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近十年来，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狂野上捡来许多的历史碎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样式。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我把我的这种痴迷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域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的情绪。
西安某大学为我建了个高建群文学艺术馆，我把馆前的草坪铲去，辟成菜园。今年唐玄奘大行一千三百五十周年纪念那天，我给那里种了几畦蔬菜，并取名半亩园。而今西红柿已拳头大，辣椒、茄子已开花。我写了几句歪诗给它，诗曰：“城中我有半亩园，锄头举处可耕田。不为菜蔬不为果，只为乡愁只为看。”
西安满地是故事
北魏皇族的后人们，现在居住在蓝田县的兀家崖，统治中国北方的草原帝国北魏，最后一位皇帝，是孝武帝元修。元修逃跑到长安时，被守城大将宇文泰毒死在草堂寺。皇族们于是沿着秦岭山根往东跑。追兵在后边要割人头。这些皇族说，我们把自己的头割了吧！于是去掉元字头上那一横，开始姓兀，并建立兀家庄。北魏皇族最初姓拓跋，在拓拔寿的年代改元姓。于此时此地又改兀姓。
从以前六百年前一直绵延至今。
在长安和蓝田交界的地方，有五个姓赫连的村子，三个在蓝田，两个在长安，这个村子的人告诉我，他们是皇族，是匈奴末代大单于大夏王赫连勃勃的后人。赫连勃勃两下长安城，灞上称帝之后，他的族人就聚集到这里了，也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绵延至今。
临潼代王镇有个门家村，相传是蔺相如的后人。蔺相如死后，后人们遭官家追杀，扬言要割头剜心，一直追杀到这里。这一族人，于是自己动手，割了头，剜了心，把“蔺”字变成了“门”。在此建门家村，落地生根。
韩城芝川镇，有同姓一族，有冯姓一族，相传是史圣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之后，族人们怕受到加害，一部分取了“司”字为姓，一部分取了马字为姓，然后司字旁边多安了一道门，表示关门闭户，远避世事纷争，马字旁多加了两条腿，表示一有不测，就拔脚走人！
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
茅盾先生在大西北游走过一遭，那篇著名的《白杨礼赞》正是此一行的产物。茅公称白杨为树木中的伟丈夫，他说，当行走在这单调、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时，能让你眼前陡然一亮的，唯有这路旁的绿树。一九九八年，因为拍一电视片，我也在陕甘宁青新跑了大半年。我走了许多地方。我的足迹远比茅公向西北方伸得更深更远，甚至抵达中亚细亚腹地的罗布泊。但是如果要我谈谈对大西北的印象，那却也和茅公一样，即：我的眼中只有树！
最叫我感动的树，叫“左公柳”。从古城西安（准确地讲是从凤翔县东湖），穿越漫长的河西走廊，经玉门、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到边城伊犁，汽车的里程表上标出的是整整四千公里。在这四千公里的漫漫长途上，道路两旁，常能见到一些苍老的、几抱粗的、疙疙瘩瘩的老柳树。这些老柳树满身疮痍，肩一天风尘，兀立在光秃秃的荒原上，成为一道风景。
这柳树人称“左公柳”，相传为当年发配新疆的左宗棠所栽。左宗棠率领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一边走路、一边栽树、一边望乡，用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才走到新疆。春风不度玉门关，左宗棠靠春风杨柳做伴，度过玉门。
将军喜欢栽树，这事叫人觉得奇怪。左宗棠之外，另一个带领士兵栽树的人物是马步芳。通往青海湖的道路上，有那么长长的一段（汽车高速穿行是半个小时），路两边长着密密麻麻高可摩天的白杨树。同行的青海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这树是马步芳栽的。栽下树以后，马步芳贴下告示，敢于砍伐一棵树者杀头；敢于在树下拴马者，鞭笞五十。于是乎这树茂盛地生长起来了，直到今天还无人敢动。
杀人如麻的马步芳，却如此钟爱树木，这事是不是有些可笑？不，在许多西北人的眼中，一棵树确实比一条人命更重要、更神圣。命在这里是不值钱的，一条生命降生在这荒凉、贫困的地方，本身就是一场苦难，而树却能带给你一切。
在我的大西北游历中，这种生命的苦难感时时伴随着我行走，一种悲怆的情绪冲击着我的胸膛。无论是在毛乌素大沙漠，还是在宁夏西海固，或是在贫瘠的甘肃定西，或是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罗布泊，这一个一亿五千万年前是一个准噶尔大洋、十万年前是一个蒲昌海的庞大水面，如今已经干涸得没有一滴水了。它的地表上布满了坟堆样的盐壳，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和恐怖。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站在罗布泊那著名的白龙堆雅丹，这当年马可·波罗穿过丝绸之路时歇息过的地方，唐三藏取经路过的地方，我迎风而泣，眼角里涌出一滴冰凉的泪水。朋友说这是罗布泊的最后一滴水。
胡杨是中亚细亚荒原上最耐旱的一种树木，然而在我们从凶险的鲁克沁小道进入罗布泊的三百公里的长途上，竟没能见到一棵胡杨，死去的胡杨的遗骸也没能见到，它们已经泯灭于干旱和风沙中。是我的朋友画家高庆衍先生从罗布泊的另一侧，即米兰方向、阿拉干方向进入罗布泊，寻找楼兰古城时，见到了大批的死亡的胡杨林。
阿拉干在一百年前曾是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的入海口，后来随着塔里木河断流，这里遂为黄沙所掩，大批的胡杨林随之死亡。老高是在最后的两个罗布人——一〇五岁的热合曼和一〇二岁的亚生的引导下，步入阿拉干死亡的胡杨林的。
在塔里木旧河道上，在孔雀河旧河道上，在开都河旧河道上，仍然还有一些处于半死状态的胡杨林。我们的摄制组在离开罗布泊之后，曾顺着塔里木盆地，走过一个半圆。具体路线是从托克逊到库尔勒，从库尔勒到若羌，从若羌到轮台，从轮台到民丰，从民丰到和田，从和田到库车，从库车到于阗，从于阗重返乌鲁木齐。而在这个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巡礼中，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处于濒死状态的胡杨林。
大量的茂盛的活胡杨林是在水量充沛的塔里木河中段看到的。那里有着蔚蓝色的河水和如俄罗斯画家列维坦所画的美丽胡杨林。但是，当摄像机的镜头指向塔里木河下游时，河水已被阻拦，漫灌到戈壁滩上去了？戈壁滩成了一望无际的湖泊。据说，今年漫灌之后，明年这戈壁滩便可以种庄稼。但代价是，母亲河塔里木河的河道又缩短了一截。
