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
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统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
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1789）。（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
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
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1945），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自由主义在中国
我离开学校卅一年来，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讲演过什么主义，也从不研究什么主义，一向都是找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去努力研究解决的方案。如当年所以竭力提倡白话文，便是一例。今天为什么要讲自由主义？实因有其时代的需要。这和还没有获得真正民主就侈谈新民主主义的，迥然不同。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外力的无理约束，不做傀儡，一切动作、思想、信仰，都由于自己作主，也就是西洋人所指解放的意思。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爱护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由的大运动。因为人类生活上有很多束缚，所以不得不争取解放。最初，仅限于宗教方面的争取，然后才进而达到生活、命运、政治思想等方面。中国讲自由，历史很久，远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就开辟了自由主义风气之路。世界上也只有希腊和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最早。中国的民族英雄，不在马上，也不在刀枪之下，而是一位教书匠孔子。因为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并且是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锋。他的有教无类一语就是启发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之路的确证。王充的《论衡》一出，也是世界上争取自由最早的珍籍。
中国在秦以前，自由思想很风行，秦统一六国以后，情势大变，以致近二千五百年以来的宗教史，思想史，便完全在为爱护自由而争，不知出现多少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士。要想社会以及宗教的学术有进步，也的确非自由不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民主政治能有今日的成功，却不能不归功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二次大战中的邱吉尔，不能不说没有丰功伟绩，结果二千二百万选民没有继续投他的票，邱氏并没有动刀枪来乱打，这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可贵。民主和民主政治，不是空喊的：中国历史上早有自由主义的传统遗风，就是缺乏争取政治自由的热力。今后我们应发扬这种可贵的遗风，来扩大争取自由、爱护自由、发展自由的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各位朋友，同乡朋友：
今天我看见这么多朋友来听我说话，觉得非常感动。无论什么人，见到这么多人的欢迎，都一定会非常感动的。我应该向诸位抱歉，我本来应该早一个月来，因为有点小病，到今天才能来；并且很抱歉这次不能去台南、台东去看看五十年前我住过的地方，只有希望等下次来时再去。今天因为黄先生、游先生要我事先确定一个讲题：《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这个题目也可改作《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
“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法，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来压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话诗：
风吹屋顶瓦，正打破我头。
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
这可表示古代人对于自由的意义，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历史中，对这一运动的努力与贡献，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对此运动都有所贡献。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监牢而牺牲生命以争取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就是监官制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这种监官制度，成立在中国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前。这种监官为的是要监督政府、批评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甚至坐监、牺牲生命。古时还有人借宗教来批评君王。在《孝经》中就有一章《谏诤章》，要人为“争臣”、“争子”。《孝经》本是教人以服从孝顺，但是在君王、父亲有错时，作臣子的不得不力争。古代这种谏官制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就是批评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史官，就是记载君王的行动，记载君主所行所为以留给千千万万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齐国有一个史官，为了记载事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连父母均被君主所杀。但到了晋国，事实真相依然为史官写出，留传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现在的记者，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这却充分表示言论的自由。
