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主张，最要的是要有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认的目标；这种目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这“好政府”三字，是否救时的大家公认的目标，待我仔细说来。
好政府主义，假定的是有政府主义。政府之为物，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坏。有两种说法，各走极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西方古代有些学说，都是神权的政府观。这种政府观的变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变其名曰“自然”。如德国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不承认个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说得神秘莫测似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学说。其二，以政府为有害无利，退一步言之，也说为利少而害多。谓政府是用不着的，须得自由组合，自由协商，以自由动作，代替强制。从前政府的强制力，常被军阀官吏滥用之以鱼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派所说的。
中国的老子，主张此说，西洋希腊到现代也有许多人倡此说的。这两种学说，好似南北二极；于这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主张。我以为今年今日的民国，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便不能适用前两种极端的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吾无以谥之，只谥之曰奢侈品；为其未完全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两面说：（1）心理的需求，（2）实际的需求。根据这两点，就可确定目标。所假定的这种目标，要是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的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国，不但无目标，并且无希望，即由缺少一种公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平常的简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谈，就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
什么是工具？这里似乎用不着详细的解释。譬如纸与笔是写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写字，则不用毛笔、铅笔、钢笔而另用粉笔，粉笔亦是工具的一种；有这种工具，可以达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谁欤？
从前有人说：“人是善笑的动物”，这话殊不尽然。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话，证之世上为恶的人，亦颇足使我们怀疑。惟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话是顶对的。其他动物，类皆不能创造工具。就是蜂蚁之勤于工作，也不能制造工具。惟人具有制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适合于人们之运用。造房屋，用以蔽风雨；造桥梁，造铁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剑，枪炮，用以驱猛兽而御外敌：这种种的制造，都不是其他动物所能做的。
但所说的工具，初不限于物质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也无一不是工具；什么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也无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政府亦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
政府既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又是应需要而生的，那么政府之由来，我们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这冲突委实不是个人所能了的。譬如两人相斗，纠结不解，世世复仇，冤冤相报；若单由他两造自行去了结，一定是办不好的；势必须有第三者作个公共机关去裁判他两面的是非曲直，才能够调解冲突。所以欲消弭个人与个人，小团体与小团体，或小团体与个人交互间的冲突，非有超于小团体及个人的公共机关不可。——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的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
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的进步。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伸义。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的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在北大学潮平定之后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我在济南十八日晚接教务处电云，学生为讲义费事哄闹，校长以下辞职，我很怀疑，次日即来京。当时我恐怕辞职的职员，少了我一个，我竟漏网了，倒难为情。到京以后，询悉内容，见学生上课如故，并有多数学生皆起来协力维持，我又觉得很乐观。在前清上海方面，学生闹风潮的事很多，我也是闹风潮出学校者之一。当时我在中国公学，不过所闹的事，是因为对于学校组织不满意，且出校以后，还产生一个新学校来，即如在南洋公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成一个爱国学社。这个学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家皆知道是一个重要机关。在复旦脱离的学生，出来组织一个震旦。此皆是不仅仅为破坏，还有建设。如我们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我觉得很不满意。
幸而后来尚能有多数的人出来维持，不然岂不是以少数人，把学校闹坏了吗？我对于此次风潮的意见，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说过，今天不必再说。今日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须向一条建设的道上走。所谓建设有四项：（1）是图书馆，（2）是寄宿舍，（3）是大讲堂，（4）是提高学校程度。没有大图书馆，可说是无从研究学术。没有寄宿舍，万不能养成一种校风。没有大讲堂，则关于名人临时讲演，用以普及大学教育知识的事，势将无从做起。所以今年开学以后，第一次会议，即将建筑图书馆议案通过，决定协力做起来。自今以往，希望打起精神，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上注意了。
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
沪汉事件已经发生好几天了，我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之所以没有发表意见者，一来是因为我们作学问的人，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事事不敢忽略事实。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十天，我还不很知道事实的真相。无可疑的事实固然有几点，其他的有好些不敢相信，有些竟至于矛盾，所以不便随便妄下判断。二来因为我病了十天，有七天不能出门，不知道甚么，所以也无从说起。三来因为我病好一点出门来，各界的意见和议论已经很多了，所以也没有说甚么。现在事实已较明了了，我的身体也较好了，而在各种意见当中，主张较和平一点的人，似乎很是不能见容的样子。所以我想说几句话。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在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
我的话也很平淡，没有甚么出奇了不得的地方。听说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我觉得这大不好。我们不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吗？真正自由的精神在哪里？出版有自由，言论也有自由。一个人只要他有种意见，在他自己总有发表出来的权利，在我们总不能禁止别人发言。意见的对不对又是一个问题，就算不对也尽有商量讨论的余地，何至于就说不爱国了呢？譬如昨天报载说我介绍学生与英公使见面，并说我与英国人勾结起来了。其实这件事是平常的。格里博士在英使馆做事二十年了，他很熟悉中国情形，中国朋友也很多。他托欧美同学会秘书章元善先生，章先生又再三向我说英使很想见见学生界的领袖，看看彼此的意见究竟如何。我想这也没甚么坏意，一面又是受朋友的再三委托，所以我才把此意写信到北大学生会的。同是中国人，我们是一样的爱国的。
今天是为中国少年卫国团说话。既是少年来找着我们中年人说话，无论对不对总得贡献一点意思。我的意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
（一）要调查事实
（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
（三）要认清楚步骤
（一）事实问题
据报上所载说：“巡捕房之首领爱伏生亲自供开枪之前只有十秒钟的警告，警告是用的英语，而所发之枪四十四响。”这是无可疑的。六月一号以后的事实，至今尚不十分明了。那一部分的参加运动，如何抢，如何打，亦不十分清楚。汉口九江之事亦然，既然事实上有许多困难，故不容易加入动机与判断。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以为主张调查事实，不一定就是主张的只是法律问题。因为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至于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同时进行的。总之我们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
（二）责任问题
何谓负责任？就是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主张负责任，就是有负责任的态度。
譬如主张宣战，就要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样，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画一下才算负责任罢。
又如主张经济绝交，这四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是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于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交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像汉口所作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萧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又如罢工罢市，在上海的人自睹惨况，身受其殃，他们罢市罢工，可以不谈了。其他的地方，如北京英使馆内或其他英人办的小工厂，运动罢工或者可能。但是这些地方罢了工，除了自己受极大的痛苦而外，而仇敌并受不到多大的害处。
（三）步骤问题 (1)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
第一步就是上海残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
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
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第一步比较容易一点，可以用很笨的武器——罢市罢工——去办。至于第二步，可就不容易再用罢市罢工的手段了。用之效果小而易自蔽。何以说呢？因为这种群众运动，罢工罢市很不容易维持。比如上次五四运动全靠蒋先生他们在其间领袖一切，而目的又只在罢免国贼三人。今年的民气比较还是那年留下一点的好处。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
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等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苦痛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
