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一改“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势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们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奇迹。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来，真正在那里救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民营经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温州人凭借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特别能创业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潮的经营方式，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这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由此，温州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但它背后所蕴藏着的酸甜苦辣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就不得不说“柳市八大王”：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全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机电大王郑元忠。他们八人当时也是富甲一方的私营大户，也是温州民营经济开山人物。
“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中也可窥见当年温州民营经济的风光和酸楚。
1969年，温州刚刚出现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温州辖区乐清市柳市镇的负责人石锦宽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独立经营，通用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通用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事实上，门市部与通用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
柳市通用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在“八大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柳市镇被当作全国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委工作组还进驻柳市镇，由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在这里打击了近三个月。一时间，工厂关门，商铺没收，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据统计，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电器业一落千丈。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可以作为一根棍子打人的。在这股“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歪风横行温州的时候，以经营低压电器为主“八大王”被冠以“投机倒把罪”，遭到逮捕，其中七个被判刑入狱，剩下一个逃跑未归。这人就是“螺丝大王”刘大源。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要大胆使用敢于探索、勇于改革的年轻人，提高干部的素质，迅速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好商品生产上来，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作为农村商品流通领域的供销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务实的温州市委政府开始重新审理“八大王”案卷，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如数归还。
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是同一个人，他叫袁芳烈。这位对温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市委书记20年后回忆说，当年，他带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念头批捕了“八大王”，后又在实践中发现这几人并不是犯罪而为其平反。后来他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专门到温州，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的“八大王”中，除“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去世外，其余全都健在。但与昔日相比，他们今天大多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人们终于明白，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既不是国有经济的相对减少，也不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是国有经济蜕化为形形色色的“官僚资本经济”。正是在相当多的国有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民营经济才应改革之呼唤而迅速崛起并有力地支撑着国民经济大厦。这个事实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当其时。只有这样看问题，才多少算是真正领会了邓小平“黑猫白猫”理论的精髓。
20多年来，民营经济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经济打上了腾飞的烙印。根据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3年底，我国私营企业达300万户，从业人员4088万人，注册资本为3．5万亿元，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32．3倍、24倍、415倍。
无情的事实终于证明，民营经济，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为长远的光辉未来，正是那些入了另册的人，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停息为了生存伺机而上的欲望。
