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怎么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一共六句话，其中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最新成果”一说，应该是当之无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其创新意义不容置疑。但是要知道这个“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出如此评价就非同一般。“最新成果”，就是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的成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上述评价之前，党的代表大会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评价更高、尺度同一，并称“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之后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均没有使用类似的评价，也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提法。现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用了“最新成果”的定位，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党的代表大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是很高的。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八个明确”，它们的内在逻辑怎么理解？

    “八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内涵的基本点，勾画了这个思想的框架体系，是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概括。照录如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个“明确”，宣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分两步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个“明确”，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完成总任务必须解决主要矛盾。也可以认为，主要矛盾决定了总任务的设定。

    第三个“明确”，讲“两个布局”和“四个自信”。这是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实现总任务的重大战略与路径、优势所在。

    第四个“明确”，讲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改革是必由之路、制胜之路。

    第五个“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讲法治保障。

    第六个“明确”，是强军目标。

    第七个“明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

    第八个“明确”，归根结底依靠党的领导，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也可以说是党的建设的总目标。

    第一个“明确”具有统御性，第八个“明确”具有决定性。

    如果我们参照毛泽东同志当年总结建党十八年的主要经验：“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262]那么在这“八个明确”之中，前面七个“明确”是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七件基本武器，而第八个“明确”，即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就是掌握这七件基本武器的英勇战士。简而言之，就是战士与武器的关系。

    3.“八个明确”与“十四条基本方略”是什么关系？

    总的来说，“八个明确”与“十四条基本方略”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共为一体。

    “八个明确”独立一段，言简意赅、赫然在目，让人一下子就抓住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对这个思想易于整体把握、重点领悟。如果把方略内容也放进思想里一起阐述，势必影响思想内涵重点的突出。先把思想的“八个明确”推出来，再细说基本方略，两边都清爽利落、相得益彰。有“八个明确”引领，“十四条基本方略”便言之有据；而有了“十四条基本方略”照应，“八个明确”未有尽言之处也就充实丰满了。

    思想与方略还是有些微差别。思想是理论，重在抽象概括，表达核心价值。方略是谋略、策略、韬略、思路。它是思想与方法（措施）之间的中介、过渡。方略不如思想那样抽象、原则，但是又强于方法。它也是思想的展开，是思想的具体化。以第八个“明确”为例，此“明确”突出党的地位作用和党的建设。基本方略第一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十一条，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第十四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三条方略，直接体现了第八个“明确”的精神。当然其他方略（民主、法治、民生方方面面）也体现这个“明确”的基本精神，但不及这几条更为直接。再如第二个“明确”，注重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基本方略的第二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四条坚持新发展理念，第五条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八条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都直接与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派生并受制于此。实际上，其他每一条方略都与解决主要矛盾有关系。主要矛盾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提法与以前一直说的新时期有什么不同？

    与“时期”一词一样，时代也是讲一个时间段、一个时期，是时间用语。使用“时代”一词，范围可大可小。比如，从世界范围论，过去我们就用过“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冷战时代”，我们现在讲“和平与发展时代”。从我们一个国家的范围讲，常常说的“旧中国”“新中国”实际就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的。还可以用主要领导人的名字称呼一个时代，比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也可以用“时代”，比如“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习近平的知青时代”。“时代”一词，领袖人物可以用，普通人也可以用，比如我们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等等，有一本杂志叫《儿童时代》。

    而“新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比较早地正式使用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这之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用过“新时期”这个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刚粉碎“四人帮”、刚起步改革开放的时候说“新时期”，含义比较确切，但是现在过去40年了，依然还用“新时期”的提法已经反映不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了。近些年还有很多干部写论文，好用“新时期”这个词，已经语焉不详了。“新局面”“新境界”“新天地”“新阶段”“现阶段”等等，尤其是“新时期”这个词用得最多，用得多了语义就容易含糊、泛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时代”比“时期”更重要、更响亮。现在提出“新时代”，更能表达社会生活新的深刻变化，更能明确新的奋斗目标，更能在新的行动纲领下自觉行动。一句话，提升人气，动员群众，号召力强！

    补充一句，“新时代”是从“新时期”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关系？

    谈两点看法。

    一点是，“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新时代主要矛盾作了阐述之后，特别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一强调，与之前为党的十九大作准备的习近平同志“7·26”讲话的相关精神完全一致。

    另一点是，新时代是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发力冲刺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描绘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具体蓝图。报告规划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回过头来，看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与任务。初级阶段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是它立论的根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它的理论源头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要完成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一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

    现在，根据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初级阶段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不仅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且到了本世纪中叶，我们就能够充分实现这个目标了，我们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讲，新时代使命的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胜利结束又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的开始，这是有足够理由的。

    新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到本世纪中叶，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200多年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100多年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我们信心百倍地走进新时代，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更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根据是什么？

    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的经典表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63]