一层就是我们在解决上一层的时候，要附一个觉书，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约，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事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在我看来却是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为什么呢？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就以今日六国使团的通牒而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其他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然是赞成的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修改条约的必要。以上为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大家能够容忍我说这一番话，我很感谢。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作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瞭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贫穷。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贫穷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实没有一个时期不贫穷的。贫穷到了为一角钱惹出人命，女太太因为一二个铜子而至打架吃鸦片上吊，因为五寸鞋面布而至于婆婆打死儿媳妇。这种消息是常见于报纸的。所以中国的穷不仅由于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产的不发达。中国人未尝富过，没有一篇旧小说是描写富的。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著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缺一页）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国家略夺［划］建造的人，尚能够以制度来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感觉（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义。此外更有旁的办法如御史制度，道员制度，也可有相当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试方法来甄拔人才，在原则上很不错，而是最好的办法，虽然用八股是不对，那只是枝节的问题。当时因为激于内邪外感之夹攻，因怀疑八股科举，便将这考试的精神也一并除去，使二三十年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用人只是亲戚故旧，于是以前一点较好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了，一点统一国家的影子都没有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站不稳的。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哪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在中国 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综合许多不同的下流迷信，归纳而成的，毫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与道教同是虚妄的迷信，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辑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柏拉图比孟子，然而柏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余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 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柏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四）母教 妇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连做人的资格也给剥夺了，一向对待女人，视同牛马，且更缠足以困之。这样的女子，哪里能够给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妇女在以前也是颇受歧视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学 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淫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太平洋学会的规律
太平洋学会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鄙人曾经很荣幸的充任主席，今天在这和平美丽的环境之下，并且得加拿大诸位同志光荣指导，能躬逢第五次大会之盛，这是鄙人感觉异常愉快的。
两年前，鄙人在致大会开幕词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本会开幕，至少的将要长久的被纪念着，不但在本会的纪录簿上如此，就是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一切团体里也要这样，因为我们能树立一种光荣的先例，就是：在和平时候拿着具有国际眼光自期的人士，遇见有狂妄的行为得势，感情支配一切的日子，一定不可抛弃冷静的思考，忍耐的研究和开诚的讨论的理想。”在目前狂妄的行为依然得势，感情依然支配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太平洋学会的各代表又来到这里开会，对于使得太平洋各国发生歧见的各种问题，又在冷静的思考着，开诚的讨论着，这是一件很可以感慰的事，莅会的全体代表诸君，现在显然是没有什么不满意，去接受上海大会所树立的先例。代表目前关系不十分严格和善的国家的代表诸君，这一次莅会，并没有带着上次沪会开幕以前几星期中所抱的怀疑和犹豫。
（三）步骤问题 (2)
今天晚上，应加拿大协会的宠招，吩咐鄙人代表中国代表团说几句话。诸位当中，或许有人期待鄙人，用中国代表的资格，要陈述远东冲突事件当中，中国方面的理由。倘使有人存着这种期待，那就一定不能够得到满足了。鄙人今晚倘使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宣传性的演词，未免对于主人方面是失礼。
鄙人是学哲学的，所以在诸位前面，想略微发表一种关于太平洋会的餐后哲学演讲，或是用更时髦一些的口头禅讲，也可以当做发表一种太平洋会的规律。
鄙人哲学规律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大会里边，不应该仅仅乎把我们自己看做代表某一个国家的团体，我们的主要点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机关的代表，它的目的是在“用着一种增进相互关系的观点，去研究太平洋民族的情形” 。这一条是很需要的，因为能这样，我们才可以超出国族的成见，按照和我们一同生活和贸易的其他民族的看法，去探求理解我们的国家问题的方法。鄙人记得两年前在上海开会的末一次，日本新渡户博士曾经请求主席，让他发表对各代表的告别词。他当时讲道：“我们在大会当中，是用各国代表的资格讲话。但是在散会以后，是用大会会员的资格讲话。”他这简短的语句，使得鄙人在这两年当中，时常的想着，鄙人对于这位老友怀着敬意的要直说一句，就是鄙人愿意比他再进一步；鄙人以为一位会员在会议里面，倘使不能用会员的资格去思考和动作，那末他在会外的时候，也决不能那样的思考和动作，在这种的会议当中，国家观点的价值，只有在关于材料的方面，对全体的贡献。倘使我们不能认真的尝试着理解全体的意义，那是决不能充分理解独特的观点的。
第二条的规律就是，我们出席会议的时候，应该有一些科学的思想。我们希望米里甘博士（Dr．Millikan）、萧特维尔博士（Dr．Shotwell）、摩尔登博士（Dr．Moulton）能指教我们，什么叫做科学方法。鄙人以普通人的资格，敢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讨论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时候，科学的思想就是等于能负责任的思想。每人全应该想到他所主张的理论，或者所赞助的机关，将要发生些什么可能的影响，并且应该对于这些影响，担负道德上的和智识上的责任。愿意拿各种影响去试验每一种的小理论或是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用负责的，科学的态度去思想。我们所应付的问题，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问题。这种工作是危险的，这种责任是重大的。一种关于金融的不好理论，可以毁坏几百万人家，一种无意的关于政府的理论，可以被政府拿了去做一种有祸害的政策的理由。我们现在所做的一种工作，就像中国古代圣贤警告我们的一样，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我们在思想或者发言的时候，怎样敢不存着一种恭谨律己的态度吗？
鄙人对于其他的“空白规律”，很可以一桩桩地照样讲下去，例如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条，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些幽默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对于一种坏的开玩笑，可以谈笑的对付过去，或者对于一些些耍脾气的事，付之微哂，以便于使得太平洋会的主席的工作，可以轻松一些，但是鄙人在这十三分钟的时限当中，只好把其余的九十七条一概抹煞，抢先把最末一条讲讲，那就是我们对于工作，应该具有信仰。
当我们四顾，看见世界仍然是受荒谬的行为和武力所统治，国际仍然是被憎恨和猜忌所分离，各国重新卷入了军备竞争的漩涡，几十年来构成的太平洋和平机构，现在全被摧毁得无影无踪——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像我有时所体验到的，就是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和经济讨论，在遭遇着这一种强硬的残酷的实际的时候，是如何的脆弱和空虚。但是各国有思想的人士，在失望之下，如果便放弃了奋斗，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失败，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能诚恳的尽职。这也许是愚昧和思想肤浅给我们的报应，我们或许还可以用真理和有规律的思想去补救。在我们开委员会的旅馆里的某一间室中，有这样一句格言：“真理是有力的”。（Portis est veritas.）我以为一个人的信仰，是格外的有力哪。这次从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铁道和轮舶往来，并且现在正对着无线电播音机演讲，（这是人类最近的伟大发明）叫鄙人不能不抱着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以为人们既然能在落山机开凿隧道，能横渡重洋，并且能征服天空，那末将来他也能够用勇敢的思想，明智的政治家手腕，使得世界可以为人类而安全。
太平洋学会
主席，诸位，余此次出国非常匆忙，在加拿大与美国仅居三月，此三个月中之惟一目的，乃为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五次会议。今天贵校（指清华）请余演讲“太平洋学会”，不过报告些简单事实，并无多大意思，但诸位来听讲者竟如此踊跃，令余非常诧异，兹特敬谢诸君盛意。
关于太平洋学会重要情况之报告，已详载于最近一期之《太平洋汇报》，无须在此再讲，余亦不欲再讲，今日所讲者乃余个人简单之感想。然在讲感想之前，又不能不将太平洋学会之组织及论题之大概，约略言之。太平洋学会为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至今已有九年之历史，规定每二年举行常会一次。此会议乃系第五次常会，第一第二两次常会，皆在檀香山举行，第三次在日本，第四次在上海，本年第五次常会，在加拿大举行，有十一国参加，为中、日、英、美、加拿大，苏俄，荷兰，菲律滨，澳，纽锡兰与法（法国今年新加入），此次常会共到十国，苏俄未到，其未到之原因，据推测有二：（一）或谓苏俄因加拿大法律，凡共产党员在其国境以内者，可随时逮捕，驱逐出境，虽经加拿大再三声明，此条法律不适用于俄国代表，但苏俄仍不肯派代表参加。（二）据另一方面之推测，谓苏俄为节省经费起见，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此二说孰是孰非，姑不置论。总之，苏俄未能赴席，确为此次会议中之惟一缺点。
