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语言和行为
间谍的语言和行为是间谍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间谍的语言处理得当则可以用极其隐蔽的方式，传达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世界各国从事间谍行为的情报机构都在研究自己独有的间谍语言。而其行为涉及的人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四种：
1.间谍组织的代理人。指受间谍组织指使、委托、资助从事或指使他人从事情报、策反、恐怖、心战、颠覆、分裂等活动的人员。
2.参加间谍组织的人员。指正式履行参加间谍组织手续，为间谍组织工作的人员。
3.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指为敌方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他们可以是敌方派遣入境专门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也可以是接受敌方任务的境内人员。
4.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人员。指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授意从事情报、策反、恐怖、心战、颠覆、分裂等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
间谍的语言
战争中实施间谍活动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间谍的语言必须使用正确，可如果间谍工作不慎，往往适得其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天，美国法院开庭审判了一个间谍案，并以间谍罪判处一名女间谍10年徒刑。这个间谍是用布娃娃为暗语进行间谍活动的，但是她工作时总是很马虎，常写错地址，最终败露。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941年1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收到了英国驻西印度群岛的反间谍部门转来的一封可疑的信件。该信件是一位住美国波特兰市署名为吉尔伯特夫人写给住西印度群岛的莫利娜里夫人的。信中谈论的都是关于布娃娃的事情，例如“背渔网的布娃娃”、“唱戏的布娃娃”以及“布娃娃修理店”等等。对此，联邦调查局按地址找来了吉尔伯特夫人，向其了解情况，但随后她否认了这件事情。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想进一步调查，可由于缺乏更多的线索，就把这件事先搁置一边了。
几个月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收到一封关于布娃娃的信。这封信是由美国一位叫威尔逊夫人的人写给莫利娜里夫人的。这封信跟上一封信大同小异。信的内容仍然是谈论关于布娃娃的事情。联邦调查局在向威尔逊夫人调查时，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这封信。
到1942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接连不断地收到好几封关于布娃娃的信件。这就奇怪了，收信人都是莫利娜里夫人，信的内容谈论的都是关于布娃娃的事情。
例如，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已让孙女修理布娃娃”，“侄女伊丽莎白很想得到一个中国的布娃娃”，“在唐人街买了7个穿中国服装的布娃娃”，“为了圣诞节用，买了5个英国布娃娃，2个没有盒子，1个有盒子”。如此等等，所有内容都与布娃娃相关。那么，这布娃娃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布娃娃侦查小组”，密切注视着信件来往情况，并对此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与这几封信有关的妇女都是布娃娃收藏家，而且都经常光顾纽约一家布娃娃商店。
接着，调查的目光聚焦到了这家布娃娃商店。经过反复调查，原来写信人就是这家商店的女老板。她是一个以经营布娃娃为掩护搞间谍活动的日本女间谍。
这个女间谍是根据日本海军司令部第3部的要求，以布娃娃商店为据点，秘密搜集美国舰队动向的情报，并以她店中常客的姓名和地址为伪装，用密写暗语的方式定期向住在西印度群岛化名为莫利娜里夫人的间谍作报告。
只是由于粗心大意，她把收信人地址的暗语记错，一直将收信人的地址“1414”号错写成“2563”号，导致信件一封封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最终败露了形迹。她在信中谈论的各种布娃娃是各种舰船的暗语代号，其中，“背渔网的布娃娃”指的是航空母舰，“背着柴草的布娃娃”指的是大型战列舰；“在唐人街上买了7个穿中国服装的布娃娃”指的是7艘已开进旧金山港修理的战列舰，“两个没有盒子的英国布娃娃”指的是两艘战列舰在停泊中。
间谍的语言千变万化，甚至风情万种，所谓的“布娃娃”仅仅是间谍语言艺术的冰山一隅，这种特殊的语言艺术也在相当程度上为间谍的情报传输减少了麻烦。当然，间谍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差距尤存，很难有一种间谍语言能够保证不被识破。但作为一种情报传输的手段，无论成败与否，间谍语言都无可争辩地成为了间谍文化群中的重要一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间谍的行为
谈到行为首先得明确“间谍行为”几个行为特征：
