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小的投入开始
时下，不少企业在选择新项目时，都将眼光投向大产品、大项目，把大把的资金投向高、精、尖商品。不愿意生产小产品，研究小项目，认为小产品、小项目市场小，利润低，小打小闹成不了什么气候。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有些不起眼的小生意，不但投入少，也可以赚到大钱。
在许多人看来，做生意总得需要大本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赚钱的方式也很多。有钱想有钱的法子，没钱找没钱的路子。以钱生钱当然容易，但没钱赚钱，就要靠大脑的智慧，必须有超越常人的胆量和眼光才行。赚钱要巧，不一定非得依靠大把的资本，从小生意做起，一样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百万富翁。
事实表明，对小产品不能“小”看。小产品只要一以贯之，不断创新，也能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功。世界500强中的美国吉利、麦当劳，其当家产品也不过是剃须刀、汉堡包加薯条的小产品而已。日本尼西奇公司则是凭借一块尿布闯天下，使不起眼的尿布成为畅销海内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生意。事实上，大富人在富了之后，依然重视投入很少的生意。
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够有钱的了吧？可是他对利润才几分钱的铅笔生意一样也很重视。一次他去前苏联访问，发现铅笔很贵，就知道前苏联制笔业落后。但当时前苏联有1亿多人口，而且政府号召工农学文化，铅笔用量相当惊人。于是，哈默访问结束回国后，就马上买了机器、盖起厂房，年产量达一亿支，出口前苏联，大赚了一笔。
如何看待“小生意”，既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又是一个商业眼光的问题。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他们经商务实又精明过人，所以他们不耻于赚“小钱”。他们善于抓住身边的小生意，绝不让赚钱的机会从身边跑走，哪怕是一分钱。
温州人善于经营投入很小的生意，喜欢赚小钱的观念充分展示他们的赚钱个性。他们虽然赚的是小钱，但凭借销售量大能确保赚到大钱。试想如果能够在每个人身上赚一分钱，那么全国十三亿人能让你赚多少钱？全世界六十亿人又能让你赚多少钱？
温州永嘉县桥头镇人便是从投入很小的钮扣生意做起的，而也是靠着它走上了集体致富之路。这一产业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对叶氏兄弟四处弹棉花，漂泊在外。有一天他们在邻县的一家钮扣厂门口发现有人处理次品钮扣，便花了400元钱买了些次品并带回了桥头镇，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谁知一堆次品钮扣将叶氏兄弟推上了创业路，由于销路好，他俩先是现买现卖，然后又发展到自产自销，后来便引起邻里群起效仿，一直发展到全镇人家家生产钮扣，户户销售钮扣，前店后厂，100多个家庭作坊商店齐开工做活，齐开张营业，硬是把个地处偏僻山沟的桥头镇做成了20世纪80年代商人皆知的全国最大的钮扣生产批发市场。据说当时10亿中国人衣服上的钮扣，十之八九出自于永嘉县桥头镇村民之手。永嘉一阵风，全国钮扣市场也会摇一摇。而该镇居民邹文聪也由卖钮扣赚薄利起步，经过积累壮大，脱颖而出，铸造出“迈利达”钮扣及拉链品牌，连美国航空署也不远万里向他送来了订单。
如果所经营的项目利润薄销量也小，那该怎么办呢？温州人在没有找到更好的项目之前，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靠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般的持久战来赚钱。
目前大学生找工作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这和他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有不少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后，信誓旦旦地说：找工作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工作是环境好，二是挣钱多，三是轻松又体面。简直是痴人妄想。
一大学生毕业后去南方打工，按照上面的标准一家又一家地去面试，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找到心目中的单位。一天早上，他在街边的早点摊上吃早饭，与摊主大妈聊天时，大发感慨，说钱这东西真难赚，做投入小的小生意赚不了钱，自己又没有本钱做大买卖等等。摊主大妈听他诉完苦后，用手指着路边的石子，带着微笑，很认真地对小伙子说：“呵呵，不难！从现在开始，你天天去捡路边的石子，等全部捡起来再卖掉，你不就有本钱做大生意了吗？这不要你花什么本钱的。”当时小伙子对这建议嗤之以鼻，并在心里嘲笑摊主大妈：“那得多少年？难怪你只是一个卖早点的，你也只能靠卖早点赚点小钱。”在此之后，小伙子跳了几次槽，但还是没挣到钱，还是怨天尤人。
几年后，小伙子又与摊主大妈相遇了，交谈过程中令小伙子大跌眼镜的是，摊主大妈凭着她“捡石子”的观念，持之以恒，积少成多。现在，她已为三个儿子买了三套房，还帮小儿子买了一部出租车。交谈结束后，小伙子觉得自己这几年的光阴真是白白浪费了。
商经微言
与其感慨、等待、幻想发大财，不如从小本生意做起，踏踏实实地赚小钱，因为小钱积多了就会赚来大钱。
大钱小钱都要赚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财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平静而放松心境的人，才能脚踏实地地为自己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对小钱要么不屑为之，要么随意挥霍，不但不能得到大的财富，小的财富也会与之失臂。
海洋之所以成为海洋，是因为它具有“纳百川”的气度，家财万贯也是从“每一枚硬币”开始的。没有这种由小到大的积累，也就谈不上得到更大的财富。贪图更大的财富，其结果往往是连本来能够到手的财富也漏掉了。
有位百万富翁曾说过“小钱是大钱的祖宗”，现实中的好多百万富翁当初就是靠赚不起眼的小钱而白手起家的。据统计，国外90％以上的大富豪是白手起家或靠小本起步的，只有10％不到的人是靠继承遗产发家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全是穷人，靠赚小钱起家的恐怕要占到99％以上。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愿望，总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财源滚滚而来，潇洒地做一回大老板，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却难以梦想成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些人赚钱心太急切了，导致了致富心态的错误。他们只想发大财、赚大钱，能赚小钱的机会看不上眼，忘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道理。
不要嫌钱太小。有的人“大钱赚不到，小钱不愿赚”，结果总是愁钱用。事实上，赚小钱是赚大钱的必要步骤，因为在赚小钱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经验、见识、阅历，培养金钱意识和赚钱能力，同时积累人情关系。试想，一个连小钱也赚不到的人，他能管理得了上百万的企业吗？所以人要想赚大钱，就要脚踏实地，从小钱赚起。
不管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温州人都有强烈的赚钱欲望与激情，不放过赚取每一个铜板的机会。当年温州的补鞋匠，都是从几毛钱缝缝补补做起，聚沙成塔，他们每年纯收入居然可达数万元。他们正是做这种别人看不起眼的生意，挣的是小钱。但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后，他们就回家办制鞋厂或者其他什么企业。
一厘钱也能致大富，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而且现实中并没有面值一厘钱的货币。但一细想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积沙成塔，粒米成箩。一厘钱的利润从单个看，确实是微不足道，但如果产量上去了，规模达到了，就会成为可观的财富。不少美国企业对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消费市场很感兴趣，一家经销阿司匹林药的经营者，曾感叹地说：“上帝啊，如果我们能够一天卖给一个中国人一片阿司匹林，就能使我们的销量成倍增长！”
