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的、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而且还将不断地发展创新，因此，牢牢抓住这个理论体系的主题，便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论述的，诸如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深化的，并且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为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搞清楚这个主题的深刻内涵，本讲依次讨论如下若干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究竟指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谓的“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怎样比较清晰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时方位，即“新时代”与“初级阶段”的关系？依据笔者的教学体验和观察，有关这个理论体系的文本解说和课堂教学，应该避免游离主题、止于表面，流为一些政治词语的堆砌、拼凑的倾向。若如此，理论体系的教学何以能入耳入脑入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一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一表述，回答了长期以来一直想搞清楚、有时也接近清楚但始终没有明确表达的这个重大问题。其实，岂止是理论，包括旗帜、道路、制度、文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秉持着同一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我们一一表述旗帜、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方面的含义和自信的时候，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解读同一个主题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核心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由“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合成。其中，“中国特色”着眼于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表达的是共性、普遍性，两者相辅相成。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产生这个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本讲逐次讨论。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

    关于“中国特色”的解释众说纷纭，本讲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遵循两位领导人的见解，一位是邓小平同志，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原创者、主创者是邓小平；另一位是习近平同志，因为习近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们解读“中国特色”符合原意、本意，也有新意。

    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20]

    这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的解读，强调的重点是汲取过去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不走苏联的老路。

    不走苏联的老路，是邓小平同志长期观察思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早在195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大会上谈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时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221]

    1977年9月，他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222]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223]

    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葡萄牙领导人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即使是很成熟的，但毕竟国家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224]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25]

    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26]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南联盟领导人时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227]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讲：“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28]

    同年5月25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时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29]

    可见，邓小平同志力主摈弃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旧习，是长期以来一以贯之、明确无疑的。但是，我们应该厘清两点：一是，邓小平同志要去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而是要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怀疑。二是，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全盘苏化”吃了苦头，同样也反对照抄照搬其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模式，因为他们的模式照样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全盘西化”只能是灾难。比如，他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230]他对美国客人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231]

    稍作回顾，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宣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232]。追根溯源，这些重要的政治表态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找到明确、充分的论据。

    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的鲜明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其重点在“不走邪路”。这一条非常鲜明，非常突出。

    请看：

    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233]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34]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同志发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235]

    2017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特别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时，重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显而易见，习近平同志论述和强调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是一贯的、大量的、鲜明的、坚定的。集中起来就是两个“最”，一个是“最本质的特征”，一个是“最大优势”。完整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怎么理解？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而言，所谓个性、特色、特点、特殊性，都是相比较而显现的。诸如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长期执政，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把国家引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例。从后来居上的发展模式来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欧洲社会主义里也没有，先行的资本主义富国、强国中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先例恐怕也不会有来者。这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大特征，如果看不清楚，那就是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二是，从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作用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是一般的组成部分，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强核心、中流砥柱。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过去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一直高高擎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确定并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风雨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把它作为“四个自信”之一，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力量。更不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几十年以来，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不断取得一项又一项的骄人业绩，刚刚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又为我们确立了更加辉煌的伟大愿景和行动纲领。所有这一切，统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但是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人民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人民的力量就无法组织和凝聚，也难以保持持久的活力。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最大优势，须臾不可缺少。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意识一定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毋庸讳言，在“中国特色”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1982年邓小平同志首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改革刚刚兴起，为了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先知先觉、看深看透，所以特别反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经过40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找到了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早已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羁绊。应该说，照抄照搬别人模式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强调得少一些也就自然而然。但是，2012年秋，接任总书记这一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的习近平同志，所面对的问题与改革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党的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012年之前，党的建设的状况应该比现在还严峻。

    我们比较一下，1982年时的状况如何？党的十二大报告号召：“我们已经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请看，那时党的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但严重性还是止于党风层面。与二三十年后腐败严重到党和人民再也不能容忍的程度，真是有云泥之别。

    早在1989年6月，在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36]20多年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而且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在“四个全面”根本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形势逼人、势在必行，确实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了。

    其实，习近平同志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是有深刻认识的。2013年1月5日，在新进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就社会主义发展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其中第四个时间段就是苏联模式逐步形成。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实行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237]

    关于这一讲话的同一个问题的论述，笔者所见还有一个版本：“邓小平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中逐步形成的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发展战略上以重工业为重点追求外延式粗放增长，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终身制、家长制、个人崇拜，等等。苏联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模式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严重弊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这是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曲折。”[238]

