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当老板
温州人身上流淌着自强不息、永不满足的血液。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自强自立，不等不靠不要，千方百计自谋生路、自主创业。他们的理念就是：“有钱就去当老板，没钱借钱当老板，打工想着当老板，当了老板还要当大老板”。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在温州人中，“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意识非常强烈，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他们只乐于自己给自己打工，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给别人，其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想由小到大，独自创业，不虚度人生。
温州人不仅仅身怀求生的小小技艺，也身怀从小做大、胸怀四海、当大老板的志向，他们做着小生意，盯着大市场，梦里也想着如何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了这一梦想，他们出门在外很少去劳工市场找苦力，很少为别人当打工仔，而更喜欢给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温州人看来，在别人开的大公司里干得再高、穿得再阔、挣得再多也是打工仔，而在自己的小摊子里赚得再少也是主人。
温州人个个都想当老板，现在，在温州做工的几乎都是外来人口。温州人即使在工厂当管理干部，下班时也一定要换下制服才走出工厂，怕被别人知道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没面子！正是这种人人想当老板、个个自己创业的精神，把温州推向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还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创业，有点小钱的人，就利用家庭中一些现有的设备来开作坊，办小厂，当小老板；身无分文的人，就外出擦皮鞋、弹棉花、卖眼镜、挑糖担，抓住机会埋头苦干，很快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接着二次创业、第三次创业，争当大老板。在这种一个比着一个干的浓烈氛围下，闲的人心里发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于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形成了“个个想创业，人人当老板”的全民皆商的局面。
在温州人眼中，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当，关键在你想不想淘金，想不想创业。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如果人连创业欲望都没有，怎么可能赚钱呢？而温州人当老板的意识极强，今天帮着打工，明天争取入股，后天就可能成为你的竞争对手了。
温州人个个都想创业并不只是流于幻想，而是凭借其胆识，将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他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敢冒风险，诸如大老粗办企业，小皮匠办工厂，白手起家创大业，不会外语的老太太敢出国，一个个创业的故事一次次地感动着我们。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一位农家老太太看到了一个赚钱机会：收购兔毛。她坐不住了。可老太太大字不识一个，普通话不会说一句，怎么办？于是她请人帮忙写了两张纸条，分别放在左右两个口袋里。一张是：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是：我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凭这两张小纸条，老太太做出了许多年轻汉子都不敢做的事，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赚了十几万元钱。
温州还有不少科技人员抛弃“言利有辱斯文”的陈旧观念，放下学者的架子直接开办公司创业，或以技术、专利成果入股，实现科技与企业的有效嫁接，以科技优势引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因此体现出了科学的价值，
人们的行为总是受思想的引导，温州人敢于创业且创业成功，正是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想当老板”的创业精神。人有创业精神就能百事可为：轻松的工作能干，繁重的工作也能干；高薪厚禄的工作能干，报酬低微工作也能干；干净舒适的工作能干，脏累艰难的工作也能干；位尊权重的工作能干；平凡利少的工作也能干；自己热爱的工作能干，自己不甚热爱的工作也能干。人如果具备了创业精神素质，不但百事能干，而且干就会干好。
温州人“人人争当老板”的精神，使他们在漫长的创业道路上，能克服任何困难，也能战胜任何挫折。他们胸怀坦荡，精明强干，宠辱不惊，成败坦然，勇往直前。他们见钱眼开，能抓住一切机遇挣钱，见缝就钻。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坐牢，只要有钱赚，就甩开膀子大胆干。没有资金，就从修鞋补锅开始积累；没有技术，就搞小五金、小电器，打火机之类技术含量低的小玩意。
温州人有很强的“争当老板”的欲望。为了创业成功，他们肯吃苦，非常勤劳，敢于冒险，勇于闯天下，即使在艰苦的地方，也能寻找生机，生根发展。
在纽约，一提起“朱记锅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这家餐馆正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开办的。1989年，年近七旬的朱仲荣夫妇从温州一个叫三盘岛的渔村来到了纽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992年的一天，具有浓厚中国风味的“朱记锅贴”开张了，这家饭馆的主人正是朱仲荣老人与其女儿。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已是70高龄的朱老先生应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但十年来，老人家不怕劳累，硬是一步一步辛苦走过来了，每天从早上五点开锅，一直卖到晚上十点收摊，才坐下吃晚饭，中途几乎没有歇息的机会。而最初五年，“朱记锅贴”实际上是一路边大排档。五度寒暑，日晒雨淋，年逾古稀的朱老先生，却能在路边站一整天，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喊过一声累，为儿孙们做出了榜样。
由于他们朱家有20多年自制锅贴包子的经验，饺子皮是手工制成，比起市面一般机器加工制作的锅贴水饺，口感好很多，“原汁原味”，而且现做现卖，新鲜热辣，所以在路边街头开张后很受华人欢迎，生意扶摇直上。到了1997年8月他们租下现在的四十一大道潮坊餐馆旁的店面，增加人手，扩大业务。“朱记锅贴”不再是单一的锅贴，还经营其他面食，包括饺子、馒头、包子、豆花、豆浆和葱油饼等。
随着生意的兴隆，儿女们不断移民过来，“朱记锅贴”开出了三家连锁店，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各分管一店，自己只收银管账。每天晚上，朱老先生开心地坐在地板上整理着一大堆的零钱，看着自己用双手辛勤劳动换来的美金，心中无比地自豪。做为华人中年龄最大的移民创业成功者，在纽约朱仲荣老人的事迹有口皆碑。
温州人就是“想赚钱，敢赚钱，能吃苦”，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千言万语地说，千山万水地跑，千辛万苦地干”。
商经微言
温州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温州人有着可贵的独立自主意识，当老板欲望强烈。
天生的致富欲望
欲望就是迈向成功的动力，是生命存在的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人有了欲望，就有了力量的源泉。人没有赚钱的欲望，怎么可能赚到钱呢？所谓心想事成，首先得心想，就是要有强烈的欲望啊！
有这样一句话：“取乎上，得乎中；取乎中，得乎下。”意思是假如目标定得很高，取乎上，往往会得乎中；而当你把目标定得很一般，很容易完成，取乎中，却反而会得乎下了。任何事情在操作过程中往往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做事情必须要有很大的欲望，这是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古人经常这样自我激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是否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欲望，决定了他最终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一个人赚钱欲望的大小，决定了他今后赚钱的多少。
贪婪的欲望一定是坏事吗？不是，而恰恰相反。看看我们周围，发财的大多是那些极度贪婪的人，而守法和遵循规则和道义的人们只配做最好的雇员。
在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中，好多人都是走投无路、生活无靠的农村人群、城市无业游民、刑满释放人员等，因为他们赚钱的欲望是最强烈的。同样，温州人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生存都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吃饱饭，必须得赚钱养家糊口，所以赚钱的欲望是非常之强烈的。
要想富，就要有一种强烈的赚钱欲望。这种欲望的强弱完全决定了你成功欲望的大小，你必须将欲望之火激发到白炽状态。现在我们没拥有奔驰宝马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不敢向往拥有。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梦想的消失。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梦想，也就预示着他失去了生命的动力。人人都应该有一个梦，没有梦想，生命将会枯竭。这个梦想，就是成功的欲望。
