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国，没有家
间谍，作为国家与国家或集团与集团之间进行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乃至经济、科技竞争的有效手段，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可以说，从国家产生的那一天起，各路间谍就纷纷被染上国别色彩，他们以隐蔽的方式打入对方营垒，进行发展组织、窃取机密及其他各种破坏活动，以颠覆对方国家政权。使用间谍搞离间和颠覆活动，消灭异国，扩大势力范围，已成为了国家冲突中一种不动兵戈、制伏政敌的有效手法。
而就在这些间谍被染上国别色彩的同时，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灵魂也被夺走了，他们被迫走上一条舍弃伦理、亲情乃至生命的不归路，演绎了一段隐匿于黑暗之中的别样人生。可叹的是，拥有如此命运的人并不占少数。
实际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间谍战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各国的主要间谍机构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苏联的克格勃一处、英国的军事情报六处等都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下的间谍从国外搜集、传递、分析信息，获取情报，力争在战争中做到知己知彼。与此同时，各种反情报机构像美国联邦调查局、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军事情报五处等也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手段铲除潜藏于内部的间谍，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
为了从抓获的间谍口中得到重要情报，反间谍机构要对他们进行审讯，偶尔也拷打他们。当国家荣辱和个人存亡发生了激烈撞击的时候，一些间谍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不愿冒险被逼迫吐露情报，从而危及间谍任务和其他参与间谍的安全。
以国家为重的鲍尔斯
美国曾指使中情局的人去破译法国的密码，苏联人曾派人去搞芬兰的经济情报，德国外交官因刺探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被驱逐出境。即使这些光荣的“使者”明知前途的坎坷，他们毅然踏上旅程，激励他们的正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荣誉宣言。美国的间谍飞行员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间谍一直密切关注着冷战中的对手——苏联，因为他们要洞悉对手的一切。U-2飞机研制成功后，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立即被委以重任，成为其首批驾驶者之一。
1960年5月1日的莫斯科，红场上正在进行庆祝劳动节的阅兵式。此时的鲍尔斯已经驾驶着U-2侦察机进入了苏联领空。他的侦察飞行将穿越整个苏联，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拍照侦察。
在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蔡斯·布兰顿看来，U-2侦察机是一架最先进的飞机，飞得很高也很安全，所以鲍尔斯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但隐形战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们无法自我防卫空对空导弹，以及目测引航的地对空导弹的威胁。
起飞4个小时后，U-2侦察机还是被苏联的防空雷达发现了，苏联的防空导弹马上锁定了目标。
苏军一共发射了14枚防空导弹，其中的一枚在鲍尔斯的机尾附近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机尾，严重破坏了U-2飞机的构造。鲍尔斯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完成这次任务已经不可能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防空导弹成功击落鲍尔斯的技术，正是由另一名美国间谍泄露给苏联的。
飞机被击中后，他迅速启动弹射座椅并打开了降落伞，当他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时候，苏联人早已在地面上等着他了。接下来是三个月的不间断审讯，每天的审讯都要持续16个小时。
刺眼的聚光灯下，苏联人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鲍尔斯的意志十分坚定，打定主意绝不投降。当苏联人气急败坏地对他施以酷刑时，沦为俘虏的鲍尔斯只能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继续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要么用中央情报局发给他的毒针自杀。
1960年夏天，鲍尔斯在莫斯科受到了公开审判。他走过宣判礼堂中间那条长长的过道，最终站到了被告席上：“我恳求法院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敌人来审判。”
但是，苏联人面前的鲍尔斯就是一个空中间谍，就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敌人。最后，鲍尔斯因间谍行为被判有罪，并将在苏联监狱中服刑12年。
不过，鲍尔斯的牢狱生涯提前结束了。服刑仅仅18个月后，苏联人就用他换回了苏联的间谍鲁道尔·阿贝尔。鲍尔斯终于得以回到美国。鲍尔斯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同时也是一名忠于国家的间谍。
他从来没有因被俘后的坚强不屈而把自己当英雄，只是觉得为国家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对这位间谍来说，对国家命令的绝对服从、对飞行的无限热爱和一次绝密的侦察任务，几乎葬送了他的美好青春。
从事特种军事行动工作的人，像其他部队士兵一样，必须面对枯燥的军事生活。而且面临着随时而来的危险，就像鲍尔斯一样。同样，在情报部门也有许多不同的工作角色。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工作角色和组织。
通常，有一个情报部门搜集高度机密的情报，又有一个反间谍谍部门以对付敌方间谍。官员和间谍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大部分官员是该部门的职业人员，而间谍的身份则因国、因人而异，或者取决于他们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工作。对于间谍来说，充当何种身份和角色仅仅是战略需要和技术问题，而真正的牺牲则是忘却自己，全心全意地报效祖国。
惨绝人寰的计划
1938年深秋，在英日两国谈判破裂之后而奉命出海巡逻的英国“切尔切克”号远洋侦察船，突然在日本海附近发现了一艘白色的橡皮艇。