    当前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九大正式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错综复杂性，有时有的矛盾还很尖锐，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在所有的矛盾之中，究竟哪个矛盾更具有决定性，是主要矛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民族之间、脑体之间、体制内外、贫富之间，同一领域同一系统的上下左右等等，矛盾无处不在，盘根交错。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它是主要矛盾，是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其他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主要矛盾是其他各种矛盾的深层根源，是其他各种矛盾的实质。这个主要矛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因此，这个主要矛盾如果能够加以根本性的解决，其他的各种矛盾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甚至解决。什么区域矛盾、什么城乡矛盾、什么体制内外矛盾，都会因为主要矛盾的解决而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话叫“迎刃而解”。所以说，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切中现时中国社会的要害、症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新时代的到来，就是这个主要矛盾更新的结果。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推出新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新时代的伟大使命就是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

    7.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新在哪里？

    毛泽东同志早就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64]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党的八大的正确判断，重新把主要矛盾定位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新”是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认识。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65]从此，党的重要文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都循此口径，直到党的十八大始终未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充满新意，它继承、深化、发展了我党关于主要矛盾正确的论断，从唯物史观视域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与原有表述是更新、深化、提升的关系。原来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大表述），并没有被完全否定，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演化为、升华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般性的“物质文化需要”上升为“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涵盖了“物质文化需要”，但是，不仅品质提高了，而且领域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读一下报告原文就能清楚这一点。主要矛盾原有的另一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变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新的表述突出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实质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新的需要。所以，笔者倾向于用“更新”这个词表达主要矛盾判断的新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给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分量很足，整整用了三个段落再加上一句话，共计700余字。可以说，新论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8.如何深刻理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必须紧紧抓住以下三点，逐一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

    第一，什么是“中国特色”？

    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66]

    这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的解读，强调的重点是汲取过去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不走老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其重点在“不走邪路”。这一条非常鲜明、非常突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时，重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表述，笔者看到的、公开发表的至少还有6次，比如“7·26”讲话、建党95周年讲话等等。

    讲中国特色，同样既反对走老路又反对走邪路，为什么侧重不一样？形势比人强，形势使然。

    邓小平同志处于改革开放之初，重在冲破旧思想旧模式的束缚。

    党的状况“宽松软”，就是邓小平同志1989年说的“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说白了，党已经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了，早已经“不抓不行了”。强调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使命所然。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的担当。

    历史唯物论认为，思想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形势任务变化了，党的状况也变化了，习近平同志讲中国特色有新特点新重点，道理很清楚。

    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讲了不少于10次。

    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老说法不能用，新说法又没有。笔者苦苦思考，社会主义之所谓，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义。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人民，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就是社会主义。

    主义是什么？是价值。价值是重要性。那么作为价值，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实现（享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

    公平正义是权利平等并有保障的价值追求，体现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必须坚决维护公平正义。

    富裕是比较丰厚宽裕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是最终结果，但其趋势应该体现于社会主义过程之中，逐步接近。生命有限，不能只有“最终”没有“接近”。

    幸福是与公平、富裕相联系的愉悦安全的精神感受。或者说，是人们对生存环境和发展预期的一种愉悦安全的内心感受。普遍幸福，是所有的人（绝大多数人）普遍拥有这种明显而持久的感受。

    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三大元素相辅相成、互相贯通、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人们可以想见、可以描绘的社会主义，人同此心、心同此愿。

    第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缺乏民主法治传统、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样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理论不彻底难以说服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把以上三个问题讲清楚，否则就难以说服人。

    9.什么是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的论述方面，特别强调了党的政治建设问题。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与报告论述第八个“明确”时，提出“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说法是一致的，与第十四条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中讲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也是一致的。在党的建设部分分项论述时，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足见党的政治建设地位之重。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突出强调？

    什么是政治、政治建设？

    政治的说法很多，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时空不同，解释也不同。孔子、韩非子、孙中山各说各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同样各有说法。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学术规范，也有关于政治的学术性解释。

    党的建设领域讲的政治建设与以上的政治解读有关联，但不能等同。

    可以这样理解，在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之中，具有方向性、统御性、原则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建设，我们可以统称为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理论、政治战略（策略、方略）；在重大决策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自作主张、各行其是；保持党的集中统一，绝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更不允许搞阴谋、搞分裂。政治建设的要求，是由党的性质和组织性质决定的。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要特别注重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当前和今后中心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保证全党服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0.我们党面临的最大考验、最大危险是什么？如何成功经受和化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关于“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论述，是重复了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说明了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严峻性。在“四大考验”中，最大的考验是执政的考验；在“四种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危险。而且这两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执政而易于脱离群众，又因脱离群众而危及执政地位。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有一条腐败铁律：权力、财富、机会三者相互勾兑必然腐败。

    第一，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成了执政者，各级干部手中握有了大大小小的权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权力下放，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有所放大。权力可能腐败的一个条件具备了。

    第二，改革开放40年，经济日益发展，财富不断积聚。“一切向钱看”急剧膨胀，权钱交易的标的物也具备了。权力可能腐败的又一个条件也形成了。

    第三，权力是有了，权力也下放了，但是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始终没有跟上。也就是说，腐败的机会也已经具备了，由于治党不严、“宽松软”比较普遍，长此以往腐败便大行其道了。

