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神鬼信仰，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不仅与原始宗教信仰，特别是远古神话传说有着血缘关系，同时也与儒家的天祖二元崇拜以及佛道二教的神灵之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袁枚虽然口头上拒不信佛道，常言“不佞佛”，认为“佛者九流之一家耳”，不足崇信，可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却欣然接受，宁信其有了。他曾多次请相士为自己算命说卦，并对其所言深信不疑，晚年更是迷信上神，逢九逢十之岁，总是远游避凶。可见他内心在宗教迷信方面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还是在他任江宁知县的时候，一次，他下乡督促捕蝗，半道上他的坐骑被野牛所惊，狂怒奔突，不听指挥。惊马向一座破庙奔去，他远远看到，寺庙的门楣很低，马若穿门而过，他必然会遭断颈之祸。他心想，这下可完了，如此惨烈地死在寺庙门前，人家一定认为这人有人所不知的罪孽，但又无奈，只好闭着眼睛等死。可是，眼看到了门口，马却突然止住脚步，如泥塑一般，纹丝不动了。袁枚吓出一身冷汗，他心想如此大难不死，必有神灵在保佑。这件事在他脑海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还为之怦然心跳呢。可见袁枚并非一个无神论者。
袁枚从小就对稗官野史、里乘趣谈、神话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又喜欢搜集奇闻异事，每逢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关于神鬼的故事，他都要刨根问底，详细笔录，他在《子不语·序》中这样写道：
……余平生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
袁枚自称“寡嗜好”，“文史外无以自娱”，未必真实，然而，他确有“广采游心骇耳之事”，“记而存之”的嗜好。到了晚年，这一兴趣愈加浓厚，他曾在诗作中对搜集神鬼怪异之事有过记述：
老去全无记事珠，戏将小说志《虞初》。
徐铉悬赏东坡索，载得杭州鬼一车。
（《余续夷坚志未成到杭州得逸事百余赋诗志喜》）
夜船正寥寂，闻客谈《齐谐》。
知是鬼董孤，揖而招之来。
客亦大欣然，摇唇万鬼集。
顷刻灯光青，寒风射窗入。
天地亦大矣，阴阳相乘除。
干宝莫道有，阮瞻莫道无。
谢客真多情，曾我胜丝竹。
得闻所未闻，平生有耳福。
（《夜泊江山闻邻舟有谈鬼者揖而进之》）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晚年的袁枚对于搜集神鬼怪异故事的兴趣依旧。
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也记述了一些“真实”的怪异之事，这些故事至少在袁枚看来是真实的，记录时往往有名有姓，时间地点俱详。《随园诗话》卷十六中就记有这样一桩怪事：一位姓孙的先生，常在老师家中看到一贫寒之士，他非常体会老师的苦处，便将此人领回自己家中住下。一天，这人突然对孙某说：“受君之恩未报，明年一定托生于你家。”不几天，这人就死了。到了第二年，孙某果然得一女儿，女儿长到六岁时，孙某抱着她开玩笑地对家人说：“此是我老师家中的客人，说来报恩，却只是个女的，恐怕报恩之说不实。”他女儿非常生气地说：“你讨厌我为女子，那我就再托生为男儿身给你看。”过了十天，他女儿因出水痘而夭折。又过了一年，孙某果然又得了一个儿子，而且头上点点斑斑似出水痘留下的瘢痕。这下孙某对报恩之说深信不疑了。再后来，他儿子于雍正十三年考中举人。《随园诗话》中像这一类故事还很多，且都讲得有鼻子有眼，有时简直让读者也难辨真伪了。
长期的搜集和积累，使袁枚渐渐产生想把这些故事汇集成册并刻行于世的念头。经过很长时间的整理和加工，在他近八十高龄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愿望，编撰出后来闻名于世的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共三十四卷。全书共计五十多万字，收录短篇故事一千二百余则。
袁枚在《子不语·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这实际上是对该书书名的一种阐释，该书名正是取自《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从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之事”。《子不语》成书后，袁枚见元人小说中也有同名的，便将《子不语》改名为《新齐谐》。“齐谐”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可见其意思与“子不语”相同。元人所作《子不语》今已不见，其影响并不大，即使在袁枚的时代也鲜为人知，因此，后来人们对袁枚所编的这部小说集仍喜欢沿用《子不语》的书名。无论书名用《子不语》还是《新齐谐》，都说明袁枚所编撰的这部小说集主要是记载鬼神怪异之事的。无疑，谈鬼神，说怪异，正是此书一个突出的特点。翻开此书就不难发现，书中所讲述的大都是一些有关托生转世、生死轮回、冤鬼索命、厉鬼为祟的离奇故事，在书中，城隍、土地、冤鬼、孤魂、狐仙、隶卒等随处可见。袁枚正是以这些神鬼形象以及它们与人类所构成的怪诞故事，向我们展现一幅完整的阴阳间相融合、人鬼神共生存的“社会”画面。