欲望实际就是一种生活目标，一种人生理想。但要满足自己赚钱的欲望往往需要打破自己现在的生活规律，打破眼前的樊笼，才能够实现。面对这点困难，温州人敢于大胆逾越，而有的人就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了。他们观念陈旧、心态落寞，惟一的心愿就是眼前的局面能够维持。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改革，每月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按理来说，凭他们的学识、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是完全可以来开创一番事业的，但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欲望、冲动，他们觉得眼前的生活就足够好。
欲望是挣取财富的原动力，动力越大，其行动就越有力，行动越有力，实现财富梦想的几率就越大。这些都是成正比的。要获得财富，你就必须要让你自己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只有强烈的致富欲望才能使你奋进。金钱对犹太人而言，是比天国的精神——上帝更为实在的世俗上帝。马克思曾经为犹太人画了幅绝妙的肖像：“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的犹太人。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人只要不过分沉溺于金钱之中，不被金钱所左右。那么，追求金钱、崇尚金钱，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一种崇高的信念，也是最终能够赚钱的最好保证。
只看到钱的人绝对不会成功，而看不到钱的人简直就是傻瓜；特别是对于刚创业的小老板，钱当然是辛辛苦苦地做老板的最根本动力。没有钱时的贫困，人穷志短的遭遇，有钱人的随心所欲都深深刺痛他们的心。一心想当老板，一定要赚到钱的内心冲动使得千百万人前仆后继地走上老板路。
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就不忌讳对利润的追求，他说：“在做生意中，‘有利可图’很重要，换句话就是说对利益的选择很重要。我有个‘三不做’原则：自己不熟的不做、不赚钱的不做、自己做不好的也不做。”
1995年，家居温州的陈立怀揣着着20万块钱来到上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赚钱欲望有多大，他的事业就会有多大。”当初，凭着一手过硬的理发手艺，他最先从一个小小的美容店做起，因为他看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爱美的天性被大大激发出来。尤其是对于追求高品味生活的白领女性来说，花在美容上的消费绝对值得。几年过去了，陈先生的美容店不断扩大规模，发展到现在已经在上海拥有了30多家大型美容院，还拥有自己的生物制药厂、化妆品厂以及美容美发职业培训学校，并在全国建立了多家连锁加盟店，个人资产超过亿元。
无论一个老板境界多高，素质多高，在赚到钱之前都体现不出来，因为物质决定精神，如果没有充分的物质保证，即金钱的保证，他就不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老板，也根本不可能有比常人更高的境界，更不能自我实现。所以当老板确定了自我实现的崇高目标，找到了生存支点，就需要金钱这一能量巨大的杠杆来使企业不断朝前发展。
商经微言
温州人做生意有“三不”：不熟的不做、不赚钱的不做、做不好的也不做。
快干少研究
一个人骑着一辆脚踏车，如果不能维持前进，那就要翻覆在地，经商赚钱也是如此，一定要行动起来。“说一尺不如行一寸”，任何希望，任何成功，最终必然要落实到行动上。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立即行动”更为重要，更有效果。
只要肯干、能干、快干，做成生意的机会就会多起来。温州人看准一件事情分析之后就马上着手去干了，而不是先研究上一段时间再去干，这一点正是他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最大区别之所在。比如，在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的时候，巴基斯坦边界就有两万多个温州人在经商。温州人聪明，知道仗肯定是要打完的，现在站稳脚跟，仗一打完就能捷足先登。在伊拉克，战争硝烟还没有散尽时，温州人就感觉到战后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已孕育着巨大的商机，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急匆匆赶赴中东地区。当西方人还在热衷于讨论如何瓜分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市场时，头脑灵活的温州人率先做起了生意，成为伊拉克战后最先得益的人群。
无论做什么事，你想着容易就会容易，你想着艰难就会变得艰难。易不易，难不难，全由自己来选择。每个人都有事业和财富的梦想，但大多数人仅止于梦想，他们在面对拥有庞大财富的商界巨人时，往往把巨人的成功归因于家世、运气、机遇、高智商或高学历等，然后再比较一下自身“一穷二白”的基础，便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然而事实是：约80％的富翁白手起家，希尔顿、李嘉诚、比尔·盖茨等人，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温州巨商，无不是白手缔造了财富王国。
穷人之所以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去把梦想变成现实。毛主席早就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去尝一尝。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不行动永远不会有结果。
俗话说，就是黄金掉在地上，也得麻烦你弯下腰去捡起来啊！自救者得天救，好多人宁愿吃低保，也不愿意吃苦受累冒风险去致富，能指望他发大财吗？
有一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听说某山区的一个村子穷得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于是准备向那个穷山村捐一笔钱，用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捐钱之前，企业家亲自到去了一户村民家里，在那个黑洞洞的屋子里，他看到那家人正在吃饭。他们没有桌子，没有凳子，甚至连双筷子也没有。一家人就这样捧着饭碗蹲在地上，用手抓着饭吃。看到这一幕，企业家恨不得立刻就使这个村子有个天翻地覆地变化。
可是当他回去之后，撤消了捐助的决定。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企业家道出了原委：他发现那户人家门前有一大片竹林。“守着竹林，他们连桌凳和一双筷子都懒得做，给他们钱又有什么用呢？”
出路在行动，晚动不如早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三次暴富的机会，第一次下海经商，第二次是股票，第三次是房地产。但多数国人却错过这些机会，经商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而不敢干，股票被认为是骗人也不敢干。而对于房地产，即使想干也没有积累下来的资本，更不敢贷款，所以还是不敢干。
果敢对于一项事业或一个企业都是十分重要的，机遇的特点就是千变万化、转瞬即逝，稍微迟缓一点就会痛失良机。所以，中国古人将“多谋”与“善断”合称为“多谋善断”。
一个猎人看到一只兔子蹲在草地上，就立刻端起自己的猎枪瞄准。这时他暗暗想：我要是打到这只兔子就吃它的肉，然后把皮卖掉，用卖皮的钱买只鸡，鸡长大下蛋后就用蛋去孵化小鸡，小鸡再长大……用卖鸡的钱娶老婆，老婆生了小孩，小孩长大了要是跟别的孩子打架，我就训斥他：“嘿！你这小子……”“嘿”声一出，兔子受惊，逃跑了，猎人的一切计划都化为了泡影。
不要嘲笑猎人的痴人说梦，其实，现实中面对机遇与财富的时候，好多人就类似猎人。明明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因为动作的迟缓而眼睁睁地看着钞票从手中滑落。
李嘉诚的成功，其“快干少研究”的策略起了决定作用。他对自己成功的总结就是：反应敏锐，果断处事；能进则进，不进则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欧美市场兴起塑料花热，家家户户及办公大厦都以摆上几盆塑料制作的花朵、水果、草木为时髦。看到这一现象，李嘉诚感觉到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他当机立断，丢下其他生意，集中全部精力投资生产塑料花。经过几年快速发展，他建立的“长江塑料厂”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料花工厂，他也被誉为“塑料花大王”。20世纪60年代初期，塑料花生产仍然被看好，但他预感到塑料花市场将由盛转衰，于是又果断地退出塑料花行业，重操玩具等行业，使他避过了一场危机。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起飞，地价开始跃升，李嘉诚迅速投资购买大量土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股市热得烫手，他迅速投资入市炒作，毫不手软。他首先瞄准的目标是英资怡和集团的“九龙仓”，悄悄地买入，果断地抛出，净赚5900万港元。
1978年，李嘉诚又把目光对准了另一家老牌英资公司“青州英妮”，很快在股市上收购了“青州英妮”25％的股票，并出任该公司的董事。紧接着李嘉诚集中火力，对英资和记黄埔穷追不舍，在股市上大量吸纳和记黄埔的股票。通过整整一年不间断地努力，终于成功地拥有超过40％的和记黄埔股权。1981年的元旦，他正式出任老牌英资洋行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就这样，李嘉诚凭借超人的胆识与果敢，他的资产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成为了香港首富，创造了商业奇迹。