    面对最大考验，执政的考验；面对最大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怎么办？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一方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把权力切实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实报告要求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另一方面，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永不松懈、永远在路上，让我们的各级干部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反腐长城，根绝贪腐的一切欲望。

    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我们就能做到党的十九大所要求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将无往而不胜，始终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11.为什么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它的精髓是什么？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经提出便被不断验证、百试不爽。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什么原理能够取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到底，就是以这个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是我们的理论精髓，这个“是”的最根本就是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所以要坚持这个理论体系的武装，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信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信唯物史观。

    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列宁认为作了周密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的经典论述。因为后人概括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述创立者的原意，所以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67]

    笔者对这段经典论述作一个框架式的理解：

    （1）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2）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3）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

    （4）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引起社会革命（改革）；

    （6）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反作用。

    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适合于各个社会发展的规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论述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此，列宁揭示了俄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邓小平的继承者正在继续揭示这一规律。

    接着以上的经典论述，马克思进一步展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68]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论述，是他阐述唯物史观的传神之笔，最为精彩深邃的理论判断，150多年来真是颠扑不破。这一论述实在太深刻了，洞穿了我们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层层迷雾，帮助我们寻觅到这种发展变化的底蕴。“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所在。

    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为例。列宁对帝国主义现象作了经济学的深刻分析，特别是他概括的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给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这是为什么？

    同样，2008年新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了灭顶之灾了吗？怎么看美国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它们还能走出低谷，卷土重来、再领潮流吗？以美国为例，它的自然禀赋、人力资源、科学技术、法制资源，恐怕为生产力的发展还会提供比较广阔的空间，不能低估。10年之后，美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再现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角色。

    更有，过去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计划经济，结果走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后来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

    这一切的原因，在“两个决不会”中都能找到理论的说明。真是经久不衰的伟大真理！

    那么，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是什么关系？

    应该理解为它们相得益彰，并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结论，习称“两个必然”。这与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并不矛盾，这两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正值青年，豪情满怀、气薄云天，“两个必然”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必胜信念。在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时期、生机勃勃的情况下，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凭借唯物史观的锐利武器，洞察到资本主义兴盛之下的深刻危机，切中了它的死穴，这对于激励刚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意义十分重大。如果看不到必然胜利的前景，无产阶级怎么可能凝聚起钢铁般斗争意志？所以，理解“两个必然”，应该看到它的历史背景和强调的侧重。近12年之后，马克思重新表述唯物史观，比较而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要更加深刻了。他在极其精辟地阐述了新的历史观之后，特别提出了“两个决不会”重要论断，意义至为重大。强调的重点，是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非常富有说服力，这对于抑制、化解革命队伍中的冒进情绪、悲观情绪是极为必要的。应该看到，后一个论断不是否定前一个论断，而是对前一个论断的调整和补充，是深化和发展。

    12.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现在还管不管用？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的另一重大发现，是与唯物史观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创立于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的较早时期，而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剩余价值学说还灵不灵？如果不灵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块基石是不是就动摇了？如果这一块基石动摇了，那另一块唯物史观的基石还能稳固吗？剩余价值论是特殊规律，唯物史观是普遍规律，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没有特殊岂有普遍？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69]如果证明唯物史观的剩余价值论过时了，那么被证明的唯物史观是否也会随之失效了呢？

    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决不能动摇！这个主义是我们长期高擎的旗帜，是我们信仰的支柱。信仰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如果理论的基石发生了动摇，那么信仰的大厦还会稳固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马克思主义，突出的聚焦点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270]这段话共有三句话、三层含义组成。第一句话，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充分肯定，这个学说是真理，颠扑不破，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这个学说揭示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需要特别注意“当时”一词的限定含义。马克思不可能预见他身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更不可能预见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市场经济，更谈不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为何物，社会主义竟然会有剥削吗？在马克思眼里，社会主义实行的应该是计划经济，何来市场经济？第二句话，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与当年马克思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蕴含着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意向，但又丝毫没有用今天的情况来否定剩余价值学说的用意。第三句话，是对第二句话的承接，既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怎么办？理所当然地要研究新情况，得出新认识。就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任重而道远！

    之后，干部学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到底还灵不灵？笔者的专业背景不是经济学，这方面的学养不深，但是有一种信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没有错，过去没有错，今天依然没有错。问题是要做出新的解释。为什么今天依然没有错？道理很简单，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既然存在着私有经济，就会存在着剥削，存在着剩余价值。只不过，剥削的方式、程度和社会作用，与资本主义不能同日而语。但剥削和剩余价值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现象，允许它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对这种现象加以规范和引导，超过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就必须加以坚决的制止。对“N连跳”的富士康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我们决不能坐而不视、视而不见，实行鸵鸟政策。可惜的是，我们的有些干部失之麻木，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不清楚我们今天允许剥削的存在甚至鼓励它的发展，正是为了创造条件便于今后从根本上消灭它，当然不是过去那种“消灭”的方式。同样可惜的是，我们一些号称是熟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也不持有热情。希望他们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和说明，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党的大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性、相容性。