温州人给自己总结出的几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大钱小钱都赚，能赚几分几厘的机会也决不松手。他们的商业价值观非常独特，响亮地喊出了“赚一厘钱也光荣”口号。比如纽扣生意。一粒纽扣的利润真的不足一厘，他们也做得兢兢业业、高高兴兴的。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温州人就靠这一分一厘的集腋成裘，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为其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
温州人能够把不起眼的纽扣做成大生意，正是温州人赚小钱算大账的集中体现。其他地方的人往往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但温州人却是大小通吃、大小兼容，不管大利小利是钱就赚！他们的商业哲学是：“唯利是图”不足取，“微利是途”却能积少成多，是生财之道、赚钱之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温州人经营的几乎全是赚小钱的买卖，如钉皮鞋、裁衣服、开饭店、做纽扣、做皮衣、卖小家电等等。他们赚一厘钱的创业精神使得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前赴后继，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还最终用小商品催熟了大市场。现在，温州是全国最大的皮鞋生产基地，年产量达20亿双，销售额200亿元，眼镜加工业位居全国第一，年销售额200亿元，服装业年销售额500亿元，打火机全国占有率第一。
“一分钱也要赚”，这种经营观点不仅体现了温州人的赚钱欲望，更是其金钱智慧的高明之处。温州人不仅爱赚小钱，而且连眼前没利润但将来有利可图的不赚钱买卖同样投入很大的热情。
现如今的市场越来越规范，竞争越来越激烈，一夜暴富神话已难再有。而且，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利润空间稍大，就必然会有大量资本迅速进入，利润就会陡然下降。摆在全球商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面对这个微利时代？
“薄利多销”是应对微利时代的不二法门。它既能使产品较快地进入买方市场，提供有效供给，服务于社会、产生产品的综合效益，同时，又能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增加生产、加速资金周转速度、盘活生产资金，是增加企业盈利的有效管理手段。
在1993年上半年，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癫狂的膨胀状态。温州的打火机厂家从原来的不到两百家急剧发展到3000多家。因为温州打火机只要10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同一类型打火机要价是三百元至五百元，悬殊的价格实在是太离谱，所以，那个时候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当时夸张的说法是，即使你发给老外的货箱里装的是石头，老外也不管那么多就带走，货款照付不误。
温州人很聪明，他们知道做生意无非两点，赚利润与赚市场，他们正是通过赚微利来赚市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在告别了短缺的计划经济以后，目前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利润，都标志着已经进入了一个微利的时代，在这个微利时代里，温州人那种“大钱小钱都赚”、“赚一分钱也光荣”的商业思想就更能够适应这微利时代。
以牙签为例。是追求1板牙签赚1元钱，还是只要100根牙签赚1分钱？温州商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如果1根牙签能赚1元，因为利润丰厚，大家会抢着卖牙签，经销商和消费者也不会千里迢迢到温州来。而100根赚1分钱的生意，却不是谁都能经营下去的，因为没有相当大的销售量，卖牙签恐怕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回来。
因此，在所有环节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并且靠良好的信誉吸引“回头客”，这是温州小商品市场做大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为自己找到广阔的“无人地带”，让“薄利”与“多销”良性互动，成就了一方市场。
小生意能赚大钱，温州商人成功地演绎着这种经营策略，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居然找不到竞争对手。
一次中几百万元大奖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更多的人也许一生都不会遇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靠劳动赚小钱的机会犹如天上下雨，却是隔三差五就能够遇见的，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抓住它、利用它。能够靠继承祖业、技术专利等方式迅速赚到大钱当然最好。但如果你暂时还不具备赚大钱的条件时，倒不妨去脚踏实地地赚些小钱。
小钱赚多了，生意经营做熟了，不就成了大钱？假如整天白日做梦般的想发财，指望天上下金条砸向自己，却不投入实际行动去赚小钱，真正碰上了发大财的机会，到时候有足够的能力、经验、气度来获取财富吗？
商经微言
对小钱要么不屑为之，要么随意挥霍，不但不能得到大的财富，小的财富也会与之失臂。
“厚”脸皮的推销术
温州人就是只要能挣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愿干。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
温州人似乎天生“脸皮厚”，最善于推销，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想必好多人都见识过那些推销塑料手册、徽章票证的温州人，他们带着样品跑遍全国，忍受别人种种不同的脸色，一次次遭到拒绝，再一次次推销，屡败屡战，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有的定购者是抱着花钱买清静的想法，但总是让他们赚了钱。
换个角度看问题，脸皮厚实际上是心理素质过硬的代名词，说明这个人能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当男人与女人调情的时候，如果女人说“不”的时候怎么办？情场老手都知道，一定不要轻易放弃，如果求婚，一百次不成，也许第一百零一次就成功了。否则心上人嫁人了，新郎不是你，后悔药没地方买。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矗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一个搞笑的创意，如果谁想白手起家，每天赚个几百元钱，那就这么去做：在公园、旅游景点之类的地方，找到一对情侣，对男士说：“我打你一个耳光然后给你一百块钱，如何？”这个时候对方的答复多半是：“那我打你一耳光也给你一百元钱！”然后马上成交，让男士打自己一耳光，由此来赚钱。
这个创意的基点其实就是面子问题，就是脸皮厚不厚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早些时候，温州人已经利用了中国人的面子思想来赚钱。比如顾客走进一商店，温州人对你十分热情，端茶送水，问寒问暖什么的，这样一来，极大地满足了顾客的“面子”，顾客自己都觉得如果不买点什么东西就很不好意思。
有个温州老板在香港开了一家烟酒批发部，他的经营方式很独特：来这里批发烟酒的客户一进店门后第一眼就会发现在摆放在大门旁边金碧辉煌的橱柜，里面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酒，令人不解的是整个橱柜里的瓶装酒没有一瓶是整瓶的。更让人惊奇的是在每个酒瓶上还挂着一张精美的卡片，上面写着一个个先生或夫人的名字。问老板，他答复道：这些酒都是顾客曾经买过的酒。那么这些“半瓶酒”陈列在橱柜里有什么作用呢？原来，这就是老板吸引顾客的经营高招。到这家批发部的顾客，买的酒大都是价格昂贵的名酒，有时喝剩下小半瓶，要带走会嫌麻烦或显得寒酸，可丢掉又觉得可惜。于是批发部便在门口设了一个大橱柜，存放顾客喝剩的半瓶酒，并用一张卡片标上该顾客的名字，待顾客下次来时饮用。这一招就像一块无形的磁铁吸引着顾客频频光临，“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旺。