以上所说的一种谏官御史，与史官制度，都可以说明在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尚未成立时，就非常尊重批评自由与思想自由。
中国思想界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老子所代表的“无为政治”，有人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实在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态度，这可从孔子批评当时为政的人的态度而知道。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都可说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二三千年前，这种思想能被提出，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春秋时代，因为国家多，“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秦朝统一以后，思想一尊。因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处于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环境中，要想自由实在困难，而依然有人在万难之中不断追求。在东汉时，王充著过一部《论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话说明：“疾虚妄”。全书都以说老实话态度对当时儒教、“灾异”、迷信，予以严格的批评，对孔子与孟子都有所批评，可说是从帝国时代中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再举一例：在东汉到南北朝佛教极盛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
当时有个范缜，他著述几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灭论》，就是驳斥当时盛行的灵魂不灭，认为“身体”与“灵魂”，有如“刀”之与“利”，假如刀不存在，则无所谓利不利。当时君王命七十位大学士反驳，君主自己也有反驳，他都不屈服，可说是一种思想自由的一个表现。再如唐朝的韩愈，为反抗当时疯狂的迷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痛骂当时举国为佛骨而疯狂的事，而被充军到东南边区。后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对佛教。在当时佛教如此极盛，他依然敢于反对，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再以后如王阳明的批评朱熹、批评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颜李学派”，反对当时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可以说明在一种极不自由的时代而争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国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说明中国自由思想的传统。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诸位，今后我们该如何的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现在竟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到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主席，各位同仁：
刚才程沧波先生说我也算是一个编辑人，我的确是编过好几个报，只是没有编过日报。有一个时候，我几乎做了程沧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个大报，要我去做编辑人，那时我考虑结果，我不敢做，因为日报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规则，担任不了。除日报以外，我曾编过三个周报，编过两个月报，周报最早的是《每周评论》，但最初并不是我编起来的，而是陈独秀这班朋友编的。不过在民国八年陈独秀先生被拘捕，那时没有人负责，就由我接办了几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厅封掉为止。以后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锟贿选时期，我们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独立评论》是三个人负责，大部分是我编的，编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盛会，一定会把那个金质钥匙带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
在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以前，我绝没有想到大家要请我来说话，以为只是请我来吃饭的。到了门口才看到是讲演会，所以今天我一点没有准备，在餐桌上就请程沧波先生和曾虚白先生给我题目，他们都很客气，可是刚才主席说的话等于给了我一个范围。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言论自由的确是个大题目。
前天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的茶会上我也稍微说了几句，我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几天与朋友们也讲过，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
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绝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而且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
