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挖掘赚钱契机
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致富的机遇是非常多的，它没有注定要被谁发现。只有善用头脑，细心观察的人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许多致富良机。而对那些粗心大意，凡事马马虎虎，不求认真的人来说却怎么也发现不了它。
致富机遇处处存在，它是公平与客观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发现它。当你失去机遇时，你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缺乏一双慧眼。它一直在那儿，你却没发现。别人发现了，那是因为人家的脑筋转得比你快。
悠久的经商历史，使温州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但是，在做生意过程中，温州人最突出的特长是很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作为商人，无论从事什么生意，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赚到钱。温州人是中国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具有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创造财富。
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重庆被确立为第四个直辖市，当政府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早年到重庆创业的温州人喜不自胜，将其作为“二次起飞”的最佳时机。来自温州本土的殷商更是将此作为“二次创业”的良机，他们当然无需动员，不清自来，主动移师大西部创业宝地，涌进了这座美丽的山城。嘉陵江畔的温州商人群落由此更加壮大。
新世纪之初，包括温州人在内的浙江商群在渝已达30万，而温州人则是主体。经商办企业的约10万温州人80％从事商贸流通，其余则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在西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重庆朝天门市场，以温州人为主体的70％的商户来自浙江，掌握着市场80％的销售额。作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的摩托车配件，每年有近百亿元的产值为浙江人所创造，占全行业产值的一半。据统计，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浙江商人在渝至少掌握了200亿以上的资金。数百亿的资金吸引了号称“江浙第一猛庄”的“金信证券”进入重庆。“金信证券”注册资金5．2亿元，在全国拥有36个营业网点，是重庆第一家外地券商。据其重庆营业部总经理所称，他们看中的是浙江人在重庆的现金流量，是浙江人在重庆投资的补充。
温州人的确以善抓商机闻名遐迩，许多典型的案例令商界叫绝，善抓商机几乎成为温州人的共性。说到温州人这方面的本领，有人说他们能够在满目荒山的地方发现淘金的富矿，一般人都认为没得钱赚的地方，温州人却能将其变做聚宝盆。
温州人商业头脑特别灵光，而且精明而超前。他们很善于从别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在他们看来，一次谈活，一件小事，一个街景，都潜伏着商机。
1980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周平到上海出差，办完事后，闲着无事，他想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好好看看上海。当他走到福州路时，突然发现街上许多人或拎着，或抱着大捆大捆的文件夹、财务册急冲冲地来了又走了。他疑惑不解，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一家文化用品商店，把心中的疑惑告知商店负责人后，负责人给了他一个答案：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原有表格、账册要全部更新。当他知道单位从商店买回去的这些表格账册，还得自己加工编制时，很有生意眼光的他顿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印制出适合各单位企业管理的表格、账册，利润不就滚滚而来？
说干就干，周平首先买下几份不同格式的表册，然后又购得一本《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他的家乡在温州苍南县金乡镇，是有名的穷乡。回家后，他埋头制作了一套包括财务、设备、档案、物资等14类企业管理的表格，将这上百种表格委托家乡一家印刷厂印刷，同时发动家人和亲友，按照《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上提供的地址和单位名称，写信封，塞样张，寄订单。他发出8700封征订信，花了上千元，几乎是他多年积蓄的全部。在急切的盼望中，有1000多家上海企业寄来了订单。忙碌两个月，他售出了七万余本文件册、账册，净赚六万元。这六万元成了他创业资本。他买来了印刷机、切纸刀、装订机等设备，一家文教用品厂就这样成立起来了。1982年春天，他及时捕捉到上海开始评定“文明企业”的信息，便又来沪推销他独家生产的“文明企业验收台账系列产品”；1983年岁末，国家决定对工业企业评定“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等称号，他又抢先为上海企业升级提供系列用品。1992年，在国务院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条例下达前，他及时向上海国营企业送来了据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企业管理账册。如今，这家拥有500万元固定资产的温州金乡文教用品厂，一年的销售额已达数百万元。
商机的发现和捕捉当然需要一种善于制造市场需求的天分，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发明剥壳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1年朱厂长到上海考察市场寻求商机，久而不得，脑子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他无意之中发现上海人十分喜欢吃糖炒栗子，在栗子上市的季节，街角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着长龙买糖炒栗子吃。这边的商贩满头大汗地操着铲子不停地炒，那边的队伍越排越长，人们宁可看着报纸、翻着杂志等上一两个小时也非要买到不可。好不容易买到栗子的人，往往经不住喷香炒栗的诱惑就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咬，烫得直甩手。在这里朱厂长还有个发现，人们吃糖炒栗子时，先用牙把栗壳咬破，再用手把栗子掰开，由于往往不能使栗仁和栗壳相脱离，迫不行已只好用牙又啃又挖。朱厂长见此情景忍不住笑了。转念一想，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上海人这么爱吃糖炒栗子，为什么不能替他们想个办法，让他们吃得舒服呢？