说完胡杨，再说说红柳。
胡杨的根可以深达地下十米，红柳的根可以深达地下五米，这是在与不幸命运的抗争中，在与恶劣环境的搏斗中，它们发展起来的一种品种优势，也就是它们能在这中亚细亚地面顽强生存的原因所在。
在罗布泊四周，红柳已经十分稀少了。
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那些死亡的红柳。在与风沙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搏斗中，最后总是以红柳败北而结束。风将它们四周的沙子先一点点地掏完，令它们高悬在空中，尔后，土拨鼠再在里面打洞，深入它们的根部，吸吮那最后的一点湿气。终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中，它被连根拔起了。它痛苦地大叫一声，脱离了大地，从此把自己交给了风，开始在风中滚动，在大地流浪。
在我们去罗布泊的路上，每一个风口都有一批这种流浪的红柳钵。它是什么时候、哪个年代脱离大地的，我们不得而知。十万年以前？一万年以前？或者就是最近吗？它们每一个都有与风沙苦苦搏斗过的经历，失败的经历，它们是悲壮的失败者，罗布泊沧桑史的见证人。
滚动到最后，枝柯都在滚动中消失了，只剩下来一个头和一截或长或短的树根。这些红柳的遗骸也就停止了滚动，摊在平展展的沙地上或碱滩上。最后的遗骸像一把镰刀，或像一根拐杖，或像一架农家用的犁杖。
我们的车有时候会停下来，捡这些东西。司机说，到营盘后用这做引火柴，最好。当我们到达罗布泊时，那辆拉着辎重的大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张牙舞爪的枯红柳。
这些红柳假如有感觉的话，它们经历了多少痛苦、折磨、期待、失望呀！在那旷日持久的搏斗中，哪怕有一片雪飘，一星雨落下来，便会给它们以生的信心和勇气，便可以令它们再坚守上一百年，但是没有，一点的支援也没有。它们最后是深深地绝望了，在把自己的遗骸交给大风去流浪的那一刻，它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诅咒人类和蔑视人类。
根据那个中亚腹地第一探险家，一百年前发现楼兰古城、确定罗布泊位置的斯文·赫定的说法，奇异的雅丹地貌是这样形成的：这块地貌上原来有红柳丛或胡杨林，后来胡杨林腐朽了，红柳钵被风吹走了，但是由于它们的守护，这一处黏土层没有被风吹走，并比别的地方高出几米到几十米，从而形成这种奇异的、仿佛海市蜃楼一般的风蚀雅丹地貌。
行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高声地礼赞一个人，我要给这篇描写大西北树木的文字抹上一层亮色。这个人就是榆林的农民石光银。他承包了毛乌素边缘的五万亩黄沙，他将这五万亩黄沙变成了一片绿洲。而在他的精神的感召下，周围聚集了一群治沙的农民。面对这五万亩人工绿洲，我对石光银说你是当代英雄，我在那一刻同时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文学的无意义。
如果有一天，大西北遍地都是树木，那便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绿洲文明，那样我的大西北的父老乡亲便有好日子过了。那将是大西北的一个节日。
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我感激你们的坚守和对大地的呵护。我也赞美每一个栽树人，包括左宗棠，包括石光银，也包括我们自己——假如你曾经栽过一棵树的话。
沧海万斛，余仅取一粟足矣
在干旱的大西北，水是命脉所系，水是头等大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有水就有一切，而没有水，一切则无从谈起。
诗人艾青在七十多年前，就曾经痛苦地吟唱道：“北方是悲哀的。”同样的这句话，诗人郭小川也说过，诗人陈辉也说过。陈辉就是那个黑脸膛的抱着毛瑟枪的晋察冀边区战士诗人。北方何以悲哀？那是因为缺水。只要有水来，荒漠和戈壁会重新变绿，花朵会重新开放，每一条干涸的生命都将重新生机勃勃。
要知道水在大西北的举足轻重，也许这个历史故事，就能告诉你个大概了。
中国公元纪年以前的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三个，一是广西的灵渠，二是陕西的郑国渠，三是四川的都江堰。
郑国渠的渠首我去过。泾河在穿越陇东高原之后，从陕西泾阳县一个叫嵯峨山的地方跌宕而下，进入八百里秦川。嵯峨山由一堆又高又陡又尖的山头组成，狰狞万状，泾河在这里形成巨大的落差。
郑国渠工程是这样的：将泾河在嵯峨山口用一条大坝拦住，囤积河水，提高水位，尔后，沿山根开凿出一条渠道，这条渠道流入关中平原以后，有一条干渠，干渠又分出许多支渠，支渠再分出许多毛渠，从而形成一个蛛网般的灌溉网，灌溉着渭河以北的广袤土地。
郑国渠是如何修成的呢？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大大的历史谑剧。
战国年代，虎狼之秦采取“远交近攻”的方略，虎视眈眈，企图并吞六国，一统四方。处在秦东南面的韩国，深深感到了秦的这种军事压力。韩满朝文武，一番商议以后，想出了一条馊主意。
韩国派了个叫郑国的水工，来到秦国，向秦王政陈说兴修水利的好处。韩的用意是想以大规模兴修水利来消耗秦的国力，避免秦的对韩用兵。韩的这一目的暂时是达到了。秦王政被郑国说动了，于是就让郑国选址，开始实施。于是乎，郑国一番踏勘，最后选择了咸阳正北，泾河上游的嵯峨山口，开始这个著名工程。
这渠修了几年。这渠当然也耗了秦国的大量财力，以致在修筑的途中，令秦王生出怀疑。后来有消息证实说这确是韩国的疲秦之计，缓兵之计，于是乎秦王大怒。大怒的秦王一是要杀郑国，二是要驱逐所有客秦的六国人。
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谏逐客书》，正是当时客居秦国的河南上蔡人李斯为这件事写给秦王政的谏章。这篇斑斓文字救了郑国，也救了郑国渠。当然李斯个人也得到了好处，他先是被秦王政拜为客卿，后来又官至丞相。当然，得到最大好处的是秦国，因为郑国渠又可以修了。
郑国渠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修成了。
郑国渠的修成之日，即是秦的富强之日，即是六国灭亡可待之日。
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地说：“渠卒，八百里秦川成沃野，秦得以富强，遂灭六国！”
你看，一条小小渠道，就这样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没有郑国渠，就没有八百里秦川沃野，就没有千古帝王都西安，就没有强秦雄汉盛唐，那小学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想到这里，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你看，这就是水！
