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清圣祖康熙帝
康熙（1654-1722），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幼年不幸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嗜书好学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读书治国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重视史籍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留心医学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
推广种痘
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喜爱自然科学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
虚心接纳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虚心接纳。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严父康熙
康熙皇帝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位严父。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
皇子教育
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
一生勤政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一生谨慎
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崇尚儒学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件专制达到了顶峰。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
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
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
康熙起菜名
康熙九年，康熙皇帝南下云南“宫门岭”暗察民情。一日中午，康熙帝有些饥饿，就来到池边一家小酒店要了一条鱼、一壶酒。很快，店家便将酒菜送上桌，康熙吃完以后感觉很美，便问店家菜名。店家回答说：“这是我们店的招牌菜，叫‘腹花鱼’。”康熙一时兴起，便挥笔给店家写了“宫门献鱼”四个字，落款为“玄烨”。
辅政大臣的掣肘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
鳌拜专权
1667年6月，索尼病逝。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
擒拿鳌拜
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康熙在表面上麻痹鳌拜，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加强皇权
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他表示“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强力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独断用人奖惩之权，不许大臣评议；并设立密奏制度，以了解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清代其他皇帝沿用。
完善满清官僚政治制度
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满清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发展经济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
统一台湾
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
“三藩”坐大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廷以很大威胁，而且所耗军费巨大。
“三藩”反叛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收复，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平定“三藩”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陷落。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万多骑兵，向内蒙古大举进攻。康熙帝曾先后三次亲征，耗费粮饷无数才打败了叛军。噶尔丹叛乱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东北亚外东北地区。沙皇多次遣使来清，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俄国侵占清帝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外，由于清初帝国内部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捍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立储
清代立储制，为康熙帝所创，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煕帝无能，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的苦果。后来雍正帝的“秘密建储制”、慈禧太后的“懿旨立储制”，都不能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说明清帝国已经走进“家天下”的死胡同。
废掉皇太子胤礽
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出巡塞外，他带上了自己最喜爱的小儿子胤祄，没想到胤祄八月中旬竟得了重病，并于九月初四就夭亡。对于胤祄病死后，身为兄长的皇太子胤礽表现得漠不关心，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完全暴露，康熙帝因此受到很大刺激。胤礽后又多次派亲信侦察康熙帝起居，探听有关消息。康熙知晓皇太子的作为后雷霆震怒，将他废掉。
管理西藏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军队。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明史案
湖州府南浔镇庄廷鑨得到前明国相朱国桢编著明史的其中一部分，由于庄廷鑨目盲，他便请士人读给他听，旋即又延请许多饱学鸿儒，再加修订。书成不久，庄廷鑨去世。其父庄允诚心伤爱子之逝，将是书印行以为纪念，书名《明史辑略》。归安县革职知县吴知荣，挑出史书编年的毛病，告到辅政大臣鳌拜府上。鳌拜当即派出钦差查究。庄家全族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因此案入狱者2000余人，审讯后定死刑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
南山案
戴名世很有才华，门人尤云鄂为戴刻了《南山集》，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若干内容。这《南山集》并无攻击清朝的文字，仅仅是在记述明弘光帝逃亡南京事，用了“永历”的年号。当时明代已亡，清代已立，不用清帝纪年而用亡明纪年，就是大逆不道。最终，《南山集》一案株连戴、方（苞）两家，三代之内，年16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15岁以下之子孙俱给功臣家为奴。此外，刻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
§§§第二节一代廉吏
于成龙（1616-1684），字北溟，别号子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据说他的父亲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有长者之风。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龙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勤俭耐劳。他“为学务效实行，不屑于词章之术”，认为“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可见他自始就是个崇尚实干、不屑空谈的人。
少有大志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大器晚成
于成龙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仕宦生涯第一步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严禁盗贼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讨伐乡贼
境内初安后，于成龙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让百姓安居乐业
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巡抚顾问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公今去，我侪无天矣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革除宿弊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奖励垦荒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于成龙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于青天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于成龙以“招抚”为方针，发出安民告示，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艰苦的生活作风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不兴大狱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
廉能第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整顿吏治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兴利除弊
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
宽严并济
于成龙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举荐廉吏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关心科考和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文才卓异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疏、筑永定河
康熙三十七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今永定河）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之灾。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西沽入海。共疏浚河道72.5公里，建筑南北堤90多公里，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从此，浑水改注东北，无迁徙，一直延续了40年。
躬先俭仆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