凭着商人特有的敏锐，朱厂长脑子里便飞快地旋转：如果能制造一种专用的栗壳剥离器，岂不是应了上海人之需，为自己抓住了一个项目吗？朱厂长原本就是搞机械设计的，在回温州的路上，他便开始了琢磨，手指也在不停地比划：等到了家，一种简单轻便的剥壳器便成形了。3天后，数万只新颖的产品便运到了上海，排队等待买栗子的上海人中间，已经有人买到了这种便宜实用又小巧的剥壳器。一个季节下来，这项小小的设计便为乐清五金机械厂赢得了4万元的纯利。
商经微言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了解社会的触角，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全面掌握市场、开拓市场，寻找更多的致富机会。
要赚钱靠眼光
商人要有一双捕捉信息的眼睛，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以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综合分析广而新的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敏锐地觉察哪些信息是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哪些信息是可以忽略的，善于从简单的商机中看出它所包含的复杂内容，然后用立体全方位的手段整合它们，并做出正确决策，进而果断行动，直至实现自己的目的。
有100个温州人，便会有100个发现和创造商机的故事。在劳教所的高墙里受过“再教育”的刘世明是这样“嗅”到商机的：刚刚跨出劳教所大门的刘世明走到了大街上，他的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就业、如何拥有自己真正人生的很现实的问题。时值温州服装业鼎盛时期，既然亲戚朋友都在经营服装，这就为自己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稍许优势。但令刘世明着急的是，自己对服装业一窍不通，比如款式、色泽，价格对他来讲都是门外汉。刘世明觉得自己的脑筋在这方面玩不转，因而很发愁。
有一天，刘世明受到一位朋友的邀请，要他一起到北京考察市场。二人乘车来到北京长安街，透过车窗，他们留意到街头上有人穿着皮夹克，既漂亮又时髦。接下来刘世明也发现，偌大的北京城，人流滚滚，很少有人穿这种皮夹克。本来对皮夹克情有独钟的他也想去买一件，结果他失望了。在热闹非凡的王府井，仅有两处卖皮夹克，而且总是缺货。但这次也没有白来，他从这里了解到，皮夹克货源很缺，商场里常常进不来货，一旦购进，便会被对皮夹克情有独钟的顾客一购而空。
在王府井，刘世明亲眼见到了那种蜂拥争购的场面。这个场面使刘世明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独创自己最感兴趣的皮夹克生意。
当时市场上的皮夹克只有黑色，款式也很少，生产工艺也不复杂，对于技艺娴熟的温州裁缝而言一看便会做，就这样，刘世明很快就设计出了第一批产品，面世后很快告罄，于是他又组织生产第二批、第三批，很快便卖光了。久而久之，刘世明成了王府井商场的供货商，几个市场都喜欢进他的货。卖皮夹克不仅使刘世明赚了大钱，还使他名声大噪，响誉京城。回顾自己成为皮夹克供货商的历程，刘世明也为自己当年从街头“嗅”到商机而感到欣慰。
同样身为温州人的钟文龙，他的生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一双眼睛在上海街头抓到商机，进而步入富翁行列的。
当初，当钟文龙到达上海时，口袋里的钱已经全部花光，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得到某家工厂打工。那时候，工厂的效益也不好，尽管他很卖力气，但发工资的时候，他才发现苦干了几个月，竟然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挣到。无奈之下，他又离开了这家工厂。有一天中午，钟文龙为了躲避炽热的阳光，就一头钻进书店，在那里看了半天书。直到饥肠辘辘，他才走出书店。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后院里出来，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价，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
钟文龙从一车旧书中看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挣得了15元钱的纯利。这件事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收收卖卖，赚得的钱比打工强上数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试上一番。
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格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
在善“看”能“抓”商机的温州商人中，张文荣似乎可以称为最大的“玩主”。1986年他闯入上海滩时，怀揣着数百万的创业资金，而经多年苦拼，如今他的亚龙公司的经营范围已从钢材、电缆拓展到了房地产等领域，资产总额已达6个亿。
初入商海，张文荣凭着头脑灵光，靠着一双机敏的眼光，四处寻找商机并屡有所获。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文荣做起了买卖“梦特娇”服装的行当。他买进低价商品，赚地区差价，三个月便赚得了10多万元。那时的10多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因而他的暴富使朋友惊得目瞪口呆。
张文荣的精明接下来还有表现。有一个时期，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日本产的名牌本田摩托车生产厂商停止了向大陆市场的供货。国内市场没有了货源，本田摩托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变得十分紧俏起来，零售价一路飙升，涨到了一万多元，即使如此市场上也很难买到本田车。这时张文荣正在黑龙江，了解信息后他决定要做一次跟风的“短平快”生意。在那里他发现了还有五六辆本田摩托车没卖完，便毫不犹豫地以现金全部买进，而且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又在大街上四处寻找摩托车骑手，一见到轰鸣的“本田”便眼睛发亮，拦下车主便商量以原价购车。车主多半经不住诱惑，将车换成银子。如此这般三个月，张文荣先后买下了600多辆二手本田摩托车，经过翻新维修处理后，全部拉回温州，每辆车平均获利万元，赚得了600万。
1988年，张文荣意识中国的经济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城市经济正在大跨步发展。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他发现电缆行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于是，他决定和国营企业上海电缆厂进行公与私的合作。厂长对他的诚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兴趣，本来打算拒绝，但经不住张文荣劝说，最后只得同意。在签订合同前，他又许诺说，愿意拿出500万元作为信誉担保金，称一旦将上电厂原来的牌子做砸了，那么这笔资金将分文不取。后来，厂领导把张文荣送来的报告送至上海机电局，局里领导被张文荣的赤诚感动，欣然地批准了国有与个体的合作方式。这样，上海电缆厂亚龙公司开张了。
