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第一眼看过以后，我现在意识到，许多不了解情况、居心叵测的人不看好我的行动。相反，他们开始对我有了不利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

    印度边境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从苏丹就传来消息，一场新的战役又要开始了。索尔兹伯里政府公开声明要挺进喀土穆，摧毁德尔维希政权，解放这些被摇摇欲坠的暴政统治的广大地区。当时蒂拉赫远征军正被遣散，而新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赫伯特·基钦纳爵士[105]已经带领约两万人的一支英埃联军到达了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106]的交汇处，在激战中歼灭了哈里发[107]手下的中尉穆罕默德所带领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哈里发派来抵挡基钦纳联军的。现在已经到了苏丹战役的最后阶段——向南挺进二百英里，直捣德尔维希的首都，与德尔维希帝国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我十分渴望能参加这场战役。

    但是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位新的难以对付的大人物的抵制。当我刚参加军队时，想上前线，几乎每个人都会很友好地鼓励我。……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很友好（有时候第一眼看上去确是这样，有了这种第一印象，年轻人做事便不会鲁莽）。

    当然，第一眼看过以后，我现在意识到，许多不了解情况、居心叵测的人不看好我的行动。相反，他们开始对我有了不利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们开始说这样的话：“这家伙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混进各次战役的？他怎么可以一边给报纸撰稿，一边当军官呢？为什么一个中尉竟可以对高级军官评头论足呢？将军们为什么都偏爱他？他是怎么做到让他所在的团批给他这么多假期的呢？看看那些辛苦工作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我们已经受够了——事实上是实在受够了。他现在还很年轻，也许以后他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丘吉尔中尉还需要接受长期的军纪和军规的约束。”至于其他的话，简直可以算是诽谤。军中的某些高层军官和某些下层人物时不时会说出“奖章的追逐者”和“自我标榜者”之类的话，我确信，他们说的这些话，一定会让读者感到惊讶和痛苦。被迫记录下人性中这丑陋的一面是悲哀的。奇怪的是，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在前进的道路上每走一步，甚至在我还没有迈出步子之前，总会有人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

    其实在准备参加苏丹战役的早期，我就意识到，埃及军队的英国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毫不隐讳他对我的不满和敌意。虽然战争办公室同意我参战，但是我想加入这支部队的申请被拒绝了，而其他几位和我级别一样、一起工作的军官的申请却获得了批准。我通过不同的渠道获悉，这一拒绝来自最高指挥官，我不可能从班加罗尔的军营清除如此沉重的障碍。蒂拉赫远征军被遣散之后，我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休假，我决定立刻赶往大英帝国的中心，到伦敦去把这件事情理论清楚。

    一到伦敦，我就动员了一切我能动员的力量。我的母亲尽全力用她的影响来帮助我实现愿望。整整两个月时间，她一次次邀请那些有权势的达官显贵赴宴，他们在午餐或晚餐桌上对我的这个事情进行着紧张的磋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阻碍我去埃及的力量对我母亲来说太过强大，又太遥不可及。我的母亲和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相当熟悉，为了我，她甚至亲自写信给基钦纳爵士。将军极其委婉地回复我的母亲说，他手下参加这场战役的军官已绰绰有余，而且他还收到许多其他军官的申请，这些军官的资历远远超过我。不过，他又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他会很乐意，等等。

    当时已经是6月底了，军队的总行动必须在8月初开始，时间已经不能用星期而只能用天来计算了。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恰好读到了我写的《马拉坎德野战军》这本书。在政治上，他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但他对我的这本书似乎不仅仅是感兴趣，而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突发奇想，想要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7月的一个早上，我收到了他的私人秘书舍恩伯格·麦克唐奈爵士的来信，告诉我首相读了我的书非常高兴，很想跟我探讨一下其中一些部分的内容。信里问我是否方便在某一天到外事办公室去见他一面，如果跟我的安排不冲突的话，下周四午后四点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我的回复正如读者朋友很乐意猜测的那样，“那还用说吗？”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这位大人物是大英帝国的首脑，保守党无争议的领袖，这是他第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同时兼任外交大臣，现在正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在约定的时间接见了我。我第一次走进他那间宽敞的房间，在那里可以远眺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仪式。后来很多年里，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我在这里亲眼看着许多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位睿智的老政治家气场很是强大。他坚决抵制现代思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因为这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艰难时期为团结大英帝国不断壮大的力量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历史伟人所不能比的。很少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力量，更没有人能够衡量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门口，用古老的礼节接见了我，他打了一个迷人的欢迎手势，把我领到他的大房间中央的小沙发上坐下来。

