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幼稚了，竟认为我所想的，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认为在这件事上，诚实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

    2月底，下议院重新集会，很快就陷入激烈的辩论中。对于下议院的各项议程，当时各大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对此，选民也密切关注。重大问题通常要经过三天的辩论，在此期间，所有的主要演说者都据理力争。辩论结束后，就取决于各个党派的实力了。当时，下议院开会一般都持续到午夜，晚上九点三十分以后，下议院里总是坐满了人。作为领导人，巴尔弗先生几乎在每一个重要辩论后都要作总结发言，而反对党的领导人则在十点至十一点对他们的发言作详细的总结，从十一点至十二点，他们会听到汇总后的答复。领导们发言结束后，任何想要再发言的人总会被人们的喧哗声所淹没。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著名的立法机构引领着大英帝国渡过了无数的难关，人们都以能够参加下议院的辩论为荣。几个月来，虽然我一直在大庭广众下作演讲，但我仍然把在议会中的演讲看作是最大的考验，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意和热切的期盼。因为我没有参加那个短暂的冬季会议，所以在我进入下议院才四天后，就向下议院发表了演讲。演讲的准备是非常痛苦的，演讲时还要努力掩饰这之前所做的精心准备。对于这些，我在此不想详细复述。这次辩论的题目是战争问题，我觉得自己能胜任参与这次辩论或提出建议。我从很多地方听到了善意的劝告：有的说：“不要操之过急，再等几个月，等你了解了下议院后再说不迟。”也有人说：“这是你熟悉的话题，不要错过机会。”也有人告诫我，不要在每个人都希望表示友善的场合太过于咄咄逼人，这样会冒犯下议院。还有人劝我不要使用陈词滥调。不过，我所得到的最好建议来自亨利·卓别林先生，他用他那夸张的样子对我说：“不要着急，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话，下议院会听你讲。”

    有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威尔士人，名叫劳埃德·乔治，他是一个亲布尔分子，是最令我们头痛的人之一。他总是从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向自由党领导人发难。我得知他有可能在九点左右发言，他的手里有一份措辞适度的修正案，但他是否会就此提出动议就不确定了。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在他后面发言。那个时候，如果我事先没有把要讲的话写下来记住的话，那么我除了应付一两句以外，什么也说不出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都在辩论社里锻炼过各种话题的即兴演讲，而我却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我不得不预先想好辩论的情景，为可能被提到的问题准备好各种回答。这就好像事先准备了多种型号的箭，希望其中有几支能射中目标。由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先生会说些什么，因此也增加了我的担忧，希望我准备的内容能接上他说的话题。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坐在通道前面的角落里，紧靠在大臣们座位的后面，我的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个座位上发表了他的辞职演讲。我的左边坐着经验丰富的议员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他是一位友善的顾问。快到九点的时候，下议院里开始坐满了人。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反对党就座的后面第三排开始发言，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威尔士人和激进分子，并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宣布他不打算就他的修正案提出动议，但他会谈主要问题。在“凯尔特外缘分子”[165]的鼓动下，他很快变得兴奋起来，有些言辞甚至颇为激烈。我一句一句地在为我的演讲打腹稿，准备在他发言结束后，马上接着他的话题往下讲。可我准备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他抢先说了，于是我有了一种恐慌甚至绝望的感觉，我抑制着内心的这种感觉。这时，鲍尔斯先生低声对我说：“你可以这样说：‘他与其作这番言辞激烈的演讲，而不就他那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还不如就他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而不要作这番言辞激烈的发言。’”这句话来得正是时候，荒野中的吗哪[166]也不如它受欢迎。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听到对手在说，他“将缩短他的发言，他认为下议院可能希望听一听一位新议员的发言”，摆出这番高姿态之后，他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不觉中，我已走上了讲台，并背起了鲍尔斯先生的那句话，它为我赢得了一片欢呼。我又恢复了勇气，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演讲。那些爱尔兰人——我从小就讨厌他们——却是我很好的听众，他们给我恰到好处的反对意见，反倒助了我一臂之力，也没有说什么会难为我的话。当我拿他们开玩笑的时候，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恼怒。但当我说到“在战场上作战的布尔人——如果我是布尔人，我也希望能在战场上作战……”时，我看到下面坐在国务大臣席上的议员们骚乱起来，张伯伦先生对他的邻座不知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之后，乔治·温德姆先生告诉我，他说的是“下议院的席位就是这样浪费的”。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不远处胜利的彼岸，于是我奋力地游上岸，虽然气喘吁吁，汗水直淌，但总算是安全抵达。大家都很友善，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我有点昏昏沉沉，就一直舒舒服服地坐着，直到恢复了元气才回家。对于我的演讲，总体评价是好的，虽然很多人猜到我是事先背下来的，但考虑到我已经吃的苦头，他们就宽恕了我。下议院虽然变化很大，却依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整体，对于那些以能为下议院效力为荣的人，一向都是宽容的。

