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鲜为人知的败因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日本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依此飞速扩张，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花巨资购买战舰，海军船只总吨位位居世界第六。然而正是这样一只庞然大物，在黄海海战中却被当时的海军小国打得七零八落。人们常常把这归罪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日本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制度、装备和士气外，日本间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就接连不断。日本的“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间谍当时已渗透到了各个地区。其在华北的总机关设在北京，总头目是青木宣纯。1884年在日军参谋本部任职的青木宣纯奉命到中国进行谍报活动，化名广濑次郎。在上海，根津一与日本驻沪领事大越成德派遣间谍藤岛武彦化装成和尚，到浙江普陀山与隐匿在法雨寺的高见武夫会合、刺探福建舰队的军情，并绘制地图。藤岛武彦在镇海被抓获，这起间谍案才被发现。
在这一系列日本间谍中，诡计多端的是在天津的神尾光臣。神尾光臣毕业于日本陆军教导团，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被誉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1894年夏季，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日军大尉根津一，令他潜往中国，目的是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作临战准备。同样担负间谍职责的日军中尉荒尾精到沪后，立即将手下间谍宗方小太郎从汉口召回到上海，命他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当时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日本间谍机构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暗语系统。同时也买通了一大批清朝官员。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这四支舰队中，日本军政最看重北洋舰队。因为从舰队设施上看，当时的清朝大臣李鸿章向德国订造的铁甲“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四舰，向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两舰都隶属于北洋舰队。到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同时李鸿章还在威海修建船坞、港口、炮台等，并驻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从清政府每年投入的海军费用中也可以看出北洋舰队属于重中之重，在海上能直接保护到京城的安全。也正因为如此，对北洋舰队的关注就成为了日本间谍工作的焦点。
宗方小太郎从上海到烟台后，就化装前往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威海。宗方小太郎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坐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暗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但由于北洋舰队防备较紧，一时收效不大。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表面看来只是日本松昌洋行的普通职员，其实已是一个老练的军事间谍。1886年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经湖南到达汉口，归入荒尾精门下。此后两人加入四川支部，完成了一部有关四川的报告并附有详图。1893年石川伍一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然而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石川伍一通过一个清兵的引见认识了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石川伍一在与刘芬的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色欲、贪欲交织的俗人。于是他便就精心策划，满足刘芬的贪欲，接着又带刘芬去日本妓院。自此刘芬对石川之话是唯命是从，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而他每次也能得到想要的色与财。石川也就不用费劲就顺利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三艘舰艇围攻的悲惨事件，在船上的千余人清兵全部牺牲。而后清政府才有所察觉将石川等在中国的间谍一并抓获，后处以死刑。
1894年8月1日，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十二营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上海谍报机关。根津一马上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而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由威海卫出发，经旅顺后15日舰队至大连湾。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主力被打残，从此清帝国没有了海防。
间谍斗争是残酷的，虽然日本间谍为战胜清朝海军立下了功勋，但后来根津一手下的这六名间谍有五人都被清兵抓住处死。
“二战”中国战场的间谍角逐