必须是从事秘密非法活动的行为。当今世界信息十分发达，各国情报机构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搜集他国情报已十分普遍。如采用学术合作、公开拜访的方式搜集对方的情报。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甚至组织专门人员，通过查阅对方公开资料来搜集情报。上述情报活动虽对目标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但它仅仅是情报活动而不是间谍活动。因为间谍活动必须是秘密状态下所从事的非法活动。比如采取窃取、刺探的方式，搜集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采取秘密收买代理人或秘密策反对方内部人员的方式搜集情报等。
必须是为政府或政治集团服务的行为。当今时代，由于科技发展，竞争激烈，一些间谍器材和手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已经很难单纯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判断其是否从事间谍活动。如现在一些企业为了占有市场，采用非法窃取、收买的手段，获取对手或同行的情报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些西方的大公司、大企业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情报机构，雇用专门的情报人员。又如一些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私家侦探社等，因客户或业务的需要，不仅配备了间谍专用器材，还采用秘密跟踪、秘密窃听等非法手段从事调查工作。但这些都不被视为间谍行为，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政府或政治集团。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和行为。“间谍行为”必须是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间谍的危害行为是相对于敌对一方所说的，因此一些国家在从事间谍活动时，必须共同去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
《观察家报》曾报道，2003年1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局向其铁杆盟友英国发出请求，希望英国政府最绝密的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翻译人员和情报分析家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务联手，对联合国安理会特定的成员国代表团进行“严密监控”，以便掌握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底线，为美国操纵的第二份联合国决议的顺利通过铺平道路。
报道说，英国政府很痛快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下令“政府通讯总部”的翻译和分析人员与一个代号为“巨浪”的美间谍组织合作，为美国家安全局窃取联合国安理会部分代表团的有关情报，而这些重要情报必须要赶在美国务卿鲍威尔于2002年2月5日晚向安理会提交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证据之前搞到手。
《观察家报》分析说，有权力批准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搞监听的人物可能是“政府通讯总部”主任戴维·佩珀和英外交大臣斯特劳。根据这两人的指示，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英立场不一致及立场不定的国家，如智利、喀麦隆、安哥拉、几内亚和巴基斯坦都是监视对象。在此之后的几天内，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对这些特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高密度、全方位监听，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窃听代表们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并监视他们的电子邮件。
很显然，美英当局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规定，一切针对联合国的间谍活动均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一情报丑闻曝光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
为了替自己开脱，英国政府通过不同的情报渠道不停地放风说，所谓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秘密侦察只是“情报机构部分人擅做主张，跟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然而，《观察家报》从与英国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那里所获得的消息显示，“政府通讯总部”对联合国安理会的间谍活动奉的是英国政府之命。
按照国际惯例，从事间谍活动是违法行为。然而间谍为刺探情报，往往精心谋划，巧于操作，将非法活动包装手合法外衣之下，俄军数千名军官为英国情报部门所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5年，俄军精简下来的数万名军官为适应转业后到地方工作的需要，急需学到一些民用技能。可当时，俄军既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更缺乏资金。这时，英国国防部主动向俄罗斯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于1995年底在俄罗斯出现了7个由英国人出资兴建的退伍军官再教育培训中心。这样一来，俄军退下来的数万名军官军转民不需花国家一分钱，看来的确是一件大好事。然而，这项培训工程的协调人马克斯韦尔·帕特里克·贾丁正是一名老道的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人员。