尽管袁枚口口声声自称是为“自娱”而“戏编”的，但从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寓意。在《续子不语》卷二《子不语娘娘》一篇中，袁枚借鬼之口表达了“君须知万类不齐，有人类不如怪者，有怪类而贤于人者，不可执一论也”的观点。在许多故事中，袁枚赋予鬼神以人的灵性，因而，在他的笔下便产生了恋妻的痴鬼，惧内的狐仙，贪酒的鬼差，贪吃的煞神，甚至连威严庄重的城隍神也经不住酒的诱惑，竟有贪杯误事之时，凡此众多鬼神无不近似于世人，七情六欲俱全，而更有一些鬼神形象则美丽善良、有情有义，如因与人类相爱、托生再世而终得永好的紫姑神；使友人脱险而泄露天机，后遭雷击的土地神。由此可见，袁枚笔下的鬼神狐怪往往是人世间芸芸众生的倒影，而阴曹地府则又是现实社会的折射。于荒诞中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于虚幻中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这也正是《子不语》所蕴含的价值之所在。
借助鬼神故事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是《子不语》的基本内容之一。
袁枚出身没落的仕宦家庭，父辈们多依人作幕府；袁枚自己也曾有过几年知县的官场经历。因而，他对封建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还是熟悉的。特别是对封建官场中的贿赂公行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草菅人命、谄上欺下、投机钻营等丑恶行径，袁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且深恶痛绝。《子不语》中有许多篇章，如《土地受饿》、《阎王升殿先吞铁丸》、《某侍异梦》、《七盗索命》、《一字千金一咳万金》、《张赵斗富》、《江都某令》等故事，就是通过鬼神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与黑暗的。
《土地受饿》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钱塘张生身患疟疾，病重时见到早已故去的昔日学友顾某前来探望。张生见顾某衣着褴褛，面有菜色，愿赠之以金。顾某坚拒不受并向张生述说了自己的境遇：“我现为本处土地神，因官小职微，地方清苦，再加上我又素讲操守，不肯擅受鬼词，滥作威福，故终年无香火；虽作土地；往往受饿……”这一番话实际上是对黑暗官场的控诉，揭示出阳间官吏只有欺压百姓、“滥作威福”，才能得道迁升、尽享福禄，而那些“素讲操守”的清官廉吏只能落得个忍饥挨饿、潦倒一生。这里包含着袁枚本人对官场的亲身体验和深刻认识，想当初他不也正是清正廉明、兢兢业业地在知县微职上徘徊，而黄廷桂之流虽狗屁不通、横行霸道，却照样是总督、巡抚连任不辍。因此，袁枚在故事的结尾处借这个土地神之口，一语道破封建官场的奥秘：“解应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计卓荐。”然而，在这般黑暗的封建官场中，真正受益于“大计卓荐”者能有几人，就连曾几次遇“贵人”相助的袁枚本人不也还是以知县这样的微职结束自己的仕途生涯的吗？可见，在当时清官廉吏是难于生存的了。
对于那些腐败官吏的丑恶灵魂，袁枚则以虚拟的审判形式，给予更直接的揭露和鞭挞，《阎王升殿先吞铁丸》写贪官李某生前作恶多端，死后受到冥府审判，他心里不服，想以生前不食牛肉为借口来推脱罪责：
……判官驳云：“此之谓‘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独食人肉？’”李云：“某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贪官，食千万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细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
这无疑是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们的判决书，彻底戳穿他们那借以掩盖其丑恶灵魂的伪善面纱。袁枚所讲的这个故事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袁枚任江宁知县时，当时的江宁太守蔡侍郎对私宰家畜管束甚严。一次，蔡侍郎坐堂收呈，有众回民投状要求从宽处理“杀牛犯”，状子开头就有“为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事”之语，蔡看后，惶恐不安，请求袁枚帮助：“你曾劝我贵人贱畜，今天果然应验。其状讲得似乎在理，所以还请你为我强词声辩开脱。”袁枚看了状子以后，于末尾处题写了五言绝句一首：“太守非爱牛，心原爱百姓。耕牛耕满野，百姓岂无功。”此诗未必就能自圆其说，但的确发挥了作用，这些回民看后随即撤回状子，而蔡某从此以后对私杀耕牛的禁令也放宽了许多。此事袁枚详细记录于《随园诗话》之中，诉状中老百姓的语言平直朴素，但对贪官污吏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袁枚借用老百姓的语言，通过神鬼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从这一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袁枚本人对当时官场中的虚伪与腐败深恶痛绝，可在那个大兴文字狱的社会背景下，他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去揭露和抨击，只能借助神鬼故事来表达自己胸中的愤懑，通过鬼怪形象来影射贪官污吏，可见他一再说是“戏编”以“自娱”，其中不无掩人耳目的成分。