由此开始，张文荣真正走进了市场，一举结束了以往的投机生意。上苍不负有心人，张文荣涉足电缆行业的第二年，即1989年，铜材价格由国家监管的机制被废除，开放的铜市场价格一路高涨，到了1995年，铜材价格由1989年的20000元／吨涨至30000元／吨。而张文荣一路顺水行舟，赚得舒心畅气。整体行业利好，张文荣一举成为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被人誉为“电缆之王”。封侯称王对于张文荣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1997年便以1000万元兼并了国字号的浦东电缆厂，终于有了自己的实体。
温州人年轻头脑活，能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
叶世光是前年到南京投资的，当时看重的是南京众多的人才以及南京人的厚道。但投资什么，心中无数，他注意到，当时南京的饮食、休闲很火爆，便多次去消费，了解他们的投资额和消费结构。与此同时，他看中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幢在建的高楼，并多次与该楼发展商洽谈租赁事宜，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行业，因为他感到消费热点一定是投资热点，往往市场越火，投资越要谨慎，恰恰是在需求和市场的空当和矛盾中发现新的经济生长点。就在他想开办公司租房子时，他注意到当时南京办公房难租到，价格也高。于是，他决定投资数千万元开发中低档的商务中心。这一招果然击中市场要害，他的诺亚商务中心建成后，由于市场定位准确，一经招商，立即吸收了许多中小公司。几年来，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南京大量高档写字楼因为租金太贵而闲置。
在温州商人群体中，像张文荣、叶世光这样的商海英雄似乎应当属于“精英版”。但无论是大还是小，温州商人都拥有一副善于发现商机的眼睛。凭着这一独特的本领，他们走出了温州，走向了全国，走到了世界。
商经微言
温州人具有超乎常人的商业敏感，能够从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创造财富。
市场如情场
经商就是为了谋利，谋利就要占有市场。为了将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据为己有，商人片刻不离身的“行头”就是算盘，这个算盘当然并不一定是实物，而是心中的市场意识，有了这种“行头”，即便块儿八毛的小笔买卖也要拨动算盘珠子仔细算计一番。温州人对金钱持有高度的热情，直言赚钱，面对金钱绝少扭姿作态、故作娇羞，其经商的能力和意识的精明与犹太人不分伯仲。说温州人视吃亏为福，说他们慷慨大方不斤斤计较，的确让人难以相信，可事实却是如此，
有人说温州商人惟利是图，但说这种话者却恰恰对温州人当今的赚钱方式视而不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温州商人之所以能财通三江、富达四诲，熟谙取财之道，恰恰是因为他们视市场如情场，懂得双赢才是最有效的自我利益的维护策略，不算计才是最大的算计。这种论调听起来好像挺玄，但细细品味真的很有道理。温州人的高明在于他们不仅深谙此理，而且心口一致，行为和思想同步合拍，所以他们做得彻底，取财丰厚。
在生意活动中，温州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视顾客为“情人”，处处尊重买主。他们的商业传统是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总之一句话，温州人做生意很重视自己的服务，满足顾客，以诚以信赚钱。
在温州，叶茂西有“印刷业大王”之称，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客户永远是正确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讲究诚信、不怕吃亏的依据。这句话意味着他如果要占有市场，不仅要接受客户的合理要求，而且准备着有条件地接受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思想其实已经是优秀商家的共识。
成熟的企业必然有着明确的经营理念。经过对自身企业文化进行整合，广东科达集团的总裁鲍杰军便为自己的企业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经营理念，这个经营理念的核心便是视客户如“情人”，前提是创新。鲍杰军的解释是：用户买你的产品，想得到的自然是服务，而不是单纯的产品实体。服务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是互惠互利的，只要付出了，企业肯定可以得到回报。企业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在于诚信，产品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番话所蕴含的道理其实很浅显，商业的本位的确就是利益交换，通过以货币易货或以货易货，买卖双方取得各人所需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以服务客户为核心，并非脱离了商业的本位，这正是中国商业和商人更趋成熟的标志。
在市场成熟的国家里，全力为客户服务早已作为附加商品被确定了下来。而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期的卖方市场，买卖双方的地位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商业过多地体现出卖方的利益，体现不出买方的呼声，服务这一项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当代商业竞争的出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到来，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国内商界猛醒：商业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人群，反过来，在当前也只有服务人群的企业才会被人们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共同体的产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有趣的是，在国内首先兴起利益共同体意识的企业基本上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由于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又以浙江、广东发展得最早，吃得最透，演绎得最为全面。
服务就是利益共同体的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世界上很多企业都有其专门的服务网络，柯达、三菱、松下的服务网络几乎遍及全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没有服务的能力是一回事，能不能端正服务态度，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体现出自己的诚信是另一回事，后者却是只有具有当代意识和优秀品质的企业家才能做到的。
有一次，有个客户来到温州，让叶茂西印刷一批海报。在正式开印之前，叶茂西按合同规定先将校样送给客户校对，以防产生错误。客户校对后开始付印。不多时，几百张海报便漂漂亮亮地呈现在客户眼前，颜色鲜亮，印刷精美，但却有一处错误。原来，客户在校对时一时大意，遗漏了一处错误。按理说，这与承印方无关，叶茂西完全可以按合同办事，照样收钱，不理会客户的损失。但叶茂西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替客户着想，提出无偿地为客户重印，并且轻松地说：“我们不能让客户吃亏，这几万元的损失就当是我们为让工人熟练技术而交的学费吧。”