    这次辩论之后，我认识了劳埃德·乔治先生。在下议院的酒吧里，我们被人引见相识，相互致意后，他说：“按照你的观点判断，你是站在了领导们的对立面。”我回答道：“你对大英帝国的态度相当超然。”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这种友谊经历了世事变化与兴盛衰废，始终如一。

    作为保守党议员，在这届议会里，我后来又作了两次成功的演讲，而且都是在头几个月里作的。战争办公室任命一位名叫科尔维尔的将军去指挥驻在直布罗陀的一个旅。任命刚下达，他们就对他一年前在南非战场上的表现表示不满，事实是他们才刚刚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免去了他的职务。反对党声援这位将军，谴责保守党秋后算账。在演讲后的提问时间里发生了争吵，于是下议院决定在下一周两党对此进行一场辩论。我对这种问题非常熟悉，也有充足的时间选择最佳的论点。辩论刚开始，执政党就出师不利，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在那个时候，政府在辩论中败北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即使执政党掌握了议会绝对多数的席位也是如此，这会损害执政党的声誉。如果大臣们觉得哈考特、阿斯奎特、莫利或格雷[167]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他们的防线，他们会坐立不安。我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这场辩论，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发言是一次辩论演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这次辩论的过程被我幸运猜中的结果。我用反对党赞成的论点为政府辩护，保守党对此很满意，自由党也大加赞许。乔治·温德姆先生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我与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他对我说内阁高层圈子里的人都对我赞赏有加。我似乎真的已在下议院站住了脚。

    不过同时，我也发现自己与保守党里的主流观点意见相左，我完全赞成将这场布尔战争打到底。此时战火已再一次星星点点地燃起来了，为了战争最后的胜利，我赞成动用更多的兵力，组织一支素质更高的军队，并动用印度的军队。同时，我也赞赏布尔人勇敢无畏的抵抗精神，对他们遭受的凌辱感到愤慨，希望以体面的和平方式把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与我们团结起来。我认为焚毁布尔人的农庄是一种非常可恶的愚蠢行为；我抗议处死布尔人的指挥官谢珀斯；在避免对布尔人的另一位指挥官克鲁特津格的死刑判决这件事上，我可能有一份功劳。我与保守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战争事务大臣说：“我们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纯属偶然，我们必须努力把战争进行到底。”对此，我很愤怒。我认为我们应该软硬兼施来结束这场战争，然后迅速回到和平、削减军费和改革的轨道上来。尽管我有幸能接触到大部分保守党领袖，总是得到巴尔弗先生格外亲切的关怀，还经常见到张伯伦先生，聆听他对国家大事的高见，可我还是逐渐背离了他们。我发现罗斯伯里、阿斯奎斯和格雷，特别是约翰·莫利，似乎比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更能理解我，我也被他们的智慧所吸引，他们对待公众事务宽广的视野和鼓舞人心的见解，不受现实的束缚。

    读者朋友一定还记得我没有上过大学。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都有机会通过辩论支持或反对各种意见观点而无须负任何责任，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已经是一个出了名的公众人物，我——至少我个人——把我所说的每件事都看得很重要，而且这些经常会被登载在许多报纸上。我希望保守党走自由党的路线，我反对“沙文主义”的好战，同情布尔人。我发现自己与两个政党在很多方面都意见相左。我太幼稚了，竟认为我所想的，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我认为在这件事上，诚实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我不懂政党纪律和团结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工作中为了党的事业而牺牲个人见解的重要性。

