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边境打仗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经历。无论是这里的风景还是这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山谷两边的峭壁,每一边都有五六千英尺高,队伍在迷宫般的大峡谷里缓慢行进,头顶上是黄铜色的天空,山谷下面是融化的雪水,泛着白色的泡沫,激流而下。生活在这些原生态美景中的当地人,他们的性格跟他们所处的环境一样协调相称。当地的帕坦人总是战事不断,不是各种私人间的争斗,就是公共的战争。除了收获的季节,因为生存的需要,他们才会暂时休战。在这里,每个人既是勇士,又是政治家和神学家。每一幢大的房子都是一个堡垒,这些堡垒虽然都只是用被太阳晒得发硬的泥坯垒成,但堡垒上都有城垛、角楼、射击孔、侧翼护卫塔、吊桥等等,一应俱全。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防御工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族世仇,每个宗族也都有自己的世仇,数不清的部落和各种各样的部落联合体相互之间都有许多仇恨的账需要清算;没有什么是可以被遗忘的,每一笔账都要算清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收获季节的惯例以外,还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仪规范,这些规范人人都要遵守。一个懂得这些规范并能严格遵守这些规范的人,可以不带任何武器在领地边界畅通无阻。可是,如果哪怕只是坏了一丁点规矩,也将会有性命之忧。因此,可以说帕坦人的生活是充满了乐趣。这里人烟稀少,山谷里阳光充足,水源丰富,土地甚是肥沃,生活在这里的人只需要用很少的劳动,就能收获足够的粮食,以满足这为数不多的人口适度的物质需求。
19世纪给这个世外桃源带来了两个新事物:一是后膛装弹的步枪,另一个就是英国政府。前者是奢侈品,是好东西;后者则是十足讨厌的东西。后膛装弹的步枪使用方便,冲锋枪更是如此,这些东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印度高原上更受欢迎。这种武器在一千五百码的距离便有准确的杀伤力,能得到这种新式武器的家庭或宗族都会非常开心。因为有了这种武器,一个人可以待在自己家里朝距离差不多一英里外的邻居家开火;也可以躲在高山峭壁上,从前所未有的远距离向山下的骑手射击;甚至村庄与村庄之间也可以不用外出就相互交火。流窜于印度各地的盗枪贼使走私枪支变得更加活跃,使这种令人垂涎的武器在边境上慢慢地增多起来,甚至极大地强化了帕坦人对基督教文明的崇拜。
另一方面,大英政府的行动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让人扫兴。如果帕坦人突然冲出山谷袭击平原地区,他们不但会被赶回去(这毕竟是不公平的),而且之后还会发生整个一连串横加干涉的事情,中间还会有讨伐大军兴师动众辛苦地跋涉穿过山谷,斥责惩处土著人,迫使他们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如果这些讨伐大军进山以后只是打一仗,然后就走,没有人会介意,因为本来印度政府长久以来一直就是坚持“杀完就撤”的政策,所以讨伐大军在很多时候都是打完仗就撤离。但到了19世纪末,这些入侵者开始在很多山谷里修路,尤其是那条通往奇特拉尔的大路。他们通过威胁恐吓土著人,修筑堡垒,或者向当地人发放补贴,来确保这些公路的安全。对后一种方法没有人反对,但是帕坦人十分厌恶这种修路不止的总趋势。因为规定沿路两旁的人们应该保持安静,不能互相开火,尤其是不能向路上的行人开火。这一切对帕坦人来说是要求得太多了,这也是一系列争执产生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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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莫赫曼德地区行军的路上要经过马蒙德山谷。这个山谷是个盘状的盆地,差不多有十英里宽。我们和马蒙德人之间没有什么争端,他们的名声不太好,所以我们尽可能小心,不去招惹他们。但是,我们的营地上到处是扎好的一排排漂亮的遮阳帐篷,还有大量的马匹、骆驼、骡子和驴,这些东西一起组成了一幅美好的场景,马蒙德人抵挡不住这种场景的诱惑。晚上,我们宿营地的灯火形成一个大的四边形,正好成了这些印度边境地区土著人的目标和靶子。单人狙击是不可避免的,天黑以后,我们的先锋旅就成了被射击的目标。幸好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仅有几个人受了伤。有一阵子,晚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熄灭蜡烛,但宾登·布拉德爵士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吃他的晚餐。