在大西北，水为什么是奇缺的呢？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天然的原因，次要的原因是人为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
水通常是从三方面来的，即天上落下的雨水，地面上的江河湖泊，再就是地下水。
先说雨水。
大西北位于中亚细亚腹心地带，距太平洋、距大西洋、距北冰洋都有遥远的路程。高大的秦岭是中国内陆气候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挡住了从东南沿海吹来的季风，从而令秦岭以北的偌大地面，长期处于干旱和半干旱状态。陕西的年降雨量是三百到四百毫米，这些降雨大部分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份。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地面，三天不下雨，就是一个旱灾，而哗哗的大雨一旦落下，山洪暴发，立即就是洪灾。黄河在宁夏河套平原上还是青的，但是一进入陕西神府地面，即成黄色。黄河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这从神府到韩城龙门的近一千公里的晋陕峡谷。
印度洋的暖流则被喜马拉雅山挡住。
北冰洋越过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越过中亚五国，偶尔的能给新疆的北疆阿勒泰、塔城、伊犁带来一点雨雪。我曾在阿勒泰草原上生活过五年。这里夏天基本上没有雨，只是每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每一次寒流都会带来一场大雪，从而令这块地面成为草原、沙漠、河流相杂的戈壁滩地貌。
陕西的年降雨量是三百到四百毫米，因为太平洋的季风毕竟还能吹到一点。这就是陕西的气候较之别的四个省区要好一点的原因，亦就是千古帝王之都长安能在这里建起的原因，亦是西安成为西北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原因。
甘肃、宁夏的情况要可怜得多。甘肃是一个长条状，兰州以东，是陇东高原，苦瘠的地方；兰州以西，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嘉峪关，顺兰新线摆出的这一长溜古老城市，个个都是一副黄尘扑天的面孔。如果再要往西一点，是敦煌，是疏勒河谷，是天山垭口星星峡，是罗布泊，那里更是缺水。也就是说，躲也没有一个躲处。
宁夏的面积为二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为五百三十万，人口中回族约占三分之一。这块地面，西边是腾格里大沙漠，东北是毛乌素大沙漠，南边是陕北黄土高原。这也是一块十分苦焦的地方。
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并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和塞上明珠银川市，原因是境内有一条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流过。民谚中说：“天下黄河富银川。”或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甘肃和宁夏的年降水量都在二百毫米左右。
青海的情况就更糟一些了。荒凉的戈壁滩，一片连着一片，空气干燥得像要着火。海拔十分的高，令人头晕目眩，嘴唇发紫，喘不过气来。这里举目望去，满眼凄凉，像一片沉寂的死海。
我在青海的西宁待了三天。这里紧靠兰州，海拔不算高，据说是两千四百米。但是我们一行七人中，有三个病倒了，作家周涛大病不起，一吃东西就呕吐，于是只好坐飞机匆匆返回乌鲁木齐。我们原来还准备去格尔木，去玉树果洛，去阿里高原，后来只好作罢，那里才真正地进入高海拔地区。
青海的降雨量是一百毫米多一点。哪有雨水能到这里来呢？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新疆的罗布泊了。那里的年降雨量只有十五到十九毫米，也就是说，几乎等于零。新疆地质三大队在罗布泊找钾盐已经找了快十年了，十年中他们只遇到过一场雨，而这场雨的雨量仅仅能把汽车头上落的灰尘冲掉。不降雨倒也罢了，然而更要命的是，罗布泊的年蒸发量竟然高达两千毫米。在那块干旱的土地上，空中像有一个巨大的抽风机似的，将地面上的水榨干，将地下水越抽越低。所有的生命在这里都不能幸免。如果你不幸走到这里，抽风机就会立即对着你猛吸，直到榨干水分为止。
这里说的是天上的水，下面再说一说地面上的水。
中国的两条最大的河流都发源于青海，那一块地面被称为“千山之祖，万水之源”，或被称为“山之父，水之母”。青海人自己则谦逊一些，将那里称为“中国水塔”，意即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下游服务。
这两条河流一个流经北中国，一个流经南中国，哺育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大西北还有一些小的河流，这些河流后来都流入黄河，成为黄河的支流。只有两条河流不在此列，一条是塔里木河水系，它原来的终结湖是罗布泊，现在则为大西海子水库所截，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结束了自己的行程。另一条是额尔齐斯河水系。它收容了哈巴河、布尔津河等，从中国地图的西北角进入哈萨克斯坦，流入西伯利亚后它易名鄂毕河，然后流入北冰洋。
大西北境内的所有的河流，除额尔齐斯河还能在春潮泛滥季节，拥一河蔚蓝的河水，仪态万方地流过以外，其余的所有河流，都在变瘦变小，甚至成为季节河和潜流河，有的甚至完全干涸。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在甘肃境内兜了好几个圈子。那一年没有大旱，只有一点小小的“伏旱”，结果我路经的所有河流，都已完全干涸。当你从一条丑陋的干河床经过时，你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你不明白这一带的人将如何生存。
记得在甘肃境内，我唯一看到的一条活着的河流是黄河。那是在兰州附近。一架高大的陈旧的木轮在转动着，红日西沉，黄河边的那一幕情景令人久久不能忘记。另一条还没有干涸的河流也叫湟河，它是黄河的一支支流，我是在甘青交界处见到的。
塔里木河的断流是一件叫人大大震惊的事情。自昆仑山发源，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转了大半个圆，从一个叫阿拉干的地方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兵团人在上游修筑大西海子水库，导致塔里木河断流，导致罗布泊干涸。此后，兵团人又连续在上游修筑大西海子二库、三库，导致塔里木河距离罗布泊越来越远，导致罗布泊成为死亡之海，成为地球生态严重恶化的极端例子。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塔里木河也称为“母亲河”。塔里木河养育了新疆南疆一片片绿洲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两千年来在中国官方的权威解释中，塔里木河才是黄河的真正源头。解释这样说，塔里木河在注入罗布泊之后，水流从山的另一面流出来了，这流出的河流叫黄河。第一次带给我们这个解释的是出使西域的张骞，后来，历代王朝都尊重和延续这个解释。
