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八月到美国的约瑟弥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到会的有十一国（中，日，英，美，苏联，法，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菲律宾，荷兰）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国联派来的列席的代表三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五个：
（1）美国的新措施及其国际的涵义。
（2）日本的新进展及其国际的影响。
（3）苏联的新建设。
（4）中国的建设及其国际的涵义。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1)
前面四个是分论，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当然大家都特别注意这最后一组的圆桌讨论。
我在那第五个圆桌会议的四天讨论终结之后，得着一个结论：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和欧美一般的人，多数，也许是绝大的多数，是抱着前一种败北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国本身的无力，看了国联的失败，看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撕成废纸，当然不能不承认远东问题是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
败北主义在各国的实际政策上的表现有多种主张。去年九月中，《新共和》周报（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美国商人和银行全部退出中国，他们的损失可由美国政府从减缩海军所省的经费里拨款赔偿。这是败北主义的一种表现。恰相反的政策，如单方的扩张军备而没有一种积极的国际政策，也是一种败北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现势的人，那些攻击司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人，那更是败北主义者，不用说了。
我曾细想，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心目中所谓“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只是指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势力，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那个独霸东亚的强权竟无法可施。他们把“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解作了“日本的独霸西太平洋”，当然他们要感觉和平解决的绝望了。因为在一国绝对独霸的局势之下，如果主持那个国家的人决心不顾一切国际的束缚，那么，除非旁的霸国能用有效的强力来和他争霸，别无他种救济方法。在那种独霸形势之下，旁的国家既不肯替人牺牲作战，也只好忍气吞声准备把一切国际信义和条约尊严都暂时搁起，或者希冀在那个独霸的强人嘴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报主张的）决心抛弃一切可以引起冲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观察是错误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独霸”，这一句话已成为过去的史实，而不适用于今日了。
日本的独霸东亚，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1914～1931）。“九一八”以后，因为他滥用他的霸权，引出了一些新势力，造成了一个新均势的局面，那个独霸的局势就维持不住了。这是历史的事实。
当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英国法国德国都用全力在欧洲作战，无余力顾到远东，日俄战后的东亚均势局面完全打破了，远东就完全转到英国的同盟国日本的独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战期中，并且在那战后的头两三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一——日本独霸西太平洋，没有第二国能和他争霸。因为如此，所以在大战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提出那二十一条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战停止之后，在巴黎和会席上，战胜的协约各国还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志，宁可得罪中国全国人民的情感，宁可抛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把山东的德国旧有权益完全送给日本。这七年是日本乘欧战的机会取得的东亚独霸地位，是为日本东亚霸权的第一期。
但这种独霸的形势是使英美两国最不安的。于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三年，因为英领太平洋三个大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要求，因为英美法的合作，才有华盛顿会议（1921）的召集。华府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巴黎和会留下的几个大问题。华府会议的结果有四个方面是和太平洋形势有直接关系的：（一）中日之间争执最尖锐的山东问题总算得着了一个和平满意的解决。（二）《九国公约》签字的八国彼此相约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权完整；相约给中国一个最充分的机会去自己发展维持一个健全强固的政府；并且相约不得利用中国国内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权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继续了，改用四国公约来替代他。（四）采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为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这些华府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约束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霸权。其实日本的霸权，因为接受了一种国际的约束，就等于得着了国际的承认，倒反更稳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使得中日之间解除了一种最尖锐的冲突；海军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军国对日本的猜忌；《九国公约》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关系的各国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里，日本在远东的威权丝毫不曾减缩。就拿那“五，五，三”的海军比率来说，事实上是英美海军的减缩，而日本独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军势力还是无敌的。所以华府各种条约，从远见的政治家看来，不但没有减低日本的霸权，倒反给日本的霸权加上一层国际条约的保障了。所以在华府会议之后的十年（1921～1931），是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二期。
我这种说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种诡辩。其实我说的话只是历史常识。我们必须知道，凡一种势力最无害的时期，正是他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例如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正因为是大家公认最无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强盛最稳固的。我们看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里之长，从没有一兵一卒守卫，就可以知道这“霸权无害”的真意义。华府会议之后十年之中，日本屡次有开明的政治家执政，——原敬，滨口，若概，币原诸人——他们都不肯轻易滥用日本的霸权，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权无害”的境地。在太平洋上，日本大致遵守着华府会议的结果，对中国总算有点耐心，不轻易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来侵略中国。在欧洲，日本是国际联盟里“四大”之一，安安稳稳的受各强国的尊敬。所以在那十年中，日本的霸权，因为公认为无害，所以最稳固，最强有力。
日本的霸权无害，我可以举一个最有力的实例。民国十六年，我从纽约起程回国，路上忽然看到三月廿四日“南京事件”的恶消息，那时全美国的舆论都很兴奋愤慨。我上船时，已是四月中，四月底到日本，我在东京住了两个礼拜。有一天，外务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东京《朝日新闻》的新屋，楼上有一层正开着一个“新闻事业展览会”，岩村先生带我去看一间特别展览。我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无数薄纸条子，像是日本电报纸，足足有两三千条。岩村先生对我说：“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接到的紧急电报。那天南京日本领事馆被攻击了，日本人也有被伤的，据说还有国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报纸发了无数的号外。人心的愤激，先生请看这些电报就可想而知。但币原外相始终主持不用武力。驻下关的英美炮舰都开炮了，日本炮舰始终没有开炮。”我那时看了那一间小房子墙上密密层层的电报纸，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霸权的威严，因为我明白日本那时有可以干涉中国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滥用，可以说是无害的霸权了！
我到东京的时候，币原外相已下台了，已是田中内阁的时代了。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济南惨案，引起了绝大的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无害的霸权一旦变为有害，就不能保存向来的尊严了。后来虽然有若槻内阁的耐心弥缝，两三年后，日本的军人终于不满意于那无害的霸权，就冲决了一切国际的约束，滥用暴力，造成满洲事变。从此以后，带甲的拳头越显露，日本的国际地位就越低落了。
当国联盟约和华府条约和《巴黎公约》都还不曾被撕破的时期，太平洋上并没有什么均势的局面，只有一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在那个新秩序里，大家无形中默认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远东的领袖。
一旦那个纸老虎的新国际秩序被戳穿了，不但远东陷入了大纷乱，整个世界的秩序也被搅乱了。“九一八”以后的种种暴行毁坏了那一套保证日本霸权的国际机构。那个国际纸老虎不能保障中国的被侵害了，同时也就不能保证日本的霸权了。因为日本的滥用霸力，引起了旁的国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许多新势力一一起来抗拒日本的暴力。于是日本十七年独霸的局面就不能不结束，于是这些引出来的新势力就联合造成一个太平洋的新均势局面了。
日本暴力引出来的种种新势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有三种：
第一，是苏联的回到太平洋上来做一个第一流的强国。当华府会议的时候，苏联在太平洋上还算不得一个强国，他的政府还不曾被各国承认，《九国公约》也没有他签字的份。华府条约有效的十年中，苏俄自己忙着整理内部，也顾不到远东和太平洋。可是自从“九一八”的一炮之后，日本的大陆政策掮起对付苏俄的招牌，东四省的沦陷又使日本的军事势力和苏联直接接触了。于是苏联政府在实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手段之下，积极的调集重大的兵力到远东各境，一面用大力改进西伯利亚的交通，开发远东各地的实业。五六年之中，苏联已调了三四十万精兵到远东，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兴造了七千英里的铁路，加长了三千英里铁路的双轨。苏俄的空军是多数人认为世界第一的。在那无限的兵力背后还有苏俄近几年来拼命发展的重工业建设。
无疑的，苏俄现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头等强国，富源是无限的，人力是无限的。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一个大敌，日本不能不郑重顾虑的。
第二，是环绕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亚洲民族的国家的新兴的军备。这个新兴军备的大圈子，从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鲁兴群岛（Aleutian Islands）起，南面直到澳洲与纽西兰，西面直到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我去年在美国时，美国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国在美国购买军火的，荷属东印度占第一位。这是预备对付谁的呢？新加坡的英国大海军根据地，在华府会议之后，本来早已搁置了；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淞沪战争之后，英国人才用全力赶造这个海军根据地，现在已完工了。据最近英国报纸的记载，英国将要调集重大的海军长驻新加坡。这又是对付谁呢？香港的防御大计划是已在积极进行的了。加拿大从来没有海军，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起看报，就看见加拿大首相金格在伦敦宣言要创立加拿大海军了！还有那南半球的澳洲与纽西兰，——南太平洋的两个人间乐土，——从来没有梦想到国防的需要的，近年也在那儿积极的扩充自卫军，建筑海防工事，制造军用飞机，努力从煤和片页岩里提取汽油。这又是对付谁的呢？至于美国的海军大扩充，和那从菲律宾直到阿拉斯加的防御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这一大圈子的新兴军备，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来的，这是日本霸权不能不顾虑的第二组新势力。
第三，虽然最后，却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内新兴的统一的中国。日本在东北四省和华北的暴力行为是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动力，这是我们不妨大度的承认的。在那严重国难的黑影之下，一个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居然很快的渐渐形成了。虽然这个新统一的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但这六年国难的陶炼，急迫的需要煎逼出来的一点交通建设和军事建设，也居然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自信我们是在努力造成一个能够抵御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国的软弱无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来“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人情之常。我们自己不能振作自强，自然引起邻国的垂涎。最近英国《曼哲司德卫报》有一篇文章里说的最好：“中国之弱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种引诱。日本之强可以抵抗一切，只不能抵抗这里引诱。”中国的统一自强正是造成一种叫日本不能不顾虑的新势力。这是太平洋新局势里的第三种新势力。有了一个可以独立自强的统一中国，其他的种种新势力方才有个核心可以附丽集中。
