士兵的遗物更是如此。但是我必须承认，几个星期以后，当我第一次把一位阵亡战友的绶带披在肩上时，我的心里感觉非常悲痛，因为我在前一天亲眼看到这位战友战死沙场。

    现在该是我让读者了解这次战役大局的时候了。英军守在马拉坎德山关隘口已有三年，这样就扼住了山下的公路，这条路从斯瓦特山谷开始，沿途绕过其他很多山谷，穿过斯瓦特河，一直到奇特拉尔。奇特拉尔在当时是军事要塞，从那以后这个地区似乎平安无事，一片祥和。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奇特拉尔是非常重要的。斯瓦特山谷里的土著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把山谷看成自己的领地，英国军队在这里出现激怒了他们，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政府认为这种愤怒是由宗教引起的，其实这个很容易解释，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当地部落的土著人向马拉坎德关口的守备部队和查克达拉山上的小堡垒发起了进攻，这个小堡垒矗立在一块像直布罗陀岩山一样的大岩石上，它守卫着斯瓦特河上的长吊桥。误入歧途的部落土著杀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当地妇女和儿童。由于土著人的突然袭击，英国军队在防守马拉坎德关隘口的时候也出现过危机，但不管怎样，最后进攻被击退了。在晨曦中，向导骑兵团和第十一孟加拉长矛轻骑兵团把这些强横的、难以驾驭的土著人从斯瓦特山谷的一边赶到另一边，声称他们已经用长矛和其他方式杀死了相当数量的土著人。查克拉达山上的堡垒，这座小直布罗陀岩山终于被解了围，完好无损地保住了，那座铁索桥也完好无损。莫赫曼德人是白沙瓦地区周边另一个极难对付的部落土著，在制服了莫赫曼德人之后，这支由一万二千人和四千头牲畜组成的军队将通过这座吊桥挺进山里，穿过迪尔和巴焦尔山谷，经过马蒙德地区，最后再回到印度大平原的文明世界中来。

    宾登·布拉德爵士征服奔纳瓦尔人后，没过多久就班师回营了。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印军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奔纳瓦尔人征服了。他喜欢这些野蛮的土著，并懂得用哪种方式与他们谈判。帕坦人是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可怕的风俗习惯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复方式，他们特别会讨价还价，如果你足够强大，能够平等地与他们谈判，他们会很满意，这样就很容易与他们达成协议。现在，宾登·布拉德爵士已经相当顺利地解决了与奔纳瓦尔人的冲突，其间只打过一次仗，而且是一次小战役，很快就结束了。在这次战役中，宾登的副官芬卡斯尔勋爵和另一位军官在危急中英勇地救出了一个受伤的战友，为此他们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总司令布拉德将军是我在迪普顿认识的老朋友，现在他回来了，他的周围是前呼后拥的参谋和护卫人员，后面跟着他手下的年轻英雄。

    在这些充满野性、尚未开化的山区里，在这些手拿步枪的野蛮的土著人中间，宾登·布拉德爵士十分引人注目。他穿着制服骑在马上，和他的旗手以及骑兵队伍在一起，比我在安全舒适的英国所看见的他更显得英武。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对英国军队和印度军队都了如指掌，因此他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身为臭名昭著的布拉德上校的直系后裔，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那位布拉德上校在查理二世在位期间，曾试图通过武力盗取伦敦塔里王冠上的珠宝，这件事历史书上都有记载。当上校手里拿着御宝正准备离开塔门的时候被逮捕了，他因为叛国罪和其他几项足以致死的罪名而受审，然而他却被宣布无罪释放，而且立刻被任命为国王的护卫队队长。这种奇怪的结果引起了人们的胡乱猜疑，人们都觉得他企图从伦敦塔盗取宝物这件事应该是得到了国王本人的默许。当然，在当时那个艰难的年代，国王很缺钱，而且这种事在欧洲各地早已出现过。不管真相如何，宾登·布拉德爵士把他的祖先试图盗取宝物的事件视作其家族史上最荣耀的一件事，因此他对印度边境的帕坦部落非常同情，因为这些土著人完全能理解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也许还会毫不吝啬地为对方鼓掌。如果将军能把所有的帕坦人聚集在一起，并把他祖先的这个故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们，那么我们三个旅原本根本不需要带上长长的骡队和骆驼队，艰难跋涉到这些山区和人迹罕至的高原来吃苦，可是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