还有一次，来自青岛的一个客户要叶茂西承印一批皮鞋立牌广告。当他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却发现由于设计人员的疏忽，竟然把色彩标号搞错了，很显然，样品作废，印刷也得顺延。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时间，可客户已买好了第二天的机票，急着取样。在得知这一意外情况后，叶茂西先从客户利益着想，二话没说，拍着胸脯说：“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于是他亲自与设计人员一起熬战一夜，天刚发亮，客户就来取样品。当客户拿到连夜赶制出来的样品后，激动万分地说：“在来的路上我还一直担心，真没想到，你们这里的服务质量这么好，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回去后我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说完，他带着样品高高兴兴去了机场。
满意的服务本身就体现了“市场如情场”这句话，它与“伪劣”相敌，这其实就是诚信。温州人如今的优势也就在这里。
着名温商曾昌彪曾说：“做生意最要紧是诚信”、“只要诚心诚意跟别人做生意，总有谈得拢的时候。”曾昌彪今年3月份到香港争取一个品牌在中国的总代理，一同竞争的还有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20多家公司，很多竞争对手的公司规模都比曾昌彪的公司大。曾昌彪说自己最终用做生意的诚意争取到了这笔生意。
商经微言
没有人会真的拒绝诚意。温州人是在吃了苦头、跌了跟头后才悟出“市场如情场，顾客如情人”这本生意经的。
贴牌与品牌
作为中国服装产业的风向标，温州无论是自创品牌还是请明星树品牌形象，无论是率先推出品牌虚拟经营模式，还是大规模地转型搞贴牌加工，总能在业界产生极大的反响。在“名牌兴市”的倡导下，起步较晚的温州男装以高起点、高品质定位自创品牌的架势，在中国服装史上写下了一系列辉煌的篇章：以区域团队力量在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联手树起温州品牌形象；首次组团代表中国品牌服装胜出科隆国际男装博览会，进军国际市场；以35个达到国家级最高质量等级的知名品牌、几十亿元销售额的雄厚实力，崛起在市场上。当国内许多服装企业纷纷效仿“温州模式”时，明眼人发现，温州千余家男装企业却纷纷转向了为国内外品牌服装做贴牌的生产经营中，纯粹做品牌的企业不过20多家。
不可否认，温州服装人运用国际先进理念经营，虽在国内同行中领先，但温川品牌与世界级的国际品牌差距还很远。温州服装品牌在国内市场上知名度虽领先国内同行，但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同行相比却仍有相当的距离。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来参与市场竞争，一部分温川企业选择了转型。温州男装在自创品牌抢占市场制高点时，大多选择了引进国际一流装备和技术，创建高品质、大规模品牌加工基地的做法，几乎家家企业都注册了一个带点“国际化”的品牌，虽然品牌名称不同，但在男装市场上温州品牌的同质化现象却十分严重。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部分品牌知名度高、市场前景好的企业苦于同类品牌太多，难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扩大生产能力，企业难以进入最佳赢利状态；而另一部分缺乏品牌知名度的企业，也因产品销路不畅，造成装备、技术资源的浪费。面对自家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习惯把生意做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去的温州人，再次显出了其精明之处：法派、庄吉、报喜鸟等一些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在品牌主业生产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品牌的知名度为外国品牌贴牌加工，来改变企业自身品牌生产不饱和状况。而大多数品牌知名度不够高的企业，考虑到做品牌需要耗费的巨大成本，则由被动竞争为主动调整，凭借温州服装企业先进的设备优势，放弃自营品牌，改为全世界的品牌服装做贴牌加工。在温州男装声势浩大的“造牌”背景下，华士公司较早引进了温州的第一条高技术水平的西服生产流水线，并建立了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但在品牌竞争时代，华士公司又最早选择了“贴牌加工”这条路。华士副总黄必德认为：市场是残酷的，不管是做品牌还是做加工，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只信守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以变应万变”。在2003年全国服装行业300强中，华士销售额排名第60位，利润排名第48位。回避品牌大战，像华士公司这样将赢利作为最佳经营目标的温州服装企业，很快在贴牌加工领域中赢得了大量回报。有统计资料表明，温州制造的西服，已占全国市场销量的80％，许多选择在中国加工产品的国际品牌，其西装、夹克、休闲装、西裤等品种，几乎全在温州制造。
海外品牌的加入使品牌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服装品质和加工能力不断提高的温州男装企业，从高风险的品牌市场竞争中发现了一个利益大却是低风险的发展空间：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品牌加工产品。于是，一批像丹顶鹤、乔顿、华土等有影响力的温州男装企业，理性地从原来的自产自销为主，转向了为精品男装贴牌加工为主。贴牌生产，尤其是为国际品牌服装贴牌，是需要加工企业严格按照品牌委托方的质量、规格、交货时间要求进行生产的。为达到国际品牌认可的标准，生产企业必须围绕市场需求，按国际品牌标准对自身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的提升。
为争取英国马莎公司经营的国际名牌服装贴牌加工，报喜鸟公司先后用了三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除了在生产技术工艺品质上按照国际品牌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提升外，还在企业环境、员工福利等方面，按照国际环保等要求进行了系列改造。老天不负有心人，公司终于从马莎公司获得了第一批5000套西服的订单。此后，报喜鸟公司制作的西服让马莎公司的质检员越来越佩服。他建议公司领导，为了增加公司利益，干脆把欧洲其他地区的加工点全部撤掉，把产品全都拿到中国报喜鸟来加工。在实地考察后，公司董事会一致同过了这一建议。
丹顶鹤服饰是最早一批搏击品牌市场的温州男装企业。从1993年创办到2002年，丹顶鹤服饰的产品质量已经是响当当的了，只是品牌名气不够大。2年前，丹顶鹤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少毅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感悟到，男装休闲时尚大潮将滚滚而来，加上外来品牌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本土，以西服为主体的温州男装固有的市场优势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固守品牌，除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包装推广品牌外，还需加大开发设计力度跟上休闲化风潮。关键时刻，蒋少毅果断抉择，放弃品牌经营，为国际品牌做精品贴牌加工。