果断就是下手要快，这是成功商人所共有的素质。这是由信息的共识性、时效性所决定的。商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当机遇临门之时，是否能抓住，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果断了。
大家知道的是，谋划对于一个企业、对于商战至关重要。“谋”就是谋略，而“划”就是行动。在商战中，如果不能立即作出反应，把面临的商机迅速转化为效益，那么辛辛苦苦制定出的商业谋略就一钱不值。
温州商人的学历、知识并不是很高，其中甚至还有文盲，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却是有胆识、决断力强。当别人面对商海还在犹豫不决、左顾右盼的时候，他们早就勇敢地跳了下去，畅游商海了。
一件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不能当机立断，是很危险的。你越顾虑越观察，越拿不定主意。你认为有价值的、对自己有利的，就要快刀斩乱麻地决定下来并付诸行动。认为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干脆不干，反正不要优柔寡断。
第一次游泳，在岸上犹豫的时间越久，恐惧感就越增加，落水的压力就越大。这时，教练知道再讲任何动作要领都无济于事，只有将他一脚踢入水中。赚钱也是如此，如果不坚决果断，而像小脚女人走路步摇三下，再喘口气，是办不了大事的。如果遇事三思而后行，想一想再干，把时间拖得太久，黄花菜都凉了。
温州商人之所以会赚钱，关键的一条就是他们“想到就做”，看准了就干，决不会研究、研究、再研究。有很多人明明有很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有了投资机会，习惯看看再说，举棋不定，心里想赚钱，又怕冒风险，等到别人赚了钱之后，才感到为时已晚。其实，可以说任何投资都是风险与机遇同在，钞票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做生意就要随机应变、要嗅觉灵敏、要果敢决断、要坚韧不拔，更要目折不挠，排除万难。如果一直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该出手时也不出手，那肯定血本无归。
商经微言
当你有个好想法时，就应该立刻去做。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只有你自己去尝试，才会知道这个想法究竟有多好，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
敢为天下先
上个世纪末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排头兵，创造了多种意义上的“中国之最”。温州的名声传遍了全国，成为梦求富足的中国人瞩目的焦点：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座农民城……
温州人一次次让国人“瞠目结舌”，一次次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观念冲击，靠得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有一种超前意识，这个超前，不是超前消费，而是超前实践。在改革开放前期，许多外地人还在争论不休、犹豫观望时，温州人已在默默地探索实践了。有多少事，都是温州人“先吃第一口，先迈第一步”，然后推向全国的：例如包产到户、股份合作、浮动利率、第二职业、农民城等等，温州人无不是敢为天下先，有着敢吃第一只螃蟹的英雄气概。
温州人自古在商业上有着敢为天下先、敢做领头羊、敢闯天下的精神。温州人大胆敢闯的精神，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是颇负盛名的。温州人在国内外商场上表现出的敢闯敢拼的精神，其实也是温州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当代商场中大批温州人闯荡江湖的成功范例就是明证。
回顾曾让温州人欢腾不已，也曾让温州人黯然落泪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起落落是颇耐人寻味的。20世纪50年代末，新生的中国开始探索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上义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业，如火如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席卷全国。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生事物，那时的乡村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涌现。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激进的集体化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农业经济和农村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加剧了农民的贫穷状况。理想和现实的极大落差让一些清醒人士开始思索：这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子对吗？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实际水平的激进集体化行为能否给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富足安康？
针对政策来一些现实的对策是温州人的拿手好戏，永嘉县200多个公社躲在山后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按劳分粮”。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集体“越轨”行为，居然是在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等人“胆大妄为”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如此，面对国内左倾思想的泛滥，李云河不仅用对策加以实践，而且敢犯天条，逆流而上，写下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陈述集体公有化的种种缺陷和弊端，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按劳分配”的好处。不难想见，当时这种“目无组织”的行为可以说是“胆大包天”，代表的是‘种“逆流”，因而李云河本人成了一名“堕落党员”。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当代温州经济实践的发端，它并没有因遭受挫折而中断，而是在以局部的或变通的形式悄悄进行着，好像绵延不断的星火，一旦借得春风，转而即可燎原。李云河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关于农村土地包产到户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也曾不断加以实践，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受到了严重的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包产到户”这一生产方式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称谓推向全国。1981年7月，随着中共中央《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发布全国，“包产到户”终成正果，李云河的一个“敢”字才算落到了实处。
“敢”字的确切含义是“有勇气”、“有胆量”，是能够做众人之不敢做，为众人之不敢为，因而“敢”字便意味着“反”潮流，意味着占先和大胆，因而也就往往同一个“险”字联在一起。从古往今来温州人的作为来看，敢做敢为的温州人的确有着敢于冒险的精神，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大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敢直面现实、直面真理，在现实和真理面前并不躲闪，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不肯低头。早年的温州党政干部敢于在政治上冒险，早年的温州群众也敢于在经济上冒险，这两种冒险其实是殊途同归，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本土经济的发展。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常常令国内商界的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在那个年代，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的人士大都对温州商人王月香的名字有所耳闻。这位早年出身于温州文成县农家的女子正是一个果敢无畏异域创业的代表。早年她和丈夫离开家乡闯荡西安。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古都西安，夫妇二人为了尽快赚得“第一桶金”，开始做起了服装批发生意。几年过去后，他们也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一心想把事业做大的她不甘于眼前的利益，决心扩大投资规模，向更高的人生目标迈进。机遇终于来到，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她和丈夫结识了一位丢失了钱包的地质教授，他们伸出援手，使其摆脱了困窘。后来从这位教授口中夫妇二人了解到陕北油田允许民营开发的信息，受教授的鼓励，夫妇二人作出了放弃服装批发生意，转向石油开采投资的重大决定。