最近看电视，“新闻联播”上说，二〇〇〇年的一场大旱，是北方一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在大旱中，新疆人将大西海子水库扒开，让塔里木河水向下游干河床流去。虽然这水流只流了一百多公里，便被干旱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吸干，水流离罗布泊还有遥远的路程。但是，这条新闻还是让人为之一振。
罗布泊干涸了。罗布泊北面二百公里处的艾丁湖也已经干涸。大西北还有多少湖泊干涸了呢？没有统计过。
而那些尚未干涸的湖泊也正在走向干涸。比如青海湖。
青海湖的水面正在一年年缩小，青海湖的水深正在一年年变浅。在青海湖边，那位梳着许许多多根辫子的藏族牧羊姑娘告诉我，她小的时候，湖沿儿在她放牛的这个地方。
阿勒泰草原上的乌伦古湖前些年也几近干涸，好在兵团农十师人引来额尔齐斯河水灌入，使这座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塞上明珠免于从大地上消失。
大西北地面上的水，还有什么水可以说一说的么？没有了！
下来再说一说地下水。
大西北的大部分地面，为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所覆盖。这黄土不是在当地生成的，而是在遥远的年代里，大约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从昆仑山上吹下来的满天黄尘，在这里囤积而成的。这决定了黄土层只是断层，地下水在黄土以下的岩石中。
有的高原上的黄土囤积达四五百米厚。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地方如果要打井，得打四五百米深，才能打到水。
这就是为什么陕北高原、宁夏西海固地区、甘肃定西地区，一旦遇到旱灾，人畜饮水都成问题的原因。那地方或者根本无法打井，或者要打很深很深的井。
河谷和平原地带，地下水当然要浅得多了。
但这个“浅”，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随着地下水的大量开采，随着河床越拉越深，地下水是越来越深了。
记得我小时候在关中农村，我居住的那个村子离渭河有五百米远，那时河里一旦发水，井水立即变成浑浊的了，从而告诉人们地下水的水位确实和河水是相关的。那时的井，一个井最多十米深就行了，现在那样的土井，早就干得底朝天了。现在用的是机井，得三四十米深。
陕北的榆林地区位于毛乌素沙漠南沿，这里的治沙工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联合国誉为人类改造沙漠的一个杰出典范。榆林治沙的成功，主观的原因是这里的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客观的原因则是这里的地下水位离地表只有两三米。也就是说，扒开沙子，挖个坑，水就出来了。
而别的沙漠地带则不行，树木在那里根本无法成活，因为水位太低。还因为大部分都是盐碱水。
不过在世界最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水文地质队向我们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片大漠下面，是一个淡水湖。它的储量相当于长江一年的流量。
这消息叫人振奋。以色列人在干旱的沙漠中成功地生产出了粮食。有淡水，有钾肥，有充足的光照，便可以进行无土栽植。这叫“以色列农业模式”。这个模式完全可以用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有地下水，抽出来就是了；这里的近旁是罗布泊，罗布泊有取之不竭的钾盐；而新疆的阳光更是灼灼烤人。
以上谈的是大西北的水资源，我们对天上的水，地面上的水和地下水，来了一通宏观的扫描。这番扫描所得出的结论令我们沮丧和恐慌，大西北的缺水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
若说整个世界在闹水荒，整个中国在闹水荒，那么，大西北的水荒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或者换言之，人类已经几乎在这块干地无法生存了。
查大西北各地的地方志，你会感慨地发现，大西北的历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天大旱，乡民易子而食”“城破，血流漂橹”之类的话，不绝于耳。
啥叫“易子而食”？就是人们饿得眼睛发绿，要吃人了，可是又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于是互相交换着吃孩子。
那是怎样的一幅悲惨图景呀！
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最近的发生是在一九二九年。发生在陕北，发生在甘肃陇东，志书上有记载的。
明朝崇祯年间的那一场大旱导致了斯巴达克式的陕北英雄李自成的揭竿而起。
一九二九年的那一场大旱，据说要严重过崇祯年间大旱。我查阅陕北各县县志，各县县志对那场大旱有着触目惊心的描写。可以说，革命在陕北的风行，刘志丹、谢子长组建红军武装，实行革命割据，与这场大旱有直接关系。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则记载了甘肃陇东大旱的恐怖情景。他引用的资料应当说是权威的，因为那是国民党官方报纸上的说法。资料说，在大旱中，甘肃境内人口死亡率达到六成到七成。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了。我们能想见那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恐怖景象。
一九二九年大旱中，陕西关中平原上，人口也大面积地死亡。前面提到的那个曾造就了八百里秦川沃野和帝王都西安的郑国渠，因为年久失修，也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这一带人死亡得更多，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致后来泾阳三原有一个县令，是山东人，于是从山东家乡唤来大批移民，以补秦地之空。这些移民还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山东庄子，散布在关中平原，渭河沿岸。
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爱美，还有我的夫人，都是从这种山东庄子走出来的人。