世人哀悼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第三节配享太庙汉大臣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大臣。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康熙时历官内阁学士、吏部侍郎。世宗继位，擢礼部尚书，入直南书房，任《圣祖实录》副总裁，纂修缮写实录及起居注，深合上意，又任《明史》总裁。廷玉为世宗所倚任，军国大事，多与参决，鸿典巨文，也多出其手。二十年三月卒，谥文和，仍命配享太庙。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仅张廷玉一人。
升迁履历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张廷玉照片（2）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鞠躬尽瘁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
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雍正的信任
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
功在文字
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
雍正的高级秘书
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
清代的诏令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
定军机处规制
雍正八年，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
廷寄办法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
奏折制度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
雍正臂膀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
股肱大臣
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
著作颇丰
张廷玉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少说多做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配享太庙
清朝的太庙是皇帝的祖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为皇帝祭祀祖宗之处。所谓张廷玉配享太庙，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终清一世，汉大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惟张廷玉一人而已，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汉大臣给予的唯一一次最高礼遇和殊荣。
§§§第四节国姓爷
郑成功（1624-1662），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出生日本
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日本宽永元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之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成功小学校址。
国姓爷
隆武元年（1645年），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隆武帝赐国姓。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郑肇基因为年纪较小，人称“小国姓爷”。
与父亲迥异
隆武二年（1646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兵作战，颇受隆武帝的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击清军，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与父亲决裂
贰臣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军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投降清军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将领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却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
起兵抗清
郑成功走避金门之后，便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抗清艰难
隆武四年（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军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大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攻打山寨以为粮源
相较于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了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建虏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
夺取厦门
永历四年（1650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着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后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
施琅降清
永历五年五月，郑鸿逵麾下大将施琅处决郑成功手下曾德，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使得郑成功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在友人帮助下虽逃过一命，但父亲、亲弟都被郑成功处死，从此与之结下深仇。施琅逃离厦门后，决定再次向大清投降。
江东桥大捷
永历六年（1652年）一月，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
海澄之役
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
与清议和
清军两度大败后，于永历七年八月遣使与郑成功议和。郑成功见军队征战连年已然兵疲马困，也想借此机会筹措粮饷，稍事休养，于是便答应与清朝谈判。清廷拟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府）地方安顿兵将；这样的条件不为郑成功所接受。
屡愆军期误大事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联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
尊重体制
永历九年（1655年），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朱术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控制海权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为主。但是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情报组织洪门。
长江、南京之役
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决定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隔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江东一时震动。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进军台湾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
进军策略
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
攻取普罗民遮城
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包围热兰遮城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击溃荷兰海军
永历十五年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荷兰人投降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Jeuriaen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扩展东南亚商业贸易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浙、闽、粤东南沿海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至东南亚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
欲取菲律宾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4月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准备远征，但尚未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郑成功盛怒之下病逝，遂罢兵。
急病而亡
玄烨当上清朝皇帝后，黄梧向当权者鳌拜建议“平贼五策”。清廷杀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
§§§第五节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约1626年—1705），名朱耷，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原为明朝王孙，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佯狂嗜酒，工书，善画山水、花鸟、竹木，笔致纵恣，别具一格。
画画世家
朱耷，清初画坛“四僧”之一。谱名朱由桵，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宁王改封南昌后，历代子孙世居南昌等地，共分八支，八大山人是弋阳王七世孙。其祖父朱多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朱谋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朱耷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到父辈的艺术陶冶，加上聪明好学，八岁时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少年时曾参加乡里考试，录为生员。
潜居山野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朱耷时年十九，不久父亲去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便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以保存自己。朱耷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签押，仿佛象一鹤形符号，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借以寄托怀念故国的深情（甲申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的日子）。
遁迹空门
顺治五年（1648年），他妻子亡故，朱耷便奉母带弟“出家”，至奉新县耕香寺，剃发为僧，自此改名雪个。二十四岁时，更号个山和个山驴。顺治十年（1653年），朱耷二十八岁时，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一百多人。有人考证，朱耷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六，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市抚州门（进贤门）外绳金塔附近。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劳动人民聚居之处。