温州身处沿海，但资源稀缺，土地资源成本高，人力资源缺乏。为他人做嫁衣，精明的温州人也算过一笔帐，不搞精品加工，贴牌生产没有高的附加值，逐年提高的生产成本是难得有利可图的。先做市场后做产业的温州人，利用长期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和与国际接轨的工艺技术，在贴牌加工中围绕品牌市场的需求加快创出了“精良的加工能力十相对较低的成本十批量小交货快”的温州制造优势。在中国市场率先崛起，并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的温州男装品牌。
温州男装产业发展的未来，其实并不在于贴牌加工，而在于将温州发展成精品服装的制造基地。温州服装商会表示，今后对外推介温州形象时，也会突出“温州制造”这一品牌定位。当大家都知道温州的贴牌加工能力，都到温州下订单，温州制造的精品加工能力就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了。已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分工体系的温州服装业，用“贴牌加工”这个品牌，同样也能成为一个地域经济发展的聚宝盆。
商经微言
温州人先为国际品牌制造产品，通过贴牌加工走出去，然后再将自己的品牌推向世界，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全力塑造强势品牌
随着我国加入WTO，商品流通领域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都市将集合更多的国际品牌，因而品牌的竞争就是我国企业所必须应对的最为激烈的竞争。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温州商人的品牌战略正是在这一清醒认识下率先实施的。
在为产品命名上，温州人无不追求不凡，做人于细，独具匠心。大虎打火机厂的创始人周大虎以“虎”自命，既体现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虎”字，也照顾到了中国人爱“虎”的民间习惯，因而以“虎”为牌，自然能够吸引消费者。“康奈”意为“健康发展，其奈我何”。以健康发展自励自勉，在温州特殊环境中很能抓住人们渴求扶正压邪的内心愿望，由此容易使人们对其经营品格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庄吉”取“庄重、吉祥”之意为其文化内涵。庄重，使人步履稳健、神采飞扬，让人充满自信。吉祥，则是中国历来特有的祝福词，沿用至今，仍受人欢迎，为人常道。用“庄吉”二字为服饰产品命名，使人觉得庄重典雅、吉祥幸福。“红蜻蜓”的形象多么轻巧，让人不禁想起一只红蜻蜓轻盈地落在荷尖的情景，给人以诸多联想。
但凡成功的品牌，其名称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温州人正是用这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名字赢得消费者的认同和好感，使其容易接受。购买商品的是顾客而不是市场，而且市场是一个个具体各异、生动鲜明的顾客造就的，精明的温州人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舍得在顾客心理上下功夫。
而在另一方面，品牌主要是由产品的内在质量来决定的。温州人通过实践认识到：塑造强势品牌，产品质量是根本。在沸沸扬扬、杂乱无章的仿制生产方式热劲消减之际，不少温州人已经开始思考并最终认识到，未来的市场必将是以质量取胜、优胜而劣汰。
“以质取胜”很快成为温州市场的关键词、主题词。温州着名企业家南存辉是在这方面意识一路领先的人，由于特别重视质量，他生产的产品是第一批通过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他不仅在温州，而且也是在国内带了一个好头，用企业员工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就拿到了一串闪闪发光的进入国际市场的金钥匙。
皮鞋和服装是人们即穿即用的产品，质量的好坏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特性决定了皮鞋和服装行业更需高度重视质量问题，康奈皮鞋、奥康皮鞋、庄吉服饰、报喜鸟服饰、温州眼镜、虎牌打火机等企业，都视质量为生命，并由此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温州人产品质量意识的增强和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不少温州皮鞋已完成角色转换，开始从假冒变成被假冒。正缘于此，1999年12月16日，“奥康鞋业”的王振滔在以前怒烧温州伪劣皮鞋的杭州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和以前不同的是，他烧的是2000多双外地假冒奥康品牌的皮鞋。
主旋律已经形成，正气歌已经开唱，越来越多的有出息的温州商人认识到了从事制假、售假已届末途，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的需要，而且制假、售假的路子也越来越窄、日子日趋难过。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在这方面，经营着涪陵一家啤酒厂的江国良就是相当努力的一名温州企业家。他自从接过涪陵啤酒这一“烫手的山芋”之日起，便在质量上狠下功夫，使该厂出产的啤酒口感更好，包装亦精；又改进服务方式，小批量送货上门，却仍坚持货到付款。在如今的温州，像他这样通过艰苦努力树立自己品牌形象的企业家已是数不胜数。
由于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性销售是消费者看重的又一点。温州商人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出色：他们不但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而且服务的内容涵盖流通的全过程。他们坚持“用户至上”的发展原则，把用户的满意程度作为销售、管理和科技人员考核的重要标准。为了不图“一时之利”，他们处处与顾客换位思考，通过提供咨询、热情接待、免费送货等方式为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竭尽所能地满足顾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试想一下，有了“顾客要月亮就给月亮”的服务意识和经营理念，怎能打造不出世界级的品牌呢？
温州企业家热衷于出国，很少是去旅游和消费，更多的是有目的地去考察和学习，甚至通过在国外企业打工来学习技术并感受管理经验。他们不但积极“补血”，走出国门考察学习，还注重学和用的结合，注重实用性，将其所学积极用于实践，大胆引进先进生产工艺与管理体系。报喜鸟集团公司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曾到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卢森堡、摩纳哥、比利时西欧七国考察，并引进先进服装生产线。他们不惜代价地学经验长知识，为塑造自己的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不仅引进先进设备，还在国外聘请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以使自己的企业真正“脱胎换骨。”
