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清世宗雍正帝
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因为雍正帝之前曾被封雍亲王，即位后采用雍正一词，有正统、名正的意思。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雍亲王天表魁伟
雍正帝，名胤禛（zhen），是德妃所生之子，《清史稿·世宗本纪》上说他“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
天下第一闲人
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争夺储位斗争转入暗处而更加激烈。胤禩因争夺意图过于明显而被康熙斥责疏远。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释教道教，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暗中与年羹尧与隆科多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集团，同时向父亲表现孝顺，且在治理黄河水患上取得自明初至清初最杰出政绩成就，赢得康熙的信任。
继位正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新历：12月20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胤禛在十三皇子胤祥的帮助下如愿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即指雍亲王（其即位前的封号），“正”即正统、名正，表示其正当即位。
遗诏继位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改诏篡位说
康熙在临终的当天寅刻，宣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进宫，向他们宣谕：“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件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
无诏夺位说
说雍正奉遗诏继位，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说雍正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雍正登极，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前前后后，40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阿哥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胜利。
打击亲兄弟
雍正二年七月印制其《朋党论》，发给诸王和要员，为处置自己的兄弟造舆论。随即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降爵为郡王，拘禁汤山，后来派去守陵，再后来降爵为贝子，受圈禁。康熙的皇九子胤禟发往西宁，由年羹尧监视并名其为“赛思黑（讨人厌）”，皇八子胤禩被圈禁，改名为“阿其那（俎上冻鱼）”。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革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禁锢。
向权臣开刀
年羹尧历任川、陕巡抚、总督，有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劳。骄纵揽权，用人自专，企图夺权。雍正三年（1725），雍正调他任杭州将军，十二月他以92大罪令其自尽。隆科多是皇亲贵戚：其姑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其姊是雍正养母孝懿皇后。康熙在世时用为一等侍卫，临终时被任为惟一的传诏大臣。雍正登基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他恃亲自矜，招权纳贿，笼络党羽。雍正五年以41大罪将他圈禁，六年死于禁所。
强化密折制度
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
设军机处
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秘密立储
雍正帝在皇位继承上有一项重大创新，那就是秘密立储。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储位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
整顿吏治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耗羡归公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办公费不足。地方官吏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六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摊丁入亩
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改土归流
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废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削除贱民籍。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与一般人为伍，不能读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雍正元年，雍正命令摘除“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为民户。
发展农业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
武功显著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统一国家政策，打击分裂活动。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20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稳定了中俄边界局势。
科学看待鸦片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
对洋人以礼相待
雍正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与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宵衣旰食
与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勤于政事。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他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后人收集他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字数多达1000多万字。经过13年的励精图治，使满清帝国各方面在康熙时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康乾盛世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重视文化
雍正帝执政期间，完成了始于康熙年间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此外续修《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成书。续修的还有《大清会典》。
朴素、严肃
《啸亭杂录》卷一说他“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雍正有仁慈一面。他吃饭不剩饭，颗粒必尽，他常对臣下说，要珍惜五谷，以暴殄天物为戒。他对张廷玉说，他与人同行，不踩他人头影。
大兴文字狱
雍正执政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重确超过他的列祖列宗。在其临御的13年里查办的文字狱就有14起，数量甚至超过了其父康熙在位61年文祸的总和。比较重大的文字狱事件主要有：钱名世案、汪景琪案、査嗣庭案、陆生楠、谢世济案、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前期文字狱以清理政敌集团及朝廷内朋党为主，是属于朝廷上层内部政治争斗借口。曾静案以后转向一般文字狱。
暴躁的雍正
有一次，雍正看杂剧《郑儋打子》。演员的演技和唱腔都不错，雍正赐食。因为剧中郑儋是常州人，演员就问雍正帝现今常州刺史（明清时刺史是知州的别称）是谁。想不到雍正听后大怒，说：“你是戏子，怎么可以问起官守来？”立刻将演员杖击而死。雍正初年，发现浙江人汪景祺讥评雍正杀功臣年羹尧，查嗣庭出“维民所止”的试题，雍正帝怒发冲冠，杀了汪景祺，查嗣庭下狱并死于牢中。
刻薄残酷
雍正帝的刻薄表现在他以极其粗俗丑恶的语言丑化他所痛恨之人。钱名世写了歌颂年羹尧的诗，雍正帝就给钱名世写了块“名教罪人”的匾，挂到钱名世的大厅，以世世代代丑化钱名世。他还嫌不够，令385名举人、进士写诗丑化钱名世。残酷主要表现在雍正即位后把他的好几个兄弟打了下去，有的置之死地。
迷信祥瑞
喜欢别人向他报告祥瑞。他为祈雨而造风、云、雷、雨四神。所谓祥瑞是指好事情的兆头和征象，例如玉米一棵四穗，稻禾径高数尺，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雍正七年十月，云南赵州出醴泉，鄂尔泰奏闻，雍正帝马上褒奖他“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加官少保。雍正初年年羹尧亦因“祥瑞”而满门抄斩。
§§§第二节抚远大将军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功，号双峰，中国清朝军事人物。原籍怀远（今属安徽），后改隶汉军镶黄旗，同进士出身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于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翌年（1725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雍正四年（1726年）赐自尽。
进士出身的武将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
感恩康熙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
淡泊名利
出任四川巡抚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升任陕甘总督
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
执掌军务
康熙五十七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雍正臂膀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娘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平定叛乱
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则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定了叛乱。
加官进爵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坐镇西部，大权独揽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百官之上
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参与雍正的人事任命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与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
