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就像一只猫，只要你知道如何不被它的爪子抓到，它就是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但一旦它受了刺激或发怒了，它会变得不高兴，难以对付，而且也很难让它平复下来。

    9月16日我们失利后，部队重新做了一些调整，作为临时应对措施，我被调往第三十一旁遮普步兵团。这个团除了团长以外，只有三名白人军官。我在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总共在以下几个军团里正式服过役：第四轻骑兵团、第三十一旁遮普步兵团、第二十一枪骑兵团、南非轻骑兵团、牛津自由民兵团、第二近卫兵团、苏格兰皇家燧发枪团，最后是牛津炮兵部队。这些军团分别驻守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不同地区，各团的情况迥异，但这个旁遮普步兵团是所有军团中最独特的一个。虽然我是一名骑兵军官，但我在桑赫斯特军校也受过步兵训练，我自认为在所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指挥中我都是能胜任的。可是，在这个团里，语言交流的障碍更为严重。我和这些当地的士兵几乎说不上一句话，由于这里缺乏军官，这些士兵只能归我指挥，而我几乎完全要依靠手势和动作来和他们交流。他们的语言我只会说三个词：“Maro”（杀）、“Chalo”（冲）和“Tally ho”（发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连队的指挥官和他的士兵之间根本不可能像操练手册里所要求的那样结成亲密的关系。不过，我们还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硬是挺过来了。经过三四次小规模的战斗，我们依然安然无恙，没出什么意外。这几次战斗对我来说虽然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荣耀，但对于参战者来说，却是很好的锻炼，也是令人振奋的。我完全是靠以身作则，凭着一种道德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切的。

    虽然我无法完全进入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深处，但我逐渐发现了旁遮普士兵的可敬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很喜欢战斗时有白人军官在他们中间，他们仔细观察军官的一举一动，如果你笑，他们也就跟着露齿而笑，所以我常常笑。与此同时，我不断地通过电报和信件，向《先锋报》和《每日邮报》寄发关于战斗的稿件。

    我现在很有希望永久地加入马拉坎德野战军，这样就可以在山谷里走上一些时日了。然而，战斗的性质已经变了。9月16日我们失利的消息已经在土著人中间传遍了。当然，马蒙德人很可能放风说他们打了个大胜仗。他们夸大了我们的伤亡人数，而且他们肯定宣称他们的战斗是按计划进行的。不过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但他们并不读我们的报纸，至少整个边境地区都相当兴奋。9月底，更为强大的阿夫里迪部族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阿夫里迪人生活在蒂拉赫山区，这是一个位于白瓦沙北部、开伯尔山口以东的山区。蒂拉赫山区的山比马拉坎德地区的山更高更险峻，蒂拉赫山谷的谷底不是平的，而是“V”字形的，这种地形对土著人十分有利，对正规部队来说却很困难。蒂拉赫山区的中心有一块像马蒙德山谷一样的平原，但面积更大，只有通过“V”字形的山谷这个屏障，才能进入这个名叫马坦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就像是在汉普顿宫[102]一样的迷宫中心，无非周围是山而不是栅栏。

    印度政府决定派兵远征蒂拉赫山区的马坦平原，准备毁掉阿夫里迪部落所有的粮仓、牲畜和房屋。在严冬之际，把这个部落所有的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全都赶进更高的深山里，让他们在那里过得不舒服，吃点苦头。为了给他们以这样的惩罚，需要动用两个完整的师，每个师有三个旅，约三万五千人，此外还需要大量人员确保交通运输和大本营的安全。于是，这支部队被调集起来，在白沙瓦和科哈特集结，准备进攻蒂拉赫。从来没有白人的部队到过马坦平原，这次军事行动被认为是自阿富汗战争以来边境地区最严重的战事，指挥权交给最优秀的、最有经验的一位军官——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另一方面，宾登·布拉德爵士继续留守在马拉坎德，牵制住当地的土著人。于是，我们现在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与此同时，旁遮普省的白人预备役军官也被充实到他们的军团来填补空缺。因此，我把目光转向蒂拉赫远征军，千方百计想加入这支队伍，可是我不认识这支部队的高层人物。伊恩·汉密尔顿上校指挥这支部队中的一个旅，本来他是可以帮忙的，不幸的是，在穿过科哈特山口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丢了旅长的职位，错过了这次战役，他伤心极了。而我刚脱离了一支部队，还没来得及加入另一支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团长又在遥远的印度南部催我回去。尽管宾登·布拉德爵士愿意收留我，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只好回到班加罗尔。