随波逐流的艇上有两个日本人。背上插着一把匕首的男性早已气绝身亡，秀美绝伦的女性因疲劳和寒冷也昏迷了过去。随船医生使那名左嘴角上侧长有美人痣的女性恢复了知觉。
这位自称松岛长卷的日本姑娘，醒来便恳请前往英国避难。她自述毕业于东京海洋军事学院，父亲松岛平健是一名进步的国会议员，不久前父亲突遭暗杀，她本人亦被强征入伍，从事潜艇设计工作。
为了誓报杀父之仇，便私下将日军最新的潜艇资料偷拍下来，藏在一把匕首的柄部，独自划艇投奔英国。英国情报机关从东京各报得到松岛平健遇害的消息，确证左嘴角长有美人痣的姑娘正是松岛长卷。不久，鉴于松岛长卷慷慨地提供情报这一贡献，应她的要求及其本人专长，一向谨慎的英国人破例同意康复的松岛长卷到那彼尔船厂去工作。该厂是英国最大的造船厂，其时正在秘密研制一种新型的军用潜艇。
没过多久，松岛长卷便以自己的风韵引起了新型潜艇总设计师司特伍斯的注意，两人坠入爱河。
1939年圣诞节，司特伍斯和松岛长卷决定举行婚礼时，新型潜艇正好计划在这一天下水试航。谁知正值喜庆达到高潮之际，松岛长卷突然由于急性心肌梗塞猝然死去。松岛长卷死后，日本当局提出了索尸的要求，经反复协商，英国最终“勉强”同意将松岛长卷的尸体交由日本红十字会运送回国。
当松岛长卷的尸体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时，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冥郎先是阴鸷地扫了一眼列队排满礼堂的敢死队员，然后狞笑着走上前去掀开裹尸布，转身仰天吼道：“瞧，这就是我对天皇的奉献，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东条枝子！”原来，这是东条冥郎的狂妄计划：他逼迫女儿东条枝子冒充松岛长卷投奔英国，企图窃取英军的造艇情报。
东条冥郎又挖空心思地请人为女儿装上了一个逼真的美人痣，并假装割除阑尾而残暴地在女儿腹部开了一刀，塞进去了一架极其精巧的照相机。一旦东条枝子偷拍到所需要的潜艇资料，便立即毁掉相机，再将微缩胶卷封入特制的胶丸内，然后视情况将胶丸连同催发急性心肌梗塞的药物一并吞入肚中，以便造成众目睽睽之下暴死的假象。
谁知当暴戾的东条冥郎找到本应藏有英军情报的胶丸而兴奋地伸手擢取时，引来的却是出人意外的爆炸声，伴随东条枝子尸体的鸡零狗碎，东条冥郎亦应声倒地。至此，这一惨绝人寰的计划终以日本人的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东条冥郎的诡计早就被东条枝子的“恋人”司特伍斯揭穿了。这些间谍用灵魂和命运虔诚地回报了祖国，其间的悲喜人生也被演绎成精彩的故事流传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人成为间谍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充分地融入了国家的命运之中。
“魔鬼”训练成就间谍
情报机构的新雇员被招募之后，会被安排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一些主要的情报机构，诸如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新雇员被招募之后，将接受更为广泛深入的强化训练。英国的SOE和美国的OSS战时设计的训练计划成为1945年以来许多西方谍报训练的基本内容的起源，这些内容构成了西方谍报训练的特征。
起初许多SOE的受训者都是通过口头推荐和类似的非正式接触发现的。那时需要的是外语技能优秀并且志愿去未指明的部门工作的人。SOE更喜欢招募具有中产阶层背景的人，因为这些人同极端的政治团体没有联系，同时也雇用一些有特殊技能但不怎么体面的人，像伪造犯和窃贼。
SOE刚开始招募成员也是非正式的。然而到了1943年晚些时候，对人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便开辟了一条更为系统的招募途径。OSS同SOE联手建立了一套用来筛选新成员的心理评估系统。这套系统同训练计划结合起来可以在不同阶段淘汰不合适的受训者。两个组织的受训者都要经历一个基本训练期，训练内容包括野外技能（生存技能）、通讯、破坏活动和不同形式的格斗。接下来是更高级的训练课程，要训练间谍在特定的国家完成专业任务的能力。各国的情报机构在长期的间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长，这些特长在间谍的专业训练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苏联克格勃的性间谍训练
苏联克格勃和GRU的受聘人员学习的基本技能与上述的非常相近。克格勃的主要训练中心是莫斯科附近的101学校（后来重新命名为红旗学校）。GRU在军事外交学院训练它的成员。克格勃的训练基于一本名为《苏联情报工作基础》的课本，它包括间谍技能和情报官作为联络官所需的技巧。克格勃和GRU的征募人员不是受训如何收集情报，而是如何劝说他人背叛国家替他收集情报。在有第一手经验的老练的指导者的帮助下，受训者通过实际案例，学习招募间谍和操纵间谍的工作。训练的最终阶段是学习一门外国语，以更好地满足情报部门当前行动的需要。
苏联克格勃二局曾专门负责招募、培训男女性间谍，其中以女性间谍最具代表性。克格勃招募漂亮的女大学生并培训她们成为职业性间谍。
克格勃先是到各大学校挑选合适人选，然后找她们谈话，许诺让她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美好，称可得到丰厚的报酬，享受一切特权，之后在间谍学校里给她们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她们履行公民义务，甘愿为国家献出一切，立志成为性间谍。
随后的各种训练是她们面临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考验。首先上生理解剖课和心理学课，播放各种类型的科教和色情影片，以解除羞耻感，克服心理障碍。训练时每4人1组，全部脱光衣服，互相观察、抚摸、戏弄，然后男女混合训练，并由有经验的老手进行实际示范表演。在顺利通过最初的心理障碍后，就要上实践课，进入实习阶段，先是女性同性嬉戏，发生关系，并有教员参加，然后与男学员配对练习，之后进行群体活动，并当场录像，最后集体讨论，详细分析、点评，特别要求她们熟练掌握性技巧，结合间谍工具，学会对准暗藏的镜头、以便清楚无遗地拍摄下全过程及特写镜头的技能。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安排引诱目标并与之发生关系的毕业考试。女间谍要引诱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少年男子，消除他们的恐惧，挑逗老年男子，激起他们的欲望。
另外，男性间谍的训练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间谍技能，学会使用间谍工具，还要精通心理学，掌握各种技巧，博得女性目标的欢心，激起她们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要特别克服与那些丑陋、孤僻、冷淡、乏味的中年妇女或老处女发生关系时的心理障碍。“乌鸦”们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魅力，熟练利用各种技巧，满足她们，并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最终套取重要情报。
行动前，性间谍会事先认真研究目标，调查清楚其性取向和特殊癖好，然后安排非常巧妙、自然的偶然相遇，不让目标产生任何怀疑，然后在相识中施展绝招，让他们完全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次行动都会以一见钟情开始，以讹诈结束，中招的目标通常除了同意合作外，别无选择。