会议之最重要组织，厥为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乃分为若干小团体，分别开会，可自由发言。其所以采取办法者，乃因各国代表共到一百余人，而每国代表团更携有专家秘书，故总共出席者不下二百余人，若全体一齐开会，事实上势必发生困难，所以每天分为四组开会，此即圆桌会议之谓。圆桌会议在每天上午讨论专题，下午则游览名胜，或请专家讲演。此次会议所讨论之专题最重要者有二：一为太平洋国际间经济冲突之问题，一为太平洋教育问题。乍观此二议题：意义似嫌太泛，好像故意规避政治问题，如中日事件之类，但此亦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开会后讨论经济冲突问题，谓经济冲突有五：（一）商场竞争，（二）原料竞争，（三）粮食问题，（四）人口出路问题，（五）投资市场问题。而每种问题，又必皆有政治影响，如讨论原料竞争问题，即主要之矿产原料，亦有八十余种，各国出产不均，势必发生争执。如亚洲（尤其是东亚）除产锑与钨外，他种矿产原料，直可谓丝毫无有。
同时日本又为工业国家，事实上必须侵夺别个国家之煤，铁，煤油，以及其他工业原料，设欲避免此类原料竞争之冲突，势非使日本放弃工业主义不可。日本既不能放弃工业之野心，则原料竞争之冲突，决难避免，举一反三推而想之，世界各国孰不如此？复次，关于人口出路问题，日本谓其国家人口增加过剧，耕地不敷所用，势非至国外发展不可。然而中国土地亦多高原，雨量缺少，无法耕种，人口出路之困难，何独不然？再如商场竞争，日本纺织物之输入印度者，最近已与英国相等，英金磅虽尽量跌落，然亦难抗日本之纺织业。其他丝业等，日法之竞争亦颇激烈。是故总而观之，世界之经济竞争，无法避免，而国际间之经济冲突，亦恐将永无宁日矣。因此大会讨论之议题，只有记录，而无决议案，如限制纺织业等皆无结论，致使英国中途退席，而其惟一之办法，仍不过仅仅商讨一各国销售之比例数而已。至于比例数目之分配，尚非由强国操纵而弱国听命乎？是故仍涉有政治关系。设若各国际间相同之商业，能共议办法，规定物价不加不减，此虽可避免卖者之竞争，而消费者无法限制，劳工无法分配，是仍不能求得一满意之国际办法也。
关于教育问题，更难作具体之讨论，是故求一具体之议决案，终不可得，故日，此次会无甚结果也。虽然，余却认为我国参加此次会议，对于当地对吾人之认识，确多供献。六年前加拿大曾有一移民法颁布，事实上即拒绝中国人入口。自此法施行迄今之六年中，我国除有四人因检查弄错而侥幸入口外，再无一人得以入境，是可见绝对不许中国人入口也。两年前，加拿大曾有一商业调查团到我国上海服务，当时第四届之太平洋学会，我国曾请其回国代为说项，改善移民法。该团回国后，颇能代我国宣传，对中国事件，帮助尤多。
但因当时加拿大与美国同患经济之恐慌，欧洲移民尚受限制，我国希望取消移民法之奢望，焉能实现？此次在加拿大于大会之外，又以私人关系，提商此事，加拿大对此问题，极表同情，但因实际上经济之困难，取消移民条例（移民法）尚难办到。后经努力奔走之结果，得到一“一部分不根本推翻移民法”之折衷办法。加拿大之移民法只许外国之官吏，商人，及入大学之学生三种人入口，其中所谓商人，乃由加拿大政府行政法律规定，必有九千元资本，限定经营某种营业，运输某种货物，其法至苛。而所谓入大学之学生，更须有当地大学之许可证，方准入口。最近商议之帮助方法，即能由当地之大学发给入口者许可证，同时并请求加拿大政府，将商人入口之规定改变，以期得到移民之方便，是即不推翻移民法，而我国人民之入口得以减去绝对之限制也。此外并积极要求加拿大政府，修正移民法。中国人民每年入口数目，至少须与日本人民入口数目相等，此点能否成功，尚难预料。总之，我国代表此行，对于中国与加拿大之邦交，裨益颇多，而我国获利亦弗浅鲜也。
此次会议，余最以为不然者，即在大会席上皆似唱戏说官话。依余之见，此次赴会者，率皆跋山涉水而来，即使大会席上不能公开商谈，亦应私人谈商，寻出解决之方案，虽曰不能实用，然亦可作参考，较诸无结果而散为善多矣。最奇者，日代表竟谓其不能自由说话，此虽区区小事，然亦可见对方之论调及其态度也。此外关于人与人之关系，更得到不少之良好收获，代表间言谈投机，更使国际中添得永久不朽之无形善感。
海外杂感
余自海外归国，甫及一月，在此一月中，无暇在各处演说。余去美及归国时间，共为四月。在美国加拿大逗留计三月零三天，无时间去用耳听，用眼看，仅用嘴吃，嘴喝，嘴说。故无甚闻见可说。此次蒋（梦麟）太太，王（子文）太太找我说话，余因妇女会成绩卓著，彰彰在人耳目，故该会有所嘱咐，不敢不遵。余以无话可说，只允谈谈“海外杂感”。
余去美先至支加哥，至各大学演讲，又至万国博览会内游览，后至美国东部。此外时间，尽在旅行中。在支加哥，余曾参观万国博览会。该会乃代表百年来之世界科学文化大进步之伟大计划。自一九二一（记者按：疑系1929年之误）十一月普遍于全世界之经济恐慌，不至长久，该会遂仍继续进行。但在博览会中，仍十足表现世界经济恐慌时期之一切不景气。虽然，博览会却仍可代表世界百年间之进步。会中计分：（一）科学馆内，分生物，物理，电学等部。
（二）交通馆内，陈列各种汽车及一千八百余年火车发明，以迄今日之高速度火车时代之各时期火车模型，且有火车发明初期，与马车竞赛速度而落后之模型拟物。（三）电汽馆，有美国各大学著名电气公司之两种惊人的试验，（甲）看声音，（乙）听颜色，古书所云“目听耳视”，现竟于科学中证之。然会中亦处处可见经济恐慌痕迹。如参观人购大会纪念品，（上刻大会标记）手杖，烟盒，小刀等物，皆系日本制造，竟无美国工厂出品，此美国经济恐慌深刻化之又一证明。会场中有中国馆，因政府经济拮据，决定不参加，后由商人出洋十三万元布置，惟地方窄小，且不雅观，幸有瑞典某富翁捐助款项，在中国馆附近建一可以代表我国建筑之喇嘛庙。惟中国馆中所陈列者皆系手工业时期之物，甚可憾也。
（三）步骤问题 (3)
今请再述加拿大之情形。加拿大地方甚大，人口一千万只合中国四十分之一，可谓地广人稀，人口几全部为苏格兰人，酷类中国之“老西儿”，南方之徽州人。加拿大东部原属法国，故法人后裔，占三分之一。但此两部种族，不同之人民，相处甚安，布告文用英文法文两种。该地人曾邀余在无线电台演说，余操英语演说，加人甚表不满，后余费去四小时之时间，练习法语，作两分钟简短法语演说，大受彼辈欢迎，余之法语演说，彼辈竟能听懂，余亦乐甚。加拿大名义上为英属地，但实际上加拿大为半独立国，亦为国际联盟之会员国。加拿大无强大海陆空军，以“和平立国”为基础国策。加拿大人之国家观念益如斯。苏格兰子孙“外国老西”之魄力，足为吾人佩服之处甚多。如加拿大造成世界交通系统，加拿大太平洋邮船公司，与加拿大国家轮船公司船只来往世界各地，几尽垄断世界航路。余又见加境铁路，有高至一万尺山洞，工程浩大，加拿大东部皆山，其余均为大平原。出产品，大宗为农产物，产麦过剩，小麦一“布西尔”合洋三毛九分，谷贱伤农，农人惟有赔本卖出，此亦世界经济恐慌时之一般现象。
说到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参加国共十国，计美，加拿大，日本，中国，荷兰，澳洲，纽西兰及苏俄等十国。参加各国代表，均在七八十岁以上。会中只中国与加拿大之代表，尽系三四十岁左右青年。中国代表年岁二十至四十左右。加拿大亦与中国同。此使两国代表，感情甚为融洽，及在知识上，能以互相交换之一种原因。又余参观加拿大各大学，历史亦均只几十年，大学教授，多为青年学者，此与吾国情形相同。又加拿大全境，计共九省，合组属地联邦政府，每省有省议会，有自主权。加拿大之政党有三：一，保守党，二，自由党，及新组成之农民合作党。党中领袖均为大学教授，及教授夫人。
本届太平洋会议在落矶山温泉大旅社中举行，大会共十三天。吾人应注意现世界已到达“不得了时代”即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没落期之最后阶段。此点撇去不说，但世界经济确已深刻化，惟余坚信前途仍有希望。余出席太平洋会议，已宣誓绝不谈中日问题，盖事实最雄辩也云。又对国内目前政局氏谓余对国内政治变化，不欲置喙，唯现今世界，只有国与国竞争，国内战争，甚为可耻，希望无分南北男女，团结一致，以建立一近代式新国家云。
自责知耻才能有救！
在现在这期间，以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究应负什么责任？以过去四年中，又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着？一些认识错误的人，以为现在的状态是突然发生的，殊不知此乃一定转变的事实，过去一部分的青年，呼口号，贴标语，甚至卧轨请愿等……其结果仍是无济于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识，能力，远不如他国进步之速。
为什么我们这样不如人呢？一则因为我们不肯责备自己，二则祖宗留下的罪恶甚重，在三十年以前，一般先知先觉之士的著作，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都能表现出自责的心理，替祖宗洗刷以往的罪恶，这二十年来所以能有点革新的成绩，就是清末时代，有一些革命青年，不满于现状的结果，到现在还不能救国，乃是我们自责的程度不够，以细微的成功，便自夸起来，年来因感小孩脾气式的打闹与自满的错误，才又回复到二十年前的自责，我们要自责，不仅于一事一物上着眼，要注意到我们的全部文化，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要下一番考究工夫。
朱程当时，具有改革的思想，倡议“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却不会利用舆论来摧毁什么缠足之类的恶习。社会的演进，是不断的向前的，各民族都以保障固有的势力为前提，民族主义之倡兴，即基于此，所谓民族主义有不同的三阶段：一，排外，二，自夸，三，创造，但我们只取第一二两点，却放弃了第三点，我个人以为凡有利于我者，应不分畛域，取其所长，痛下决心，责备自己，才能有进，古人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自己弄成的，不是某一国家跟我们宿世怨仇而发生的。今后我们晓得祖宗给予我们的智识能力不够用，我们又没有洗刷祖宗造下的罪恶，因此我们除了在文化的各方面，努力充实外，乘此未亡之前，“自责”“知耻”社会才能有进，国家才能有救！
海外归来之感想
昨日到沪因时间匆促未及准备，决就此次自出国所得感想，略作简单报告。本人所得感想可有两点：（一）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二）本人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参与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今先从纪念一点讲起。我感觉得哈佛在美国成立三百年，并不为奇，因欧美大学历史有近千年的，不过哈佛所值得庆祝的，乃因美国于一七七六年革命，而哈佛成立于一六三六年，比较革命还早一百四十年。在纪念会中，到会的全世界学者百三十余人，其中有曾受该大学学位者七十五人，本次给予学位者六十二人。讲演分文学、科学二组，在两个会场举行，演讲时每一人提交论文一篇。每日讲演，在这七十五位学者中，个个都是前辈，由大会发给每人小册子一本，上载每代表所代表学术机关的名次。我看到这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第一名埃及大学，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第二意大利大学，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国巴黎大学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国牛津，第六英国剑桥，至于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学，则排在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四五四号，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成立，不过八年的历史，所以次序数字为四九九。
说也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这固然由于政治经济不安定。然而一个学术机关的不能机关化，不能组织化，也是极大的原因。如中国汉学在东汉二千余年前，就有祭酒国子监，曾经过一次大学学生三万人的学潮。及至宋代又有书院的设置，如洛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卒以学校随着政治为转移，以致不能继续，其结果国内竟没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学。反观欧洲大学，人才辈出，不论现代，就说被人看不起的中世纪大学，所造出来的人才亦多。
即如欧洲文明中心之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新科学等等，其领袖人物如Baccaccio、Petrarch、Luther、Calilio、Newton诸人，或为大学学生，或为大学教授，所以欧洲的文明，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尽管人们骂中世纪的大学全受着宗教的支配，它们对于欧洲的贡献，确是不少。中国五千余年古国，今名次竟排至四九九号，这都是老祖宗没有遗产流传。但诸位也不必悲观，因中国名次以下，还有六位小弟弟，五位中最出风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虽则次序落后，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氏，即在该所罗致之列。于是普林斯顿渐成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则由理化学家密立根与安德逊等任教，它们成立年纪虽小，学术人才之多，几居首位。所以我们中国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观，不自倨，将来也许有好的现象。