他要求参加培训的军官每人提交一份任职情况履历表。通过一张张履历表，贾丁轻而易举地了解到每个军官是什么军种的、在哪儿当兵、有何军事技能、掌握哪些技术，以及所在部队的番号。通过这些履历表，稍加分析就能知道哪些部队部署在什么地方，哪些部队被裁减、解散、合并或是换防了，哪些基地废弃了，哪些重要技术设备装备在什么地方等等。
当俄军方在两年半后了解到这位贾丁先生的主要职业时，已有4000多名飞行部队、导弹部队、反导弹防御部队、舰艇部队等专业部队的军官接受过培训。从表面上看，贾丁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他靠的是钻俄方法律混乱和国家贫穷的空子。用间谍部门的行话说，他从事的是“合法的间谍活动”。
间谍之都
除了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形形色色的间谍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数个谍影重重的间谍之都。伊斯坦布尔、香港、柏林，它们要么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要么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自由港，这些地方似乎特别受到间谍们的青睐。这些繁荣的现代化都市因为间谍的参与，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伊斯坦布尔
偏远的山谷，布满灰尘的城市小巷，这里一向是走私犯和各国间谍们明争暗斗的“乐园”。如果你找对了人，而且手里有钱，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买不到。“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核武器、毒品、枪炮、科学家、甚至病毒。”安卡拉市比尔肯特大学核工程学副教授穆斯塔法·科巴罗鲁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
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就是一个充斥着走私、欺骗的重要市场，其原因在于，伊斯坦布尔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间谍和走私犯们青睐有加的地方。土耳其与8个国家接壤，走私物品和间谍们可以轻易穿越边境。香烟和酒通常是主要的走私品，至今仍保持着非常高的利润。
长久以来，无论在现实中或银幕上，伊斯坦布尔一直都是各种国际阴谋上演的大舞台，英国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以及007系列电影，都曾把这里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发生在这座城市里间谍故事的历史要远比电影久远得多。
“二战”期间最多的时候，有17个国家在伊斯坦布尔派驻间谍，他们在这里相互间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国际间谍“大戏”。“伊斯坦布尔是各种阴谋诡计和暗杀活动的中心。”“二战”中曾长驻伊斯坦布尔的记者艾尔特默尔·克里克说。
当时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敌对双方的间谍都喜欢到一个名为“蛇坑”的酒吧活动。克里克对其中一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甚至还会写歌。《BooBoo孩子，我是间谍》就是其中一首，他还常常在钢琴上弹奏这首乐曲。”
伊斯坦布尔作家巴里·罗宾证明确有此事。他说：“过去，在伊斯坦布尔确实流传着一首叫做《BooBoo孩子，我是间谍》的歌。当美国情报头子走进公园旅馆的舞厅时，乐队就会弹奏这首曲子。”
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土耳其设立了一个监听站，窃听和监控苏联的一举一动。1960年，美国间谍飞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苏联领空被击落，他就是从土耳其的因吉尔利空军基地起飞的。
1972年，全世界从电视上目睹了恐怖主义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暴行，以色列运动员成为恐怖袭击的靶子，当着全世界人的面被杀死。那次悲剧发生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土耳其与以色列令人生畏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合作，允许其深入土国边境，双方共享情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香港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自由港之一，繁华的香港变成了情报机构在远东地区角力的战场，成为它们搜集我国情报的便利场所。香港自由程度很高，这为各种势力在香港开展情报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社会空间。西方一些国家趁机在此安插谍报力量或扶植代理人，使香港成为“东方谍都”，与欧洲的里斯本、非洲的卡萨布兰卡齐名。另外，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与香港有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协议，使得各类人员到香港极为便利。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通过陆路的罗湖口岸、皇岗口岸以及水路的深圳、蛇口等口岸，每日往来的各种人员数以十万计，其中不乏情报人员。香港回归前，许多外国情报机构向内地渗透，利用深圳、惠州与香港之间海岸警戒的漏洞，与香港走私集团合作，使用加装了四五台发动机的快艇或渔船，偷运情报人员出入境。