    回去以后，团里的军官都对我以礼相待，但他们普遍认为我休假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处理日常事务了。团里的人都在忙着秋季练兵，很快就要进行军事演习。就这样，马蒙德山谷的枪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不到两个星期，我已经在两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忙着演习、打空枪了。当听到四周响起枪声时，却没有人隐蔽起来，个个都伸着脑袋，这情形真是相当古怪。除此之外，生活一如既往。我们依旧日复一日地在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地行军、露营。我们所在的迈索尔地区风景宜人，树木茂密，水泊星罗棋布；我们部署的演习场地在努迪德鲁格的大山周围，这座山里有金矿，山里到处都是红叶似火的树林。

    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密切关注着报纸上关于蒂拉赫战役的报道。两个师的人马杀进山里，经过多次战斗，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最后才到达蒂拉赫中部的平原。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是要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回去，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做到了，但是撤离得还不够快。愤怒的阿夫里迪人现在正得意扬扬，他们沿着山脊正在向山下河床里艰难跋涉的大军展开致命的射击。在撤退途中，部队每次行军都要十至十二次涉过冰冷刺骨的河水，几百名士兵、几千头牲畜被子弹击中，沿着巴拉山谷撤退的第二师遭到穷追猛打。我们私下里听说，事实上这次撤退不像是讨伐队的凯旋，倒更像是一次溃败。到底是谁受到了惩罚？到底是谁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明摆着的事，毫无疑问。几个月以来，这支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在这些峡谷里围剿追捕阿夫里迪人，而阿夫里迪人也在围剿追捕这支军队，同时还有两万大军防守他们的交通线。这笔费用如果用卢比计算的话，总数大得惊人。加尔各答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愁眉苦脸，英国国内的反对党——自由党则更是怨声不断。

    对于远征蒂拉赫时运气不佳的遭遇，我并不感到难过，毕竟，他们不让我加入这支远征军是很自私的。我估计第二年春天他们还得再次远征，于是我加倍努力，想加入他们的大军。我的母亲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想尽一切办法为我打点。在我的指挥下，她下了一番功夫，围攻沃尔斯利勋爵和罗伯兹勋爵，但这两座堡垒就是顽固不化。罗伯兹勋爵写道：

    我非常乐意帮助您的儿子，但是因为乔治·怀特爵士大权独揽，温斯顿以前曾在马拉坎德野战军布拉德将军的麾下服过役，现在既然乔治·怀特爵士不同意他加入布拉德的部队，那我再与洛克哈特将军联系也没有用。我可以肯定，乔治·怀特爵士肯定不会同意他参加蒂拉赫野战军的。

    我会给乔治·怀特爵士发电报的，但我敢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对我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怒的。