其次说到此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感想：该会在约桑密地举行。那个地方是平地耸出来的山峰，上入霄汉，山石壁立，风景美丽。最使人感触的，乃是在约桑密地附近地名，都是西班牙名字，如San Francisco， San Jose等。西班牙古帝国从前是个不得了的国家，疆域沿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北美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都有它的殖民地，但往昔威武，而今安在？目前他们内战正打的猛烈，将来如何，尚在不可料之中。所以凡一国家，苟专恃武力，必有失败之日。从太平洋之美国北面加拉斯加，以迄南端菲律宾，其间莫不在扩充军备。尤以澳洲及新锡兰两地，以前真乃世外桃源，至今也莫不大造飞机，提炼汽油，其余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更在设防购机，不遗余力。他们都准备什么，其目的为何，当然是明白的。我在七月离沪，于十七日到达神户，正由神户上岸至东京途中，见东京《日日新闻》刊载我国西南问题（当时西南局势正紧张）一篇通讯，说中国统一，已有十之八九有完成希望。
以后余在美国，美联社社长霍华德曾来华视察，于十一月九日发表文字于全美二十八家报馆，说从前外人对中国认为不能统一，现在竟统一了，错误的观念，应当纠正。日本自一九一四年（民三）至一九三一年十七年中，前七年称霸太平洋，因为各国因欧战不能东顾。后十年虽然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巴黎和约》以及海军军缩会议之限制，但日本仍乘势利用其霸权，直至“九一八”后，更见伸张，中国因被侵略。同时各国因日货倾销，也起了恐慌，所以我在三年前出席太平洋学会，谈到日人横行，竟无一人肯表同情。迄至此次前往出席，形势大变，这就是一味侵略的结果。
从前他人受日人宣传蒙蔽，今则日人侵略俱有事实证明，辩也无益，况且日货倾销，英、法、美均感威胁，且都觉得日本销货情形，与一九一四年欧战前德国无异，所以不得不在限制日货倾销之外，再加强军备。“九一八”以后，苏联势力伸及太平洋，美国沿太平洋增防，与夫中国统一，全因日人专恃霸道而引出。所以我说日本的霸道，自“九一八”以后，即失去其全盛时期，以后打起仗来，别人不会援助我们，不过行霸道者自己会将敌人请来。譬如欧战开始，比利时、美国由英、法请求加入而不肯，后来还是德国鱼雷艇横行直撞，将好多大船撞沉了，它们才肯出头。所以远东一旦有事，我们的敌人自己也会将它的敌人请来的。
太平洋国际之认识与感想
诸位同学：本人此次赴美，负有两任务：一为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参加美国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一为代表中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刚才有同学提议到要扩大庆祝北大的三十八周年纪念。请诸位想想，才三十八周年，这是值得庆祝的年岁吗？
哈佛大学今年是三百周年纪念，这该使我们多么可惊，但是此次该校纪念会上其次序为三十一号，在这个号数之前，仍有三十个三百年以上的学校呢。这真是使我们相信不过的事，譬如说第一号是埃及大学，他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其他也都有八百年、六百年、五百年不等的学校。那么我们中国呢，先说本人代表的历史最老的北京大学吧，它在该会的排列单上是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大学是四百五十四号，中央研究院是四百九十九号，乃为次序单全部号次的倒数第六名，当时本人非常惭愧！
为什么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大学的历史却会这样短？假如由北大往前类推，国子监学院太学生等，一直保持到现在，其历史何止数百年。不过中国的教育总是随着政治制度而变迁的，结果弄得连四十年历史的大学都找不到。不过以后我又看到比我们号数还次的五个当中，竟有最出风头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和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是世界数学和理化学的研究中心。所以我感到我们的历史虽短，然而还有努力的余地。
其次，再说第六届太平洋会议，到会代表共十一国，今年开会时使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便是在过去几次会议中，对中国问题并不注意，但今年却不同了。可以说大部分代表的眼光都是注视在中日问题上，即向抱平和态度，做事圆滑的英国，态度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不过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并不要相信人家会援助我们，假如自己不能够自强自立，始终是翻不过身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有两点：（一）是中日问题并非单独的东亚问题，乃为一世界问题。（二）中国过去无有力的领导，而处处吃亏，所以世界各国为了使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受到某种影响起见才有《九国公约》的成立，先使中国有自力图强的机会。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无有力的领导，未能利用机会以自强，而受到种种威胁。
（三）步骤问题 (4)
近两年来民气渐强，领导也上了轨道；这也是此次会议对中国态度转变的一大原因。还有一点应说的，便是苏联代表此次在会议席上对其本国军备数目的报告，非常惹人注意。因为其他国家对自己军备都保守秘密，怕人知道，而苏联却这样坦白。猜其用意，乃德日之接近，使苏联有顾东失西之虑，故以诡言威胁欺骗其敌人，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向诸位报告，但因时间过久，肚子一定很饿了，只好以后找机会慢慢的讲吧。
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
九年来一向留在外国，好久没有穿中国衣服，好久没有说中国话，这次说话，也许要带出外国字来了，请大家不要见怪。承蒙诸君招待，非常感谢，只是因为回国十小时以内就闹腹泻，非常狼狈，所以两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诸位道歉。
这九年之中，诸位在沦陷区，在后方，所作的许多抗战工作，我都没有参加；所受各种苦痛，也没有受到。好像是国家放了我九年假，现在回国，真有一种假期终了的感觉。
刚出去的时候，完全是考察性质，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国对我们抗战的舆论和态度。后来，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会议，那时是一九三八年。这个会议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自欧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面工作了。
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整整四年之中担任着外交工作，责任实在是非常轻松的。每天不过换几套衣服、出席几次茶会或者Cocktail Party，没有订过一次条约，没有接洽过一次借款，没有捐过一笔钱。而且，我对他们说老实话，不讲究外交词令，我们有困难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要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是老老实实的人。
后来，我的任务没有以前轻松了。政府已经看到，在我们一国单独挺身抗战之外还必须要注意世界局势的转变。不过老实说，我实在还是一无成绩可以报告诸位听的。
我在没有递国书的时候广州失陷了。在递国书前三天武汉又陷，这正是国家最倒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一向主张说负责任的话，不怕人家笑骂、不怕人家嫌我们不时髦，但是在这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的时候，我觉得这态度还不够，觉得我自己还应当参加意见、参加判断。我的报告是否准确，在历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觉得只说负责任的话是不够了，我觉得实际负责任，比说话摇笔杆的负责任，还要艰难。写文章的人往往随便议论，并且常欢喜写翻案文章，但负责办事的却不容许如此的。
一九四二年秋天本来想回国，但是我有心脏病，医生说不适宜于高飞。而在重庆常常要跑很多石级，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脏病的人都不相宜。于是，又在美国耽搁了几年。当时应回国从事文化工作的愿望也不能达到了。
出国的最初五年，从未从事学术研究，一篇文章不写，一点考据和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作，即使讲演，也从没有什么心得。虽然得了三十一个荣誉学位，却并不是用功拿来的。于是下了一个决心，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这几年中，努力于“无声无臭”，“无声”是不说话，“无臭”是不招摇，专心读书研究，利用这个国家给我的假期训练自己，预备回国来做一个教书匠。
去年九月政府发表我做北大校长。事前教育部和我没有一个字的联络。因为他们晓得我有一个弱点：国家在艰难的时候，政府发表我什么事，我是从不迟疑、从不否认的。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余年中的一些“野心”罢。
主人要我就一个新从外国回来的人的看法，对国内情形说些话。题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国外的人常常看见大处，不见小的地方，因此有时就看到了整个的一面，不挑小眼儿。但是回国之后才知道和国外所闻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十个月前所乐观的，十个月后也许就有可以悲观之处。我从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两个礼拜，晤见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两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两寸高，听到的话悲观的居多，对将来并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虽去国九年，并没有和国内隔离，更从没有减少对国内的关怀。我以为用研究历史的态度看起来，我们是用不着太悲观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都曾仔细考虑过局势，我也从不主张轻易作战。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经济、文化、工业等等的基础都有些不敢接受这种挑战，打这空前大仗。到庐山会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忍受得已经够了，正像一个患盲肠炎的人，明知开刀可以有性命危险，但是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险。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挑战，参加了战争，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大部分或者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必然。以美国之富强，胜利以后至今也还没有恢复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惬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悲观了。
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研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本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题目，今天希望在一点钟以内讲出来。在讲本题之前，我愿提一下刚才主席（阎子亨君）介绍词里的话，他说我过去在政治上的主张与公能学会的精神很相近。我愿给他的话一个证明。
从前我们办过一个小报，叫做《努力》，在第二期上，我就提出：“我们不谈主义，只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当时的北京政府的政令只限于在北京，连天津都到不了。因此我提出要一个政府、要一个好政府。有人问我好政府的条件，我说：第一是要有操守，有道德；第二是要有能力，负某部门责任的官吏，一定要熟习并且专长于这部门的业务。
当时我没有看到南开的校训：“公”、“能”这两个字，但我所提出的是与“公”、“能”相一致的。这是我给主席的话加一个注解，也是加一个证明。
我要说的是：我们能做什么？不管是南开校友会也好，北大同学会也好，公能学会，或是市民治促进会等团体都好，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能做什么？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京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举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个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们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也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我们能做什么？这要靠我们的知识水准，教育程度和技能修养。究竟一个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能做些什么？以我想，至少有三大类的事情可做。我愿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类：可以说是消极的，以我个人为例，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虽然真的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