历史不会忘记“八大王”，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这些曾经付出勤劳与智慧和先行者！
商经微言
无论是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歪风盛行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温州人的信仰始终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扔掉“铁饭碗”
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很多，举其要者，首推“观念创新，敢字当头”八个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打开，温州人就积极转变观念，不等不靠，迎难而上。他们克服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等、靠、要的旧思想，审时度势，创新思维，以敢字当头，他们敢于扔掉“铁饭碗”，赤条条下“海”，变压力为动力，解放自己，发展自己。他们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自断后路——扔掉“铁饭碗”，自信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能干出一点名堂。
当其他地方的人为挣得一个“铁饭碗”而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开始了放弃比较显眼的公职身份而去打工或者自己创业。早在1990年，时任温州市检察官的薛林华毅然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扔掉铁饭碗”的确有些可惜，但勤劳、开放的温州人却不这么认为。1980年底，服完4年兵役的薛林华回到温州老家。两年后，薛林华进了市检察院，成为检察官。这一干就是8年。薛林华在此期间，心底里想的却是“闯荡江湖”，体现自己的另一番价值。薛林华下海的第一站是深圳。他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广告业务员。可是，当过“官”的薛林华放不下自己的“官架子”，再加上虚荣心一直在作怪，两个月下来，没有做成一笔广告业务。
放不下“官架子”，薛林华离开广告公司后，花了5万元钱以承包一家贸易公司一个部门的形式“买”了个经理做。刚上任不久，也没有类似经验，他在做第一笔生意就被骗了30万元。薛林华承担不起损失，还是由贸易公司支付，直到几年后，薛林华才补缴上这笔昂贵的“学费”。贸易公司干了一年也没能继续下去。
离开贸易公司后，薛林华还在音像公司任过职，做过制片人，拍过电视剧，但还是没有继续下去。薛林华又去了一家房产公司，继续打工，做办事员。这期间，他学了大量的知识，与客户洽谈、起草协议、协调各方关系等等，也接触到很多海外投资商。这些为薛林华以后做房产投资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工作虽然充实，但月薪很低，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每个月还要依赖远在温州的母亲给他寄钱。他又辞职了。
尽管是两手空空，薛林华渴望有所作为的想法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思考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他不甘心30多岁的人，每个月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得依靠母亲的汇款过日子。公务员的生涯使薛林华养成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而且有相当敏锐的“政治嗅觉”。在房产公司打工时，小平同志“南巡”之前，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深圳这片投资发展的热土所具有的潜力。
1992年6月，薛林华收购了粤海集团下属太阳能开发公司80％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也从原始的100万元追加至1000万元。公司继续以太阳能开发为主营业务，薛林华接管后做了医院、仓储等太阳能取暖的几个大项目。
1994年，薛林华又回到深圳，开始“炒”起了楼盘。但这个生意投资大，风险也大，有赔有赚。做了几年后，已相当有经验的他成立了一个投资咨询公司。
面对今天的成功，薛林华很平静，也没有太多的感叹，仅仅觉得自己把握住了该把握住的机会。他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每个人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机会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把握”。
曾有这样一个笑话：一群天南海北的中国人聚在一起聊天，谈到月球，大家感兴趣的是月球上有什么好玩的，可一个温州人突然提问，月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笑话从荒诞的角度，表现了温州人的脑子里时刻想着做生意。
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思想的引导，温州人敢于扔掉铁饭碗去创业且创业成功，正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创业的目的其实很现实：就是赚钱！佳泰实业公司董事长李品华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
李品华原是温州市邮电局的职工，前些年，邮电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当时刚刚20出头，他就下海了，不辞千里，跑到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推销纺织品，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原始基础，他随后就想自己办一个纺织厂，把事业做大。听说九江盛产棉花，他就只身来到九江，办了个有几十名员工的网布厂。这个网布厂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创造了“小狼吃斑马”的奇迹，先后租赁和收购了鼎鼎有名的瑞昌麻纺厂和九江福利棉织厂，还在武汉办了一家纺织厂。现在他已成为拥有3家实体、1000多员工的佳泰实业公司董事长。
季中良的创业经历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在温州本土，他的名气并不算大，可是在大西北，他却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有中美合资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西服20多万套，销售额达几个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他还有一个甘肃省工商联执行委员的头衔。