温州人为什么与众不同？他们的脸皮为什么这么“厚”呢？一是因为他们永远对自己保持信心；二是他们有必胜的决心。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相信总有一次会成功；三是他们有誓不罢休的勇气；最后是成功后的成就感对他们的激励作用。
商经微言
温州商人“脸皮厚”，实际上是他们心理素质过硬的一种表现，说明他们能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
八面埋伏，四面出击
有着“东方的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遍布中国以至世界。他们喜欢云游四方，到有市场的地方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北京去得，天津去得，上海更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温州人也敢闯。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
北京素有温州商人北方根据地之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离天安门广场只有5公里的南苑乡大红门10多公里的一带方圆，有着近10万的外来人口，几乎全为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人。也就是说，这时的“浙江村”已经悄悄出现在北京城。而当它以一种近乎“异端”的姿态再现在祖国的心脏时，所有关注它的人们都提出了难解的质疑：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是怎样出现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用“不知不觉”或“悄然渗进”来形容。温州人不仅获得了被吸纳和融入的机会，而且还成了北京市政府最受欢迎的商户群落。
在北京进行商业活动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新旧世纪之交已达20万人，也就是说每50个北京人中，就有一个温州人。温州商人在北京市场的动作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影响。如：经营主体以温州人为主的“京温服装市场”年成交额达15亿元；王伟坚等人的北京龙湫商贸公司在木樨园修建的商贸批发中心，1700个摊位占了1．68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年商品成交额达7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由温州人投资2700万元创办的龙渊商贸批发市场和投资1800万元创办的天顺综合批发市场等。温州人在京创办或承租主办的商场、商厦已不下20处，以至于人们惊叹：温州商人几乎占有了京城商业的半壁江山。
一批大腕级的温州商人也在京城出现，例如蜚声海内外的“101毛发再生精”的发明者、有“红色大亨”之誉的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还有来自乐清柳市的电器电于大王，出身永嘉桥头钮扣市场的钮扣老板群等。
此外，温州的知名企业大都在京城开设了“驻京办”。正如一位温州商人所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不可没有“驻京办”。说明北京在温州商人心中的突出位置，同时也说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对于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许正缘于此，作为温州知名企业的奥康集团、报喜鸟集团、红蜻蜒集团等等100多家温州企业都在北京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天津是北京的海上门户，这里商业发达，商人荟萃，因而到天津创业的温州人已有近10万人之多。温州人在天津也有着不凡的业绩，比如在天津知名度颇高的大众化服装市场就是温州人的杰作。这个冠名为“天津温州城服装批发市场”的服装商贸中心占地3万平方米，年营业额达3亿元左右，几年中累计为国家创税达1亿多元。这个市场不仅规模大、每天客流量大，而且还辐射整个华北地区和东北三省。同是在天津，营业面积有6900平方米、营业额超亿元的陶陶鞋业连锁店，更被人称为出现于天津商界的一匹温州“黑马”，其老总陶加就是来自温州渔村的一名拓荒者，而今他在天津商界享有盛誉。从国内众多的皮装生产企业中脱颖而出，并在消费者中间树立起良好品牌形象的“天津应大皮革时装有限公司”，也是由温州人在天津创办的。从16岁就走出温州，跟随19岁的姐姐到北京闯天下，而后又转战天津的温商应泽，成为天津媒体一直关注的热点人物。他的“应大皮革”名闻遐迩，在别人的眼中他是“大业乃成”，而他自己却是永不知足。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中国金融、经济、工业生产的最大基地，这里有最高尖的技术和最新的信息，储存着中国大批最优秀的人才，同时又是中国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是得天独厚的商业宝地。上海的经济地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亚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正因为如此，早年的温州推销大军和各种手艺人就把上海看做了发财致富的聚宝盆，并且打趣般夸言道：“上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温州至上海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很早就已是“热线”，大批的温州人早年纷纷进入上海，大大小小的各色温州商贩遍布于上海。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温州发展环境的局限，一些成功的温州商人也把上海作为自己第二次腾飞的起点，作为他们冲出国门的码头。因此，他们不惜重金纷纷抢滩上海，在这个越来越繁荣的城市抢占、攻占或挤占有利位置。
温州人不仅在国内勇闯市场，还把目光大胆地瞄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商经微言
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成为“东方起动点”，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
独特的融资渠道
100元的资本，最多只能摆个补鞋摊；然而温州人只要口袋里有100元，就想当老板。因为这100元有可能奇迹般地变成一万元。这与温州人独特的融资渠道有关。
资本对于商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本钱，向银行贷款是许多下海经商的人筹措资本的有效方式。温州人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一是朋友互助。温州老板老乡观念很强，极富互助精神。二是赊货变现。当温州人没有能耐从银行里贷款时，他们的融资方式既古老又实用，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如果你急需一笔钱，用来进货或开办一家商店，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参加，讲明你用钱的理由。若需用10万元，而邀到了20个人，那么第一个月20个会员每人出5000元，凑够10万元给你。其后抓阄决定20个会员谁先谁后取得“会金”。这种邀会取得资金的方式称“干会”，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还有一种“邀会”，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每月的几号入会者集中到会主家里，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越早使用钱的人便多付一些利息给后来的用钱者。
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也正是这种方式构筑了温州商人以亲戚、朋友、老乡形成的生存网络。而大家皆为老板，更给这网络增添了活力，邀会也就更加方便了。开发油田的商人王荣森，其480万元资金中，有230万元就是由亲友邀会筹集到的。挟资1.5亿元到上海南汇创办建桥大学的周星增，也是依靠这种方式筹集到了数千万巨资。现在环境宽松多了，银行也对他们露出了笑脸。然而在大多数处于创业期的温州人中，他们仍采用“邀会”的方式。