这些职业性间谍为苏联获取了大量情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克格勃窃听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项代号为“自白”的间谍行动。在冷战期间，为窃听美国使馆，克格勃放飞了大批“燕子”（女职业性间谍），她们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这些女孩凭借美貌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美国外交官的卧室。经过多次侦察，克格勃终于查明美国大使馆的顶层是“要害”所在，这也为克格勃窃听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除了在国内发挥作用，“燕子”还经常飞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起特大间谍案。联邦调查局一名任职20多年的反间谍人员被克格勃少校斯韦特拉娜·奥戈罗德尼科娃策反。他交给克格勃的是《联邦调查局东部特遣站分布图》，使美国的反间谍工作蒙受巨大损失。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OSS创立的训练系统对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的影响。在50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受训军官在一处代号为“隔离区”的军营里接受训练。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前海军基地位处沼泽地中，受训成员称它为“沼泽营”。这里所教授的秘密行动的基本内容仍然采用OSS的教材。
受训者也要接受谍报这个特殊世界中的基础训练，他们学习不同种类间谍的差别和所需的技能。联络官的作用被表述为提供“想要情报的情报组织与接触情报的间谍之间的联系”。
技术专家给学员作有关间谍技能的讲座，例如秘密摄影、密文、监视与秘密交接。训练的后期阶段，受训者被带到附近的诺弗克城去实习他们新掌握的技能。
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间谍时“意志力测验”则是将应试者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应试者最后要通过的是测谎器的测试，查测其心理素质情况。以上合格者，首先进行9个月到1年的初步训练。开始3个月，新学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课，加强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三个月后，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去训练。
一般来说，未来间谍们都要学习徒手格斗。他们不是像拳击家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而只是学习如何用脚跟、手掌、指头去击中对方要害部位的“散手”，这其中包括中国功夫、柔道、擒拿术等精华的东西。全面训练的重点放在隐蔽行动和保密上。他们学习干“袋子活”（偷偷摸摸地进入私宅或公司办公室）和窃听。
在“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对外称“农场）内，建有控制塔的模拟的国境线供学员们进行非法偷越国境的练习。还训练如何盯梢、监视、摆脱敌人跟踪、建立安全接头点……还要研究敌人方面的反情报机构的行动方法和组织机构及保密教育……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对学员的能力、智力进行了测验和性格稳定性筛选后，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各个部门，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然后正式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女特工林赛·莫兰，把自己的间谍经历写成一本书：《揭开面纱：我的中情局间谍生活》。在书中，她讲述了5年的间谍生涯如何让她认清了中情局，中情局招聘和训练间谍的内幕也因此浮出水面。
接受训练：每天要跑8公里，吓得学员尿裤子。经受了种种考验的莫兰终于进了中情局的门，她入门后马上发现她所面对的一切比面试都可怕得多。首先是中情局对未来间谍们进行的体能训练，他们每天要跑5英里。此外还有攀越障碍、蒙面驾驶、撞击训练、从高空中跳下，以及各种各样的射击训练。
莫兰在书中说，蒙面驾驶主要是训练间谍保护自己、摆脱敌人的方法。学员蒙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教官高速驾驶几分钟后，和学员交换座位。蒙面的学员在教官的指令下驾驶汽车，不断变换方向。等到教官叫停时，学员往往已开到了禁区边缘，这时等待他们的是禁区内一排手持AK-47的“敌人”，“敌人”疯狂地朝天开枪。
据说，蒙面的学员此时会相当恐惧，有人甚至吓得尿裤子。撞击训练同样很可怕，学员要驾车撞击固体障碍，包括停车场里的木头和墙壁，从中训练求生的能力。
但实际上，除了少数人会参加特别行动外，绝大多数中情局学员们未来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里，或是在社交圈子里参加酒会。那些魔鬼训练不过是为了增强大家的自信心。
“棋子”的归宿
在这个神秘的职业里，间谍在黑暗里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是，无论他们如何成功出色的完成任务，他们注定是一个棋子，一个供掌权者指挥的棋子，一旦没有了利用的价值，注定要被抛弃，注定要自谋生路。
由于职业的需要，间谍的生涯是短暂的。当然，间谍生涯的真正的结局无外乎两种，一是生，一是死。对于死者，人们只有缅怀了。而对于这些生者，这些从此离开间谍生涯的人，就不可避免的走上另外一条路，过另外一种生活。
在这些退休间谍队伍中，有百发百中的枪手，艺高胆大的爆破专家，技术顶尖的电脑黑客，飞檐走壁的攀岩高手。他们能连续做200个俯卧撑，对篇幅不太长的文件过目不忘，能熟练驾驶各式飞机、汽车、舰船和装甲运兵车，擅长擒拿格斗、投弹射击、野外求生等。间谍们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超，当然这充分得益于极其苛刻的选拔和“地狱般”的训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间谍不仅有一身过硬的武功，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们不仅是行动的机器，而且还能够独立思考和解决各种突发事件，他们能够在最严峻的形势下找到最适宜的解决办法，果断作出选择。
在新的环境里，这些人身怀绝技自然不怕找不到饭碗。昔日训练有素的间谍纷纷改换门庭，靠着特殊技能，他们有的成为富翁们出色的保镖或教授防身术的教练，有的担任诸如公司保安顾问，有的甚至还开起了自己的公司，工作稳定且收入不菲。当然，虽然大多数间谍退役人员都是守法公民，但也不乏参与黑社会活动、成为职业杀手的“危险分子”。
最有“钱景”的归宿：间谍下海，“钱”途无限
经历了半生杀戮的间谍在退役后，甘心充当职业杀手的间谍毕竟是少数人，相当多的退休间谍走的是合法的道路———涉足商海。当然，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他们选择的最多的可能是开一家保安公司或者经济情报公司。据统计，在俄罗斯有l万家保安公司和经济情报服务公司，而其中多半是由退役的克格勃间谍组建的。