20世纪，帝国主义在进行侵略战争时，都是以间谍特务活动为先导的。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后的情况来说，日本侵华就是如此。日本军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就于1906年起陆续在我国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建立特务机关。以后更组建了规模庞大、支部遍东北的关东军情报部。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的谍报机构在19世纪80年代正式起步，并在甲午战争中初显身手，在日俄战争中其力量得到验证和加强。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谍报机构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在日本军队历史先发制人或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始建于1906年的满铁，表面上看是铁路公司，而实际上是“开发和经营满洲、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满铁调查课于1907年在大连成立，其下属机关分布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东京、纽约和巴黎。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调查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起初，它还只是针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资源、物产等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配合关东军作战，满铁调查课开始搜集军事情报及中国抗日武装的动态等，并直接向关东军守备队、宪兵队或警察署提供，并以此为契机，从一个供给情报的咨询部门变成了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据统计，满铁调查课在近40年的情报活动中，共提出调查报告6200份，为研究而积累的书刊、剪报资料50多万件。
在日本特务头目多田骏、“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日本间谍策划和制造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阴谋和暗害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以至全面侵华开道。例如，1928年6月3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南满铁路皇姑屯桥洞安置烈性炸弹，将乘坐专列火车的张作霖炸死。1929年土肥原贤二伙同奉天（现沈阳）特务机关长奉直次少将制造假情报送给张学良，使张学良枪毙了自己的左右手——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九·一八事件”后不久，土肥原贤二即潜往天津，施展一系列的阴谋，策动溥仪逃往东北。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日军实际上未经重大战斗即占领了我国东北和华北大部。“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机关更是遍布于沦陷区。最大的阴谋事件是1939年策动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1939年4月5日影佐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以后汪又亲自到东京，1940年3月30日汪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日本侵略军兵力虽然不足，却能蹂躏大半个中国，使广大中国人民陷于灾难的深渊，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坚持妥协投降路线和反共政策所致。但另一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归之于日本间谍机关不断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分化抗日阵营，扶植傀儡政权等活动的结果。
1944年6月16日，日本钢铁工业中心八幡的上空，出现了一群“黑色怪物”。它们泻下了一批大炸弹。顿时八幡市震天动地，楼坍墙倒，火光冲天。日本国民惊恐，天皇震惊，精明强干的日本间谍纷纷行动。情报很快就弄到了：巨机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B29型轰炸机；起飞基地是中国成都附近的机场。情报分析人员很快得出结论：现有的日本防空火力射不到这样的高度。唯一的方法是摧毁机场。可是由于缺少成都机场的资料，因而急需派间谍刺控机场的有关情报。
日军情报部门立即把任务交给超级女谍——川岛芳子。然而川岛芳子却力荐她最得意的弟子吴冰。吴冰沉着冷静，狡诈多变，精通柔道，枪法出众，而且通晓汉语、英语、日语，甚至印度语、马来语，是天生的从谍奇才。
可是，川岛芳子和吴冰都没想到，吴冰刚刚潜入榕城，军统局的反间谍部门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而且吴冰的照片还通过绝密运输线送到了军统局。军统局防谍组组长周震东奉命行动。他将吴冰的照片分别交给十几个精干老练的行动小组，责令他们立即找到此人。
最后军统用“以女制女”的策略请戴笠手下最出色的女间谍“梅花”出马，最终在吴冰的房间里缴获几张军用地图，上面标着成都附近的七大机场，其中有四个供B29型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的详细方位，还有机场的防空火力配备情况。
在侵华期间，日本的谍报机构在窃取机密情报、监视中方重要人物、镇压和破坏中国的抗日力量、物色扶植傀儡政权汉奸并从事各种分裂活动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于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的细密而庞大的间谍情报网，不仅为其各种罪恶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同时成为其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西斯侵略的战火燃烧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作为有着上千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苏联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变自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紧接着，欧洲大陆也战云密布。如何面对战争的威胁，采取积极谋略，确保本国安全，成为苏联国家领导层焦虑的重大问题。