    非常有趣的是，正当某些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开始产生怀疑并有点影响的时候，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风云际会，惊涛骇浪。《资本论》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它所揭示的真理又一次得到了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利润的不良追逐的极端化，就必然会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华尔街偌大的金融泡沫，直观而言，难道不正是因为那些金融大鳄丧失理智地追逐利润所致吗？无论是曾经一度辉煌的罗斯福新政，还是奥巴马新政乃至后来的川普经济学，都只能延缓危机、暂渡危机，但绝不可能根治危机。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基石始终岿然不动。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第一，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除了劳动之外，其他的生产要素也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在劳动之中，脑力劳动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包括管理者的管理活动、科学技术的创新活动更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尤其在生产力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第三，劳资之间不仅有剥削的关系，还有合则两利的关系。第四，不能说资本家在价值创造中一点贡献都没有，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本家创造价值的贡献，只不过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对剩余价值论做出新的说明，至少这几点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

    13.恩格斯晚年是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吗？恩格斯放弃或者修正了什么？

    一个人的思想会在生命的不同时段、因应不同的社会境遇而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现象，恩格斯也不会例外。现在，有的学者津津乐道于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就是认为恩格斯晚年全盘修正了他与马克思一起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此说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是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

    所谓恩格斯全盘修正说的持据，就是恩格斯所谓的“九十三个字”。这“九十三个字”出自恩格斯1886年为美国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附录之中。原文是：“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271]如果盲目缩写这段话，不就成了共产主义理论“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吗？为探究竟，免于以讹传讹，笔者认真查阅了原文，发现有人关于“九十三个字”的解说是误读，不顾上下文，把全盘修正说强加于恩格斯了，说轻一点，是学风不严谨所致。恩格斯的原意应该是，由于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强调工人阶级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要连同解放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并不领情，他们“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才是“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那么怎么办？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难道因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就不革命了吗？当然不是。这才真正是恩格斯“九十三个字”的实质所在！怎么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得出恩格斯全盘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呢？

    实际上，恩格斯晚年在理论上的修正，是在坚持致力于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前提下，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比如，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272]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取得进步的发展。”“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273]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策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中自然发生的，而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使然。在德国，反动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以后，德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在选举活动和议会斗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的取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甚至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这比起巴黎公社时期，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坚决主张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将其加以彻底的摧毁，发生的转变是何等之大！

    但是，这种转变只是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工人阶级斗争性质、目的的转变。用现在的话叫作“与时俱进”。想一想，曾几何时，我们一直把秉持恩格斯的思想、主张议会斗争的言行斥之为什么修正主义，不免有失公正。如果我们党在建国之前也有像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环境与条件，我们不也会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站在本党的立场上去判断别国党的是非，不是上佳之选。

    14.列宁主义的主题是什么？

    这里所说的主题，是要说明列宁主义最为本质的内容，即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列宁主义的特征。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的著作也卷帙浩瀚、博大精深。那么，列宁理论遗产中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他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经典之作以及相关的论述，所揭示的是俄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即俄国革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爆发的，但并没有说明俄国革命本身究竟是什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并且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革命的实质是什么？革命的任务是什么？革命的道路是什么？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什么？革命的策略是什么？显然，这些都需要作出实质性的说明。能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列宁主义的核心理念表达出来？笔者的理解，列宁主义的核心，首要的基本问题，就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和深化的。列宁主义就是在当时俄国历史条件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代表性名著的前言中，就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惨剧和灾难的背景下，国家与革命问题，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俄国版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在引用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之后，斩钉截铁地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74]。

    我们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来审视一下列宁主义，就不难发现列宁的其他一些重要论述，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革命策略的理论、暴力革命的理论、民族解放的理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理论以及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理论等，有哪一个方面不是紧紧地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展开的呢？至于列宁的哲学思想，也正是他全部理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所在。从整体上认识：列宁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和特征，就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个鲜明特点是推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都要依靠革命暴力。这绝不是列宁天然地向往暴力，而是当时俄国的历史环境所致。但是，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绝对化，要具体分析。比如，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75]。再如，他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276]。不幸的是，这样的说法被斯大林严重地放大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教训十分深刻。

    15.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组成部分，还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理解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道路、策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团结力量的完整学说。其他的组成部分和方面，都是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开的，或者说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所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

    简言之，毛泽东思想就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认识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告诉我们：新民主主义，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一句话，新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这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也与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同。

    还告诉我们：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相当长，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需要提示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的理论源头，很大程度上是列宁主义，读一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精神财富，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6.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什么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据此，有人就提问：为什么这个理论体系中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呢？其实，报告在提出这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之前就已经作了交代，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报告说得很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时代，它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起，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所处的历史条件与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就其研究对象、核心内容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两者既存在明显区别，又相互联系和贯通。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论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践源泉、指导意义和主要任务、基本内容，表述得十分清楚。而毛泽东思想是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说它至今还具有指导意义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把它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与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不相匹配。