温州人还有一种令人称绝的融资方式，这便是“赊货变现”。温州不产参茸，但全国的参茸市场却在温州。在这里，人参每公斤1900元，比产地东北长白山还便宜100元。温州商人何以做这种蚀本生意呢？原来，温州人的参茸生意，一般第一次订货开口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赢得了东北人的信赖。关系熟了后，先付20％至30％的定金，卖掉后马上结账。东北人觉得货堆在自己手里，搁一年说不准还卖不出去，温州人年底结清，何乐而不为？温州老板与东北老板的看法正好相反，在他们眼中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他们的一般作法是接到人参后，迅速在市场上销售，甚至低于进货价。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了，其他买卖可赚了不少钱，盈亏相抵，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再将其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温州老板盘活商业资源的手法真可谓绝了。这种不依赖银行的融资方式，能将一元钱当四元钱用，温州人的精明于此可见一斑。
做生意有赚有赔，由于经营者有时会出现特殊情况或不可预测的风险，造成“会”钱有时出现无法按期归还的现象，这也是难免的。遇到这种情况，宗亲同乡关系便会发生作用，参与者知道生意场上多风云，所以在应邀人会上一般都会有心理的准备。遇到“会主”一时半会儿还不下的情况，他们会以“作为宗亲朋友有什么法，自认倒霉呗”来安慰自己：同时他们也知道，还不了钱的人一般是不会逃“会”的，早晚会挣出钱来抓紧还上钱。在温州，有意逃“会”者自会信誉扫地，以后的生意是很难做的。
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既有利于资金的流动和利用，又为需用钱而得不到贷款的人解决了困难，还为出钱者带来厂较高的存款利息，可谓一举三得。有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民间融资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源，也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宝座。
无论是在温州本土，还是在客居外地的温州城、温州村、温州街，温州人就是生活在这种由宗亲、朋友和老乡关系构筑的生存网络中，这使他们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胜。
商经微言
自发的企业组织方式和民间方式，从方方面面给温州人带来了发展的动力，促成了温州人的致富梦，又使温州经济由一粒粒萌芽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由一叶叶小舢板变成了大舟船。
认准了的事情永不放弃
人的一生并不平坦，有顺心得意的时光，也有悲观彷徨的苦闷，作为优秀的商人，在身处逆境时不要绝望，要有一颗直面逆境的豁达的心。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畏缩不前，要敢于坚持到底，因为只有坚持到底，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经商是一种非常能考验人的意志的工作，在与别人交易的过程中常被许多不利因素所阻挠，甚至彻底失败。这就像登山常被雪崩、寒冷的天气、不可预测的风暴所阻挠一样。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优秀的商人绝不会放弃，而是眼睛盯住目标，克服种种困难，奋勇向前，直至实现人生目标。
曾几何时，中国大陆民营企业集团化的浪潮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而环宇集团则是在这一浪潮中诞生的十分孱弱的婴儿。
“环宇”创立之初，温州市低压电器已在全国名声大噪，“正泰”、“德力西”两大集团更是名声显赫，他们起步早，规模大。与之相比，初出茅庐的“环宇”不仅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连能否站稳脚根、独立自行还很难说。从名称上来看，“环宇”这两个字气魄自然不算小，可是它的实力究竟怎么样，别人不知，创始人王迅行可是心中有数。这个由他联络六位铁杆知己办起的集团公司的确还十分脆弱，创立之初又赶上了温州劣质低压电器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遭受围追堵截的危机，在出师不利的大气候下，王迅行昂头抗压，坚信只要产品质量过得硬，环宇集团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为此他提出了“立足品质，放眼环宇”，意即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图发展，争创国际名牌的经营理念和战略构想。
王迅行的经营理念和战略构想固然不错，而且在行业低迷状态中，坚持用产品的高质量在市场上说话，渐渐地也做出了一些名气。在运作了一段时间后，当王迅行决定要动真格，提出扩大投资，兴建一条全新的生产流水线，真正落实“立足品质，放眼环宇”八字方针时，环宇集团却由此出现了几近散伙的大动荡。一起创办公司的股东觉得这样投资风险太大，于是产生了畏缩情绪，不仅不愿再加大投资，而且还有几个股东釜底抽薪，撤了资退了股。
集团内部的纷争无疑给企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扩大投资未成，反而面临公司垮台的重大危机。战胜仇恨首先要战胜自己，只有战胜了自己，把内心的仇恨化为动力，才有可能渡过眼前的危机。王迅行慎重地思考了目前所面临的情势，他不退反进，坚持不改初衷，他认为，即便倾家当产，我也要搏上一回，况且不敢破釜沉舟，最终会功败垂成，惹人嗤笑。
就在“环宇”决策峰会作出“冲出技术困难的漩涡”的决定后不久，王迅行所要求达到的体现科技新水平的生产流水线图纸设计出来了。在当时的低压电器生产行业，这条传递式的交流接触生产流水线体现了很高的技术含金量，足以帮助“环宇”跨上低压电器生产的新平台。
等到图纸变成了实际安装，王迅行又动员未退出的股东一起全力投入施工，一丝不苟地狠抓落实。1990年，历尽艰辛安装起来的流水线样机经过无数次试验、检测、试制，终于通过验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经过权威部门测试高水平达标，生产线投入正式生产。王迅行用榜样的力量，给大家上了一堂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企业家素质课。这一精神换来的物质结果是巨大的：生产流水线投产后，环宇产品参加了1991年的展览会，一次就得到了200多万元的生产订单，当年就创值700余万元。
经此一役，环宇集团即从温州低压电器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枝新秀，具备了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后劲，效益自然不断高涨，将那些不成规模的同行远远甩到了后面。看到“环宇”的发展实力和前景，当初那几位撤资的股东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重新入股，王迅行没有丝毫怨言，反而对他们说：“正是你们撤资的举动，使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同时，也激发了我昂扬的斗志，才有环宇的今天，所以，我还要感谢你们。”
认准了的事，就要做到底，做出名堂，江国良就是这样一个温州商人。同其他温州人相异，原本在家乡发展的江国良，面对温州饮料市场的激烈竞争，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赢利空间相对狭窄的情况下，看准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选择项目仍然是自己熟悉的饮料业，他决心根据自身的优势，做出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业。
1995年，在西部省区，利用半年的时间，江国良先后深入考察了6个行业，最后他把目光对准了今属重庆市管辖的涪陵啤酒厂。涪陵啤酒厂由于经营不善，12年间没向银行还过一分钱的利息，像其他国营啤酒厂一样未能逃脱濒临倒闭的命运。该厂虽在涪陵，厂址却不在三峡库区的搬迁范围之内，因而也享受不到国家发放的移民补偿金，得不到自己梦想的发展机遇，由此可以说该啤酒厂正是别人想丢还丢不开的烫手的山芋。江国良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因而大胆地以660万元的巨资买断了该厂。