《子不语》中述有一些篇章是用来讽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对于世态无情的讽喻，是清代小说常有的主题之一，无论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这方面都有精彩之笔，就其深刻、尖锐而言，袁枚因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与上两部作品相比，《子不语》要略显逊色一些。《子不语》卷十五《鬼宝塔》的故事中，丘老观神鬼演戏，当看到它们忽而化为美女，忽而又变作恶魔时禁不住感慨道：“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复，极像目下人情世态。”这一番话语，完全是袁枚本人对世态人情亲身感受的表白。
《鬼借官衔嫁女》通过一个鬼求借同姓某官的官衔封纸嫁女，以炫耀自家的故事，道出“鬼亦如人间爱体面而崇势利”的丑态。在这里，袁枚借谈鬼说怪，对当时社会上那种趋炎附势，追香逐臭的世风给予了辛辣嘲讽。就势利而言，《五通神因人而施》中五通神的一段自述则是再典型不过的了：
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间血食久矣。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矣！
这是一个十足的欺软怕硬的势利鬼，见了巡抚、总督则忍气吞声“只得甘受”，不但不敢说半个“不”字，还要口口声声以“贵人”、“正人”相称，而一遇平民百姓，则咬牙切齿，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说“见狼显羊样，见羊显狼样”的一类，与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相比也不差上下。
《僵尸贪财受累》、《露水姻缘之神》两则故事则对世人的贪欲给予了挖苦和针砭。《僵尸贪财受累》讲王生因贪财而盗墓开棺，招惹了僵尸，而又乘其俯身拾取银钱时击伤并焚烧了僵尸。一场惊悸过后，王某得出结诊：“我以贪故，招尸上楼；尸以贪故，被人烧毁。鬼尚不可贪，而况于人乎？”《露水姻缘之神》说的是一个名叫贾正绎的秀才，出门远行，路遇掌管人间露水姻缘的神仙，知其能促成人间的露水姻缘，顿生非分之想，可一说妻子在家中将有外遇时，“不觉汗下”，即刻告别神仙，匆匆而返……这的确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假正经”。这两个人物，一个贪财，一个贪色，都险被贪欲所误，足见贪欲害人不浅。
袁枚既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受害者，他曾有过因殿试名列第五而入翰林的“辉煌”历史，也曾因不悉满文而改官外用的“不幸”遭遇。然而，无论怎样，袁枚对讲究章句、推崇八股时文的封建科举制度始终怀有厌恶情绪。因而，《子不语》中的一些篇章就是通过鬼神怪异的故事对封建科举给予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科场二则》描述了两个极为荒唐的故事：其一讲考生周某的答卷令人“不能句读”，主考官看了不解其意，但因大主考礼部侍郎叹为奇文，竟假借梦语定周某为此科第一名；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张某“性尤迂滞”，呆头呆脑，考前焚香祈祷，以求神助，祈祷时受他人戏弄，塞了一纸荒唐文卷给他，没想到这一原本是戏弄他的文卷，竟使得他榜上有名。《中一目人》说的是几千进京赶考的秀才，想通过测字术求签算卦，以兆凶吉，却测得一个“贵”字，谁也不解其意，榜发后，几人中唯一有一只眼的裴某考中，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贵”（繁体）字上下拆开来正好是“中一目人”四字。这三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现了封建科举的荒唐可笑。如此选才方式，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而清统治者却视它为“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善术”和“良策”，在这种“善术”和“良策”的驱使下，许多文人学士变得如痴如醉、如狂如癫，可见其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之深了。