第二天一早,我们不理会马蒙德人的放肆行径,继续向纳瓦盖挺进。但是,土著人现在已经很激动,两天以后,我们的第二个旅到达以后,数百个土著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从最老式的燧发枪[101]到最新款的步枪,兴奋热闹地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持续向我们的人马开火。幸亏大部分官兵都已经挖出了浅浅的壕坑,而且营地周围还有掩蔽战壕。然而,这个晚上我们大约被打死了四十个官兵,还有很多马和驮运物资的牲畜。接到报告后,宾登·布拉德爵士命令还击。指挥第二个旅的是杰弗里斯将军,他奉命于第二天开进马蒙德山谷,严惩这些凶狠野蛮的敌人。这种惩罚就是通过一条小路挺进山谷,到达顶点,毁掉所有的庄稼,破坏水库,尽可能多地炸毁堡垒,射死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人。“如果你想看打仗,”宾登爵士对我说,“你可以骑马回去加入杰弗里斯的部队。”于是我找了一个返回第二旅的孟加拉枪骑兵做伴,小心翼翼地穿过两个营地间的十英里地,在黄昏来临之前,到达了杰弗里斯的指挥部。
整整一个晚上,子弹都在营地里飞来飞去,但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可以隐藏的地坑。马匹和骡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保护。9月16日天刚亮,由一支孟加拉枪骑兵中队作为先锋,我们整个旅呈战斗队形开进马蒙德山谷,很快就在广阔的山谷里分散开来。全旅分成三支独立的队伍,每支队伍都有各自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三支队伍呈扇形分散开,因为整个旅的人数总共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所以我们很快就分散成小分队。我参加了中间的那支分队,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行进到山谷最远的尽头,我跟着骑兵部队一起前进。
我们一枪未发就到达了山谷的顶端,村庄里和平原上都空寂无人。当我们走近山前时,从望远镜里看到有许多很小的身影聚集在一个圆锥形的小山上。从这些小点上,太阳光不时反射出钢铁的强烈反光,这是土著人在挥动刀剑。这一景象激起了每个人的兴奋点,我们的先锋部队快速前进,到达一个小树林,那里距离圆锥形的小山在一颗子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我们下了马,总共约有十五支卡宾枪从七百码外一起向山上开火。山上很快就冒起了白色的硝烟,子弹开始在我们的小树林里呼啸。这场令人觉得有趣的小规模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与此同时,步兵部队也已跋涉穿过平原,越来越向我们靠近。当他们到达后,由印度第三十五锡克兵团组成的先锋队去进攻这个圆锥形的山头,另外两个连队则沿着这座山左侧的一条路向一个村庄开进,尽管有山上的巨石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挡着,但这个村庄的屋顶依然清晰可见。在这期间,骑兵部队的任务是在平原上布防,并和旅长手下的预备队保持联系,这支预备队主要由东肯特团的人马组成。
我决定跟着第二组沿着山路去村庄。我把马给了一个当地人,开始与步兵部队一起费力地沿着山坡往上爬。天气热得可怕,烈日当空,炎热的太阳直射在人们的身上。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走着,磕磕绊绊地向上爬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会儿穿过玉米地,一会儿翻过巨石,一会儿沿着山间多石头的小路走,一会儿又经过光秃秃的斜坡,但总是在登山。偶尔,山上也会打几声冷枪,但其他时候都平安无事。当我们向上攀登越爬越高的时候,马蒙德山谷像一个椭圆形的盘子呈现在我们的后面,我停下来擦了擦眉毛上的汗水,坐在岩石上俯瞰山下。这时差不多已经十一点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里看不到部队了,距离山脚下半英里的地方有几个枪骑兵下了马。远处的山那边冒起一缕缕细烟,那是被烧毁的一座堡垒冒出的烟。我们的大部队到哪里去了?几个小时前部队出发时有一千二百人之多,而现在全被山谷吞没了。我拿出望远镜,在山下的平原里搜寻,到处分散着泥巴垒墙的村庄和堡垒,深挖的河道和水库在闪闪发光,偶尔还能看到几块耕地,还有零星独立的树林——所有的一切都在明朗的氛围里,背后是锯齿形边缘的峭壁——只是没有看到英印旅的影子。