    “我对你的书非常感兴趣，我读得几乎着迷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不仅欣赏这本书的内容，而且欣赏这本书的风格。两院关于印度边境政策的争论非常激烈，许多误解让他们困惑。与我读过的其他文件相比，你的描述使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发生在印度边境山谷中的战斗。”

    我知道自己最多能受到二十分钟的接见，我无意想要超出这个限度，因此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起身告辞，但他又留了我半个多小时，最后才领着我又一次穿过这一大块地毯来到门口。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下面的话：“希望你能允许我这样说，你让我想起了你的父亲，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许多重要的时光都是和他一起度过的。任何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做的，希望你一定要让我知道。”

    回家后，我对他离别时说的话想了很久。我不想让老勋爵为我的事情为难。另一方面，他与我告别时说的话，似乎能够帮助我获得当时最想得到的东西。因为首相是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强有力的支持者，如果首相发话，基钦纳爵士肯定会放弃反对我参战的决定，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自己也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当年轻人请求上前线却遭到那些官僚反对阻挠时，我常常不去理睬那些反对意见，总是说：“毕竟他们只是要求去挡子弹而已，就让他们去吧。”

    因此，我考虑了几天以后，向舍恩伯格·麦克唐奈爵士求助，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社交圈子里见过他。那时已经是7月份的第三周了。看来在进攻喀土穆之前，我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加入英军在阿特巴拉地区的部队了。一天晚上，我找到了舍恩伯格，发现他正穿衣准备去参加宴会。我问他，能不能请首相发一份电报给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战争办公室已经推荐了我，我所在的团也准了我的假，第二十一枪骑兵团也很乐意接受我，因此没有其他任何一点障碍。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过分了？能不能帮我试探一下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事的看法呢？

    舍恩伯格回答说：“我确信他肯定会尽全力的，他对你非常满意，但是他不能越过某个界限，他可以用一种暗示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让人知道他很想让你去。但是如果将军不同意的话，你不能要求首相给将军施加压力。”我说我对此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马上去办这件事。”这位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子说。在索尔兹伯里勋爵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他是勋爵难能可贵的知己和支持者。很多年以后，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坚持去大战的战壕参战，刚到前线，就中弹身亡了。

    他没有去参加晚宴，而是掉头去找他的上司。天黑之前，一份电报已经发给远在埃及的英军总司令。电报里说，虽然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想干涉总司令在下属任命问题上的想法和决定，但是在不妨碍公务的情况下，如果我想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愿望能得到满足的话，首相个人将会十分高兴。很快，首相就收到了回电，内容是：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已经有了所有他需要的军官，如果将来有空缺的话，在考虑这位年轻军官之前还有其他军官要考虑。

    这份令人不快的通知没多久就传到了我这里。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不再坚持的话，我也不可能经历乌姆杜尔曼战役中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就在这时，我得到了一则消息，给我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

    弗朗西斯·热恩爵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法官，一直是我们家的朋友。他的太太，即现在的圣赫利尔夫人，常常在军界活动，经常能遇见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伊夫林·伍德爵士。她随后在伦敦郡议会里的工作，可以说是她才能的展现，从中可以看出她对男人和重大事务都很有影响。她告诉我说，在一次晚宴上，她亲耳听到伊夫林·伍德爵士说过，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对战争办公室推荐的军官人选挑三拣四实在是太过分了，在他看来，他根本不愿意看到战争办公室受到充其量不过是英军中一支很小部队的指挥官的藐视。埃及军队毫无疑问应受到英国驻埃及的总司令的调配，而英军分遣队（由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和一个英国骑兵团即第二十一枪骑兵团组成）却是远征军的一部分，其内部组织应完全由战争办公室调配。她告诉我，事实上伊夫林·伍德爵士曾表明过对此事相当不满。然后我问她：“你有没有告诉他首相亲自为我发过电报？”她说她没有。我对她说：“请告诉他，让我们看看他是否会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

    两天后，我收到了战争办公室发来的简洁的通知，内容如下：

    委任你为参加苏丹战役的第二十一枪骑兵团的编外中尉。立即前往开罗的阿贝西亚营地的团指挥部报到，费用自理。如果你在将来的军事行动中或因其他原因阵亡或受伤，英国军队不负责任何费用。