1939年，中国战局呈胶着状态。日本军队为了打通太平洋战场的陆路交通运输线，开始拼全力向南方推进。同样，中国军民则以其特有的顽强精神竭力地抵抗着。为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势，遏制日军向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家在未向日本宣战的前提下，以招募社会志愿人员的形式，通过民间行为，参与到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队的战斗行列之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航空技术还十分落后，无论是空军作战人员的技术水平，还是可以用于作战的战斗飞行装备，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也落后于日本。于是，欧美各国投入中国战场参加与日本军队最直接交锋的，是来自英国、苏联、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志愿航空队。
在这样的需求之下，苏联姑娘季娜报名参加了志愿飞行队。她不仅通晓英语、法语，而且同英国人对话时往往使对方弄不清她的真实国籍。在填写了所有的报名表格之后，季娜又被安排到无线电技术培训班学习了两个多月。随后，她便被派到了中国的腹地——四川成都郊外的双流野战机场。
在成都机场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不仅仅参与对日空军的作战任务，而且飞行队的指挥官还担负着搜集在中国日本军队情报的职责。由于四川盆地的闭塞，对情报搜集工作十分不利，苏联上级军事指挥机关决定从成都基地选派精干的人员，到中国的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中，以合法的身份活动，设立电台，扩大情报搜集的范围。为此，雷恰戈夫上校首先认定，季娜是在基地所有苏联志愿人员中的最合适人选。于是，他找到季娜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也许由于对上级一向服从的性格，或是因为年轻人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出乎雷恰戈夫的意料，季娜十分爽块地答应了委派给她的任务。
很快从苏联国内派来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对外只称做是对在成都基地的苏联飞行员进行身体普查的医疗小组，然而实际上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对季娜进行短期的高强度间谍训练。他们要季娜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中等英裔家庭，名字叫“艾伦·蓓薇”，1916年出生，在新加坡上了英语小学和中等医学专科学校，现在打算到上海寻找更好深造的机会。父亲是一个专门制造包装茶叶、咖啡用木箱的小工厂厂主。同时，季娜还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专门小组还向她面授了反跟踪、反窃听、反审讯的课程。
此后她不断地在租界进行情报活动，主要针对日本对中国的战况，但是随着她的不断深入，日本谍报部门也在秘密监视她。在1943年10月的一个深夜里，她被日本军关押了起来，并对她施以严刑，然而自始至终她也未向日本军队透露半点儿情报信息。
两年半以后，日本战败投降，季娜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难友一起，从日本人的监狱中被中国军队解救了出来。在季娜获释的第三天后，她就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同年，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后来建立的日本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曾经审讯和拷打过季娜的日本宪兵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克格勃间谍在中国
提起克格勃，往往令人闻声色变，这个庞大的情报组织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神秘和不可一世的。随着苏联的解体，神秘的克格勃已不复存在了。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克格勃被分割成五部分：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联邦边防局、联邦保卫局、联邦政府通讯署。在克格勃派生出来的机构中，联邦安全局实力最强，该局现在的办公大楼就是克格勃当年的总部。而前克格勃组织人员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强力集团的主要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和内务部不仅向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法西斯轴心国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同时也往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派出了许多情报工作者。在这些人当中，自然不乏像佐尔格这样出色的职业情报专家，而且，还有更多的志愿工作人员。
这些人最初都以各种战地服务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苏联情报机关从他们之中选拔出了一些具有某些方面特长的工作人员，以形形色色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由于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等因素，斯大林长期注目于远东，更注目于中国。克格勃的间谍网也由此而渗入了中国。
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之一便是理查德·佐尔格。在1930—1932年间，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
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佐尔格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