美国48岁的退休特工杰佛逊曾是反间谍专家，他与以前的一些同事们在美国底特律建立了德森保安公司，并聘用了20名退休的间谍当助手。德森保安公司向其客户提供各种安全方面的服务，包括提供武装警卫人员，防弹轿车和办公室电子防盗设备。杰佛逊曾开玩笑说：“我们的本领再次被发挥了，我们公司所从事的工作同以前为国家所从事的工作很近似。但是，我们得到的利润却更高。这为我们安度晚年打下了基础。”杰佛逊以前的上司维尔逊则开办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商业机构保安公司，拥有职员300多人，年营业额高达200万美圆。
还有一些退役间谍利用自己的情报网来为本土企业家和外商服务，帮助他们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对要进行海外扩张的投资者来说，海外投资收益与风险同在。因为投资者不得不面对当地国内法律间的矛盾、滥用权力、腐败以及黑手党的报复等问题。因此，投资者需要借助当地的情报公司充分地了解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如果投资者要签一个大合同或寻找一个当地国家的合作伙伴时，往往会来找情报服务公司为他们调查诸如合作伙伴是否同黑手党有联系以及某家公司与政界的关系等问题。如此一来，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投资风险。
除此之外，一些退休间谍人员还别出心裁，将他们以前研究出的一些“专利产品”推向市场，转化为独具吸引力的商品。例如，某个国家的退休间谍就推出的一种外语速成教程，利用间谍培训机构对间谍进行特训时使用的方法，宣称仅用一周内就可以让学习者初步掌握一门外语。这种附带有录像资料的教材包括英、德、法、日等12国语言，这种教材一上市就引来对学习外语热情高涨的人们的抢购。从前供间谍强化外语用的教材如今却摆上了书店的柜台并成为人们学习外语的畅销书籍，这也许是老一辈间谍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最可悲的归宿：成为黑暗势力的帮凶
阿拉维加斯某富翁死在卧室里；
某球星开车行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时被枪击；
一名黑手党头目在离开饭店时倒在狙击手的枪下。
……
每当读到这些轰动性报道时，我们大概不会想到，或许这位被高价请来的杀手曾经就是一个为国家卖命的间谍。
作为世界一流的职业杀手，退休间谍和特工在地下雇佣杀手市场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40多岁的职业杀手戴卫森曾经也是一个间谍，每当他听到雇凶杀人时，脸上就会露出一丝复杂的笑意，他心里很清楚，这些任务的价码———2万至5万美金，并且知道那些凶手很可能就是他曾经的同事。这位以前专门从事颠覆和绑架工作的间谍现在已经成了一名专门传授暗杀技巧的“杀人专家”。任何人只要愿意出大价钱，都能从戴卫森那儿学习到杀人的技巧和方案。
在世界各地，雇凶杀手活动极为猖獗。1998年11月2I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最著名的改革派人士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与她的助手在其寓所门前遭到枪手袭击。经过对现场的分析，无论是对作案时间、地点的选择，还是实施过程以及撤离路线的安排，都表明这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所为。
与针对政界人士的谋杀相比，退休间谍参与商业界的暗杀活动，在世界各地更是屡见不鲜。1999年初，欧洲最大的饭店集团之一俄罗斯饭店经理车姆巴立斯托夫在其寓所遭暗杀。车姆巴立斯托夫一向小心谨慎，注重安全防范，并雇有好几名私人保镖，没想到终有一日还是死于非命。
由于从一些已侦破的凶杀案件中发现了间谍的踪迹，人们对间谍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对他们神秘的崇敬而逐渐变为厌恶和害怕。而对于成为职业杀手的间谍来说，他们在结束一段杀戮生涯之后，又开始了另一种杀戮，或许是注定无法有好收场的。
最落魄的归宿：流浪
想起间谍，我们常常会想起邦德，也会想起邦德女郎。但实际上，大多数间谍并不是像邦德那样到处有红粉相伴。事实上，间谍似乎比警察更难找到合适的女人。间谍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和孩子也是奢侈品。
而一旦他们结束了自己的间谍生涯时，该何去何从他们自己都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间谍的生活，而陡然离开，让他们自己都不能适应。
当然，虽然不知所措，口袋里有美金的流浪生活还是不错的。他们至少可以不用在最初的日子里去为生活而奔波，不用为生计发愁。
最幸福的归宿：安度晚年
当然，还有一部分间谍是幸运的。他们在职时已经赚好足够下半辈子生活的美金，或许退休时还能从政府那里领来一笔数字不小的生活费。从此之后，结束间谍生涯，享受生活似乎成为了他们的生活重点。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小镇，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养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
闲暇时，他们可以抽空去地中海晒太阳，也可以去夏威夷度假，甚至还可以去中非打猎，有时，还可以约三两好友，聚聚会，喝喝酒，过着让人羡慕而又逍遥的生活。
最光荣的归宿：英雄归故里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能荣归故里是自己甚至是整个家族最大的荣耀。
古代有句话曾说，如果一个人富而不归，则如衣锦夜行，对自己情感上没有任何满足。
对于一个间谍而言，这种普通的人情世故也是同样的。他们中有的为政府为国家立下了赫赫功勋，政府不但对他们进行表彰，甚至在他们退休后，还给了他们很好的安置。而对他们来说，最有趣的莫过于去国家间谍博物馆里当馆长或者导游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看到，间谍在国外从事间谍工作时，容易被意外被捕，而一旦被当地政府捕获，则意味着要通过外交才能达到解救的目的了。
对于一些掌握着国家重要机密，对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间谍，政府也会出面交涉，直至把间谍引渡回国，从此再不踏入那个国家了。这些间谍虽然在国外出现间谍丑闻，但是一旦回到国内，则被当做英雄，视为为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备受礼遇。
而有趣的是，由于间谍是政府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因此，政府对于捕获的间谍，会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予交换或者交还。从这点上来说，也给了间谍们一些生存保障。
最不幸的归宿：牢狱终身
这种结局或许要算是最不幸的了。间谍的人生充满传奇，可到头来，却要在监狱里度过残生，这是很多间谍在最初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