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化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绝不办报纸。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的人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
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工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们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他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关于材料，包括纸、原料的配给，在现在艰难的时期，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公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参加支配报纸。因为言论自由不应该受这种不能避免的物资的影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过要想在这困难时候做到完全自由独立，确是很难。
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般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
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在民国三十五年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胡先生，我们再来办个《独立评论》”，但是那时排字工人的工资比稿费还要高，我拿不出这些费用，非政府帮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费，我也拿不起，若是我办杂志而要求人的话，我就不办了。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事实。这就表示在自由企业不发达的国家，又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然有许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独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论。不过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就是政府应该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至于支配纸张材料的机关，应该由有关的团体参加，政府不要以配给政策影响言论的自由。
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办《努力周报》，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
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
人家说，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不多，不过我看到几个杂志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办的《明天》杂志，臧启芳先生办的《反攻》杂志，我觉得他们常有严厉的批评，《反攻》上文章对于读经，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这个也是言论自由。我还看见几个与党有关系的杂志，对于读经问题，批评的也很严厉。《明天》杂志对于政治的批评也颇有自由，这都是好的现象。只要大家能平实，以善意的态度来批评，是可以争取言论自由的。况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帮助，只要大家都说公平的话，负责任的话。今天我因为没有准备，讲的很草率，请大家原谅。
报业的真精神
我自从在国内做学生，留学国外，以迄现在三四十年来，几乎年年与报界发生关系，至少和杂志社未曾断过关系。这几年来，我是《自由中国》杂志社名义上的发行人。所以我与各位仍是同业。我做学生时便开始办报，十六七岁主办《竞业旬刊》（罗家伦先生最近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发现保存有该刊），一个人包办整个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外国留学时，也常常翻译小说、写写散文一类的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赡家养母。后来与《新青年》杂志发生了重要关系，许多文章都在《新青年》发表，其中几篇是谈文学改革［良］问题的，说到将来中国文学应该用什么文字作工具。那时我不过二十多岁，文学改革［良］的文章，是在大学宿舍里与一般朋友们讨论的结果，想不到竟引起国内老一辈的中年朋友们的赞同和支持。在我没有回国时（民国五六年），国内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打了起来，白话［文］运动弥漫全国，报纸杂志都热烈讨论，以后我也常常参加。
继《新青年》之后，我加入了陈独秀、李大钊所办的《每周评论》。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是我自己的禁约。可是一般朋友说：“适之不谈政治，我们要谈政治。”所以民国七年先慈去世，我奔丧回安徽，他们以《新青年》不谈政治，另办一个周刊——《每周评论》过过瘾。等我回北平已经出刊几期了。民国八年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无人主持，便由我接办，直到北平警察厅查封为止。
后来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一年半，出刊七十五期。《努力周报》是谈政治的报。以前我们是不谈政治的，结果政治逼人来谈。后来只是不干政治。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样，把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禁约放弃了。不过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约，至少我个人做到了。抗战时期政府征调国民服务，先要我到美国去做非正式的国民外交，继派我为驻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这是我立禁约的第二十一年，可算已超出于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期限，坚守住了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约。