我只是学弥尔（J.S.Mill）。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还可以说是大思想家。中国有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就是他划时代的巨著。这是一个天才；三岁能用希腊文作诗，五岁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时期缩短了二十五年。弥尔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岁，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而如今有人称他为自由党“精神上的父亲”，工党“精神上的祖父”。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这是指个人方面。
此外，团体方面英国有个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费边是缓慢的意思。费边学会可以译做绥进学会。他们研究社会主义，反对激进的政治主张，时常讨论、研究，出了许多小册子。结果费边学会成为英国工党真正的前身，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工党政治理论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许多团体，像公能学会、市民治促进会，就可以学一学费边学会，就能做研究政治讨论政治的工作。
第二类我们能做的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BOSS”，我们可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常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力，结果得以很大的效果。
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三）步骤问题 (5)
第三大类能够做的，我也举一个例来说明：一九四四年美国有个C.I.O.P.A.C.的组织，就是美国有名的两大劳工组织之一的“工业组织联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缩写。一九四四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对德战争还十分紧张，对日战争也没有结束。罗斯福总统第三任已经期满，大选快了，按惯例，总统连任三次已经空前，连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连任，这有什么办法？再两年以前（1942年）国会改选的时候，美国的有资格投票的人有八千万，但是实际投票的只有三千多万人，人民对选举不发生兴趣。国家大局交给谁来主持呢？这时C.I.O.P.A.C.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参加选举，踊跃投票，一是做候选人调查。他们认为好的人，把他过去的言论，行为，事业成就，调查清楚，然后公布出来，让选民有明白的认识。对他们认为坏的候选人，也把他过去的行为过失，荒谬言论，搜集起来公布给大众。这两种工作似乎很简单，但这工作教育了美国人民。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专家都来参加这个工作。其结果，不仅是使C.I.O.P.A.C.本身的组织加强，同时使一九四四年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万人。许多老的议员都落选，议会里添了许多新人物。这是这个P.A.C.努力的结果。这种工作，我们目前就亟须做，这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第三类的答案。
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这三条路都是有成绩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
对立法院的寄望
院长，副院长，各位委员：
诸位今天这样的招待我，真是我莫大的荣幸。多年来我在国外跑来跑去，受立法机关的招待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新泽西州（New Jersey）州长爱迪生先生（J.Edison）——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邀我在新泽西州的两院联合会讲话。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我到美国路经檀香山的时候，夏威夷议会邀我在上下两院分别讲话。夏威夷虽还不算是美国正式的一州，但议会也是民选的。我国和日本在夏威夷都有很多侨民。很有趣的夏威夷上院议长是日籍的美国公民，下院议长是中国籍的美国公民。那时正是我们国家多难的时候，我个人能够先后受到这两个地方的立法机关的招待，并跟他们讲话，实是一件荣幸的事。而今天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给我以这样盛大的招待，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非常感谢，我觉得不敢当。请诸位接受我最诚恳的谢意。立法院的同仁中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老同学。有这机会见面，我也很高兴。
刚才院长给我出了两个题目，要我报告国外情形，又要我谈谈国外的立法机关。我很惭愧，觉得这两个题目对于我都太大。
行宪立法院成立了四年多。在座有许多是制宪的国大旧同仁，我们回溯历史，当还记得制宪时的困难情形。中华民国宪法就是那时制定的。说到宪法我觉得我们的宪法有许多地方与世界的宪法很不相同，有一些规定是别的宪法所没有的。譬如在立法机关之外有国民大会这个重要组织，别国宪法里很少有这样的规定，同时，立法院监察院也不完全和西欧英美系统的两院议会相同，并且我们的立法院是没有法子解散的，立法院可以倒阁（行政院），而内阁不能解散立法院，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条文。我不懂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以我外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立法院的地位是最特殊的，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在宪法的保障之下没有法子被解散。
刚才院长说立法院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好像是自谦幼稚。以我这个虽参加制宪国大，但没有学过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的人的观察，觉得这四年来大家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立法机构的好传统。这个传统，有些是宪法所规定的，有些是诸位在议会的规则里创制的。其中有几件也是很特殊的，例如委员有五分之一的人数出席便可以开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尤其在这几年国家危难，大陆整个崩溃的时候，大家奔走离散，以五分之一为开会的法定人数，是很有道理的。恐怕当初订这条规定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发生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遗风”，值得将来保留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朋友们谈到英国议会的开会人数，英国下院有六百余议员，以前只要有三四个议员到会便可以开会，后来改为有三十至四十人到会便可以开会。我们立法院规定有总数五分之一的委员出席便可以开会，是很聪明有远见的。还有一条规定，我当初是很不赞成的，在行宪的那一年，我从北方到南方，立法院的朋友告诉我立法院的表决是规定无记名的，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是值得严重考虑的。议会的代表是代表区域选民或代表职业团体，对于议案的表决，应该有对区域选民对职业团体负责任的表决方式，如点名的方式。国外议会对于普通议案的表决，是由议长用口头表决（Viva Voce），赞成的说“是”，不赞成的说“否”，然后由议长宣布：多数通过，或多数不通过。至于重要议案则只要一个人提议要点名，议长便要采用点名方式表决。
当初立法院定无记名投票这条规定，我所以不赞成，因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代表全国各区域各职业团体，代表人民，代表各党各派，会议时对一个议决案，意见不一定一致，记名表决，可以看出那个党，或者那些人的意见，有个负责的表示；有了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恐怕将来养成不负责的现象，使一个党，对他们的党员无法控制了，人民也没有办法来追问他所选出的代表对于某个法案是赞成，还是反对，负了什么责任。我这个意思，曾明确地和政府以及立法院的朋友谈过，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是世界各国议会最特别的一条。但是这一条经过立法院几年来的运用，使我最近的思想，少许有了一点转变。最初中华民国立法院定这一条也许觉得不很合理，但由于诸位先生以公道态度来运用它，也许在世界各国议会中，可以保留了一种特殊的传统，特殊的遗风。因为在今天的中华民国没有对立的党，只有一个大党在立法院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这一条对少数人也许是一个保障。我从前的看法错误了。诸位先生在实验中，采取了这一条规则，由于这条规则的运用，也许能做成功中华民国立法院优良的起点。
张院长要我介绍一点外国的议会制度，我简单说一点最不合理的外国议会制度。就英国议会来说，它是各国议会之母，为议会的老祖宗，下院六百多位议员，而议席上铺着红毯子的凳子，只有四百个座位，最多只能容三分之二的议员。虽然在二次大战中，议会被炸，修建以后做了新的凳子，但是英国人很守旧，仍然是那么多座位。座位不足人数。当开会的时候，最初只要有三四个人就可开会，后来规定到二十人，三十人，现在规定十分之一也只要六十人就可开会。许多议员都常在国会的餐馆休息，听到表决的铃声的时候大家才进会场，赞成的站在一边，不赞成的站在另一边，分队表决。表决完了，又回休息室休息。他们的传统遗风没有过半数的规定，实行了几百年，还影响到别的国家放弃过半数开会制度。像中华民国立法院采用五分之一的法定开会人数，倒可以树立一种好的遗风。
还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美国参议院会议通则的一条规定，即讨论不能中止。这个规定与众议院规定不同，因为参议院议员是由各州选出的，每州二名，最初十三州只有二十六个议员，都是各州孚人望的元老，坐在两张桌子旁边面谈，在大家讨论到没有话说时，大家心悦诚服，再来表决。所以有这个规定，这本来是客气的意思。可是这种传统，后来变成对参议员的重要保障。他们一个案子，只要有少数一二个人反对，他要阻止案子通过，只要取得发言权，就可以无限制的说下去。说了三五个钟点，疲倦的时候还可以让给别人发言，略作休息再来继续发言。这样拖延下去，甚至拖延几日之久，拖到会议闭会的时候案子不能通过，无形的延搁起来。这种捣乱（Fili bustering）办法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曾看到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拉？佛莱特（La Fallet）等以九个人反对一个案子，应用这个办法阻止了一个议案的通过。那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议员中一些爱好和平的，反对威尔逊总统参战，所以用这一条规则来反对他，到后来政府运用参议院的多数，才好不容易把案子通过。
当时大家觉得这条规则殊无道理，对于会议的进行有障碍，但是还有保障少数的作用，结果只对这条作一个修正，规定有十六位议员的提议，经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赞成通过，才可以限制讨论，限制每一位议员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一点钟。计算一下参议院的九十六位议员，每人发言一点钟，需要九十六点钟，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经九十六点钟的讨论，要有四天四夜，除了每天的休息时间之外，最少得要八九天的讨论，才能说完。他们这种规定，虽然不合理，可是现在实行了一百六七十年，还没有办法把它废止，其原因就是能在特殊情形下，发生某种保障少数的作用。
