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生来我正直地活着，崇高地活着，淡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守着一个文化人的底线和本分。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仍然愿意出生在关中农村的那个土炕上，由一位做过童养媳的、卑微的农妇带我出世；如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职业，我仍然会选择一个写作者，活着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死后这声音仍会在空中回旋一阵子！
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正在为女儿举办婚礼。这时，门外走来一位喀布尔流浪汉，那流浪汉脸形瘦削，长胡子，头上蒙着头巾，长袍子，肩上搭着褡裢。流浪汉站在门口，为新人唱了一首祝福的歌，唱完后他流着泪说，我已经离开家乡十六年了，我有个女儿，和你的女儿一样大，如果她活着，也该到结婚的年龄了。泰戈尔听了，流下了眼泪，他把婚礼的费用，拿出一半，给这位流浪的喀布尔人作路费，让他回家与女儿团聚。事后，这位可尊的作家，虽然女儿的婚礼简陋了许多，但是全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温馨感！
我的绘画最初也是我母亲收集的，我母亲不识字，我一直有个想法，说要给她读书，我说人类这么多的好书你一本也没读过，我就从普希金开始给她读，先读到《驿站长》。后来也没有时间，我就说给你画张画贴在床头吧。母亲很高兴的，有时候晚上看一会儿绘画就睡着了。这样我也就抽时间绘画了。
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敖包无论是玛扎，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生我之门
四十六年前，在渭河边的一农舍里，一个做过童养媳的女人生下了我。前几天，有人要给我算卦，问我的生辰八字，于是我打电话问母亲。母亲说，是麻糊黑的时候生的。电话中我还顺便问母亲，生我时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异象出现，比如孙猴出世时，正午睡的玉皇大帝突然间打几个冷战。母亲笑着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平常日子而已！她记忆中只有一件，那就是她疼了一回！
母亲是童养媳。当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难民像蝗虫一样四散而逃。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说起逃难路上的事情。她说，在一些路口，常常架着一长溜大铁锅，铁锅里熬着被称为“舍饭”的玉米粥，这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每个逃难者只要伸出碗来，便可以得到一碗稀粥。她还说，在渭河渡口的一个地方，一个逃难的小姑娘饿极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个人拿着一块馍，边吃边走。小姑娘见了，眼睛一亮，跑过去，一跳，抢过那块馍，然后扭头就跑。大人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女孩见路边有一摊牛粪，急中生智，将馍馍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踩了两踩。大人走过来，蹲在牛粪跟前，瞅了一阵，叹口气，走了。女孩见大人走远了，从牛粪中刨出馍馍用袖子擦了擦，吃起来。苦命的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长期以来我一直疑心，那个逃荒路上的女孩子，正是后来我的母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阵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陕北一家报社担任领导的父亲，从城里寄回一纸休书，认为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的东西，自己作为一个公家人，要带头和这封建包办婚姻决裂。休书寄到高村，爷爷念罢，刚强的母亲这时候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黄泛区的扶沟老家，母亲依旧是举目无亲，住过一些日子后，母亲突然觉得，她还应当回到高村来。于是抱着我，重返高村。
高村现在的老年人，还常常给我说起这事。说我回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到高村以后，已经能扶着炕沿，颤悠悠地走了。还说经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我，身上穿着花格子粗布做的棉衣，嘴里咿咿呀呀，会说几句河南话。而母亲记着的，则是发生在河南开往陕西的火车上的一件事情。
母亲说，车到灵宝的时候，我喊叫饿。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托给邻座的一个人照看，自己跑下火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加上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上车以后，随着列车隆隆开动，母亲再也找不着我了。她发疯似的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窜，后来实在找不着了，就站在那里哭起来。“我那时候认为，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一定是叫人贩子领走了！”母亲现在还常常这样说。那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声，我跑过来扑进她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抱住我，用她的满是眼泪的脸贴紧我的脸颊。
高村的那件休妻案后来以喜剧的形式收场。白胡子爷爷是乡间秀才，传统道德的坚定不移的卫道士。一直不动声色的他，这时候发起雷霆之怒，他领着母亲，母亲则抱着我，北上陕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爷爷用鞭子抽了父亲一顿，又罚父亲跪了一夜，直到父亲收回休书，写下保证，这样，爷爷才将我们娘们留在陕北，自己独自返回高村。嗣后，母亲在报社印刷厂当了工人，我则被上班的父母用一根绳子拴在家里，一天天长大。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系着我的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佛脚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见过一群石匠和囚犯修筑延安大桥时的情景。锤子叮当有声，石工们唱着凄凉的歌声，这狄更斯式的情节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一个仕途上饱经坎坷的人。他死于一九九二年，死于古历的二月二。他属龙。民谚中有“二月二，龙抬头”一说，但是没有熬到中午十二点，他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就死了。人们说，如果熬过十二点，他就不会死了。但是他没有熬到。父母的婚姻，让我来评价，我认为总的来说还是美满的。少年夫妻老来伴，随着老境渐来，随着父亲历次运动的挨整，他们互相依存，互相搀扶着走完最后的路程。父亲死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运回高村。乡间公墓上有一个坟堆，那是父亲的。一墓两穴，一个穴位，父亲正在里面安眠，另一个空穴，是给尚且健在的母亲留着的。
母亲属鸡，生于古历的十一月。中国民间认为生在十一月的鸡是“败月”生的。有“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抬头”一说。我不想念这些，我诅咒这种无聊的说法。