    与此同时，我被拴在班加罗尔不能脱身。不过，在圣诞节期间是很容易弄到十天假期的，十天虽不算长，但已足够到边境地区往返一回了。当然，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我是不会贸然前往野战军基地司令部的。部队就像一只猫，只要你知道如何不被它的爪子抓到，它就是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但一旦它受了刺激或发怒了，它会变得不高兴，难以对付，而且也很难让它平复下来。因此我决定不去边境，而是先去印度政府的所在地加尔各答，希望通过努力协商，能得到上前线的职位。那个时候，从班加罗尔到加尔各答，坐火车需要三天半的时间，这样如果留出相同的时间用于返程，我只剩下六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这件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印度总督是埃尔金勋爵，后来我在他的手下当过殖民地事务次官，他对有人介绍来的年轻军官都很客气，我也受到了高规格的热情款待，还参加并赢得了当时在加尔各答守备部队举行的两周一次的点对点越野赛马。一切都进展得很好，除了我的正事毫无进展。当然，在来加尔各答之前，我动用了各方面的关系，并听取了我能接触到的军中最高层人士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我最好是直接去勇敢面对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但他是一个相当不友善的人，幸好我已经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了。如果他同意，我就可以上前线；如果他反对，这件事其他任何人都办不成。于是我来到他办公的候见室，请求接见。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接待我，我意识到事情没有希望了。这两天我在餐桌上遇到的军中上层人物，他们的心中在窃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也知道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从总指挥官乔治·怀特爵士到普通军官，大家都非常友好，但他们的友好态度似乎暗示着有些话题最好不要谈。就这样，六十小时过去后，我不得不再次爬上火车，心灰意冷地赶回班加罗尔。

    这一年的冬天，我写了平生第一本书。我从英国获悉，我投给《每日邮报》的稿件反响很好，虽然稿件落款用的都是“寄自一个年轻的军官”，但这些稿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投给《先锋报》的稿件反应也不错，我打算在这些稿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文学创作。朋友们告诉我，芬卡斯尔勋爵也在写一本关于这次远征的书，我们在比赛，看谁的书先写出来。我很快就体会到了写作的真正乐趣，本来每天中午的时间都被用来午睡和打牌，现在我把这三四个小时全花在写作上，乐此不疲。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完成了手稿，并寄回家交给母亲去卖，她把这本书安排在朗曼公司出版。

    养成了写作习惯以后，我开始写小说。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觉得写小说比精确地叙述史实要快多了。小说一旦开了头，故事就会滔滔不绝地自己流淌出来。我选择以反叛为主题，把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巴尔干地区或南美洲的某个虚构的共和国。故事讲的是一位自由派领导人的命运，他推翻了一个专制的政府，但又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吞没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的战友们都对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要我加入一些爱情的内容。对此，我没有接受。但是我们加入了很多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内容，并夹杂了许多当时我所知道的哲学思想。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一支装甲舰队驶入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反叛者的首都。完成这部小说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后来发表在《麦克米兰杂志》上，小说的名字叫《萨伏罗拉》，随后又再版了很多个版本。这些年里，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总收益大约为七百英镑。我一直劝我的朋友们不要读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的那本关于边境战争的书也正式出版了。

    把书的校样寄到印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为了不浪费这段时间，我把校对的任务委托给了我的一位叔叔，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漏掉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印刷错误，而且对我的标点符号也未作修改。尽管如此，《马拉坎德野战军》一书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评论家们对印刷错误等其他错误进行了冷嘲热讽，但却依然争先恐后地颂扬这本书。一大捆书评和一大捆样书一起寄到我这里，读着这些恭维的话，我的心里既高兴又自豪，同时也对书中出现的错误感到惶恐。读者一定还记得，我以前从未受到过表扬，上学时我作业上的评语只有“中等”、“凌乱”、“不整洁”、“差”、“很差”等等；而现在，主要的文学报纸和学识渊博的评论家都给了我通栏的溢美之词。这个世界真是伟大！事实上，对于他们对我的“风格”的赞美之辞，我现在想起来都应该觉得脸红。《雅典娜》的评语是：“满篇都是纳皮尔[103]式的雄文，但却被出版商的一个发疯的审稿人胡乱加了标点。”其他报纸则少了一些鉴别能力，更多的是赞美之辞。《先锋报》说了类似“其睿智和领悟力超越了他的年龄”这样的话。这些话真受用！我很陶醉。我知道如果这本书能被大家认可，以后的机会还会有很多。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谋生手段，面前展现出一片美好的前景。这本小小的书在几个月里为我挣的钱，相当于我一个中尉两年的收入。当时世界上好几个地方正发生着战争，我决定等战争一结束，我们赢了马球赛之后，就弃军从文，在英国享受完全独立的生活，不用再受军纪的约束，不要别人再对我指手画脚，也不让铃声或号声惊扰了我的美梦。