    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历史任务和主要内容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不能把两者割裂与对立起来。两者并称为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至少有这样几点不可忽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样，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秉承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而得以创立的。邓小平同志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二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新民主主义论，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作为总依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思想素材，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思想素材。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强大铺垫，恐怕我们就难以由此发轫，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扑面而来，我们就立即联想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新理论中看到前理论的影子，正符合事物辩证发展的法则。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滋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育成长。在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我们确实与时俱进了，但是从一般的哲学理论来讲，恐怕不能说我们已经超越了《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教育了几代人。毛泽东思想的战略理论同样无与伦比，虽然论述的是打仗，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今天搞建设和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创者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摈弃“两个凡是”，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通道。这就是继往开来。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邓小平同志一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强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277]。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就有了党心、民心拥戴的深厚基础，同时又有了开辟理论新视野、新境界的路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实际情况看，如果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没有邓小平同志所表现出的政治定力、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门外恐怕还要徘徊日久。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17.邓小平首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他的“中国特色”针对性是什么？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是在邓小平同志作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之中。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78]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的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的标识。

    那么，邓小平同志说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含义？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者、首创者，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中仔细地体会。

    邓小平同志首先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重点，即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什么是中国的实际，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显然，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重点是提醒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具体说明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在这句话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重点是在“但是”之后，“但是”之前的话，是为后面的话作铺垫，不要把后面的话强调到极端，以至于把前后两层意思对立起来。这表现了邓小平同志讲话一贯严谨、周密的特点。这里所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有过不少教训，说白了，就是苏联经验、苏联模式。想一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除了恭恭敬敬、亦步亦随地向苏联学，我们还这么认真地学过谁？没有。

    我们以邓小平同志的话为证：

    “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79]

    “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280]

    “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81]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特色”除了主要针对苏联模式之外，也有中国的改革必须防止“西化”的提示：

    “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282]

    不仅仅是不能全盘“西化”，任何别国的模式都不能照搬照套：

    “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83]

    邓小平同志点出了开幕词的主题，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84]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我国具体实际又当如何理解？

    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85]

    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特色”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讲“中国特色”，特别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指明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最大政治优势。这是现实任务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事业的根本。本书第十一讲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8.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定义中，为什么没有生产力和公有制的元素？

    笔者在课堂上多次讲：“社会主义就是在民主法治的保障下，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的社会。简言之，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这个定义是笔者长期思考的结果。

    2011年6月20日，为庆祝建党90周年，笔者在《学习时报》第一版上发表了《开辟未来，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的文章，文章着重表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缺乏民主法治传统、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里，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道路。必须兼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不能有所偏废。但“社会主义”具有质的规定性，起决定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什么特色资本主义，也绝不是加以包装的封建主义。我们高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几次有学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的社会主义定义之中为什么没有提到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什么也没有提到坚持公有制？

    笔者认为，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必需的、不言而喻的，它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价值。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造福全社会，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所以，从价值判断的层面看，发展生产力是服从、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也很发达，不能仅从这一点上就认为它也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才是更高的、更根本的价值判断。

    同理，公有制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路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搞公有制，相反，实行公有制却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因此，在笔者的社会主义定义之中没有公有制，并不是排斥、否定公有制，而是从价值判断的层面认为它属于路径的层面、工具的层面。

    19.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像社会主义，而我们越来越像资本主义了？

    在笔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在它的内部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和程度也有所不同。这是好事。说明社会主义确实具有优越性，具有生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强化。它既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而加速，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厌恶而停滞。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发生蜕变、演化，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然，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告诉我们，当今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是因为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在它的内部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社会的因素，则是因为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发育成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不仅在于它战胜了封建主义，而且在于它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了，那么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趋势则日益显现。只不过，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和暴力革命，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和平方式进行的，实在是与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大相径庭。

    现在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不管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什么种族、肤色，信仰不信仰宗教，信仰什么宗教，是富有还是贫穷，他们内心所向往的社会，一定会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借用邓小平同志的叙述风格，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就是社会主义。

    说我们越来越像资本主义，此言不妥。在我们的当下社会中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因素，确是事实，比如剥削的现象，与早期资本主义别无二致。但这并不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还有，发展市场经济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恐怕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我国社会的很多负面现象，腐败、特权、挥霍浪费等等，与其说来自资本主义，不如说是封建主义的遗存。封建残余的影响远甚于资本主义的浸染。如果我们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封建主义的现象就会更加猖獗。总之，不能说我们越来越像资本主义，我们的旗帜和道路是社会主义，我们有这个自信。

    20.请问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

    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究竟属于什么主义发问，说明我国社会确实已经存在多种成分构成。以经济结构为例，就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或者私有经济，私有经济又可以分为外资、合资、合作、独资、个体，它们的社会属性确实挺复杂，有时还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更是气象万千、千姿百态，在适应人们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使人们无所适从，容易找不到方向。需要指出，现阶段虽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但是不要忘记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方式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属性是社会主义。