当我还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时常看到参议院有人反对某一个议案发表许多演说，今天说了，明天再说，明天说不完，后天又说，我就想过，为什么不能定一个法律把它停止呢？等到我老了一点，年纪大一点，人情世故也懂了一点，才觉得这个规定好像也有它的道理，所以觉得有许多东西我还是知道得太少。我很抱歉，因为这几年我在国外不大到各国国会去看他们开会，没有多少研究，但是过去也稍许研究过各种国会的制度。比方分组委员会的组织，各区域代表人数，以及选举年限等，觉得许多地方是值得参考的。我个人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贵院同仁能够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立法机关的组织，轮流参加各种会议，至少每年能有几个人出去看看许多国家的国会组织，可以得到许多暗示，也许他们有许多方法比我们好。譬如贵院的委员会分组制度，似乎值得重新考虑，委员会太大，而且主席只是召集人，不是固定的主席，讨论专门一点的法案，往往不容易得到结论，等于一个全院委员会。
像这一种情形，是不是值得考虑呢？不过，这仅是举例而言，我绝对不敢对贵院的制度有所批评，我只以为各国议会制度是值得去看看的。譬如美国国会有好几个委员会权力最大，拨款委员会不重要，但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权力大极了。筹款的方式是发公债还是抽税呢？“Ways and Means”的意思是想法子。要他想法子筹款，所以他对于拨款的案子可以将原案减去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这个委员会人数很少，主席就是多数党的领袖。譬如现在美国由民主党执政转变为共和党执政，共和党上台，很多人乐观，我就和许多朋友说过不可太乐观。因为共和党竞选政纲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对内要紧缩，他们认为民主党的政府机构太庞大，对内对外花钱太多。我就告诉我国的朋友们说：这一党上台，参众两院都是要改组，就是他们说的“改组国会”。怎样改组呢？就是每个委员会的主席要由多数党担任；委员会的人数，多数党也要占多数，最少要多一个人。
（三）步骤问题 (6)
美国议会明年一月开会，我们看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组成，就纽约州的众议员Tober先生的资格经验各方面来说，明年他一定当选主席。而Tober先生是有名的最能削减款项的刽子手。尽管参议员塔虎脱先生说外援款太多了，我们要削减，对欧洲要削减，对中国不能减少；但是筹款案子都得先从众议院开始。我举这一例，是说明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太乐观了。我们明白共和党上台有很多要改进，他们的紧缩政策也许要影响到我们。我说这样话，并不是要诸位悲观，而是表示我们对国外许多政治的变迁，不要看得太过度乐观。同时举这个例子表示其立法机关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因为有固定人数，有系统，代表党、代表多数党，一个案子委员会不提出就没有法子通过。如果委员会不提出而要在全院会议提出，就要费很大的力量，一定要过半数表决才能够提出。这种制度也许值得我们参考。我很希望各位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的议会团体，去看看各国议会的工作情形。一方面使得我们感觉到我们已有了几种特殊值得保存的特殊传统，一方面借此得到借镜而有所修改。这是我以一个不懂政治不懂宪法的人随便说的。
的确，各位在国家危急的这几年中，能够与政府一起，支持政府渡过难关，可以说是贵院树立了中华民国立法机关的遗风，慢慢造成一个——我在外面几次公开讲话中也谈到过我所希望的——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关。我以一个不懂宪法的人妄谈政治，总觉得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关。在现阶段，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受宪法保障，没有方法解散的立法机关。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当然是全国人民所瞩望的，我们立法院当然也就是全国人民所瞩望的国会。
我初来台湾时，有人告诉我立法院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居在野，而把行政院看作在朝。这一传统，在我看来，至少不是一件坏事。我以为这就是中华民国行宪四年来有意无意形成的传统。这传统对于宪政具有深长意义。使立法院居于在野，居于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政府的地位，无论如何解释，对我这个外行人，总觉得这一传统是很好的现象。本来所谓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希望有制裁有平衡有均衡的作用。五权分立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传统是基于公道态度，爱护国家，爱护人民，保障人民权利，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替人民树立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的一种传统，一种遗风，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以外行和老百姓的眼光观察是如此。对于各位先生谨表示敬意和感谢。
五十年来的美国
我很诧异，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的座谈会，规模竟是这样的大。我先以为只是二三十人大家在一起谈谈的，想不到人数竟有这么多！座谈会要变成演讲会了。但我并不预备作正式的演讲，请仍照旧有的方式来进行。
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座谈会过去所谈的多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包括古今中外。今天要我来讲的，仍是文化的一部分——五十年来的美国。
五十年来的美国，我亲眼见到了四十三年。四十二年前，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我国有七十个公费留美学生，那时都还留着辫子，我便是其中之一。从那时起，我在美国读了七年的书，五年在大学城（以大学为中心的乡村城市）的康乃尔大学，两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年后——一九二七年又回到康乃尔大学。以后，每隔几年便要去美国一次。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都去过。一九三九年奉命为驻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卸任后，因心脏病继续留居美国，又住了五年。一九四九年再度赴美，又住了三年。总计我在美国共住了二十年。这是我认为我可以向大家谈谈现在这个题目的原因。同时，五十年来的美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使美国变成了世界领袖。这是我要讲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原因。
五十年来的美国，这个题目范围实在太大，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们简单的找出几方面的事实，将五十年前的与五十年后的作个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便可以知道五十年来美国文化的进步。
五十年前，美国人的财产是不缴纳所得税的。十九世纪末叶，美国政府拟开始实行所得税。可是，联邦最高法院却宣告所得税是不合法的，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平等的国家，有钱的不应该就多出钱，这是违背平等、不合宪法的。
一九零零年，美国钢铁大王卡里基每年的净收入为二千三百万美元，煤油大王劳克福每年的收入也在几千万美元，均不用纳税。而那时的散工，每天的工资仅得一点五美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二百天工可作的话，每年收入不过三百美元。工人平均的收入每年只有四百美元至五百美元，比起钢铁大王、煤油大王的收入，实有天渊之别。
一九一零年，共和党的塔虎脱做总统，一般人都说他是守旧的，其实他是很有作为的。他是主张国际和平最力的人，美国的所得税法，就是在他的任内由国会通过的。为了通过所得税法，特别提出宪法修正案，经四十八州的追认而成立。三年后（1913年），威尔逊总统时代，所得税才开始实行。当时的税率很低，年收入三千元至二万元的，纳税百分之一；结过婚的人，税率的起征点自四千元开始。这样低的税率，说起来实在可笑。
所得税实行了三年以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彼时所得税的征税机构已完全建立，人民也养成了纳税的习惯，于是将所得税税率提高，成为美国战时主要的财政来源。第四年，所得税的收入超过了关税；一九二零年，更超过关税十倍。照现在的规定，以钢铁大王二千三百万元的年收入，要缴所得税百分之九十以上。艾森豪威尔不久以前新任命的未来阁员（国防部长）威尔逊，三年前个人年薪达六十余万美元，是全美薪俸最高的一人，他要缴所得税百分之八十，薪俸的实得数只有十余万元了。
自实行所得税后，美国五十年前贫富悬殊的现象已告消灭了，现在美国人是以中产阶级占多数。据一九四八年的统计，年收人一千元以下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四点五；年收入一千元至二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两项合计起来约为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年收入二千元至三千元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点六；年收入三千元至五千元的，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全人口三分之一）；年收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九；年收入一万元以上的，仅占百分之三。最可注意的是，现在美国有钱人与无钱人所用的东西及日常生活上的各种享受，都完全一样。五十年前，在美国七千六百万人口中，销售的女子丝袜十五万五千双，而一九四九年，全国内销尼龙丝袜达五万四千三百万双，平均十四岁以上的女性，每人每年可穿丝袜十双，有钱的、无钱的都是一样。再说汽车，五十年前美国的汽车还很简陋，价钱却很贵，修理站极少，马路又崎岖不平，拥有汽车的人为数极少，全国汽车总共不过一万三千八百五十辆。
那时威尔逊总统还是大学教授，大骂汽车是最代表阶级性的，有车阶级兜风，无车阶级吸灰尘！一九零八年，怪人亨利？福特，一个未受教育的机械工匠，看到这种情形，决心制造一种人人可以享用、人人买得起的汽车，发明了T式摩托汽车，最初售价每辆九百五十美元，后来逐年增加生产（最初每年制造18000辆，十二年后每年制造125万辆），逐次减低售价，由九百五十美元跌至七百八十美元、四百九十美元，一九二四年已跌价至二百九十美元，真正是人人买得起了。现在美国已登记的汽车四千四百万辆，平均每三人有一辆汽车。他如香烟、剃刀、电话、无线电收音机、电视器、真空吸尘器等，也莫不是普遍化、标准化地大量生产，廉价供应。一些特殊的物品，反而近于绝迹。无论有钱的、无钱的，都作同样的享受，化极少的代价，可以得很高的享受，连交通不便的偏僻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设备。纽约有一家唱片代购社，原只有一间店面，现则扩充了许多间，每间都堆满了各种音乐唱片，托购的更是络绎不绝。
美国现在已经做到了没有阶级了，其所以能够慢慢的造成了这种地步，有两种主要原因：
一、社会思想的革新运动
五十年前，美国工商业巨子如钢铁大王卡里基，煤油大王劳克福，银行大王摩尔根，为了垄断市场，特组织托辣斯。正当他们威风显赫的时候，新闻界人士兴起了一种扒粪运动，专门研究事实，搜集证据，揭发黑幕，引起社会的革新。首先是女记者黛贝，她费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历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样的操纵着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场，结果揭发了托辣斯的内幕。另有一位记者林肯？史丹芬，为研究市政腐败的原因，探究幕后操纵的老板（Boss），到处去访问、找材料，结果在杂志上发表了《圣路易城的黑幕》。美国霍斯特系报纸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去世），年轻时也是一个扒粪运动的健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社会改革者。他曾设法偷出了煤油大王与大批参、众议员来往的信札，内中许多是分期送款的证据，霍斯特将它一一摄成照片，于一九零八年在报上发表。
五十年前，美国劳工是无组织的，他们多来自欧洲，因为受不了欧洲政治的、宗教的压迫，特跑到新大陆来，希望过着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为人数太多，工厂容纳有限，厂主们看了这种情形，乃以没有训练的、工资最低的工人为标准，来雇用工人。工人们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极低，生活是痛苦极了，尤以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处的工人最甚。新闻记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那一半是怎么生活的》，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对工人遂予以组织，并改善其生活。除了新闻记者积极于社会思想革新的运动外，一些政治家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老罗斯福总统便是其中之一。老罗斯福总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能说善写，有胆量，有勇气，三十多岁已大露锋芒，人家批评他是个野心家，选他为麦金尼的副总统，企图把他打入冷宫。