原油开发生产，是作为服装业个体商户的王月香从未接触过的风险极大的行业。说起这一行业的风险，连最成功的“盲目开掘油井者”、后来成为美国石油大王的琼·保罗·格蒂也认为石油开发靠的是运气，原油开发过程中王月香的运气一开始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命途多舛，颇背时运。
大的生意当然需要大的付出，这一点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错的，但王月香的付出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而且异常沉重。创业早期，她和丈夫一起变卖了所有的财产，一起来到位于延安地区延长县的油田，确定勘探地址后以荒原为家，日夜驻守在钻塔前的帐蓬里，既当老板又当工人，与所雇的钻井工人一起干活，白天一身泥水，夜晚和衣而眠。由于丈夫身体不好，王月香不仅担任工地总指挥，同时负责材料供应和后勤工作，整日奔忙在风沙滚滚的黄土高原上。由于疲劳过度加上高温中暑，王月香的丈夫不久病逝，全部重担便落在了一个弱女子身上，这使她不得不坚强，而且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位敢于抗击命运的女强人。痛定思痛，为了激励自己，她改名为王荣森，以三个“木”代表自己所开发的三座钻井架，把自己的命运同油井拴在一起，发誓要战胜厄运，走向成功。
一个“敢”字外加一个“韧”字，成为这名温州女商全部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迎接不断来袭的严重困难。转眼就是一年，这名经过千辛万苦成长起来的温州女商人，再次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恰在丈夫周年祭日这一天，即将完工的钻井突然发生故障，钻杆被井壁死死卡住，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转动不了，钻井工人费尽心思也无法将其启动。眼看480万元的投资最后时刻即将付诸东流，王月香还是用一个“敢”字向困难宣战，决不低头。她在钱粮告罄之际四处求援，经过奔波和努力，终于绝处逢生，最终解决了难题。钻杆启动之后，钻井也终于完成，滚滚而出的原油成为对王月香创业精神的最大褒奖。
现为华东电器集团总裁的郑荣德在18岁以前从未离开过家乡，甚至连近在咫尺的温州都没去过，也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和海岛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回来之后跟他描述了上海滩是怎样一个繁华世界，当时我就狠下一句话，我这辈子能够去上海看一次走一走，这辈子都满足了。1978年，郑荣德第一次走出海岛，怀揣着300块钱开始他的推销之路，他径直找到了一家运输修理厂里的电工班，在那儿签订了自己平生第一份合同，那最初的300块钱为他赚得了一千多块钱。在湖南辛苦经营了3年之后，郑荣德成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但他并不安于现状，1982年，他作出了人生当中里程碑式的决定：到上海来推销温州电器！
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对电器行业敏锐的市场判断，1986年，在别人还在租柜台经营时，永远领先一步的郑荣德已经开始生产属于自己的产品。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1997年，他的第一家外省市投资的集团公司——华东电器集团终于落户上海。几年下来，华东电器集团已成长为全国赫赫有名的电器公司。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郑荣德说，一定要敢为天下先。
温州不愧是一块产生“智者”和“勇者”的土地。从建国之初“包产到户”的最早临世，到20世纪80年代撬动金融铁板向银行存贷款利率开刀发难；从温州人打破经济体制的禁区，顶风推出“股份合作制”，到温州人如今跨越经营雷池，大演包天、包地、包油田等让世人惊声一片的“惊险杂技”，温州一直就是敢于冒险、志在千里的温商们的乐园。
为了开拓新的领域，实现二次创业，温州商人往往舍别人之不愿舍，弃别人之不敢弃，将自己置身于险地而后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明白：过河的卒子永远没有退路，只有一往无前地冲杀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商经微言
做生意离不了冒险，风险的大小和所获得的利润成正比。
甘于吃苦耐劳
古人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创业更是如此。温州人为什么能赚钱？就是因为他们能吃苦，敢吃苦，并且以苦为乐。
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很丰富，但还是应该在自己的生命营养中加点盐。如果我们能够发扬吃苦精神，身体不怕劳累，心理上不怕折磨，事业中不怕起伏，创业中不怕艰险，那还有什么钱不能赚到手呢？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别以为温州人赚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要知道，每一个铜板都是他们走遍千山万水、吃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啊！
温州人陈先生闯荡法国时，每天都是工作15个小时。早晨又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居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
“浪莎”袜业大王的翁荣金兄弟，1986年到新疆做生意，他俩在拥挤的火车上站了四天四夜。翁荣金后来回忆说，那四天四夜漫长得仿佛是人的一生。到站的时候，兄弟俩的腿已肿得不能走路了。后来兄弟俩又一起摆摊，每天只吃两顿盒饭，睡三四个小时。
威力打火机的老板徐勇水当年为筹集创业资金，将东北的铝锭“倒运”到温州卖。由于没钱雇人，他自己搬运铝锭上火车，结果被脱手的铝锭砸伤脚；为了“押运”车皮，他几天几夜没敢合眼。当年温州人创业，一无资金、二无门路，甚至没有多少文化，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靠吃大苦、赚小钱才完成原始积累的。
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拥有三亿多元的资产，是很多人的偶像。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年少时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
在上世纪“上山下乡”的年代，初中毕业后的周大虎也来到了农村。那个时候，乡下的生活非常艰难，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为了谋得一条生路，在他17岁那年，周大虎便跟随几个同乡，开始流浪天涯，四处游击。西安是他的第一站。由于当时他们没有全国粮票，吃饭就是个大问题，经常有上顿无下顿，居然吃过一个月的柿饼。尽管这样艰苦，但当时有组织的外出打工是闻所未闻的。没过多久，组织他们的包工队队长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大虎也被抓进大牢，在西安关了一个月之后，将他遣返回了老家。
但是迫于生计，周大虎又开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其间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25岁那年，周大虎接母亲的班，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开始了每天扛邮包的生活。他对这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十分珍惜，所以他自己给自己下任务：每天扛的邮包必需比其他的人多。因为有了七年流浪吃苦的经历，所以当其他人都叫苦不迭的时候，周大虎并未觉得苦。
周大虎是靠生产打火机而发财的，但他进入这个行业时，已经是1991年。他进入这一行业也是因为遇到了苦恼的事情：妻子下岗了。面对这一人生挫折，周大虎不等不靠，他用妻子那5000元安置费，招了几个工人，腾出一间住房作为生产车间，开始了创业生涯。凭借他吃苦过程中积累的阅历、胆识、忍耐等个人素质，他在经营中迅速站稳了脚。一年之后，周大虎就鸟枪换炮，他租下了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厂房，招募了一百多个工人，干脆辞职，开始专心缔造他的打火机王国。
“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想赚钱就得吃苦，想赚大钱就得吃大苦，这是千真万确、颠覆不破的真理。为了事业的发展，周大虎一家三口干脆从刚装修好的新居搬进租来的破旧厂房，他发誓“不搬新厂房，绝不搬新家”。就这样，一家人开始挤在没窗户、没空调、没厕所的小阁楼里生活，生活拮据不说，每天还得工作十多个小时，当时，厂里没有洗澡间，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全家也只能整天叫盒饭，把一百米远的公共厕所当卫生间，在深夜一两点钟一家人才能洗澡，这一住就是整整五年。待新厂房盖起后，周大虎才搬新家，正是周大虎这种敢于吃苦的精神，使得他的销售额连续五年不断翻番，到1999年产量达到一千万只，产值突破亿元大关。现在，大虎打火机厂有一千多名工人，下有数家打火机零件配套生产厂家，两万多名工人。他的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到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老板靠勤奋吃苦赚钱，中老板靠经营管理赚钱，大老板靠蔷投资决策赚钱。所以，在创业阶段中，尤其需要吃苦精神。
“能做老板，能睡地板”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史的真实写照。也正是这种精神，才让他们在缺乏资源、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将企业做强做大。当年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和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去上海学艺的时候，就是挤在小阁楼里睡地板的。不仅创业初期如此，就是当了老板以后，必要时他们照样能够脱下西装睡地板。