后来有个水利专家叫李仪祉，留欧归国后主持修铁路，修桥梁，在这场大旱中又回到他的家乡来整修郑国渠。经过整修的郑国渠后来易名“泾惠渠”，现在还是关中平原上最主要的灌溉设施。李仪祉的墓园在郑国渠渠首一个叫张家山的地方。
经历过一九二九年大旱的人，现在还有许多人活着。活着的老人们，一提起那一场西北大旱，都会谈虎色变。人们将那一场大旱叫作“民国十八年大年馑”。
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上半年，大西北地面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下雨。这样便就有了一场大旱。媒体报道说，这次大旱要超过一九二九年那场大旱。
所幸的是由于政府的呵护，群众的抗灾自救，这场大旱没有死人。
二〇〇〇年，媒体说，中国的中西部遇到了一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它的意思是说，这场大旱要超过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九六年那两场旱灾。
我居住在西安，西安这地方要好一点。我不知道东边的河南和西边的甘肃已经旱成什么样子了。前几天有个《南方周末》的记者到我家里来，他刚刚采访完河南的旱灾，告诉了我那里河流断流土地龟裂的情景。
今年春天刮过好多次的沙尘暴，且一次比一次猛烈，简直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看来，北中国地面，的确干旱得厉害。
北方是悲哀的！悲哀的北方呀！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要说进取、发展和积累财富这些字眼了，人类能够吃饱肚子，打发自己的一日三餐，能够不至于在一场接一场接踵而至的年馑面前饿死，能够延续香火，延续人种的生生不息，就是叹为奇观的事情了。
千年纪交之际，我曾经为报刊写过一篇《我为人类祝福》的文章。我说，在北方，生存本身就是一场苦难，每一个人一旦呱呱落地，他就肩负着一个苦涩而庄严的使命，这使命就是如何使自己活下去。
前一向，我到网站聊天室去过一次。当一位网友问我，是不是因西部大开发，我才写这些西部题材的作品时，我回答说“不是”。我说：“即便没有这个西部大开发，西部人也照样要活，西部的作家也照样要写作，是不是？”
而当另一位网友信口说出“西部太穷了”的话时，我有些恼怒。那时已经晚上八点了，我还没有吃饭，正饥肠辘辘。我说：“如果你是在打着饱嗝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将不能原谅你。当我从西部的土地上经过时，人类那苦难的然而又是英勇卓绝的生存斗争精神，总令我肃然起敬！”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感情。我还没有学会做作。
甘肃在水的问题上，先行了一步。他们前几年就搞了个很大的工程，好像是将洮河水引入干旱的定西地区，这工程好像叫大秦工程。我们去时，他们的另一项巨大水利工程正在实施。即打通祁连山，引来黑河水，进入金昌市。那个山洞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打洞子的工人告诉我们，还得再打三年，才能将祁连山打通。
一位叫陈明勇的年轻地质学家告诉我，在一亿五千万年以前，正如中国的东面有一座太平洋一样，在中国的西部亦有一座大洋，它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现在的新疆的大部分，现在的中亚五国，那时正是这座大洋的洋底。后来大洋浓缩成海，叫蒲昌海，后来大海浓缩成湖泊，叫罗布泊。一九七二年，罗布泊完全干涸，变成现在的盐壳沙漠地貌。
大西北真的曾经有个海吗？
我们真的都曾经是海边的孩子吗？
望着莽莽苍苍的大西北，满目疮痍的大西北，干旱的大西北，“滴水贵如油”的大西北，我不敢想象。
今晚上让我做一个梦，梦一梦那曾经有过的大西北的海。
沧海万斛，余仅取一粟足矣！
感觉西安
西安这地方不欺生，操着天南地北各种口音的人，都可以极容易地融入西安的市井之中。通常，一场酒喝下来，彼此就成朋友了。我最近和一个开着一辆“琼”字牌小车的老板喝酒，他是湖北人，
在广州发了财，于是将公司搬到西安发展。他过去从未到过西安，现在待了个把月，感慨西安不愧是中国的西京，是中国的礼仪之邦，人都很和善，很容易接近，作为他，丝毫没有客居他乡的感觉。
我对他说，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一部中华文明史，一大半就是在西安这地方书写的。历史上，西安就是一座风迎八方的城市。西安东西南北几十座城门，门户洞开，日夜恭迎着八方来客。
古老的丝绸之路，它的这一头就在西安，而另一头则在世界各地。或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在荷兰的鹿特丹，或在欧洲，或在非洲。换言之，在那遥远的年代里，西安的触角是如此夸张地延伸至世界各地，这个与古罗马城并称的位于世界东端的大都市，昔日曾是如此的辉煌。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中一条横贯亚、欧、非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动脉。
丝绸之路上过来的胡商，许多人在西安定居下来，以至于在西安北郊形成一个城中之城。
除了胡商之外，这个城中之城还居住着各国的使馆官员。
他们后来都融入了西安，成为西安人的一部分。
至后来，还有另外的一个城中之城。元时，大量的阿拉伯人涌入西安，并在这里居住下来，成为西安市民。他们形成了我们民族的一支——回族。他们占据着老西安城的四分之一地面，将居住的地方叫“回坊”。建清真寺，做礼拜。他们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给这古城增加了斑斓的色彩。
还有第三个城中之城，这就是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后，逃难到西安的河南难民。他们逐铁路线而定居，形成河南人的区域。他们反客为主，给西安地区的文化以重要的影响。老一点的西安人都会说河南话，可见这种影响的巨大。有一个电视剧叫《道北人》，就是反映这一批移民生活的。
类似西安这种极具包容性的，富有王者之气的城市，也许只有北京，只有南京能与之媲美。然而北京的文化积淀、南京的文化积淀，较之西安，又逊色许多了。
古人说：“关西大汉，击节而起”，这“关西大汉”就是说的关中人。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段，四面四座雄关，将这块渭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围定。据传在七千多年前的半坡人的时候，八百里秦川还有一片沼泽地，后来大禹治水，疏通了渭河流入黄河的交汇处，这片沼泽地才变成农耕地。秦的发祥地在甘肃的礼县，后来东迁，建都渭河边上的栎阳。咸阳原的地面高一些，后来随着秦的强盛，乃渡过渭河，在河对面建立象征长治久安的长安城。秦有个巨大的工程叫阿房宫，这阿房宫与长安城大约是有一些干系的。阿房宫东起临潼的骊山，西至咸阳城东的渭河边上，三百多里长，也就是说，一间挨一间的房子，横穿着整个长安城。长安城也许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沼泽地成为良田沃野，长安城成为一座锦绣繁华的都城，还得益于郑国渠的建设。