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来的三组新势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组势力，渐渐的形成一种太平洋上的新均势局面。在这个新均势里，日本只是几个因子之中的一个因子，他处处不能不顾虑到其余的那些势力，所以就不成一个独霸的局面了。
最后，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战祸，也可以构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新基础的。为祸为福，全靠政治家能不能充分明了这个新局势，能不能充分运用他。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日本的能不能有一种彻底悔祸惧祸的决心。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2)
如果日本还不明了他所造成的太平洋新形势，如果他还在迷梦里自命为支配东亚命运的唯一霸者，如果他还要逼中国走到铤而走险的路上去，——如果这些新兴的势力不能好好组织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去发展，——那么，这个新均势必定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争，先起于中日的冲突，逐渐的把太平洋上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卷到那奇惨奇酷的大漩涡里去。没有一个太平洋国家可以希望幸免的。
但是，如果世间还有远见政治家，他们一定可以从这个新均势里看出一线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新础石。他们应该可以明白，这一群新兴势力正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太平洋区域的“集体安全”的和平新机构，在那新机构里，苏联，美国，英国（和他的太平洋上属国），和中国日本都应该平等的参加，共同的商榷解决太平洋与全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许多问题，彼此不能单独解决的，在那个国际新机构里，应该比较容易有寻得解决的可能。
总而言之，日本独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是过去的史实了。为日本的前途计，正如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两国的远见人士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局势，都应该想想如何运用他来图谋我们两个国家的长久的安宁进展。“盲人骑瞎马”的蛮干是必定会把我们的国家陷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的！
一九三七，四，十夜，改稿
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哥伦比亚电台广播系统给本人有这个机会来谈论“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个重要的题目，本人深深的感激。自从六天前本人到贵国来，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向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要向列位郑重说明，一切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之中，中国没有权利冀求任何第三势力加入东方目前所进行的战争。以我本人来说，我对于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寄予极大的同情。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目前为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寄予很大的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日战争之中。
所以列位对中国极大的同情和列位对于避免卷入战争之中极大的愿望是全然相符一致，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因为列位不爱中国，而是因为列位更爱你们自己的国家，而这个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希望断然且郑重地向列位表示说，中国思想清楚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把美利坚共和国拉入这个战争中的缘故。贵国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战争之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请容许我给列位一个警告。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是就是够使你们免于战祸？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就真的可以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吗？请让我告诉列位一个最近的历史事件，最近一次大战于一九一四年爆发时，本人正在贵国求学。我记得很清楚，我确信列位也记得，那就是威尔逊总统宣布中立的文告。在其中他命令美国人民保持中立，不但是行动上而且精神上都要保持中立。的确的，美国真正获致置身战争之外几乎达三年之久，虽然以种族上与文化上来说你们是同情英国的，虽然你们对法国负有历史上深切感恩之情，虽然感情上你们对比利时有亲切的同情，虽然你们全国力求置身战争之外达三年之久，而伟大的威尔逊就是因为他能够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才于一九一七年获得当选连任总统。可是后来情势转变，这位使你们置身战争之外三年之久的人也就是于一九一七年初向国会要求授权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后来要求对德宣战的同一个人。在我于一九一七年乘船返国之前，美国已经卷入战争之中，已经与联军并肩作战，以作战来终止战争，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事把贵国人民拉入那次大战中呢？当然不会是那些宣传者为联军的目标所作的流利的恳求吧。因为那些话在最初三年中显然是失败的。当然不是银行的利益与军火商吧，因为威尔逊毫无疑问的并不是华尔街与那些会因战争获取利益者的朋友。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的是德国在墨西哥边界挑动的事件以及公海上所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等的一连串事件所促成的。说实在话，德国黩武主义者逼使贵国加入战争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这个历史前例仅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列位的记忆里应当还是很新鲜的。其寓意是说仅靠爱和平，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一种使和平可藉以实现的建设性和明智的政策，绝对不足以安全保障一个国家使其免于卷入战争之中。
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也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任何战争，进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总不免渐渐的把许多其他国家卷入战争之中，不管中立也好，绥靖主义也好，都无法使你们置身度外。
一个侵略的国家中的黩武主义者逼迫你们加入上次大战之中的愚昧行为，仍将同样的把你们拉入目前这次战争中，我们不要忘记无限制的潜艇战争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这种事将会变成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将会看到一桩一桩的事件，一项一项的抗议，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现在热切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终止战争，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
这个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见解，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我确实相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人民是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来体会到这一个国家是具有充足的力量，来担负这种为维持国际和平建设性的领导地位，而不至于招致卷入国际阴谋与战争中的危险。相反地说，这种积极的国际领导地位结果将会是达成避免卷入战祸中最有效的方法。
三十二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制止日本和俄国血腥的战争而促成日俄和平，他有没有因此把一个国家卷入战争之中呢？
再提一个例子说明：十七年前，美国政府召开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带给远东十年的和平，并且遏制了海军军备竞赛十年之久。那个会议有没有因此把贵国卷入战争之中呢？
我确实相信你们这个伟大国家将要决定的是要过一种老式的完全孤立的国家生活而心满意足，或者会要鼓舞自己来担负实际和有效的国际领导地位，而变成为这个无线电与空中运输的现代世界中最强的国家。这个要贵国当机立断的时候不久将会来到的。
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
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二：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突。
国家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名辞，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说来，一直都不曾丢失其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就是建立在种族、文化、和历史统一性的坚固基础上。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
中国抗日的情绪和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
每次抗日情绪爆发出来或者抵制日货的行动，都是由于日本早先进行一连串的侵略行为所引起的。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引起一九一五年抵制日货的行动。日本在巴黎和会拒绝把山东半岛归还中国引起一九一九年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与再度抵制日货运动，也对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具有很大的影响。
那六年期间日本得寸进尺，贪求无厌，非达其占领等于欧陆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部，势难停止。六年间中国人民忍气吞声忍受了种种人类耐性所难以忍受的诡谋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无可忍，因而爆发了此次不宣而战的战争，爆发了这个中国为求生存而战的战争。
中国国家主义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东方的和平乃毋庸鄙人赘述的事实。凡是一个又庞大又富裕而防御力薄弱的国家往往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争夺割据的场所。中国近数十年来就是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可是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为远东和平之所赖，所以才产生了在华府签定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独立，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并予以机会藉以充分发展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
可是中国一直未能达成《九国公约》所期望的，直到最近十年中国才获得统一，尽力使学校交通通讯等等现代化起来。但是我们的邻居却无法容忍中国建立起“一个安定与有效的政府”。中国需要和平，但六年中日本发动七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并一次又一次宣称要粉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
总而言之，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并声言要粉碎此项自强的努力。所以我说中国为生存而战并不是夸大其辞。
以上为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新世界道德限制间的冲突。这也是罗斯福在芝加哥和国务卿赫尔在托伦多演讲的主旨，而由国联大会在十月六日采用的决议案。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因为这个理论也是所谓“没有”的国家有“权”侵略和掠夺“有”的国家论调之依据。
以历史观点看来，意、德、日三个所谓“没有”的国家，兴于一八七零年左右，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先后步人帝国主义争战的场所，利用弱肉强食的理论攫取了好多殖民地。
但是转入本世纪时，国际关系上渐形成一个新的较为合乎人道的理论。即好事侵略的俄国沙皇也主张召开海牙会议并助以建立第一个国际法庭。一九零零年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各民主国家也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发起和平基金会等，显然国际间为求产生一个新的和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的理论。
这新的国际主义并不因为世界大战而减弱，由于大战的牺牲，大家反而更加强更热烈支持这个理论。甚至二十年前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的文告中亦提起国与国之间就须像人与人之间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和对错误所负的责任，国际和平需要各民主国家同心协力来加以维持。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被普遍赞扬为这种国际理想主义的领袖，尤其是他的十四点原则被奉为这个世界新秩序的金科玉律。
不管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少在国联的建立上显表出来。国联公约上的尊重各国领土的完整，对于国际纠纷应用国际咨询、仲裁和调解来解决，并以经济制裁来对付那些违背国联公约的国家。十多年来，国联成为人类所能创造的国际和平理想的具体象征。
在这段期间几个同样理想主义的条约也签订了：例如《九国公约》、《海军裁军条约》、《洛加诺条约》，以及认为以战争解决国际纠纷为非法的“凯洛格—勃莱恩德公约”。
这种新世界秩序仅对于小而弱的国家有利是不确实的。大而强的国家照样获得利益。如果其中有何偏袒，该是强国更为有利。举例来说，法国在这几年间获得最大的安全感，英国实际上已放弃把新加坡建造为海军军港的计划，老是埋怨“五五三海军条约”限制的日本在这段期间的国际声望与地位是十分高的。