但是随着他在中国地区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工秘密监视，佐尔格也有所察觉，就这样他返回了莫斯科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后人评价理查德·佐尔格是堪称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而另外一位则是崔可夫，1938年夏，斯大林亲自批准苏联军事使团前来中国，其中21名高级军官就有崔可夫，后者在1929年参与了远东之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第三次来华。行前，斯大林同崔可夫进行了“绝密”的谈话。他说：“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此番前来是担任驻华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并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带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清单是：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其相应的装备与配件。
苏联军事顾问遍及国民党的各个战区，自然容易把握蒋介石的军事态势。崔可夫可以出席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他广泛地接触各国驻华武官，大量搜集世界军事情报，并迅速地报告给本国政府。诸如国民党的兵力仅相当于日军在中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蒋介石还想与苏联促进新的“信任关系”，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特别是在斯大林惊中生疑与日俱增之际，苏联政府急令崔可夫从速密报有关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倾向性情报。这是涉及苏联战略方向的一大要务，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行将访苏。
为应急用，苏联派来的专机在中国兰州待命。崔可夫在应急情况下，凭着他的特殊身份，终于把国民党政府获得的有关日本“南进”的日文文件弄到手，迅速复制，火速送往兰州待飞的苏联专机，同时还有崔可夫有关日本“南进”大于“北进”可能性的情报。随后世人看到了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面世。历史表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已感觉日本意在“南进”，避免了两线作战，从而使苏联全力地在一个方向上反击进犯之敌。
东南沿海的空中侦察机
自建国以来，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别国的空中侦察，尤其是美国，自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于1952年成立以来，刺探我国情报一直是其首要任务之一。
美国刺探中国的能力的关键，是有50年历史的UKUSA条约。此协议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的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五国的科技专门技术和地区分布，使它们建立起一个已发展成超级间谍机器的间谍站网络，由冷战时期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间谍飞机向来肆无忌惮搜集外国情报，一年在全球飞行逾千架次，每次都能“满载而归”。美间谍飞机是高技术飞机，多在高空沿外国边境地区作业，例如U-2的升限是21300多米，SR-71升限是26000米，TR-1是27430米，EP-3可在万多米高空搜集情报、侦听地面和海底讯息。间谍机执行任务时，每秒都准备紧急应变，摆脱险境。
解放军以往击落美国几架U-2和一架无人驾驶谍机，俱以军事手段达到目的。
我国的南海上空是中美高空间谍战场，美国向台湾提供间谍飞机和训练，由台飞行员搜集情报，进行高空拍摄。1962年夏，东南沿海因国民党企图窜犯而趋紧张。当时，美国当局造出了一种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和U—2，这种飞机体积小、飞得高、速度慢，与我机速度差很大，我机发现后，容易冲前，瞄准时间短，不易击中目标，被美国吹嘘为“世界第一流的侦察机”，中国“没有这样的飞机对付它”。仗着这种空中优势，它一次又一次地侵犯我领空，肆无忌惮地骚扰破坏、窃取军事情报。
1964年11月15日上午11时53分，美国一架由C－130母机投放的无人驾驶侦察机从海南岛文昌大摇大摆地侵入雷州半岛上空。11时58分，空一师2大队5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型飞机起飞拦截，在高度1．66万米，距敌4．9公里的时候，采取半动力升限的方法，沉着迫近敌机。由于我机达不到敌机高度，徐开通咬紧牙关，奋力将操纵杆压到底，加足油门，飞机“轰”的一声，喘息着跃起，向敌机机腹直刺过去。当飞机跃到1．75万米高空，大约在距敌机230米的距离上，徐开通抓住有利瞬间，扣动火炮按钮。一阵猛射之后，敌机机腹被击中，冒着黑烟直落万丈深渊。这一次有效地打击了美国的空中侦察力度。
1968年后，美台停止U-2合作计划，美军和中情局依靠卫星和其他谍机对大陆侦察，解放军战机常在南海上空驱赶企图犯境之美国谍机。美台高空侦察合作，早已换了角色，中美建交后，改由美军出马，把搜集所得大陆情报与台湾军方分享。
1996年3月台海演习期间，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大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附近。“独立”号战斗群的“邦克山”号巡洋舰，以其相控阵雷达窥窃中国东风-15弹道导弹飞行数据；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黑骑士”中队两架“雄猫”战斗机蹿入中国领空，意图挑衅及侦察，被芜湖起飞的空一军歼击第三师两架苏-27战机及时拦截。这是数十年来中国首次以性能优于对方的战机捍卫领空，也是“雄猫”战机服役以来初尝败绩，无线电中的救命之声反映出美军的震惊与无奈。1999年5月9日，即美国炸毁驻南中国大使馆翌日，美军飞机又入侵中国领空示威、挑衅和侦察，海航部队特级飞行员再度驾机紧急升空，将其驱离中国领空。
2001年4月1日是美军在二战登陆冲绳56周年纪念日，当天一架美国海军先进EP-3电子侦察机由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赴南海执行侦察任务，机上一位军官还向人提及“今天是胜利日”。