没有这一条阴差阳错的郑国渠，就没有八百里秦川沃野，就没有建在秦川沃野上的古都长安，甚至会没有秦统一六国这个故事。那一部中国历史，就得重写了。历史有时候真是一幕谐剧。
前面我谈到西安是中国的礼仪之邦，有人可能会不同意我的话，他们会从古书上翻出另一句古语，来反驳这句话。那句话叫“秦地古称虎狼之邦”。
这句反驳的话也是对的。“虎狼之邦”“虎狼之秦”这些话，秦二世亡之后，古人也一直说着。持这种说法的或许都是六国的后裔们吧！秦人剽悍，豪迈，性烈如火，看一看秦腔唱腔的慷慨悲凉，你就会知道秦人的性格。那一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到陕西来，她说现在满世界都在寻找男子汉，想不到她在陕西，遇到的都是个顶个的男子汉，原来男子汉都躲到这里来了。
西安是礼仪之邦。西安周围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四座城市，作为它的卫星城。中国的周王朝就发源于宝鸡。我们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大文化，都是在周朝形成雏形的。那一年评论家阎纲到山东去，山东人讲起先圣孔夫子，津津乐道，有自大状。阎先生说，孔夫子一生都在干一件事情，就是“克己复礼”，孔夫子复的这个“礼”，就是我们陕西那个地方的周制周仪周礼周乐呀！一句话说得四座肃然，山东朋友再也不自大了。
西安这个十三朝古都，自然留下许多的古都情结在内。辉煌不再，今天的西安在中国经济总格局中，已经几乎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市了，当年在皇城根上溜达的这些遗老遗少们，如今囊中羞涩，已经沦落为同样的无足轻重的人群了。这种深深的失落感存在于许多西安市民的心中。唯一能令他们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保护的是那一份祖先的光荣。
江苏南京有个舜天队，陕西西安有个国力队，这两支甲B球队每一次碰面，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南京，都会生出一些事情。吴亮在文章中说南京人有古都情结，其实西安人也有，而且更重。“老子当年曾经阔过！”这是他们聊以自慰的想法。在社会生活中，在经济大潮中，他们时时有一种被可能驱逐出局的危机感，而反映在足球上，他们明白，一旦输球，就有被驱逐出局，失去玩的权利的危机，所以他们焉能不急？！
国力在二〇〇一年冲上了甲A，老冤家舜天则还留在了甲B。陕西方面在开会时，为球迷闹事这件事而头疼。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感慨至极，因为这叫胜利者的烦恼，我们终于有到甲A赛场玩一玩的权利了！但愿陕西的经济也能这样。我的话博得满堂喝彩。
西部大开发，西安理所当然地成为龙头，这是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形成的。上边说了那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地理的原因，则由于西安是中国的地理中心，西安是大西北五省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海平面的高度，珠峰的高度，是以西安北三十公里处泾阳县永乐店这个中国大地原点来测定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这个支点在西安。而我们常说的北京时间，其实是陕西蒲城的时间。中国社科院国家授时中心就设在蒲城县西郊。最近三五年，我每年都要到西北五省区去转一转，深深感到，大西北的发展必须先激活西安，靠西安作为一个大都市来拉动。
作为一个西安人，我爱西安。这种感情，正如一首浪漫曲所唱到的那样：假如让我重新降生一次，我仍然愿意降生在这块土地上。我爱这座城市的一切，甚至包括它的缺点。我从地上用脚一踢，随便地踢出一块砖，砖上有五个手指印，文物专家告诉我这叫“手印砖”，是唐朝的，那五个手印，是工匠做砖时印上的标记，像现在的商标。我走进饭馆，西安羊肉泡、兰州拉面、新疆拉条子，是我常吃常新的饭食。我走进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站在那些俑人之中，感到每一个人都像我，大额颅、阔脸庞、虎背熊腰。
我出过一本书，名字叫《惊鸿一瞥》，副标题叫《作家高建群眼中的中国西部》。在这本书中，包括了我对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思考，和对我眼中的西部现状的描写。西部大开发既是国人的事情，更是每一个西部人的事情，这本书就是我对西部大开发的深情关注。
西部经济论坛在西安开会时，陕西省政府办的《西部大开发》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写了《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五大因素》的文章。我说第一个制约因素是水；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计划经济时代的原因而造成的西部贫困；第三个原因则是干部的保守、墨守旧规和不思进取；第四个原因是人的惰性；第五个原因则是投资环境问题。在文章中，我尽其所能，将自己的思考告诉给社会。
要把我对西安的感觉说出来，也许得写一本书，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胜任的。我这里只是东鳞西爪，收罗了首先奔入我面前的一些感觉而已。而且由于身处其间的缘故，溢美之词肯定多一些，这一些都敬请读者辨断。
过临潼山搜两件奇事
临潼这地方很有名。克林顿到中国访问，第一站是西安。行前，人们问他知不知道西安，他说知道，西安有兵马俑，有西部电影。克林顿到西安后，看了兵马俑，又提出到兵马俑旁边的村子去看一看。那村子，如今建了个克林顿度假公寓，开业时我去过。
其实在没有兵马俑之前，临潼就是个有名的所在。比较著名的有临潼山十八王斗宝；有临潼山烽火台周幽王褒姒烽火戏诸侯；唐明皇杨贵妃这一对风流宝贝，更是给华清宫留下了许多的故事。近代，张杨两将军活捉蒋介石，策动西安事变，也是在这里。当然，没有隋唐时期秦琼秦叔宝临潼山救李渊，中国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兵马俑的被发现，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其实，这地下有兵马俑，临潼人早就知道。比如我吧，我是临潼人，我就知道。一九六九年，我在新丰中学上学。到县城常从那片地面经过。那时这块地上，长了些白色的菅草，零七八落地栽着一些柿子树。当地的同学对我说，这块土地不长庄稼，我说那可以打井浇水啊！他们说打过井，挖到一丈左右的时候，就挖出些“窑爷”来，村上人吓坏了，赶快把井埋了。