我与日报的关系是常替天津《大公报》写文章。《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多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
我认为办报只要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继续不断的努力做去，终是有效的。佛教《法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唐”，古白话“空”字），意思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譬如提倡中国文学白话运动，原是偶然的，我在文艺协会座谈会说过。一九一五年，康乃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男同学欢迎一位中国女同学，餐后泛舟游凯约嘉湖，忽然天气骤变，乌云四布，大家急于回来，但船将靠岸，暴风雨已经发作，大家匆忙上岸，小船竟翻了，幸而没有发生事情，不过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男同学中的任叔永先生事后寄了一首旧诗给我（我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题名《凯约嘉湖覆舟》。游湖、遇雨、覆舟、写诗，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我看了那首旧诗，也偶然的产生了一种感想，觉得诗的意思很好，但用字不划一，有今字，有《诗经》里的古字。《诗经》里的古字，是二千年前死了的字，已不适用于今天了。我随即复了一封批评的信。这封信又偶然给哈佛大学守旧的梅光迪先生看见了，很生气的骂我的批评是邪说。
我为替自己的主张辩护，便到处搜集材料证据，来证明中国文学应该用活的语言文字，应该用白话，不论是写文章和作诗；便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意见。陈独秀先生是主张革命的，继我而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名词便是由此而来）。这样一来，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展出来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好硬着头支撑起来。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主张必为将来中国的教育工具和一切的文学工具。白话可以写诗，可以写散文、小说、韵文，不仅可以写通俗的诗词韵文，并且可以写高深的诗词韵文。小说用白话写，在数百年前已经有伟大的小说如《七侠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可作证据；诗词方面，历史上大诗人所作的诗，凡是易于记诵的，都是白话文。关于这一点，许多人还是不肯信服，认为古人的诗有白话是偶然的。我为此于民国五年七月十六日写信告诉朋友们说，从即日起我不作诗了，要作诗就是白话诗。民国六年元旦，我把这个主张同时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和美国留学生办的《季刊》上。
我们当时曾细细想过：文学革命运动是对的，但一定会有人反对，一定会遇到阻碍，我们准备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相信一定可以成功。因为所有现代国家都经过了文学革命的阶段，如五百年前的西欧是用拉丁文，东欧是用希腊文，先由意大利发动文学革命，提倡用白话，以后法、德、英国，整个欧洲，一个个的都用新的活的语文，所以我们认定我们的主张必会成功。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原拟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只做了四年工夫（民国六年到九年）时机便成熟了。民国九年，北京的反动政府教育部也受了舆论的震动，没有法子拒绝，颁布了初级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用白话文来编。殊不知学校制度是有机体的，一二年级教材用白话文，三四年级教材也就不能不用白话文了，这样白话文便打进了学校。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全国学生为响应这一运动，出版了四百多种刊物，都是篇幅很小（有些像包脚布），也有油印的壁报，但全部是用的白话。这是一般青年感觉北大这班教授提倡的白话一点不错，采用为发言的工具了，用不着我们开学堂来训练，只要把想说的话放胆的写出来就行了。
大家看《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就是学习写白话的模范，用不着再找教师。以我的经验，中国的白话，是最容易的一种语言工具，可以无师自通，几百年来的老祖宗，给了我们许多的教材。同时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是全世界最容易学、最容易说的语言；文法上没有性的区别，没有数量的区别，也没有时间的区别。你来、他来、我去、你去，没有变化；他昨天来（过去的）、今天来（现在的）、明天来（将来的），没有变化。话怎么说，文章便怎么写。所以“五四”运动，各地青年学生要发表思想情感，无师自通的工具——白话文便自然的产生出来了，使北京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接受这一运动，不得不颁布小学一二年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来编。跟着，新诗、新的散文、小品文、新的戏剧、新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闻短评、长论文，都出来了。我们预备奋斗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想不到四年工夫，我们便胜利了。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行业——报业，确是无冕帝王，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笔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对这一行业有信心，只要我们的主张是站得住的，有材料、有证据、不为私、是为公，以公平的态度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功不唐捐”，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提倡白话文运动，四年小成。十年大成，终于普及全国，这就是一个证明。当此国家多难，时局动荡激烈，全世界也陷于危机的时候，报业当然也遇上了困难。今日“自由中国”只有十三份报纸，公营民营报纸经营都有困难，只好靠配给；并受人口的影响，销路不多；商业不发达，登广告的少。这些困难，我一看便知道，我很同情。不过，我们干这一行的，应该有一种信仰，要相信“功不唐捐”，努力是不白费的。