    在我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信使我特别高兴。我把这封信也打印在这里，就是为了说明威尔士亲王[104]对年轻人非常关心，他一向如此。

    亲爱的温斯顿：

    我忍不住想写几句话，祝贺你的书获得成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你的大作，我觉得描写和语言总的来说都很出色。每个人都在读这本书，我听到的就只有大家对它的赞美。你亲历过战争，你会希望进一步体验军旅生活。我相信，你与芬卡斯尔一样，有很大的机会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打算离开军队，为的是能够进入议会。对此，我深感遗憾，希望你不要步他的后尘。

    你来日方长，在当上议员之前应该留在部队里。

    祝你事业有成！

    你的真诚的爱德华

    1898年4月22日于马尔伯勒公爵府

    3月中旬，我们团的马球队要北上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骑兵马球锦标赛。在此之前，我再也没有假期了。我有幸在马球队谋得一席之地，并如期来到举办比赛的城市密拉特。我认为，我们无疑是所有参赛球队中的第二强队，我们曾败给著名的达勒姆轻步兵队，这支球队是唯一在骑兵马球锦标赛中夺冠的步兵球队。他们从未被打败过，所有一流的球队都败在他们的手下，就连当地最优秀的球队也不例外。这些不可战胜的步兵把戈尔康达和拉杰普塔纳地区的优秀球队都狠狠地撇到了一边，让当地的富豪与王公贵族的颜面尽失。在印度的马球赛历史上，没有一支球队的记录可以与他们的成绩相提并论。他们这些成绩的取得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智慧和毅力，这个人就是德莱尔上尉，后来他在加利波利战役中出了名，还在西部战线上担任过兵团的指挥官。当时他组织训练的这支球队，连续四年在印度的所有地区都战无不胜。他在印度带领马球队的最后一年时间里，我们败在了他高超的球技之下。

    密拉特位于班加罗尔以北一千四百英里，但是距离前线还有六百多英里。我们的假期在锦标赛结束后的第三天便要用完，而坐火车返回班加罗尔刚好需要三天时间。另一方面，从密拉特到白瓦沙前线需要一天半时间。至此，我是如此绝望，觉得是时候该去冒一次险了。伊恩·汉密尔顿上校已经伤愈，重新开始指挥他的从蒂拉赫撤回的那个旅。他在军中威望很高，与乔治·怀特爵士私交很好，也是他的老战友，与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我和伊恩·汉密尔顿很长时间以来保持着通信，为了支持我，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传来的消息不是很振奋人心，远征军中虽还有很多职位空缺，但人事安排取决于加尔各答方面，由人事行政参谋部决定，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即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私人参谋可以自行任命。我并不认识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或母亲与他也没有交往。我怎样才能接近他呢？想说服他让我成为最令人垂涎的他的两三个下级参谋中的一个，那就更不可能了，况且他的参谋班子已经配齐。不过，伊恩·汉密尔顿上校赞成我冒险一试。他说：“我会尽力而为。总司令有个副官叫霍尔丹，他与我在戈登的苏格兰团共过事，他的能量极大。事实上，全军上下都说他的影响太大了。如果他对你有好感，什么事都好办。我尽力为你铺好路。他和你虽没有交情，但也没有什么过节，如果你能努力一下，也许凭你的决心和口才能说服他办成此事。”

    这就是他来信的主旨，在这次锦标赛的半决赛失利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这封信。我坐在火车里，向车窗外东张西望。花一天半时间坐火车向北赶到白沙瓦，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然后在假期结束前用四天半时间往南赶回班加罗尔，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如果我乘火车北上而又不能在前线谋到职位，那么我至少要超假四十八小时。我很清楚，这是违反军纪的，理应受到惩罚。在正常情况下，发个电报申请延长假期是很容易的，但是一旦团里的领导知道了我去前线的目的，那么我的假期不但不能被延长，他们还会立刻召我归队。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冒险一搏，碰碰运气，于是我即刻动身前往白沙瓦。