麦金尼是领导美国战胜西班牙的人，除帮助古巴独立外，又使美国的领土大加扩充，菲律宾都成了美国属地（以前属西班牙）。美国人有许多是不喜欢美国走上帝国主义之路的，因之，对麦金尼甚表反对。一九零一年，麦金尼竟被一神经病人刺杀，老罗斯福遂得由冷宫进入白宫。老罗斯福籍隶共和党，该党本是个资本家的党。当他就任之初，也极力宣称将继续执行麦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诉讼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尔根等所组织的西北铁路公司，开始打击托辣斯。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摩尔根穿着大礼服出席一个晚会，从电话上获得这个消息，面目失色，很气愤的说：“这个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罗斯福一面打击托辣斯，一面并作种种的社会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罗斯福总统一面早餐，一面翻阅辛克莱的小说（这本小说是描写芝加哥屠宰场的黑暗与不卫生）。老罗斯福看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刻召集阁员和卫生专家商议改革，并向国会提出食物（包括药品）卫生检查法案，以改善公共卫生。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从一部小说出来的。
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史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大量生产主义
大量生产的方法，就是以科学的组织，细密的分工，依一定的程序，使原料从这面进去那面出来变成制成品。这个方法首先大胆采取的，便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他利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减低成本，缩短生产过程，提高工人待遇，减少工作时间，增进生产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达到大量生产和产品低廉的目的，一方面增进社会生活水准加强购买力。多产多销，仍旧是赚钱的。这种方法很快的运用到所有的工业上去，一切的物品都是价廉物美的，使所有的美国人可以享受。在大量生产中，除制造技术外，还要注意到广告。广告是帮助大量生产的好工具，它的宣传，引起人们的欲望。当福特初制汽车时，许多报纸都画了一些可笑的漫画挖苦他，福特却并不见怪，认为这是免费的宣传广告，反大为鼓励，所以销路一天一天的广。
（三）步骤问题 (7)
五十年来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不是为少数人的享受，而是为多数人的幸福，五十年前被视为恶人的，五十年后成了社会的恩惠者。煤油大王在五十年前曾拨出一笔巨款捐赠教会作慈善事业，教会认为他的钱是脏钱，拒绝接受。后来他将财产移充教育基金，组织普通教育委员会，由有社会眼光的Gales（盖尔斯）代为计划，以教育为中心，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大学当中注重医学教育，创办医学研究院。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他的拨款二千二百万美元的基金，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医学都受他的影响。钢铁大王当初也是被人厌恶的，晚年，他把所有的财产登报公布，并征求如何使用。后来，以一部分财产创办了许多公共图书馆，以另一部分拨充世界和平基金，这能说不是伟大的贡献吗？
总之，五十年来的美国，是以社会的制裁，政治的制裁，和社会的立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大量生产建立了工业化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无贫富之悬殊，作同等的享受，用不着革命（也不会有革命）而收到革新的效果。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
我很感谢“美国之音”邀我参加林肯总统的一百五十年大庆典。
我是一九四六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样会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自己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
孙中山先生死在一九二五年。他死后二十一年，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可以说，林肯的盖梯斯堡演说的一部分，现在用孙中山先生自己翻译的文字，永远生存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对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们庆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纪念，正当全世界的危机时期，我们不能不感觉林肯的生平事业对我们有一种新的意义。
这种新的意义就是：林肯当日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国家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制度。分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新制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个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自由。
但他也是一个搞实际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总不免有一种希望，——一种无可奈何的希望：他总希望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能够“限制这种制度的推广”，能够“把这种制度认作一种不可再推广的罪恶，但是因为这种制度确已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只好容忍他，保护他”。
他这种希望，若用近几年流行的名词来说，可以叫作“围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 “Containment” and “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没有机会可以实行他的“围堵奴隶制度”的政策。从他被选作美国大总统，到他就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有七个南方的邦宣告脱离联邦国家了，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且把独立各邦境内多数炮台也占领了。
林肯就总统职之后三十九天，战争就爆发了，——那个可怕的战争一直延长到四年之久。
林肯总统迟疑了一年半，方才颁布它的释放南方各邦境内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后的解放黑奴命令是一八六三年元旦颁布的。
当他迟疑未决的时期，他在一封信里曾说：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这个联邦国家。……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而可以救国，我要干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隶而可以救国，我也要干的。……
当时战事的延长扩大，使他不能不承认释放奴隶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并且是军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记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林肯。
我们现在纪念林肯的生日，我们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说的那几句富有预言意味的话：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说的这几句话，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同情的响应，正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种新起的、更残酷的奴役人们的身体与精神的奴隶制度，——这种新起的奴隶制度已经把一个很大部分的人类都变作了奴隶，并且还在很严重的威胁着整个世界。
我们在“自由中国”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够长久存在吗？
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还能够存在多少时呢？
我们还要问：
是不是将来总会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悬想的将来总会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这是林肯在今天给我们的新意义。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九日
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
朱会长，各位来宾，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各位会员：
今天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举行迁台十周年纪念大会，朱会长要我在大会中作一个演讲。我要讲的题目，是“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
朱会长刚才提到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那是民国八年我们一班朋友在北京发起组织的，那时国际联盟还没有正式成立，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九年，即一九二零年。所以，今天不仅是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迁台十周年纪念，也是联合国成立十五年纪念，并且也是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成立四十年纪念。藉此机会我要提一提四十五年前的一件事。
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在美国费城独立厅成立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名字叫League to Enforce Peace，我在留学日记里把它译作“维持和平国际联盟”，其实这个译名不太切实，Enforce可以译作“执行”或“强制执行”，意思就是要用力量去维持和平，或强制执行和平。这个团体的发起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海弥尔敦霍特，他是一家销路不很大的独立周报编辑。他觉得，百年来文明进步，大家希望和平，为什么会忽然发生世界大战？这就是因为没有实力维持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因此，霍特邀请美国名流一百人发起组织这个团体，成立后由前总统塔虎脱（W.H.Toft）担任会长。当时这个团体提出了四项主张：一、由国际法庭调查判决国际争执。二、设立国际调解机构。三、凡不经过前两项和平手续而运用武力开战端的，同盟国得联合使用经济及军事力量制裁侵略者。
四、国际法庭有随时会商修正的机会。威尔逊总统很赞成这些主张，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提出了“用经济和武力制裁侵略者，以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后来成了国际联盟约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至第五十条条文的来源。近二十年来，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安全条约，如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第三条，布鲁舍尔公约第四条，北大西洋公约第三条至第五条，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以及东南亚公约、美澳纽条约、美菲条约、美日条约等，也都有联合一致以力量制裁侵略者，而维持和平的规定。就是说，四十五年前的这个私人团体，为二千五百年来的各种和平会议裁军会议，提出了可行的办法，为世界和平开了一条新的路。联合国成立，在旧金山开会，当时霍特先生已八十多岁了，他跋涉三千多里，由佛罗里达赶到旧金山参观，他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是我多年前提出的意思，特地来看看我的梦想是不是有希望实现。