我们贯彻一种主义，预定十年，也许三五年便发生了效果。我们不必悲观失望，不必求速效，我们的职务是改变人的思想习惯。改变思想习惯就是改变人的作风。思想习惯都是守旧的、难得改的，可是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会发生效果。这类的事，我这过了六十二岁的人，是见过很多的。如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海外办《新民丛报》，倡导维新，竟至影响了国内全国的政治社会！革命的前辈在海外办《民报》，鼓吹革命，满清政府禁止其运入国内，许多留学生却将《民报》缝入枕头，偷偷的运回国内秘密传观，流行的数量这样的少，可是几年中全国青年人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促成革命的成功，这是孙中山先生所梦想不到的！他们远在海外，以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凭着胆量勇气，提倡理想的主张，在短时期内便震动全国，证明报业是有力量、足以自夸的高贵的职业。
我们看一看六十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知道中国以前的报馆是可怜得很，少数几个人包办一切，几张破桌椅，便算设备，那有现在的人才济济，更没有这样阔绰的“记者之家”，可以在工作之余，来喝茶“白相”。
刚才谈到报纸的广告少，这是不能怪商人不懂广告效用，不明广告价值，不送广告来登；广告是要靠报馆提倡，要靠自己去找的。美国广告的发达，也不过数十年的历史。美国克蒂斯出版公司出版三种报纸、杂志——《星期六邮报》、《妇女与家庭》杂志和《乡下人》，他们先是推广报纸、杂志的销路，再全力宣传广告效用，派人出去招揽广告。结果业务蒸蒸日上，极一时之盛。近代广告的演进，渐渐成了广告学，甚至广告心理学，用广告来引起人的欲望，引起购买的动机，向人们展开攻势，争取广告。大家如果能够研究用策略、战略去争取广告，我敢担保广告一定会发达。
我下次来的时候，台湾各报的广告，必有可观的成绩。广告成为美国的宠儿，就是美国人懂得广告心理。在中国的都市中广告比较发达的是上海，而上海最初懂得利用广告的是中法药房创办人黄楚九。黄楚九懂得广告心理学，他制售补脑汁，不说是他自己发明的黄医生补脑汁，而说是德国艾罗医生的发明，以加强购买者的信心。所谓艾罗，即英文的Yellow。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为法的，但是做广告要懂得心理学，这里可以得到一个证明。由于黄楚九的懂得运用广告，广告在上海才引人注意。在台湾，大家不妨现在就发起一种广告运动，凭了各位先生各位小姐的才干，广告一定能够打开局面，报业一定能够大发达。
我向来是乐观的。朋友们都说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今天我也就是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和大家讲话。诸位不妨发起一两种小运动来试试看，我相信必会有圆满的收获。谨以“功不唐捐”作为记者之家的格言。
新闻记者的修养
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特别是未来的新闻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
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得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
明朝有一位大哲学家吕坤，是十七世纪一位很有地位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的这句话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提到它。当一个新闻记者，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替人“辩冤白谤”的责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尤其是在今天我国警察、司法、军法各方面尚在比较幼稚的时候，责无旁贷的，我们当一位新闻记者的，都应该有此义务。
我今天要讲两个故事，来说明“为人辩冤白谤”的意义。这两个故事是两个有名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是最近出版的美联社及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勃雷纳（Brennan）所写的《被偷去的年龄》（The Stolen Years）一书中所说的案件，第二个案件是轰动世界的，连《大英百科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的兑夫司（Dreyfus）案件。
关于第一个案件，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时勃雷纳才二十五岁，在那个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一个离奇的绑票案。一个名叫法克脱（Factor）的大流氓自称被绑，并且被关在一个地窖子里十二天，一直到缴了钱才放出来。他这些话是对警察与新闻记者说的。他说这话时勃雷纳也在场。勃雷纳当时听了法克脱的话，就觉得有点奇怪，一个被关在地窖子里十二天的人，怎么衣服都那么整齐，没有丝毫绉纹，同时他又听到一个警察在说，芝加哥天气这么热，怎么他的身上没有臭气。勃雷纳把这两件事记在心上。后来，那个自称被绑的大流氓法克脱指认另一个大流氓杜希（Jouhy）是绑他的人。这案子便开庭审了好几次，同时警察当局又派了一名专家调查此事。
当年芝加哥的警察很腐败，暗中与流氓恶势力勾结，因而那位被派的专家也是一个流氓，他是一个包庇赌博发大财的人，人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警察。这个案子本来是流氓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杜希原是被冤枉的，可是审判结果，他被判了徒刑九十九年。勃雷纳自从法克脱自称被绑的那天起，就开始注意此事。杜希判罪之后，他便时常去狱中看他，与他谈天，并把他的谈话做成纪录，并替他找证据，因为他觉得杜希是冤枉的。勃雷纳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社会终于注意到这件案子，到今年十一月这位被冤枉了很久的杜希终于被保释了。