不幸的是，某些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侵略的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
突然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一手撕破了这个世界新秩序。三个月内日本侵略并占领满洲三省。一九三二年元月，日军进攻上海，作战四十天，死亡十二万人，毁坏财产估计为四亿美元。中国向国联、《九国公约》国家及《巴黎公约》国家控诉，日本却因此退出国联，并声言其乃为自卫而战和片面宣言撕毁一切为理想主义而签订的条约。那时候整个世界正因经济不景气弄得精疲力竭，对于这个情况当然也无能为力。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一九三二年元月七日以同文通牒送交中日两国宣称“不承认主义”，这个主义后来在国联大会上通过和达成决议案。但也是仅止于此而已。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3)
日本军阀所犯的以及日本政府认可的罪行把这个世界新秩序毁坏无遗。日本狂暴的行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制下的狂暴行为的束缚。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德国一位部长对日本代表说：“吾人对阁下此种行为并不认为是正当的，但是吾人感谢贵国所开的先例。”这一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时候，莫索里尼也正开始计划侵略衣索比亚！他们看到日本残暴行为畅行无阻，因而获得鼓励，故联合起来以破坏新世界的限制为能事。
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有两年的时间中国向国联、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家，并向《巴黎公约》痛心疾首的伸诉，有六年的时间企图避免战争，维持和平，可是完全无效，逼不得已中国终于为了她本身的生存，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
但是世界新秩序毁坏的牺牲者却不仅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最近六年间国际混乱的局势使世界的大国烦恼和受到屈辱，甚至也受到侵略者的威胁。苏俄逼得调大军守卫远东防线，英国仓忙把新加坡建设为海军军港，并花费七十五亿美元重整军备。甚至爱好和平的美国都逼得重新建立庞大的海军军备并加强太平洋的海军设备。即南太平洋的和平乐园澳洲与纽西兰都感忧虑，并计划建立国防以防御由北太平洋来的可能攻击。
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讲辞中说的对：“除非各国遵守法律与道德标准，国内与国际间都不可能有和平的。国际的混乱毁坏了每个和平的基础，危害了每一个无论大或小的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
因为国际的混乱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洲始，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
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中国的种种现状，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
我们苦战已经十六个多月了。我们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军国的一个，也是全世界四五个大陆军国之一，我们遭受了一百万的死伤，我们有若干广大的区域被侵略者的军队占领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相继沦陷了。实际上凡外人所认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运输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领，就是被他们摧残无余，一百一十一所大学，被敌人破毁霸占或损坏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内地勉强授课的极少数学府，既没有设备，而且时时受到空袭的危险。除作战军队的惨重死伤外，因受战事的影响，以致家破人亡，无衣无食，转辗流徙，贫病交加的平民，现在有六千万之多。各地不设防城市的无辜民众，被日本“皇军”的轰炸机所残杀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但最严重的，是从十月中广州沦陷以后，所有的海口通通落到敌人的手里了。换句话说，国外军火的接济全被敌遮断。此后国外军火供给的来源，全靠腹地的三条后方路线维持：就是西北通苏联的陆路，以及通法属安南和英属缅甸的路线。但是这三条路线，都是困难重重，而且不是常常可靠。据说在法属安南方面，因为受了敌人的一再的威胁，曾经不许我们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通苏联的陆路汽车线虽是畅道，但由苏联边境到重庆，有三千英里，比较三藩市到纽约还长。路这样远，油站这样少，重兵器的输送，几乎不可能。通缅甸的公路，还没有达到可以使用的时期。由此看来，我们通海口与接济的路线，全被阻断，就是在利用出口贸易以换取外汇方面也发生了绝大的困难。
这是中国的现状。方才我说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是不是言过其实呢？
从汉口广州陷落以后，社会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时期的怀疑，犹豫甚至失望；这是很自然的。我曾屡次向美国人士说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属制成的优越机械相战，其人力自有一个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时候，常不免有弛颓下来的危机。所以我国人民在此时期的怀疑和犹豫，实在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无怪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各报纸纷传和平谈判的信息；说是中国有放弃抗战的考虑。事实上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这个犹豫的时期，也就是伟大决策的时期，很快的，我们的当局，就得到了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绝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简单，就是还没有丝毫的迹象，可以产生使中国人民相当接受的和平。他们慎重的考虑过各种困难和民族潜伏力之后，肯定的决定继续抗战的国策，与侵略者周旋到底。
当蒋委员长详细告诉全中国全世界这个新决心的时候，特别注重下列几点：
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
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中国新决心的郑重宣言。
对于我国人民，冒了无上险阻艰难，决定继续抗战，世界的舆论如何感想？会不会认为这种决定，是绝对的愚昧，仅凭幻想的逻辑做根据呢？
无论世界对我们作什么感想，我可以肯定的向诸位保证，一个已经牺牲一百万人民的国家，为了保持他们的生存独立，决定准备更大的牺牲而抵抗侵略，那就不能妄责他，说他的希望与企愿，是仅凭幻想做根据。我们根据十六个月所得的非常艰苦而富有启发作用的作战经验，才慎重的决定了这个国策。从这艰苦的时期中，我们领悟了，我国的将士，能英勇的抗战，能壮烈的牺牲；我们的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损害和摧残，对政府从没有半句怨言，全国——敌军占领区也在内——民族统一团结的意识，已经毫无疑义的形成了。同时我们知道敌人对于长期战争的负担，确已感觉到不能胜任；敌人的财政逐渐趋于崩溃；对于一个被他认为不堪一击的国家，敌人正在殚精竭虑的集中一切兵力来苦战。更使敌人彷徨不安的，是军实的消耗。这项军实，是他们历年积储起来预备应付更强大敌人的。所以我们只要延长抗战到一个时期，并非不能使敌人疲于奔命，以至于失败的。
从我个人用非历史专家的眼光来看，把我们这次的抗战，认为是一种革命战争，必须用美法俄土革命战争的历史去衬托他才能得到最确切的了解——这句话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国的听众对于这个历史的比喻当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国朋友写信给我说：“目前中国困在福奇山谷中，但我希望不久当可达到约克城。”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前面所讲的宣言呢。我现在把这个比喻，再详细说明。
美国第一流科学的历史家约翰费斯克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山谷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历史家无限的同情和赞颂。当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那天，那些可怜的军队向冬季营房前进的时候，因为士兵们都赤着足，一路上，鲜红的血迹，印在洁白的积雪上面，走过的路线非常清楚。二十三日，华盛顿向议会报告，他营里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战，因为他们是赤足和没有服装的兵士。又因饥寒交迫，病者日多。挤满了伤病兵的医院里，有些竟因没有稻草铺在冰冻的地上睡眠，硬被冻死的。在这样艰苦状况之下，有时敌人进攻，简直调不出二千士兵来迎战。”（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二册第28～29页）这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山谷的情况。
不久，乔治第三及诺斯爵士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提出和议，愿意无条件的废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一切法律，同时又宣言，英国国会将永久放弃在美洲征税的权利。并且派了若干代表，备具议和的全权，到美洲来和议会谈判。
这确是一个荣誉和平的提议啊。彼时美国的开国者若使接受了这个提议，那么以后四年间的血战和牺牲，尽可避免的。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美洲独立的成功和北美合众国的出现了。
那时美国的开国诸公，毅然拒绝一七七八年的和平条件，继续的再奋斗了四年，终于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约克城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后那四年血战的危险和艰难，就几乎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和福奇山谷中的情形一样的。军事的挫折，领土的丧失，内部的困难，甚至通敌卖国的事是层出不穷的。那时全美政府还没有组成，联邦宪章，虽经过了三年的讨论，还没有采用。全美议会的名望日减，权力日弱，议会既没有向各邦征税的权力，只有不断加印纸币的一法，以维持抗战。此种纸币的价值因而愈跌愈低。华盛顿说：“买一车子的粮食，需要一车的纸币。”“一七八零年的初期，一元纸币的价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纸币，仅值一分。不久纸币就停止流通了，债款也无法催收。信用荡然无存，费城一家理发店，把账单裱糊四壁”。“在这样情况之下，军队必需的衣食，几乎无法维持。士兵四个月的饷还不够他家族买一斗麦，有时这点饷还领不到。终日光了赤脚，吃也吃不饱”。（费斯克著《美国革命》第196～200页）
这是一七八零年的情形，但是华盛顿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放弃抵抗。一年以后，在约克城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美国革命的军事阶段。
我详细描述美国革命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内的种种困苦，不仅是要说明华盛顿统率的美军，其处境并不比今日抗战的中国军队好多少，并且要证明蒋委员长所以把抗日战争称为革命战争，而这种革命战争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意义。凡是革命战争，都是武器不全而为理想所激发的民众，和操有装备优越的正规军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作战。结果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笃信主义勇敢牺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难的一方面。若果说这是一个幻想，那末也是一种使人非常兴奋使人非常感动的幻想，所以我国成千累万的人民决定拿血和生命来考验一下啊！
在结束我的讲演以前，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根据历史的比喻的。我要问一句话，就是美国的开国者怎样能够逃出福奇山谷走上约克城胜利的路！历史家都同意，不外有两种因素。第一革命军能不顾极大的艰苦，奋斗到底。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时国际情形是帮助了美国革命的。乔治第三的英国为欧洲各大国所厌恶，他们自然同情于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议会曾派外交团赴欧，主要目的在联络路易十六的法国朝廷。团员之中，有那位日后出任第一任驻法公使的佛兰克林，他和法国订了商约和军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万镑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国的重要军事协助——得到那人数众多器械精良的法国远征队，就是主张美洲孤立主义最力的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在美洲的陆军和舰队，与华盛顿军队的协同作战，获得约克城最后的胜利。法国同盟实在是美国独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个美国人民应该永矢弗忘的”。（贝密史著《美国外交史》第31页）
但是法国的直接援助，并非美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原因。那时整个的国际形势，都是直接或间接对于美国有利的。远在一七七八年的时候，英法两国早已进入不宣而战的状态中。西班牙在一七七九年向英国宣战。一七八？年，俄国加塞林女皇宣布了海上自由和中立国权利的原则，立刻就被英国的敌国们接受了。一七八？年荷兰也向英国宣战。所以当英军在约克城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几乎和全欧各国处于敌对地位，他全世界的殖民地，也饱受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威胁。在这样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英政府当然无法增援她在美作战的部队，而予实力比较微弱的华盛顿军队以致命的打击。
这种历史比喻的教训，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抵抗侵略战的最后成功，也得靠二种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抗战。事实上中国除抗战外，也没有别的选择。第二，在中国持久战争中，也许有一天国际情形转变到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中国并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实地拿起枪来，帮同我们对日作战。但是中国确实希望，而并有这权利希望，各民主的及爱好和平国家的男女人士，受了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这样不人道的继续输入一个国家。要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被五十多国一致谴责，为违犯神圣条约，破坏世界和平的国家。我毫不迟疑地再加一句，这一个国家也就是今日国际团体中第一个公敌。