如今，她仍在陕西居住，和我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去年接她来西安住，她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她说住不惯楼房。我自个想，她恐怕是担心死在西安后会被火化。但是我还是想把她接来，尽尽我的孝心。我不久后就会分到一间大房子，到时候，专门辟出一间，接我的苦命母亲来住吧！
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
我的母亲是河南人，黄河花园口的遭灾者。家乡沦为大泽，他们全家便流落在黄龙山，后来全部死于克山病，只留下一个九岁的闺女，给人做了童养媳。这童养媳就是后来我的母亲。
这是一段伤心史——民族的伤心史和我个人的伤心史。因此，一本《铜川的河南人》出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类似我母亲这样经历的河南人还很多，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同类，这么多的兄弟，我的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向人倾诉的愿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如此。
铜川是一个河南人聚集的地方，这块土地在二十世纪因河南人的麇集而繁荣，而成为一座中等城市。类似铜川这类城市，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大约还有很多，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小河南”，形成了自己顽固的故土文化氛围。
就是在本土意识十分强烈的西安，河南人亦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文化区域，这就是“道北地区”。记得在兰州、在乌鲁木齐，这类区域都有。往往，这类区域就在火车站旁边。——就像我们的初民逐水草而居一样，流浪的河南人逐铁道线而居。
我想这些流浪者，大约大部分是那次花园口决口后被冲击出来的。记得河南籍老作家李！的《黄河东流去》，曾记录了这一人文景观。我想铜川的河南人，大约大部分也正是那一次离乡背井的，不知道我的推断对不对？
我想，研究河南人向大西北大规模迁徙的历史，也许会给人种学家、地域学家许多有益的东西。甚至，也许会成为他们揭开大西北地域文化、人种繁衍的一把钥匙。遗憾的是他们不懂。既然他们不懂，我们也就在这里不多说了。
福兮祸兮，黄河！——你于我们中华民族，你于大西北，你于河南人。
我们只知道最近一次黄河泛滥。我想，历史上，它一定有过许多次的泛滥，而它的每次泛滥，都会驱赶着河的子孙们走向北方。而每一次的走向北方，都会给大地带来一次冲击，一次繁荣，一次文明。
民间的说法，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县志”上的说法，认为北方民族的一次大迁徙，是在宋，“山西大槐树底下来的”——大家都这样说。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我想说，更大规模的，与我们这个民族、与黄河同样久远和持续的迁徙，当是从中州平原，当是河南人。
写到这里，我的眼眶有些潮湿。此刻，且让我脱帽，向历史致敬，向流浪者的模糊的身影致敬，向河南人致敬。
哦，我的兄弟，我的亲人，我的背着花格包袱，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向北方流浪的先人们，我的母亲家族。
二十年前，当我在那条注入北冰洋的美丽河流——额尔齐斯河上，与摆渡的艄公，一个在没有火车的年代里，用了三年的时间，走到那天之涯的河南人交谈时，感慨万端的我，曾写过一篇《河南人赋》。而今，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请我的笔再一次载去我对老者以及他的儿孙们的祝福。
我还想把我的祝福给每一个流浪的河南人，给每一个像风吹蒲公英种子一样撒落在北方大地上的河南人。他们那种落地生根的本领，他们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总令人惊奇。唉，若说人生是苦难的，河南人大约更苦难。
郭小川说：“请不要问我，一个人，最好是生活在家乡，还是在外地？我想说，一个人，当你生活在家乡的时候，家乡就是最好的，但是，当你生活在外地的时候，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令你感到神奇！”
我十分同意这位前辈诗人的话。但是我想说，乡梦还是需要做一做的，于流浪者，这是他的权利。梦你那个村子，梦家门口那口井，那棵皂荚树，梦香烟不续的你那古老的祖坟，梦流经过村前那条黄河吧！听话，今夜做一个梦吧，包括我的已经泯灭在黄龙山中的母系家族。
有路吗？鼻子底下是大路，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
买一张火车票，我到小城去看母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忙人，无暇脱身。前几天，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你走的这一段时间就叫“空闲”。这样，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小城。
卧铺票没有了，我于是买了张硬座票。我对自己说，等上了火车再补。可是上火车以后，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列车员两句，并没有认真去补。这时候我明白了，买票的时候，我是在欺骗自己：我是生怕自己突然改变了主意，于是先把票买上，叫自己再不能回头，至于到时候补不补票，我并没有认真去想。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火车要运行一个夜晚，从晚上到早晨。火车要穿过一百〇八个山洞，这是这条支线当年修通后，我第一次经过时，一个个数的。我坐在火车上，毫无倦意，脸上挂着一种善良的微笑。因为这是看母亲，因为在铁路线的另一头，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等着我。
陶渊明是在四十一岁头上，写出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的。神州大地，何处是这桃花源？历朝历代，都有人在做琐碎考证。然而，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将这篇奇文输入电脑程序，一番研究之后，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这结论说，这桃花源说的是母体，这《桃花源记》表现了一种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愿望。当人类在这个为饥饿而忧、为寒冷而忧、为无尽的烦恼而忧的世界上进行着生存斗争时，他有一天会问自己，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有过那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时光吗？后来他说，有的，那是在娘肚子那十月怀胎的日子。
坐在火车上，在我的善良的微笑中，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些事。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当母亲在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过雨中的洋芋花微笑的原因，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癔行为。洋芋花在微笑的同时，它的根部开始坐下果实。
我时年四十六岁，比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大五岁。我也是从四十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这里说的“这种想法”，直白一点说，就是渴望回归母体，渴望在那里获得片刻的安宁，渴望在那里歇一歇自己旅程疲惫的身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不光我不知道，我想当年陶渊明写他的《桃花源记》时，大约也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会有那么古怪的想法的。