武汉温州商会副会长、武汉万家隆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云远可称得上是艰苦创业的典型代表。创业当初，16岁的他身上只有几十元钱，曾经因为走投无路而在武汉街头饿了三天三夜，而如今，他参与投资创建的武汉温州工业园占地一千多亩，仅首期投资就接近两亿元。
1987年，16岁的罗云远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就只身出门。到达武汉后，他身上只剩下几十元钱了。那个时候，他也很担心生存问题。最初的几天，他天天吃面条，而到了最后，整整三天没有吃东西。后来，在老乡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租了一个门面，从老乡那里借了一部分货物，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就这样开张了。开始几年，生意勉强能糊口。自1992年起，他的经营状况一年比一年好，年收入能达到几十万元。
商经微言
“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能忍别人无法忍受的事，就能挣别人挣不了的钱”，这不仅是对温州人赚钱经验的总结，更是他们赚钱的行动指南。
面对失败的最佳心态
有人说：“逆境是人生最好的学校”。人生在世，谁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也会有逆境的时候。这也是促使自己身心成熟，准备鸿图大展的机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沉着地等待时机。身处逆境中，只要能在忍耐中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地忍耐是最重要的。
任何逆境里边都孕育着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的潜能和力量都是十分巨大的。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智者，十分注重利用逆境，因为他们知道，逆境将把他们推向又一个更高的起点，其人生和事业也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事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机会也不总是顺风顺水的，蕴藏在逆境中的机会永远都是非常巨大的，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所以，任何时候，对于逆境都应该抱着一种乐观和积极的心态。一个商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有没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和头脑，这也是判断一个商人经商才能高低的重要标准。
现在的教育界也提出了“挫折教育”、“失败教育”等教育理念，其目的也是希望由此来增强学生经风雨、抗打击的能力，培养学生知耻而后勇，永不言败的精神，提高今后干事业和生存的能力。
汪建华从小随父母来到了四川生活，成年后，迫于生计，他先后在煤建公司、纸板厂等单位从事修理和驾驶工作。1987年，经过调研之后，汪建华做出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决定，他大胆承包了糖酒公司的一个汽车队。不出所料，颇有远见的汪建华两年就赚了30多万元。1989年他又投资28万元，买下了一汽车队，还投资近10万元创办一家修理厂。这样一来，汪建华既搞汽车运输，又经营汽车修理，生意十分红火。不到三年时间，他净赚了150万，成了当地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由此而来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优秀企业家等各种头衔及荣誉，在他头上编织成一道耀眼炫目的光环。
整天置身于人们尊敬和羡慕的目光中，汪建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而此时的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公司的潜在危机开始暴露出来，酿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由于汪建华整天在外忙于各种应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管理企业。结果导致购进的原材料质量太差，生产工艺粗糙，连续发生两起因质量问题引起的车祸事故，死伤三人，车辆报废。一时间，“神川”农用车臭名远扬。用户不敢买，经销商也要求退货，整个公司趋于崩溃。
不久之后，经法院评估，他的公司已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一夜之间，汪建华变得一无所有，几百万资产如同天上的流星一样，一闪即逝。
这次失败在经济上打垮了汪建华，1995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几乎就靠父亲的接济度日。有一次，汪建华的儿子急性阑尾炎发作，可他翻箱倒柜，只找出5元8角钱。走投无路的汪建华找到一个借了他l0万元的人讨债，结果对方只打发了他200元钱。后来汪建华去给一个中巴车主开车。可是因为乘客害怕汪建华的霉运而不敢乘坐他开的车，车主只好把他给辞退了。汪建华只有去蹬三轮车，一次，因为价格争执被乘客一拳将他打倒在泥地里……
几经周折，他又到一家汽车修理店当修理工，又被一个故意找岔子的师傅用废汽油朝汪建华劈头盖脸地泼去。在故乡实在生存不下去了，1999年，汪建华到北京某食品公司当了一名修理工。老板见汪建华精明能干，便破例让他进入配料车间做配料员，月薪也涨到了3000元。
精明的汪建华在这里发现了商机：掌握食品配料技术，小投资办食品厂。于是，汪建华偷偷地将多种食品配方牢记于心。之后，汪建华便打电话与妻子商量并决定，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开办食品厂。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建，2001年10月，汪建华注册的“德华食品厂”挂牌了。很快，德华系列食品也生产出来厂，可销售成了一大难题。汪建华知道自己的产品要打人大城市有困难，便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周边的一些小城镇挨家挨户地推销，受尽了无数人的白眼，也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但汪建华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依然一大早就走出家门去推销他生产出来的食品。
那年大年三十，夫妻俩还在外面推销产品，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厂。可家里的两个孩子还守在门外，饿着肚子呢；汪建华看到这一幕，心里不禁一酸，妻子还没等他将车停稳便跳了下去，抱着两个孩子失声痛哭。
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和韧劲，汪建华终于为食品厂打开了销路。到2002年6月，他厂里的产品在周边50个县占领了市场，销售业绩一路飚升，半年就实现利润近100万元。
至此，在人们眼里消失了两年多的汪建华在他跌倒的地方又重新站了起来，再次成为这个拥有10多万人口小城的“焦点人物”。
南远舟是一位闯荡海外的温州人。在他经商数十年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温州人不屈不挠的天性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任何失败的打击都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他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持之以恒地前行，终于取得了后来的成就。有一年，南远舟看好了一笔生意，投入大量资金从广州运送鱼苗去马来西亚，未料在海上遇下了强烈风暴，随船人员既不知怎么照顾鱼苗，又走了弯路耽误了行程，结果到了马来西亚后鱼苗都死光了。南远舟几乎血本无归。为了扭转局面，他将船抵押了出去，从马来西亚装上了水果，可又祸不单行，回程时再次遇上风暴，水果又烂了个精光。破产还债之后，南远舟落了个两手空空，走投无路。可是他要干出点事业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说：“我本来一无所有，即使全部资本赔得一干二净，也不过就是回到从前的状态而已，但经验与能力是不会失去的。”正是这种豁达与坚韧的性格，使南远舟走出了逆境，最终获得了事业的成功。
商经微言
从汪建华、南远舟的故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失败并不可怕，逆境有时也是一种成功的捷径。第一次失败的痛苦，他们在经济上感受到了压力，在身体上经受了折腾，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经商折磨，但他们能在失败中认清了自己的弱点并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成功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
不甘于命运的摆布
20多年前，在温州乐清县柳河镇的一条小巷拐角处，常年可见一个简陋的鞋摊。一个羸弱瘦小年仅16岁的男孩夏天头顶烈日，冬天身迎寒风，一年365天总在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补着别人送来的旧鞋。他本应稚嫩光滑的双手早已磨得粗糙不平，如遇人累脑乏、天寒地冻，他的手指还会时或被锥子扎一下，痛得他倒抽一口冷气。每逢此时，这名温州少年总是用破布将冒出的血滴随手拭去，毫不在意地继续手中的活计。他的身边除了补鞋机、砧子、铁锤和几个供顾客补鞋时坐的矮凳之外，便是一些放着铁钉、胶皮的铁桶木盒，其中的一个则放着他的劳动所获——大大小小、疲软污垢的硬币和角钞。