位高言重
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
“总理事务大臣”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的“恩人”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受到极度宠信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雍正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侍宠骄纵
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
擅作威福
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冒犯雍正
年羹尧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排斥异己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培植私人势力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
失宠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革职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随即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咎由自取
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
§§§第三节改土归流军机宰辅
鄂尔泰（1677-1745），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即世宗）的心腹。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后任军机大臣。世宗死，受遗命与张廷玉等同辅政，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
不乐观的鄂尔泰
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蹭顿，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康熙六十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官运转机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
总督西南
鄂尔奉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改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后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
土司制度
原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统治制度。各处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
野蛮的土司制度
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在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
雍正的难题
雍正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谁都知道这是好办法，但实行起来极难，因为土司们不会拱手让权。而要对他们用兵，官兵又难以与之抗衡。
鄂尔泰接手难题
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改悔，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
打击顽抗者
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塞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塞厅（即今长塞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
三省总督
长塞事定，雍正在批复派遣长塞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
战果辉煌
鄂尔泰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塞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塞，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塞。
活捉刀瀚、安于蕃
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土知府和土知州，他们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军队，既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又毁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发兵进击，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
击败二土司联军
鄂尔泰函劝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动投献。两地土司禄万钟、陇庆侯不仅不降，反而联合对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动即攻掠东川府清军营盘，气焰十分嚣张。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招抚岑映宸
广西泗城士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决心对其实行招抚。岑映宸经多番招抚，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给了他优待条件，遂在此地设泗城府制（今凌云县）。“改土归流”在鄂尔泰的努力下，大张族鼓地展开，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开展。
棘手苗疆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贵州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张率兵击退前来抗击官兵的苗司军队，攻入古州城。然而，“苗疆”的土司屡败屡起，尽管张有勇有谋，也难以顺利进行“改土归流”。
坚持改土归流
苗疆叛民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都匀府的丹江、凯里、雍正调遣广、四川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又派“抚苗大臣”张照自京师前来“会剿”。结果，张照却密告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略根本错误，不仅未能平服叛乱，反又添内乱。鄂尔泰上疏，只承认没能彻底搞好“改土归流”，但坚不认为改流方针的错误。直到罢免张照，再令张广泗镇压叛乱，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实。
轻易摆平两湖地区
两湖地区在云贵改流进展之时也开始实行。这里虽有土司，但土著居民与汉民杂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改土归流”的大势威慑两湖土司多有主动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数负隅顽抗。湖北容美土司田如不听改流，雍正命鄂尔泰派兵进剿，田众叛亲离，吓得自缢身亡，所属地区改为流官制。
四川趁势行动
四川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山恋连绵，彝民祖辈在这里劳动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们深受其害，生活极端悲惨。四川军政长官对彝民区的改流产生畏难情绪，迟迟不动。当云贵地区有所建树后，促使他们也派兵进入彝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较为顺利地进行了“改土归流”。
处理善后
“改土归流”之后，许多矛盾若处理不好，仍会激发。云贵数省，地处边疆，各民族习俗差别极大，一下子改派满汉流官，难以适应这里的复杂局面，对土官打击面也太大。鄂尔泰始终坚持设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那些自动缴印，主动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流官，并让其世袭不替。
严惩顽抗者
对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土司，改流过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对者，则严历打击，从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愤极大的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贵州康佐长官司长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当地居民无不称快。
休养生息
鄂尔泰为让改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鄂尔泰在改流地区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并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土司霸占的农民土地，按土地清单让原主认领；荒芜无主的土地，招农民耕种；未开垦的土地，号召农民开垦，官府发给农具、种子。
兴修水利，发展交通
鄂尔泰在改流区大力兴修水利，仅云南昭通就兴修水利10项，可以灌溉土地两万多亩。云南全省改流后兴修水利工程70多项。为保护这些水利工程，鄂尔泰还奏设水利专官，专管这些水利项目。改流区的交通开发也是一项突出的事业。鄂尔泰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使之浚后“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
治水专家
鄂尔泰夙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史，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
预算治水
雍正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水利官
为了滇省治水能够更加高效稳妥，朝廷同意鄂尔泰所奏之设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职衔”。此举虽没有专设水利官之职位，但以地方副职官员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长官的制度建设，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员对水利的重视，从而增强了地方官员的治水责任感和使命感。
用人观
鄂尔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与雍正谈论用人之道，强调去庸重才，宁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贤而无才之人。鄂尔泰在雍正4年8月6日的奏折中，强调用人要得当，云：“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