在经过十个小时的乏味旅程，在穿过一百〇八个洞之后，火车终于一声长鸣，到达了小城。出站后，我迅速地搭乘一辆出租车，向母亲居住的地方飞驰而去。后来，我来到家门口，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几位邻居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等我。邻居的老太婆对我说，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天不明，她就在门口等我了。
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个侥幸逃脱。逃脱后，七岁的她给父亲当了童养媳。我母亲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七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一个星期。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个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石，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五个猪蹄，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将猪蹄端到我跟前。母亲养了许多花，花盆摆了半个院子。这花盆里还长着些朝天椒。我说，这朝天椒如果和青西红柿切在一起，又辣又酸肯定好吃。这句话刚一说完，母亲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青西红柿，从此我每顿饭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小碟生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收敛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里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就是陪母亲。
母亲不识字。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有一天，我有了余暇，我要坐在母亲跟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书读给她听，我说，那时候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现在，我这样做了，《驿站长》中那个二百年前的俄国人的悲剧命运，此刻成为这对小城母与子之间的话题。
一个星期到了，我得走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俗务在等着我。听说我去买票，母亲的神色立即黯淡下来。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衣角。这一拽，令我想起《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眼里含着哀求，用嘴噙住猪八戒衣襟时的情景。我对母亲说，等我的大房子分下以后，她来我那里住。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句。
我还说，父亲已经去世，脚下纵有千条路，但没有一条能通向那里，因此我纵然有心，也是无法去探望的；不过母亲还健在，我是会时时记着她，时时探望的。
“热爱母亲吧，这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十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一个叫卡里姆的苏联作家在他的《漫长漫长的童年》中说过的话。此刻，在我就要结束这篇短文，在我就要离开小城的时候，这段话像风一样突然飘入我的记忆之中。由这句话延伸开去，最后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有母亲，那么你不妨抽暇去看一看，世界并不因你离开位置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里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鸡命
母亲出生于鸡年十一月。
中国民间，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抬头。
母亲生于鸡年，又是十一月，正应了“十一月鸡儿架上愁”一句，所以人说她是“犯月”出生的，一生都会命苦。
自我出世后，便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后来在填履历表时，遇到姨姨舅舅这一栏目，也颇为踌躇。问起母亲，母亲说：都殁了！这么些家庭成员都去世了，而母亲能够安然健在，并且成为我的母亲，光这一点，母亲也算命大了。
我能记事，第一件事便记母亲。那一次，大约是我三岁的时候，母亲正抱一根擀杖，在堂屋踢踢踏踏擀面。我抱起母亲一条腿，让她为我搔痒。我的吵闹影响了她的工作，也许当时一家人正等着用饭，所以母亲火了，一抬脚，将我踢到院子中间。没等我哭出声，正拉风匣的奶奶，便一抬身站起，抽出擀面杖，打起母亲来。嘴里念叨着：“你敢欺侮我们家的小孙子，你忘了你是怎样踏进这个家门的！”
母亲呆若木鸡，站在那里并不躲避，直到奶奶气出完了，手打酸了，才伸手接过落在屁股上的擀杖，掉转过来，弯腰又擀。
母亲怎样踏进我们家门的，后来，我影影绰绰听奶奶说，有一块十分险恶的地方，人称黄龙山，从那里经过，轻者一场疾病，重者留下性命。有一年，两个逃荒之家，恰好在此相遇。一家全部吐黄水死了，只留下一个小女孩，于是，死者在弥留之际，将这女孩托给另一家，做了童养媳。这家男孩有三，老大已经婚娶，老二长这女孩四岁，老三小这女孩一岁，这样，女孩便属老二了。
这家虽然败落，但规矩极重。小女孩来到家中，少不得看人眉高眼低，先做童养媳，继做正式媳妇，再后来，便成为我的母亲。
俗话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我的奶奶就是受尽磨难而成为婆婆的，算起来，母亲过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她也该享几天发号施令的日子，没想到，世事比规矩变化得还快，而今，她倒是也有了儿子媳妇，却在进步了的城里人面前，只配作个保姆的角色。
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曾三次成为城市居民，又三次回到农村。一次当是一九五八年，那时号召干部家属回乡大炼钢铁，父亲带头响应，为此还被评为模范党员。第二次，就是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了。这第三，是在一九六九年，当时邻近的甘肃，有几户城市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口号一出，四方响应，母亲也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农村。
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又回到了城里。她怯生生地微笑着，像一只受惊的雀儿，歇息在城市的屋檐下。她拖着疾病之躯，做饭，洗衣，买菜，带孩子，一刻不闲，就连睡觉也担负着搂孩子的任务。
她在“大跃进”的年月，淘铁沙掉进了冰河，自此以后，便有一股凉气在身上作祟，一会儿窜至腰部，一会儿窜至膝关节，一会儿又窜上肘部。有一次，凉气久久地停在肩部了，整个左肩，凉气逼人，不能抬动。所有的医生都说，她的左臂没有指望了。母亲靠终日不停地劳作，终于使这只胳膊活动了，直至现在运动有如常人。
父亲一生为官，老来受官所累。这事给母亲以很大刺激。我们中，倘有谁负责一个什么职，或者单独干一项工作，母亲总是又惊又怕，她再三提醒，怕我们又遭什么人的暗算。我们笑着，去年的皇历不能再翻了。母亲摇摇头，将信将疑。
这也许怪母亲不识字，所以看门外的世界，一片懵懂。她少年没有念书的机会，等到成年以后，经过几次扫盲班，却仍不识一个大字，学过就忘，令人不能理解。
这个属鸡的十一月出生的生命已届衰老，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先是为丈夫，后来为丈夫和儿子孙子，奉献出全部精力的疲惫不堪的老女人，将在异乡他地挨完生命最后的时光。她的两只劳动者的手，粗糙有如鸡爪，她也确实像鸡一样，用俩爪子刨食吃，为自己，为别人，刨了一生。