当地人听说这个消息后，都把江国良当成一个温州呆子。他们并不相信一个连四川话都不会说的温州客能使涪陵啤酒厂起死回生。在他们看来，温州人和自己一样吃的是米面菜蔬，也没有长出三头六臂，拼完了投资的660万元，没准他就会成为一个连茶楼和小吃店也进不起的穷汉。他们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听这些风言风雨，江国良并没有退缩，相反，为了慎重起见，他进行了各方面的调研和比较。在他看来，从原料来源看，温州煤价为400多元，而涪陵这里只需100多元，水电也都比温州便宜和充足，而且四川经济相对封闭落后，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便宜。总体算来，生产成本和温州相比可以降低30％，这将是产品打入市场后的有利竞争优势。更重要的一点是，江国良预计到不久之后啤酒业将成为涪陵及周边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三峡工程一旦开工，对啤酒的需求将急剧猛增。正缘于此，江国良对自己的举措充满了信心。
1996年，啤酒厂正式转到他的名下，他举家搬迁，在涪陵正式开始了他“新的商业战场”的拼搏。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涪陵，江国良所经受的困难并不少，但他从不畏难，总在进取，一步步地完成了技改工程，然后才开始投产。在啤酒质量上，江国良从不放松自己的标准，而是狠下功夫，反复实践，从严把关，因而生产出的啤酒较之市场上的外地产品口感好、味道佳，加上包装精良，在市场上十分吸引人。接下来，江国良又以自己独特的营销方式，逐步蚕食了当地的消费市场。在他的辛勤经营下，1997年涪陵啤酒厂赢利150万元，1998年赢利400万元，1999年赢利450万元，2000年利润超过500万元，市场占有率从零上升至70％。几年过后，他投资660万元买下的啤酒厂资产总额已达3500万元，增值5倍多。
一个有胜利决心的人，他的行为谈吐无不异于常人。他意志坚强，觉得自己有战胜一切的把握，世上最受人信任、令人钦佩的就是这种人。
商经微言
成功是建立在忍耐的基础之上的。许多人之所以失败，大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恒心，没有持久忍耐力，缺乏一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精于借“势”
借大经济之身发展自己的小经济并由小而大，可以说是温州企业的基本发展模式。一些温州知名企业最初就是靠着直接依附于国内或国外大企业求得了发展，这当然也是借力而行。温州人虚心好学、善于钻研，早年的仿制毕竟不是他们学得先进技术的最终路子，为此他们特别注重与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利用大企业的技术和牌子来壮大自己。温州有名的大虎打火机厂和威力打火机厂，就是依附于日本广田公司，借助它的先进技术而做大做活、走向自立的鲜活例子。
王金祥也是通过借大企业之牌发展起来的着名温商。在温州企业家中，他的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体现了“鲫鱼”的生存策略。2002年初，因与其他股东有分歧，王金祥退出了有自己三成股份的一家鞋厂的管理层。看着分到的厂房，他没有像温州的许许多多老板一样，马上利用自己眼前的这点资源设厂开工，而是作了长远的打算。他清醒地看到，温州的三四千家鞋厂此时已初现疲软，业内流行的字眼是“挺”，大家都在精心算计着如何挺过市场的寒冬。
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两条道路可供王金祥选择：一是自己创牌，二是借用名牌。王金祥思忖：凭着自己1200万元的投入孤身创业，从零开始，巨大的投入与市场风险显然难以承受，纵然能够打出知名度，但消费者的认知度与忠诚度等在短期内也是无法建立的，而这恰恰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关键。而且，靠着1200万元自己创牌，速度显然不会快。由此出发，他想到了“傍”和“借”的方式。
有了这一思路，拥有鞋业第一个驰名商标的行业老大——青岛双星集团进入王金祥的脑际，如果能依附“双星”，自然是求之不得。“双星”当时的产品是旅游鞋和胶鞋，皮鞋虽时有所做，但在市场上很难见到，这一迹象透现出一个信息：皮鞋生产是“双星”的空缺，双星集团产品结构的这一空白在王金祥来看，可以说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使他兴奋不已，甚至没有过多考虑双方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想到才能做到，市场上只有利益，只要让对方觉得有利可图，双星集团就会感兴趣。王金祥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决定到青岛双星集团总部拜见集团总裁汪海。
到青岛之前，王金祥仔细研究了双星集团的情况和汪海的资料，并且想方设法向许多人打听了汪海的性格。在一位同乡的“推荐”下，他见到了德高望重的汪海。王金祥的开场白尽管有点俗套但也颇见贴心。他对汪海说：“双星”近期推出的两大举措，一是斥资数千万元在中央台做品牌广告，二是成功推出细分市场的“爸爸鞋”、“妈妈鞋”、“电工绝缘鞋”，这两大举措显示了决策者的大智大勇，朝着“国际制鞋王国”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说完这番不无恭维的客套话，王金祥话锋一转，亮出了自己的温柔一剑：“双星”胶鞋产品的确很牛，但皮鞋类产品却难成气候。对于要做“国际制鞋王国”的双星集团而言，这种缺陷就如一个失去一只胳膊的武林高手，最终难以发挥应有的威力。
梦想着将“双星”做成国际品牌的汪海，被王金祥的“温柔一剑”刺中了痛处。王金祥抓紧时间阐述自己打造“双星”皮鞋的理想，因颇有见识，说得汪海频频点头，他兴奋地拍着王金祥的肩膀，诚恳地说：“这正是我12年来的心病！咱们说定了，‘双星’皮鞋就交给你来做！”
在双星集团参观数天，协议拟定后双方签字生效，王金祥交出了自己的1200万元，买断了双星皮鞋及童皮鞋6年的经营权。汪海告诉王金祥：“‘双星’根本不在乎你这1200万元，如果要买皮鞋品牌，光一个区域的经营权就要几千万元。我看中的是你的市场运作能力和6年之后你带给‘双星’的品牌增值。”王金祥认为他说的是实情。
回到温州，王金祥很快就注册了“温州双星皮鞋销售公司”，开始从自己的资源情况出发制定策略。他的第一步是寻找代理商，构建双星皮鞋的销售网络。在皮鞋业异常发达的温州，打着“双星”的闪亮招牌，加上温州鞋业买断经营权第一案所带来的传播效应，王金祥没怎么做广告代理商便纷纷找上门来。以“双星”响当当的牌子为后盾，王金祥腰板很硬，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代理“双星”皮鞋须预付部分货款，省级总代理建网络不超过3个月，而且必须是专卖。未见到厂房就要预付货款，慕“双星”之名而来的代理商都觉得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王金祥的办公地点仅仅是一套住宅小区里的民房，只有区区的几个人和一些办公设备，公司的注册资金也只有50万，自然思前想后，产生了顾虑。王金祥却气定神闲：“你们可以到处去了解一下我这个人，那样就会有信心了。”
王金祥在温州鞋业的名字固然叫得很响，但其影响范围主要是在行业内而已。2000年，在京城闯荡了10年的王金祥加盟了温州的一家小型制鞋企业，他的功绩上要是使这家企业的外贸产品价格超过了10美元——在温州能做到这一点的鞋企屈指可数；而且王金祥使这家企业拿到了国家免检产品证书，发起了“鞋与健康”的鞋文化讨论，甚至注册了一个带“中国”字头的企业名称，对于一个小小的企业而言，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一年下来，这家鞋企由温州排名200名之后，一举上升到前10名，而整个过程只花了100万元。
圈内对王金祥能力的评价以及如假包换的“双星”招牌，使一些代理商最终决心将款打到“温州双星”的账上。一位代理商在预付了100多万元之后，对王金祥说：“你这里所有东西卖完也不够100万。我完全是冲着你王总个人将这钱投进来的。”就这样历时两个月，王金祥以“温州双星”的名义发展了20多个实力代理商，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地搭建了起来。
有了订单，王金祥才找人生产。虽然自己有厂房，但王金祥本着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的策略，将自己的厂房出租给了别人，换得了办公经费，然后根据不同的皮鞋类别，在温州、广州、成都、重庆找了20多家贴牌生产的皮鞋厂。数月之后，双星皮鞋的前期市场工作基本完成，王金祥也为他这个精心策划的买卖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现在我可以说没有任何风险了。”