    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同志对苏联的前车之鉴是具有高度警觉的。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总之，在如何认识“中国特色”问题上，应该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读一读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持以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的态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首要问题，居于统御地位。

    笔者记得党的十五大之后，在讨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239]一书的编写提纲的会上，沈宝祥教授[240]提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列为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问题或者根本问题不妥，首要的基本问题不应该并列为两个问题，而应该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只有搞清楚了是什么，才能搞清楚怎样做。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没有直接否定这个意见，但表示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有正式的提法，我们中央党校的教材要与其保持一致，不宜变动。根据沈教授的提示，笔者重新阅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那篇文章，该文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谈话时的一部分。其中，邓小平同志批驳“四人帮”时期歪曲共产主义的谬论，即“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振聋发聩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41]容易理解，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注意力就是要探求“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挫折都发生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误识上，“四人帮”之流的险恶之处也都集中在搞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接着，邓小平同志引出以下话题，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应该走的道路”，当然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逻辑上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正确目标的确认，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对实现正确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前者是目标，后者是路径。路径的选择从属于目标的确立。之后，邓小平同志还讲过：“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42]当然，邓小平同志的话语中也常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连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分歧，本来就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歧上萌发的。

    我们的问题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又陆续增加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现在又有两个新问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起来是8个问题，但是最具原生性、生发性、衍生性的问题，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用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差不多困扰了笔者六七年之久。

    本世纪初，笔者随中共中央党校时任副校长杨春贵教授赴欧考察，某日，去参观维也纳的一座叫作马克思城的工人宿舍，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政府替工人盖的，名曰马克思城，实际就是一栋大楼，但规模宏大，很厚实，有近千个单元，每个单元八九十平方米，据称设施也不差，24小时供热水。主人告诉我们，不远处的小山上的一栋栋别墅也是工人的居所，路边停着的小车同样是他们的。当晚，杨春贵教授向笔者提问，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笔者开始认为这只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何难之有？本人读理论书已经多年，况且又在中央党校政法部分管教学，组织的教学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专题，怎么会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不清楚？但事实上，一开口就要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如同教科书般的样式，说出社会主义的准确定义，让杨春贵教授认可，自己也过得去，就觉得力不从心、词不达意了。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自己的头脑里，把它作为必须破解的重要问题，反复思考了六七年之久。

    这确实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大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搞改革开放，可能会遇到100个、1000个这样那样的问题，经过梳理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关联，从属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

    看一看，邓小平同志是多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坦承：“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43]

    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的一位领导人时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44]需要特别指出，邓小平同志认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条”。

    1985年8月，他在与津巴布韦的一位领导人谈话中，再次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45]

    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246]

    1987年4月，他在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谈话中又一次强调：“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247]请听，又是“最根本的一条”！

    1988年5月，在与莫桑比克领导人会谈时，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48]

    1989年5月，他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再一次提到：“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坦承当年中苏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49]。

    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再一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50]

    以上，辑录了邓小平同志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10次论述，虽然不会是全部，但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关注这个问题的若干看点，第一，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频频提到，始终不懈，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教训”“最根本的一条”。第二，他提这个问题，常常是与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可以推论，在邓小平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至少他最关注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个问题，他正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51]。邓小平同志做到了。第三，邓小平同志吸取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很注意把握分寸，大致的尺寸是“没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是一点都不清楚，否则，我们现在搞清楚或者比较清楚了，就缺乏必要的思想基础了。邓小平同志的话恰如其分，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话同样应该原汁原味，以免误读。第四，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历史背景，这从他谈话的对象和所涉及的内容就可以看出。第五，也是特别重要的，邓小平同志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是得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设问、是前提，而结论和目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逻辑思维实在是十分精妙！只要去细心体会相关的文字，常常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发问之后，多会引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话题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执意追寻。

    既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此重要，那又如何作出回答呢？

    记得党的十二大报告有这样的一段论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2]这一论述，反映了那个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准，当年的认识虽然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但也有明显地存在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为错误的看法。错误的看法，说白了，很大程度上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后果。这反映了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完成反思和转变，自然不能作为我们现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范本。

    首先应该请教邓小平同志，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他多次提出来的。可惜，邓小平同志虽然从很多角度谈过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但是并没有像撰写教科书那样给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完整明确的定义，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否定句，似乎像是在清理既往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谬误。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253]还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说法，意在澄清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曲解，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指向，而不是要给某本教科书写定义。据可见的文字记录，邓小平同志最后表达他的社会主义观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4]这一表述当然十分全面深刻，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联系相当紧密，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但它还并不是直接对社会主义作定义，重心是在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两者有紧密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呢？