美军谍机向西南飞行约1000公里，激活所有电子侦察装置，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再飞行大约600公里，行藏败露，中美战机在高空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较量，双方飞机发生擦撞，解放军两架歼八战机把美军谍机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时间为上午9时33分。解放军有一战机坠毁，飞行员失踪。EP-3谍机经常性地在南海“高空作业”，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搜集中国沿海的无线电和雷达频率等信号情报，二是跟踪中国海军舰艇，搜集同样的信号情报。EP-3跟RC-135电子侦察机的功能差不多，美军强调EP-3专门搜集雷达电波、无线电信号和军事通讯密码，实际上是精于搜集导弹基地情报。
侵犯中国领空的EP-3，属于美国海军侦察机。海军有两中队EP-3，每中队9架。其他主要谍机包括：
U-2：谍机之王，分A、C、D、R四型，可在两万米高度拍摄地面目标，供清楚判读横向范围达150公里，能连续拍摄8小时，胶卷长达3560米。60年代，蒋介石有次审阅U-2照片，无意中发现家乡大宅，蒋母王采玉的墓地亦清楚可见。目前约有20架U-2服役。
主要电子侦察机除了EP-3，还有RB-和BC-135等，另有先进隐形谍机在试验中。电子侦察机队约100架。
我国在美国间谍飞机事件中态度强硬，美国最终让步，就事件表达真诚遗憾，承认间谍飞机曾侵犯中国领空。而我国也是基于人道原因，准许24名美机员返国。
中美间谍战形势诡谲，积怨宜解不宜结，以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美对华侦察，是一种永不休止的隐秘战争，尚有一些未曝光事件。
中国东部沿海区面向东海和台湾海峡及南海一带，都是美军间谍飞机、间谍船搜集情报的主战场，有时表面为搜集台湾情报，实则意不在台湾军事情报，而是针对大陆。据美军情报消息称，只要美间谍飞机略为偏离航线，就大有所获。
美国通常预先通知台湾，会派飞机前来观察台方武器测试，有时未通知就闯入台海上空搜秘，多数由SR-71黑鸟间谍飞机出马。在南海，美间谍飞机往往表面上搜集越南情报，一偏离航线，就变成搜集海南岛军事秘密。“黑鸟”飞行速度为音速的三倍，在26000米高空飞行，解放军战机难以跟踪、锁定或将之拦截。美间谍飞机就是靠高技术横行。美国利用其高技术对我国东南沿海窃取情报活动也从未停止过。
名谍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
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被称为日本侵略军谍报机关“一枝花”的川岛芳子竟然会是龙的传人。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秘密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婉容”等祸国的话剧。她还曾在热河组织定国军骑兵团，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川岛芳子被称为“东方魔女”、“乱世妖姬”、“东方的玛塔·哈里”可谓实至名归。
纵观川岛芳子的一生，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间谍、大汉奸，国民党必然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方泄国愤！
女子学校的神秘公主
当年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玩的女学生，就是日后作乱满蒙、声名狼藉的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川岛芳子。
对女子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川岛芳子的身世就好像远隔日本海的中国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只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富有挑逗性的“新女性”。
川岛芳子那种极具女性之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表情，以及放浪不羁、横蛮任性的作风，不禁使人们对她充满了与日俱增的好奇感：她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到这里要干些什么？她和川岛浪速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直到川岛芳子在中国的北京被处以极刑后，才被那些同情她、怜爱她或憎恨她、唾弃她的人们拨开重雾，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昔日那位独领风骚、为许多男性心折的“马背公主”，本姓爱新觉罗，名显玗，字东珍，后化名金璧辉，生于1906年，是满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正当这位公主天真烂漫之时，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更迭，清王朝的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中华民国的新政权取而代之。身为清室股肱大臣，肃亲王眼看宗庙倾覆，政权旁落，心有不甘。他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的“叛乱”，同时，还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形势强于人，他的美梦化为泡影。民国初年，肃亲王善耆以“匡复清室”为志愿，他将几个儿子分别派遣到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卧薪尝胆，伺机而动；又将掌上明珠显玕送给好友川岛浪速做养女，加以魔鬼式的调教。
就这样于1912年，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显玗跟随养父川岛浪速漂洋过海，前往东瀛，接受严格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也就从那时开始，她有了一个标准的东洋名字——川岛芳子。