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忽略对某些退休间谍的补贴和礼遇，这些间谍往往容易恼羞成怒。在他们为国家和政府卖命这么长时间后，政府却不实现对自己的承诺，这让他们心里容易极度不平衡，容易产生与政府对抗心理，甚至开始威胁政府出卖机密。英国有个间谍就曾经因为政府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将英国潜伏在爱尔兰军队里的高级间谍名单泄露，造成大批英国间谍的死亡。
但是，一个间谍是永远无法和政府对抗的，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不幸。这些叛逆的间谍往往会遭到政府的逮捕，在牢狱里度过他们的后半生。
最安静的归宿：默默无闻养老终身
这或许是大多数间谍的归宿吧，对于经历过太多的血雨腥风的间谍来说，退休之后过一段安静而平和的日子是最大的愿望。而对于政府来说，让这些知道太多国家机密的间谍从此销声匿迹，成为人群里的不起眼的一个，或许也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这些曾经在谍海里翻云覆雨的间谍们，开始化身成了某个小城的一个街头买菜的大叔，在默默无闻中了此一生。
牺牲的不只是自己的身体
间谍生涯充满矛盾和斗争，是用一种生活掩护另一种生活，从一种生活背叛到另一种生活的过程。从这个身份到那个身份，两个身份都不能作为和别人维持正常亲密关系的基础。有着不同身份，必须随着穿梭于不同生活间，也就意味着必须随时拋弃掉任何真挚、稳固的感情联系。虽然自己随时将自己的生命付诸于国家，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依然被大家所津津乐道。
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荷兰一家报纸公开披露：从1942年3月至1944年4月，英国情报部门故意使数十名荷兰间谍牺牲于德国人精心设计的“北极行动”中，以迷惑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使他们相信盟军会在荷兰登陆。消息一出，荷兰群情激愤，荷兰议会更是向英国政府提出公开指责和进行事件调查的要求。几十年来，“北极行动”之谜一直让英荷两国纠缠不清，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一名荷兰籍女子名字叫玛葛莉莎·奇亚屈叶德·茱拉，她1873年出生在荷兰弗立斯兰州。她曾是当地夜总会的一位艳名四噪的红舞女，风靡欧洲。后来，命运之神令她成为一名双重间谍，“一战”时期被她勾引的德法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不在少数。她将情报交替互换送给对方，使双方造成惨重的损失。1917年她的行动终被法国情报部门察觉，并在伦敦把她逮捕，押返法国后不久在巴黎郊区的温森尼村将之处决。
1996年荷兰政府突然宣布了一项新的措施，在玛葛莉莎家乡为她筹建一个纪念堂，彻底恢复了她的名誉。纪念堂的负责人解释说：玛葛莉莎利用她的双重身份周旋于德法两国，暗地里为荷兰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她为了使自己对国家有所建树，不惜忍辱负重，献出了个人的一切。
战争时期的间谍特务活动，易于引起人们的警觉。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忽略了仍然存在着的间谍反间谍斗争，更不理解这种斗争的尖锐、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战争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虽未发生全球大战，但国际形势动荡多变，地区性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发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产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间谍情报组织，花费了最多的秘密活动经费，使用空前复杂诡秘的间谍手段进行从情报、心战、策反到政治颠覆、准军事行动等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而对于这些和平年代的间谍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因和平的延续而延长，甚至有可能在间谍之路上徘徊一生。徘徊的代价是惨重的，不少人为此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更有人在环境的蛊惑下发生了意志的动摇，他们甘愿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踏上了一条歧路。
在2001年的美国间谍史上，双重间谍成为了分量最沉重的名词：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深特工罗伯特·汉森被指控，在过去的15年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在芝加哥。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芝加哥警察局录用，在对内侦察处工作。1976年，汉森被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后来他专门负责对俄罗斯驻纽约外交官的跟踪。正是在此期间，汉森投向了克格勃的怀抱。
1985年，汉森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寄出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相信，贵国的专家一定会对这些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专家们一定会认为应该付给我10万美金。”
苏联克格勃喜出望外，指示克格勃驻美国分部尽一切可能满足汉森的要求，并且全力配合汉森的间谍行动。克格勃为汉森取了个间谍代号“拉蒙”。就这样，从1985年开始，汉森一共向苏联人提供了27封信件和22个邮包约6000页的绝密情报。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电子侦察技术等绝密件。
汉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他隐藏得十分巧妙，甚至几次通过了美联邦调查局测谎局负责人亲自对其实施的测谎检查。由于苏联一夜之间瓦解，克格勃也随之解体，对外情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95年，汉森被调派到美国国务院外国任务办公室工作，仍不时能接触到敏感和保密的情报。于是，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重新恢复与汉森接头时，汉森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直到被捕当天还在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汉森一案的暴露使美国情报机构丢尽了脸面，这成为了美国情报史上耻辱的一笔。
间谍的千面人生