这窑爷就是兵马俑，只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个“窑”，就是烧砖瓦用的窑，这窑爷，就是管砖瓦窑的神。兵马俑正是用砖瓦窑烧成的陶俑，这个说法，已经离兵马俑很近了。
还有人把那不叫“窑爷”，而叫“太岁”。太岁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邪恶和凶险的东西，有一句话就叫“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据说，太岁会在地底下行走，挖到它时，看见了的人就会遭殃。所以老百姓们挖到兵马俑，想也不想，就把它埋了。
新丰镇也是个有名的地方。它距临潼城五十华里，兵马俑则在临潼与新丰的中间位置。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其中的新丰，说的就是这地方。
新丰原来的地名叫鸿门，正是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项羽设鸿门宴的地方。新丰镇的镇址就在如今的鸿门村。
新丰镇的得名，亦是来源于一件历史故事。
汉高祖刘邦是江苏丰县人。历史上“丰沛不分家”，因此说他是沛县人也对。起事之初，刘邦是丰县的一个混混无赖，在丰县混不下去了，于是跑到沛县。他在沛县起事，所以世称“沛公”。不过，他的老父亲和家人，都还在丰县居住。
刘邦在长安城坐了江山以后，把老父亲接来居住。老父亲住不惯，想回丰县老家去。皇帝到底是皇帝，他想了一个办法，即令人将丰县老家的那个村子，举村迁到鸿门这地方来。不但将人迁来，就是猪羊狗牛一应家畜，也都一同迁来。而村子的布局，房屋的结构，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按老村子的模样。据说，家畜们天黑以后回家时也都能认得主家的门，可见这仿造的逼真。
尔后，挑一个夜晚，刘邦将老父亲送到这村子来，哄他说这就是老家那村子。而父亲居住下来后，竟然也深信不疑。于是在这块环境中度过晚年。
这地方因此被叫成新丰镇。
临潼这地方，每一片秦砖汉瓦也许都能搜出一段历史传奇来。所以不敢铺开来讲。今日只说两件作罢。他日有了余兴，再侃不迟。
过泾阳搜三件奇事
我和西影厂几位编剧，在泾阳县的郑国渠纪念馆找了几个房间写剧本。郑国渠的由来，叫我惊讶。原来，这个与灵渠、都江堰并称的中国公元前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竟是这样来的，纯粹的一个历史悲喜剧而已。
战国时候，怯于秦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与秦一河之隔的韩国，于是想出了一条“疲秦之计”。韩派了个水工叫郑国，到秦来游说，八百里秦川沃野，如果能再有一条渠道灌溉，那就旱涝保收了。秦始皇采纳了郑国的意见，于是让他选址。郑国经过一番踏勘，就将大坝的坝址选在泾河由高原注入平原的那个嵯峨山口，即我和朋友们如今站的这地方。
尔后，秦倾一国之财力，修这郑国渠。谁知修筑期间，韩那边有秦的内线来汇报说，这郑国渠的修筑，乃韩为了延缓秦的进攻，而使的“疲秦之计”。秦始皇听了大怒，要杀郑国，要驱逐秦地居住的六国人士。这时有个大夫叫李斯，为始皇帝上了个《谏逐客书》，陈以利害，才令秦始皇息了雷霆之怒，并同意郑国渠继续修建。
前后历经十六年，郑国渠修成，关中平原渭河北岸的几十万亩良田得以灌溉，秦于是空前地强大起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渠卒，八百里秦川成沃野，秦得以富强，遂灭六国。”司马迁在这里认为，秦亡六国，郑国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六国中，自然也有韩国了，对韩国来说，这真是一幕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你看这个故事，这一条郑国渠的水流，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第二件奇事是与吴宓先生墓不期而遇。吴先生是国学大师，他的名字早已鼓噪在耳，只是不知他是哪里人，归宿又如何。这一天，艳阳普照，大家说，远处北山底有个唐崇陵，咱们去看一看吧。后来上了几个高坡，过了一个叫云阳镇的所在，还没有到崇陵，却见路边有一大块空地，空地上竖着一些石人石马石碑石牌坊。向导说，这叫吴家寡妇牌坊。这牌坊是慈禧太后给立的。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到西安时，囊中羞涩，于是求到这安吴镇吴家寡妇门下。吴家寡妇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慨然拿出十万两白银，用二十匹骡子驮着，运到西安城，算是捐赠。
吴宓当是吴家寡妇的孙子吧。在陵园的东南角，有个圆状的土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个蘑菇，土丘上用水泥封了个圆顶。墓旁孤寂、空寥、冷落极了。只有几棵白杨，孤孤立在那里。
向导说，这坟墓，是吴宓先生旅居海外的弟弟，专程回来为他修的。
记得回到西安以后，我问过一位吴宓研究专家，问吴宓先生对思想界的主要贡献是什么。这教授说，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不是走在前面的激进分子正确，也不是走在后边的保守分子正确，而是走在中间的取中庸姿态的这一群人正确，这是吴先生对思想界的贡献，而他的这个思想被屡屡证明是正确的。
第三件奇事则是，在唐崇陵的入口处，我见到一块无字的碑。当地人说，这正是唐崇陵的石碑，那上面原来是有字的。土改时，一位分得了牛的农民，将这块石碑偷回家去给自己做了牛槽的槽底。牛的舌头舐了这么几十年，当人们重新发现这块墓碑时，字已经被舐没了，花岗石石碑上只是些牛舌头印了。
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凭吊
中国历史上三个强盛的王朝秦、汉、唐，都把它们的都城建在西安，而它们的议事大厅，秦是阿房宫，汉是未央宫，唐是大明宫。
阿房宫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只在西安以西二十华里的阿房宫村旁边，留下一座约有五层楼房高的大土包。国务院在那里树碑勒石“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阿房宫遗址”字样。几年前我到那里去看过，土包上长满了酸枣树，几个阿房宫村的小姑娘，放学回来在那里摘酸枣。我只见到几位游客，是老年的日本人。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阿房宫纵横百余里，这话不是夸张之辞，它确实是这么庞大。阿房宫的一头，在西安东五十华里的骊山秦始皇陵，另一头，则在西安西六十华里渭河边上的咸阳城畔，两个距离相加，这个穿越古长安城的偌大建筑，五步一台，十步一榭，确实绵延了百余里。