有一日，吃饭的时候，大家吵吵嚷嚷，话题转到了一位逝世不久的女领导身上，谈这个女人的美貌和魅力，谈她们姊妹三人传奇般的生涯，谈她死后，不愿和当过大总统的丈夫葬在一起，却要回到娘家，葬入祖坟，像小时候一样，静静地睡在父母脚下。
正说着，突然厨房里啜泣有声，原来是母亲在哭。她掩饰说，煤气太呛人了，比不得乡下的灶火。
一时间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明白我们的话题引起了她的心事。
我们对母亲关心得太少了，甚至忽视了这个人的存在。其实，她也有她的思想，她的痛苦，她的自尊心，她的回忆和怀念的圈子，只是她不愿意把这些抖出来，去打搅别人罢了。
我是长子，责无旁贷，我要到那神秘之地，代母亲去祭奠亡灵了。我将在那里遇到许多母亲这样的人物。我将以“黄龙山苍生图”为总题，描写他们。这个《鸡命》，就是开篇。
父亲的故事
关于母亲，我写过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篇还被选入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而关于父亲，我几乎还没有写过一个字。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父亲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妨碍了我每一次走近他。
选入高中课本的那篇文章叫《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是写母亲和她的家族的故事的。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许多年以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一位着一身黑色丧衣的气质非凡的老年妇女。这位阿姨当年正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因此我当时毫不费力地推测出，父亲当年的休书与这位妇联主任阿姨有关。
父亲的这桩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差点演成。母亲后来确实曾离开高家，离开陕西，回到河南扶沟老家。但是在河南待了半年以后，她又回来，因为在河南她同样也是举目无亲。
母亲回河南时，是抱着我去的。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常常对人说，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来时已经能扶着炕边乱走了。
乡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父亲这时候已经从县城调到一座中等城市里，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在机关做部长和局长。
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
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
后来我们又曾三次回到乡间，两次回到城里。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一次是一九六八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母亲的卑微也注定了我们儿女们卑微的地位。我们的童年中既没有农村孩子那种田园之乐，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公子哥儿气。我们视父亲为暴君。
无须讳言，父亲经常打我。他最严重的一次打我，是将绳子拧成麻花打我。而对我心灵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街上公开打我。
那时候打火机刚刚流行。我在家里的炕上无意中捡到了一只打火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很稀奇，于是就装在了书包里。放学归来的路上，我们三个男同学走在一起，我一边打打火机，一边炫耀。这时候，父亲下班过来了。“我说怎么找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去了！”说完，他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的手一接触到所有的机械东西就打战。小时候，我从来不去上闹钟的发条，现在流行电脑，可是我永远学不会它，我的手指一接触到键盘，就心惊肉跳。
这就是在父亲的浓重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藐视一切权威的人，这与早年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全部，或者说，是我的眼中的我的父亲的全部，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对他将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他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高贵和高尚的东西。
许多年来，我之所以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他，也是出于这样一种顾虑。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身上，我怕我只突出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从而不能准确和完整地表现他。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人子来说，我将内心不安。
他是一个工作狂。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市的副市长，主持常务。记得，那一年我刚从部队上回来，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他到农村去了三天，风尘仆仆地刚进门，和我还没有说话，这时候电话来了，说是某地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他坐上吉普车，又走了。
他疾恶如仇。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留下一点钱。
他的后半生是在坎坷和被迫害中度过的。
正是在这种坎坷和被迫害中，我逐渐走近了自己的父亲。
一九八二年，当时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外甥调来当秘书。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父亲签字。父亲是个犟板筋，认准谁是个好人，便怎么都行，认准谁是个坏人，便怎么都不行。他硬说这办公室主任人品不好，外甥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拒绝签字。
这办公室主任后来屡屡捎话威胁，说他手里握着足以置父亲于死地的把柄。可是，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还是没有理睬。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原来这主任“文革”时是“五七干校”的校长。他的箱子底下压着解放父亲时父亲写的自我检查。这东西本该随“五七干校”撤销时就地销毁，但这位前校长并没有将它销毁，而是拿回家压到自己箱子底去了。
就凭这牛棚中的材料，清查中将父亲免职，认为是漏网的“三种人”。
事隔半年后，发现这是一桩错案。于是纪检部门重新发了一个文，宣布收回原来那个处分决定，恢复原职。
从纪检部门到父亲后来栖身的这个单位，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然而，这道公文走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父亲离休的那一天，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和离休通知同时到达。
