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令节，遂颇欲立伎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
谢公生于东晋之季，距今有千五百余年，然则周姥的典故亦已可谓旧矣。后人说及，多意含非笑，如沈李二君可为代表，此固是当然，盖男子相为，自亦俗情之常耳。唯说者太偏信古圣以为必不至于偏私，也未免是惑，如武后改丧制，出于反动的有意的，故显而易见，周公倘撰诗，非意识的为己谋，正是难免的事，吾辈亦可不必为讳也。
讲到这里，我深感觉妇女问题之不易谈，周姥与周公都有困难，理想的办法只有是神，如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的菩萨，能超越性的界限而现妇女身者，其次如先知帖勒西亚斯，前世曾为女身，有国王与后争论男女间的问题曾取决于他，这样的人说话总是不会再错的了。可惜而今剩余的只有故事，虽然我很喜欢普门品的文章和意思，事实上还是没法办，所以这一路只得暂且搁下了。
现在话又说了回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妇女问题仍须善女人善男子自己来解决，这里第一重要适合的，承上文说来自然是妇女自身。正面的理由似无须多说，自己来讨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岂不是一百分的合理，古人云明于观火，其是之谓与。
我们觉得应说几句的乃是这反面的事，即是妇女可以这样做么？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白居易《妇人苦》诗云，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这种情形女人自己当然知道的最清楚，然而有些事情也更比别人难说，我们只看至此刻为止，至少关于道德上两性平等的问题，未见有何正大深刻的要求与论争，可以知之，盖此颇与革命的言论相似，往往不但无效，且易得祸患也。
中国妇女尽有这见识学问，而社会上还少接受她们的直言之余裕，则奈何。所以向来关于妇女问题要说几句逆耳之言的也还只有男子，虽然如李卓吾因此而被迫害，可以算是例外，大概都可安全的说过去，不过大众报以白眼或冷笑，指点说出于周姥云云而已。
男子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但如得到评语说好为妇人出脱，或以周姥比拟，那么这便是确证，原论即使不深厚，也总有可取，盖男子立言而能近于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场，凡夫无此神通，为特现妇女身，亦差有所谓做起讲之意，王文禄俞正燮诸君之可尊重正以此故也。
近二三十年中国思想稍有变动，将来讨论此等问题当有进步，女子自宜代表其同性，男子参加者亦会增多，周姥撰诗一语将由讥评而转为赞语，世事便大有希望，时间纵或稍远亦无妨耳。由观世音说到周姥，跑了一趟野马，稿纸已完，议论未有结束，想来亦是难怪，此问题极大，我们写百十纸，固难能动其分毫也。
廿九年七月廿六日
留学的回忆
刊一九四三年《留日同学会季刊》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我到现在来写留学的回忆，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无论在中日哪一方面，不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不会了解，或者要感觉不喜欢也说不定。但是因为记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却，勉强答应了下来，写这一回，有许多话以前都已说过了，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请原谅。
我初到东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现在中国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尝切实地知道，那时日本曾经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
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地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现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派留学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我们留学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铁道、警察以外，也自然都受了这影响，用现在时髦话来说，即是都热烈的抱着兴亚的意气的。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现在想起来实在不禁感觉奇异，率真地说，这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假如近来三十年内不曾发生波折，这种感情能维持到现在，什么难问题都早已解决了。
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是像我们年纪的人，明治时代在东京住过，民国以来住在北京，这种感慨实在很深，明知无益而不免要说，或者也是可恕的常情罢。
我在东京是在这样的时候，所以环境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我后来常听见日本人说，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多变成抗日，大约是在日本的时候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于反抗的罢。我听了很是怀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并不曾遇见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过不愉快的事，也何至于以这类的细故影响到家国大事上去，这是凡有理智的人所不为的。
我初去东京是和鲁迅在一起，我们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卧床，至于爬上壁橱（户棚）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非笑，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
我们是官费生，但是低级的，生活不能阔绰，所以上边的主张似乎有点像伊索寓言里酸葡萄的话，可是在理论上我觉得这也是本来很有道理的。我们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张半席子的一间，书箱之外只有一张矮几两个垫子，上学校时穿学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但是后来我也改用高齿屐（足驮）了。
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记得在顺天堂左近东竹町住的时候，有一年多老吃咸甜煮的圆豆腐（雁拟），我们大为惶恐，虽然后来自家煮了来吃也还是很好的。这其实只是一时吃厌了的缘故，所以有这一件笑话，对于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吃，别无什么不满。
点心最初多买今川小路风月堂的，也常照顾大学前的青木堂，后来知道找本乡的冈野与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么店里得到寄卖的柿羊羹，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装在半节青竹里，一面贴着竹箬，其风味绝佳，不久不知为何再也买不到了，曾为惋惜久之。