另外，发达的商业环境，为众多情报机构开展秘密行动提供商业外衣。目前驻港海外公司地区总部多达1200家，地区办事处2800个。其中80%以上以内地业务为主。香港有29万家中小企业，有一些是海外情报机构在港注册的公司，它们为情报活动提供掩护。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香港成为许多外国机构搜集中国情报的平台甚至桥头堡，其中，以英美两国的活动最多、范围最广；日本则侧重收集经济及科技等情报；东南亚各国重与反恐及分离主义有关的情报；俄法在港的情报活动相对较少。各种情报活动，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进行：
1.公司商号：仅以台湾情报机关为例，“国安局”以某公司为名，在港驻有一个七人行动小组。“军情局”干脆一口气注册20多家公司。借商业外衣的掩护，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2.领事馆及代表机构：这是公开的情报搜集途径。目前，驻港外国总领事馆有56个，名誉领事馆55个，5个官方认可的代表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搜集香港以及中国内地情报的任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数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其中有大量中情局及美国三军的情报人员。
3.研究机构：许多海外情报机构打学术招牌，在香港搜集情报。香港某研究中心，回归前曾是美国中情局负责搜集中国各类政治经济情报的中心。该机构利用微缩影印、电脑下载等方式，搜集中国各主要省市每天的主要报章，有的甚至比内地掌握的资料还丰富。此外，其他一些学术机构，在香港回归前也受中情局控制，中情局常年给予其多达百万美圆的巨额经费资助。
此外，英国政府在统治香港期间还在香港警察内部设立了警务处“政治部”。这个鲜为人知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50年，隶属于英国军事情报局五处。香港回归后，英美情报机构在不得已撤出一部分间谍力量之后，又利用以前打下的基础，在香港继续扩大情报网点、扩大渗透领域，还将一批骨干秘密转至海外，经过训练后再回流香港，潜入政商、保安等机构，秘密收集情报。
柏林
人们偶尔还能看到英国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在柏林四处走动：这里曾经因为间谍众多而号称世界“间谍之都”。
今天，在新柏林，间谍活动动已经不是一项大产业了，但这里仍然有许多人和事会让人们想起那噩梦般的过去。其中之一就是马库斯·沃尔夫——颇富传奇色彩的前东德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组织早已解体），勒卡雷小说中苏联间谍大师“卡拉”的原型。一度帅气潇洒的沃尔夫如今住在柏林的尼古拉区，离红砖砌成的市政厅不远。
曾担任《时代》和《国家地理》杂志驻柏林记者的肯尼思·丹福思说：“我喜欢柏林，但现在这儿完全变样了。变的是气氛，冷战时期的紧张刺激消失了。
间谍曾是柏林盛行的一种丑恶、残酷的职业。但它曾经产生出一种超现实的兴奋和紧张。间谍无所不在。他们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其他社会活动。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记者身上。他们有时非常讨厌。”1961年柏林墙建起以前。中情局在西柏林设有巨大的间谍网络。在规模上仅次于克格勃从卡尔霍斯特区指挥的“西欧”行动部。英国军情六处驻外的特务机构战后也曾在柏林活动频繁。
但后来因为其在西柏林的首要特工乔治·布莱克成为受雇于莫斯科的双重间谍而遭受重创。正是布莱克“搞砸”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柏林最为大胆的行动：建一条400米长的隧道，用于直接窃听苏联的军事通信。在西柏林，搞电话窃听的主要是英国人。几十年来，他们的专家小组一直利用温特费尔特大街的主要邮政通信中心进行窃听活动。
奇怪的是，德国首都对开设一家大规模间谍博物馆从未表现出太多兴趣。只有柏林过去东西区交界关卡处的“查利”检查站博物馆和利希滕贝格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柏林昔日间谍活动的“盛况”提供了一点儿细节。
间谍的忠诚与道义的冲突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用间篇》上有这样一句话：“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意思是说，使我方间谍泄露假机密于敌方，以迷惑他们，这是致敌于死地的办法。
三国时的周瑜不知是否用心读过这一段，他却实实在在导演了一出历史名剧。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蒋干盗书的故事，说的是赤壁之战中，曹操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周瑜利用曹操派来劝降的间谍蒋干，和大将黄盖演了一出“苦肉计”。
蒋干为曹操盗回一份黄盖的假降书，曹操终于败走华容，几乎全军覆没，也因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机会而抱憾终生。也正是在忠诚与道义面前蒋干选择了忠诚，与多年的好友周瑜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获取正确的情报，而在道义方面也被别人指尽骂名。