在品牌打造上，温州人走了一条捷径。其实，当报喜鸟服装集团不惜以高薪聘请意大利服装工艺帅安东尼奥担任首席工艺师时，他们自身早已成功地模仿了欧洲的新风格西服，并不断推出新产品，如“挺柔西装”、“非粘合衬西装”、“轻凉西装”等。也不仅是报喜鸟集团一家，通过由模仿到创新这一惊险一跳，大部分温州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跨越了危机。不几年，温州就有110个知名商标和155个温州名牌产品畅行于世。
俗话说得好：“好酒也怕巷子深”。有了优质产品，还要注重宣传：温州人也许是最早从国外企业学习到了这一点，要不就是经营实践中的自我感悟。对品牌形象代言人这一招式，温州人玩得最为得心应手。
温州在品牌形象代言人方面拥有的人数之多、档次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如“法派服饰”舍得投资上千万元巨资，聘请“国际影帝”梁家辉和“玉女掌门人”张柏芝为形象大使。港台及大陆一些大腕名星大多被温州人打造品牌所用，温兆伦、钟镇涛、胡东、周华健等都出任过温州产品的形象大使，这些宣传举措自然已经成为温州商人的经典案例。此外在宣传方面，美化企业形象、美化商品形象、借助代销商形象、加强销售诉求等，也是温州企业肯下功夫的要点。
在制定名牌产品的价格方面，温州商人也有自己的既定策略。在他们看来，名牌固然因质量高档而价格昂贵，但不一定所有名牌均要高价。老百姓常说：“名牌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有的皮衣需3000多元，西服需2000多元，领带需200多元。这种销售在国内存在误区。为此温州企业家特别注意从多方面来降低成本，为消费者让利，以求达到“共赢”。
商经微言
品牌主要是由产品的内在质量来决定的。温州人通过实践认识到：塑造强势品牌，产品质量是根本。
品牌意识让他们走向成功
商品品牌体现了商品种种品质与特征，它是能够帮助企业和商品在市场上争取到合理身份和恰当位置的一种资质。借助客户对品牌的印象，企业能够有效地刺激销售，最大量地占领市场份额，当然也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为此，企业家们往往把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品牌视作企业的至宝。
曾几何时，温州的不少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利润，争夺市场，曾偷工减料，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假冒伪劣商品。尤其是皮鞋行业，不少消费者吃过温州“开口牌”、“断底牌”皮鞋的亏，低劣的产品质量伤害了消费者的心，也使生产这些伪劣产品的企业品尝了市场萎缩的苦果。
经历了商业投资初期阶段的优胜劣汰、搏杀整合之后，温州商人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品牌效益问题。凭着敏锐的商业感觉，温州商人意识到，自己靠着千辛万苦的创业，靠着挖空心思的经营，打造出了优质产品，但一个令温州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温州商人批发上百上千套服装所带来的收益，还抵不上一套国际名牌西装零售带来的回报。这正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善于思考的温州商人总结出，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只有走品牌之路，不断强化消费者心目中对自己所创的品牌的印象，生意才能长盛不衰。
如何发展有市场潜力的品牌呢？王振滔觉得应当首先从企业本身的上规模、上档次入手。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才能打造强大的品牌优势，才能在纷繁多变的商海中站住脚跟。恰恰是扩大生产规模这一追求，促使王振滔在经营理念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时因受资金限制，王振滔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形式，说服亲友以及一些相熟的温州小企业主联合投资，共同创建了新的企业。这一企业形式为打造产品品牌备足了后劲，开辟了道路，当年生产出的质优款新的皮鞋在市场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声誉，也为新生的企业创造了1130万元的产值。尝到了扩大规模、企业上档次、增大技术含量的甜头的王振滔，1992年再次扩建厂房，一年后又与外商合资，建立了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同年，该厂便获得了“浙江省工业企业最佳经济效益”第一名的佳誉。
1995年，不满于现状的王振滔又联合10多家中小企业，组成了集团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皮鞋领军人物之一。1997年，该集团产值高达1．8亿元，企业拥有2000多名员工，下属分支机构20多家，并荣膺为国家级无区域性大型集团公司。看到企业进步发展的良好势头，王振滔心里乐开了花。
为了取到真经，王振滔先后几次奔赴意大利考察，在这里，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世界着名鞋业王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让他钦羡，同时，这更坚定了王振滔开拓进取的信心。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作用力，1999年底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具有现代化整套制鞋先进设备的厂房投入使用。“奥康鞋业”至此已经在国内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品牌。
不仅是在制鞋行业，在商战硝烟浓烈的当今温州，其他行业的商人对企业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也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服装生产是温州的传统行业，大大小小的服装生产厂达2000余家，这其中有200家的年产量达到5万套，仅产值达亿元的企业就有8家之多。2002年度，温州服装业的龙头老大“庄吉”、“报喜鸟”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3．5亿和4亿元。在温州这个弹丸之地，竟会有3000个服装品牌的商标注册，这其中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则有近30个。可见温州人的产品品牌意识已和先前有天壤之别。
创造名牌，参与竞争，天堑雄关只此一路。中国既然已与国际市场对接，就必须与世界经济强国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经济贸易竞争。正是由于温州商人较早地觉醒，认识到品牌时代的到来，才有了重视品牌商标的可贵之举，在这方面为内地企业做出了榜样。