间谍的职业性质决定了谍报人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其活动都要秘密进行。尤其在外国，其活动具有非法性质，一旦真实身份暴露则可能身陷囹圄甚至招引杀身之祸。因此，谍报机构在实施谍报任务之前，首先要选择安插间谍的渠道，既要表面上符合东道国法律，又要符合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以免遭到怀疑。与选择渠道一样重要的便是要物色能够胜任该任务的间谍人选，并为其设计出最为恰当的掩护身份。间谍只有利用合法而又合适的掩护身份巧妙地将自己的间谍身份隐藏起来，才能较安全地完成任务。可以这样说，没有掩护身份的间谍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间谍使用的掩护身份可谓五花八门，从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到风月场所的舞女，都有可能是间谍。
经过包装的间谍就如同风格各异的演艺明星，他们在掩护身份之下展开了别开生面的间谍竞技，演绎出了别样的千面人生。
心知肚明的外交官
外交官是许多国家谍报人员最常用的掩护身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则是他们开展谍报活动的前沿基地。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由KGB演变而来）来说，那些职业特工往往都披着外交官的合法身份，以外交官为掩护身份进行谍报活动的案例也可谓数不胜数，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苏联情报机构。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材料，苏联驻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外交官中间谍占50%，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大使馆中，间谍人数甚至占80%。更有甚者，一些苏联大使的真实身份也是间谍。
这些间谍人员的外交官身份是一个“显灵”的护身符，他们可以利用工作之便自由地游走于城乡之间，展开大量的调查和探访工作。即使出现纰漏被抓，他们还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庇护，一般很少危及生命安全，顶多是被驱逐出境了事。曾几何时，不少外交官的间谍身份似乎已经成了铁打的事实，无怪乎外交官遭驱逐也越来越司空见惯。
当然，外交官被驱逐也不是心血来潮的政治游戏，而是有着确定的规则。除了考虑到外交官个人行为的性质、法律后果和社会影响之外，“对等原则”也是其中重要的游戏规则之一。
如果A国驱逐B国10名外交官，即使B国并没有发现A国有10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B国也会驱逐10人相抵。1994年，CIA发现埃姆斯后，美国就驱逐了俄罗斯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作为报复，俄罗斯也驱逐了CIA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
毫不夸张地说，当美国宣布驱逐俄外交官时，在俄罗斯的1000多名美国外交人员应该早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驱逐对方的外交官，事实上就是驱逐早就知道的间谍。双方都明白，驱逐出去的人还会以其他面貌回来，所以这常常是一种外交姿态，而不是真正的反间谍活动。所以，出现“对等原则”也就不足为奇了。1986年，里根驱逐80名苏联外交官曾轰动一时，但即使这样大规模的间谍战，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当时仍对对方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布什和普京的低姿态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如果布什有一天说，“依然寻求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也并不奇怪。
肩负重任的商人
战争从来不讨厌商人，即使是敌对国也会通过各种渠相互道购买自己急需的物资。所以商人往往是间谍的最好面具。
商人，尤其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前往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如从事考察投资环境、交货运货等商务活动。而待考察的所谓“投资环境”内容十分广泛，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情报，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局势、军事动态以及经济发展趋势等，都是跨国集团公司的领导人需要了解的情况。
因此，以商人为掩护身份的间谍较具有隐蔽性，也有条件在商务工作中搜集到有价值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高科技情报。
掩护间谍情报机构进行活动的商号、企业，有官办、半官办的，也有私营的。即便两国断绝关系，或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单位都可以存在。一旦间谍活动暴露，也不会涉及大使馆或给大使馆造成直接牵连。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国情迫使其保持一个人员精干、办事效率极高的二三十人的对外情报机构。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的摩萨德所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人少、事多、环境恶劣，这就要求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个个“以一当百”、“身怀绝技、绝对忠诚”。
摩萨德的祖师爷——哈雷尔确定只招收最忠诚、最合适的人选，特工人员留去自便，绝不勉强。与许多人不同，哈雷尔不喜欢“007”邦德这样的冒险家。
1965年5月18日，被叙利亚秘密警察送上绞刑架的以色列间谍大王——伊莱·科恩从青少年时就显出超人的能力和异乎寻常的气质。因为具备了一系列特殊才能，所以当科恩还只是一个埃及公民时，摩萨德就发现了他。
哈雷尔对他亲自栽培，后以商人的身份进入叙利亚。科恩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他在被捕之前的身份是以色列的主要敌国之一叙利亚的总统的挚友，并被作为叙总统继承人人选之一，对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来说，叙利亚对以色列来说已无秘密可言。
1967年6月5日，在科恩被绞死两年后，阿以爆发了著名的“六天战争”，以军凶猛、快速、准确的进攻，不到一周就摧垮了被以军喻为不可突破的戈兰防线，占领了戈兰高地，叙军损失惨重，被迫停战。而正是伊莱·科恩为以军提供了叙军雷区、炮兵阵地和步兵堑壕的精确位置。
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记者
记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职业就是搜集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以记者为掩护身份，对间谍来说，如同猛虎添翼，既可以公开大胆地进行情报搜集，又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著名的苏联间谍大师佐尔格，可以说是以记者为掩护身份的典型范例。