在“下海”之前，季中良是温州市运输公司一名“铁饭碗”的正式职工。由于公司效益不好，职工收入很低。再加上妻子多病，孩子又小，季中良一家生活负担很重。“穷则思变”，那个时候，当他看到一些相熟的同乡当个体户发了财，生活渐渐步入小康，而他却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抬不起头。当初，他在扔掉“铁饭碗”的问题上也曾犹豫了好多天，他怕下岗回家碰到熟人，怕有人看到自己一身的寒酸样。但促使他作出最终“下海”的原因还是因为公司效益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算效益上去了，个人的收入也不足以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靠工资养活妻儿，这辈子恐怕终久是翻不了身的。结果富有远见的他就自动辞职走了人，成了中国最早的“下岗职工”。
此后的季中良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一开始他走街串巷地收啤酒瓶子，接着又在公园门口卖水仙花。1986年，他借了700块钱，跑到小商品市场摆摊子。这以后，他又东奔西走做起了服装购销。再以后，他办起了自己的纺织品公司。1992年，他承包经营与自己有几年业务往来的亏损企业——兰州国营三毛服装分厂，一年扭亏为盈。1993年，季中良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了西北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
季中良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强自立、含泪发愤的脱贫路、致富路。如果没有自强自立的勇气，也就没有扔掉欣饭碗，辞职下海这辉煌的、关键性的一跃，也就没有走出困境终成大业的今天。
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的经济。温州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温州人头脑中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即便被绝大多数人视作生命支柱的“铁饭碗”，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普通的饭碗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强烈的创业欲望，他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也完成了人生质的飞跃。
商经微言
温州人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扔掉“铁饭碗”，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
抢抓先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是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信息业极为便捷的今天，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在把握市场主动权方面占据了制高点，最终会成为市场逐鹿的佼佼者。商机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占先，想人之未想、做人之未做。那么问题在于商业活动中的先机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于不明朗的事物中发现它的方向，从陈旧的事物中拓展出新意，在别人未至的领域踏进第一只脚，这即是先机的大致要点。
国外一家战略规划研究所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统计数据是，在500个成熟的行业中，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9％，早期跟进的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1％，而其余平均占有率是15％。天下万物，道理一致，这数据也证实了中国的一句话：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庸才，第四个是蠢材。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饮食业商人纷纷涉足祖国大陆，京津两地是他们抢占的首要制高点。当时，大陆的快餐面业处于一种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产品质次、品低，缺少一种可以一呼百应的品牌。正当不少台商、港商跃跃欲试之时，台湾顶新集团一马当先，横冲直撞，先声夺人推出了康师傅快餐面，结果抢占了许多市场，其他欲涉足的商人只能摇头退去。而台湾地区饮食业的龙头老大不甘被抛于马后，想奋起直追，与康师傅平分天下。然而最终因后人一步，始终处于劣势。
无数的事实表明：从生产到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有效过程用去的时间不到实际花费时间的百分之五，其余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增值，这些无效时间正好为时间战略提供了挖潜的广阔空间。成功地抢先占领市场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具有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抗拒性，自然就能赚钱，这就是赚钱要抢先的理论基础。
要实施抢先战略，贵在“抢”字当头。因为“商机”是转瞬即逝的，不付诸行动地去抢，要么消失了，要么被别人抢走了，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然，谁都知道“抢先战略”势在必行，但一定要在“抢”字上下功夫，才能将商机变为财富。许多顾客到一家广州商店打听一种畅销商品，一位温州老板便亲自到北京进货，可到北京发现已有多家广州商店的老板也在进该畅销商品：老板于是当机立断，进一大批货并空运回广州。回家后，商品供不应求，一抢而空。其他商家姗姗来迟地销售时，发现商品居然卖不动了。
敢“抢”善“抢”是温州人做生意的一大风格。温州人抢占市场的速度实在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生产出产品，第三天就能收到订单赚钱。
每一个商务时代，都会锻造一大批富翁，他们都是在别人不明白的新事物中发现了机会，在别人不理解的最新经济发展的朦胧期中抢占了先机，在别人和社会不断批评自己的法律空白期中锻炼了自己，在新旧事物的交替过程中壮大了自己。抢先承包朝鲜百货商场的曾昌飚说：“抢占时间早了会成烈士，晚了又会被他人把该占的都占完。”
抢先一步，领先一路。说者容易做者难，抢先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正行动起来就需要勇气了。
20世纪80年代初，摆个地摊就能发财，可很多人不敢。90年代初，买支股票就能挣钱，可很多人不信。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商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而且商机又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但当机遇临门之时，是否能抓住，关键就取决于勇气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商人就是要有蜻蜓这种敢为人先的勇气。