    奥利弗·博斯威克是《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在报纸经营方面很有影响力，他是我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拿破仑有句名言：“必须以战养战。”我现在能感觉到这句名言的威力了。当天晚上，我和奥利弗达成协议，我一有机会就给《晨邮报》写稿，稿酬为每栏十五英镑。晚饭后，这位心理研究学会的主席不合时宜地要我承诺他，一旦有什么不幸发生，我一定要和他联系。第二天早上，我搭乘十一点的火车去马赛，我的母亲在站台上向我挥手告别。六天后，我到达了开罗。

    ******

    阿贝西亚军营里到处是一派紧张和忙碌的景象。第二十一枪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已经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另外两个中队也将于次日早上起程。为了增强第二十一枪骑兵团的战斗力，从其他枪骑兵团总共调来了七名军官。这些军官被分派到各个中队，分别负责指挥一个连队。原本先遣中队为我预留了一个连队，但是因为我的行程耽搁，加上行程的不确定性，于是就把这个连队给了别人，罗伯特·格伦弗尔就是获得这一空缺的人，出发时他精神状态绝佳。在基地军营里，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出发得太迟了，赶不上战斗了。也许前两个中队还有可能赶上，但是没有人能说得准。格伦弗尔在给他家人的信里这样写道：“想象一下我有多幸运，我负责的这个连队原本属于温斯顿，而且我们是第一批出发。”我们的生命中总是不断有机遇存在，但是我们无法看清它是如何运作的。9月2日，枪骑兵团发起冲锋，结果这个连队几乎被打得溃不成军，年轻勇敢的连长牺牲了，他是高贵的格伦弗尔家族中为大英帝国的战争而献出生命的第一人。他的两个弟弟在后来的大战中阵亡，其中一位在牺牲前曾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格伦弗尔的兄弟和他一样精神可嘉。

    第二十一枪骑兵团迅速、顺利地行军一千四百英里，准时插入非洲的心脏，这是当年基钦纳用兵的一贯特征。我们先坐火车到达阿西尤特；然后乘汽船到阿苏安；在菲莱岛，我们牵着马绕过大瀑布；在谢尔拉尔，我们再乘汽船，航行四天后到达瓦迪哈勒法；我们从那里坐火车沿着军用铁路，越过四百英里的沙漠，这条军用铁路的建成预示着德尔维希政府的灭亡。我们离开开罗整整十四天，最终到达了部队的大本营和铁路基地，阿特巴拉河从这里汇入浩瀚的尼罗河。

    这次行军十分愉快，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方便。一路上我们这一队人兴高采烈，路上的景色新奇而又美好，大家都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一想到我们是参加这次战斗的唯一的一支英国枪骑兵团，我就很激动，也很开心，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觉得这次经历非常愉快。不过，一路上我却一直感到担心害怕。在开罗，我没有听到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就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发表任何看法。我不知道他在接到战争办公室推翻其拒绝接受我的电报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在我的想象中，基钦纳可能已经向战争办公室发出了抗议电报。事实上，这对战争办公室也是一个考验。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不过像我这样心情焦急的人往往容易这么想。我能想象出，在无所不能的总司令顽固地发出抗议后，白厅里的人事行政参谋部主任肯定会被搞得烦躁不安。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接到返回的命令。此外，我现在受这位总司令的指挥，对他来说没有比说出以下的话更容易的事情了：“把他送回基地，等战斗结束以后，让他和新配备的马一起来。”或者用种种其他可恶的办法。每当我乘坐的火车要进站时，或当我乘坐的汽船要靠岸时，我这双恐慌的眼睛总是在人群中搜索，一旦看到有人佩戴参谋的徽章，我就断定最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想，一个逃亡的罪犯在每个落脚点都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谢天谢地，好在当时没有无线电话，否则我就不会有片刻安宁了。当然，我们不能逃脱普通电报的纠缠，即使在当时，无论你走多远，电报线也能把你缠住。但我们至少有三四天时间跟这个无情的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在这三四天时间里，我可以平安无事地沿着大河逆流而上。

    不管怎样，一站又一站过去了，没有出任何事情，希望在我胸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在我们到达瓦迪哈勒法之前，我的心开始踏实起来，开始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心情来思考问题。现在已到最关键的、决定性的战役前夕，有许多极其复杂的事情必须专心去做，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事无巨细，他必亲力亲为；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总司令去考虑，他肯定已忘了要去阻挠一名不幸的中尉这件事了；也许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用密码电报去和战争办公室争吵了；也许他忘记了，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这样最好！8月14日晚上，我们从阿特巴拉军营渡河到达尼罗河的左岸，准备行军二百英里，直捣德尔维希的首都。当时我感觉我有理由相信：“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了。”

    我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后来我得知，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知道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时，只是耸了耸肩，便去处理他更为关心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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