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从1925年入行到1941年被捕，佐尔格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成功地游走于“二战”期间的多个战场，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
专注于“第二专业”的科研人员
在高科技情报已经成为各国情报机构关注重点的时代，只懂得军政情报需要、缺乏高科技知识的情报人员已显得落后于时代，无法满足当今高科技情报搜集需要。要打入科研单位并获得高科技情报，搜集情报的人应当自身具有一定的科研学术水平。
1986年8月23日，在美国纽约地铁站台上，一名衣着得体、英语流利的苏联人正在翻阅一份有关美国国防计划的机密文件。就在这时，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此人名叫扎哈罗夫，是克格勃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其公开掩护身份为苏联驻联合国组织科学技术专家。在近4年时间里，他活跃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物色、培养和发展可能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情报的人选，这是这位物理学家潜心研究的“第二专业”。
四通八达的留学生
留学生身份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间谍惯用的掩护身份。留学生不仅可以方便地出入各院校实验室，了解外国科技研究动态，还可以与院校里的专家、学者或大学生进行大量的接触，从而掌握他们的情况，并相机发展合适的人选为己方间谍。
20世纪30年代，日本海军军官纷纷到美国留学，其中有的是伪装成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的，宫崎岁男就是这样一个伪装者。宫崎岁男于1933年作为交换留学生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学英语。28岁的汤普森是马里兰州农场工人，他在海滩上闲逛时遇到了宫崎岁男。这位日本军官向他提供每月500美圆的报酬，外加各种费用，要他侦察美国海军的情况。汤普森为此买了一套海军军士的军装，登上在圣帕德罗和圣地亚哥基地停泊的数艘美国军舰，打听火炮数据、技术改进以及有关军事演习的情况。
另外在西方国家，间谍情报机构收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臭名远扬，它广泛利用宗教组织，特别是收买或雇用活动于海外的传教人员，在上帝的名义下干着魔鬼的勾当。
在刀口上求生存
所有间谍都必须面对暴露和被逮捕的危险，那时他们面临的可能是监禁，甚至是死刑。“合法”特工是指那些具有外交豁免权的间谍们，他们的身份一般早就被敌方反间谍部门掌握，即使被抓到一般也会宽大处理：仅仅是拘禁几个小时，等到本国使馆的人员来保释时，就能被释放。
那些没有外交保护的间谍被称为“非法”间谍。一旦被抓获，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了敌国司法机关手里。他们的上级机构或许会想办法保护他们，可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这些间谍的真实身份往往只有极少数直接领导和同事知道。
因此，当灾难临头又无法获得“东家”救助的时候，自己拯救自己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重要的是他们究竟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是坚贞不屈、佯装投诚还是干脆背信弃主、投敌叛国？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等待他们的都将是一段坎坷的人生旅途。
背叛
尽管自己可以做到万分的警惕，可是间谍总是被“鼹鼠”所出卖。“鼹鼠”自己就在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往往可以把掌握到的本方间谍情况出卖给幕后主人，也就是敌国情报机构。克格勃“鼹鼠”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在中情局工作，他至少出卖了10名潜伏在苏联的中情局间谍，其中大多数被处死。埃姆斯还出卖了奥列格·古德耶夫斯基，一个潜伏在克格勃内部的英国“鼹鼠”，军情六处的特工。不过军情六处还是帮古德耶夫斯基叛逃到英国，逃脱了被捕甚至被处死的命运。
52岁的埃姆斯对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恐怕很难弥补。20世纪80年代中期，埃姆斯官拜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苏反谍报处主任，据他估计苏联克格勃（KGB）正是利用了他提供的情报才粉碎了20多次对苏行动，致使至少10名美国间谍被苏方处死。在为苏联工作的九年中，埃姆斯获得150万美圆的赏金，埃姆斯因此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住宅、高级座车和巨额信用卡。
埃姆斯为苏联工作始于1985年，当时，苏联人早已知道他的身份，并掌握了他的详细个人档案。特别是知道他在1981年到墨西哥城招募间谍时，因为贪色，把一名美女凯瑟丝发展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1982年，埃姆斯因公来到苏联驻美使馆，苏联驻美使馆人员召来美艳诱人的正在赴美演出的舞蹈演员柳嘉姑娘作陪喝酒。醉醺醺的埃姆斯喝醉之后一觉醒来，方才知道梦里不知身是客，发现自己一丝不挂与柳嘉睡在一张床上。
从此，他与苏联人交上了朋友，提供给苏联克格勃的第一份最有价值的情报，就是关于苏联间谍尤尔琴科判逃美国的详情及对苏联间谍网破坏的程度估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理审查尤琴柯底细的CIA负责人竟正是这个埃姆斯。1985年之后，随着美国一系列对苏行动计划的流产，华盛顿方面开始出现一个跨情报单位的特别调查小组开始搜寻潜藏的俄罗斯大鼹鼠——即双重间谍。1994年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埃姆斯终身监禁。
惩罚
各国对间谍（罪）的惩罚都不一样，而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一般都把犯有间谍罪的人员处死。奥列格·潘可夫斯基，曾作为格鲁乌内部的“鼹鼠”，为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工作。他被逮捕审判之后，作为对格鲁乌怀有二心的人的一种警示，被公开执行了枪决。在敌国活动的非法间谍往往也会遭到处死的命运。比如，阿拉伯国家在抓获以色列间谍之后，一般都将之处死。这样的下场使摩萨德间谍都心存恐惧，把阿拉伯国家称为“死亡之地”。
在“二战”后的美国和西欧国家，被俘获的间谍一般都只判处监禁。埃塞尔和朱丽斯·罗森博格夫妇是一个不能不提的特例，他们在1953年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二战”期间向苏联出卖美国核机密。这对夫妇是自美国内战以来第一例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的美国公民。在相对温和的西方工业国家，政治暴力程度较弱，比如美国和西欧。非法间谍在这些国家被捕获后，一般只会判处一定年限的监禁，而且往往不用服完刑期。还有，他们可能会在间谍交换中被换回本国。