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这一组的人其实很少:包括我在内只有五个英国军官,此外大约还有八十五个锡克兵,这已经是全部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令人敬畏的马蒙德山谷的顶峰,准备去征讨山里最偏远的村庄。我刚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不久,还能记得课程中关于“分散兵力”的警告。早上我们的大部队出营时的小心谨慎与我们现在这几个人的处境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然而,正如大多数莽撞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想找点麻烦,只希望会发生一些刺激的事情。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只有几间土屋的小村庄,与其他村庄一样,里面空无一人。这个村庄位于一个山头上,与后面的群山相连。我与一名军官和八个锡克兵在村庄朝着山的那一面躺了下来,其他人则进了那些土屋里搜寻,或在土屋后坐下来休息。一刻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时连队的指挥官来了。
“我们打算撤退,”他对中尉说,“你留在这里掩护我们撤退,等我们撤退到村庄下面的那个小圆山丘上占领了新阵地后你再撤退。”他又补充道,“预备队的人似乎没有跟上来,上校认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人接应有点危险。”
我觉得这是一种有道理的说法,我们又等了十分钟。在这期间,我看不到我们连队的主力在做什么,我推测他们一定是在往村庄下面的那个小圆山丘上撤。突然,山坡上开始活跃起来,岩石后面闪现出刀剑,鲜艳的旗帜到处飘扬,我们的前方冒出了十几缕分得很散的硝烟,附近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的上方,一千英尺、两千英尺、三千英尺的峭壁上,出现了身穿白色或蓝色衣服的人影,他们像猴子从高高的树枝上爬下来一样,顺着岩脊爬了下来。刺耳的喊声四起。咿!咿!咿!嘭!嘭!嘭!整个山坡上到处开始冒烟,那些不断在下降的小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八个锡克兵各自为战,开枪的速度越来越快。敌人的身影不断地从山上下来,我们前方一百码左右的岩石处已经聚起了几十个人。这些射击靶子太诱人了,我无法抵挡,我从身边的锡克兵那里借来了步枪,他很开心地向我递来子弹。我开始仔细瞄准,向聚集在岩石处的人开枪。我们的四周也是子弹在呼啸。但我们紧紧地趴在地上,所以没有受伤。就这样我们大概持续打了五分钟,越打越激烈,我们总算找到了冒险的机会。这时我们的身后传来一个英国人的声音,原来是营副官来了。
“赶快撤退!没有时间了,我们在小圆山丘那里掩护你们。”
借给我步枪的那个锡克兵将八九颗子弹丢在我身边的地上。不能让任何弹药落入土著人之手,这是规矩。这个锡克兵似乎太激动了,所以我把子弹一颗接一颗地递给他,让他放回他的子弹袋里,幸运的是我想到了这一点。这时我们组的其他人已经站起来往回撤退,子弹从岩石那里横扫过来,到处都是呼喊声和尖叫声。我估计,就在那个瞬间,我们中的五六个人倒下了。果然是这样:两个人阵亡,三个人负伤。有一个人胸部中弹,鲜血直流;另一个人仰面躺在地上,又踢又蹬,身体扭成一团;那位英国军官在我身后直打转,他的脸上血肉模糊,右眼也被打出来了。是的,这确实是一次冒险。
在印度边境,打仗时不把伤员丢在后面不管是一件为了维护脸面必须做的事情,因为战争中任何人一旦落入帕坦人的手里,都会被残忍地处死。这时,营副官回来了,还带来一个英国中尉、一个锡克军士长和两三个士兵。我们一起扶起伤员,拖拖拽拽地往山下撤。我们十一二个人抬着四个伤员,穿过那几间屋子,来到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上,连队的指挥官正带着六个士兵等在那里。下面一百五十码以外的那个小圆山丘应该是我们掩护部队的位置,但却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也许是在更下面的一个小圆山丘吧。我们顾不得伤员的抗议,拖着他们往前赶。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后卫,所有人都抬着伤员,所以我确信更加糟糕的事情正在逼近我们。我们正走到这块空地中间,突然从山上的屋子间蹿出二三十个暴怒的人,他们疯狂地开火,手里还挥舞着刀剑。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只记住几个零星的片段。和我一起抬伤员的两个锡克兵中的一个被打中了腿肚子,他痛得大呼大叫,包头巾也散开了,黑色的长发披落在他的肩上,样子就像一个可怜的怪脸木偶。这时从下面赶来两个人扶住伤员,新来的中尉和我则抓住怪脸木偶的衣领把他往前拖。幸好我们走的是下坡路。显然,他被路上的尖石头伤到了,他要求我们放手,让他自己走。他又是蹦又是爬,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走,但走得不算慢,这样才得以逃脱。我朝左边看了看,营副官也中弹了,他的四个士兵抬着他走。他实在太重了,士兵们死死地揪着他。这时,从屋子后边冲出五六个手持刀剑的帕坦人,抬着营副官的几个士兵看到帕坦人逼近,丢下营副官就逃。领头的一个土著人冲上前来,挥起手里的刀向倒在地上的营副官砍了三四刀。