    必须明确，中国社会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也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一直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现在，我们正在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向着旗帜指引的方向前进。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形态，这是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生机活力的表现。面对这种状态，我们更应该看到社会的基本面、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始终是由社会主义主导的。尽管实际生活的运行与我们的期待尚有距离，有的方面距离还挺大。

    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286]几十代人是什么概念？那就是800年到1000年！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刚刚起步，还很不完善，它应有的优越性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有人会怀疑我们信仰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同志的话恰如其分，他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287]我们信仰的是社会主义，但还不够格，我们的使命是加紧奋斗，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1.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媒体上成了一个热词，大街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标语口号，人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的世态下确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确实很有必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七个大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下的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前进了一步。在报告的第六个大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标题之下，第一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与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叙述方法基本一样，先强调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极端重要性，接着分述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具体任务，例如理论武装、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之后是提出“三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之后，“三倡导”就被解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进行深入持久的价值观教育。党员干部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尤其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更应该率先垂范，上行下效、以上带下。否则，核心价值观教育就会流为形式主义、大话套话，成为一种讽刺。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事实更重要，说得好不如干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人民群众从中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有了扎扎实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22.为什么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88]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就是实事求是。不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关于实事求是的内涵，毛泽东的论述极为精辟，他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89]。今天，我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的”，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即“实事”出发，去“求”，即研究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和稳定之“是”，是即其中的规律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实事求是。

    既然实事求是如此重要，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说易行难的问题呢？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请注意，邓小平同志用的是“政治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他非常尖锐地抨击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种种破坏实事求是的现象之后，振聋发聩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接着，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290]

    又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91]

    还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292]

    这个问题的最后，他总结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他特别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293]

    请看，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是多么深刻犀利，多么提振人气！这些话似乎就是针对长久的政治生态而言的。请那些言不及义地空谈实事求是的官员及某些专家好好领会一下这些话吧。此处不惜笔墨辑录邓小平同志以上论述的原因就在于此。只要我们把邓小平同志的话落实了，实事求是就不再说易行难，而能够言行一致了。这是我们的热切期待。

    23.腐败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它是改革开放必须付出的成本吗？

    现在，腐败已经是大面积的、贯透性的、持久性的顽疾。所谓大面积，是说，当今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没有不被染指的净土。所谓贯透性，是说它已经浸润到体制的深层，司法腐败与吏治腐败之烈，表明了原有体制的御腐功能已经基本无线可守、无招可应。所谓持久性，是说，腐败已经肆虐很久，短时期根本改变没有可能。腐败不除，将旗帜不举、主义不张、局势不稳、民心不得。坚决、果断、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切切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和侥幸。

    腐败，即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不受制约和监督是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的原因也不会逃脱产生腐败的一般规律。

    不过，普遍性是通过特殊性加以体现的。我国社会的腐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渐为猖獗。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于是有人就把现在腐败膨胀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有的甚至认为要铲除腐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

    改革开放前，经济上的腐败确实比较轻，大多数的官员比较清廉，客观而言，即使想贪腐也没有东西可贪，但是政治上的腐败恐怕比现在还要严重得多。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和对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极大地迟滞了中国社会应有的发展进步。那个时候官员比较廉洁的原因大致如此，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要比现在小很多，他们事事都必须向上面直至中央请示报告，手中的权力十分有限，拿什么去腐败？二是当时的经济缺乏活力，创造的财富非常有限，权钱交易也缺乏标的物。三是政治运动频发、持续不断，官员们如同惊弓之鸟、自保不暇，有几个敢贪腐？四是党组织比较健全，工作也比较得力，对官员看得紧。五是很重要的一条，那时的老同志绝大多数是经过革命战争年代考验的，献身精神强，“两个务必”尚犹记在心，而现在像列宁说的光想从执政党的地位中捞好处的又有多少！客观上说，与其说那时是清廉不如说是清贫，清是清了，但是贫穷，不单单是老百姓穷，官员也穷。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见事不敏、应对不力。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权力下放，尊重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以及基层的自主权，各级官员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而且他们还尚嫌不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力在笼子外面跳舞，胡作非为。另一个变化是经济快速发展，财富大量增加，权力有了交换的对象。财富配置的市场发展了，而市场经济的法治没有跟上，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有了舞台。这两个变化融汇在一起的后果就是腐败。

    根治腐败不能走退回去的老路，那是穷路、死路。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必须坚持权力下放，现在还应该继续下放权力，层层都有下放权力的任务，比如实行省管县的体制，笔者在2003年就正式提出过建议。不能因为下面有的官员滥用权力就收权。邓小平同志说过，下放权力是最大的民主，不能逆向操作。

    根治腐败的正路、活路，只能是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世界上有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遏制腐败的成效也很显著，所以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归咎于市场经济。相反，健全的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不但不是腐败的助推器，而是遏制腐败的灭火器。因此，不能认为腐败是我们改革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准确地说，腐败本来不是我们改革发展应该付出的成本，至少不是这么大的成本。失之监督制约才是酿成严重腐败的根源所在。

    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的办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真正实行“权为民所赋”，建立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官员受人民监督、向人民负责的法律和制度。另一个方面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上下各个层面都形成合乎实际的制约监督机制。如此，权力基本上就被关进了民主法治的笼子。