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一幕呀！一道公文走了八年。八年的折磨呀！
两年后父亲去世！死时六十三岁。
父亲是一九九二年去世的。他在去世的那一刻，十分怀念他的遥远的乡间。这样，我们儿女们偷偷地将他装棺材，拉回乡间，埋进村子里的公墓里。
如今，那墓头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荒草。
在父亲去世的这些年头中，我时时想起他，并试图走近他。我试图写一部家族的传奇，父亲的一生是这个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形象可以扩而大之，成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形象。
这篇短文就是我试图走近父亲的一次尝试。
我如果不去，父亲的坟头会冷清
清明节到了，黄帝陵那边打来电话说，邀请我参加今年的清明节祭陵。我母亲则说，她想回高村去，为我父亲去烧一张纸。我犹豫再三，决定陪母亲去高村。黄帝陵那边，即便我不去，照样年年热闹，高村我父亲的那一座坟头，我如果不去，清明节那天，会冷冷清清的。
父亲死在十六年前。死前他说，如果他死在夏天，就把他埋在陵北，将来再搬坟；如果死在冬天，就把他送回高村吧。父亲属龙，死在“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人们说，如果能熬过中午十二点，他就不会死了，但是离十二点还差几分钟，他长叹一声，全身松弛下来。于是我们将他装进一口薄棺，去他单位要了一辆卡车，撒着一路纸钱，把他送到渭河畔上的高村安葬。
高村平原上的坟墓，当年是一个家族的老坟。那坟上通常长着高大的柏树，夜风吹来，飕飕作响。后来这些坟头平了，生产队专门辟出一块不能浇水的小土岗，用作乡村公墓。
虽然是乱扎坟，但是一家一户的老人，还是凑在一块的。比如我们这个家吧，那顶头两个坟堆，一个是爷爷的，一个是婆婆的，像两个正襟危坐的当家人一样。接下来，是我父亲老兄弟三个的坟，依次摆开。那情形，就像他们童年时候，蜷缩在父母膝下一样。
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全村人都会来到这乡村公墓，就连去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来了。烧纸、磕头、响鞭，用铁锨攒坟头，等等。通常，还会有自发秦腔自乐班在演唱，那唱得最响亮的人是我的堂弟。清明节过后，那些坟会被培上新土，坟头上会用土疙瘩压一张白纸。
我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去上坟。父亲的坟，一个直洞打下去，然后一南一北两个拐洞。那拐洞，一个盛了父亲，还有一个，是给母亲空着的。母亲已经风烛残年，像个风一吹就灭的油灯一样，所以她这清明节祭坟，第一是以儿媳妇的身份，向公公婆婆问安；第二是以妻子的身份，去看望久违了的丈夫；第三，是看一看她的那个拐洞，是否安好。因为母亲对我说，她也有想走的意思了。
我的叔父
该怎样向你叙说我的叔父呢？我感到十分地为难。这次回家我又看见他了。他双眉紧锁，腆着屁股，在平原上漫无边际地走着。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为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订了一个媳妇，花了一千多元。媳妇很不理想，现在大家都有悔意，不愿意眼睁睁地明明地喝下这一杯苦酒。女方见状，也知道这桩婚事不会成了，于是也在私下里悄悄地另找人家了。但是，双方谁也不开口，都在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拖着。农村有的是聪明人。据说，乡村有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程：如果男方说声退婚，那么，这一千多元也就连影子也没有了，女方可以堂而皇之地另找人家；如果女方说声退婚，女方将要吐出所有的财礼，甚至连订婚吃饭的饭钱和柴炭钱都要退出。
“我那一千多元还是借人家的！”叔父闷声闷气地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从拮据的生活中拿出一点钱，给我的姑姑的正在准备考大学的女儿一点智力投资，我却不能给我的叔父一点帮助：那是个黑窟窿，填不满。如果堂弟的婚事吹了，他又要问媳妇，又得一千多元，而且可能不止这个数，我能给他多少帮助？
该怎样向你叙说我的叔父呢？我感到十分地为难。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懦弱的人。凭着他的善良，凭着他的懦弱，自“合作化”以后，他一直是我们这个大队的干部。他当的是副职，那些野心勃勃的正职，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的叔父却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动不摇。谁也需要他，谁也离不开他，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给谁使心眼儿。他拖着疲惫的步子，在平原上走着，一年又一年。
他后来有了一辆自行车。那车原来是邻家的，他上公社去开会，借了邻家的车子。车子放在公社门口，不知怎么好端端地倒了，摔坏了一个车把。邻家不要车子了，说车子是花五十元钱从黑市上买的。于是，叔父把一年的劳动收入——五十元红利从账上拨给了邻家，把那一个把的车子留下来自己骑；不嫌弃这辆车子难以驾驭的人，也骑。村里的人们诙谐地叫那车子是“凤凰单展翅”。
该怎样向你叙说我的叔父呢？我感到十分地为难。他家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这些奖状都是历次运动中得来的。不论上面有什么指示，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听人说，“合作化”初期，上级号召深翻地，于是他叫了一村的人，先从我们家的地上动手。爷爷站在地头，顿着脚说，那不叫翻地，那叫打井！由于把生土翻了上来，这块地三年没有好好长庄稼。几十年过去了，村子里虽然稍有富足，但还有不少贫困的人们，我的叔父也在这贫困之列。告别家乡的那天早晨，我到他家去吃饭，看见我的没有媳妇的堂弟正在发怒。他神经质地把墙上那糊得满满的奖状，一张张地撕下来，扔了一地。我的叔父哭丧着脸，蹲在门槛上，咂着烟袋，一言不发。我在那一瞬间对我的叔父产生了深深的怜悯。我想说点什么，可是，没有说出口来。
该怎样向你叙说我的叔父呢？我感到十分地为难。
我的堂妹
我常常为堂妹的命运担忧呢。
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孩子，平原上的五谷使她出脱得一表人才。那年我回来探家，她正在村头的古庙里上学。我到学校里去看她，在操场上碰见了她的几位老师。教室里传来了歌声。老师告诉我，那声音最亮的，就是我的堂妹，她也许将来要成为歌唱家呢。
到五里之外上完了高小，到十里之外上完了初中和高中，堂妹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丝毫成为歌唱家的希望了，她回到了农村。母亲扔给了她一把锄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随着上工的铃声，下地去了，走到半门上，回头望了望，女儿并没有跟上来，而是拄着锄，呆呆地望着门前的公路。提亲的跟着进门了。我的堂妹将要和她的母亲、她的祖母一样，嫁给一个人家，在平原上生儿育女，尽一个农家女儿的本分。
堂妹不甘于这种命运。大凡农村的爱虚荣的女孩子，对城里人总抱有一种神秘感。她们以为自己有几身城里人的衣服，就和城里人平等了。后来发觉不是，于是学城里人的烫发，学城里人的谈吐，学城里人的风度。直到最后，才突然明白了，这些都是表面的，城里人和乡里人的本质差别只在一点：户口！
堂妹来到了城里，找到了我的父亲，过继给了我家。这样，几番周折，她落下了户口，找下了工作。我曾多次劝告堂妹：“生活是严肃的，残酷的，你应当安于本分。城市的生活虽好，不是属于你的。”堂妹孩子气地笑一笑，不以为然。
彩虹在堂妹面前只闪现了一下，就消失了。堂妹的城市户口被下了，工作自然也没有了，（她还是先进工作者），那些纷至沓来的求婚者，现在也销声匿迹了。
握着户口，站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堂妹秀气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她用求援的目光望着我们，可是，谁也无能为力。