当时我忘了所有的一切,一心只想要杀了这个土著人。我身上带着骑兵用的锋利军刀,毕竟,上学时我曾得过击剑奖牌,我决心与这个土著人进行一场决斗。这个野蛮人看见我向他走去,当相距不到二十码时,他用左手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向我扔过来,然后挥着手中的刀,等着我上来。他身后不远处还有其他人在等着我,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用刀。我拔出手枪,仔细瞄准,然后开枪,没有射中。我又开了一枪,还是没有射中。紧接着,我又开了一枪,究竟有没有射中他,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向后跑了两三码,躲到一块岩石后面去了。激烈的枪声一直在持续着,我向四周看了看,一个朋友也没有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和敌人在一起。我竭尽全力,拼命地跑,子弹从身边飞过。我跑到第一个小圆山丘那里,谢天谢地!锡克兵就守在下面那个小圆山丘,他们拼命向我做手势,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他们中间。
我们还得走四分之三英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平原,我们两旁的其他山路都是向下的。我们的追兵顺着这些山路急速飞奔,不断向我们两侧开火,想切断我们的去路。我记不清我们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山谷底部,反正一直在向下撤,只记得我们走得非常缓慢。我们抬着两名受伤的军官和六个受伤的锡克兵,一共用了约二十个人。我们身后丢下了一名阵亡军官和十几个或死或伤的士兵,他们在山路上都被土著人剁成了肉块。
在这段时间里,我用一个死去的士兵的步枪和弹药来武装自己,向我左侧八十至一百二十码外山上的土著人开了三四十枪,并尽可能仔细地瞄准。在这种情况下,射击的困难是:人已经跑得喘不过气来,也不知道是因为太累,还是因为太紧张,射击过程中手会发抖。但我确信,我从未不瞄准就胡乱开过枪。
我们到达山谷底部时,简直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仍然带着我们的伤员。那里有我们留下的预备队,一位中校营指挥官和几个传令兵。受伤的人被放在地上,连队里所有的幸存者都肩并肩排成两排。而我们的两侧,两三百的土著人散开呈半圆形,把我们围在中间。我看见白人军官正竭尽全力想把锡克兵聚拢在一起,尽管这样的队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靶子,但这样总比兵力分散要好。土著人也都挤在一起,看上去异常兴奋。
中校对我说:“东肯特团离这里不到半英里,去叫他们赶紧来,否则我们都完了。”
我正转身准备上路去完成他交给我的差事,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连队已经被消灭了,作为师长的传令军官,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如果这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并请求支援,又将如何解释呢?
“我必须拿到书面的命令,长官。”我说。
中校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在他那件束腰的宽松外衣里东翻西找,摸出了他的笔记本,开始写起来。
与此同时,连队指挥官在一片混乱的喧闹声中大声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连队的士兵停止胡乱的射击。我听到一声令下:“齐射,预备,开火。”轰!至少有十几个土著人倒下了。再一次齐射,这些土著人犹豫了。第三次齐射,他们开始撤退到山腰处。冲锋号开始吹响,每个人都在呐喊,危机过去了,感谢上帝!这时,东肯特团的先头部队也开始到达这里。
我们庆祝了胜利,并吃了午餐。但是,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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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肯特团到达后,为了找回面子,并运回营副官的遗体,我们决定打回山坡上去,我们一直打到下午五点钟。
与此同时,第三十五锡克兵团的另一个连队在我们右侧往山上进攻,他们的情况更糟糕。最后他们重新回到平原上时,带回了十几名伤员,把几名军官和十五个士兵的遗体留在山上喂了狼。夜幕降临到山谷里,早上在匆忙中被欠考虑地分散开去的所有各队,在暴雨中、在夜色里逐渐回营了,后面紧紧跟随着野蛮的敌人。我跟着东肯特团和伤亡惨重的第三十五锡克兵团一起回来。当我们走进营地周围的战壕时,天已经黑了,其他各路人马都已经回来了,一天打下来,虽然损失不是很严重,但也不令人满意。然而,将军在哪里?他的参谋们在哪里?那支骡子拉的炮队去了哪里呢?