阿房宫村旁边的这个土堆，据说是阿房宫当年的门殿。这门殿当年是堆在土堆上的，好让秦始皇鸟瞰四方。后来楚人一炬，阿房成灰，那些木质建筑没有了，只这个土包留了下来。
当地的人说，阿房宫的本名叫“房宫”，即用无数房子连在一起的宫殿。由于秦王朝是从咸阳逐步向长安搬的，修筑期间，人们站在咸阳城上，向东一指，用陕西话说“阿——房宫”！叫着叫着，叫转了音，就叫成“阿房宫”了。
那演出过许多历史大剧的未央宫，如今也像阿房宫一样，从地面上彻底消失。阿房宫还留下一个土包，可以让后人凭吊和唏嘘，未央宫则什么也没有了，它如今成了一片农民的庄稼地。
考古工作者用洛阳铲往地下钻，钻出这未央宫的位置。然后又顺着那想象着的围墙，栽了一圈柏树。用此来警告当地农民，地表三尺之下不准动土。
我是在一个黄昏的时候，来这遗址凭吊未央宫的。在靠近道路的这一边，栽的是那种婀娜多姿的垂柳。垂柳蓬松的头发，细而弯曲的腰身，让我想起这宫中曾出过一个叫“赵飞燕”的美人，并生出“岁月更迭，美人成灰，香魂今夜落谁家”的叹喟。
韩信大将军就是在未央宫被吕后杀死的。刘邦找了个托词避开了，于是吕后开始杀韩信。由于汉刘家当年拜韩信为将时，曾经许下个“天不见血，地不见血，铁器不见血”的承诺，所以吕后杀韩信时，天上盖着瞒天网，地上铺着遮地毡，那捅向韩信的，则是一把木刀。秦腔古老唱本中，有这出戏，“天上”“地下”那两句话，是唱本里的词儿。
说起大明宫，我家就在大明宫的遗址上。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阳台上望去，东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明宫的正殿麟德殿。此刻它正沐浴在一片春天的阳光中。
大明宫仅存的遗址，就是这座麟德殿。麟德殿实际上也已经被烧毁，是今人从劫后余灰中，刨出当年用来垫柱子的石础，才令今人想象出当年大殿的规模。这石础如今裸露在地面上。据说日本人要出资修这麟德殿，因为日本人一直固执地认为，光艳千年的肥女人杨贵妃并没有在马嵬坡前自缢，而是乘桴浮于海，东渡日本去了。
大明宫除这个麟德殿外，剩下的地方也都是庄稼地。因为三尺之下不准动土，这地方起不成建筑，所以也只能年年种一料薄收的庄稼而已。
从麟德殿往南，一里路远的地方，有一片低洼地，据说那里就是当年大明宫的太液池，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对风流宝贝夜夜泛舟的地方，低洼地的中间有一个土包，这是当年的湖心亭了。
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的电视剧正在疯演，这些或真或虚的事情都发生在大明宫里。这里说一句题外的话，武则天戴发修行当尼姑的那个感业寺，在大明宫正西约四十华里处，位于汉长安城的围墙外边。那地方我几年前去的时候是感业寺小学，而今西安市据说已将小学迁出，要重修感业寺。以大明宫与感业寺的距离，当年李治与武媚娘幽会一次，算上来回的路程，算上缠绵的时间，一次恐怕得一天的时间了。
感谢生活，它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
我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待了十三天，即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九日进去，到十月一日出来。我待的地方，是罗布泊最深处，地质学上叫它罗布泊古湖盆。这地方当是罗布泊最后干涸之地。
较之我之前去的那两位或曰先行者，或曰先踪者，或曰死亡者，我都进入得更深。
先行的地质学家彭加木，他失踪的位置还没有到古湖盆，只是即达古湖盆边缘的沙丘，红柳、芦苇、芨芨草地貌，罗布泊号称有六十泉，他是去寻找泉水而失踪的。他的考察团队是从马兰原子弹基地方向进入的。
另一位先行者探险家余纯顺，则是从南疆的若羌方向，沿孔雀扣古河道进入，他只走到古湖盆边缘就迷了路，然后心脏病猝发而死。
其实余纯顺在出发之前，身体已经不适，大约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当时六十几家中外媒体云居若羌，宣传态势已经造成，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余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背着行囊出发了。——我把角色演到谢幕。
那次罗布泊之行，我跟着的是央视的一个摄制组，摄制组则跟着前往罗布泊探取钾盐矿的新疆地质三大队。这就是我的腿长，能走那么远那么深的原因。
我们在一个雅丹下面，支起帐篷，开起炉灶，一同来的一辆拉水车停在那里，就这样开始了十三天的停驻。
罗布泊古湖盆其实是由一层十三米到十八米盐壳板结成的硬壳，硬壳下面是几百米深的卤水。那盐壳就像坟堆一样，拥拥挤挤直铺天际。
我们的正南面，雾气腾腾处，当是那有名的楼兰古城遗址。正东面，是鬼气森森，千变万化的白龙堆雅丹，正西面，则是另一个同样有名的龙城雅丹。
这地方没有生物，像月球表面一样。在十三天中，我们唯一见到的一个生物，是一种花翅膀的小苍蝇，它是靠汲取盐壳上的露水而活的。我们称它是伟大的苍蝇。
那次罗布泊之行，距今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只是从电视上不断地看到消息，说那里的大型钾盐矿开采已初具规模，说罗布镇已经建立（我想它应当建在我当年居住过的雅丹位置），说一条正式公路，已经从哈密穿越罗南洼地，通到罗布泊。
这期间，罗布泊钾盐公司曾经给我来过几次电话，要我回去讲一讲当年的事情。因为我那次见证了罗布泊钾盐矿第一口井的开掘，我还把作为样井标记的那个小木橛和三角旗作为纪念，带回我家中，它们现在正在我的书架上静静地待着。我得把它们带回去，交到矿业集团的展览馆去。可是说归说，我身子懒，重返罗布泊的事情，至今没有成行。
我的罗布泊的十三天，是终生难忘的十三天。它叫我远离尘嚣，用这个独特的罗布泊角度来重新看待和重新解释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罗布泊的十三天中，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登上高高的雅丹，盘腿坐在那里，像一个得道高僧一样，看红日每天早晨从敦煌地面升起，在马兰地面落下。
我常常想，如果我的一生能分成两个阶段的话，那么，罗布泊之行是一个界分点。即我的罗布泊之行之前的阶段，与罗布泊之行之后的阶段。
前年的秋天，我曾重回过一次新疆。我在给一个景点题词时说，中亚细亚高原，它不但是中国的地理高度，也是中国的精神高度，每一个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他都有必要暂时地从琐碎和庸常中拨冗而出，来这里进行一次远行，洗涤灵魂，追求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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