城市容不得她，农村也容不得她了，她的那些女同学们现在都已经抱上了娃娃，她将作为一个笑柄被人背后议论，她自己也不愿意以一个蒙受耻辱的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在故乡面前。
她把户口装进兜里，找了个黑黑的、讨不起媳妇的工人。她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浅薄的人变成了深沉的人。她咬着牙，在城市的边缘居住了下来，靠打零工生活。一年后，她为工人生了一个儿子。
庄稼姑娘的第二代在城市里出生了。由于母亲没有户口，儿子也就不给上户口。我不懂这些，我是听堂妹说的。她说子女的户口是随母亲的。
堂妹正在为她的儿子以正当的理由申请户口，据说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她很乐观，她生活得很艰难、但很充实。她咯咯地笑，逗着孩子。我们家族那种坚忍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看来，在她身上复苏了。
我的儿子正在成长
儿子正在上高三，也就是说，今年黑色七月的高考中，他也将是那需要经历磨难的一分子。因此，现在我们全家三口都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中，大家全力以赴，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让儿子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大学，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那时大学不招生，我毕业之后就当兵去了。当兵五年回来后，正赶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说：“让我去试试吧。”于是放下行囊，就走进了考场。语文我不怕，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发表过一些东西，特别是作文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我怕数学，因为在五年的爬冰卧雪中，数学全部忘光了。
数学考试中，我面对着试卷，白白地坐了九十分钟，我一道也不会答。即便是中途向旁边的考卷上瞄上几眼，想抄袭一下，也不行，因为我压根儿连那些字母谁是谁都不认识了。那时候的高考有一项规定，不能有一门考卷是〇分，如果有一门是〇分，那么别的考卷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此项举措是针对“文革”期间那个大名鼎鼎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张铁生把教育界折腾苦了，所以复出的教育家们想出了这么一条报复措施。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如坐针毡的九十分钟里，我终于从这张可恶的数学试卷中发现了一个出题人的破绽。有一道大题是判断题，下辖五道小题，那题说：下面诸小题中，如果是对的，请画一个“（勾）”号，如果是错的，请画一个“×（打叉）”号，每个小题2分。研究了题后，我一阵窃喜，我明白中国是一个中庸之道的国家，这五道题，不可能全是对，也不可能全部是错，肯定有一部分是对的，而另一部分是错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五道小题全部画上了“（勾）”号，划完以后，立即交卷。“只要不是〇分就行了！”我对自己说。
我后来没有考上大学，既然榜上无名，我也就将高考这件事丢在脑后了，数学到底得了多少分，我也不去管它了。后来，工厂里有个女工，到招生办查自己亲戚的分数，顺便查到了我的分数，回来见人就宣传，说我的数学得了六分。这样我便知道了五道判断题，有三道是对的，两道是错的，我的六分就是这样蒙来的。
没有上大学是我终生的遗憾。我不是羡慕那张毕业证书，而是羡慕大学校园里那自由的空气。前年，在北大校园，我对招生办主任说，等我儿子将来考上北大的话，我也自费来上，做个陪读。这主任说，我们请你来做个客座教授。我说不敢，还是让我从学生做起吧！但是我毕竟没有上过大学。
作为弥补，我要让我的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是这个小生命呱呱落地的那一刻，我对他的承诺。他上的是全国重点小学，全国重点中学，我们希望他能在经历今年的黑色七月之后，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然后，有可能的话，再到国外去深造。
他是儿子，但是在感情上，我们更像兄弟，这是有一次当我教他如何与人握手，我做示范让他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感觉到的。一只厚厚的、被蘸水笔杆磨得满是老茧的大手，与一只修长、纤细、孱弱的手握在一起时，我的心里突然一阵颤抖，我体会到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
儿子是善良的，生活在一个正直的家庭里，他的身上又有一种高尚和真诚的东西，这是饱经沧桑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丧失了的东西，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对他产生敬意。
记得他七岁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从市场上买回几只鸡。我蹲在院子里，磨着菜刀，准备杀鸡。旁边站着的儿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鸡真可怜！”他指着蜷缩在一旁的鸡说。那惊天动地的哭声叫人震撼，好像屠刀指向的是他，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的。
这种基督般的博爱心肠，在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生活的法规是弱者肉强者食，是尊者为王胜者通吃。记得部队上的那一年冬宰时，我曾经亲手杀死过二十几只羊。杀第一只羊时，你有些胆怯，羊抿住嘴巴，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你，令你握刀的手打战。但是随着第一只羊杀倒，你便意识到了原来自己这么强大，可以主宰生杀，你的眼睛闪烁着喋血的渴望，又扑向第二只。
儿子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介入过他的生活。他像一棵笔直的杨树一样，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在我们浑然不觉的情况下，突然长大的。记得我介入过的事情有三件。
第一件是儿子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次我从街上走过，看见三个女同学正在欺侮我儿子。她们把儿子的书包扔到公共汽车站的遮雨篷上去了，然后，三个女孩子站在那儿拍掌大笑，儿子则站在一旁哭泣。我走上去，大喝了一声，三个女孩子吓跑了。我对儿子说：男子汉哪，你不会用手去打她们！听了这话，儿子伸出手来，瞅了瞅，不言语。见状，我叹了口气，攀上一棵林荫树，为儿子取下了书包。
第二件是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他滑旱冰摔了一跤，小腿骨折。后来，我为他做了一副拐杖，又到街上为他买了一盘台湾歌手郑智化的磁带，于是有半个学期，儿子拄着拐杖，模仿着郑智化的模样，站在阳台上唱郑智化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这支歌伴随着他伤愈重返学校。