中国抗战的展望
依照这个有点含糊的题目，我建议先谈点中日战争最初两年的事并简略解释一般情势，然后再依照国际情势来考虑远东冲突的未来。
去年我曾在七月四日那一个星期来到密歇根大学，七月七日我应中国同学会之邀在战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那时节我说中日战争的第一年可用三句话加以总括起来：
（一）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的。
（二）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像的。
（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 (1)
过了十三个月，我重临贵校，日本进行其侵略战争已达二十六个月之久，而今和平尚未在望，这时我仍然可以用以上的三句话来描写现阶段的中日战争。
首先，战争经过两年后，中国的士气和一样坚决高昂的抗战决心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失去了汉口和广州。因此中国第一次给切断了一切海上重要的通道。我们的敌人以为中国已经被击败了，公开和私底下均曾建议和谈，要中国在骄横敌人的枪炮下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中国以一年坚强的继续抗战作为答复。今年四五月间从长城到珠江，中国军队在各战线发动一连串的反攻。根据中立国观察家保守的估计，日军每天的损失八百至一千人，大会战的损失还不计算在内。等于说平均每年损失三十至三十六万人之谱！
中国人渐渐适应于新情势。我们不但成功地建造后门的交通与通讯的临时路线，而且也建造了新的和永久的铁路线。更有进者，我们正尽力开发华西和西南部，开采煤、金、钨、锑、锡的数量比从前更多，我们在大后方也建立了新工业。这个大后方将成为我们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我又可以预料即将来临的第三年中国抗战的力量将增加不少。
我的第二句话是日本在两年侵略战争中暴露了一切的弱点。
我不谈论外国军事专家低估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也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也不强调日本表现在缺乏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八年政治动荡不安与两年战争间未能产生全国领导力量的政治与学识的弱点。
我仅想以统计数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经济弱点。据估计日本在这两年来所花费的战费等于甲午战争（1894～95）、日俄战争（1904～05）和满洲侵略（1931～现在）战费总计的四倍，这三次战争日本共耗费卅一亿九千三百万日圆，但是中日新战争（1937～39）为一百四十亿日圆。
再看看日本包括战费在内的预算比以前激进增加：
一九三一年 十四亿七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百）
一九三七年 五十四亿三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三百七十）
一九三八年 八十三亿九千三百万日圆（百分之五百七十）
一九三九年～四零年 一零二亿九千四百万日圆（百分之七百）
从这些预算来看日本在现在战争中所耗费的战费：
一九三七年 廿五亿六千四百万日圆
一九三八年 五十五亿二千六百万日圆
一九三九～四零年 六十六亿日圆（估计）——三年总计一百四十六亿九千万日圆。
为应付浩大战费，日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且纸币发行额如下：
一九三七年 卅三亿日圆
一九三八年 五十四亿日圆
一九三九年～四零年 七十五亿日圆（估计）
这是远超过日本债券市场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经有三十一亿六千万日圆的新公债还留在各银行里无法售出。
更有进者，日本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远超出口的数额，入超的款额须以黄金偿付，结果日本黄金储存量大为减少。
一九三七年售予美国的日本黄金为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万六千美元，一九三八年为一亿六千八百七十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美元。甚至日本作家都承认日本黄金准备金已减到一亿六千万美元而已。可是中立国观察家相信日本的黄金储存量实际上已经完全耗尽。其每年开采的黄金数量是不必重视的。［据张伯伦（William H.Chamberlin）估计为每月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日圆，其他人估计为每月仅二百万美元。］
日本因为缺少石油、铁、铜、铅、镍和橡胶，所以必须大量进口。因此入超与黄金储量之枯竭造成一个严重的情况，而战争的结束仍尚未在望。
这是日本一大悲剧。一个伟大的国家轻易地抛弃了六十年来光辉灿烂的成就来从事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点，那就是无法控制其军事机构，甚至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我的第三句话是在过去两年间中国获得了超过我们一些人所期望的援助。
当然，中国有些乐观主义者曾对外援寄予奢望。他们对于两年来中国需独立作战而其友邦却未能挺身出来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这些了解国际情势的人，了解爱好和平国家厌恶战争的心理，从不怀着中国从其友邦获得军事或财政、或物资援助的大奢望。
可是由于中国抗战立场纯正而日本侵略意图之可憎，使各个友邦心甘情愿地尽量给予我们一切的援助。中国如果没有英、法、俄、美等国的援助，确实是不能在战争中有那么好的表现。
最靠近我们，最不怕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惮什么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二，以贷款方式运来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并包括大量的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苏俄也是以大量财政与军事援助给予中国的第一个国家。
英法在中国大量的权益，时刻都面临着日本的威胁，从一九三五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在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十五个月来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中国武器弹药的大输运站，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属安南通广西的桂越铁路和英国帮助筑成的滇缅路等都是中国对外的交通要道。英国对中国货币之安定也曾给予很大的帮助。
美国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所最期望向之获取精神与多数物资援助的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失望。如众所周知的，你们的财政部根据银元购物法案的规定购买了我们全国大量的银元，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于去年十二月给予中国贸易公司一笔美金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间接的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其他国家美金五千万元的贷款。美国这笔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援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贷款时正当我们失去广州，士气低落之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给予中国以同样鼓励的作用，那一天美国通知日本废除一九一一年签定的商业与航运的条约。那时候正当英国在东京向日本让步之时，中国正在疑惑究竟会从那个让步受到多少损害与困难，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们获得精神的鼓励，和士气的提高。
所以我说中国获得比所敢期望的更多的外援，我也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国确实无法能够有那么大的战绩。这些话并非过甚其辞。
上面所述的为中日战争过去二十五个月的简略报告。
那么将来的情况呢？
（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 (2)
考虑到中国战争的前途时，我们绝不可存有日本军方突然醒悟或者人民发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战争的前瞻只有两个方向：
（一）假如国际情况没有重大改变，这个战争会长期地延续下去直到日本被经济的困难所逼而接受一种“朴斯茅斯的和平”，那就是没有胜利的和平。
（二）但是假如国际情势发生激烈的变化，假如日本变成为轴心国之一员，又假如太平洋大战发生，则中日战争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无法单独结束。
第一个可能性是不难想像的。假如没有激烈的变化，假如欧洲和太平洋没有发生大战，假如没有第三国卷入此战争中，中国唯一的路就是继续打下去，再打两年、三年、五年，一直到日本为经济的压力所拖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休战时，德军还占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国是被打败了。
假如爱好和平而目前正供应日本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物资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对日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崩溃下来的。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难中，只要用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一个长期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迅速征服中国。他们希望促成国际情况的突变，使国际情况不再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迅速结束战争。
日本知道无法能阻止苏俄援助中国，而日本至少目前尚未公开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日本把战争长期延续下去的责任归咎于英国，一年多以来日本军方发动强烈的反英运动，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日军开始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这时日军对英国侮辱的话使英首相张伯伦大为冒火。虽然英日终于达成天津租界的协议，可是在日本本国和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沦陷区的反英运动仍有增无减。日本想用武力威胁逼英国屈服，因为他们知道英国在欧洲有事，故对亚洲将无法兼顾，而且英国在中国的很多生命和财产需加保护。所以英国人不敢冒触怒日本之险。
所有读到八月四日张伯伦演说的人都会同情英国今日处境的困难。张伯伦在演说时详述日本军方所善加利用的英国背景。
结果国际情势不但不利日本，而且敌视日本，美国已通知日本政府关于六个月后废除“美日商约”。英国下议院也在讨论废除“英日商约”。甚至爱好和平的张伯伦都公开警告日本说“在某种情况之下”英国“会认为有派舰队前往的必要”。
日本军封锁天津租界不久，美国销路很广的几个报纸突然改变其平常孤立主义的论调，而公开主张英美海军联合封锁日本的意见，这是很具有意义的事。
日本逼英国屈膝的事会成功吗？日本会冒着西太平洋大战的危险不断施行其敲诈的行为吗？日本会和欧洲侵略者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中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乃是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寿终正寝的开端。也清楚的看到后来德、意、日对衣索比亚、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为乃是国际混乱状态一般现象的自然发展。我们现在清楚的看到花费了两千亿美元八百五十万条生命所造成的战后新秩序是经不起满洲、衣索比亚和西班牙等事例严酷的试验的，而现在这个新秩序业已寿终正寝。因此各国需要本身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来临。
罗斯福总统两年前在芝加哥发表有名的演说，那篇演说辞在今日或许比当时更易了解。今日听来，似乎是篇预言：
世界不法行为的流行症正在蔓延中。
一个身体上的流行症蔓延时，社会赞成和参加防疫和隔离病人运动以保护社会人士的健康，并防止疫病的蔓延。
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和毫无恐惧和亲睦相处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支持和平可得安全保障的法律和原则。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反对那些毁坏条约的人，反对那些不顾人道，正在制造国际混乱和不安定的人，仅靠孤立和中立是无法阻止他们的。
要维护和平，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今日世界的问题还是罗斯福总统两年前所清楚看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的问题，那一直都是“积极维护和平的作为”和“防疫隔离”国际混乱状态的问题。
所以今日要提出的题目是政治手腕是否可阻止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并以有效的方法但不诉之武力来重建正在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吗？或者是否人类必须再经过一次血和炮火的洗礼后才能带来某种国际新秩序吗？
我们还要作战下去
十月与十一月可资纪念的节日很多，例如中国国庆日、欧战休战日、罗斯福总统芝加哥演讲周年、《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京集会两周年纪念等。在纪念这些节日时，我们免不了想到此等节日所纪念的事迹，尤其是目前远东冲突的问题。吾人必须解决其根本的问题才能满意地解决此项远东冲突的问题。
两年前在这个城市我曾在演讲时指出远东问题背后的两个冲突：（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合理的希望之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道德限制之冲突。今日我仍旧相信这两个冲突的正确性，可是我现在认为这两个冲突是密切相关连的。
要认识这些问题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远溯数十年前的历史。今天七大强国之三：德、意、日，在一八七零年左右获得内部的团结，并开始参加殖民帝国之列，他们三国在参加时已经太迟，所以自称为“没有”的国家，而意图在李普曼所谓“外交赌注”的地区遂行其扩展活动。该等地区广袤庞大，资源丰富，但政府懦弱，无法抗拒外来的侵略。这些“外交赌注”的地区包括非洲、阿拉伯、波斯、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中国。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弱肉强食”的原则十分猖獗。
国际战火是这些帝国主义的争夺所引起的。事实上一九零零年在中国就爆发了一次八国联军（其中包括美日两国）的国际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塘沽占领北京，同时沙皇的俄军涌入满洲。各国瓜分中国呼声震天价响，那时为分赃不均而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之危险很大。