如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作出应对，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因此，在这“快者为王”的时代，速度已成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法则。企业必须突出一个快字，努力迅速应对市场变化，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自称是温州鞋业的一匹“狼”的郑秀康，1985年的一天，他上午知道了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下午他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如今康奈品牌店已进入全球20多个国家，成为中国鞋业第一家在海外开设专卖店的企业。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为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众所周知，作为市场战略，时间对于资金、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创新观念等，更具有紧迫性和实效性。实践早已证明，在其它因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谁先抢占商机，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抢先的速度已成为竞争取胜的关键。闪电般的行动必然会战胜动作迟缓的对手，使“慢鱼”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败下阵来。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我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比敌人早到五分钟。打仗是这样，早到五分钟会抢占有利地形，从而获取全胜。商场如战场，经商中比别人早几天抓住商机，同样会成为赚钱的胜利者。步别人的后尘很难挣到大钱。想多赚少赔，就要提高赚钱的嗅觉，利用种种方法比别人早一点抓住商机，才会在激烈的商战中稳操胜券。
商经微言
市场风云瞬息万变，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作出应对，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
从“小”处入手
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这尤以乐清县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虹桥镇综合农贸市场、永嘉县的桥头镇钮扣市场、苍南县的宜山镇再生纺织品市场、全乡镇徽章市场、钱库镇综合商品市场、平阳县水头镇的兔毛市场、萧江镇的塑编市场、瑞安县仙降镇的塑革市场以及塘下、萃塍塑料袋和松紧带市场等最为典型，其中一些小商品还填补了全国商品市场的空白点。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市场还没有生产专用于便池除垢、水道通疏的化学剂“洁厕精”的企业。有一天，下岗后的王麟权在家弄堵了卫生间的便器，急乱中的他由此来了灵感，要替天下人解决便器清堵的难题，便一头扎进自己屋子里搞起了研究。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终于研制出了这种“洁厕精”。正因为“洁厕精”是一种小商品，生活中离不开，家家产户都需要它，所以它投入生产后马上供不应求。
的确，生意场上的事，看大未必大，似小也未必小。穷乡僻壤也能开出大市场，所以怕的不是“小”，而是不去找，不往“大”处做。
打火机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作为“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温州，有500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年产打火机6.4亿只，占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份额的70%。我们不要小看几毛钱就能买到的打火机，这小小的打火机每年能够为温州带来几十亿的元的产值。“虎”牌打火机就是这500多家企业中一个最有力的代表。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辞职下海的邮局小职员，后来用一个个“虎”牌打火机掏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进而垒起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固定资产5000万元，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
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温州人从不好高骛远，挑肥拣“大”，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小”做”大”。即使后来生意稳步走上正轨，即使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有了足够后劲，他们也会像创业初期那样不弃陋鄙，不计物小，踏踏实实、克勤克俭地经营。温州人纵使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从不轻视那些仍然在从事小本经营的人，甚至还虚心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小商品的行销和小摊位的经营，那些过往的经营不仅让他们赚得过成就大事业的原始资金，而且也让他们练就了一身经商的好功夫，正缘于此，而今他们的生意领域才越来越宽，规模才越来越大。
温州人从小处入手不仅局限在小商品的生产上，而且着眼于商品经销上。正由于经商是温州人的传统，几乎在很小的时候，温州商人方德华身上就表现出一些经商的才能一年方5岁时，他就对买卖东西表现出出奇的热情，对于他来说，世上最好玩的游戏不是摆弄玩具火车，也不是捉迷藏，而是“做买卖”：他经常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标上价码，向邻居家的孩子出售，有些东西的价格不好确定，他就凭想象来定价格。比如他6岁时弄到了一块奇石，竟然标价1万元。他的小姐姐当了真，问他一块石头怎会值这么多，方德华很认真地回答：“小东西也能卖大价钱，因为别人都没有。”
上中学后，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方德华对什么小商品都倒腾。其“客户对象”不仅有自己的同学，甚至还有自己的老师。到了专科学校后，他的生意更是不得了，他公开在校园里摆小摊卖书，卖文具，卖邮票，为同学联系家教，成了一名“生意精”。