第三件是儿子上初中三年级时的事。班上有两个同学打架，老师匆匆赶到教室时，打架已经结束了。老师问打架的是谁，连续问了几个同学，都没有得到回答。老师后来说：我的这六十多个学生中，难道连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学生都没有吗？不要让老师提问了，哪个学生如果有正义感，请站起来指证。老师喊了三遍，仍然没有学生站起来。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哭了，她说她把全部的爱和感情都给了这些孩子，想不到培养出来的却是这么一群世俗和冷酷的人。女老师哭着跑出了教室，她发誓从下学期开始再也不当班主任了。儿子回来将这事告诉了我，我说我坚定地站在老师一边，我谴责了儿子，我说你应当勇敢地站起来，指证这件事。儿子辩解说，他不能，他要保护自己，如果那两个调皮学生串通了黑社会来找他的麻烦，那他就惨了。我说，人有时候是需要傻一点的，需要拍案而起的，需要舍生取义的。我举了个谭嗣同的例子，我说：谭嗣同说，既然变法需要流血，那么这第一滴血就从我流起吧！说罢，年轻的谭嗣同走上了法场。当然，你们班上的那一丁点儿小事与谭嗣同的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你必须从小就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做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人，绝不能做那“沉默的大多数”，不做灰色大众。儿子听了，低下头去，记得，这是我说儿子说得最重的一次。
我是一天天老了，儿子是一天天大了。光看着儿子成长这一诱人的景致，就足以令我们热爱生活和赞美生活。春节前，儿子的学校评选礼仪先生，儿子被评为他们班上的礼仪先生，儿子回来后要我领他去拍一张大照片，说墙上要贴，我追问了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细细瞅着儿子，突然发现他长大了，成了个“帅哥”。
去年儿子班上分科时，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你自己决定吧！结果儿子报了理科，准备将来考计算机专业或别的什么专业。分班大半年以来，他突然对文学又有了强烈的兴趣。有一次他谈到贺敬之的《回延安》。于是我拿出我一九八二年采访贺敬之时拍摄的照片，课本上的人物一下子变成生活中的人物，这叫儿子觉得很奇异。还有一次，儿子在翻阅李若冰的书时，被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一生注定属于远方那一片草原和戈壁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这就是我的命运。”儿子念着李若冰书中的这些话，觉得这些话说得真好。两个相隔了将近六十年的人的思维竟然能这样相通，这叫我高兴。还有一次，儿子读了《少年路遥》那篇文章，回来谈起，我告诉他说，路遥你应当还记得吧，他就是经常到咱家来的那个黑胖子，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我还说，路遥死之前，我去看他，路遥的第一句话就是：强强该上小学二年级了吧！我说的这事也叫儿子感到奇异。“路遥知道我！”他微笑着说。
还有许多文学方面的事情，只要他提起个头，我便能说上一大串。也许，正是这些勾起了儿子对文学的兴趣。“你后悔报理科了吗？”我问。“不，我不后悔，我还是学理科吧！大学出来后，有兴趣，业余写写文章，也是一件美事！”儿子回答说。
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我贫贱、卑微、弱小、营养不良，世间所有的欢乐都与我无缘。当现在人们考证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东边的河南省饿死了三百万人，西边的甘肃省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时，我就想说，陕西省当年也饿死过很多人的，只是没有人去做这种考证而已，作为我自己，当年或许也会是饿死者之一的，只是我侥幸逃脱了。我那时候是七岁。
我的母亲是童养媳。过去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里提到过“童养媳的目光”这句话，这句话当时曾像烙铁那样将我的心烫了一下。母亲现在跟我居住。就在昨天晚上，儿子问我，奶奶为什么对外面的世界很惧怕，永远不能释然地面对世界。听了这话，我长叹一声说，你奶奶做过童养媳，这叫“烙印”。
我母亲是河南扶沟人，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母亲一家，随逃难的人流涌向陕西，最后又跑向陕北的黄龙山这个国民党行政院设的移民区居住。黄龙山流行一种可怕的地方病，叫克山病，人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一会儿就死了。逃难到黄龙山的母亲全家，都死于这种病，只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她，给邻居一户高姓人家做了童养媳。
我父亲后来参加革命，后来和我母亲完婚。这户高姓人家同样是逃荒到陕北的，所以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便带着已经出生的姐姐，回到渭河平原上的高村。在高村又生下了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个婚姻法运动，在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浪潮中，父亲给遥远的高村寄来了一纸休书。这样，母亲便带着出生不久的我，又回到河南黄泛区去。在河南老家，母亲仍是伶仃一人。思来想去，她又抱着我回到了陕西的高村。
我去时还不会走，回来时已经能用手扶着炕沿走了。我去时还不会说话，回来时已经能用河南话咿咿呀呀地吐几个单词了。这是高村的人们对我这个卑微的生命的最早的记忆。
母亲还说过这样一件事。从许昌往西安的火车上，我喊叫“饿”，母亲于是在火车停站的那一刻，将我托付给一个邻座，自己下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后来上车后，她怎么也找不到我了，于是她发疯似的在车厢里乱窜。“遇见人贩了，他这下完了！”母亲说她当时这样想。后来，母亲突然听到了我的哭声，就循着哭声找到了我，继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咱娘俩再也不分开了！”她说。
回到高村以后，乡间秀才的爷爷，这时候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动了雷霆之怒，领着我的母亲，北上延安。父亲当时在《延安日报》做记者。爷爷用鞭子将父亲抽了一顿，又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然后，把母亲、姐姐和我塞给父亲，自己回乡下去了。
这样这段婚姻又重新续起，并且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父亲去世。平心而论，父亲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那时大约和他的一个女同事有了感情。父亲去世后，在吊唁活动中，我家的门口突然停下一辆黑色的汽车，然后一个哀恸的女人，一身黑丧服，用黑纱巾将脸蒙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她在我家的门口哭了半个小时，又在父亲灵前哭了半个小时，而后，像来时那样，又突然消失了。我能感觉到我的母亲知道她是谁。后来我写了一篇《在我们百年，谁是为我们向隅而哭的女人》的文章，感慨这件事。
我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极端的聪明。我身上的聪明，很大程度上是继承母亲的。当然，“杂交优势”也是一个方面。河南、陕西相隔甚远，我是他们婚姻的产儿。
我能记忆的第一件事情，是修筑那个著名的延安大桥的情景。那时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父亲去编辑部上班，母亲去印刷厂上班，姐姐去上学，他们用一根绳子，将我拴在墙壁上那个女佛的脚腕上。绳子的长度刚可以令我坐在门槛上，又不至于跌到门槛外面的悬崖下边去。
下面的延河边上，有一大群人坐在那里，一边叮叮当当地錾石头，一边唱着凄凉的歌曲。这些人，一部分是从陕北各地招募来的民工，一部分是从莲花寺劳改农场拉来的犯人。在那凄凉的歌声中，我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这个狄更斯式的情节一直跟随了我一生。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耳畔就响起那音节。
拴着我的那一个女佛，是一个漂亮的女佛。用“增之一分则显肥，减之一分则显瘦”来形容她，最恰当。延安的万佛洞石窟建于北魏时期，上距“燕瘦”数百年，下距“环肥”数百年，所以正是不肥不瘦的时期。