同时，勃雷纳的书《被偷去的年龄》也于同日出版，在这本书里，勃雷纳指出两点，一点是当审问时法克脱几次改变他自己的供词；另一点是在检察官提出的证人之中，有一个在绑架的十二天之中，并没有在芝加哥，他是一个伪证。勃雷纳说：“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流氓作辩护。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从没有机会把他的案子向大家申诉。我做这件事，得到的我个人自觉的满意是你们想象不到。”
第二个案件，是法国与德国的世仇。一八七一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求和之后，双方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活跃得非常厉害。一八九四年法国有一个生活放荡沉湎酒色的军人，名字叫做爱司特哈士（Esterhazy），他与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勾结，把自己国家的机密文件偷偷的卖给德国，但不巧他的那张出卖的各种文件的清单又被法国在德国大使馆做反间谍的人员拿到。经过一番研究与秘密调查之后，终于疑心到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无辜的犹太人身上。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做兑夫司（Dreyfus），他是炮兵上尉，在陆军部工作。由于他的笔迹与那张清单上有点像，并经笔迹专家判断，虽然有的说是他的，有的说不是他的，他终于被认定算做他的，于是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了，在军事法庭审问的时候，虽然他始终坚持是无辜的，而军部的证据又是那么的薄弱，仅仅那一件无名的单子和笔迹专家的证明；可是陆军情报局要成立他的罪名，捏造了许多秘密证件，军事法庭终于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判了他犯了卖国的叛逆大罪，送他到一个警备区域去终身监禁。一八九五年三月又被送往南美北岸法属魔鬼岛去监禁。
对于兑夫司的判罪，他的家人与朋友都相信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无法请求复审。但不久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卞开纳上校（Col.Pieqner）在一八九六年却发现了一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写信给法国陆军少校爱司特哈士的信稿，这写稿虽是撕碎了，但显然他证明了法国陆军部里有人被德国雇用，于是他便开始侦查，很快的就查知爱司特哈士的一切，并经核对笔迹的结果，证明了军事法庭原有的“单子”的笔迹正是他的。卞开纳把这事报告参谋部总长与次长，但那些大官不愿意重开审判，因此就禁止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还把他调往非洲。卞开纳在去非洲之前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律师。这位朋友又把这事告诉了当年法国上议院的副议长，他们都相信兑夫司是无罪的。
一八九七年兑夫司的哥哥也发现那单子上的笔迹是爱司特哈士的，他就向陆军部正式控告，但参谋部不愿意认此大错。军事法庭开审结果，爱司特哈士无罪。卞开纳被捕下狱。法国的舆论界成为两派：一派说袒护兑夫司这个卖国贼的就是卖国贼；另一派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为兑夫司打抱不平，最著名的是《晨光报》上的克里蒙梭和《世界报》雷因拉克等。当年法国的大文豪左拉也写了一篇《我控诉》的文章，指责埋没事实，埋没真理，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使无辜的人冤沉海底。但是陆军部生气了，告了左拉一状，他被判罪了。
虽然这样，但是反对翻案的人还在继续伪造证据。陆军情报局的副局长亨利上校在一八九六年伪造了两封信，说是意大利驻法大使馆陆军武官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的，信里特别提到兑夫司的名字。这两封信后来在国会里宣读了，兑夫司的罪是铁定了。但是被卞开纳发表了一封给法国总理的公开信，指出了这封信是伪造的、拼凑的，结果亨利上校被捕下狱，畏罪在狱中自杀。这时候政府准了兑夫司太太的呈诉状，把全案卷送最高上诉院。
经过了几个月的密查，上诉院才宣告取消了原来的判决，才决定令军事法庭重开审判，一八九九年军事法庭以五票对二票表决兑夫司有犯罪嫌疑，判徒刑十年。
由于这件案子已是世界注目的案子，法庭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在九月十九日，法国新总理Louber下令特赦，释放兑夫司。又过了几年到一九零三年，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引起了新的审判的要求。一九零六年七月十二日法国最高上诉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一八九四年的判决。政府下令恢复兑夫司的军人身份，任命他为炮兵队的少校。这案子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经过了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由于以上两个案子，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出，社会上一个人的生命与名誉，不仅是在于法官与法庭，同时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的手里。因此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学看侦探小说，并从现在起努力去培养为人“辩冤白谤”的修养，以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近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竞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零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考，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臣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 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谈谈四健会的哲学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小姐：