    那个时候，将军已经是一个退伍的老军人，但仍然精神矍铄。在这次战役中，他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土著人代表团（被叫作“族长会议”）中的一个狂热分子突然拔出一把刀，从大约八码[99]远的地方冲向将军。宾登·布拉德爵士骑在马上，拔出左轮手枪，在距离两码的地方把突袭者击毙。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一个师级将军身上佩的手枪只是一个装饰品。不难想象，野战军里上上下下的每个人，包括最低贱的清洁工，看到这样的事都有多高兴。

    讲述这场战役并不是我的目的。关于这段历史，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可惜这本书已经绝版。因此，我将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场战役的情况。马拉坎德野战军的三个旅连续开进并扫荡了我上面提到过的所有山谷，在土著人面前寻衅滋事，赶走土著人的牲口做口粮，割下他们的庄稼做牛马饲料，这些都给土著人带来了很多麻烦。一起随军出征的、衣领上镶着白色领章的政治官员们[100]，他们成天都在和当地的部落族长、宗教人士和其他显要人物谈判。这些政治官员很不受军官们的欢迎，因为军官们认为他们只是一些捣乱的人，说他们总是敷衍了事，诽谤大英帝国，损害大英帝国的声望，而且还不让别人知道。他们被指责对严重罪行的处置方面优柔寡断。我们军中就有一个名叫迪安的少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官员，大家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干涉军事行动。当我们正准备一场大战，所有的枪都已上膛，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时，这位迪安少校会过来命令停止战斗。所以我们常说，他是怎么当上少校的呢？实际上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政客而已。当地的土著头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关系亲密得像是骨肉至亲，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影响他们的友谊。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谈话，而他们同我们将军之间的谈话，则像是强盗与强盗之间的对话。

    我们不知道芝加哥警察与匪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但这必与那情形相似。毋庸置疑，他们必能很好地相互理解，而且都非常鄙视类似民主政治、重商主义、赚钱、生意、诚实以及各种各样的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我们真想开枪。天气热得似乎用你的双手就可以把热量托举起来，它就像一只背包压在你的肩上，像一场噩梦罩在你的头上。我们冒着这样的酷暑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可不是为了来听这些政治官员和这些愠怒凶残的土著人之间没完没了地谈一些为人所不齿的事情。另一方面，敌人也有“死硬派”和“血性小子”这样的人，他们想朝着我们射击，我们也想向他们开火。但我们双方都被镇住了：使他们不敢动手的是他们称作长辈的人，或者现在称他们为“老人帮”；我们不敢动手则是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政治官员们翻领上的白色领章或白色羽毛。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野蛮人先动了手，土著人不听“老人帮”的话，也不怕我们的政治官员，这样一来，很多人战死。在我们这方，战死者的遗孀还能得到大英帝国的抚恤金，其他受了重伤的人就只能靠一条腿蹦跶一辈子了。当时的场面非常激动人心，对于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的人来说，觉得非常开心。

    这几句话有些无礼，我说这几句话的目的是希望向读者说明印度政府的耐心和理解。印度政府之所以耐心是因为它知道，如果事情到了最糟糕的地步，它可以向任何人开枪。印度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可恶的结局。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政府，处处受制于法律，受制于各种谈判和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它不但受制于下议院，而且还受制于各种各样纯粹是英印式的约束与羁绊，这些羁绊大到宽容大度的传统观念，小到各种官僚习气的阻挠与扯皮。所以，社会各阶层的建设任务应该在和平时期进行。主流是统治者的势力，同时又要对其势力从各个方面进行牵制。当然，有些事情总要发生，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被称作“令人遗憾的事件”时而也会发生，这也正是我在下面一章里要讲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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