但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对间谍的处罚都是令间谍机构头疼的问题，因为被处罚者的身份往往相当复杂，其中不乏间谍机构曾经的心腹。1960年8月12日，在莫斯科一家旅馆。两个年轻的美国游客刚回到房间，一位俄罗斯男子轻轻推门走进来。他拿出一个信封，并且不得不透露了情报的大致内容，希望他们帮助转交给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两位年轻人将这个信封转交给美国使馆。外交官们如获至宝，迅速把材料发回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信封内除情报外还有一封短信说：“希望为他提供情报。”落款是苏军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平科夫斯基上校。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这份情报感兴趣又有些怀疑。美国人对平科夫斯基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中央情报局一直严令下属不要与平科夫斯基打交道。
1960年，美苏间冷战急剧升级，为了及时得到苏联军队的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一名特工人员，设法与平科夫斯基接头。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事情却毫无进展。万般无奈之下，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立即开始了“求助”行动。英国秘密情报处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求助看做一次绝妙的机会，想借此为自己“平反”。为打入克格勃及苏军情报机构内部，英国情报机构早已将本国商人文发展为间谍，此人与平科夫斯基交情颇深。所以为美国同行牵线搭桥，英国秘密情报处只不过尽了举手之劳。
1961年4月，平科夫斯基向“文”提供了一系列文件及缩微电影。此后两年，平科夫斯基向美、英情报机构还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科夫斯基确实帮助美苏两国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平科夫斯基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心甘情愿地为西方提供情报？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平科夫斯基认为，自己在祖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便萌生了给西方充当间谍的念头。
1963年克格勃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然后逮捕了平科夫斯基及其同伙英国间谍文。同年5月，法庭处平科夫斯基死刑并立即执行，判处文8年有期徒刑。1964年，英国用一名克格勃间谍将文换回。
双重间谍
在特定的案例中，被俘的间谍为了求生或者重获自由，会替敌方工作，成为双重间谍。很多在“二战”期间被英国俘获的德国间谍就作出了这种选择。同时德国也在为此不懈努力，—个重要战果就是一个在荷兰被捕的特别行动处间谍。他答应帮德国人向英国要更多人手。为了向英国方面警示他现在的处境，这个间谍在向上级发报时并没有采用特别行动处的安全密码。可惜特别行动处总部没有意识到这个警告，还是把50多名特工派到荷兰。所有人一经抵达就被盖世太保逮捕。
当然，绝大多数的双重间谍都是不得以而走上歧路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经天真的姑娘不知道身为德国军官的里奥德上尉是个彻头彻尾的赌棍、酒鬼和好色之徒。一无所知的玛格丽特嫁给了里奥德，从此走入了地狱般的婚姻。
一天晚上，玛格丽特随丈夫参加了爪哇岛的一次节日聚会。因为没有听到丈夫在叫自己，里奥德粗暴地当众把她推倒在地，狠狠地抽了20鞭子，还威胁要杀死她。玛格丽特担心丈夫有一天会杀了她。于是于1902年8月与丈夫正式离婚，只身独闯巴黎，并化名“玛塔·哈里”。
玛塔·哈里在德国演出期间凭着自己优美的舞蹈和身材，结识了许多高级德国军官。他们不断向她透露国家机密。起初，他们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吐露真言，后来出于好奇，玛塔·哈里开始主动套取重要情报，她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情报价值连城。1915年，玛塔·哈里正式成为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她受命以巡演为掩护，到西班牙搜集情报。有关西班牙各方面的情报被源源不断发往柏林。可是不久，玛塔·哈里在西班牙的行动被英国情报部门的密探跟踪，她与德国间谍机构的联系被英国情报部门通报给法国反间谍机构。
而此时的玛塔·哈里心中也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回到法国并设法与法国间谍头目拉杜见了面。她告诉拉杜自己可以为他搞到德国的机密情报。不过，拉杜似乎并不相信她。他表面上欣然同意了玛塔·哈里的提议，不过建议她为避免引起怀疑，还是先到中立国西班牙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拉杜的目的是通过玛塔·哈里将假情报输送给德国。
玛塔·哈里在西班牙焦急地等待着拉杜给她指示，就在此时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马德里与柏林间的密码电报，电报中写道：“通知H21速回巴黎待命。克雷默（德国“一战”期间间谍）将付给其15000法郎的支票。”
综合有关情报，法国情报部门认为H21就是玛塔·哈里，她极有可能为德国方面提供了大量情报。1917年2月13日，玛塔·哈里刚刚抵达法国边境，就被以间谍罪逮捕。另一方面，玛塔·哈里的情人参议员埃米利奥·胡诺伊证实，她当时的确接到过一封来自巴黎的电报，不过胡诺伊认为法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那封电报纯粹是有人为陷害玛塔·哈里设的局，与她接到的电报是两码事。但法庭无情地驳回了她的律师的申诉，同年7月宣布判处她死刑。
1917年8月15日，玛塔·哈里被带出巴黎女子监狱执行枪决。这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临死前，玛塔·哈里拒绝被蒙上双眼。她说想看着那些杀死她的男人的眼睛。枪手扣动扳机前，她向他们送去了最后的飞吻。
玛塔·哈里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无论人们对她如何评价，但可以肯定，她是一位勇敢地面对男权世界，并努力活得精彩的女性。她成功了，赢得了众多男人的青睐，但她也失败了，最后被男人利用而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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