与大公司的“虚拟经营”模式不同，王金祥的“温州双星”还没有研发能力，所有的款式都只能由贴牌厂设计。但王金祥并不着急，他认为鞋业的主导品牌并不多，每个品牌的产品线也并不是很丰富，因此目前做皮鞋更要注重的应是产品的组合。他的做法是从每个贴牌厂家的产品中挑出各种最优的产品，进行风格的组合，这样就可以解决自己没有研发能力的问题。他在产品的价格定位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国内市场上当时流行的皮鞋基本上是温州鞋，“温州双星”的价格以这些温州鞋为参照，价格定在中档偏高，同等品牌形象下价格比一类产品便宜，而在相同价格下比二类产品品质更优。经过运作后，这个价格策略效果相当不错。半年下来，“温州双星”的销售量就达20多万双。在当时全国鞋业下滑的情况下，这却是新冒起的品牌中销售数量最大的。
王金祥在小区的办公室里描述了自己运作“双星”皮鞋的“三步曲”，也即自己的“傍”和“借”的策略：第一步在全国建立代理商制度，经营双星皮鞋，这一步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第二步收购当地一条设施、管理先进的皮鞋生产线，加工双星皮鞋；第三步实现“贴牌”经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还要成立专门的研发部门，由研发部门派样给贴牌厂生产，使自己的产品更有特色，更贴近市场。
然而，在所有这些计划的背后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时间问题。对于王金祥来说，时间是实实在在的金钱，6年合作期满之后，“温州双星”自然也完成了赚钱的历史使命。如果届时将做好的漂亮嫁衣奉还给双星集团，关于收购厂房、生产线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将存在是否划算的问题，王金祥的回答是：“事在人为。”他说：“同样的事情由不同的人来做，效果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双星皮鞋为什么以前一直做不起来？这里面不可否认有人的原因。所以6年之后如果能做起来，相信‘双星’还会继续合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这边做不起来，人家也肯定不会让我们再干下去。”当然，王金祥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四五年之后，他会事先和“双星”谈续约的问题，如果届时双方谈不拢，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6年后的局面。
作为“傍”战略的决策和操作者，王金祥对自己和双星集团所做的这笔交易并不担忧，一句“现在我可以说没有任何风险了”暗示着经过几个月的操作，他已收回了大部分投资。一位对“温州双星”有所了解的人士说：“除了要付商标使用费给青岛方面之外，王金祥的投资并不大，光收预付货款，他就已经收回了除了买断品牌之外的投资。”诚然，作为一名温州商人，王金祥的最初动机就是赚钱，达到了这个目的，王金祥自然已经成功了。
“借外力走出去发展自己”，不仅是温州人过去的战略，也同样在现阶段所常用，而由温州经济的发展模式所决定，这一个“借”字体现了一种选择的必然性。随着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借”的方略并未过时，中国加入世贸后，面对国内强手和国外名企的“两面夹击”，不少颇有远见的温州企业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从容应对，从各自的企业实际出发，先人一步地进入了国际市场。
商经微言
善借者强，这是温州商人经商的一条重要原则。善于借势经商是一种大智慧，是创新思维魅力的具体体现。
寻求合作路路畅通
致富是一件需要合作的大事，单凭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合作在现代社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现代的竞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结果，而决不是“单打独斗”。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商务通讯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单枪匹马打天下已不合时宜。合作伙伴的好坏决定今后合作的愉快与否以及事业发展的强弱，一定要慎重，以理智的头脑去选择合作伙伴，保证合作的成功。
大量事实证明，善于合作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之道。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21世纪，更多的竞争企业意识到，他们之间相互结为战略伙伴，不但弥补了各自的不足，还会进一步做大市场这块蛋糕的份额，从而实现“双赢”。
实际上，温州有不少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立峰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温州，这家企业一开始只是一个生产摩托车闸把座的小厂，老板张峰因开发出防腐性能超过日本标准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的摩托车闸把座，而得以在摩托车制造行业中占得一席之地。当这一产品成为日本进口件的替代品，得到了国内市场的认同之后，张峰争取到了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中国嘉陵集团的合作合同。其后，张峰凭借自己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寻求与嘉陵集团更深层次的合作。1992年，双方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建立瑞安嘉陵立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资金为600万元，由嘉陵集团投资180万元，占总股本的30％，公司专为嘉陵集团生产摩托车闸总成零部件。从此，立峰公司的产品成为中国产量最大的嘉陵摩托车的专用配件，其产值在3年时间内翻了一番，规模与效益扩大了10倍。在此基础上，张峰又提出将配件生产扩大为整件生产，从而利用了嘉陵集团的技术优势与品牌优势，开发出各种类型的嘉陵立峰摩托车。这些摩托车主要用于出口。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嘉陵”和“立峰”双方都获得了利润。在“嘉陵”方面，得以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合乎质量要求的配件和整车；而在“立峰”方面，则除了获得利润外，还获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品牌知名度，企业的壮大发展上了快车道，自然今非昔比。
在嘉陵集团这棵大树的“庇护”下，立峰公司既拥有了摩托车整车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还拥有了产品进入市场所不可或缺的资金，不仅如此，借着嘉陵集团的销售渠道，立峰公司轻而易举地在全国摩托车市场分到了“一杯羹”。及至一切条件都已成熟，由立峰公司独立开发生产的大排量、高档次的重型摩托车“大地摩王”面世了，并迅速通过了技术鉴定，获得了摩托车生产许可证。
常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立峰集团既然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与嘉陵集团分道扬镳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对此，嘉陵集团即使没有预感，也是有着心理准备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培养出了一个竞争对手而生气，因为在“立峰”与“嘉陵”合作的几年中，“嘉陵”节省了大量的生产成本，获取了丰厚利润，并且因此更为顺利地发展和壮大起来。而从长远利益着眼，“立峰”得到的好处更是不可估量：从一家生产摩托车零件的小厂发展成为摩托车市场中的一个巨头，这变化还不明显吗？而这可以说十之七八得益于与“嘉陵”的合作。由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嘉陵”合作、寄人篱下的那几年，就没有“立峰”的今天。