无独有偶，在1941年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指挥不力的背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希特勒特务头子海德里希利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伪造了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和德国来往的信件，有目的地泄露给苏联。斯大林轻信了这些假情报，清洗了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使苏军元气大伤。在英国有名的“绞肉行动计划”中，这种假情报的泄露更具有戏剧性：英国将一具无名尸体伪装成坠机溺毙在海上的“英国少校”，在这位“少校”的身上带有伪造的“盟军将在希腊登陆”的“绝密”信件。德国人相信了这具从海上漂来的尸体，在希腊严密布防。而盟军这时却出乎德国人意料地突然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使希特勒措手不及。
在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招，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派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
还有一位苏联时期被克格勃视为“最忠诚间谍”的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前秘书、“祖母间谍”梅利塔·诺伍德于前不久去世，终年93岁。
诺伍德——这位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该机构与英国核武器研制工作有密切联系）前秘书、邻居眼中会做家庭果子酱的和蔼老婆婆，在6年前（1999年）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就在那一年，全世界知道了这位长相极普通的英国老妇是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克格勃有史以来最忠诚的间谍，她从1937年至1985年，48年的时间里一直为苏联当局提供有关英国核武器项目的秘密情报。
虽然诺伍德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职位并不是很高，但她却成功地接触到了当时英国研制核武器时最重要的科研技术资料。在未被人发觉的情况下，她把这些资料从上司的保险柜里取出，用微型照相机进行拍照，并最终在伦敦东南郊区与苏联情报人员碰头时，把这些珍贵的“猎物”完整地交给了克格勃组织。
当诺伍德87岁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她对自己的间谍生涯并不感到任何后悔并表达了自己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崇拜。诺伍德强调说，我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使那个为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着想的新国家（苏联）不被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打败。如果当年的条件重新出现的话，她仍然会从事间谍活动。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出版了一本名为《剑与盾：米特罗可辛档案和克格勃秘史》的书，书中披露了有着“祖母间谍”绰号的诺伍德的间谍生涯。
诺伍德的身份在1999年曝光后，俄罗斯政府也不得不出面承认，苏联时期，克格勃在世界各地虽然有许多高级间谍，但“祖母间谍”提供的秘密资料对战后苏联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最有参考价值，而诺伍德也是克格勃在海外招募的间谍中信仰最忠诚的。
在忠诚与道义上面这位“祖母间谍”梅利塔·诺伍德，最终选择的是对苏联的忠诚。自己本身为英国公民，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苏联被西方国家所打败。在道义上面她与自己的祖国所走的路线相反。
还有一些就是双重间谍，又称“逆用间谍”、“两面间谍”，即具有双重间谍身份的间谍。其中主要是一国间谍情报人员因某种关系，如受贿、受胁迫、思想信念动摇，或投降等，为另一国反间谍机关服务。发展运用双重间谍成为反间谍活动典型的手段。另一种双重间谍是外国情报机关企图征募本国公民为其执行任务，而这个公民把上述情况向本国反间谍部门报告，反间谍部门对这类人员加以运用，伪装为外国服务，实际为本国效力。这种双重间谍价值更大。担任双重间谍的人需要某些特殊才能，他必须头脑机敏，能言善辩，镇定自若，具有八面玲珑的本领，而且还要能忍受各种复杂环境所带来的刺激。从长期战略目标出发，经营管理一大批双重间谍，就形成了双重间谍系统。那么他们在忠诚与道义上则犯有严重的冲突，如果一旦揭发则在两方面都处于困境。
间谍衍生文化的影响
间谍衍生文化是植根于间谍文化之上。如果说间谍文化形成于间谍的思维形态、行为方式以及对其活动领域施加的社会影响的话，间谍衍生文化则是间谍文化渗入社会生活的效果。文化驱力引导人们去探求和体会间谍文化的诸多元素，这些原本属于间谍的“专利”文化产物和平常人的生活元素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平民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间谍衍生文化是对间谍文化的一种改善。