清贫自在，写意人生
朱耷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沽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朱耷三十六岁时，想“觅一个自在场头”，找到南昌城郊十五里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青云”两字原是根据道家神话“吕纯阳驾青云来降”的意思。并有用“飞剑插地，植桂树规定旧基”的说法，这也是亥处现存唐桂的由来。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状元戴均元将“圃”改为“谱”，以示“青云”传谱，有牒可据，从此改称“青云谱”。
青云谱开山祖师
青云谱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道院。相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到此开基炼丹，创建道场，“炼丹成仙”。西汉时南昌县尉梅福弃官隐居于此，后建梅仙祠。晋朝许逊治水也在此开辟道场，始创“净明宗教”，易名为“太极观”，从此正式形成道统，属净明道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耷前来访求先贤遗迹，很赏识这里的山川风景，于是在原有道院基础上进行重建，并改名为“青云圃”。从此，朱耷便成了青云圃的开山祖师。
亦道亦佛
朱耷从三十六岁至三十八岁时，往返于南昌城与青云谱之间，青云谱的重建由其弟朱道明主持。朱耷正式定居青云谱，约在三十九岁以后至六十二岁。他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二十多年。朱耷在度过了十三年的佛教徒生涯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他的亦僧亦道的生活，主要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清朝满洲贵族对明朝宗室的政治迫害，借以隐蔽和保存自己。
佯为疯癫
康熙十七年朱耷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
隐姓埋名，用心良苦
朱耷六十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字秋月，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个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
寤歌草
朱耷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朱耷交谊很深。澹雪亦善书法，性格倔强，后来因触怒了新建县令方峨，说他“狂大无状”、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澹雪死后，北竺寺不久被毁。这段时间，朱耷外出云游，访友作画，画作颇多，这是朱耷创作旺盛时期。最后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名为“寤歌草”。
在清贫中离去
朱耷在“寤歌草”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一说朱耷葬于南昌城郊窑湾了英家山，但解放后迁墓时，仅见一些朽木铁钉，未见骸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牛石慧墓在青云谱南将军岭，墓中有骨灰一罐，解放后亦迁葬于青云谱内吐珠山。另据《新建县志》《西山志》载：朱耷墓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今西山璜溪公社的猴岭一带。墓葬确在何处，已难查考了。
款识字号
朱耷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朱由桵，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青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其于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
拙规矩于方圆
朱耷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
继往开来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
书法成就
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书法初学董其昌，后又学黄山谷，但到晚年变法，删去冗繁，祛除华丽，绝不依傍于古人。他以画法对字法进行变形处理，再以中锋篆笔使转腾挪，再兼以章法结字之法，如枯藤绕岩，老树着花，一派高穆华瞻气息，高出尘俗之上。早期代表作有行书《刘伶酒德颂卷》，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有《录程颐四箴轴》、《黄竹园题画诗轴》等。
以形写情，变形取神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
花鸟画成就最突出
朱耷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朱耷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朱耷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朱耷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
墨点无多泪点多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怪异晦涩中的痛苦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
难解的签名
朱耷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
希望被人理解
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
不肯臣服于新王朝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虏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
以诗解画
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
水墨写意画的高峰
八大长于水墨写意，这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
水墨画写意大师，八大为其划时代的人物。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别，八大则两者兼而善之。他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远法董源、巨然、郭熙、米芾、黄公望、倪瓒诸家。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却又强烈地感觉到朱耷的个性，上述那些古人的法则，不过是他随手拈来为自己服务的。
更具个性的花鸟画
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
少
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
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
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
备受推崇的作品
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以及《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莲花鱼乐图卷》、《杂花图卷》《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快雪时晴图轴》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
八大山人的纪念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青云谱是一座极具江南特色的园林。园内，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楮树、罗汉松青叶苍干，繁荫广被，覆护着青砖灰瓦白墙红柱的殿宇，显得格外静谧。密叶筛过的天光洒在小径上，明暗闪烁，野趣横生。一弯荷池清澈明净，倒映着笼笼修竹，鱼儿嬉戏，花影摇曳。园外清溪蜿蜒，溪畔农田阡陌纵横，农舍炊烟袅袅，恰似人间仙境。
§§§第六节纳兰公子词千古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他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其贵族家庭之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加之他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天资聪颖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身世显赫
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
文武兼备英少年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诗文艺术的奇才
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纳兰性德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真诚交友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
悼亡爱妻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但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
才子绯闻
传言纳兰而立之年，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值得一提的是，沈宛是汉人。后纳兰性德在与沈宛共同居住的别苑去世，次年沈宛产下一子，后沈宛离开京城，回到江南，并在江南终老。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困惑与悲观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
清代李后主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诗缘情而旖旎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中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
对水情有独钟
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其多。首先其别业就名为“渌水亭”。无论目前关于渌水亭所在地点的争议怎样，无论它是在京城内什刹海畔，还是在西郊玉泉山下，亦或在其封地皂甲屯玉河之浜，都没能离开一个水字。是一处傍水的建筑，或是有水的园囿。对于水，纳兰性德是情有独钟的。
吟咏荷花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以荷花来比兴纳兰公子的高洁品格，是再恰当不过的。出污泥而不染是文人雅士们崇尚的境界。它起始于佛教的有关教义，把荷花作为超凡脱俗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
风物起兴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有不少是因扈驾游历北京西山一带风景名胜时写作的。这些地方至今几乎都有迹可寻，有史可稽。这些因名胜古迹生发的感慨和情致出之有处。通过对所写地方进行体察，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认识纳兰性德此类诗词创作的起因和他丰富的文史知识，以及对客观事物形象准确的感受。
天妒英才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7月1日）溘然而逝。
文坛的璀璨明星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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