1984年的一天，方德华所在的宿舍里一位同学不小心撞翻了热水瓶，瓶胆碎了。看着晶晶闪亮的细小玻璃片，他突然间发现了商机：暖水瓶被打破的事太常见了，几乎每个宿舍都发生过。然则由于校内校外没有一家专卖瓶胆的商店，要卖就卖整个的热水瓶，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热水瓶爆破了，只好无奈去买把新的，这样做既浪费了金钱，又浪费了资源。如果能弄来瓶胆卖给打翻热水瓶的同学们，肯定会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方德华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说干就干，他到附近一家商店订购了100个热水瓶胆带进校园，上完课就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也在宿舍里等“客户”上门，不到2天的时间就把100个瓶胆全卖光了。
在校三年，方德华可没闲着，他扩大了瓶胆推销范围，到大商店按期大量订购瓶胆，跑遍了全杭州大中专院校，每所学校都找在校生做瓶胆销售代理。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家教中心，贴出海报作宣传，以宿舍为办公地点，向校外请家教的人推荐家教老师，为同学们找份挣外快的工作。1986年方德华毕业时，他的存款已超过1万元，并且有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这样别的同学毕业时都在为自己的出路操心，方德华却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利用自己的资本从商下海，成了一名商人。
虽然由小做大，最终走向了成功，但方德华的经历在温州人中毕竟属于个例。而温州的小商品购销队伍却绝少科班出身，多数是由其他职业转化而来，其中有农民、工人、教师，有公务员，也有复员退伍军人和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云游四方，足迹遍及都市乡村，推销的不过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但他们由此经历了各种风雨，领略了各地风情，不知不觉间推销的技艺便大有提高，交往沟通、铺设关系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说辩劝逗艺艺上乘。而且要在不起眼的小商品上抠利润，故而成本节约意识很强，这些都为他们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温州人创业大都经过从“一身薄技”到创下辉煌事业的坚韧、刻苦的过程，补鞋、缝衣是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干过的营生。当今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几家大企业的温州老板都有此番经历，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原是一名小补鞋匠，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曾跟随父亲做裁缝，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曾是一名小木匠。
温州人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从事小商品生产、小作坊、小铺面经营时，他们身上那种传统的“身份”、“面子”等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因自己从事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低贱”的小职业、小经营而感到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矮人三分。相反，他们却以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钱将来做老板而信心十足、感到自蒙。这比起那些宁愿下岗在家受穷，也不愿干他们所谓的“丢面子”生意的人来说，可谓是两种时代两种思维两种人生。
20世纪80年代北方一所着名高校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学校的大门口，一位俊美的少女摆了一个补鞋摊，她操着一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略带江南口音。整天坐在那里为人补皮鞋。她的手艺不错，补的鞋穿上也很结实，很舒适，再加上人又长的漂亮，大学生们对她的印象都很好，甚至有人私下里称她“补鞋西施”。她的出现给当时的“天之骄子”们提供了一个话题，一时间，校园里议论纷纷。大学生们都乐意让她补鞋，她的生意因而出奇地好。
有一天，一位留校不久的年轻男教师来补鞋，和温州女拉起了家常：“姑娘，你是哪里的人啊？”姑娘甜甜地一笑，说：“您是老师吧？”“是啊！”“我是温州人。”少女诚恳地回答。“你这么年轻漂亮，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给人家补鞋，不觉得丢面子吗？”温州女一边熟练地补着鞋，一边低着头说：“靠手艺挣钱，丢什么面子呀？这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温州女说得不卑不亢，男教师却一时语塞，继而又道：“那你就这样一直补啊，补啊，补下去吗？”温州女此时已将鞋补好，并不正面回答，只对男教师说：“您试试吧，看合脚不？”男教师一穿，穿上比原来还舒服，便掏出两元钱递给她。她又找回一元钱，笑了笑说：“这活儿只收一元钱。我补鞋走了很多的地方，就数这大学门口生意最好，以后还需要你们常来照顾我啊！”
“小”是温州人经商的一个突出特点，温州人做生意特别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他们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那些看起来没什么钱赚的小生意，他们不仅不会嫌弃，反而特别认真。这其实体现了一种精神，即把小生意当做事业来筹划，无论何时何地都本着从“零”做起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商经微言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
小生意与大市场
温州，位于浙江的南部山区。那里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又缺少自然资源。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温州人凭着自已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城市。
“小商品，大市场”是温州开始创业时期的突出特点。早期的温州以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闻名。他们生产的是一些小商品，像纽扣、标牌等。这些小商品，国营大厂不愿生产而市场上又十分需要。这里家家办厂，户户开店，生产的纽扣销往全国各地。
1979年，温州桥头镇一个姓叶的小伙子，在黄岩县路桥钮扣厂门口买了一堆钮扣，由于这些钮扣都是次品，因而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儿钱。起初，小伙子也没想发一笔大财，他只想把这一大袋钮扣带回家卖给乡里乡亲，这样做既能解乡亲们一时之困，又能卖点零花钱贴补家用。小伙子在村头摆了个小摊试销，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销售一空，大大地赚了一笔钱。他做梦都没想到一袋次品钮扣竟为自己挣得了这么多的利润，因而便上了瘾，于是就不断地往返于永嘉和黄岩两县之间，专门做起钮扣生意来。后来随着资本的增加，再加上制作钮扣的技术也不复杂，小伙子索性自家开起了作坊，前店后厂地经营起钮扣生意来。