    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完整地贡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我党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主创者，从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历史是不容否定的。但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逐步背离了他自己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误区，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他的理论失误，一是，没有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阶级斗争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二是，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以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没有认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忽视法制，推崇个人崇拜和人治。由此看来，也难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同志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描绘得最完整的，是他的“五七指示”。

    1966年，林彪报给毛泽东同志的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同志阅读后于5月7日给林彪回了一封信，史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255]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转达了“五七指示”后称：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五七指示”的设计，这样的社会主义俨然是一所大学校，工农商学兵各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减少分工、自给自足，这种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有些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的乌有之乡，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同志念念不忘“批判资产阶级”。中国本来就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现在又不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人为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这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之后，笔者重新阅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重要著作是恩格斯1880年根据《反杜林论》里的三章改写而成的。它发行的语种超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把它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可见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之大。恩格斯的注意力是放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上，着重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并没有具体地描述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看来，要在100多年前老祖宗写的书中找出经过曲折发展后的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很不现实的。

    所幸的是，老祖宗交给了我们唯物史观这样科学的认识工具，也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精辟观点，比如关于生产力高度发达，关于按劳分配，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等等。而且，更有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在对老祖宗和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融汇领悟的基础上，加上对我们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回顾，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笔者初步领会：所谓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就是在民主法治的保障下，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这个认识是笔者经过六七年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总算了却从思想上困扰多年的一个疑问。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笔者应约在2011年6月20日《学习时报》头版二条，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开辟未来，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赫然写上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

    公平正义是权利平等并有保障的价值追求，体现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必须坚决维护公平正义。

    富裕是见诸比较丰厚宽裕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虽然是最终结果，但它的趋势应该在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承认合法合理的差距。

    幸福是见诸与公平、富裕相联系的愉悦安全的精神感受。幸福，是人们对生存环境和发展预期的一种愉悦安全的内心感受。普遍幸福，是所有的人（绝大多数人）普遍拥有这种明显而持久的感受。

    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三大元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人同此心、心同此愿。

    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之一，为什么要先说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这是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最原生的含义说起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在阐明共产主义的含义时，就讲了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运动、一种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从共产主义之中可以剖解出三层意义。三个层次相互关联，思想体系是源头，实现这个思想是运动，运动的载体和结果是制度。所以要讲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要讲清主义的含义，主义是信仰，信仰是终极追求，价值观与信仰紧密联系，是判断是非得失最终的遵循。社会主义即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义，它与以资本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相对立。

    之二，为什么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要添加公平正义的元素？因为，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是“理想国”还是“乌托邦”，或者是“大同世界”，也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都不可或缺地蕴含着公平正义的理念。再者，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普遍幸福内在的规定、内在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普遍幸福必需的前提、必需的基础。还有，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下解读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我们继承的历史传统中实在太缺乏民主法治的元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面临着太多的不公平、不和谐。根据诸多考虑，强调实现公平正义非常有必要。

    之三，为什么在共同富裕之后还要添加普遍幸福？富裕是见诸物质生活，幸福是见诸与富裕相联系的精神感受，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人的自由发展相一致。富裕和幸福是发展的概念、历史的概念。富裕和幸福是逐步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而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具体道路和制度则是具有特殊性的。什么是幸福？笔者认为，幸福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和发展预期的一种满意愉悦的内心感受。有一个叫不丹的小国，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并不很富裕，但有很高的幸福感。现在已有一些国家把幸福指数列为国家社会发展重要指标，但幸福指数怎么构成，目前尚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标准。估计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研究，会逐步达成共识。还有尊严，一个人幸福，就应该具有尊严。一个人有尊严，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很富有，很有权力，而是说，作为公民，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之四，为什么在上述的社会主义解读中没有显现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把它概括进笔者的表述之中，是考虑到它与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更具有本质性相比，属于工具、路径层面，它是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路径，讲到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就一定会涉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题中应有之义。再者，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毫无疑义的，但究竟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践存在很多问题，老百姓的意见不少。既然是讲社会主义之主义，就应该把它的最高价值显示出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是它的最高价值，而且涵盖广泛。

    之五，对社会主义的任何解读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无一缺失。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践、制度，其中无论哪个层面，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多种属性，而下定义却不能哪种属性都照顾到，只能抓住最本质的属性和特点，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一句话，至多不超过两句话，就应该把社会主义是什么讲清楚。讲得越多，就越不得要领，就越容易糊涂。