正是靠着手上的老茧、血泡、伤痕挣来的硬币和角钞，靠着此去经年的风吹雨打，这名温州少年一天天成熟起来，也积攒下了一点有限的资本，于是他和伙伴一起开了一间小小的作坊，生产起当时风靡柳市镇的低压电器来。小鞋匠由此成了小老板，开始吃起了另一种苦头——艰苦创业十几年，小老板熬成了大老板，创立了大集团，成了一名享誉中外的民营企业家，也成了一名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拥有个人资产8亿元，被温州人常挂嘴边、引以为豪，同时又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65位富豪的传奇人物——正泰集团董事长、优秀民营企业家南存辉。
不难想见，南存辉是一个通过坚毅奋进、吃苦耐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就是一个命运的强者。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小小的补鞋匠变成了现代企业家，对南存辉来说，这是上天的特殊眷顾，还是命运的时常垂青？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而究其实，似乎应该援引古老的传统和先贤的教诲：成功不驾临好逸恶劳懒惰人之所，不想吃苦却要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换言之，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甘心于命运的摆布，方为“人上人”。
人的命运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命运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心态，而不同的心态又往往决定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则决定不同的命运。比如，在人生失意、灾难面前，有的人选择了软弱的顺从，有的人则选择了不屈的抗争，前者往往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如此则必然怨天尤人、黯然神伤，难以体验创造的快乐；而后一种态度所引发的结果则相反，即能达到一种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的境界，改变了厄运，创造了欢乐，结果必然是笑傲人生。作为千百个优秀温州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南存辉的例子当然属于后面一种。很多温州人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往往能够像南存辉一样采取主动进取的态度，以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勤奋创业的精神打造自己的未来，对抗困窘命运对个人的压制，从而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
温州偏居中国的东南一隅，三面环山，峰险谷深，陆路难通，不亚于李白所感叹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说起与外界的联系倒是有水路一条，怎奈道阻且长，也只能是“望水兴叹”罢了。交通的不便使得普通的温州百姓祖祖辈辈与外界隔绝，许多久居深山的老年妇女终身未进过县城，而进一趟县城几乎成了山里人的一种奢侈。这样一来，温州人几乎自古成了山外的弃儿，普通的百姓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顾生活在贫困之中，安度营生。由于山高皇帝远，政府的阳光雨露很难越过万岭千山播撒此地。温州绝非理想中的桃花源，它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地都已十分勉强，更别奢谈富家建业了，因而温州人世代清贫。
想一想看，这不就是摆在温州人面前的命运吗？一个自古困扰温州人的问题是：温饱难得，立业无望。怎么办？是抱怨命运不济，以言抗困，还是奴从命运的安排，自甘贫寒？
可贵的是，温州人的独特个性使他们自古知命而不认命，信命而不受命。于是一代代的温州人挑起了货郎担，推起了独轮车，背井离乡，游移天下。他们要凭着一身薄技，靠着两只草履，跋山涉水，自谋生路。由于不辞劳苦，不畏险阻，一点一点地积攒着从别人衣袋中挣来的硬币和毛票，他们造就了尚可称道的小小的富足，后来又创造了穷乡僻壤间的小小的殷实。再到后来，他们则创造了改革开放早期温州经济的腾飞，以至当今温州经济的辉煌。
由此可见，温州人是最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便是通过辛劳、实干和刻苦，这正是温州人当今致富的法宝。
朱康原是温州一名鞋匠，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跟随着一个亲戚来到新疆。哈萨克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一处草场吃过便转向另一处草场，因而不断转场、迁徒，这名温州鞋匠因而也一路跟随。哈萨克牧民们穿的是用牛皮缝制而成的马靴，这种马靴一沾地上的雪水便不经用，很容易磨穿，因而春雪消融的春天就成了温州鞋匠挣钱的好时机。每年开春以后，为了生计，朱康就一直在挑着担子，踏着初融的雪水，追赶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部落。有人问这名温州客：“两条腑的人要追赶四条腿的马，不辛苦吗？”朱康黯然自语：“补鞋人挣的是血汗钱。不辛苦，能行吗？”说着脱下鞋袜，满脚全是血泡。
在创业过程中，只要有希望创富，温州人便不惜吃千遍苦，走万里路。缘于此，温州人千百年来苦苦行商，带血的足迹印遍了国内的千山万水，也印到了西域和南洋，早年肩负重荷的温州人行色匆忙，漂洋过海，将货郎担子挑到了海外。
商经微言
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决定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决定不同的命运。
为人处事要宽容忍让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角上的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想要生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忍。为人处事要豁达大度，宽容忍让。当忍则忍，忍为上策。善于忍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忍让作为一种策略，一种智谋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在弱势中忍让可以保全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商人来说，忍耐却是必具备的品格。要想赚钱，就必须要学会忍耐。有一富翁给别人的经验之谈是：赚钱就要以“忍耐”为重。即使身处逆境或贫困深渊，也要相信明天一定能成功而坚韧不拔。例如，当生意崩溃、公司破产，你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甚至想要自杀时，你也必须忍耐，不可放弃斗志。如果工作得不到预期效果，也要把痛苦当作经验而忍耐下来，相信总有一天能够成功。
商业行为中的忍耐，肯定能给人带来财运。如果只是争硬气、好面子，不懂得忍耐之道，不知晓伸缩之理，那么，你会看见钞票从眼前哗哗流过而自己一无所获。老人们不是常说“人与人斗气，但是不能与钱斗气”吗？
温州人能赚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忍耐。为了能赚钱，他们忍受种种痛苦：浪迹天涯、抛妻别子的思乡之苦，脏活累活苦活全干的身体之苦，屡遭白眼与冷嘲热讽的心里之苦等等。
假如你想赚钱、想创业、想做老板，一定要先掂量掂量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忍耐力”。因为创业要比一般人要承受更多的困难、挫折，甚至是痛苦和孤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卿怕是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都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得有过激的言行，否则，你有可能前功尽弃。
需要注意的是，忍耐并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消极颓废，而是把难熬的寂寞、忧忿、艰辛强压在心底，不让它倾斜自身的理智。忍耐不等同于逃避，不是消极颓废中悄然降下信念的帆篷，而是意志的磨炼、爆发力的积蓄。
忍耐只是个形式，人应该学会在忍耐中思考，在忍耐中锲而不舍地追求，在忍耐中更深刻地感悟人生，在忍耐中坚持对事业的执着，这样的忍耐才会有实际意义，否则，不忍也罢。
忍耐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关键要在具体环境里，能理智地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原则问题，什么是非原则问题；什么必须现在解决，什么可以暂缓解决。忍耐能让人获得机会，争取更大的空间。懂得权衡，方能降低过激情绪的干扰，做出忍耐的行为。提倡忍耐，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忍耐，什么时候都忍耐。“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说宰相脸上能撑船。忍的前提是忍耐能争取理解，对事业发展不造成致命影响。忍耐的结果是牺牲小利益，获取大利益。忍耐要有度，超过度是迁就，就变成了懦弱，那完全是不足取的。做人是要讲骨气的，主张忍耐是在坚持太原则的前提下，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忍耐，对事关发展的障碍暂时忍耐，以争取时机，趋利避害。所以，对一件事情忍耐与否，是很有学问的。
温州人虽然能够忍受经商中的诸多之苦，但他们敢于经商、善于经商的原因却是忍受不了贫穷之苦。从地理位置上看，温州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且多为高山深壑，行路难不亚于蜀道之难。