纪元前五百四十五年，即二千五百年前，孔子还只是六岁的小孩子，那时的古中国，有大国小国，有强国弱国，他们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举行了一次弭兵会议，会议情形，《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有很详细很有趣的记载。那个时代，与现代的情形很相像，有两个一等强国，北方的晋，南方的楚；有两个二等强国，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其余的小国，都是他们的附庸，宋是介于两大之间的小国，外交部长向戌与晋楚两大国的国务卿很要好，发起弭兵（裁军）大会，先向晋国的赵武说了，赵武召诸大夫商量，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将或弭之，虽日不可，必将许之。
”又说：如果不允许，楚国倒要允许了，藉此号召诸侯，晋国会失掉领导的地位。晋国允许了，向戌又去楚国接洽，楚国也允许了，再向两个二等强国提议，因“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也就都赞成了，又通知其余各小国，于是便在宋集会，当时的十四个国家都参加，由于晋的容忍，让楚国占了面子，总算会议开成。四年之后，纪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晋楚又在虢召开第二次弭兵大会，即所谓“寻宗之盟”。在这次大会中便出了乱子，东方小国莒提出控诉，控鲁国出兵侵略他的土地。结果由晋国勉强调解了过去。又四年，纪元前五百三十八年，楚国公然出兵伐吴，弭兵大会全告失败！这给我们的教训是裁军和和平的号召，没有人敢反对，但没有办法的“裁军”，“和平”是不会有结果的。
六十二年前，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俄国召集一次和平会议，大家不相信这个会议会有结果，但没有一个国家敢反对。于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海牙开会，到会的共二十八国，我国也参加，会议的结果只签了海牙公约，其他毫无成就。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南非战争。四五年后，俄国本身也与日本开战。
三十一年前，一九二九年，美国国务卿开洛格（Kellogg）和法国外长白里安（M.Briand）发起非战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签订公约的有六十二个国家，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效。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军人在沈阳开炮，在短时期内，占领整个东三省，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战公约毫无用处。
今年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最高层会议，由于赫鲁雪夫唱独脚戏，把会议唱散了。前几天日内瓦裁军会议又因苏俄代表及其附庸国代表的退出而吹散了。在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纪念大会中，我为什么尽讲这些悲观泄气的话呢？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会议说起，说到前一个半月的最高层会议及前几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破裂。
大家看过我的留学日记的，知道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年轻人的梦想；后来在《独立评论》写文章，拥护国际联盟，盼望国联能实现和平理想，而今我说这些悲观泄气的话，主要的意思是要大家想想，为什么过去的裁军会议没有结果？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实现和平的梦想？二千五百年来空谈裁军所以无效，四十五年前提出了办法，国际联盟约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至五十一条明定以力量制裁侵略者，何以还是不能维持和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够得上制裁暴力的侵略者。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国联无法处理，意大利侵略伊索匹亚（阿比西尼亚），国联无法处理，希特勒侵略捷克，国联正是开会的时候，竟不敢在大会中讨论。
那时我在欧洲，以霍特参观联合国会议的同样心情参观国际联盟大会，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当年的梦想完了。有一个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群老鼠开会商量对付猫的办法，提议在猫颈上系铃，使大家闻到铃声便可以躲避。大家都表赞同，可是讨论到由谁去系铃时，却都不敢去执行，会议终于无结果而散。今日的国际会议，正是这种情形。唯一的一次，是十年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武力制裁北韩共产军队侵略南韩，十六个联合国会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持着联合国旗帜，浩浩荡荡的使用力量制裁侵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次的成就是由于苏联代表反对中华民国代表权而退席，当本案在安理会讨论时，苏联代表还没有奉到指示恢复出席，才未遭遇行使否决权，而获顺利通过。
总之，今天有了维持和平的办法，而无法实现和平，便是大家不肯以力量对付侵略者的缘故。
（三）步骤问题 (8)
虽然这样，但我们回顾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和平还是有实现的希望，那就是有力量侵略的国家渐渐的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中国的情形来说，起码有七八个国家向中国侵略，如日、俄、德、奥、英、法，甚至连欧洲其他小国也想参加瓜分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侵略国家只剩了日本、苏俄和复兴后的德、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只剩下了苏俄为唯一存在的有力量的侵略国，它的思想理论，是要征服世界。这个国家的一切思想行为尤其是最近的嚣张狂妄动作，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对象，眼前的形势，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在这个战争里，我们有信心，凭爱自由爱和平的信念和现有的及潜在的力量，足可打倒这唯一的侵略者，而且其国内也会发生革命，那时，二千五百年来的和平梦想便可以实现了。
在“中央研究院”祝寿酒会上的答谢词
“中央研究院”有今日基础，都是以前的蔡孑民先生、杨杏佛、丁在君、傅孟真、萨本栋诸人的功劳。在蔡先生时代，“中央研究院”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最大的功劳，当然是朱骝先先生了。朱先生先当总干事，后当院长，他当了十八年的院长，在两度极艰难的时代，把“中央研究院”带到三十多岁的成年，尤其是南港今天的基础，都是朱先生的功绩。
王九逵先生到院的日子最浅，他还不大知道院中的历史，所以我要给他修正一下。他刚才说的“五四”运动也要修正的。……我们当年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乃是从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是经过了“五四”运动，把原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方向；也可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艺的岔子，——政客，政党就把青年学生运动做为政治的力量。做为政治的工具了。
民国四十五年，那时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教书。那天接到严耕望先生的一本唐代制度考证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考证一个佛经上的人很有帮助的，于是我写信给他，他又写信给我，如此，三次来往通信之后，我觉得他每次都给我许多学问上，知识上的帮助。那时在美国借书有了种种的限制。如普林斯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来我都可借的；但那时国会图书馆是不能借了，必须由普林斯登大学代借，又有时间的限制。我因想起史语所的我那一行的书籍最多。我在国外是得不到助手的，又有图书的原因，所以想要搬到台湾来住。当时我写信给李济之先生、朱骝先先生，想在中央研究院的地皮上，自己花三四千美元来造一座房子，十五年以后还给公家。美国大学是有这种办法的……大学里的教授自己出钱造房子，二十年后连房子还给大学的。我已有了回到台湾来的动机了。接着，我经过了一次外科大手术之后，把这事忘了。
那时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辞职了，我在不得己的情况之下来接事。这两年，得了这里不少朋友的帮忙。我写了东西都先请他们看过。他们替我找材料，指正我的错误，我写了不少的文字。
我一个人在此。我是有二十多年的心脏病的人。由于王志维先生、胡颂平先生的爱护，——他们爱护我，比我的太太在身边还好。我都要感谢的。
前几天，有位老朋友八十岁生日，我本来想写首诗送给他，但诗没有写成，于是写了顾亭林《五十初度》的两句诗：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所谓“望河清”，我们终有回到大陆上去的日子。还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花婆子死在极度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陀佛所主宰的极乐世界去，——试想像这个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三）步骤问题 (9)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在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那种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有同样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Homo faber，能制造器具的动物。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伟大的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辞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这并不算是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到，“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压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质环境的文明，那个不能利用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以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须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
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能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拾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
现在我们在这座山上看见中研院的许多建设，都是最近六年来造的房子。最初迁台时，连书籍也都无处放，只有在杨梅车站的堆栈里栖身。那时政府在作战，我们也不好向政府多所要求。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过了三届院士。
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
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们不但这次来，下次还来，下次来时还多请几个人一同回来。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说了几句话。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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