营地四周有重兵把守。在零星的枪声中,我们吃了一些东西。两个小时过去了,将军去哪里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他除了带着炮队,还带了半个连的工兵和地雷兵,以及十个白人军官。突然,从大约三英里之外的山谷里传来了隆隆的炮声。短暂的停顿过后,又响起了大约二十几响炮声,然后就是一片沉寂。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黑暗的夜里,将军的炮队在打什么目标呢?很明显,他们是在向近距离的目标开炮,他们肯定是跟敌人缠在一起了。或者,这几声炮声是不是求救的信号呢?我们是否应该派兵去救援呢?主动请战的人是不缺的,于是高级军官们一起商议。只要是出了什么差错,那些正式的规矩常常会被人抛弃,所以我也参与了他们的讨论。最后决定,夜间不派任何部队出营地。这山谷里到处都是陷阱和障碍物,在黑夜里派出一支救援队到处瞎撞,只会进一步造成麻烦,引起更多的灾难。如果营地受到攻击,还会严重削弱营地的战斗力,而营地受到攻击是很有可能的。不管将军和炮队现在在哪里,他们必定会坚持战斗到天亮。山谷里又传来了炮声,这说明他们还没有被消灭。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中的焦虑、紧张和混乱。显然,战争并不完全是快乐的冒险。我们已处在危险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最后他们做出决定,孟加拉枪骑兵中队,由一支步兵纵队掩护,第二天天一亮就出营去救援将军。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我连马靴也没脱,就酣畅地睡了几个小时。
在白天,开阔的山谷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在一个有土屋的村子里发现了将军和他的炮队。他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头部受了伤,但不严重。夜幕降临时,他带着他的部下进入几间屋里,把这些屋子当成了临时堡垒。与此同时,马蒙德人也进了村子。整整一夜,在这个迷宫般的村子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从这个房子打到另一个房子,从这条小巷打到另一条小巷。攻击者对地形了如指掌,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打仗;防御者则对这里的地形和房子一点也不了解,只能在黑暗里坚守。土著人穿墙越户,用枪打,用长刀刺。这是一场近战,就像在兔穴里打仗一样容易迷路。双方互相搏斗,互相对射,还常常射错,大炮被当成了手枪,朝两三码外的敌人就开了炮。十个英国军官中有四个受了伤,工兵和炮手中伤亡达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骡子都非死即伤,到处流着血。幸存下来的军官,个个脸色憔悴,也为这个残忍的早晨增添了一景。无论如何,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于是我们打死了受伤的骡子,并吃了早餐。
当我们返回营地后,我们的将军用日光仪通过远处山头的日光反射信号传递信息,与远在那瓦盖的宾登·巴拉德爵士取得了联系。宾登爵士和我们的先锋旅也在前一夜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损失了几百头牲口和二三十个士兵,另外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了。宾登爵士命令我们待在马蒙德山谷,作为报复,我们要用火和刀剑把山谷夷为平地。我们奉命照办,但非常谨慎。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我们烧毁了房屋,填了水井,炸平了塔楼,砍倒了大树,焚烧了庄稼,毁了水库,作为对敌人的惩罚。只要村子是在平原上的,破坏起来就相当容易。土著人坐在山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园和谋生的手段被毁掉。但是,当我们开始进攻山两侧的村子时,遭到了他们激烈的抵抗。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要损失两三名英国军官和十五至二十个本地士兵。这样做是否值得,我说不清楚。反正两周以后,整个山谷变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的面子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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