    24.邓小平是怎样严肃批判我国政治生活中封建影响残余的？

    新事物中会有旧事物的痕迹，新社会带有旧社会的影子，正是事物辩证发展的表现。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加上我们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遗存和复制了不少属于封建性质的现象。30多年前，就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有非常全面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列举的那些现象，有的有所克服，但总体而言没有根本改变，反而呈滋长蔓延之势，积弊愈益深重了。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五种弊端。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尔后，一一分析了这些弊端的具体表现、危害和根源，在叙述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了封建影响的问题。在批判官僚主义现象时就点到：“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294]在抨击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时就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在批评家长制作风时，指出：“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强调：“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在指出终身制问题时，他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关于特权现象的问题，他又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95]在邓小平的论述中，政治体制的五个弊端个个都与封建影响相关联。

    接着，邓小平专列了一个大问题，集中论述了肃清封建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在其中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296]就在这个讲话的三天之后，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又提到：“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297]

    邓小平认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25.权力腐败与贫富悬殊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权力腐败和贫富悬殊是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当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基本上是由这两大问题派生的。人们会明白，诸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住房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食品安全、生态环保、交通等问题，有的本身就是贫富悬殊在某个侧面的体现，有的直接就是权力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不仅仅是个分配问题，更不仅仅是个工资收入问题，它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房价下，有房和无房、囤房与房奴之间，不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的一个生动写照吗？“房叔”“房姐”的曝光，不过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与腐败相同，贫富悬殊已经成了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重症”。

    权力腐败与贫富悬殊又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两者之中腐败更带有决定性、根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与后者是因果关系。首先造成贫富悬殊最大的因素就是权力腐败。我们的税负不轻、财政收入不菲，但民生建设为何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呢？“三公”挥霍了多少！政府采购又有多大的窟窿！暗箱里的特权消费能不能拿出来晒一晒？现在还没有哪个机构、专家测算一下因为权力腐败侵蚀了多少社会财富，不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因为权力腐败造成贫困甚至家破人亡的个案并不鲜见。第二，权力不作为、乱作为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大障碍。看一看民工讨薪之难，各种事故发生之后的抚恤赔付之难，有些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之难，便可以窥见一斑。更不要说，为千百万老百姓造福让利的事做起来是那样不情愿，明明白白是权力在作祟。总而言之，腐败是当下各种社会病的根子。经济资源配置不公的根源是政治资源配置不公。人民群众不能切实成为权力的主人，是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障碍所在。

    腐败不除，民生不张。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更加坚决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而反腐倡廉取得重大进展，就一定应该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福祉，这是正因果关系。

    26.为什么说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权力控制？

    权力控制，用时下流行的语言，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何以成了政治文明的核心？

    政治的含义，是国家权力的产生、赋予、配置和运行。政治文明是指这种状态的发展进步，说明人们对政治的发展规律能够科学理性地认识与把握。这种认识的必然结果，就一定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体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任何民主的国家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人民当然需要关心国家大事，但首先需要关心维持自己生存的衣食住行的必需，要挣钱养活自己。于是，人们通过选举的方式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他们所信任的人，这就产生了总统、首相、议员或者主席、代表等等，代议制就产生了。但是，权力的委托，不是权力的让渡，为了让权力按照人们的意志和利益运行，人民的智慧主要表现在：第一，实行限期制、任期制，到期重新委托举行新一轮的选举；第二，实行法治，权力的受托者必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第三，运用各种方式对用权者实施持续性的监控。第四，失责必问、违法必究。质询制、问责制、弹劾制、罢免制履行的就是这种职能。这些就是对权力的控制。

    以上逻辑非常简单：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委托权力；权力必受控制；权力违法必受惩治。这就是民主法治的权力运行轨迹。

    西方人讨巧的地方在于，在权力委托之后，他们仍然要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出于对权力的不放心，他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加强舆论监督，让舆论时时睁开眼睛。另一个是分权委托，让他们相互牵制、掣肘。他们称作权力制衡。

    同是西方人，马克思在前两个环节上，即在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委托权力的问题上与其他的西方人没有不同。不同在于如何控制权力的问题上，马克思的思路是人民直接行使监督权，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如此设计的。这叫做权力监督。怎么既不照搬西方人的办法也又能控制好权力，人民需要探索。

    由此而言，权力控制确实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难点所在。人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关键在于必须由权力的拥有者即人民来打造笼子，握住钥匙，而不能由权力的受托者即官员自己造笼子，他们进出方便，自带钥匙。千万不能出现造一个笼子，把人民关进去。

    27.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主要来自依附于体制弊端的既得利益。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298]据此，可以这样理解，既得利益就是由权力资源的不当占用而伴生、衍生、滋生的不良利益。利益即好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好处。既得利益是直接或间接因权力所得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可能是非法所得，也可能是制度内规定而得，但均是不合理所得。权力属于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自肥。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现在各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的阻抗，而过去或许比较多的是来自思想认识上的阻力。