数年后，她已完全日本化，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就读。事实上，悉心栽培她的恩师首推她的养父。从川岛浪速那儿，她接受了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收集等多方面的专门训练。由于经常旷课，以及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裸照风波，川岛芳子被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勒令退学。对此她不仅不难过，还感到非常高兴，索性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投入到那种令她痴狂的“男性运动”（比如骑马、击剑、柔道、射击等项目）中去。
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东方的玛塔·哈里
留着男人头、行事果敢谨慎、为人颇有手腕的川岛芳子，在其养父和军界朋友的保荐下，很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当时又恰逢东北巨枭——奉系军阀张作霖由于自己在东北三省的利益受损，而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摩擦；而且日方担心张作霖与北伐军作战失利退守关外，会把北伐军的势力引到满蒙，从而破坏日本对满蒙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计划。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川岛芳子便是其中之一。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与军政要员套牢关系，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进行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悉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时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里”，其名声不胫而走。
顺利完成“炸张事件”情报交接任务的川岛芳子虽然为日军所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她那顽固不化的“满蒙独立”意识，使不少人对她心怀戒备，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的玛塔·哈里”遭到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冷落甚至怀疑。在大连形单影只的芳子，因生父肃亲王之死又受到很大打击，心情抑郁愤闷，于是便搭乘日本商船回到日本。
“安国军总司令”
为了加强对清室皇族及满清遗老的控制，日本关东军参谋部让川岛芳子回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川岛芳子在途经大连赴任之时，便前往奉天拜访了身为“满洲国军”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大佐。出于和田中的同学之谊（两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同学）以及对川岛芳子的仰慕，多田骏将军对川岛芳子的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使川岛芳子在欣喜之余，又跃跃欲试地想大干一番了。
投到多田骏麾下的川岛芳子，不甘寄人篱下，于是便在新京（长春）宝石街的上田面包店附近租了一块地产，作为自己的活动基地，并找到养父的得意门生崛田武胜，让他去招募人马。
经过多方努力，尤其是多田骏的大力支持，1933年2月，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司令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伪满洲国的上空释放了一颗“原子弹”。《朝日新闻》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赞扬报道。就这样以金璧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国”安国军，就一阵风似的在前线及日本本土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采取了同意川岛芳子参加热河作战的措施，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军士兵崇拜和向往的女性偶像。作为司令的川岛芳子并未在戎马行程中丢失自己心爱的间谍工作，而是见缝插针、驾轻就熟地完成了几项十分棘手的任务。
妖花凋零
1945年8月6日凌晨，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爆炸，又黑又大的蘑菇云顷刻间吞噬了十多万人的生命。8月15日，受到极度震慑的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东方的玛塔·哈里”也随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她被国民政府当做头号女汉奸，逮捕归案，关进北京监狱。但当局对她礼遇有加，不仅让她住单间，而且不给她戴手铐，据说这是经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过的。
很快，川岛芳子就受到了法庭的传讯。川岛芳子压根就蔑视这个法庭，甚至让人觉得她对判决的结果并不在乎，因为在法庭上她丝毫没有卑躬屈膝的表现，甚至经常让人感到狂妄和自傲。其后，法庭多次提审这位“东方魔女”，但她不断狡赖，将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法庭是根据疑罪从有的原则定谳，民国政府最终在1948年3月25日早上6点40分将她处决。据监督行刑的检察官何承斌说，川岛芳子是个不怕死的人，她听说处决令已经下达，依然神色如常，只抱怨了一句法官没有证据而判她死刑，实在冤枉。
“东方魔女”之死在当时的中日军界及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也大事渲染，并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有人说她本人早已潜返东瀛。甚至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手法，耗费重金买通狱吏将芳子救出，将川岛芳子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
然而，无论一枪饮恨而死，还是苟且偷生，对于“东方魔女”来说，都已经在历史上失去了往昔妖艳凶蛮的“女谍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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