    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我带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来到司令部找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我向他的副官通报了姓名，于是，令人敬畏的霍尔丹先生走了出来。他不太热情，但显然对我还有点兴趣，显得举棋不定。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也不记得我是如何陈述我的这件事，但我肯定有好几次把话说到点子上了。霍尔丹上尉在砾石小路上徘徊了半个小时，然后说：“好吧，我进去问问总司令，看他怎么说。”他走后，我独自一人继续在砾石路上徘徊。没过多久他回来了，“威廉爵士决定，”他说，“任命你为他的个人勤务参谋，你可以即刻到任。我们正在与印度政府和你的团联系。”

    弹指间，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刚才还在受冷遇，现在一下子变得拥有优势。我的衣领上挂上了红领章，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也在政府的《公报》上宣布了对我的委任，我成了总司令的侍从，团里也从遥远的班加罗尔为我送来了马匹和用人。这个有魅力的大人物熟悉边境地区的每一寸土地，经历过四十年来边境上发生的每一次战争，我不但每天都能饶有兴致地聆听他的谈话，而且还有机会察看他部队中的每一个部分，而且每次遇到的总是人们的笑脸。

    在刚到的前两个星期里，作为年轻人和下属，我表现得很规矩，别人也是这么对待我。用餐的时候，我总是保持沉默，只是偶尔提一个机智的问题。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在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参谋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霍尔丹上尉每天散步时常常和我一起走，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变得亲密起来。他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威廉·洛克哈特将军和参谋们的事情，还对我讲了内部人员对这支部队和各项行动的看法，很多事情都是我和普通民众没有意识到的。有一天，他提起了一件事，有一位被遣送回英国的报社记者在《半月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对远征蒂拉赫的整个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霍尔丹先生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公正。威廉·洛克哈特将军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因为这种攻击而深受其伤。威廉·洛克哈特将军的参谋长，后来当上了英军总司令的尼科尔森将军，外号叫“老尼克”，这个外号当时已是尽人皆知，他写了一篇极妙的，也是毫不客气的文章，对此加以反驳，这篇文章已经和上一批邮件一起发往英国了。

    别人对我好，及时给我好的建议，现在我看到回报他的机会来了。我说，一名野战军的高级军官与一名被开除的战地记者在报纸上争论战争中的是是非非，会被认为是很有损尊严，甚至是有失体统的；我说，我敢肯定政府对此也会感到吃惊，战争办公室也会对此火冒三丈的；我说，军队参谋应该把为自己辩护的事情交给上级，或者交给政治家；我还说，不管争辩的理由有多充分，一旦将这些理由呈现出来，不管在哪里，都会被视作是软弱心虚的一种表现。霍尔丹上尉感到非常不安，我们立刻起身往回走。整个夜里，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商谈这件事。第二天，他们问我如何才能把已经寄出的文章半路拦截下来？是否应该通知战争办公室，请他们出面向《半月评论》的编辑施压，当他收到文章时，阻止他刊发这篇文章？这位编辑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吗？我说，他应该也是一位绅士，如果他接到作者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他应该会立刻应允，不管他本人有多失望。于是一个电报发回英国，接着就收到了令人安心的回复。这件事过后，我开始更多地进入亲信参谋的圈子，别人也把我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认为，在春季战役中，我会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于是我开始计划投身到更重要的事情中去。总司令似乎对我挺满意，总而言之，我是如鱼得水。不幸的是，我的好运气来得太晚了。原本我每天都在盼着能有一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这种希望逐渐变得渺茫。与土著人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谈判以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和解。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我不得不赞成这一明智之举，但这却有违我当初来白沙瓦的初衷。

    这就好比是河狸筑坝，当它把堤坝筑好正准备捕鱼时，一场洪水毁了堤坝，把它的好运和鱼一起冲走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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