当时国内商品奇缺，市场需多供少，就连钮扣这样的小商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供销合作社提供的商品使人不得不买，有啥买啥，而且价格是不能还的，叶氏兄弟创业时情况便不同了，桥头镇的情况当时已是国内之最：只要是他们制作出来的钮扣，任人随便挑，价格也可以随人还。这样做生意当然是新鲜事，于是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来批发钮扣的客户多了，于是邻里们也跟着从批销到制作竞相效仿，使得桥头镇一条破落的老街很快繁盛起来，辐射力逐渐加大，不几年便响遍了全国，不仅各省的小商小贩竞相而来，批发钮扣到各地城乡摆摊兜售，连国营服装厂和国营商店也成了温州作坊的客户。发展到1981年下半年，桥头镇的钮扣摊位已超过万家，成为辐射全国的专业化钮扣批零中心。不仅如此，也带起了本地3000多人组成的供销队伍，主动出击将桥头镇的钮扣产品推向国内市场，新疆、内蒙、云贵川，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随着一袋袋微不足道的钮扣往外抛出去，一枚枚的金币又沿着他们的足迹，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地返回桥头镇，重新为钮扣的生产制作和销售注入活力。
作为温州永嘉县桥头人依靠钮扣发家致富的故事的姊妹篇，则是眼镜、皮鞋和打火机等小商品的传说了。其实它们都并不是传说，却实实在在一直是许多温州人所赖以起家的“由头”，为其所津津乐道的三个“花旦”。有关政府部门的参观考察人士开列了一页并不正规的清单：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多达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国际市场，每年有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尤其是打火机行业，温州的生产厂家在全球打火机市场中拥有了极大的发言权。有人打趣地说：温州该行业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温州人开始让人觉得有了种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正是这种传奇色彩，使得1998年门本广田株式会社这家世界着名的打火机企业组成了小型经贸考察团踏上了温州的土地。日本人弄不明白，好端端的日本名牌打火机在世界市场上卖得好好的，刚刚非常少量地传到了中国没几天，温州人凭什么便让它的售价掉了一个“零”？
有一次，日本同行到温州实地考察温州的打火机行业。他们一行十几人来到颇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厂主周大虎的介绍让日本行家目瞪口呆：其点火作用的一个小部件——高压陶瓷电子，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仅为1元人民币，但卖给中国大陆厂家的价格却是4．2元。为了降低成本，温州人仿制出这种产品，因而大虎打火机厂购进价仅为0．1元，而为这些厂家提供高压陶瓷电子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为0．01元。而类似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数百家。这一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沾沾自喜的条件，在日本企业看来可是令人绝望的打击，因为这样下去，日本打火机生产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挑战，而且是其优势的土崩瓦解。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尽管经过考察得知了那个标价上被划掉了一个“零”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对他们来说却毫无应对之策。
在日本人看来，温州经济是一个由无数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组成的巨人，这些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如同细胞一样存在着活力。正是由于温州家庭企业的遍地开花，他们随时可以组成股份制的企业集团，这种情势是他们无法应对的。不仅他们无法应对，而且连韩国、欧洲的打火机生产企业也将面临困境甚至是绝境，被温州的打火机挤出了市场。因为数以百计的温州企业生产配件，劳务价格极低，生产成本极低，这是国外企业无法比拟的。
在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苍南县宜山纺织市场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钮扣、打火机的仿制和销售一样，再生纺织品也是由原来的少数温州人尝试发展起来的。当初，一些宜山人忍受不了“七山一水二分田”带来的贫困，在偶然的机遇里，利用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价格，如同捡破烂一般购进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腈纶边脚料，弄回家去让村上的农妇开花还原成棉絮状，再经过纺线工序，加工成数以亿计的再生腈纶衣裤，销往国内各地。由此生意逐渐扩大，群起效仿，带动一方乡亲，终于形成了一个颇有名声的专业市场。如今以宜山镇为中心，再生纺织行业早巳扩大到远近乡镇，已形成拥有各种纺织机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专业乡4个，专业村58个，专业市场7个的市场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目睹这一场面后也算了一笔账：全国每年流往宜山的腈纶边脚料达1．7万吨之多，如按每节车皮载重20吨来计算的话，所需车皮即多达850节，如果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则需30个货车专列。
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完成了温州区域经济早期的规模化建设，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生产销售墓地，不仅具有着“小”的活力，同时也形成了“大”的实力，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把温州区域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温州家庭作坊里的生产和摊贩们的推销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那么小商品消费市场的需求张力或者说市场的盲点或空白点，则无疑可以说成是这辆大车的另一个轮子。
商经微言
“小商品成就大市场”，钮扣变金币、打火机当霸主的传奇并不神秘，其实是一段温州人先于他人醒悟，并脚踏实地从小做起，走向致富路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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