在我被拴在石洞里的那些日子，除了看河滩里的那些人以外，剩下的时间，便是与这女佛四目相对了，而在相对的同时我想念着上班的母亲。后来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喜欢过几个女人，有一天我思考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这几个女人脸上都有一种宗教的表情，她们都酷似曾经将我系在她脚腕上的那个女佛。
后来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期间，动员干部家属下乡，父亲便把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弟弟在一九五六年出生）又送回关中平原上的高村老家。
大炼钢铁的一个内容，就是到渭河上游一个叫浠河的支流里去淘沙子。刺骨的河水令母亲生了重病。她差点死去。后来，父亲不得不把她又接回延安。姐姐要上学，弟弟要吃奶，他们得跟母亲一起走。我是多余的，于是我留了下来，和爷爷奶奶在高村居住。
在高村我度过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困难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叫《饥饿平原》的中篇，就是取材于这时候的生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十月》杂志的主编王占军先生说他读这篇小说时哭了，他还将许多读者的感想告诉我。
我对他说，吃树皮、吃油渣、吃观音土，那都是我的真实的经历。说到这里我突然双目潮湿，我说我们宁肯不要作家，也不要那些苦难的经历。
是的，我曾经长久地爬在大地上，与那些卑微的乡亲们共命运。我经历过苦难，我看见过死亡的恐怖。在那个时期，在乡间，你能活下来是你的命大，你死了只是让世界少了一张嘴。
而我比那些农村孩子还不如。有一次吃大锅饭，锅里玉米粥舀完之后，锅底会有一些锅巴，队长的儿子说，他要吃那些锅巴。炊事员看见我在旁边眼馋的样子，于是用铲子铲了一块给我。队长的儿子生气了，抓起一把土扔进锅里。
我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农村人有农村人的好处。他们即便贫困，但是家里会有男人呵护。城里人有了什么事情，还有国家管着。我这一生，直到现在，都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经常有一种找不着“家”的感觉。
最难忘的事情是这么一件。
那时候吃大锅饭。生产队在饲养室门外，支起了口大锅，熬玉米粥。每个人头每顿饭是一马勺玉米粥。我和奶奶，用一个瓦罐，抬了一罐玉米粥往家里走。抬瓦罐用的是一把锄头。我走在前面，奶奶走在后面。
突然，我听到身后“哎哟”一声，锄把便脱了手。扭头一看，见奶奶小脚一歪，栽倒了。瓦罐打在了地上，成了碎片。这时候，从田野上的一个斜路上，走来了吆着牛的爷爷。爷爷见状，走过来，抡起牛鞭，没头没脑地朝奶奶头上抽。“老婆子，你要把全家人都饿死呀！”爷爷吼道。接着，爷爷扔下鞭子，俯下身子，捧起那些碎片舔起来。舔了一阵，爷爷吆上牛，又走了。
“不要怨恨你爷爷，他是饿疯了！”奶奶说。
奶奶坐在地上，起不来。通常，她是双脚从怀里一蜷，全身缩成一团，继而两手抱住脚，身子闪几闪，一使劲，才能站起来。现在她就是这样闪着。然后要我在背后推她一把。这样，她站起来了。我们婆孙向家里走去。
我们家在渭河边上。我和奶奶在渭河边上站了很久。渭河喧腾着，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在这腾烟的河流之上，一只画舫，正缓缓地驶过。那时渭河上，还可以通航。
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我该上学了。爷爷拧着我的耳朵，步履蹒跚，将我送到村头那座土地庙里去。
记得小学一年级快要放假了，我的一元钱学费还没有交。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还有人没交学费，大家知道这人是谁吗？”“黑建！”同学们喊道。“大家羞他！”老师又喊道。喊完以后，他率先示范，将指甲在脸上刮了一下，然后，胳膊伸直，手指直通通地指向我，并且嘴里发出“嘘——”的声音。同学们也都效仿他。
千夫所指的我，好容易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血往我的脸上涌，眼泪吧嗒嗒地掉在胸前的土台上。我冲出教室，穿过田野，跑回了家里，然后，扑进奶奶的怀里，放开声号啕大哭起来。
“谁欺侮你了，孩子！”等我哭声小了，奶奶问。我哽咽着，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奶奶。听我说完，奶奶脸色严峻得可怕。最后她叹息了一声，拖着我出了门，开始挨家挨户地借钱。借了一下午，二分二分地，一毛一毛地，借够了一块。
上小学二年级第十八课的时候，母亲来接我。那是一个初夏的晚上，月光亮堂堂的，我正在场上玩。这时一辆铁轱辘牛车停在了我家门口。“黑建！你妈来接你了！”村里的孩子们喊。
这样我又回到了延安。在那里，我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初的两件。
我小的时候，随着爷爷奶奶在乡下居住。老一代的农村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喝完苞谷粥以后要舔碗。我见奶奶一边伸舌头舔碗一边咂巴着嘴，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就跟着学。开始学时，将头埋进了碗里，舌头没有到，鼻尖先碰到了碗底了，结果弄了一鼻尖的苞谷粥。后来我跟着奶奶学，慢慢地也就学得老练了。奶奶见我舔碗舔得好，常向邻居夸我，说我懂得珍惜粮食，是个好孩子。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美德。
回到城里以后，我继续保持这个引以为荣的本事。父亲肯定对这件事面有愠色，但是我由于头是深深地埋进碗里的，所以看不见。终于有一次，我正舔到酣畅处，这时有邻居来串门，父亲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伸出脚，狠劲地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将我踢成了一个哲学家，令我从此明白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会是对的，在那里却又会是错的。
另一件事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见家里的炕上有一只打火机，就捡起来玩。那时打火机刚流行，我觉得这玩意真奇妙，一打，就有火苗出来了。一天放学后，走在街上，我掏出打火机，一边打一边向同学们炫耀。这时父亲迎面走过来了。“我说打火机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叫你偷去了！”父亲说。在说的同时，他打了我一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那一巴掌打得很重，我捂着脸在路边蹲了好一阵，眼前才不再冒金星了。这事给我的心里造成深深的伤害。从此我拒绝接触一切机械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的闹钟，我从来不去上发条，就是碰也不去碰它。现在家里有两台电脑，可是我怎么学也学不会打字。那电脑的嗒嗒声我一听就心惊肉跳。如果没有当年那一巴掌，我也许会成为一个机械师的，是那一巴掌令我永远远离了机械。
这就是我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
也正是这一切令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曾经想把这篇短文叫《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但最后还是把它叫成《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这个标题。实际上这句话是尼采的。我之所以要用这句话作标题，是觉得，我的一部分遗传基因的密码之所以能够打开，正是因为苦难这个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每个人都一样聪明，我们的两万多个遗传基因相差无几，问题是有些人将它打开了，有些人则让它一生中都处于一种冬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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