在刚要转入二十世纪时之远东国际战争的危险终于为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所扭转过来。在拳匪之乱时，由于美国坚主中国门户开放，英国支持该项主张，使具有更大侵略性的俄、德、日有所顾忌，稍敛凶焰。结果联军签订和约，把军队撤出中国。中国于是获救，免于沦丧之祸。
于是远东秩序奠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一切有关中国的条约均加入此一政策的考虑。
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所列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十分明确。其第一条所述各款如下：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1)
（二）给中国以充足和不受妨碍的机会来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和安定的政府；
（三）各签字国利用他们的势力来建立和维持在中国领土上各国工商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不得利用中国情况乘机获取有害于友邦公民利益之特权，不得鼓动不利于各该友邦安全之活动。
由此看来，门户开放主义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原则。诸如尊重中国主权的完整和给予充分发展一个有效和安定政府的机会等，就可以说明其政治的含义。而且工商机会也是依靠中国政治安定、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而实施的。
于是远东国际秩序自然而然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不但国联，而且一切理想主义的条约也均支持该一新秩序。也就是为了这个新秩序，才使中国在本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得以免受侵略，使中国得以渐次发展一个有效与安定政府，特别是两次革命（1911～12；1926～27）的成功。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她具有发展和维持一个现代化政府的能力。全国也逐渐统一团结。
可是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之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于是决定在中国获得安定和强盛之前要粉碎国家主义的中国。所以八年前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里，沈阳的日军制造“沈阳事件”，几个月后日军占领了满洲三省的大部分土地。
可是日军侵占中国领土，免不了同时毁坏了远东和世界的新秩序，因为按照新秩序的原则，各国应尊重和保证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曾向国联与《九国公约》签字国家申诉。可是当时全世界都没准备制裁侵略以维护世界新秩序。国联仅发表声明和建议，而该声明等于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而其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建议也未为日本接受。
日本脱离国联时候，有位德国部长在日内瓦向日本代表说：“我们认为贵国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感谢贵国所创立的先例。”所以其他侵略的国家在东非与欧洲步日本的后尘，并都在侵略上获得成功。
这个花费了八百五十万条生命、两千亿元才建立起来，使战后的世界享受十多年的世界秩序渐次破坏，并在两个月前爆发的欧洲战争时完全瓦解。事实上世界新秩序在最初日本侵略满洲时未能支持其本身的原则就注定崩溃的命运。这就是中日战争基本的关键。日本极不愿见中国兴盛起来。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破坏了世界新秩序，并建立了“东亚新秩序”，这种新秩序，阿本德（Hallett Abend）适当地称为“东亚新混乱”。
日本在中国挑起战争先后八年之久，最近公开和继续下去的战争也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久。中国抗战决心的坚定是不需要我向列位同情和开明的人赘述的。这次战争非到中国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是不会终止的。
我也不需要向列位赘述敌人泥足愈陷愈深，急想结束他们所谓“中国事件”，因为即使没有前线的接触，日军每日都要损失一千人，而其黄金储存量两年来也大为耗损。
在欧洲战争进行的这个时候，很多美国朋友认为远东和平可以很快就结束了。李普曼说“半个世界迈向和平”。《亚洲杂志》编辑华尔许（Richard J．Walsh）写着说“和平必定始于东方”。
但是我希望向这些朋友说，我看不出有早获和平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们的侵略还没有悔意，因为到现在日本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力量可使这些军国主义者恢复理智，和逼他们接受公平和持久的和平。
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必须要符合下列基本的条件：
（一）必须符合中国人民所要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
（二）结果不得使利用暴力公开违反国际法和条约义务者获取领土和经济的利益。
（三）必须恢复和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使公平和有秩序的国际关系得以伸张并使类似的侵略战争不再发生。
我重述一次：这样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目前尚未露出曙光，所以我的人民还会照样坚定作战下去，一直战到上述的和平能够达成为止。
国际大家庭
今日为第廿一届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对于一切爱好和平和国际秩序的人士，今日将必是一个伤心的节日。东亚大战已进行了廿八个月，欧洲渐发展为重大的战争迄今也已有七十天了，而战后秩序的伟大象征国联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效用。
为过去的失败与错误而哀悼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但是从过去的失败获得教训，倒是十分有用的。这个教训当有可利于梦想和创造未来的人。
两周以前英驻美大使洛辛侯爵说，“和平可由裁军获得，但大规模裁军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法律，特别是要对付国际的匪徒。”
洛辛爵士由最近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历史获得最重大的教训。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一个无法强制执行和平的国际组织是虚渺和不切实际的。
我认为一些原则以便于实施这个基本观念是必要的。
第一，未来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各国确切的许诺，而不是在虚渺的抽象观念上。例如一九三九年英法对波兰、罗马尼亚与希腊的保证就是确切的许诺。而巴黎的《凯洛格—勃莱思公约》即是虚渺的抽象观念。列登伯爵曾说过：“一个国家的许诺越大越确切，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可是广义的说却是实在的。他引述门罗主义就是一个确切许诺的例子。
第二，古老的各国间形式上平等的观念必须辅以分等级负责任的原则，即按照各国能力、兵力、地理或战略地位分等级负担责任是荒谬的。
第三，由分担责任观念可推广至地区领导与合作的原则。国联致命的错误所在就是它不能有效的执行职责，甚至把它的范围缩小为欧洲国联却无法执行职责。一碰到某地区发生重大的冲突，国联就感到缺乏一个地区组织来有效执行其职责。我所建议的地区领导与合作可由美国在西半球所执行的历史任务作为例证。未来的联合国应当是欧洲联盟、美洲会议、英国国协、太平洋会议、西部与西南亚各国会议等等的地区组织的超级联盟。
一个有确切约束和作为的各国和各国际集团分担职责的地区联盟与联合体的联合国，是我所要向一切梦想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好的世界秩序的人提出与希望他们予以慎重考虑的。
伟大的同情心
我们今晚在此聚会，不是纪念中国的抗战，而是表现美国人士助华的一种纯粹高尚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早已在援华机关团体工作上表现出来了。医药助华会暨赈华会，今晚所开的大会，是美国人士助华热烈同情的继续表现。贵会等过去努力热心，奔走呼号，劝募巨款，购办药品和运输用具，不仅加惠难民，而且间接增加中国抗战力量。这是中国政府人民和我个人所万分感激的。
三年前，我从纽约旅行到了西部，路过加拿大，沿途经过不少地方，使我发生了不少感想，加拿大和美国人民，对中国难民是有真正同情心的。让我来说点事实做证明。有一天，我在华盛顿省司卜更城一个饭店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穿白色制服的茶房来到我面前，给我三块美金，笑脸说道：“大使先生，这是我一点小小贡献，请你收下，代我救济中国难民吧！”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一月前，我的邻居巴美莉太太送一封信来，里面附了两张支票，共美金一千元：一张是给美国医药助学会，一张是给蒋夫人的，请他们代为救济中国难民。两天之后，我把“希望之书”送去请她签名，不幸当晚她竟与世长辞！那知道她的签字，就是她的遗笔呢！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晚近成了一种风尚，一部分人好以经济的动力和经济动机解释历史。譬如美国参加第一次欧战，据这一派的解释，完全是因为美国经济财政的原因和动机。跟着这种思想和解释，就产生了许多新立法，禁止任何交战国家（除了南美洲以外）获得美国财政上的协助。他们以为从此美国就可不再卷入外国战争了。
诸位，这种似是而非的经济派的历史家，忘记了各人方寸中尚有一个“同情心”。政府可以立法禁止财政上的帮助，但是政府无从立法消灭多种因素所产的同情心！
几个星期以前，纽约泰晤士报记载有六千美国男女，贫富贵贱皆有，捐了三千瓶人血，作为注射英国受伤兵民之用。该报又说：在这六千人之中，女子多于男子，有的已在五十岁开外。这种举动，如何能拿经济的动机去解释呢！我们很明白这完全是一种同情心的驱使。
在我一次旅行中，有一位年青记者问我：“在你旅行全美中，发现了什么？”我说我所发现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这位记者说：“胡博士，这种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处？”我回答他：“青年！不要轻视同情心。”诸位，我深信：当你打仗的时候，有人给你深切热烈的同情或遭有真正文化的国家的指责，这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让我现在告诉你：中国打仗的精神所以如是的好，是靠你们同情心驱使所表现的各种援助。正是因为你们同情心的援助，减少了我们伤兵病民的痛苦，使老百姓没有受饥饿和无房屋居住之苦，同时他们精神上也得了无限的安慰。将来驱逐敌人和获得我们自由和独立，还要靠你们同情心的帮助呢！
诸位中国的朋友，我敢说：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心全力的抗战，是值得你们的同情的。抗战至今，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我们抗战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也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打倒民主自由公道正义的整个仇敌。假使日本不是受我国的牵制，欧洲战情不知已坏到什么地步了。
刚刚一年前，我在中美协进社谈话，当时我说中日战争不会在短时期解决；因为日本军阀不会觉悟，不能明了世界舆论，不会放弃野心而走上和平大道。我曾告诉你们：我国全体抗战是有决心的，不达最后目的不止。
一年过去了，现在我再向你们重行说一遍：中国抗战不达目的不止，也许还要许多个月能成功，也许还要几年才能达到目的。中国决不能停止抗战，因为下列三个理由：
一、现在放弃自由独立的机会，中国将永无希望，现在欧洲的情形，便是我们的前鉴。
二、与野蛮的侵略国家谈不到和平，因为他们说话不可靠；明兴会议是我们从旁所得的教训。
三、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
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中国不能停止抗战。中国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中国目前的情势
一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今已进行八年多的时间。就是当前这次大规模继续不断的战争阶段也已进行了二十九个月。
四周以前，蒋介石委员长于十一月十二日在检讨两年来的战争时说，日本在战争进行下去时是愈来愈弱，而中国抗战的力量却愈来愈强。他是否过分乐观，或者不切实际吗？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抗战力量的日益增加。蒋委员长说中国今日的抗战力量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一倍。这由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对大阪商界领袖在几天前的演说获得证实。他说中国在战场上的军队有二百万人，而解决“中国事件”尚须五至十年之久。
中国的力量在于庞大的空间和人力，以日本的七千万却想要征服中国的四亿五千万。战线绵亘自长城至西江长达两千哩。据保守的中立观察家估计说，即使不发生大会战，日军在各战场每天损失计为八百至一千人之谱。等于一年损失三十至三十六万人！
最近八个月来我们的军队，不管是正规作战或是游击战，都有良好的表现。晋南鄂北我军给侵略者一个严重的打击。十月初我军在湘北和赣北打了几次胜仗，击败敌人攻占长沙的企图。日军死亡三万人之多，而后来日军大本营宣布长沙没有军事价值！
蒋委员长曾说过中国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并“集小胜为大胜”。诸位可由德军闪电席卷奥地利、捷克、阿尔巴尼亚，甚至波兰之战争了解“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意义。
我们确已损失大片重要的土地，可是我们争取到两年半的时间，如日首相所预言的战争尚须延续五年至十年之久。时间有利我们，战争愈久，我们的力量愈加强。日本，相反的，战争愈拉长，他们的力量愈加削弱。
二
我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也不强调日本表现在缺乏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八年战争使全国动荡不安，故未能产生全国领导力量的事。
我仅想以统计数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经济弱点，日本此次侵略加上满洲侵略所耗费的军费为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加起来的八倍。前者为一五二亿七千三百万日圆，后者仅十九亿二千万日圆。以一九三九年的国家预算等于是一九三一年的七倍。前者估计为九十四亿一千万日圆，后者为十四亿七千四百万日圆。为应付浩大战费，日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其纸币发行额如左（下）：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2)
一九三七年 三十三亿日圆
一九三八年 五十四亿日圆
一九三九年（估计）五十九亿二千四百四十六万九千日圆。
而这是远超过日本债券市场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经有三十一亿六千万日圆的新公债还留在各银行里，无法售出。
更有进者，日本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额远超过出口额。入超额须以黄金偿付。结果日本黄金储存量大为减少。其售美的黄金：