周大虎就是较早的一个有着商标和品牌意识的温州商人。他的大虎打火机厂出产的虎牌打火机一诞生，便立即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了商标，创造了中国打火机行业的第一个品牌。温州服装行业的“庄吉”、“报喜鸟”、“法派”等等产品无不在诞生之日起便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作出在国内外市场开拓与保护自身企业品牌的正确姿态。
好名字带来的好彩头，让精明的温州商人受益颇丰。有了好名字，接下来温州商人又展开了更为猛烈的品牌宣传策划活动。从1996年起，庄吉集团支出的广告费用高达6000多万元，除了在央视的几个频道及香港凤凰卫视滚动播出荧屏广告，还以路牌广告、报刊媒体、灯箱等多途径的广告形式，组成多层面的广告宣传攻势，反复冲击人们的视觉。
品牌战略实实在在地让温州商人看到了巨大的收益。温州服装业的另一品牌“报喜鸟”的运作方式也和“庄吉”相媲美。报喜鸟服饰以中高档产品为目标，服饰的销售对象多为“小资阶层”或“中产阶层”。由于这些人在各种服装会展和活动中出没频繁，所以“报喜鸟”的宣传便有的放矢，在这些服装博览会上集中。从1997年起，“报喜鸟”便开始参加各种专业服饰展览会，并独家举办颇有水准的流行趋势与时尚的发布会。在博览会上，“报喜鸟”花钱颇有“大帅”风度：除在1998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一展风采外，1999年在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更加活跃，投入资金300万元组织时装表演达150多人次；2002年5月在中国国际服装文化节之前先期出动，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举办了8场“时尚秀”。除了参加该届博览会，还不惜投入大笔广告费，进行轰炸式宣传，使得“报喜鸟”“飞”进了千家万户。
以体育活动为桥梁宣传品牌，温州商人的用心可谓良苦而又不乏机巧。为了使品牌家喻户晓，温州人不惜使出浑身解数，以十八般武艺打造着自己的宣传平台。虎牌打火机创始人周大虎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早在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时，他曾将4万只虎牌打火机空运日本，作为给2002年世界杯日本赛区的赠礼。当看台上欢声雷动，人们为体育健儿摇旗呐喊之时，也了解到了来自中国的虎牌打火机的品质优越，知道它比日本名牌的打火机还要质优价廉。
无独有偶，以生产保健品闻名的温州科技型股份企业“纳嘉斯”也走了一条与体育“联姻”的品牌宣传路子。2002年5月，“纳嘉斯”的“动力1号”蒸汽清洗机正式投放市场，此时正逢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在汉城和东京同时举行。为了不错过这一品牌宣传良机，“纳嘉斯”不惜斥资3700万元赶赴京城，与央视体育频道栏目《体育新闻》合作，做出了“动力1号”的广告，借势生势，推波助澜，起到了非同凡响的广告效果。
陈红雷是一位善于搞宣传策划方案的高手。2004年下半年，他策划一系列活动，将世界级球星马拉多纳的名字变为温州人的手中名牌，根据陈红雷和马拉多纳签订的合同，温州商人将买断“马拉多纳”这个品牌50年。这也就是说，在50年中，陈红雷的企业将通过出售以老马名字命名的服装、鞋、袜和打火机等商品来赚取利润，而马拉多纳则以其所拥有的25％的股份与陈红雷合作，分红收钱。50年的合同一签，在中国球迷心中享有独特声誉的老马就成了“马拉多纳中国公司”的股东之一，根据合同每年必须来华三四次，享受分红。
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大做品牌广告的温州企业还有“美特斯邦威”。该公司品牌产品的市场定位为15～35岁的年轻人，原因是这一群体青春张扬，活力四射，这群人看电视时也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央视体育频道上。早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美特斯邦威制衣公司的老板周成建便力邀青春魅力无限的香港歌星郭富城为其形象代言人，频频亮相于体育频道的“天下足球”和“NBA赛场”。粗犷不乏俊秀的郭富城让人感觉到健康形象的魅力，很好地体现了美特斯邦威公司不走寻常路的企业精神。
商经微言
勿庸置疑，名牌是企业家智慧、毅力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温州商人的创牌之路艰难而又坎坷，但是他们毕竟赢得了更多的成功。
适应环境求发展
“适应消费者的要求，我们才能生存、才能赚钱。”浙江温州商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林这样说。他在杭州边上的富阳农民城里建了一座温州商城，从设计施工到产业规划，“每天都想怎么才能适合杭州人、富阳人的要求，适应当地经济特点和发展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发认识到高新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身处商品经济漩涡中的温州人在这方面从不落伍，总是能够超前地将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先进的模仿与引进方面。当然，由于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先进企业的先进技术绝不会轻易拱手相让，但温州人自有智取的高招。
温州有个同在机械制造行业闯荡的“大隆机器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一开始也只是一个小厂，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因而企业始终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大隆机器有限公司一开始只以生产简单的手工制鞋器械为主，生产工艺落后，只能供应本地家庭制鞋作坊使用。但随着温州制鞋业技术的进步，该厂的产品虽然几经换代更新，在市场上的份额却日益缩小，为了取得技术上的真正进步，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大隆机器”主动出击，向外商靠拢，以“替人做嫁”的方式谋求技术上跨台阶的机会。
大隆公司最初找到的“师傅”是台湾的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对方一开始对大隆公司要求较苛刻，只将部分配件生产放到大隆公司，利润的比例分配也不够大方。大隆公司本着“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态度来尽力合作，将合作的重心放到全力以赴学习鞋机生产技术、设计技术以及关键的生产工艺和摸索市场需求规律等方面。果然，此后经过两年的“修炼”，大隆公司的“翅膀”便长硬了，很自然地中止了与益鸿公司的合作。此时，大隆公司已经具备了研制生产能力，其所设计的鞋机性能稳定，操作简便，在质量上与台产名牌不相上下，而价格却低廉得多，因而当小批量地推向市场试销时，因其质优价廉，首批上市便被抢购一空，而公司接着又收到了大量的订单。大隆公司由此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鞋技术、制鞋工艺首推意大利，因而与具有“皮鞋王国”之称的意大利先进企业合作成为大隆公司第一步的目标，通过多种渠道，意大利的沙巴公司成为大隆公司的合作伙伴，意方向大隆公司提供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隆公司则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这个条件比起与益鸿公司的合作来说显然要大方得多。借助这一条件，大隆公司更加信心十足，制订出了进入世界一流鞋机生产商的日程表。