    我的第三次演讲事关重大，战争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先生宣布了一项计划，他准备重新组织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他建议将包括正规军、民兵和志愿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划分成六个军团。我决定在讨论军费预算的时候提出反对意见。为此，我花了六个星期准备这次演讲，将演讲稿倒背如流，这样无论从讲稿的哪一部分开始讲都没有问题。下议院决定对此问题讨论两天。由于运气好，加上议长对我的偏爱，我被安排在第一天的晚上十一点做演讲，有一个小时的发言时间，午夜以后将进行其他议项的讨论。下议院里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听众自始至终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我的演讲。事实上，我做的是一次全面的抨击，不仅是对政府的政策，而且对保守党的思想和倾向都做了抨击。同时，我极力主张和平、节约和裁军。保守党对此十分震惊，而反对党则大声欢呼。作为一次演讲，当然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从此与所有坐在我周围的保守党议员在思想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我已事先将演讲稿寄给《晨邮报》，并已在印刷了。如果我没有这次演讲的机会或者演讲失败，我真不敢想象结果会怎样。把这样一篇讲稿大量印刷发行使我非常担心，演讲一结束，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让整个下议院都来听我演讲，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时我也必须承担这次演讲所带来的后果。

    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形成了自己的议会小团体，绰号“胡里干”[168]，成员包括珀西勋爵、休·塞西尔勋爵、伊恩·马尔科姆先生、亚瑟·斯坦利先生和我。每周四我们都在议会共进晚餐，并总会邀请一位贵客。两党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曾被请来过。有时我们还能请到像W.J.布赖恩[169]先生这样的稀客。我们甚至还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发出过邀请，但他回复并邀请我们到阿林顿街与他一起共进晚餐。索尔兹伯里首相兴致很高，和我们交谈每一个被提及的话题。当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时，珀西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个人做了二十年首相，行将就木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与索尔兹伯里勋爵一起逝去的东西很多，他的退休和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大英帝国正面临着一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纪。

    索尔兹伯里勋爵所统治的社会，本书所描述的时代和事件，保守党的结构与特点，英国统治阶层的基础等等，所有这一切很快就与我们被一条条的鸿沟隔开，时间之短，速度之快，实属罕见。我们很难预料这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更不会想到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动乱把19世纪的社会结构震得四分五裂，不过珀西对此有一种预感，可他却未能亲眼看到这种巨变。秋天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在敦罗宾市，他向我解释伊尔文派信徒的宗教。根据这一教派的说法，好像是有十二名使徒被派来警告人类，但是没有人去理会他们；他们中的最后一名使徒与维多利亚女王同一天去世，于是，我们人类的安全也跟着一起消失了。珀西预言，一个可怕的战争时代即将到来，恐怖难以形容。不知为什么，他对此特别肯定。他用了“哈米吉多顿[170]”这个词，这个词我以前只听说在《圣经》中提及过。当时，德国王储刚好在敦罗宾市逗留，我不禁想知道，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这个曾与我们一起打打闹闹、玩台球游戏的伙伴，他是否会在珀西悲观的预言变为现实这一件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1902年4月，一位名叫卡特赖特的先生在下议院引起了一场风波。这个人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他大胆地发表了一封信，批评英国人虐待集中营里的布尔妇女和儿童，因而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在南非被监禁了一年。服刑期满后，他希望回到英国，但南非军事当局拒绝了他的请求。下议院就此事向大臣们提出质询，战争事务次官对此的答复是：“我们不想增加在英国作反英宣传的人数。”就这样，他们用最糟糕的理由为自己滥用职权作了辩护。事实上，这个时候，在其他什么地方作反英宣传所带来的危害会比在大不列颠更小呢？约翰·莫利提议休会。当时这样的提议会立刻提交讨论，所有的反对党领袖都慷慨陈词，对此义愤填膺。我与我们小团体的另一位成员则在保守党的议席里支持他们。这件事虽然小，但反响却很大。

    当天晚上，我们邀请张伯伦先生和我们共进晚餐。“我正和一群坏家伙共进晚餐。”他边说边用挑衅的眼光审视着我们。我们解释说：“政府的行为实在太愚蠢、太傲慢，怎么能期望我们去支持它呢？”他回答道：“如果政府是正确的，要你们支持干什么呢？只有当政府处于这种困境时，才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过，当他情绪好转以后，他开始变得眉飞色舞，很有魅力，这是我记忆中他最为精彩的一次谈话了。起身告辞时，他在门口停留了一会，转过身来，说了一句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你们年轻人这样盛情款待我，作为回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无价的秘密——关税！这是将来，而且是不远的将来，一件政治中的大事。你们要仔细研究，彻底掌握。你们不会因为对我的盛情款待而感到遗憾的。”

    他是相当正确的。不久财政领域就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我也因此集中思想和精力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直到1908年。1908年9月，我结了婚，从此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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