一九三七年 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七万美元
一九三八年 一亿六千八百七十四万美元
一九三九年（一至十月）一亿三千六百零一万八千美元
日本因为缺乏石油、铜、铁、铝、镍和橡胶，所以必须大量进口，因此入超与黄金储量的枯竭造成一个严重的情况，而战争的结束仍尚未在望。
这是日本一大悲剧。一个伟大的国家轻易的抛弃了六十年来光辉灿烂的成就来从事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点，那就是无法控制其军事机构，甚至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三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远东的情势。中国的抗战乃是抵抗侵略的作战。我们充分感觉到我们不但获得整个文明世界的同情，而且获得友邦给予我们物资与政治的援助。日本却相反的不但是孤立的，而且成为国际间众矢之的。最近连德国都不理日本，而日本仍厚颜无耻的想要联合苏俄来威胁民主国家。
我希望列位了解获得几乎全球的同情情况下作战和遭受整个文明国家谴责的情况下作战有多大的区别。在最近几个月来几乎全球都一致寄予同情，使我们士气大为提高，因而渡过了这段艰苦的时间。就是由于这个同情心使我们获得友人不少物资和政治的援助。
当然，中国有些乐观主义者曾对外援寄予奢望。他们对于两年来中国需独立作战而其友邦却未能挺身出来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这些了解国际情势的人，了解爱好和平国家厌恶战争的心理，绝不怀着从其友邦获得军事、财政或物资的援助的。
可是由于中国抗战立场的纯正而日本侵略意图之可憎，使各个友邦心甘情愿的尽量给予我们一切的援助。中国如果没有英、法、俄、美等国的援助，确实是不能在战争中有那么好的表现。
最靠近我们，最不怕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惮什么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二，半以贷款方式半以易货方式运来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并包括大量的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
苏俄给予我们的援助，不但是因为这是为了其国家本身的利益，而且也是因为苏俄近年来正非常热衷于国际理想主义，所以使他们同情中国的抗战。就我所知，苏俄此等援助并没附有任何条件的。
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大量的权益，时刻都面临着日本的威胁。从一九三五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在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十五个月来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中国武器弹药的大输运站。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属安南通广西的桂越铁路和英国帮助筑成滇缅路等，都是中国对外的交通要道，两条通海的后门道路。
假如有人说英法对中国的援助乃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为了急于防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而给予的，这种说话是不公平的。我愿意重复的说这个援助乃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深深的同情。目前这些民主国家正实际从事一个反抗侵略和逼害人民的战争。此时英法对我们的同情是更可以了解的。
美国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所期望向之获取精神、政治，与多数物资援助的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失望，如众所周知的，你们的财政部根据银元购物法案的规定购买了我们全国大量的银元，这件事对我们大有帮助。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于去年十二月给予中国贸易公司一笔美金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间接的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其他国家美金五千万元的贷款。美国这笔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援助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贷款时正当我们失去广州，士气低落之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美国给予中国以同样鼓励的作用。那一天美国通知日本废除一九一一年签定的商业与航运的条约。那时候正当英国在东京向日本让步之时，中国正在疑惑究竟会从那个让步受到多少损害与困难，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们疑惑的阴影烟消云散，民心大振。
四
《美日商约》是于七月廿六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当时欧洲局势突然大变。于八月廿三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公布。不久，德军侵入波兰，九月一日欧战爆发。至今战事已延续三个月之久。
欧战对中日战争，在过去，在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数周来，中国领袖们和人民均深深忧惧英法会被迫牺牲中国来向日本作重大让步的危险，恐怕英法会在日本刺刀威胁下关闭滇缅、桂越两条路线，恐怕苏俄会放弃对中国的援助。
可是情况之发展幸而并非是我们所忧惧的，德苏条约事前未通知日本，所以日本政府认为这项条约是背叛德日盟约的事。日本在愤激情绪下宣布德日反抗国际共产党条约无效。现在日本更为孤立，这种孤立的状况将延续一段时间。
日本在愤激与困惑中，至今还不敢向英法在东亚的殖民地进攻。最近英法稍为减削驻华北的军队，可能欧洲局势之突变会逼迫英法在亚洲大陆对日本作其他小让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为反抗征服世界的武力而战的民主国家确实不会背叛两年前至今一直为抵抗侵略而战的中国。如果他们背叛中国，他们对于他们作战与和平的目标尤无法自圆其说。
至于苏俄在远东会有何作为是谁都无法知道的。经过了大约四个月日苏在满蒙边界断断续续的战事后，日苏于九月十五日签定一项停战协定，十月三十一日苏俄总理莫洛托夫对最高苏维埃报告外交动态时，说苏日贸易谈判是可能的，而苏俄将欢迎日本此种试探。可是几天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表一项宣言，呼吁全球工农群众起来支持中国对日本的英勇抗战。至今尚未有迹象可资说明苏俄已经或者将会放弃援华的政策。
简而言之，日俄关系开始好转，日本正作试探谈判贸易的前奏。但是苏俄仍继续援助中国抵抗侵略。
不管欧战对中日战争有何影响，不管远东的国际阵容有何改变，中国还是会坚定的作战下去的，再作战好几个月，或者好多年，一直到敌人为经济衰竭所困，为军事深陷泥泞无法自拔而愿意接受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列位当还记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休战时，德军还占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很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国是被打败了。
假如爱好和平而目前正供应日本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物资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对日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的崩溃下来的。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境中，只要用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是非常有效的。
在结论中，我免不了再一次的引述蒋委员长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演词。他说：“欧战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廿五个月后发生是一件幸运的事。”“日本今日无疑的想从欧战乘机混水摸鱼。可是日本陷在中国泥淖中无法自拔，因此大大的削弱了其用侵略武力威胁世界的力量。”
由这方面看来，中国在这三十个月来，可以说是为文明和爱好和平的世界作战。这是中国抗战更大的历史意义。
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
我们自然都很关心将来，很关心此次战争的结果及战后的和平。我们相信在对抗共同敌人的共同战争里，同盟国将获全胜。
我们作战的目标，同盟国伟大的领袖们已说得清清楚楚了。
我想把《大西洋宪章》的八条原则总括讲一讲，罗斯福总统曾说《大西洋宪章》非特适用于大西洋沿岸各国，而且适用于全世界。这八条原则的大意是：（一）不得有领土或其他的扩张，（二）不得有与当地有关人民自由意志相反的领土变迁，（三）各民族对其政府之形式有自决之权，以前被人用武力剥夺自主权之民族亦应予以恢复，（四）各国贸易平等，繁荣经济所需之原料，各国平均分配，（五）经济方面各国合作，以改良劳工生活及建立社会安全，（六）建立和平，俾各国在其国土内得安居乐业，各地人民皆可自由生活不感恐怖及缺乏，（七）海洋自由，（八）各国放弃运用武力，在广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以前，凡侵略或可能侵略别国之国家皆解除武装。
这个联合宣言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订，表示二十六国都愿全力实现共同的高尚目标和原则。这是贵国敝国以及在这次共同战争中我们所有盟国大家都接受的目标。
战后和平及新的世界秩序，究竟如何实现，系于各国领袖的识见、智力和努力，也系于各国人民给予其领袖的支持与拥护。所以未来的情形如何，全视世界上各国人民之努力而定。
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想把第一次大战的历史教训，来说明将来和平和我们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要研究一下威尔逊和平计划失败的原因，就可想到罗斯福邱吉尔世界和平计划的成功很有可能。
我想学历史的人都同意威尔逊计划的失败是由于几个基本的历史原因，幸而这几个因素现在都不存在了，即令存在，力量也大大减少了。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德国作战的盟国之中，有日本及意大利，这个同盟不能使威尔逊的理想有所收获，在此次战争中，国际间的同盟分得清楚而合理。大体讲来，同盟国家虽则民主发展的程度各有不同，都是和平与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有的侵略国家也全都联结在一个理想之下。第二、这次的战争开始时，就清清楚楚的有一种对抗强暴侵略为国家自由而战的普遍性，而且在同盟国间，没存什么扩张领土的企图。第三、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对于威尔逊的原则没有了解与接受的准备，一九一八年的休战早得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是最智慧的人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以后的庞大工作。
一九一八年，许多国家——中立国，盟国及与国——还没有严重的遭受战争的恶果。那时还没有无线电，飞机只是一种奇怪而不十分有效的武器。海洋间庞大的距离给几个大洲一个有力的保障。许多人仍以为无论战争怎样扩大，总可以不卷入漩涡，还以为中立和孤立是可能的。
比起上次对威尔逊计划心理上精神上没有准备接受的情形，现在我们对未来可以抱更大的信心和乐观。许多非难威尔逊计划和政策的人，也给这次的战争震惊了，他们对理想的原则已比较谅解，比较赞同了。
而且时代也已改变，实际上欧洲或其他地方已没有中立国，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已无情的给侵略者所蹂躏。最大的海洋，也不能保障以前的孤立国家。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也受人攻击，而且遭受历史上未有的打击，这种情形带来了对世事更现实的新看法，凡事要从痛苦的经验才能学习聪明，世界上事物大都如此。
关于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曾经特意提出，他说：“我们决不可忘记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这是我们对死者的责任，也是对他们及我们的孩子们的神圣责任。我们所学到的是：在恶棍主义原则统治下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个人，决没有所谓安全。对于那些暗中偷袭，不通知就攻击的强暴敌人，就无所谓坚固的国防。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和人家划分得很清楚的半球，也不能免于受人的袭击，我们不能把地图上的距离来衡量安全。”
洞悉了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后，我们就相信实在需要建立和平，建立各国在其国土内安居乐业的和平。这种心理变化，也许会随战事的进展而增加，而且也许可以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谋和平的政治家扫除障碍。
这几点历史的教训，使我对《大西洋宪章》上所规定的未来和平计划更抱有实现可能的希望。但是工作是庞大的，还有许多工作要靠大家去完成，造成完全了解世界祸害的空气，以及提出拯救的办法。
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
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在十多年前。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晚，日军突然攻击中国的沈阳城，并加以占领。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在中国很多地方一直断断续续的进行其侵略战争。但大规模的战争却是在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爆发的。
因此中国为本身的自由和独立作战断断续续的进行了十多年，但是在最近五十五个月里才是全面的和不断的进行着。
或许你们会问我说，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办法对一个强敌抵抗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呢？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有四年半之久，大家认为是一个现代的奇迹，我将利用分配给我的这段时间内向列位解释促成这个奇迹的因素。
简单的说，支持中国抗战力量的有五个主要的因素：
一、空间。
二、数量。
三、历史性的关系。
四、内部的重建。
五、外援。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3)
第一是空间，中国承袭了一大片可以行动自如的空间。经过十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特别是经过了四年大规模战争之后，我们的敌人只可称是占领了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蒋委员长曾告诉世界人士说，中国抗日的战略原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中国之所以能够使日本侵略者陷于泥淖中而获得四年的时间最重要的因素是空间。这个空间的因素可以由希特勒在几个月内闪电的占领十多个欧洲国家的事实得到充分的了解。那些西欧、北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之所以会一个一个的陷入敌手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足够的空间来换取时间。最近苏俄能够成功的抵抗德军装甲师团的猛攻，重新又给我们一次证明，抵拒闪电战术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时间，而时间只能用大片的空间和众多的人力来换取到。