在英国就曾爆发了一场由间谍衍生文化引发的“间谍世界的一场文化革命”。英国政府的新情报中心又称政府通讯总部，2003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英国第一批在最秘密情报机构任职的4000名职员，迁入了一个圆圆的面圈似的建筑——新电子窃听中心，他们亲昵地称该建筑为“油炸面圈”。它是为适应更严峻的反恐斗争所建，不仅有着最现代化的设备，而且体现着一种崭新的情报战理念与情报工作文化，英国人称它为“间谍世界的一场文化革命”。英国政府允许外界予以参观，并允许记者报道、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它为吸引招募新人而出版的最新小册子中，写着这样的内容：“世界从未如此危险，情报中心从未如此重要。”确实如此，英国上层对该总部更新十分重视，为了建设“油炸面圈”，布莱尔内阁迄今为止已投下了16亿英镑的巨资。
新总部刚刚落成，仅仅语言专家、译员一类，就聘请了精通67种语言的各种人才。它还首创了一种设备与手段，能够安全地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发送情报，而不怕敌方截取。
为了建设“油炸面圈”，英国BT公司铺设了5000多英里的电缆（其距离相当于从总部所在地切尔顿哈姆到开罗来回），1850英里的光纤，安装了6000多英里的电线……
有了这样的先进软硬件设施，情报中心自称能对全球的电话、电子邮件进行窃听或检测，从而截取并分析各种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蛛丝马迹。在这方面，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是密切分工合作的。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它更多负责欧洲、非洲、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等地区，并与美国、英联邦国家、北欧国家等及时交换有关情报。
长期以来，情报中心的姐妹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军情五处，一直是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而它则较少走入媒体聚光灯下，因而更加神秘。但如今它居然能对记者开放，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在过去，笼罩在神秘气氛下的情报专家、科学家、工作人员、分别在各自的密室里工作着，仅在破译一个重大敌方密码、完成一件重要任务时才露面或相聚欢呼一下。这是一个等级森严，成员孤独，相对不会也不能对外交际的组织。
这种新文化的特征还可从下列事实看出：甚至连情报中心新任一把手戴维·帕佩尔，以及他的高级同僚们也不再缩在自己神秘的办公室内，而是也经常在所有其他同事的可视范围之内活动。情报中心官员们称，同事们将好比“合用一台共同的桌上电脑”，而且均被鼓励多提问题多与同伴讨论问题。
曾几何时，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们还必须遵从着严格的规定，不得与任何无需了解本人工作之人讨论自己手头的事。而官员们呢，也被要求不得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工作，甚至配偶也不得例外。
如今这些已是遥远的往事了。一位名叫麦克的官员告诉记者，我有时像是在做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工作，到处向外界也向同事打听着什么。推动这次英国间谍文化重大改革的主要人物是戴维·奥曼德勋爵，他是1996年被任命为情报中心负责人的，如今是布莱尔首相的内阁办公室中最主要的安全顾问。
正是奥曼德通过耐心说服工作，使怀疑者相信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观点：从长期战略眼光看来，为了确保情报中心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反恐斗争中存活下去并不辱使命，转变它的行为方式是唯一的出路。这个观点虽然有点儿令人吃惊，但确实可被视为“油炸面圈”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大、耗资最多的情报中心的创建宣言。
奥曼德解释说，按照英国著名情报心理学家迈耶尔－布里格斯的分析，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的个性多数属于内向型分析型那种，而不是邦德型的，他们过去往往习惯于坐在终端分析情报，而不是来回穿梭忙碌着交流情报，如今可是要大改特改了。
名谍 间谍王子——菲尔比
无可否认，哈罗德·金·菲尔比当然算得上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他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一个前途无量的人
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分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儿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做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新的工作方式成就了间谍王子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接着，他利用维维安上校，得到了局长的首席参谋官的青睐。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就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像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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