大家都知道四健会按原来英文“4-h clubs”的次序是Head（头脑），Heart（心），Hands（手），Health（身体健康）。蒋梦麟先生在“四健运动”一文里，说“训练会员健手、健身、健脑、健心”。梦麟先生改动四健的次序，好像不是无意的，我想他有意的要大家先从两只手开始，从健手健身做到健脑健心。
四健会的《会歌》里有这一句：“行中求知精益求精。”这歌词是梦麟先生做的，四健会的标准语中有“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工作要先做计划，计划要切实推行。”“要以工作的纪录表现工作的成绩。”我猜想这几句标语里也有梦麟先生的手笔。蒋梦麟先生做了几十年教育教授，教了几十年的教育哲学，他是一个教育哲学家，提倡这个“四健运动”。不是完全抄袭外国的“4-h clubs”的。他一定仔细想过，他好像已经不动声色的把他的教育哲学做了四健会的哲学了。
我的猜想未必全对，但你们这个“四健会”的背后有一种教育哲学，是毫无可疑的。这种哲学就是“行中求知”，就是“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这就是四健会的教育哲学。这种哲学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学说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说的“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孙文学说》第五章）。这种哲学也可以说是蒋梦麟先生和我的老师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继续不断的改造我们的经验，要使我们的生活格外有意义，要使我们主管未来生活的能力格外高明”。
总而言之，我从旁观察，你们这个“四健运动”有一种教育哲学做中心，大概是因为你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五六万青年朋友都是努力作实际工作的人，所以你们的哲学家蒋梦麟先生平时就不肯多谈这个运动背后的哲学了。
蒋先生叫我今日到这儿来谈话，我昨天才看见“年会活动时间表”，才知道我今天的任务是“专题讲演”，我没有“专题”可以讲，只好来谈谈“四健会的哲学”，谈谈“四健会的教育哲学”，我的看法是：向三百位青年朋友谈谈你们这个运动背后的“哲学”，也许有点用处，也许可以给你们的工作增添一点意义，增添一点新兴趣。所以我今天指出你们唱的《四健会歌》里的“行中求知”就是你们的哲学；你们的标语“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也就是你们的哲学。
“行中求知”四个字，“从工作中学习”六个字，都可以说是“四健运动”的远大的意义，根本的意义，所以说是你们的哲学，是你们的教育哲学。这就是说：你们生活的是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你们的工作就是学习，就是求知识，就是学习活的知识，活的技能，就是增加生活的能力，就是活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不完全靠书本，不完全靠课堂上的教科书知识，不完全靠学校上课。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真实的教育可以从生活里得来，可以从工作中得来。这种从工作中得来的教育往往比课堂上书本里得来的教育还更有用，还更有价值。
这种“行中求知”，“从工作中学习”的教育哲学，我国思想史上曾有人主张过。这种哲学很有点像三百年前中国北方起来的一个学派的思想。那个北方学派叫做“颜氏学派”，因创立的哲学家叫做颜元，他号叫习斋，故也叫做“颜习斋学派”。
诸位四健会的青年朋友都是从农村来的，我要介绍给你们这位哲学家颜元是真正从农村里出来的中国哲学家，他是直隶省博野县人，他的父亲从小被卖给邻县一个姓朱的做儿子，所以改姓朱，颜元小时也姓朱。他四岁时，满洲兵打进来，他的父亲正同朱家闹气，就跟着满洲兵跑到国外去了，从此没有信息。颜元十岁时，明朝就亡国了，十二岁时，他母亲改嫁去了，颜元就在朱家长大，在农村私塾里读书，他很聪明，也很顽皮，但因为他聪明，也读了不少杂书，也学做八股文章。后来朱家也衰败了，颜元到廿岁时，因家贫无法维生，只有种田养家，又读了一些医书，学做医生；又考取了秀才，他就开了一个蒙馆教小学生，他一面种田，一面教小学生，有时还做医生，他的生活是北方农村的蒙馆先生的生活。
颜元喜欢读宋朝、明朝的哲学书，自命要做圣人贤人。宋朝、明朝的哲学家教人静坐，他做了十多年的理学功夫，到了三十四岁，他才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得到一种思想上的大感悟、大革命。
他发觉静坐是无用的，读书不是教育，他大胆的说：宋朝、明朝的大哲学家教人静坐，教人谈天说性，教人空谈谈道理，都是错的，都是错了路，都违反了中国古圣人孔子、孟子的思想，都不是真学问，也不是真教育，他反对静坐，反对读书，反对静的教育。他提倡一种动的教育、活的教育，他说，真的知识必须从动手实习做得来，因为他注重动，实做实习，所以他自己取“习斋”做名号。
宋朝以来的哲学家都爱讲“格物致知”。“格物”有种种说法，颜元都不赞成。他说“格物”的“格”字就是“手格野兽”的“格”字，“格”就是“犯手去做”，就是动手去做实习。他自己种田，又做医生，两种职业都需要动手去做，所以他的思想特别注重实做实习。所以他反对一切“谈天说性”的玄谈。他说：“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浑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他有许多新鲜的、含有思想革命意味的见解，我只能引他两段话，来表现他的教育思想。
（一）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
譬之学琴然。《诗》《书》如琴谱也，烂熟琴谱，可谓学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
手随心，音随手，……是谓之习琴矣，未为能琴也。
心与手忘，手与弦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
（二）譬之于医，《黄帝内经？素问？金匮》……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
今有妄人者，止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歧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
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此妄人也，不惟非歧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
这是颜习斋的“犯手去做”的教育哲学，也就是四健会“从工作中学习”、“行中求知”的教育哲学。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