第二个因素是数量。那就是庞大数目的人口为供应作战人力真正的和潜在的来源。这几年来，中国在面对着拥有优秀机械化部队的敌人时曾受到了军事上很大的挫折，但是由于我们数量上的优越，使敌人永远没有办法包围或捕取到中国任何大军团。而我们能够利用所争取到的时间来训练愈来愈多的师团与军官，所以日军高级指挥部人员才会说蒋委员长至少还有三百万经过训练的军队在他的麾下。这就是说，甚至敌人都承认现在中国军队的数量是比四年前战争爆发时还要大，而且这个数量还没包括大量的游击队在内呢。我们充满信心的相信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本绝对无法征服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历史性的全国的团结。你们常听到人家说中国是因为日本侵略和这些年来的战争才团结起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实的。这样一个奇迹是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来促其实现的。我们可以坚决的说，中国全国团结是二十一个世纪的努力所达成的。中国在公元前二零零年团结成为一个帝国，在最近二十一个世纪半的时间中有几个短时期的分裂局面，和遭受外来的侵略。但是大体上说起来，中国曾在一个帝国，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法律制度，同用一种文字，同一个教育形式，和同一个历史文化之下继续不断的生存二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这个团结着的国民生活之延续是任何其他种族、国家、或洲陆所无可与之比拟的。外国观察家写的往往是关于中华民国建立后的二十年，而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的内部虽然有政治纠纷，但其背后仍有国家团结基本的感情，更不能了解此种团结的一贯性，现在把全国连起来的就是这种长久历史性的团结感，一个力量激动起人民为抵抗侵略拯救国家而英勇的作战下去，在他们逆境与苦难中安慰他们，使千千万万人有耐性的忍受着非常大的屈辱与痛苦，使他们相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他们具有长久历史的祖国的，使他们永远不灰心气馁的，正就是这个历史性的团结感。
第四个因素是整整十年内部重新建设而培养成的支持力。当日本人于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动侵略战争而侵入满洲时，中国毫无准备的面对强敌，而这个强敌恰巧是世界第一等军事与海军的强国。我们的领袖们完全预料到大规模的战争一开始，中国就必定会失去华东与东南海岸全部的现代城市，可能也会失去长江下游的城市，并且会毫无防御的受敌人强大的海军严密的封锁。所以在那些表面上看来是在姑息敌人的几年中，我们领袖们不但训练和装备军队和尽量使他们现代化，而且也采取重要步骤，藉以在广大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策划一个长期经济和工业的建设，当时他们就预料到即将来临的战争和海军的封锁。
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造铁路和公路以连系中国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在最近十年中建造了一个广大的汽车公路网，其中包括通往俄国横贯大陆公路和通缅甸的滇缅路。最近《纽约时报》的窦定（F.Tillman Durdin）从缅甸寄来的报告说到滇缅路工程的奇妙。我从他的电文引述几句话给列位对于中国在内地交通方面的成就有个了解，窦定先生说：“没人真正描写过滇缅路。这条几乎全用人手造成的路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而且毫无怀疑的是现代最伟大公路建设的奇迹。这公路在似乎无法可通过的一万八千尺的山岭上，蜿蜒通过三千尺深的峡谷。有些部分是从山边凿刻出一条路出来，下面是好几千尺深的山谷。南部通过的是世界上疟疾肆虐最厉害的地区。”
在内地建造现代工厂的步骤也是同样重要的。就在战争爆发前后不久，政府断然采取步骤拆掉四百多座工厂，并把各工厂的机器和设备迁移到内地，其中包括机械工厂、金属物品制造厂、化学工厂、纱厂、面粉厂与造纸厂。政府协助搬运机器的重量总共是七万多吨。此外，熔炉炼铁炼钢炉以及其他钢铁工业所必需的有关物资也运往内地。为了应付在内地计划工业的需要，政府也把开矿设备包括起重机、抽水机，以及其他机器从河南大矿区运到西南各省，以便能有转为现代化的设备开采煤矿。从矿区运往内地的这些物品以及运往内地的熔炼金属的火炉，大约总是五万吨。政府除了搬运工厂外，也设立了几个新工厂，包括电解铜厂、电器设备工厂和机械工厂等，这些新工厂的设备重量总共是一万多吨。
迁往并运往内地的三种机器重量共是十三万吨。这个重量对于有机器思想的美国人是不足轻重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这十三万吨的机器是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所搬运的，——多数是背负在人的肩背上搬运的。
搬运这些工厂在一个前此都不曾有过工业的内地设厂，然后开工生产；一共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这些工厂分布在广大的内陆，有些工厂已经遭受轰炸，但是多数都完整无损。也就是有了像奇迹一样的搬运了那些工厂才能制造出用以抵抗日军的武器，供应我们浩大战争机构物质的需要，开采新旧矿区的矿藏，和生产化学物品、纺织品、面粉、纸张，以应自由中国人民的需要。
建立庞大的交通与运输系统与促进内地各省工业化的这些措施，构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的第四个因素——大西南北区的重建。
最后，但是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几年中作战是因为我们能获得外国朋友们给了我们重大的援助，这句话并不是夸大其辞。这几年中我们不断的得到了苏俄、英国、美国和崩溃前的法国用种种方式给我们的援助。这些援助有各种形式，有时候是医药器材和难民救济的自动贡献，有时候是政府或商业贷款，有时候是贸易方式售卖军事物资的办法，有时候是政府对我们货币的支持，有时候是维持我们对外交通和运输进出口物资的空中与商业通道，以及有时候是采取对我们敌人物资禁运的方式。
所有这些援助的方式对于我们作战的力量都是同样重要的。举个例来说，英美一齐帮助安定中国货币安定价值和他们直接给我们物资的援助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朋友在我们海路通道全给切断的三年中，努力维持我们对外界的运输与交通线是特别重要的事，经过苏俄横贯洲陆的通道一直维持到今日，均畅行无阻。在战争早期，香港是运输我们作战物资进来最重要的港口，一直到最近，香港几乎是我们空运的唯一港口，一直到法国崩溃时为止，法属安南的海防港至中国云南省是中国最重要的后门。在最近几个星期，全世界正以最大的兴趣和关怀注视缅甸战场，他们充分了解滇缅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条路是中国通往海口并从外国输入作战物资唯一留存的后门。
至于经济与物资的援助来说，美国根据其援助抵抗侵略国家的政策所给予的援助不但始终一贯的，而且是十分慷慨的。美国政府从一九三八年至最近给予的五千万美元之钜的借款之前，一共借给中国一亿七千万美元。并且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在最近十个月间给予了中国很多的物资援助。
但是援助中国抑制我们的敌人最重要而且最有效的步骤，乃是美国政府对日本有效的经济禁运，而且在去年七月初大英帝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也起而支持这个禁运政策。那时美、英、荷下令把其境内的日本资产冻结，把各级汽油置于禁运之下，实际上各该国与日本的商业与运输的交往已呈完全停顿的状态。
抵抗日本侵略最有效的经济禁运全面施行的时间，仅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去年十二月间对英美在太平洋前哨地带发动诡诈突袭之前四个半月的时间。这些野蛮的突袭以另一种意义来说，乃是侵略者对于这种经济武器的效力致最高的敬意。我相信这个经济因素在最后打破欧亚国际匪徒的主力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很大的效果。
所有这些对中国援助的方式是“实际战争之外”的措施。但是去年十二月七日——“一个永久是个耻辱的日子”——国际情况突然改变。在珍珠港，在韦克岛，在中途岛，在关岛，和在岷里拉所发生的事，使整个美国，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所有中南美共和国，均感惊讶震撼。结果，不但ABCD（美英中荷）联合阵线技术上以及心理上与精神上均成为事实，而且有二十六个国家真正的形成为联盟的“同盟国”，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保证利用他们全部的军事与经济力量来对抗三个轴心条约国，并且宣言不和敌人个别媾和或停战。
中国单独作战了四年半之后，就这样的突然发现自己正和二十五个新盟邦并肩作战，其中包括世界三大强国。
国际情势的突变已经使得我的人们在精神上与士气上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中国军队最近在长沙和鄂北战场的大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证明国际新联合体对于自由中国作战力量所引起的影响。
上述的就是形成中国作战力量的五个主要的因素。我们还有很广大的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力，我们国家团结的历史意义，受到了火和血的新洗礼之后，比从前愈益坚固，不可动摇。我们内部的经济与工业重建工作，每个月都显露出更多更好的效果。更有进者，中国抗战的第五十四个月的第一天，整个国际情势突然变成对中国有利，对我们的敌人不利；中国不再是单独作战，而是“拥有六大洲绝大多数人口”的二十六个国家“军事与经济的全部力量”的支持。
离开费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历史性的福奇谷村庄。这个村庄是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七八年华盛顿军队驻扎的冬营所在地。
你们最有科学脑筋的历史家菲斯克（John Fiske）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谷村所遭受的可怕煎熬与痛苦，引起历史家的同情和钦佩。当这些可怜的士兵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步行到他们冬营时，他们所踏过的雪路上斑斑的染上他们生冻疮的赤脚流出来的血……在二十三日华盛顿告诉国会说，他的营中有二八九八人‘不适于服役，因为他们赤脚而且衣不蔽体’。冻饿使患病者日益增多；而在拥挤的医院里，有些人因为缺少稻草铺在他们所躺的冰冷土地上而活活冻死。他们所受的痛苦非常大，所以万一敌人攻击，简直就难以召集两千人可以拿起枪杆的。”那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谷村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的祖先怎么能脱离福奇谷村的苦海而渐渐步上约克镇的最后胜利呢？究竟从一七七七年冬天到一七八一年十月约克镇胜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有的历史家都同意引致独立战争最后胜利的是两个因素。第一，革命军虽然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仍然继续作战；第二，同时国际情势的变化大有利于美利坚共和国。那就是法国不但给予美国很大的财政援助，而且派来了一个庞大装备优良的远征军，包括陆军与舰队，以协助华盛顿对英国作战。事实上，那时候整个情势对英国不利。在一七八零年，即英国在约克镇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作战。就是因为这个不利的国际情势，才使英国无法增援在美国作战的军队，而给相当小的华盛顿部队以有效的打击。
这两个因素是同样重要的。假如革命军在一七七七年放弃作战，或者在一七七八年接受和谈的建议，这个国际情势有利的转变就不会对美国争取独立的目标有何帮助，而也可能今日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
我的同胞的脑中决不会忘记这个历史类似的事件。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纽约城，我提到过福奇谷到约克镇的事，下结论说：“这个历史类似事件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的。”
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两年两个月之后欧洲大战爆发。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施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
现在情势转变了，但是最后胜利尚未在望。你们的国家，我的国家，以及所有我们的盟邦面对着一个长久和艰难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要以结交了新伙伴所鼓舞起的新勇气和新力量继续不断作战。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毫无疑惑的是“联合国”的胜利。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4)
我将把我同胞想告诉列位的话作为结论。这些话以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九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最可以表达的。他说：“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贡献于和你们并肩作战的共同战场上，直到太平洋和整个世界免于受残暴的力量和背信者之害的时候为止。”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一
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与西方文明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也就是自由对压迫、和平对武力征服的斗争。
今天，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与和平对压迫与侵略的斗争。
西方问题的焦点，在于纳粹的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而太平洋区域的问题，在于中、日间的冲突。两方面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为求彻底了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本质，我们必须就中、日历史事实，作一对照性的分析。
（一）中国在两千一百年前，即已废弃封建制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当时的日本，尚在军国封建（幕府）制度的巅峰时期。自那时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袭，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派瑞（Commodore Perry）迫其开放门户，始告终止。
（二）两千一百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几乎没有阶级的社会组织。政府官吏的产生，都是经由科举考试的竞争选拔出来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来，都是武人政治。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许他人问鼎的。