但温州人知耻而后勇，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忍受了很多非议与磨难，但他们忍辱负重也好，忍气吞声也罢，反正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停止自己赚钱的步伐，而是积极开拓，自强不息，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
“耐得住寂寞，禁得住诱惑”，忍耐不只是忍受“打掉牙齿和血吞”的痛苦，还要忍住种种诱惑，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成熟阶段，这句话是对创业者最佳的忠告。
每个人都想赚钱，但切不可因贪小利而失大。要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商业活动中，有的人就善于利用人爱占小便宜的弱点，总是利用盛宴款待、赠送礼品、游山玩水甚至美色诱惑，当事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该坚持的利益不坚持，让人家狠赚了自己，甚至因此上当受骗而破产。
在这方面，温州人很是懂得如何“放长线，钓大鱼”的。有位温州的年轻人为了把积压的校徽尽快推销出去，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他来到甘肃境内，走进一所只有十三名师生的学校。在一番精彩的开场白之后，他开始向学校领导推销产品。看着满头大汗的他，校领导不忍拒绝，就向他订了十三枚校徽，并要求他一个月内见货。区区十几枚校徽，仅成本就要七十多元，还不算运输费，然而学校只愿付13元。做还是不做，他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毅然电告所在企业在一个月内赶制完工并如期寄到学校。凭着多年的销售经验，他深知，要打开当地市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果然不出所料，在该校收到校徽后，校领导无比激动，到处宣传。结果。甘肃境内许多学校一年之后全都佩戴上了这位年轻人推销的校徽。
就这样，他通过投入几十元钱，终于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市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温州人做生意的传统招数是大生意争着做，小生意不放过；赔本赚吆喝，蚀小本赚大钱，不吃眼前亏，焉获长远利。很显然，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正与一批脑瓜精灵的经济能人的这种经营之道有关。
而现实中的好多人在营销上恰恰缺乏这种灵活的蚀本经营意识和眼光，不能忍受亏损小利的做法，抱定“赔本买卖决不做”的观念，只顾眼前利益，巴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甚至言行不一，不讲信誉，只做“一锤子”买卖；或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这样无疑是在自掘坟墓、饮鸩止渴！
忍耐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只有忍受牺牲暂时、局部利益的痛苦，忍辱负重，等待时机，放经营的“长线”，方能钓到市场的“大鱼”。通过牺牲小利等手段，能起到等待商机、建立诚信的作用，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竞争的实力，比马上赚上一大笔钱还要实惠得多。
企业家应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十年一剑，苦练内功。多一些耐心和耐力，少一些焦灼和浮躁。只有这样，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商经微言
赚钱就要以“忍耐”为重，即使身处逆境或贫困深渊，也要相信明天一定能成功。
勤奋与自立
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勤奋和自立意识。有人从眼、鼻、嘴、手、脚来对温州人的经商才能加以总结，说温州人只要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闻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嘴巴一动，手一伸，脚一迈，赚钱就胜券在握了。从这个形象的阐释中我们能感受到温州人的商业敏感性，但在敏感性背后，更应该看到温州人勤奋的品质。正因为勤奋，才会有多跑、多看、多闻、多问、多想、多干，才会捕获飘荡不定、多隐暗处的商机。
边陲之地的新疆新发现了油矿，温州人会不远万里跑去看看；千里之外的上海有酒店要转让，温州人会疾马而至瞅瞅。促使他们去的原因很简单：“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即使闲暇逛街，温州人也会让器官肢体随“勤”而动。温州人李涛在北京逛宜家家居店，感觉这种国外名牌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未料那位负责人开口便说了声：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之余，得知自宜家家居店开业起，便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宜家”虽然不搞代理，但温州人勤奋的形象却是深深烙在店主的心中。
北京大名鼎鼎的浙江村最早是由几个温州裁缝师傅创建的。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说北京服装生意好做，便带着家人千里迢迢赴京寻财。7个裁缝老乡不甘落后，紧跟其后也进京求宝了。他们在南苑乡海产屯村落下脚，扎下事业的根基。如今8个小裁缝铺已繁衍出上万个服装厂，有l0万温州客，成为京城中典型的浙江村，昔日京郊那个很不起眼的小小乡村也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南苑大红门服装批发中心。
温州人勤奋，虽出生于偏僻一隅，生长于弹丸之地，但他们却四海为家，八方寻找发财机会。在他们眼中“财富无域之界”、“天下的钱天下勤劳的人均可掌用”。所以温州人以闲居家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为羞耻，以勤劳谋富、自力更生为本分。故而别人眼中下贱的工作有温州人做，别人看不上眼的蝇头小钱有温州人努力赚取，在温州人看来，这总比动辄求政府施舍，向路人乞讨来的光明磊落。所以温州少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在家坐等政府救济的下岗工人，少蜷缩墙角闲侃扯淡、无所事事的无聊之徒。正如太原华北服装城经理苏德生所说：“在温州，除了医院的病号或者行动不便的老者，你不会发现有人整天晒太阳。”
内地许多省份的人出外打工，十数年中所涌现出的小老板、企业家寥若晨星。而温州人则不同，在上百万的温州外出人员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自力更生、独立经营、忙忙碌碌的个体推销商和民营厂的老板。
温州人往外走，外地人却往温州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到温州务工的七八十万外地人，除了几百位技术或管理人员外，大都以打工为天职。他们在温州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挣钱来积攒资本，然后回到家里独立开办企业，或在温州市场上开辟出一方自己经营的小天地。其他地方的人外出务工者吃苦耐劳的品格并不逊于温州人，他们在建筑工地上挑砖头背水泥，在一些港台日韩等合资企业里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所挣的血汗钱都寄回了贫困的家。温州人却与他们不同，早期出外的温州客很少去劳工市场，他们宁可从补鞋、理发、摆地摊、卖小吃攒起做生意的资本，少量寄家孝敬父老或补贴妻儿，更多的则是做出生意来以便更好地顾家。温州人在各地都是很棒的理发师、补鞋匠或裁缝师，他们凭着自己的手艺维持生计，并一点一滴地积攒，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老板梦”。
温州人这种勤奋自立的特点在苏德生身上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苏德生是温州乐清县人，祖辈都是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为了及早改变家里的经济困境，15岁那年他跟随叔父和兄弟到山西榆次创业，正式踏上充满艰辛的经商之路。开始他先是做木匠活，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后来，他看到摆摊卖服装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他深知“诚信是经商之根本”的道理，所以对于来买他衣服的男女老幼，他都是以诚相待，结果他的生意越做越大。1994年，苏德生在太原市盖起了该市最大的华北服装城，但服装城还没有立起来，官司就已经缠上了身，一年半后，为守信誉，华北服装城如期开业了，在喧闹的开业锣鼓声中，有谁知道苏德生的冤枉官司刚以败诉赔款150万元结束。
如今的苏氏华北服装城历经磨难，几经发展，仍然稳居太原市最大服装商场的前列，奔波20余载的苏德生也依然没有停下来歇歇脚的意思，他正准备西进秦川，抓住西部开发的机遇，在西安再建一个更大、更有气魄的服装市场。
“业精于勤”，“天道酬勤”。从摆地摊、租柜台到经营商场，从县城到省城再到更大的区域中心城市，苏德生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他把自己创业的成功归于勤奋自立所给的回报。
在温州，不仅孩子不企望父母为自己安排个好工作而立志于自创，而且弟不靠兄、妻不靠大的事例俯拾皆是。有一天，山西太原人在山西财大附近忽然发现街道旁多了一家服装小店“女主角时装屋”。小店老板是个21岁的名叫林影的财大在校生，正在读金融专业。大学生当老板在北京中关村也许不算稀奇，而在商品意识稍显滞后的山西太原可就不同了：人们一打听，方知店老板是一名温州女孩。当问到作为一名在校生，为什么想到要开一家小服装店，女老板说她只是想切身体会一一到底什么是市场。