就其整体形态而言，温州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配件经济”。造成这种形态的最初原因也许是因为温州地区从来没有设置过国家重点企业，不仅重要的国防企业不在这里没置，连日用化工企业也不在此立足。除了标件厂可以算得上是温州惟一一家相对有名的企业外，再无可夸之处。由于自知无论经济还是技术方面都缺少实力，温州人养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进入市场后，他们多不喜欢直面市场，强打硬拼，而喜欢搞一些比较小巧而且较容易为其他企业忽视的配件产品，一来二去地将生产转向了“配件经济”的方向。无论在苍南还是在乐清、瑞安等地，不难发现温州人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经营思路，即“配件意识”：别人生产服装，他们就生产和经营服装上用的扣子；别人生产产品，他们就印刷包装纸；别人生产机械，他们就生产机械的通用零部件，这正是一种避免对抗的意识在起作用。也许可以这样说，温州人的最早经济取向就是从一种“寄生意识”出发而设计的：附着在大经济身上发展小经济，当然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市场的风险。扣子当然是通用的，人总要穿衣服，因而无论全国有多少家服装厂停产，一批服装厂倒下去就还会有另一批服装厂生出来，而一旦有服装厂做衣服，衣服上就需要钉扣子。生产扣子本钱不大，而且这种小件商品通用性强，因而市场不小，这样，温州人就有效地具备了抗击市场疲软波及的能力。
温州人多是从仿制开始生产配件的。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基础当然也谈不上，及至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在选择配件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不会就学的精神。他们首先向一些生产成品的厂家学习——当然是偷着学，当时所有的温州家庭作坊都是从拆解买来的样品入手，通过分析研究，进入模仿生产，不断地使自己所生产的配件产品接近样品的技术水平。当今温州大企业林立，一家比一家“牛气”，可他们几乎无不是从在小作坊里仿制别人的零配件起家的。
由此可以说，与强者同行战略是温州人进入市场后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商略。温州人特别善于与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利用大企业的名气和技术来壮大自己。
商经微言
温州人认为，致富是一件需要合作的大事，单凭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敏锐的市场意识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经营企业，都要善于争夺市杨，开辟市场。其实，能够在一个竞争对手相对集中的地方站稳脚跟，实属不易。但如果转换一下思路，避开激烈的较量，去一个新地方开辟市场，可能会更轻松便捷地取得成效。
独辟路径，往往意味着改变传统的经商风格或思路，闯出一条新的路子，开辟一块新的土地，这是获得巨大财富行之有效的途径。
在山东莱芜服装界，提起邵国峰，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其大名的。邵国峰、邵东萍夫妻二人都可以说是莱芜服装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凭着敏锐的直觉意识，邵国峰感到国内服装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便一门心思想在服装剪裁加工上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
商机终于来临。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初步创业实践的邵氏夫妇由陕北移至山东，在济南驻足。那时，温州人的加工销售大军已在国内各地初具形态。
邵氏夫妇在济南市场上的发展并不顺利。这年邵东萍到莱芜去碰运气，她没有想到偌大一个莱芜竟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邵东萍接下来又遇到了另一个令她惊喜的事情：在莱芜市人民商场里，她找到了商场负责人，询问能否在这里租一个柜台做服装生意，商场负责人听她的温州口音，话未落地便立即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吸引外地客商人驻商场，搞活经营，商场负责人特意为邵东萍开出了免费一个季度试营业的优惠条件。欣喜万分的邵东萍当即在人民商场开办了第一家温州人的服装柜台，打出了“温州服装”的旗号。邵东萍的款式新潮的西装让莱芜人大开眼界，于是他们纷纷割爱放弃“中山装”，争先恐后地穿起了当时被称做“洋装”的西服。邵东萍的生意异常火爆，于是电报急召邵国峰带着孩子一同“落户”莱芜。邵国峰到了莱芜，夫妻店更是锦上添花，但见做丈夫的利剪翻飞，技艺高超，做妻子的机动轮转，嗒嗒和鸣，缝纫技术一流。量衣的、裁衣的、做衣的，外加看热闹的，夫妻店在商场里成了一处好风景。
许多客户慕名而来，一时间顾客盈门，二人连喝水喘息的空儿也没有，于是又召来邵国峰的弟弟、弟媳、妻妹、妻妹夫独办市场。邵家远亲近戚应召而至，一天天扩充形成了莱芜的服装加工村，后来又发展成了温州服装一条街。当时，邵氏夫妇的生意火爆，平均每天都要做10余套各式服装。为了扩大战果，邵国峰又开办了国峰布匹超市，服装加工兼卖布匹，共招收员工30多人。
不难看出，邵氏夫妇善于开拓、挖掘市场的眼光当然是首要的成功因素，但俗话讲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他们相互帮助，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以共同致富、赚钱为目标，上下一心，自然会把市场做大做熟。邵氏夫妇及亲友们的这种作为，体现了温州人善于在平凡处做文章，善于从常人漠视的地方发现商机，并能果断地抓住商机并加以扩大，温州人似乎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天赋，并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其发扬光大。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商人敏锐的商业“鼻子”嗅到了福建厦门这个商业宝地。那时，厦门还未展现出特区的风采，除了正在建设、到处都是钢筋水泥脚手架的湖里工业区外，这个海滨城市尚可炫耀的无非是它的集美学村、厦大校园以及鼓浪屿、万石岩等等固有旅游观光点。但温州人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讯息中看到了厦门的商机，捷足先登，带去了温州人生产的小商品。在“竖起买卖旗，便有钞票赚”的厦门，精明的温州个体户掘到了“第一桶金”。
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州商人接踵而至，逐渐形成庞大的温州军团，并一举占据厦门当地的五金、服装、眼镜、低压电器等行业，形成行业垄断。就如今的情况来看，从文灶到后江埭一带，六七十家经营低压电器的商户一字排开，形成了颇具影响力和市场规模的电器一条街，这条街也被厦门人称做“温州街”。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尽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但是，众多温州商人却能傲立风雨，既能在恶劣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又能赚得钵满盆盈。温州军团散而不乱，散而有序，散中有规矩，散中有方圆，借用一句话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纵观温州人闯市场的模式，一些经济学家无不竖起大拇指，心服口服地称赞温州人有一套硬功夫。而温州人也像商场的幸运儿，出现在哪儿，那里便福星高照，商机无限，财源滚滚。如果说温州人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可实在是片面了点儿，温州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能够把握市场，于平淡中见惊奇。很多常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温州人却默默地做了，而且做得令人赞叹不已。
凭着敏锐的市场意识，本着坚韧、刻苦的实下精神，温州人成了商海的常胜将军。这一点在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小商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传统产业的根基有几千年的历史，市场容量巨大无比。温州人正是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才会毫不犹疑地投身其中。
商经微言
做生意要根据自己的优势，确定经营目标，然后寻找适宜发挥自己经营优势的市场。