总之衣食住各方面我们过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没有什么不便，惯了还觉得很有趣，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校时还曾经受到种种激刺，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会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但是后来却明白了。留学过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见日本之西洋模拟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当时间与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触之后，大抵都发生一种好感，分析起来仍不外是这两样分子，即是对于前进的新社会之心折，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实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之影响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国来，见到有些事与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那么他便敏捷地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觉不满，此其一。还有所谓支那通者，追随英美的传教师以著书宣扬中国的恶德为事，于记述嫖赌鸦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国以及三国志故事为资料，信口谩骂，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为外国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学生则知日本国内不如此，对于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渐由小事而成为大问题矣，此其二。
本来一国数千年历史中，均不乏此种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敢为耳。古人云，蚁穴溃堤。以极无聊的琐屑事，往往为不堪设想的祸害之因，吾人经此事变之后，创巨痛深，甚愿于此互勉，我因为回忆而想起留学抗日生之原因，故略为说及，以为愚者一得之献也。
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是本乡与麻布两处，所以回忆中觉得不能忘记的也以这两区的附近为多。最初是在汤岛，随后由东竹町转至西片町，末了远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余。
我们那时还无银座散步的风气，晚间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与书摊，所以最记得的是本乡三丁目大学前面这一条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里街道。从东竹町往神田，总是徒步过御茶之水桥，由甲贺町至骏河台下，从西片町往本乡三丁目，则走过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树，渡过旱板桥（空桥），出森川町以至大学前。这两条路走得很熟了，至今想起来还如在目前，神保町的书肆以及大学前的夜店，也同样的清楚记得。住在麻布的时候，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离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车行要三十分钟左右，走过好些荒凉的地方，颇有乘火车之感，也觉得颇有趣味。有时白昼往来，则在芝园桥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车，进了山门，从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称得起城市山林，别有风致，但是一到傍晚后门就关上了，所以这在夜间是不能利用的。
我对于这几条道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到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阴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撺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记得，约略可以相比耳。
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说是日本，其实除东京外不曾走过什么地方，所以说到底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这在当时或者不妨如此说，但在现今当然不能再是这样了。
我们明白，三十几年来的日本已经大有改变，进步很大，但这是论理的话，若是论情，则在回想里最可念的自然还是旧的东京耳。民国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学校休假同内人往东京闲住了两个月，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
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我的书架上有一部《东京案内》，两大册，明治四十年东京市编纂，裳华房出版的，书是很旧了，却是怀旧的好资料。在这文章写的时候，拿出书来看着，不知怎的觉得即在大东亚战争之下，在东亚也还是“西洋的”在占势力，于今来写东洋的旧式的回忆，实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
壬午小寒，于北京
辩解
作于一九四〇年
刊一九四四年“新民”初版本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成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我们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
在西洋古典文学里倒有一两篇名文，最有名的是柏拉图所著的《苏格拉底之辩解》，可是他虽然说的明澈，结果还是失败，以七十之高龄服毒人参（Koneion）了事。由是可知说理充足，下语高妙，后世爱赏是别一回事，其在当时不见得如此，如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以不知为不知，而其他智士悉以不知为知，故神示说他是大智，这话虽是千真万真，但陪审的雅典人士听了哪能不生气，这样便多投几个贝壳到有罪的瓶里去，正是很可能的事吧。
辩解在希腊罗马称为亚坡罗吉亚，大抵是把事情“说开”了之意，中国民间，多叫作冤单，表明受着冤屈。但是“兔在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的景象，平常人见了不会得同情，或者反觉可笑亦未可知，所以这种声明也多归无用。
从前有名人说过，如在报纸上看见有声冤启事，无论这里说得自己如何仁义，对手如何荒谬，都可以不必理他，就只确实地知道这人是败了，已经无可挽救，嚷这一阵之后就会平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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