林影浓郁的商品意识大都来自家庭熏陶，因为她的父母是做了十几年电器生意的温州商人。当初林影之所以报考山西财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她觉得山西的商业机会多于温州，她还打算毕业后留在山西，把生意做大做强，以实现远大的人生目标。其实，林影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成年人，开服装店就像她的学业一样是自己的事，与家里人并没有关系，再一个原因就是，她不想让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意而分心。这家服装店从租房、装修，到进货、雇人全由她自己做工、自己联系——为了不影响学业，女老板就雇了一名在校女生帮助自己，两个人轮班，受雇人每卖一件服装便能获得相应的提成，生意做的像模像样。
温州人自然讲究人缘和乡情关系，但同时又十分讲究个人的独立性，因而当内地人把“独立”二字挂在嘴边时，温州人却早已行大于言、先于言，将其付诸实施了。
商经微言
做生意离不开一个“勤”字。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勤奋和自立意识。
善待金钱
“花钱不难，赚钱不易。”、“把所有的钱当作辛苦钱，而辛苦钱最值得珍惜。”这些是温州人嘴上最爱说的话。确实，对钱则必须具有爱惜之情，她才会聚集到你身边，你越尊重她，珍惜她，她越心甘情愿地跑进你的口袋。
温州商人林良是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分会的副会长，也是重庆被服市场的“老大”——“小林被服公司”的总裁。到重庆之前林良已在深圳打了8年工，位至一家床上饰品公司销售部经理。但他如无数温州商人一样，一旦有了资本积累便谋求着独立创业。于是1991年他带着辛勤挣来的两万元资金单身闯重庆，当时他见重庆人口多，相对沿海而言又较闭塞，因而断定有市场。为了稳妥起见，在个人正式创业前他从做别人的品牌入手，销售当时在重庆相当出名的一个浙江床上饰品名牌“赛丝绒”。经过一年多的销售实践，他发现“赛丝绒”销售环节上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症结，其中就有路途遥远，产品供应常拖客户后腿，而且仿冒严重，市场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却不是他个人所能解决了的，于是他决定结束代销生涯，独自创业。他用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作为自己的品牌名称，成立了小林被服公司。
独自创业，资金有限，林良所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他把“拼搏”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其他温州创业者一样，创业阶段的林良什么样的环境都能生存，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气都能受。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他认为勤奋和顽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几年间，他吃住在厂里，没有床，晚上就睡在纸箱板上，住房就是仓库，也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谈到这一经历，成功后的林良说：“其实不少温州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的理由也差不多，多租一套房子就会多一份费用，多出一份力就多一份收获。”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他的产品终于打开了销路，在重庆各区县布下了五六十家店铺，在太原、昆明、石家庄等地也留下了自己的摊点或委托了代理商。
在重庆解放碑商业圈，国泰通信城的老板、温州商人黄良明已是名声显赫的富豪。1987年他经朋友介绍，揣上仅有的8000元的全部舞产闯到了重庆，最初在邹容路上租了两个柜台，做起了眼镜生意。经过十年拼搏，至1997年他成立了国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从第二年开始介入通信行业。当时传呼业异常火爆，黄良明也瞅准了这个机会——从国泰二楼的十多个柜台中划出了3个专做通信生意，其他仍然经营眼镜。1999年上半年则全面转向经营通信产品。说起创业时的艰辛，黄良明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他身上一般是揣两包烟，一包是4块多钱的“红塔山”，用来招待客人；另一包是l块多钱的“山城”，留给自己抽。
在国际商界，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自古闻名，其实温州人与犹太人有很多共同的优点，他们追求财富，无不勤劳节俭，善于用钱。
好山好水的杭州是个适宜过安逸日子的城市，但也颇能消磨人的意志。1995年，通过石材销售在杭州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温商程飞鹏，尽管拥有了数百万财产，但他仍然同其他艰苦创业的温州人一样，考虑的远不是生活上的享受，而是投资理财。而当时不少做石材生意的老板觉得钱太好赚，来得太容易，就把资金用到在杭州买好车好房、好穿好吃上，开始追求生活质量。这自然无可厚非，但程飞鹏却不这么做。他认为，没钱的人一朝有了钱，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钱，懂得积累，善待资金，学会投资理财、滚动发展。因此即使身价百万，他也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辆破旧的客货两用车跟着他跑东跑西，有人劝他换辆新的，一是效率高，二是气派，他却说新车旧车无所谓，只要能代步就行。
此时，程飞鹏在杭州的居住条件相当简陋，不足30平方米的工棚房，成为他一家三口的栖息地和四个民工的安身处，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睡觉是“排排睡”，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他的同乡实在看不过眼，批评说：“你老程赚钱究竟是干什么的？忍心让老婆孩子挤在一起？”但程飞鹏我行我素，每月只需100元的小房他也舍不得再租一间，在工棚房中一住就是一年多。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生存下去，创业再说。
程飞鹏认为，把创造的财富反哺给社会是商人的道德，而把血汗凝结的金钱用于奢侈则是造孽。1994年寒冬腊月的一天，正在吃晚饭的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有位顾客要求他送两块石材样品过来。从陶瓷品市场到武林路距离很远，身边的员工已经下了班，运输车叫不到。客户在电话上说可以为程飞鹏报50元的“货的”费。但程飞鹏第一个念头却是怎样省下这笔钱。于是，他向隔壁老板借了一辆三轮车，把石材装上车后，他亲自蹬车送过去。由于第一次骑这种车，再加上正好是下班高峰，车多人挤，程飞鹏的技术不过关，三轮车不听使唤，一头栽进了路边的臭水沟。当时的情景非常狼狈，石材和三轮车压到了他身上，而他则泡在污水里，一头污泥不算，还冻得他牙齿打颤，幸亏民警、路人相助他才爬了出来。事后程飞鹏常常提起这件事，同行都觉得他的做法可笑，可他却说“没办法，我还是改不了吃苦耐劳的习惯。”
1995年以后，程飞鹏认识到国内的经济走势会像香港那样激活房地产业，于是擅长玩资金游戏的他大胆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涉足房产、地产交易，几乎无往而不胜，于是又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此后他又于2001年投资兴办舟山水产批发市场，再获成功。2002年，程飞鹏和韩传旺等五大股东斥10亿巨资，又在南京江宁区兴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物流园”，2003年10月开园后，形成了房地产、第三产业、仓储、物流、展览、科研滚动发展的新格局，为南京江宁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国内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果用于生活，对于程飞鹏来说，他挣的钱可以说是几辈子享用不尽。但在他看来，钱多了就变成了一种数字，钱多钱少无非是多一个零少一个零的关系。他风趣地说：“我看见钱就脸红，别人嫌我故弄玄虚，其实是真话。”从做生意至今，程鹏飞从未亲手点过钱，都日别人打理。不会点钱使他的皮夹中几乎从不装现金，出了门往往会尴尬百出。
从黄良明、程鹏飞等人的实例不难看出，温州人最会花钱，即不该花的钱决不乱花一分，要花就花在“刀刃”上，创业中，一根钉、一根线无不精打细算。温州人最敢花钱，但凡是创业的事，立项目，大把大把花钱如流水，花干花净不顾惜，花干花净了也敢去借贷。
温商郑迈是四川康达制衣公司的董事长，他20多岁从川大中文系毕业后回温州当了一年机关干部，捧上了“铁饭碗”，坐上了“铁交椅”，但没几天就辞职下了海，又回到了他母校所在地成都，用了几年时间在郊区华阳镇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康达制衣公司。他本已成就事业，所生产的“金蛙”西服连获四川省政府四项殊荣，并在四川设立了90多家专营店。后来他又受邀出任香港登仕国际集团的四川销售经理，年薪20万。郑迈多种销售一起抓，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吃盒饭、挤大巴是他的生活常态，同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并无两样。在四川，吃饭非常便宜，许多温州人却和郑迈一样在个人生活开销上花钱很小气，但一旦投资创业却再多也舍得。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把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省吃俭用，勤奋创业，这就是当代的温州人。正因为他们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该花的钱决不吝惜，不该花的钱决不乱花一分，勤俭持家，才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商经微言
对钱则必须具有爱惜之情，她才会聚集到你身边，你越尊重她，珍惜她，她越心甘情愿地跑进你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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