    这就是本讲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由实践来检验。人民通过实践认识社会主义。

    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义进行了研究之后，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顺理成章。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民主法治制度尚不完善、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样式。

    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层，“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民主法治制度尚不完善、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里”。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实际描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比较明确地从经济、政治、人口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经济相对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经济是相对落后，不是绝对落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落后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而且也不是什么都落后。相反，在某些领域我们还居于领先地位。“民主法治传统制度尚不完善”，主要是历史负担比较沉重，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民主法治传统太少，几乎是白纸。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制度也还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中。“人口众多”，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曾经常常提醒我们出主意办事情都要从人口众多的情况出发。“东方大国”，不仅仅是说国家的规模、地理位置，也表达了文化传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有“人口多底子薄”“东方大国”的说法。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说明本讲关于基本国情的表述虽然不尽完美，但大的方面都照顾到了，与党的十八大的相关精神是吻合的。

    第二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换言之“党领导人民”。这是在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优势。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任何主义也一事无成。党的领导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回报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往而不胜。

    第三层，“探索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样式”。这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普遍幸福”是任何社会主义都必须具备的共同本质，离开了这一本质，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理论、实践和样式”也可以理解成现在常提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是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均可涵盖于此。前面加上“探索建设”，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不断完善、不懈努力的过程。

    从邓小平同志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已经为此而奋斗了30多年，在不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同时，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大郑重推出并高度评价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最新标志。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作过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在充分肯定这三个自信的基础上，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发表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增加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一增加，使得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更加全面、更有底气。习近平同志这样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256]

    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

    四、什么是“新时代”和“初级阶段”

    “新时代”，准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称谓是党的十九大的首创。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一个问题“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在结尾部分，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句话就是独立的一小段，着意突出其重要性的用心跃然纸上。

    接着，报告另起一段，用了三个“意味着”阐发了提出“新时代”的重要性。读者常常会问，这是什么“新时代”？其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就说明了是什么“新时代”，报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时代。”[257]

    什么是时代？时代是讲一个时间段、一个时期。使用“时代”一词，范围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比如，从世界范围论，过去我们就用过“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冷战时代”，我们现在讲“和平与发展时代”。从一个国家的范围讲，常常说的“旧中国”“新中国”实际就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的。还可以用主要领导人的名字称呼一个时代，比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一个人的不同时期也可以用“时代”，比如“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习近平的知青时代”。“时代”一词，领袖人物可以用，普通人也可以用，比如我们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等等。

    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时间段，为什么不叫“新阶段”“新时期”，而叫“新时代”？笔者认为，“新局面”“新境界”“现阶段”“新阶段”等等，这些词既往常常使用，尤其是“新时期”这个词用得最多，用得多了语义就容易含糊、泛化。经查阅，“新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比较早地正式使用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58]在这之前，应该是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259]刚粉碎“四人帮”、刚起步改革开放的时候说“新时期”，含义比较确切，但是现在过去40年了，同样还用“新时期”已经反映不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了，特别是带有根本性的深刻变化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时代”比“时期”更重要。

    现在提出“新时代”，更能表达社会生活新的深刻变化，更能明确新的奋斗目标，更能在新的行动纲领下自觉行动。一句话，提升人气，号召力强！

    应该注意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新时代”之前，有这样一段文字：“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提出“新时代”的根据，为宣告“新时代”作了铺垫，把“新时代”与前面的时期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把提出“新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讲清楚了，显示出报告的逻辑功夫。

    现在，有必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问题。

    笔者有两点认识。一点是，“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时间段，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段。关于这一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新时代主要矛盾作了阐述之后，特别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强调与之前为党的十九大作准备的“7·26”讲话的相关精神完全一致。习近平同志在“7·26”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7·26”讲话是“两个牢牢”，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三个牢牢”，都紧紧地扣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7·26”讲话还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里的“发展的阶段性”，在我们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就明白了它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且明确指出，“新时代”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用了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说明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发力冲刺阶段、关键时期，即“新时代”。就是说，“新时代”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的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另一点是，完成新时代的伟大使命，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胜利结束的重要标志。为什么这样说？新时代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实现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描绘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具体蓝图。报告规划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概括而言，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也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60]我们看到，这里使用的说法是“基本实现”，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设计，第一阶段我们就可以基本达到这一目标，第二阶段结束我们就能够充分实现这个目标了。所以讲，新时代使命的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胜利完成又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的判断是有足够理由的。

    重要论述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邓小平：《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讨论题

    1.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

    2.什么是社会主义？

    3.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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