《子不语》的语言自然朴实、诙谐幽默。袁枚自称为“戏编”，便表明他在创作时本无意雕饰，《子不语》因而就显现出简洁明快、生动自然的风格，有些作品则如口语般自然流畅、通俗易懂。袁枚深悉古典小说传统的白描手法，并将其用于《子不语》的创作之中，因而，尽管有时是口语化的语言，细心品味的确扣人心弦，出神入化。然而，《子不语》毕竟是袁枚诗文创作之余所作，又非一时所为，难以一气贯通，因而在其艺术上有时又难免粗糙，有些篇目简短平直，有的故事甚至仅一句话而已，缺乏小说所应有的故事情节，更谈不上形象塑造了。另外，书中还有个别作品内容粗俗、格调不高，亦不足取。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子不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乾隆间，钱塘袁枚撰《新齐谐》二十四卷，续十卷，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这一评价对《子不语》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较恰当的。
袁枚一生，前三十多年于学业与仕途上奔波，后四十多年则过着悠闲自在的山野生活。在仕途上奔波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可当他寻找到随园这块天地后，如同摆脱羁绊的烈马，进入一个随心所欲、自由驰骋的新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遵循自己的人生准则，实践着自己的生活理想。然而，当他于那纯净的蓝天下充分展现自我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复杂、丰富，常常又是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他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时常又要发出“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的感慨；他一心想于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此去好修《循吏传》”，可又摆脱不掉内心深处“好味、好色”、自我放纵的诱惑；他十分讨厌汉学考据，而他自己却又精心编写《随园随笔》一类的考据之作；他自称不信佛道二说，却又对“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津津乐道，宁信其有；一方面他视女性为赏玩之物，承袭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教弟子不分男女，有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抱有深深的同情。所有这些，有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这的确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活生生的袁枚。
就文学创作方面来讲，袁枚于诗歌、散文、随笔、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无所不能、多才多艺，而且多有佳作，然而，从我国文学发展史角度来看，袁枚最大的贡献还要算他的诗论了，时至今日，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们，一提起袁枚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诗歌理论。他所创立的“性灵说”从创作主体出发，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要有真性情，同时要表现个性，表现诗人对世界的独特感受，“性灵说”以它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反对传统的独特姿态，一经倡导，便应声四起，随者日众，它不仅在当时的诗坛上起到扭转诗风的作用，对以后的诗歌创作也产生过很大影响，无疑，“性灵说”是袁枚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宝库的一大贡献，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称赞袁枚的诗歌理论：“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的确，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其中许多内容很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和研究。
小仓山与随园早已消失在现代化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之中了，然而，昔日随园独特的氛围以及长眠于小仓山脚下的随园主人那独具特色的内心世界，仍然具有诱人的魅力，仍然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吸引众多的学人去挖掘，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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