（三）中国在权威鼎盛时期，也从不鼓励武力侵略，而一向厌弃战争，谴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行为。相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袭而来的国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陆作领土的扩张，和妄图征服世界。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对照，在中、日两国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民族的国民性和社会体制，也就在这些史实的推演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日本成为一个极权黩武的民族的原因。
二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以便了解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
远在纪元前二二一年，中国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统一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诸侯割据时代，称为春秋、战国。在这个时期中（尤以纪元前600～200年间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发展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大放异彩，与西方古希腊思想、文明的兴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三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零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零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5)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一五九二年五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一五九四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三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四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纪念“五四”
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
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觉十分高兴。
今天是“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的纪念。二十三年前，巴黎和平会议不顾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意志，向日本作绝大的屈伏，把山东问题交给日本支配。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开抗议的大会，作示威的游行。这一群学生整队走到东城赵家楼要见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曹汝霖关了大门，不肯见他们。他们打进门去，找不到曹汝霖，打伤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发动在北京，引起了全国的响应。全国学生罢课，全国的商人罢市，全国的公共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政府，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不准他们接受巴黎和约。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组织了监察队，把中国代表的住宅包围起来，整日整夜的监视着他们，不准他们出席去签字。
巴黎和约中国没有签字，留下了法律的根据，作为后来华盛顿会议和平解决山东问题的地步。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在中日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第廿三年，是我们对日本抗战的第五十八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吃紧关头。我们在这个日子纪念“五四”，当然不是要回想过去，是要借过去来比较现在，使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了解将来。
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一次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如何，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
第一，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告诉你们，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眼前的吃亏，败挫都只是暂时的，都不必忧虑。我在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的努力作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工业在短时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飞机，坦克车，军火的生产量现在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的发展。美国今年可以造成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以造成一千万吨的船。我昨天刚从Rocky Mountains飞回来，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美国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的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无可疑的。
第二，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毫不迟疑的说，我们必定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次大战的敌人和朋友，分的最清楚，和上次大战有根本的不同。一来是日本成了同盟国的公敌；二来是我们中国这五年来是一个主要的作战国家；三来是我们二十六个同盟国家从没有订立什么出卖别国主权利益的秘密条约；四来是我们的同盟国曾宣布接受罗斯福大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八条《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以后的世界和平总可以用这八条原则做蓝本。有了这四点大不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期望，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不但完全做到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并且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公道的，繁荣的，快乐的世界。
最后，第三，我们国家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经过这多年的抗战，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后我们的责任也就更重大了。
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所以罗斯福大总统四月廿八夜的广播词里曾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侵略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我们古代哲人本来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拿出这种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抗战五周年纪念广播词
照一般人的计算，今天是中国抗战五周年的纪念。其实从“九一八”到今天，快满十一个整年了。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军队有过上海的抗战，长城的抗战，绥远的抗战。所以今天的纪念，是纪念我们五整年的全面抗战，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的国难，也就是纪念我们十一年多的抗战。
今天我只想简单的对全国同胞说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的长期抗战，是现代民族起来抵抗侵略最早，又最长久的一段光荣历史。
第二，我们这十年的努力，五年的苦斗，在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我们的抗战事业，不但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还可以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第一，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国，是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开始；我们中国民族抵抗日本，苦战前后十年，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我们有两千年爱和平的习惯，我们又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新式的武器，我们当然没有抵抗一个头等海陆军强国的力量。所以从“九一八”到“七七”，我们足足忍了六年。我们的忍耐，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的忍耐。我们的抗战，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再忍时候的抗战。我们早知道，抗战开始以后，我们沿海沿江一带几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必须要受绝大的损失，绝大的牺牲的。我们早知道，那时候的国际局势是决不会有别的国家出来帮助我们打仗的。我们也早知道，我们的抗战，必定是很长期的苦战，也许是五年，十年的苦战。——这种种的困难，这种种的牺牲，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人民，都早知道，都早细细的想过。所以我们的抗战不是一时血气的打仗，是睁开了眼睛，忍了五六年才决定吃大苦，作绝大牺牲的长期抗战。我们的五年大战是目标最纯粹，旗帜最显明为国家争生命，为民族争人格的抵抗侵略的战争。
我们在这个大纪念日子，可以大胆的告诉全世界：“在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战争里，我们是第一个国家拿起枪杆子来，我们也必定是最后一个国家放下枪杆子去！”
第二，我们这十一年国难，五年全面战争的绝大努力，绝大牺牲，都不是白白的费掉了的，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很重要的成功。
在国内方面，我们的最大成绩是国家政治力量的巩固。这是我们的敌人万万梦想不到的。十年之前，在“九一八”之后，我们的敌人向世界宣传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民只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力的。可是奇怪得很，敌人越打进来，这一大盘散沙团结的也越坚固，散沙好像变成了“水门汀”了，好像变成“钢骨水泥”了！十年的苦战，军事的失败，大块土地的沦陷，经济的大困难，都不曾摇动我们国家的统一，都只促进了，加强了，我们政治的团结，建设的努力，作战的勇气。这是我们在国内方面的最大成绩。
在国际的方面，我们的长期抗战觉醒了许多民族的和平迷梦，并且给了他们十年多的时间可以作一点抵抗侵略的准备。到了前年去年那几个强盗国家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全世界爱和平爱自由的民族更感觉到中国民族这许多年来竭力支撑东亚大战场真是绝大的功劳。我们抗战越长久，我们在国际上的重要也更明显。在前年法国倒塌下来之后，全世界只剩下英国和中国在欧亚大战场上苦斗了。在今天的世界大战里，事实上也只有华、苏、英、美四个大国在那儿苦战。我们国家的十年大努力、大牺牲，争到了这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的成绩。
第三，我们在这时候，必须要抱定信心，认清我们的抗战工作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必定可以做到世界新和平、新秩序的建立。
这几个月以来国内国外各大战场的消息都是很坏的，很可以叫人失望的。但是我们从大处看来，从世界战争的全部看来，这几个月的败挫，都不应该叫我们失望悲观。我们现在已不是单独作战了：我们现在有了二十七个同盟国，其中有三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强国，这三个大国英、美、苏俄和中国一样，平时都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等到他们“逼上梁山”，拿起枪杆来抵御强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都是不打到底不肯放手的。苏俄人民这一年的苦战，是全世界都惊叹佩服的。我们也决不可轻看那些生活程度高的英美国民的战斗能力！他们尝过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国家的幸福，所以他们的打仗真是为保护自由而战，为保卫文明而战，他们的精神和勇气是最可靠的。我们看英国空军（R.A.F.）的大成绩，就可以明白英美民族不是不能打仗的。
至于这三个国家的战时工业生产力量，这更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在这五六个月里，在美国东西南北，走了三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全国人民日夜努力生产，亲眼看见全国的平时工业在短时期里都改变了战时工业。现在飞机、坦克车、军火、船等等的生产量都赶过了最初的估计。
我们看了我们同盟国的生产力的可惊，战斗力的可靠，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说，这个抵抗侵略的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是必定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家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相信，我们得到了最后胜利之后，我们同盟国必定可以替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的，能持久的世界新秩序。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可以乐观的理由：一来呢，这二十八个同盟国里没有一个侵略国家。二来呢，我们这些同盟国一方面从没有订立什么分赃的秘密条约，一方面又都公开遵守《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的八条大原则。三来呢，这一次大战的痛苦是普遍全世界的，所以世界人的觉悟比从前任何时代都更彻底。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在政府、在民间的领袖发表的言论，大都赞成将来美国同我们同盟各国用联合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安全和平。这种大觉悟的表示，可以使我们格外相信，我们胜利之后，还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可以永久的世界新秩序。
这三层意见，我很诚恳的献给全国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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