合作是企业腾飞的起点
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商务通讯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单枪匹马打天下已不合时宜，这决定了在做生意过程中要善于与人合作。合作伙伴的好坏决定今后合作的愉快与否以及事业发展的强弱，一定要慎重，以理智的头脑去选择合作伙伴，保证合作的成功。
要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能只靠个人的力量，每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限度，只有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自己才能成功。善于与人合作的人，能够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才能达到自己原本达不到的目的。
在温州商人群体中，施中旦是一个颇具个性的商人。早年的他人生经历颇为曲折，为了生计，他曾办过报纸，搞过油漆，还当过统计员、中学老师以及民政企业负责人等。1988年，受轰轰烈烈的温州商品经济大潮的感染，施中旦毫不犹豫地和几个同事一起“下海”经商，在乐清市创办了股份合作性质的长江电子设备厂。这个举动在温州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温州人的观念中，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施中旦的决策领导之下，这个新型的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被评为温州市民政系统优秀企业和乐清市创税大户，其产品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全面消费者信得过产品”。
在最初的几年，长江电子设备厂的体制并不落后，因为它采用了当时在乐清乃至温州市来说比较先进的企业体制——股份合作制，因而发展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兴起了企业集团热，大量的企业集团开始兴起并利用其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对于具有超前意识的施中旦和他的同仁们来说，在集团企业咄咄逼人，并在全国形成一种潮流时，他们深深感到了一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只讲实力，因而要想使企业在商海的狂风巨浪中稳立潮头，就要拥有航空母舰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实力，而企业的集团化正是扩大企业实力的有效方法，这不能不使施中旦动心。他认为，做事要有自知之明，从自己眼下的条件来看，最宜联合一些“弱势群体”，因而他把目标锁定在乐清方圆一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企业上，将他们定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联合的大门向他们敞开。
施中旦这种想法是颇有眼力的。当时，面对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温州许多家庭企业的优势已经转化为劣势，这些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企业如同大自然中的孱弱羔羊一样面临着弱肉强食的危险：产品技术含量低，销路必然就会不畅，因而也就不可能具备竞争力，关门倒闭只是时间上的问题。鉴于这种形势，将他们联合起来不仅为当地政府部门所欢迎，而且正是民心所向。此外还有另外一面，即靠着这种策略，长江电子设备厂既不会因与同类厂的合作而失去自我，而且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保持始终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实现了实力的扩张，可谓一石二鸟。无沦怎样说，团结就是力量，把众人的资金合拢到一起，就可以在市场上大干一番。扁舟一叶当然会飘浮不定，而群舟相联则能经得起更大的风浪。
在乐清柳市镇，众多家庭企业正处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愁肠百转之中，长江电子设备厂的倡议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因而投奔者众多，有了诸多家庭企业的加盟，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1996年7月挂牌。
众所周知，温州区域经济首先是建立在家庭作坊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模式的突出优势在于其灵活性，而在小商品生产中尤显其长。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你竞我逐的局面已经形成，市场的发展又使温州的小商品生产不得不规范化，技术要求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尚未完成技术革新的家庭作坊已经日见其拙，反而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缘于此，联小求强的战略思考便具有非凡的意义。
路线对了头，企业有奔头，事实确是如此。“小小联合”策略的实施，使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尝到了政策对路的巨大好处。无论从企业内部的实力构成还是企业的经营前景来看，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公司成立一年后，“长江股份”在原有15家股东企业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先后发展了50多家企业进入股东行列，实力逐步增强。挂牌之前，各中小股东企业无不是生产品种单一，销售功能极为有限，企业发展几乎看不到前景，长江电子设备厂本身也有这种不足；而在挂牌之后，作为集团企业的“长江股份”实力得到了增强，备足了产品开发的后劲，在高低压电器领域内开发的产品不久便达到了180个系列1600多个品种。产品销售的网络和销售量也大幅扩张增长，新的“长江”品牌的产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完备的市场销售网。由于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销售，使生产规模空前壮大，1997年公司销售收入达1．5亿元，1998年达到2．2亿元。
1998年底，占地200多亩，总投资1．2亿元的上海长江电气设备集团挂牌成立，它是由“长江股份”与上海、江苏等地优秀企业共同合作，投资创建的。集团公司的主攻项目为高精尖领域。到了2001年12月，非品、纳米品软磁材料等高科技产品也开始在上海长江电气设备集团投入大批量生产，并被上海市科委确认为2002年上海市36项高科技产品之一。由于非品、纳米品是新世纪高科技领域的新材料，备受电子行业的青睐，因而这些高新技术的开发成为“长江股份”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富有远见的施中旦不仅在国内大展身手，他还把目光瞄向了国外。2000年施中旦与国内和美国的科技界进行了密切合作，涉足生物医药领域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如果说温州品牌“夏梦”与意大利品牌“杰尼亚”合资，成为了中国服装品牌国际化的先行者，那么温州的“法派”与日本“伊腾忠”、温川的“华士”和美国“LEE”、温州的“报喜鸟”和意大利“玛佐托”的合作，不仅表明温州男装的技术水平己得到国际名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温州制造”正为温州品牌服装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水滴只能浸湿细壤，支流只能滋润一川。在自然界中，如果没有一条条的涓涓小溪和支流，就不会有后浪推前浪的滔滔江河，就不会有万马奔腾般的狂澜巨流，更不可能实现它们奔流到海的梦想。
商经微言
合作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现代的竞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结果，而决不是“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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