    应该注意，没有必要也很难把既得利益者具体定位是些什么人，如果一定要具体定位，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说，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原来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之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李克强同志指出，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智慧的体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到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299]

    列宁说过，“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300]。改革与革命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时机成熟与否应该有相似之处。笔者较长期地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改革时机的成熟不是在这个体制内生活的利益受损者要求改革便能满足的，只有驾驭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感到再也不能按照旧体制维持下去了，这个时候改革的时机才能成熟。改革的动能需要逐步地积蓄。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一直在进行，但实质性变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情形之下，激进、冒进只能适得其反。

    28.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曾经被学员们多次提起，它确实困扰了笔者很久，思想上理不清楚，更不要说讲清楚。原因就是笔者的认识被列宁的名言框住了，1918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说过：“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301]在这一节不长的篇幅里就三次提到了“百万倍”，可见分量之重。这些话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论断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两种民主进行比较的困惑。

    一方面出于各种原因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有的优越性远没有发挥出来，列宁说的那个理想中的“百万倍”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民主被严重践踏的事件却频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倒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那个“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已经不复存在，总统被问责被弹劾、政府被关门的事件时有发生。所以，简单地用列宁的话去套活生生的现实已经没有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市场经济论述的思想方法对此应有启发。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从中我们得到启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什么姓“社”姓“资”之分，只是用者有所不同。只要是市场经济，不管谁用，都需要依靠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民主也有同样道理，任何民主都必须具备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定的基本属性。否则就不是民主，或者是假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权力属于人民，已经成为多数国家最为重要的宪法原则。这里怎么分姓“社”姓“资”？只不过人民是历史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因时因地有不同，但它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普选和公决便是很好的说明。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属性，民主的基本属性就是如此。

    时代进步了，我们完全可以跳出姓“社”姓“资”的窠臼，换一种思路进行不同民主形式的比较。比如，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法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有什么不同，或者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作这样的比较要有意义得多。笔者的一位同事，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的教授田应奎，有一次和我一起与中直分校的学员互动时，他的一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对国家的分类早已不是姓“社”姓“资”，而是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间又有一些层次。这说明，原来阶级分析的方法、姓“社”姓“资”的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扎根太深了，需要加以梳理。

    进行两种民主的比较，一定不能离开各国的具体情况，包括历史特点、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和制度安排等等，总而言之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尊重本国人民的选择。

    29.你们中共现在还坚持不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302]

    这个问题是笔者给瑞典的朋友讲课时碰到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也有类似的疑问。

    当时，笔者略作思考后这样回答：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对这个目标内涵的认识我们一直是在探索更新之中。

    现行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关于党的最终目标历届党章都是这样规定的，从来没有动摇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共产主义理想。在报告的第三个大问题“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在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一些论述之后，提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303]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对理想问题阐述时就把重点放在了首次引入的“共同理想”这个新的概念上。《决议》提出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304]为了与党的十二大的说法相衔接，又特别说明了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是一致的道理。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305]显然，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已经明确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树立和落实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是一致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和对立起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306]总之，历史不会终结，人类总会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奔向美好未来的步伐不会停止。

    30.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苏共垮台是唯物史观的失败吗？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刚发生不久，当时很强势的解释是此乃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实在是过于牵强了。与此同时一种高调的说法认为都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惹的祸，同样理由不充分。公开性是好事，列宁早就提倡的，怎么会成了苏共垮台的祸根？明明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硬说一个人很快能搞垮一个大党，那也太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了。

    近年来，思想界出现的一些研究苏联垮台问题的成果，已经愈益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了，符合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常识了。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学界不少人认为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江平先生的大作《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转引了久加诺夫对苏联解体的反思：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江平先生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这个解释，基本上点到了苏共的病根。

    但是，需要进一步说明，造成三个垄断的原因又是什么？还必须从党自身问题找原因，苏共患了“民主缺乏症”，这是苏共与生俱来的基因缺陷，后天又没有补上。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是党的活力之源，生命枯竭就是没有党内民主所致。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老党、大党，1917年执政，曾经辉煌过、卓有建树，但到1991年，建党不满百年，便丧失了执政地位并归于解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根本的问题不是领导人个人素质的缺陷，也不是内政外交的失误，而是制度上的弊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个制度问题的要害，就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甚至没有民主。苏共在执政以前受沙皇专制统治这一社会环境的限制，党内不可能有充分的民主。普列汉诺夫、卢森堡都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苏共过分的集中制，预见这个党的前景不妙。苏共执政以后，列宁曾经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1921年苏共十大曾经作了一个扩大党内民主的决议，但未见成效。而列宁之后，苏共更是在背离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活力逐渐衰竭。到了戈尔巴乔夫真正是强弩之末，苏共已经没有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机制和能力了，走向死亡势所必然。教训至为深刻。

    有人质疑，苏共的垮台是否就是唯物史观破产的一例？错！苏共的所作所为哪里是秉持了唯物史观，恰恰相反，完全是背离了唯物史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后果。这个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为之痛心的严重教训，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而且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说过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的最后，针对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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