有了这种适应能力，温州的产品具备了竞争实力。时间可以准时，款式可以按要求不走样，价格可以最低，低到令人难以相信。但问题就出在这“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价格上，因为价低而又质优是有限度的，一旦低于这个限度，在别处一般是不会接受订货的。但温州人没有让客户失望的习惯，再说到了家门口的生意放跑了，在自己是失败，在别人是笑话。最终，七八元钱一双的“礼拜鞋”满足了鞋商的要求。
早年成都有一家温州人开设的专事皮货批发的商店。成都有皮鞋皮衣生产传统，该店在这里因而有一批比较固定的私营制鞋的客户群，刚来成都时，这个温州人的店铺规模小得有些寒酸，但服务真诚，价格也便宜。有个成都老板是该店的忠实客户，最初进货是靠骑自行车，进几千元的皮革捆在后架上。一年后，这家温州皮革店店面有所扩大，那个成都老板也有所发展，进货换成了摩托车，但所进的货并没有长。过了两年，温州皮革店由小店铺扩大成了批发商场，那个成都老板又开了部小汽车，所进的货额却没有明显增长。
温州皮革店主难免有些奇怪，忍不住问成都老板：“几年过去了，你怎么总是进这么一点货，是生意做得不好吗？”那个成都老板只说：“厂里的生产能力就这么大。”温州老板便有些不解：“这么多年你应该赚了不少钱，厂里的规模怎么大不起来呢？”成都老板笑道：“你没见我换了摩托又换了汽车吗？老实给你讲，上个月我刚换了套新房，花了20多万，厂里的事过得去就行。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买车不买房，挣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呀？”温州老板笑而不答。
很快两年过去了，随着全国皮鞋市场的疲软，成都的皮鞋市场也出现萎缩，再加上当地制作皮鞋的工艺水平不高，渐渐没了销路，无奈之下，那名成都鞋厂老板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次他去温州考察市场，在进入一家鞋厂后，一眼就认出鞋厂总裁就是当年在成都卖皮货的温州客。熟人相见分外高兴。温州老板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成都客人也十分热情，不仅亲自领着他参观自己的工厂，还摆下一桌盛宴招待他。酒酣耳热之际，温州老板说：“当年你问我挣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如今你看看，我挣的钱已经变成了这座大工厂。”这家鞋厂在温州虽然并不算大，但厂房设备却属一流。巨大的成就令这个成都客人非常吃惊，他从心里敬佩起这个温州人。
温州人以其言其行展现了温州的精华：各尽所能，适者生存。一位走出温州的温州人郑先生说：“温州的一切只需一个解释：实用或者叫功利。”他们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源就搞眼镜、打火机、纽扣等玩意儿；科研教育水平低就开手工半手工工厂，总之，要干事业就要改变现状，要挣钱就得面对现实，干实的。
商经微言
温州人以自己的实践向世人显示出了温州人精神的实质：适者生存。
精于算计
温州人敢走天下，全球的许多地方都有做生意的温州人，这谁都知道。但温州的男人有多节约精明算计。温州人的饭菜里只有盐，最多就是放一点酱油，奢华一点的有点味精和老酒，在他们的传统的骨子里就是就是这样的，在身上带了一个手机的同时不忘带一个小灵通，老一代的温州人是一代什么都会干的人，在家是普工，在外面是老板。
在温州不论多有钱的家里，就是有洗衣机也不会用，他们的理由是洗不干净，而在温州的电器中又以洗衣机普及率最低，他们的老婆在家里就是一个全自动洗衣机，温州的女人在家三三两两偶尔会串串门，但她们不会赌博，她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只是在家等她们的老公回家吃饭，在温州的夏天你看不到外地人的女子那样穿着漂亮的裙子招摇过市，她们只穿牛仔裤，不是她们不知道穿，是她们的老祖宗就是这样，牛仔裤可以在冬天夏天都穿，节约更节省，许多的温州家里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女人和小孩，她们在家等她们的老公在外找了大钱回来吃她们煮的饭菜，但她们不知她们的男人在外吃多了川菜、湘菜，早就不想吃这种只有盐的菜，但温州的男人不是这样，他们不管在外面找多少刺激，但他们还是记得家，所以你没有听多少人在说谁又有了二奶，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广东。温州的男人是天下第一会精打细算的男人，温州的女人是天下第一省的女人，也是天下最持家会过日子的女人，她们一年的费用有的可能只有一千块，她们是全自动洗衣机，她们是保姆，她们的阵地就是家里门前的那块洗衣槽。
上世纪世纪90年代中期，明乐公司向日本一厂商订购一批食品机械，日方开价每台150美元。负责洽谈业务的经理心知肚明，知道这一报价与明乐公司所掌握的国际市场价格基本接近。但为了赢得更大的利润，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别以为我们不了解目前的国际行情，你们报的这个价的确是高了点。从长远利益出发，你们是否考虑再优惠一点？”日方思忖片刻，提出可以降到145美元，并声明这是最低价了，不能再少了，否则将无法达成协议。谈判桌上双方你来我往，谁也不肯再作出半点让步，就在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之际，经理的秘书起身对经理“耳语”一番。最后，经理对日本厂方负责人摞下一句话：“如果不是140美元一台，我们就不要了。”这时候，日方以为又有一家公司掺和进来，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以140美元成交。
明乐公司初战告捷，但谈判并未就此结束。明乐又提出能否通过增加购进数量而在价格上进一步优惠。又一个难题摆在对方面前，日方反复比较计算成本、费用、利益，最终同意在购货数量从一千台增加到两千台的基础上，以每台135美元的优惠价成交。
明乐公司还不甘心，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明乐公司经过察言观色，发现对方倾向于用日元成交，于是，他们立即表明态度，希望最好用美元成交，如果对方坚持用日元成交的话，那只能按当时的汇率把美元折算成日元，因为当时美元有下跌趋势，日方对此表示同意。接着，明乐公司又提出希望能把原来的条款做一些改动，即明乐负责租船订舱和办理投保业务，运输、保险费另行计算(这样可以降低运输费用)，对此，日方没有表示异议。最后，明乐公司表示请日方考虑把原来的即期信用证改为见票后四个月付款的远期信用证。日方开始露出为难情绪，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对此，明乐公司开诚布公地向对方分析了自己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为使本项交易最终能顺利成交，日方又再次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改为见票后两个月付款的远期信用证。成交后，明乐公司核算下来，该食品机械实际进口成本尚不足130美元。
商业谈判中，明乐公司表现出了温州人的精明与才干。他们先让日方自己减价，等到日方打出最低价的旗号后再还价。在价格上还得差不多时，再从运输、保险、结算货币、支付方式上下手，终于把150美元的报价降到了130美元以下。
商经微言
温州人“精打细算”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将钱花在刀刃上，不该花的钱不要花，该花的钱也要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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